公开审判的网络舆论论文

摘要：近年来出现的网络舆论，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能否妥善处理网络舆论，涉及到社会的和谐安定。网络舆论本质上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方式，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新形势下司法机关要保障民意畅通，也要在回应民意方面下功夫。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公开审判的网络舆论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开审判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1：

浅析网络舆论监督对审判公开的影响及思考

【摘要】伴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发展，我国的各类舆论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执著，尤其是对司法审判的透视与监督。而新兴的网络在此“浪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向世人宣示着自我独有的功效。在网络环境下，需要重新塑造审判公开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制度，以沟通、协调的有效性来实现网络舆论监督的公开透明，最终达到审判公开和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互动。

【关键词】网络；公开审判；舆论监督

自由媒体和审判公开，现代文明社会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主社会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公正审判和舆论监督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民主社会是一种方式的体现，即“以权利制约权力”。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开放性、高效率的监督方式。

一、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自2003年以来，随着逐步健全、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在全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了新闻舆论监督以符合网络媒体新形势的快速发展趋势。中共十七大期间，胡锦涛提出利用网络媒体来监督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以保护人民的参与、表达、监督及知情的权利，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良好作用[1]。

2002年至今，中国日益强大的新闻。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对《人民日报》的研究中说，党的媒体、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互联网的特别兴起使得公共舆论成为了放大器和集散地[2]。近年来，网络媒体以信息披露、时事和其他形式的在线媒体的调查报道发挥作用，使得不少腐败暴露在阳光下。对公共事件和政府公务人员势如破竹的网络媒体舆论监督，同时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通过一系列相关规定以使该事件相关责任人得到制裁，而此决策的公众讨论，最终使得不合理的法律和法规得到转型，社会的管理更加民主、合理，促进社会的进步[3]。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影响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运行现状

舆论监督的迅速发展运行，同样，杂志、报刊、电视、互联网、广播等多种多样强有力的监督渠道，使得舆论超出了监督的范围和权限，同时对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最终形成了舆论审判。

“舆论审判”是指通过舆论压力来干扰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法官审理案件的自主性方面，从而导致未判先果。[4]从舆论影响较大的实际案例，可以发现：有一些案件的结果是顺从了舆论的意见和评论而做出的判决，还有一些是顺从了民众的舆论意见而做出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代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与我国自古形成的传统道德观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判决的结果符合舆论的讨论，最终使得弱者得到同情，强者得到惩罚，才会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否则，会引来舆论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从而引起更严重的社会效应，甚至会引起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最终地方政府机关不得不为了平息该事件，对法院进行施压，做出符合民众意见的判决，甚至为了民众意见而改判。因此，本末倒置的事情发生了，本应是舆论监督审判，而最终却变成了审判顺应舆论。[5]

网络具有很强大的动力，司法审判受到网络舆论的冲击力也非常强。然而，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网络新闻媒体使得司法审判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

1.网络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覆盖面来报道和监督审判活动，并试图通过扩大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的监督力度来影响司法审判。

2.鉴于网络新闻媒体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和评论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同时对于网络传媒的报道，法院缺乏相应的缓解应对机制，造成大量偏激性的法律新闻、跟踪报道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导致了法律的意志和民众意志之间显著突出的矛盾和冲突。[6]

更加严重的是网络传媒的舆论：一方面，夸大了少数法官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网络传媒的舆论监督通过对人民法院阴暗面的曝光，过分暴露审判工作呈现的负面内容，丑化了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的整体形象。[7]事实上，网络舆论监督不只是存在负面影响，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若正视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法院做到与时俱进，及时做到更新理念及思维方式；创建新时代的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法院与媒体和公众的对话窗口；从制度上完善对网络的监督，建立司法公正与网络监督和谐共存。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8]

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开、透明，这就离不开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报道，同时对司法活动的运行进行监督。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便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在这里，贝卡利亚不仅强调审判公开对司法审判的重要性，尤其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使我们不难看出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1.網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监督权力的本位回归，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既是民主法治社会对舆论监督的内在诉求，也是对司法审判这一公权行使进行监督的客观要求。同时，“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不仅仅是司法审判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应然的观念性的要求，而不是一个实然的存在物，不是司法审判的必然结果”[9]。

网络舆论监督的运行机制促使司法审判过程公开透明。在参与式民主社会中，更使得该活动继续朝着公开透明的方面行进。通过网络舆论，网络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空间，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发布信息，该信息被发布后立即形成舆论。网络用户的关注心态，使得越想隐瞒的消息越成为焦点，越是政府想阻止的舆论越能演变成公共舆论的洪流。

及时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最大特点之一，该特点使得审判独立得到有效保障。及时性使得网络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消息，通过实时的交互式讨论迅速形成舆论，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和变化及时吸收为监督意见，从而影响公众舆论的总体趋势，运用舆论来抵抗某些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

2.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公众舆论压力尤其会对司法机关的审判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对审判结果起到一定指导作用的网络舆论导致了公众监督和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以及网络舆论监督缺乏相应的信息把关机制，使得网络用户随意的发布和传播信息，其中不乏频繁的假新闻以及带有情绪色彩的网络言论。一般来说，网络舆论代表的是大多数网络用户的意愿，但不是所有的网络用户都可以冷静和理性的来看待，最终形成优势意见的往往是那些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10]。

