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新形象
摘要 霍桑在其经典巨著《红字》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女性新形象——海斯特，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作为女人应有的权利，成为一个永不放弃追求幸福的女权主义先行者。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来解读《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红字》 海斯特 女性主义意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经典巨著《红字》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中最有声望的作品之一，也代表着霍桑的最高艺术成就。这部小说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英格兰为背景，讲述了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后被发现受到惩处。在小说中，霍桑成功地塑造了海斯特这个女性新形象：作为女权主义先行者，海斯特以自己的方式争取作为女人应有的权利，永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解读海斯特的形象。
一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释义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流行于法国，意为妇女解放，后来逐渐在英美流行。女性主义最初是指寻求男女平等，尤其是争取选举权。既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又作为一次政治运动，女性主义主要是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了解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本质。它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理论。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异军突起，风靡欧美批评界。它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和主要立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父权文化和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女性经验及女性对生活的反映为基础，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和价值观念，即女性的个人意识、女性的尊严和女性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求以女性经验为基础，采取折中的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修正传统的、男性化的理论假设，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它提倡在阅读中改变男权社会对女性贬低和迫害的观念，恢复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二 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
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归因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霍桑四岁时，父亲在一次航海中遇难，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霍桑非常同情母亲，深知女性生活的艰难，并发现如母亲这样的女性处在社会的边缘地位，这正是霍桑在《红字》中高度赞扬母爱的原因。1842年，霍桑与妻子索法亚·皮博迪结婚。索法亚是一个独立能干的女人，当霍桑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全靠她挣钱支撑家庭。妻子的智慧和能力让霍桑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爱和母性的气质。
独立改革后的美国妇女开始发起强劲的妇女解放运动，以表达她们与男人争夺平等权利的要求。女权思想成为了当时理性环境的一部分。生活在这样的思想改革时期，霍桑没能摆脱其影响。同时，霍桑认为宗教是愚昧的，因此他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并对自己生活的清教社会充满了质疑。这种质疑就决定了霍桑将海斯特描绘为一个没有信条的女人。除此以外，霍桑还受到与他同时代的女权主义人物的影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女权运动、女权斗争，对当时的女权主义思想有深刻的了解。
正因如此，霍桑的名著《红字》中充满了女性主义意识。当我们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重读该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霍桑喊出了所有被压迫女性的心声；霍桑笔下塑造的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正是一个倍受凌辱而又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女性新形象。
三 海斯特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1 海斯特在婚姻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
海斯特·白兰是一个善良、美丽的英国姑娘，不幸嫁给了“行将就木、心理扭曲、满脸皱纹、几近阳痿”的伪善学者齐灵渥斯。齐灵渥斯整日投入到他的学习，对妻子缺少关怀，对生活没有半点热情。他与海斯特结婚仅仅是想让海斯特为他点燃那盏“缺少家事的火炉”。而海斯特“身材欣长，体态完美到极致，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面貌美丽端庄、妩媚动人，弯弯的柳叶眉和深邃的黑眼珠摄人心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极其不合理的婚姻关系，海斯特也成为了婚姻的牺牲品。在这样的婚姻中，她的青春和美丽受到了摧残，她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压抑。她逐渐意识到这样的婚姻是对她的侮辱和玩弄。
为此，海斯特选择了“通奸”这样极端的方式来与不合理的婚姻抗争。婚后，在移居波士顿的途中，海斯特的丈夫齐灵渥斯被虏失踪，两年未归。在独居生活中，海斯特爱上了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人相爱并有了爱情的结晶——珠儿。
齐灵渥斯来到波士顿后，得知了海斯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的消息。作为丈夫，齐灵渥斯不仅没有站出来与海斯特共同承担由他给海斯特带来的耻辱，反而要求海斯特隐瞒他的真实身份。甚至为了维护作为丈夫的颜面，保住作为丈夫的权力，齐灵渥斯还决定采取龌龊的手段报复海斯特和她的情人——丁梅斯代尔。七年后，海斯特目睹了齐灵渥斯对丁梅斯代尔的伤害，见到了牧师丁梅斯代尔在强烈的痛苦中挣扎，她毅然挺身而出，坚定地对前夫说：“我必须揭穿这个秘密，他必须看清你的真实面目”。