三、审判公开原则下，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思考

“公共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因此虽然“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11]现代法治社会，网络舆论已经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法院为了达到审判公开与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需要抢占先机，既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又要积极应对网络舆论的监督。

（一）司法活动应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

1.当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应当尊重司法活动。网络舆论不应对该案件提前得出结论，案件的判决应当以法院最终的判决书为标准，否则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很大的干扰。

2.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结果也应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当法院的合法审判结果已经生效，即使其与公众的期望有差异，亦或是在学术上存在争议，舆论更不应以其最初的期望或相反的意见去批判审判结果，而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

（二）司法意见应当宽容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也应得到司法部门的宽容，其既不是个人的态度，同样也不是特定部门的态度，而是制度上的问题。司法机关掌握了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力，拥有着审判权，如若网络舆论的善意批评可以被司法机关任意追究，则会使二者的地位失衡，将网络舆论置于不利的地位。此外，由于我国不断增长的现实司法腐败现象，应该进一步保障民意的网络舆论监督。因此，在实践中，只要把握好网络舆论监督的尺度，就应当对其加以支持和鼓励。[12]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标准化

在给予新闻自由以足够空间的法治社会中，为了避免这种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司法公正的损害，需要对新闻自由给予必要的法律界限，对妨碍法律公正的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网络媒体对于其有权加以报道的新闻以及对于司法活动提出的意见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如果这些报道失实，相关媒体应该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相关媒体承担的责任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依据其中的情节和后果，给予其适当的罚款或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对案件的相关采访权；如果其对他人的行为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四）法院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媒体应当加强沟通与协调

第一，法院应当熟悉媒体的运作方式，应当能够认定媒体监督请求合理的范围。第二，应当进一步完善法院审判结果的媒体公开范围，这样才能将案件有关的文本数据、案卷、录音录像等法律所允许的置于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内。这样才能做到整个司法过程更加透明、公正。

因此，在当下的司法改革中，一方面我们应鼓励并依法保护包括网络舆论监督在内的一切社会监督方式，使社会监督在司法审判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大处罚力度，防止网络舆论监督被非法滥用从而影响到审判独立、审判公正，尽量避免或减少不当的舆论监督的出现，为公正的司法审判作出充分的保障，进而营造一个欣欣向荣的法治社会新篇章。[13]

总之，网络舆论监督与公开审判双方均应在各自的规则范围内活动和行使权利。在强调以民为本的同时，坚持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程序的公正与社会人文关怀的有序互动，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也就是说，在坚持以民为本与人文关怀的同时，通过构建网络主流舆论、营造和谐健康舆论环境与公开公正审判的有序互动，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法律服务和社会人文关怀，进而消除社会民众与网络媒体不必要的猜测而形成不良网络舆论，从而建立良好、和谐、有序的网络舆论监督氛围。[14]

参考文献：

[1]徐晨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网络舆论监督[J].中国传媒大学第六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

[2]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408514.html，2008-6-20.

[3]刘谦.从“天价香烟”事件看网络舆论监督[J].华章，2009（7）.

[4]贾世秋.舆论监督要力避“舆论审判”[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5]周安平.涉诉舆论的面相与本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J].中国法学，2013（1）.

[6]李轲.论我国审判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与出路[J].经济与法，2011（9）.

[7]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40.

[8]王越.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互动——以“邓玉娇案”为例[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2）.

[9]周泽.“媒体审判”与“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3）.

[10]黄佳鹏.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过程的影响[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7.

[11][德]哈马斯，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13-114.

[12]张兵.试论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13]古强.网络舆论如何合理监督司法审判[J].人民论坛，2014（8）.

[14]楊梅花.网络舆论监督下的公开审判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40-41.

作者：孙静

公开审判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2：

司法网络舆论的分析与对策

摘要：近年来出现的网络舆论，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能否妥善处理网络舆论，涉及到社会的和谐安定。网络舆论本质上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方式，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新形势下司法机关要保障民意畅通，也要在回应民意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网络舆论；公民监督权；司法机关

司法网络舆论，指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来对司法机关的各种工作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集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1]网络相较之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的舆论方式，表现出信息量更大、透明度更高、传播速度更快、参与性更便捷等特点。近年来，很多司法腐败、不公执法现象被网络舆论揭发，进而引发了不小的社会震动，将司法机关推向风口浪尖，如“躲猫猫事件”“打捞队长”“检察长开豪车”等。因此，如何妥善应对网络舆论，成为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司法网络舆论的形式分析

（一）司法网络舆论的主要类型

网络舆论主要是通过论坛、博客、微博、聊天工具（如qq、飞信）、虚拟社区、电子邮件或者是MSN等途径表现出来，表现为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有观点认为，主要有两大网络舆论场域：一是“官方网络舆论场域”，即具有新闻媒体性质的官方网络媒体所反映出来的舆论倾向；二是“民间网络舆论场域”，即以BBS论坛、博客、各种社交网站和网上社区等为平台而呈现出来的网民对社会人和事的看法。[2]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有一定道理，但司法网络舆论不同于一般的网络舆论，根据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批评。即指对司法机关提出的否定意见，包括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等业务工作的否定，如认为某某案件处理得不公正；也包括对司法机关内部建设、车辆使用等非业务工作的否定。