在海斯特与齐灵渥斯的婚姻中，女性处于附属地位的传统角色被霍桑彻底颠覆了。齐灵渥斯的极端自私与海斯特的勇敢向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与齐灵渥斯结婚到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从对齐灵渥斯的退让到挺身而出阻止他的迫害，海斯特的勇敢行为表明她已具备足够的毅力和心智来给前夫和婚姻有力的一击。海斯特的奋起反抗彰显了她思想中觉醒的女性主义意识。
2 海斯特在爱情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
丈夫齐灵渥斯被虏失踪后，海斯特在独居生活中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一女孩。生长在清教社会中，被灌输着清教法规及信仰，海斯特仍然义无反顾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这样的行为必然与当时人为的社会道德发生冲突。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评论家的眼中，海斯特就是一个地道的“妖妇”；而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海斯特的“通奸”是她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在世俗看来，她的确违反了宗教戒律，但她却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禁锢，让人性有了一次自由的翱翔。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追求纯真理想的爱情是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更是女性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言的反抗。因此，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相爱正是她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抗争，充分体现了海斯特思想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通奸”因此而败露。为此，海斯特被罚戴着耻辱的红字A（Adultery）示众。出于对牧师忠贞的爱，海斯特毅然拒绝说出爱人的名字，坚强地独自面对残酷的惩罚。而丁梅斯代尔这样一位有才能、受人敬仰的牧师，一方面希望海斯特将他的名字公诸于众，以慰藉他内疚的心灵；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像海斯特那样面对惩罚的勇气，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行为被揭穿后会失去自己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当海斯特意识到牧师没有勇气面对惩罚时，她反而觉得自己有责任给予牧师最大的鼓励和帮助。在爱情带来的惩罚面前，勇敢独立的海斯特与软弱胆怯的丁梅斯代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了，海斯特思想中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海斯特受到惩罚后，丁梅斯代尔的内心也十分痛苦。为了把他从自责和自虐中解脱出来，海斯特勇敢地鼓励丁梅斯代尔与她一起出逃。于是她精心设计了一个三人逃跑计划，准备三人一起远走高飞，追求幸福的生活。海斯特坚定地对丁梅斯代尔说：“将残骸与废墟留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别再去管它！一切将重新开始！一次尝试的失败难道就使你丧失了一切的可能性？绝非如此，你的将来依然充满着尝试和成功。还有幸福可以享受！还有好些事情需要你去做！……站起来，离开这里！”海斯特坚定的话语与其说是对丁梅斯代尔的鼓励和召唤，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肯定。海斯特敢于追求真爱、敢于独自面对惩罚、敢于拯救爱人、敢于追求女性应有的平等权利，她这种敢想敢为的精神充分表明了其女性主义意识已逐渐成熟起来。
3 海斯特在母爱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
在《红字》中，海斯特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监狱里生下了珠儿——她和丁梅斯代尔通奸的产物。出狱后，海斯特选择了靠自己的针线手艺赚取微薄的收入来独自养育女儿。海斯特“苦着自己，幸福着珠儿……，自己过着最简朴最刻苦的生活，待她的孩子就稍许宽裕一点。她自己的服装是最粗糙的质料制成的，而尽力搜寻最奢华的质料来装饰孩子在人前穿戴的服装”。
在抚育女儿的过程中，海斯特将自己与生俱来的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国女权主义者朱莉亚·克利斯认为：“母性被看作是对男性中心的一种挑战。女人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能深刻地理解生命的内涵，能打破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霍桑也在作品中对海斯特的母性给予了肯定：“在对孩子的教育中，母亲对思考的热情却得到了发扬。上帝将这个小女孩交托给海斯特，也即是将女性的胚芽与花朵交给了她。”
小说中，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居民想从海斯特身边带走珠儿，他们认为“他们无法把珠儿这样不朽的灵魂托付给一个失足于罪恶渊薮的人教养”。总督贝林汉姆也说：“毫无疑问，小女孩的灵魂的现时状态和未来命运都是一片漆黑的，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处置办法”。而对海斯特来说，珠儿的降生给予了她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于是她像母狮般咆哮道：“上帝给我这个孩子，是为了补偿你们从我身上夺走的别的一切”。海斯特的呐喊一方面是在争取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在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反抗严酷的社会制度。海斯特的言行充分彰显了她的母爱和内心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海斯特在母爱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也表现在她对女儿的教养方式和态度上。在男权社会里，母亲总是提醒女儿要遵循世俗的道德戒律，女人应该学会如何顺遂男人的意志。而海斯特则用一种不落窠臼的方式教育珠儿。她没有把那些世俗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强加在女儿身上。在这样特殊的生活环境中，珠儿体会到了母亲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正如美国评论家妮娜·贝姆曾说：“珠儿具有清教徒教义所极力否定的一切自然的品质”。也正如海斯特所期待的那样，珠儿没有重蹈母亲的覆辙，她打破了只有男人才能继承的常规，成为了当时新大陆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作为母亲，海斯特用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诠释了伟大而独特的母爱。这样的母爱将珠儿从残酷的清教社会中解脱出来，使她走上了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看，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新形象——反抗不平等的婚姻和命运，追求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抗争前夫的自私和迫害，为心爱的人独自承担惩罚和痛苦。在残酷的清教统治下，海斯特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自由权利和理想爱情的追求。这正是海斯特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和生存价值的体现，更充分彰显了海斯特思想中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海斯特身上闪烁出的美丽优雅、真爱奉献及女性主义意识受到读者钦佩，影响广泛而深远。作为追求女性自由的先驱，海斯特的英勇形象和女性主义思想，无疑为后世的文学作品在女性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开启了一条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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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科，女，1981—，四川雅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
作者：洪科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叙述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描述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公正之间的关系；提出性别平等的跨学科研究方式；探讨生态批评的种间关系；发展一种更广泛的、跨文化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利用生态女性主义种间生态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发展更基于批评的女性主义生态区域主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公正；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
西蒙·埃斯托克措辞激烈的文章《一个矛盾的开放空间的理论化：生态批评和恐家症》(Theo－rizing in a Space of Ambivalent Openness：Eeoeriti－cism and Eeophobia)、琼妮·亚当森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合著的《我们所站立的肩膀：种族和生态批评导论》(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An，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为我们研究生态批评史提供了两个文本，展现了各种不同生态视角之间真实和想象的关系。这些讨论都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女性主义——有时是隐晦含蓄或者显而易见的；有时仅仅是一个背景，被忽略甚至被扭曲了。迄今为止，已经有两本生态批评导论：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and Literary Imagination)和格里塔·戈德的《生态批评》(Eeocriticism)，它们对生态批评的根源和发展进行了重新论述，边缘化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学院派生态批评家对女性主义学术成果的陈述(和错误陈述)提醒我们，女性主义的成果很有可能被更多的读者误解或者遗漏。因此，更正历史记录，积极地为生态批评的未来献上绵薄之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为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指明至少七种全新的发展或继承了旧有观点的新发展。
一、构建生态批评史
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复原大部分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史和它在生态批评思想方面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根据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促成文学研究进行环境转变的催化剂之一。但奇怪的是，布伊尔对环境文学批评的历史叙述，包括他的历史“波”观，以及他从生态中心/生物中心和环境健康/社会公正立场出发绘制的双轴地图，却都没有重视甚至忽视了生态女性主义。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的基础是他的历史观，他认为，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关注传统的自然写作和节约型环保论”，生态批评的“第二波”则“根据环境公正17条原则重新定义了环境，并且关注‘环境福利与环境公平问题’”。亚当森与斯洛维克接受了布伊尔的观点，并提出了生态批评新的“第三波”理论：“认识到了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但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从环境的角度研究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乍看之下，这种叙述似乎充满了力量，但有一个问题它解决不了：它完全没有性别、物种、性取向的分析框架。布伊尔环境批评史用长达5页的篇幅把性别描述成一个“复杂体”。这揭示了一个不幸的可能：这一先进的历史叙述框架对性别的复杂性来说是“无用”的——换句话说，虽然布伊尔的意愿是好的，但他对生态批评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描述，对女性主义的关注严重不足。格里塔·戈德的《生态批评》一书用十多页来写生态女性主义，但其索引完全没有提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此外，戈德错误地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赞同盖亚假说，而她引用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恰恰证明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在“动物”一章中，她完全忽略了对最杰出的女性主义著作的参考，比如卡罗尔·亚当斯连接物种和性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著作(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Critidcal Theory)，也忽略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研究性别歧视/物种歧视关系的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作品的参考，诸如迪恩·柯廷、约瑟芬·多诺万、格里塔·戈德、洛瑞·格伦、龙尼·佐伊·霍金斯、马蒂·基尔、布赖恩·卢克、吉姆·梅森、德博拉·斯利塞等人的论著。