2.质疑。即指对司法机关提出质询，要求司法机关给予答复的舆论。如2010年3月，云南省昭通市某教育局女科长魏静玲被昭阳区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以“了解情况”为由，带回检察院调查时死于该检察院。事发后，网络大量的帖子均对魏静玲的死因提出质疑，并要求昭阳区检察院予以说明。[3]

3.评论或建议。即指对司法机关提出的评价、议论或建议。其中对于案件的评论或建议，可能基于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而形成“网络审判”。[3]

4.控告申诉。即通过网络言论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申诉、举报、揭发等行为。一种是指对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申诉，要求司法机关依法接受其提出的要求，如检察机关对于申诉人的要求不予理睬，于是申诉人通过网络要求检察机关受理其申请。一种是指对司法机关管辖的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控告、举报，要求依法查办，如“周久耕事件”，[4]虽然矛头直指涉嫌违法者，但却考验着司法机关是否公正。还有的言论，表面看是控告、申诉，实际是以控告申诉的形式表达对司法机关的不满，提出批评或建议。

5.恶意中伤。即指在网络上发表侮辱、诽谤、造谣、恐吓等性质的言论，已达到歪曲事实、引起民众误解、损害司法机关权威和形象、攻击司法工作人员之不良目的。

6.表扬。即指对司法机关工作或工作人员的赞许、肯定。

通常，上述几类网络舆论混杂在一起，难以明分。有的言论同时包含多个意思，如某个言论中可能既有评论，又有质疑、批评、检举揭发、恶意中伤等。有的言论表面上是这种性质，实际上表达的是另一种意思，如以质疑之名行批评之实，看上去是表扬实际上是冷嘲热讽等。有的舆论则表现出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如对某案由质疑、批评逐渐激烈，直至成为众矢之的。

（二）司法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

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并不同一。网络舆情是各种网络舆论交织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整体意愿态势。个别的网络舆论并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整体倾向，对现实的影响也比较小。但当众多网络舆论结合形成网络舆情，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学者们多对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司法网络舆情，由于多根源于违法犯罪、社会矛盾等问题而具有鲜明的特征：

1.事发有因且突然。司法网络舆情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事件背景之下，或者由于某个案件，或者由于司法人员的某种行为等。这些原因使得网络舆情的针对性很强，根据网络发帖的题目、所在版块等形式，就可以了解舆论产生的原因。而且，这类舆论都明显具有突发性。即使司法机关有所准备，也仍然难以预测舆情会在某个时间、某个网页突然爆发。

2.主体多元化和隐蔽性。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参加网络舆论的主体多元化十分明显，涵盖了各个文化背景、利益阶层、社会地位的主体。如既有当事人，又有旁观者；既有善意相劝的，也有恶意诋毁的；既有社会阶层较高的，也有社会底层的；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文化知识浅薄的。同时由于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人们通常以虚拟的网名发表言论，又使这些主体具有高度的隐蔽性。[5]

3.关注广泛、影响较大。引发网络舆情的事件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加上网络媒体的高度便捷性，使某事件一但放到网络上就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不但关注的人多，而且关注的地域范围更广。随着事态的发展，关注的时间还会持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网络舆情受到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传统的媒体，形成一传十、十传百，街头巷尾纷纷议论的态势。尤其是当某些事件被权威性新闻媒体报道出来时，其影响力更强。

4.情绪性强，容易引发极端行为。经常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抓住网络的虚拟性、人们接受信息的盲目性等特点，专门在网络上发表不实的、过激的言论，从而蛊惑、挑拨、煽动、激化人们的心情，使人们的情绪由理性转为感性，从而引发各种反党、反社会的极端行为。[6]如在“1·17”四川大竹群体性事件中，张某捏造“杨代莉是被三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等内容，在网络论坛发布，被广为传播，正是这样的谣言使民众情绪迅速升温，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7]

5.事态难以控制。网络舆情不仅难以预测，而且难以控制。一是参与者众多，且隐蔽性强，司法机关往往无从下手。二是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司法机关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引发社会的更大批评。三是网络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便捷性，司法机关不论是技术上还是法律依据上都不可能阻止网络舆论。而且，司法机关往往还面临着法与情、法与理的矛盾抉择，如某一案件网络舆论明显偏向于被害人，但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以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如果不予起诉，将使自己陷入包庇放纵犯罪的骂声中，如果起诉，则又明显违背疑罪从无的刑法精神。加之少数分子的恶意诽谤，司法机关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司法网络舆情的效应

1.负面效应。目前大多数网络舆情都表现出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情形：一是网络舆论多暴露出司法机关的各种错误，使司法机关遭到全民指责，损坏了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权威。二是网络舆情的压力，或者由于网络舆情导致上级部门施加的压力，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执法办案。尤其是在网络舆论“绑架”媒体、煽动民意的情况下，就会形成“网络审判”、“广场司法”。[8]三是网络舆论激化了广大群众的情绪，从而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四是一些造谣生事、侮辱诽谤的恶意言论，严重误导人民群众，破坏司法机关的形象，刻意制造社会紊乱。

2.正面效应。一是很多网络舆论反映的问题使司法机关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违纪行为。二是在网络舆情的压力下，司法机关不得不改进工作机制、增强执法公正性、提高透明度，这就增强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服务群众的意识。三是网络舆论中揭发的犯罪现象为打击犯罪提供了线索。[8]