布伊尔关于生态批评史之“波”叙述，无意间盗用并抹除了有关女性主义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女性叙述。在这几次女性主义之“波”的叙述中，自由派女性主义被归为“第一波”，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浮现出来的激进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母性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以及大量有色女性的女性主义则被视为“第二波”。这些理论有效地抵制了只关注白人女性的女性主义历史叙述；并且，它们从自身出发，创建了各种强调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的历史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混杂和混合特性的女性主义被视为“第三波”。
女性主义者对这种“波”叙事的批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把女性主义的历史仅仅界定为白人女性的活动和哲学，消除了据称只是“冒出来的”印第安女性、非裔美国女性、中南美洲女性、亚裔和其他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在欧洲裔的美国女性主义者所奠定的女性主义前两波理论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补；其次，它并没有为生态女性主义留出空间，事实上，在大部分介绍性的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和酷儿研究教科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清除都是很明显的。有色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都既不属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波也不属于第三波；它们从19世纪开始，通过女园丁、女植物学家、女插画家、妇女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倡导者、女性户外工作者、女性科学家和作家的作品，清晰地阐述了出来并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总之，女性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波”比喻，会很容易把生态女性主义和有色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中抹掉。在这种错误前提下，我们会努力寻找另一个不同的比喻来描述生态批评发展史，以确保生态批评的未来会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为性取向、心理学、物种方面的生态批评繁荣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历史根基。就像亚当森和斯洛维克所说的那样，致力于生态批评的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很好地在一个框架内描述了生态批评的发展，这个框架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写作和节约型环保论，还包括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环境公正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布伊尔、亚当森和斯洛维克一致认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生态批评叙述框架，将承认每一个包含、增加、质问之前发展的发展；生态批评的发展与超越，并不意味着要抹除它的起源。
二、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公正批评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公正批评是相辅相成的理论和运动，但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同，冲突点也是相反的，至少一些活动积极分子这样认为。安妮特·克洛德尼在她的重要作品《地母》和《她面前的土地》中把大地比作女人的象征，在美国的生活和文学中不断重复。她的这一观点奠定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基础。十年后，从1995年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一个拟议板块开始，帕特里克·D·墨菲的《文学、自然、其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格里塔·戈德和帕特里克·D·墨菲合编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格莉妮丝·卡尔编著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论》等著作，都促使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浮出水面。在卡拉马祖举行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上，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大家批判白人为主的、异性恋的、男性主导的主题；女性主义者激发了多样化议题的活力，并起了领导带头作用。出于对基层民主和包容性的承诺，没有人提议把这个集体命名为“女性主义”。这一决定的后果却是意想不到的：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变成了无名、无形的存在，被从多样化核心中抹除了，虽然就像布伊尔所说的，他们一直是环境公正批评的最早倡议者和主要助产士。
这些生态批评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它们所反映的不同方面：真正的紧张关系存在于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公正论活动家之间。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强调性别、物种、性取向，环境公正论者最初则强调种族和阶级。两者的理论发展都接受了一个声称不会偏袒任何分类分析的交叉方法。可能有人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境公正活动家会视对方为同盟，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等级和统治，而环境公正论虽然最初是由领导层或学术界的男性(即罗伯特·布拉德、理查德·霍夫里特、德文·佩纳)阐明的，但总归是一个以基层妇女为主的活动。显然，二者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即使生态女性主义中的经济学精英，如美国的卡伦·沃伦和印度的梵当娜·施瓦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命名生态女性主义和把基层女活动家的作品理论化，然而，由于种族和阶级特权以及实践的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能够成为一个理论和运动主要是由于这些活动家的促成。因为她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和作家。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是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素食主义者、女同性恋或双性恋等特性的结合体，而女性环境公正活动家往往是有色女性、工薪阶层、异性恋和/或杂食主义者，因此，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物种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使她们双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同盟。