二、司法网络舆论的实质分析

（一）行使权利与违法——司法网络舆论的再梳理

司法网络舆论包括了批评、建议、质疑、控告、申诉、表扬、恶意中伤等各种形态的意见观点，因此对于司法网络舆论的本质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笔者认为，应当针对不同的网络舆论，分析其本质。

1.公民监督权——批评、质疑、建议、控告、申诉、表扬类网络舆论的本质。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虽然对于本条规定存在着“参政权”、“请愿权”、“诉愿权”、“陈情权”或“请求权”等性质之争，但显然“监督权”更符合我国宪法本旨。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从未明确使用“公民监督权”这一概念，但基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逻辑起点，公民作为权力的创制者，当然享有对其创制的权力的监督权。[9]我国的监督权是包含了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的综合而复杂的权利体系。[10]当人们通过互联网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行为时，实际上就是在行使公民监督权。关于表扬的性质，笔者认为，当前公权力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增强公开、透明、民主，一切有利于这种效果的手段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为监督。表扬虽然表面上效力要弱于其他方式，但其根源却是基于对公权运作的关注，效果上使公权更加透明，并可激励公众对权力的关注。因此，当前将表扬纳入监督权的范畴更具有历史意义。

事实上，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力”，早已成为民主法治国家中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英国报人约翰·威尔克斯早在1762年6月《北不列颠人》的创刊号中就明确提出，“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坚强的堡垒”，“批评政府是每一个报人的神圣天职”。[11]在我国，尽管党中央早在1950年4月19日的《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就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2]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但是传统的传媒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同西方社会的舆论力量相提并论。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发现网络舆论的方式更犀利、效果更明显。于是网络舆情如同放开了闸门，从以往的涓涓细流，一下子发生了“井喷”。我们的舆论监督主体的范围也瞬间从官方媒体扩张为全体网民。2004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根据 2009 年《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数据，有 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13]。就此《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14]通过网络舆情，我们既要对以往的权利行使和保障机制进行反思，同时还要尽快掌握住网络舆论这种新型权利行使方式。

2.违法犯罪——恶意中伤类网络舆论的本质。在批评、建议、质疑、控告、申诉、表扬等网络舆论之外，目前我国网络舆情中更多的充斥着造谣、侮辱、谩骂、诽谤、威胁等恶意中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舆论，我们称之为“网络暴力”。正如学者张建伟所生动描述的，“社会存在的卑劣和暴戾也会呈现在网络上，使得网络意见界面像个刚刚爆炸过的粪坑，网络约架及其引发的暴民狂欢就是如此。”[15]与正常的网络舆论不同，恶意中伤类网络舆论主观上具有恶意，客观上超出了合法的言论自由范围或未基于客观事实。这些网络舆论虽然并不真实，但往往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容易使善良的民众受到欺骗，盲目地跟从，从而达到言论者背后的鄙劣目的。这些网络舆论显然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应当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做违法犯罪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恶意中伤类网络舆论的认定应当十分谨慎，要做到全面调查、客观取证，正确区分恶意中伤的言论和一般言论不当行为。比如现实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有的公民在发布正常舆论的同时由于过于激动而言论不当；有的公民被恶意的言论所迷惑而盲目跟风；有的舆论依据的事实虽然是虚假的，但当事人是秉持着善良目的；等等，对此一般不应作为违法犯罪来处理。

（二）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法治、服务与管理——网络舆论背后的价值与理念博弈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当权者在如何把握发展与稳定、权利与和谐、个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上十分谨慎，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当前司法机关对公民监督权所表现出的消极懈怠，甚至是恐惧无助，进一步体现出司法机关在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法治、服务与管理等价值、理念方面的艰难抉择。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会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制度建设、工作部署和问题处理等各个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倾向于秩序就会被骂专制，倾向于权利又怕影响稳定，弘扬了民主恐怕背离了法治，选择了管理又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复杂微妙的博弈关系如同烫手山芋一样在当权者手中翻来覆去，下不了嘴，但解决问题却不容迟缓。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抉择，社会矛盾将会不断积累，最终导致更为不利的局面。实际上，早在2003年10月，党中央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①。“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我们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16]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应当通过民主法治的治式来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各项权利，我们的国家机关应当通过服务的手段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可见，自由应当是合理秩序下的自由，民主应当是法治框架下的民主，管理应当是以服务为目的的管理。这些关系的衡量从理论上看似简单，在实践中却很难把握，尤其是对于基层权力机关来说，于是网络舆情就成为司法机关十分头疼的问题。

三、司法网络舆论的应对

治病要对症下药。司法网络舆论包含着公民的监督权，也包含着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分别作出应对：

（一）坚决维护公民的合法言论自由

是否承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在哪种程度上保护公民言论自由，考量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早在十八世纪，伏尔泰就说过：“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甚至已成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类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自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提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17]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广大网民交流，听取网民的意见，并指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18] 2009 年 2 月 28 日，温家宝总理也通过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19]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 “一方面， 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 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 ②可见，执政党历来对于人民群众的舆论十分重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乏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歪曲执政党的方针政策，选择走“愚民”道路，“认为和谐就是大家都不说话”，试图“捂住”人们的嘴。殊不知我们需要的是大禹治水式的疏通，不让人们开口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应当相信我们的公民具有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对于公民的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然，言论自由并不等于自由言论。[20]对于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护；对于通过恶意言论来煽动民心、制造混乱、诋毁法律权威的行为，仍然要追究其民事的、行政的或刑事的法律责任。[21]

（二）坚持依法办案、秉公执法

有观点认为网络舆情是司法广场化趋势在现实中的体现，虽然一旦“民意”汹涌极有可能对正常的司法活动产生压力甚至干扰，但是“司法的广场化”提供了另一种法律监督的可能，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22]笔者认为，民意固然重要，但民意绝对不能取代司法。目前网络舆情确实对某些案件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象，但实然并不意味着应然，公民的监督权不能超越司法独立的精神，否则将陷入人治、独裁等危机之中。“权利之舟在网络民意的潮汐之上起伏，尤其是司法，在权力行使中既不能无视网络民意，也不可失去自我应有的坚守而受网络民意操控。”[23]舒国滢教授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由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将会成为司法活动类型发展的一个趋向。”[24]因此，公民在司法广场上的各种自由言论，与其说在“断案”，不如说是对司法的监督。司法机关可以将民意作为司法的考虑因素，但决定因素只有一个——法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做出适当调整：一种情况是案情符合法定情节，但严格执法明显会严重违背民意，这时应当逐级请示，是否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办案机关无论如何不能超越法律做出处理决定。一种情况是：案情属于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适当考虑网络舆情反映的民意，在不明显有失公平的前提下，可以做出相应处理决定。

（三）建立“主张——回应”型权利应对模式

公民监督权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此一个完整的公民监督权不仅包括公民对于权利的主张，还应当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该主张的回应。“主张-回应”应当是公民监督权最基本的实现路径。只有民众的呼喊而没有对权利的回应，必然要背上专独裁的骂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公民监督权整体上处于“堵塞”的状态下。首先在“权利主张”这一环节，很多民众不知、不能、不敢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很多舆论媒体在对“讲政治”“讲大局”的误解中放弃了“客观真实性”这一新闻至要原则。我们的“回应”机制问题更多：对于人民群众的呼声，官员们要么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要么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更有滥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者。当网络时代来临，很多司法机关还对网络舆情的威力不屑一顾，一味偏信“堵嘴”“闭眼”“捂耳朵”“挥鞭子”的手段。直到网络舆情的浪潮下将这些伎俩冲击得七零八落方才惊慌失措，拆东墙补西墙，却始终无法对症下药，结果收效平平。面对众多教训，司法机关一定要反思网络舆论的本质和症结所在。不论是“主张”还是“回应”，都是公民对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环节，都要给予充分落实和保护。因此，司法机关有必要组成专职部门或安排专人，建立一套包括舆情监测与收集机制、舆情风险评估研判机制、舆情回应机制、舆情追踪机制、舆情考核机制等各种具体机制在内的网络舆情应对体系。具体而言：

1.建立司法网络舆情监测与收集机制。对于网络舆论的监测与收集，应当遵循及时、全面、真实、动态的原则。司法机关要组织专门人员对各主要论坛、新闻网页、博客等网络信息载体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收集各个阶段的网络舆论。[25]对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按照涉案问题、作风问题、机关事务问题等进行分类，然后进一步搜集其他网站是否存在相关舆论。

2.建立司法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研判机制。对于收集到的司法网络舆情，司法机关应当展开认真深刻地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做风险评估。在这个环节，司法机关一是要认真分析网络舆情，查明舆论针对的问题是否存在，网民对于事实的了解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恶意的舆论，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等；二是要认真反思，掌握产生问题的原因，问题的现状，问题的解决方案；三是要研究如何有效解决不利于司法机关的网络舆情，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做好几种方案。同时，对于网络舆情的分析和风险评估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汇报，听取上级机关意见。

3.建立司法网络舆情的回应机制。这一环节是整体应对体系的核心，司法机关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来回应网络舆情，如发言人制度、开通官方微博、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开放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等等。不论怎样的处理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司法机关与网络舆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因此，应当落实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保持冷静、平和、理性、积极的态度。[26]一是保持平和冷静，绝对不能发表侮辱谩骂、威逼利诱等内容的言论；[27]二是积极面对问题，不要回避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对于确实存在的不当之处，司法机关要积极地、勇敢地承认错误，不要一味地搪塞推诿。另一方面要尽快回应问题。如2009年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法院对“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一审宣判后，湖北省检察机关迅速就“有罪免刑”的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法律政策依据等，请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专业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解读和剖析，并结合案件判决结果向媒体公布，起到了很好的定纷止争作用。[28]第二，应当增强透明度，深化司法公开。对于网络舆情针对的问题，司法机关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及时公布事实和执法办案过程的真实情况[29]，并实时公布事态进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回击恶意言论；另一方面可以引导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30]

第三，据法说理，做好解释工作。司法机关要在公开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向人们讲解执法办案所依据的法律，既包括为什么要适用这条法律规定，这条法律规定是什么意思，依据法律应当如何处理等等。