在这种情况下，把环境公正的“性别平等分支”当做既成事实来讨论，就像亚当森和斯洛维克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是过分乐观的。事实上，雷切儿·斯坦编著的《环境公正的新视角》对性取向的强调，更多的是增加了对交叉的生态批评学术的理解(特别是斯坦的书中，生态批评学者都是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而不是了解活动家在这些活动中的真实态度。
三、生态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
雷切儿·斯坦试图在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和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特殊的女同性恋生态批评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性取向研究的框架——生态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理论已经植根于雷切儿·斯坦的这种策略之中。格里塔·戈德早期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交叉的作品，最近则更多地关注可再生公正和环境健康。她的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研究可再生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和生态层面，强调发展一个关注环境公正运动的、生态的、可再生的公正的重要性；另一种生态女性主义文本如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的《拥有信仰：一个生态主义者回归母性的旅程》，开创性地通过母体中九个月的胎儿及以后的母乳喂养来研究胎儿和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诺埃尔·斯特金的《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论》研究“企鹅家庭价值观”的章节十分尖锐，它从“女性主义环境公正”的生态批评立场出发，把电影“帝企鹅日记”和纽约市动物园中欢快的企鹅与基督教狂热相提并论。卡特里奥娜·莫蒂默桑迪兰兹和布鲁斯·埃里克森刚刚编辑出版的《酷儿生态学：性、自然、政治、欲望》以这些早期作品为基础，并作了进一步发展。
在推进这些基础的时候，一个聚焦于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者，不仅能研究同性恋出没的区域和市内旷野、浴室、公园的关系，还可以扩展对交叉地带和性取向的研究，就像拉里·诺普、多琳·马西、乔妮·西格这些酷儿地理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一样。这可以解决正在进行的酷儿自然写作，如珍妮·杜普洛的《地球之家》、格雷琴·莱格勒的《所有无形的强大事物》或《冰上》和关于美国同性恋身份与场所的三部文集。更广泛地说，一个从生态批评角度关注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者，能够为性取向和环境研究带来交叉方法：它可以研究墨西哥华雷斯城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那是沙漠里的一个小镇，女人们时刻都面临着性暴力的危险。华雷斯城的经济基础是男人非法贩毒和女人精疲力竭地过度劳动。那里的女人受到严重剥削，她们在有毒的边境工厂工作，并且被迫服用避孕药，怀孕就意味着失业，没有工资。这种方法还可以从生态批评角度研究这类主题的纪录片，如《失踪少妇》。它能连接对“荒野”的生态批评质疑和谋杀马修·谢泼德的罪犯。马修·谢泼德是一个年轻的男同性恋，他被诱拐到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市外一座山的山顶上，被折磨、殴打并惨死在那里；1988年罪犯谋杀了丽贝卡·怀特，给她的伴侣克劳迪娅·不莱梅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1996年罪犯袭击了朱莉安娜-威廉斯和洛丽·怀南斯。这两对受害的女同性恋夫妇遇害时都在收拾行囊，沿着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间古道从北向南旅行。一个从生态批评角度关注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可以研究乔治亚·欧姬芙的画，她的动物骨骸、沙漠里的天空以及精细的性意象；可以在阅读玛丽·奥斯汀的沙漠叙述《少雨的土地》时，联系她自身关于性自由的想法。最后，这种方法能够提出这些问题：谁的性自由和性别平等是适合生态批评研究的主题?女人?同性恋?还是其他动物物种?因为，如果女性主义者只支持女性群体的性平等，而忽略了不同种族、阶级、国籍、性取向、物种中雌性的性平等，那么，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在哪呢?
四、物种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
诚然，前面的反思令人备受启发，西蒙·埃斯托克富有启发的观察也支持这一反思：“对于自然的改变和对于性少数的改变是相似的”，“改变自然、改变性少数，意味着把差异和空间他者化”。他还指出，“性爱恐惧”因此成了家庭恐惧的一部分，“家庭恐惧植根于、并依赖于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因此，“很难认真对待……一个满肚子黑麦烤牛肉的生态批评家所做出的精彩推论”。将来，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生态批评需要在生态批评之内重点阐明物种间的关系，以继承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
主义理论发展的素食主义和素食女性主义主题。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方法能适应薇儿·普鲁姆德在其著作(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中提出的五项操作——薇儿·普鲁姆德将其称为创造性的“母型”(Master Model)，即在西方思想核心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疏离特性：把他者背景化、彻底排斥、纳入合并、工具主义和同质化。在生态批评作品中，这种物种间女性主义生态批评视角能够提出很多问题，如：这个文本怎样处理与其他物种的对话?这个文本把其他种类的动物描写为需要人类救助的被动形象，还是把人类描写为其他物种的代理?如果拿物种差异做比喻，它对人类之外的动物的实际生活有何影响?如果文本中隐含着物种主义，那么，这种观点又如何界定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生态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如社群主义、互惠互助、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等)才是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呢?
西蒙·埃斯托克和蒂莫西·莫顿的工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交叉的方法来理解自然非优势物种、性状和性别的连环压制。埃斯托克解释道：“家庭恐惧植根并依赖于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论。”作用于家庭恐惧的生态批评推进了“融合的理论”，一边讨论环境，一边讨论种族、性别和性行为。就像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建构包容性理论的方法时从最边缘化的观点做起一样，莫顿认为，“生态的方法[将]肯定能认同失败者，用‘近似于人的’方式而不是超人的方式”。莫顿的著作消除了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分界，认为“在不包含自然的情况下，生态把万物视为种族，然而却不是人类所理解的表层意义上的‘种族’。没有自然，只有种族，它们中的一部分就是人类”。这种理论化的生态批评十分前卫，它连接了酷儿理论、动物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等理论。
五、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
女性主义生态批评
在亚洲，生态批评已经接受了生态女性主义，但是，植根于亚洲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政治或生态的文学批评尚未产生。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一些策略，用来发展跨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区分伦理问题和生态正义问题，以期避免虚假的二元论，牢记伦理关系的不同层次、历史与环境语境以及这些变量不断变化的方式。最重要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应当找到那些与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价值观和目标一致的跨越文化国界的人，支持他们，并且与他们建立联系。
这个理论的一个真实事例发生在台北。2009年，淡江大学举办了一个研究生研讨班，主题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班里的学生指出不同的文化信仰有利于素食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台湾地区的文化背景是佛教、道教、儒家思想而不是基督教文化，因此，重新建立一个哲学框架，从策略上更有利于研究亚洲文化中性别和物种之间的联系。比如，重生/不杀生等训诫的概念和悲悯一切生命的美德是佛教食素的原因。佛教的六界轮回思想表明我们所吃的生命(其他动物)曾经是我们的家人。这个信仰与西方素食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类似。西方素食生态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拒绝人类/非人类动物二元论的人，把吃肉看成是吃人的一种形式。在这些更具文化基础的信仰之外，学生们表达了他们对世界饥饿、环境恶化和工业化肉食生产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的关切。在中国台湾地区，这些问题从语言上看很有说服力，就像它们在西方受到关注一样。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很适合研究这些文化信仰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跨文化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伦理内容的意义也会不同。
当然，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其他分支和文化背景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从环境健康、地方和特性、行动主义的意义与实践和生态女性主义在具体文化背景下发展传播的策略等方面来探讨文学和文化文本。在这方面，张嘉如的论著为生态女性主义跨文化研究在台湾地区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六、女性主义生态心理学
长期以来，生态心理学一直为深层生态学占据。作为生态心理学的创始人，异性恋的白人男士、经济学精英们把深层生态学的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和第一世界的偏见带给了生态心理学，并一直留存至今——这种生态心理学也影响了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生态心理学从一个不同的批评基础开始，它基于女性主义生态心理学的早期著作，即琼·贝克·米勒的《迈向新的女性心理学》、卡罗尔·吉利根的《一种不同的声音》、玛丽·贝兰克的《对抗生命冲击的女人》，以及斯蒂法妮·拉哈尔的《开拓女性心理中的自然视野》。生态女性主义已经通过仔细倾听其他物种的声音、抵制性别成见及物种成见而发展了物种间生态心理学。素食生态女性主义活动家帕特里斯·琼斯已经阐明了人工饲养的动物和那些努力使它们重获自由的人之间不同的创伤后精神压力(PTsD)之间的交集。作为东海岸保护区(其目的是保护工厂化养殖的鸡、鸭、鹅和其他鸟类)的创办人之一，琼斯恢复斗鸡本性的工作被证明是异常成功的，同时，她对公众认可的性别、物种、暴力等概念的挑战也获得了成功。
同性恋者布拉德肖加入了琼斯的工作。他是太平洋研究所的一个学者，研究过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鹦鹉和大象，对国际动物创伤恢复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布拉德肖把热带雨林里的鹦鹉和战后老兵配对建立团结的关系，通过同情对方的苦难、减轻对方的孤独，来帮助双方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过来。女性主义的这种类似生态心理学的新方法会丰富和加强依赖深层生态学前提的生态批评方法。
七、区域研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
生态地方主义
早先对生态区域主义和“家的本质”等生态女性主义基础性问题的关注，抑制了现在对“区域研究”的兴趣。厄休拉·海斯称：“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特征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这是真的，也很少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性也遭到了掠夺、开发、外包和污染；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构成“世界主义”的形式——“世界主义”只对全球化中获益的城市精英有利。亚当森和斯洛维克引用海斯的话说：“环保思想必须把它的文化创造力核心从地方感转变到更系统的星球意识、更少的地域感。”海斯在其同主题的著作《地方感和星球感：全球的环境想象》中提出了“生态世界主义”的概念。亚当森和斯洛维克把这一概念描述为“速记法”，一方面是为了点明“环保和生态批评间的概念联系；另一方面，是为了点明全球化、跨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三个理论之间的关系”。生态世界主义怎样解释那些对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生态批评至关重要的种族、阶级、性别、物种一社会间的物质和经济实力差异?就像亚当森和斯洛维克所说的：“一些研究地区和民族特性间关键联系的民族特色文学，有很多理由……继续重视那些忙于‘全球思维’的人”；此外，《美国多种族文学》的特刊包括了很多文章，都坚信
“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规模影响面前，人类和具体地点及其他非人类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也应当予以保留”。与世界上的精英不同，非优势团体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在当地经受了全球化的影响，使他们遭难甚至死亡；这些生态世界主义和环境公正的讨论，怎样通过复原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场所、家和生态区等角度的历史，来丰富自身呢?