第四，尽快落实解决方案。发现问题、承认错误之后，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地改正过来，该放人的放人，该起诉的起诉，该判决的判决，该赔偿的赔偿，树立司法公信力，不要虚与委蛇。

4.建立司法网络舆情总结机制。即对于每一起网络舆情事件，司法机关在处理之后要及时总结整个事件过程，提炼经验、总结教训，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31]通过这样的经验积累，司法机关将会逐渐掌握应对网络舆情的各种技巧。

5.建立司法网络舆情应对考核机制。司法机关应当自上而下建立合理的网络舆情应对考核机制，考核机制应当考虑到网络舆情的不可避免，不能设置过于苛刻的标准。考核机制应当重点考察司法机关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效果。同时，考核机制还应当和具体工作质量考核结合起来，如果是因为工作质量不高而引起的网络舆情，则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文化

应当看到，很多司法网络舆论是由于民众不了解法律、或媒介素质不高而形成的跟风行为。如果人们对于法律有基本了解，很多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因此，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文化底蕴十分重要。司法机关应当通过法制宣讲、案例评析、风险预警等各种手段使人民群众知法、守法、护法，提升民众的上网素质。[32]在唤醒民众权利意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在合法范围内行使权利的习惯，引导他们理性地看待问题。我们并不能期望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学家，只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事件，公民们能够在司法机关的释法说理下不去妄语，这就足矣。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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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郗琳，李斌.应对涉检网络舆情的现状与机制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0，（11）.

作者简介：张鑫（1983—），男，河南安阳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法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官。

王菁（1980—），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直）

作者：张鑫 王菁

公开审判的网络舆论论文 篇3：

警惕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消极效应

摘 要：作为信息时代新兴文化之一的网络文化，以其多元、共享和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与生活方式，有力地推动着公民参政议政和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网络文化虚拟、自由和互动的特点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秩序、侵蚀民主根基、破坏民主权利、阻碍民主进程、损害民主效果，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效应。

关键词：网络文化；民主政治；消极效应；警惕

互联网的迅速扩张对人类的民主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化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网民的参政议政能力，促进和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在民主参与的方式下卷入网络文化营造的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络精英和网络霸权主义者的主宰和控制，进而左右和操纵民众的情绪，威胁公民的言论自由，影响民主化进程，更甚者会出现“电子法西斯主义”。因此，在积极利用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要高度警惕网络文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危害，自觉帮助网民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主动、从容应对网络文化对民主政治的侵蚀和危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秩序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1]互联网作为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和共享的新兴媒体固然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主张和维护政治权利提供了及时便捷的交流平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公共领域，增进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主权利在与政府权威的博弈中空前实现了公民地位平等的参与。但是，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和随意性也会无限放大和强化人们行动的随意性，进而扭曲和破坏人们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互联网积极表象背后的消极因素，对于一些涉世不深、信念不强、意志不坚的人而言，不但不会带来积极进取的人生指向和政治选择，反而会造成强烈的思想反差和行为困惑，如果不能给以正确的引导和规制，很容易成为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政治传声筒和攻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喉舌”，其所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在网络世界中，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自我规范在网络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网络世界中的“我”是不受限制的个体与符号形象的交流和互动，也不再是受公民与国家、法律与道德制约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在参与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和道德约束将不复存在，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和冲动很容易在虚拟的世界中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张扬，这种行为的极度膨胀很容易破坏现实中人格的稳定性，造成现实人格和虚拟人格的冲突，其后果可能表现为消极的思想、攻击的行为和反社会的倾向，直接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民主发展秩序。

诚然，民主秩序是一种状态，是行动者合理行动的一种状态，也可以是社会合理发展的某种状态。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都可以通过行为和心理表现出这种状态，也即在合理合法合乎道德规范和人格规范的基础上借助语言和行动的一种心理诉求表达，也是国家事务是否顺应民意要求的一种合理反映。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要求合理反映中的政治集会、信访工作、代表代言等形式的主张权利而言，互联网的出现和不断扩张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和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民主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掌控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不能及时地进行信息的甄别和澄清，政治秩序就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甚至出现无序和冲突。对于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而言，无序意味着社会失范，即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失范和社会民主政治的无序状态，这种无序和失范是网络文化冲突造成的。这种网络文化冲突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的冲突，反衬出网络世界的“绝对自由”便沉溺于网络，沉溺于网络世界又使行动者的心理与行为失衡。也就是说，一方面行动者沉溺于网络世界，另一方面现实世界规范对人的约束，二者的不断冲突最终导致行动者心理与行为的失序。于是，各种非理性的“情绪性”民主不断出现，激进化、情绪化的声音左右政治，影响决策，最终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影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尚未健全、面临现代化革命和信息技术双重挑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的政治权威和有序的民主政治环境显得格外迫切，如何将民众在网络世界中自发性声音引导和控制在不影响有序的民主政治进程中，的确是网络社会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做如下思考：一要不断加强现实社会中民主自身秩序的合法性建设；二要在利用网络实现民主中防止网络民主的滥用，加强政府治理和德法并治，积极促进网络民主的秩序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只有这样，网络社会中的民主秩序才有保障。

二、网络文化霸权主义会侵蚀社会主义民主根基

互联网诞生于美国，是一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媒体。互联网在促进全球信息交流的同时，也在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和民主思想，推销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包括其自由民主观。在以美国化信息为主的网络文化冲击下，作为互联网的后发外生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相对滞后和适应性不强，客观上会助长“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侵蚀本国政治生态，丧失文化主权，直接冲击社会主义民主根基。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曾指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也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东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很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网络文化“起着消费主义和其它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工具的作用，系统地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文化优先权与文化前途的控制力，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国际信息领域的能力”。[2]事实上，目前的互联网上以美国为主的“英语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无论从其信息内容还是使用人口，还是电脑软件，英语几乎成了互联网技术的通用语言。互联网媒介的后现代特点及其所呈现出的“去中心式”的后现代文化和消费主义理念不仅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也会消减权威意识、淡化法制观念、冲击政治制度，甚至宣扬无政府主义，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不仅如此，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不时地通过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制造谣言、诽谤污蔑、歪曲事实、散步政治偏见、鼓吹民族分裂、煽动民族仇恨，严重地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独立、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话语权一旦被垄断和控制，就很容易使网民们丧失对网络信息和事实的判断力，就会丧失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甄别力、批判力和凝聚力，正面的制度教育、政策落实必然会在网络的喧嚣声中大打折扣，理性的批判和说服很容易被信息霸权所抵消，正面的引导和示范很容易受到干扰和破坏，各种非理性、极端化的民主倾向会借助网络独有的传播力量去放大事实，这种“数字化恐怖主义”和“信息化霸权主义”的兼容严重地破坏着政府的权威，影响着政府的威信，直接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互联网发展时间较短、网民年龄低龄化、网民人数急遽增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世界强势英语文化和网络媒介的冲击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冲突必然要借助网络平台加以放大，“民主”、“人权”的争执必然要在网络空间出现，政治制度的选择必然要在网络平台上交锋，网络空间的无政府行为无疑对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巨大的挑战，严重的会侵蚀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同时，加快“电子政府”建设，逐步实现信息传输民主化、电子政务公开化，积极增强网络民主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教育和引导网民理性使用互联网，增强拒腐防变、甄别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在互联网面前不失德、不失态和不失格，能够从容应对互联网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三、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

互联网“天然”具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功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进入互联网世界，就是一个自由、平等、互动和共享的世界，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信息、表达观点、提供见解、诉求权利、提出条件，互联网架起了民众和政府沟通和对话的桥梁，推动了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开辟了一个新型的“电子民主”渠道。借助它民众可以即时表达意见，影响政府决策,政府也能够广泛地了解公众的意见。伴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步崛起，各式各样的电子民意测评、互联网竞选、网络投票、网络会议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悄然兴起，人类正步入一个“电子民主”的新时代。随着公民网民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发展，作为公民民主权利表达的重要平台，网民的网络发言和权利主张不仅为政府的决策民主化提供了许多实证价值，对于转化政府工作思维，改善舆论环境，打破信息垄断，实现网上与网下、公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且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推动民主进程、保障民主权利的落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深圳“孙志刚案”、沈阳“刘涌案”、河北“三鹿”奶粉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等，无不与公民的网络权利表达有关。正是公民的网络舆论压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关于权利，它是一个国家法律赋予该国公民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的基本主张，民主权利是公民行使主张在法律上的直接体现。公民借助网络表达意见和发表观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双刃剑”特点，对于不同的网络权利实施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网络技术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只是掌握技术背后的人在起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借助网络平台表达观点和主张权利时，既可以促进民主权利的发展，也会阻碍或破坏民主权利的实施。这种破坏表现为：（1）网络民主权利的欺骗性。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网络中的信息由谁发布、信息传递给谁、为了什么以及发布信息的动机如何，许多时候是很难区分和判断的，网上政务公开的有限性和扭曲性难以避免，一旦暗箱操作，公众便是被欺骗者，公众的民主权利必然要被扭曲；（2）网络民主权利的情绪性。网络媒介“把关人”的退隐以及虚拟情境的呈现，很容易使一些网民无视现实社会的诸多顾忌和限制，随心所欲地在网络空间表达观点，各种情绪性和非理性话语不断涌现，以及各种无休止的民意测验为特征的电子民主造成了消费者和选民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决策者饱受民意测验人员和公众情绪的无情摧残，不仅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且直接破坏公民的民主权利；（3）网络民主权利的暴力性。网络暴力是网民借助搜索引擎对于某些事件发表的网络言论，它已经超出了正常理性，对当事人不仅在虚拟空间完成了道德审判，而且使其在现实中也要得到处罚。网络暴力看似在主张民主权利，让人人都能成为“网络侦探”，有着互联网上“一呼百应”的游戏，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网络暴力的肆无忌惮，不但不会发挥民主权利的正当性，反而以其独有的方式破坏公共规则，触犯道德底线，损害民主权利。