在《家!——生态区读本》中，朱迪思·普兰特首先研究了生态区域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两个角度都重视我们与自然、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重视家——虽然他们对此的定义不同。生态区域主义者说“找个地方，然后留下”。但是，“家对女性来说，一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尤其是在父权制宗法社会里，传统上歧视包括家和女性的私人领域。家庭生活意味着有些人(妇女、儿童、奴隶、仆人和非人类的动物)要屈从于他人，家庭中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社会事件如政治、经济事件来说是不重要的，人的价值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性别、阶级、种族、物种都在“家”的定义里发生了变化。
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如菲克和克尔也注意到了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区域主义的相似性：二者都重视相互间的联系；都强调在西方自我－他人的二元论文化中，把间性身份(inter－identi－ty)作为一种战略干预；都致力于重组权利结构、挑战不平等的权利关系；都有转变经济、政治和组织结构的共同目标，并让这些目标立足于自然生态的进程之中；都重新评估“自然”的价值，重新联系地区中的人(生态区域主义者)或者关注作为道德代理的身体(生态女性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分析都建基于保护受威胁、受压迫的区域和群体；都致力于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并把行动和分析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生态区域主义者认识到特定地区的特殊需要，如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必须灵活适应当地需要、适应当地特色。生态女性主义者则努力发展那些尊重差异的非普遍化结构。这两种观点强调的是：我们如何做出改变(过程/方法)和我们改变了什么(目标/结束)同等重要，二者都认为不存在脱离政治的人；二者都重视灵性，都找寻地球灵性的传统形式和新形式。
虽然有这么多共同点，“生态区域主义”仍需要吸收生态女性主义激进的影响……(并)自觉地反对种族主义、反对仇视同性恋和其他形式的歧视。生态区域主义的局限很多：如鼓励本地经济进行自给自足的发展，会因为忽略全球局势而受到破坏；如女人的薪资比男人低，有色人种的收入比白人少，单亲母亲的家庭是最贫困的；等等。保护农业用地、支持当地农民一定不要以为所有的农民都是男的，因为世界上的小农户大多是女性。在非洲，妇女生产了90％的粮食，却只得到了10％的粮食援助。生态区域主义对非暴力的努力，必须先认清人类暴力的性别性质和种族性质；如果想创造一个真正的无暴力社会，必须挑战那些针对妇女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暴力。最后，这些对“家”的定义一定不能忽略人们的培养和关怀，一定不能把家务负担当做女人的永久专利。“家”需要被理解为“一组关系，一系列的切实体验”，以及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生活，是社会的一部分，联系着他的感情。
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生态区域主义发展了对女性主义、生态区域主义和由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的分析。它认识到了社区经济的力量、从农工联合的肉食生产企业中解放出来的当地可持续农业系统的力量以及当地生态旅游企业的力量。它倡导公平贸易、地方治理以及在决策制订、信息共享和人权方面的联邦制度。女性主义者看到了地方主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转变成排外主义、偏见和体制化压迫；我们认识到，没有办法“回到”没有科技、没有现代化的宁静的伊甸园时代(如果这种时代曾经存在过)；而且，我们反对这种维持经济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即在依靠妇女、农民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繁重劳动来勉强糊口的社会，人们很少或没有时间关注艺术、创意，无法民主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从生态区域主义到全球化和区域研究的跳跃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地区”、“地区研究”、“家”等术语唤起了什么不同的含义呢?难道“地区”这一术语创建了一个客体来分离主体，以使主体具有更大的机动性么?它为特权人类自身的“形象”创造了“景观”或者“场地”吗?相关的间性身份是生态女性主义把环境和身份构想为相互依存关系的出发点，并以此把“家”构想为社会性建构的地方，一个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承诺的行为，在这里地方和身份得到了共同创造：安德鲁·戈尔曼一默里的研究《男子气概和家》指出：“当一个人开始‘建造家’的时候，他也在积累着他的自我意识”。关怀与特殊、具体有关，而“整体”是细节的积累，生态女性主义者告诫我们，不要从一个均质的整体中清除个体差异——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观察“地球全图”来得到解释。
生态女性主义者曾说，美国宇航局从太空拍摄了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全图，不仅创造了一段物理距离，也创造了一种心灵距离。在图中，地球居民仅仅是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幅地球全图对地球的描绘没有阴暗面，按照字面意义和比喻来说：没有死亡、流血、汗水、尿渍、腐烂、有毒的废弃物、不公正、压迫等。换言之，这种角度无法为理解生态公正问题提供立足点，因此，也无法带领我们找到解决整个生态公正问题的方案，正如利特芬所说：“‘全球视角’无法对环境问题作出充分描述，因为这些问题的影响与阶级、性别、年龄和种族的影响不同”。或许，“上帝的眼睛”这个从太空观察的视角最危险的影响是，它抑制了对太空的探究、发扬了外星人可能存在的观点：地球整体视角是“一个向后看的，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的视角”。它支持这样的神话：我们可以在地球之外的星球生存，从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我们不是地球人。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航天计划是“一个超然的男性想法，不仅企图超越重力，而且企图超越它代表的所有东西以实现个体自由，如脱离地球引力、摆脱对母亲和身体的依赖等”。生态全球化和地球全图的冷漠，为女性主义者的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富饶的土壤。