四、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阻碍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网络的出现是否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呢？德国明斯特大学学者夏德·沃伊克指出，“因特网迅速发展向政治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因特网的巨大潜力是否会使民主更加具有活力？”也有学者认为，“新的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小撮政界人士或掌权人物主宰和控制，使他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3]从网络技术的发展角度而言，网络文化的拥有者并未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自由平等和开放性特点而实现了人们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开放。换言之，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未能缩小人们对信息的真正占有和传输，反而使信息鸿沟和文化距离在拉大和加深。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文化学教授让·洛克·盖尔曾警告说，人类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分成两个等级：“一个等级是可以利用网络的人，另一个等级是不能利用网络的人。”可以利用网络的人不仅拥有和充分掌握信息成为“信息富人”，而且可以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话语表达者、政治发展的实施者；那些无能力购买计算机不能利用网络的人不仅不能首先获取和拥有信息而蜕化为“信息穷人”，而且成为社会规则的制约者和规范者，不仅不能充分地享有权利，而且会长久地处于民主政治的边缘或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为此，美国学者霍罗威茨就指出：“国民中的一小部分极端人物有能力掌握新的信息系统，从而成为民主社会的权势集团，而对新技术仍然感到神秘的其他所有阶层的人，则降为电子计算机中的庶民。……硬件和软件的分配不均会给民主社会造成特殊问题。”[4]

诚然，网络世界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空间，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信息获取和信息发布的平台，也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权利主张和政治诉求的捷径，改变了以往现实世界中权利主张和政治诉求的诸多限制和羁绊，销蚀着金字塔式的集权制下的等级权力结构，促进了社会分权，促进了言论自由、社会平等和政治公开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民主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开辟了“电子民主”的新渠道，使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直接民主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在网络社会里，信息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资源，谁先占有和垄断信息就意味着谁拥有权力，就有了支配和控制别人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文化的兴起，不但不能消除人们在政治权利上的隔阂和界限，不仅不能缩短人们在民主意识上的差距，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且会因为信息拥有的不对称而导致信息悬殊和信息分化，出现“信息或技术精英”的垄断统治，妨碍公民的政治参与，阻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种阻碍具体表现为：（1）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可能为“信息精英”（包括技术精英）所控制，他们是民主权利的制定者、享有者和维护者，直接阻碍和控制着民主制度的落实；（2）少数“信息精英”（包括技术精英）不仅是社会舆论的引领者和主导者，而且也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的掌控者，阻碍着公民的民主意识和观念的发展，制约着他们的民主行为；（3）网络发展可能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影响政治,控制政治，为其实现目的提供快捷便利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直接阻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4）这种由于信息拥有的不对称和网络自身的虚拟性特点，很容易助长霸权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出现，客观上也会阻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五、网络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损害民主效果

民主效果是民主政治发展在社会和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直接显现，是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在公众思想和行为上的反映，是民主权利和民主义务的协调和整合。民主效果如何直接反映出社会政治的文明程度、和谐程度。反对专制、追求民主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夙愿。

毫无疑问，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的革新、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拷问，主张民主、推动民主和实现民主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发展中的迫切问题。网络技术革命预示着网络民主的悄然兴起，人类千百年来始终不渝坚持追求的民主理想，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了。然而，当我们真正置身于网络社会中，网络技术的革新和网络文化的发展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也逐渐显现，这种局限性和有限性不仅体现在对民主政治进程的限制，而且也间接地损害民主的效果。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

1.网络文化会僵化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思维方式是标志人们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思维方法是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在网络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的立体化传播形态和高度综合性特点必然会使人习惯于放弃思考、追问本质，诱使人用“看”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而排斥以“想”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在思维的时间维度上，网络更是挤占了人们去阅读书本思考问题的时间。而民主效果的实现不仅要求公民确立民主意识，更需要公民充分体认民主实施的过程以及这一实施过程中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保障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看”能够体现出来的，它需要去“想”和“体认”，需要思考和判断，网络文化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僵化性影响，很容易制约人们对民主问题和民主进程的深入思考和判断，进而会影响民主效果。

2.网络文化会弱化人的组织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民主是群体思想和意志在社会权利和利益上的体现，这种权利和利益的实现绝非单一的个体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借助组织和群体的“合力”，是集体智慧和意识的结晶。网络文化组织信息源的高度分散和开放性特点，使得原有多层少点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必然会转变为非中心化散点结构式动态性网络组织，原有的权威结构链对信息结构的约束和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被消减，原有的不同组织会在个人之间出现信息割据，这种信息割据一方面会弱化群体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也会消减群体的权利“合力”，进而弱化人的互动和交互功能，影响着民主权利的表达，进而会损害民主效果。

3.网络文化会异化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损害民主效果。民主效果的实现是特定群体行为力量的体现，这种行为力量是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是限定在行为人的特定情境下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社会表现。网络文化是一种隐蔽的技术文化，它可以不受国界、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具有超时空性，一旦人们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妖言惑众、虚假交易、进行网络煽动颠覆和破坏活动，不仅加重了技术对人的控制，而且也会剥离人的理性和情感，混淆现实与虚拟，放弃责任和义务，造成角色混乱，异化本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直接冲击着民主制度的实施，进而损害民主效果。

六、结语

当我们高歌网络技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推动社会民主政治发展并为民主政治带来便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作为技术的网络和作为文化的网络及其背后的深刻社会动因及其所负载的技术危机，这种技术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既可以为民主政治发展搭建平台、提供舞台，也可能对民主政治发展增加阻力、带来影响、制造危害。这就需要我们增强对网络文化及其文化掩盖下的技术有着足够的认知力、判断力和想象力，趋利避害，发挥其正向功能，积极推动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51.

[2]王艳霞.“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浅议[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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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亨廷顿.第三波[M].上海三联书店，1998:380.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