八、结论
我想对拉杜克所说的“我们的所有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认识，使这个认识能够清楚地阐释共同文明，能够持续推进所有生态批评家对实践的共同努力。一些人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刺耳”、“不合时宜”或“狭隘”。这些中伤式的批评谴责理论家没有从根本上坚持她的理论，这不利于建设生态批评型社会；反女性主义者的诽谤表明了批评者自身的不足，如不熟悉或者敌视女性主义的观点等。我发现这透露了一个事实，这些反女性主义者谴责的对象是亚科夫·杰罗姆·戈伯、帕特里克·D·墨菲和西蒙·埃斯托克这些男性学者，他们擅长于自然、性别、种族、阶级、物种、性取向的交叉分析，不局限于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定义，还为当下必须解决的环境危机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战略方法。解决当下的环境危机是实现社会公正、经济和生态民主的必经之路。从一开始，生态批评家们的共同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并用两种方式撰写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文章，这两种方式一是教育，二是对“我们的时代已经到达了环境极限的痛苦认识”做出反应。为推进我们的实践，那些致力于地方研究、生态全球化和生态世界主义的生态批评家可以利用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活动家的作品。这些人包括世界各地以写作、摄影、绘画、歌唱、舞蹈、表演、组织和其他方式挑战恐家症、经济全球化和公司治理的人；致力于建立当地可持续经济发展、参与当地政治的人；对可持续交通、负担得起住房、公有银行、农业公正的系统和组织、对社会负责的投资机会、平等的婚姻权利、安全且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的人。
这些生态批评概念间的关联可能非常实际，我们可以问，什么与生态批评的世界之旅同游呢?我们是否鼓励真正民主的跨文化对话?还是在进行思想、文化和经济上的殖民?我们可能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动力、给当地文化注入的文学和思想，真的能抵消旅游所造成的、以全球变暖为形式的生态代价么?真的能抵消所带来的垃圾污染和能源消耗么?我们对全部物种的解放或者过度消费做出过贡献么?
在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中，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还会有很多贡献。
作者：格里塔.戈德 耿娟娟译
一
青海文坛上，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青海女性作家的身影出现，至80年代开始，青海女性文学由复苏走向繁荣，尤其是进入21世纪，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女性作家的创作空前繁荣。她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运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表现了高原女性独特的思想情感、生活体验、心理诉求和审美特征，并以独立的、全新的姿态活跃在青海现当代文坛上，成为青海女性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作家数量上来看，自青海省作协成立以来，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的女性成员有三百多位，其中目前仍然在进行创作的有一百三十多位，创作比较活跃且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四十多位，其中有些作家及其作品已名扬省外;从创作主体身份来看，青海女性作家中有少数民族作家、军旅作家，还有一些评论家、学者、编辑等，职业、族群等方面的多元驳杂形成青海女性作家纷繁复杂的主体精神;从民族成分来看，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其中藏族和蒙古族中有用双语创作的作家;从出生地或籍贯来看，绝大部分是本土作家，有一小部分作家的籍贯虽然不是青海，但基本上都是从父辈开始或支边或其他原因而来到青海的，也就是说她们也是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从学历层次来看，以大学本科学历为多，其中不乏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获得者，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参加过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或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的学习和培训;从文体形式来看，有古典诗词、现代诗歌、散文、散文诗、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微电影剧本等;从作品数量来看，青海女性作家创作规模呈现出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作家个人文学专辑出版有四十多部，仅2015年就有10部个人文集出版，有些作家的作品虽未结集出版，但在省内外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比较多;从价值取向来看，青海女性文学延续着青海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重视人文精神建设、呼唤自觉生态意识、守望民族传统文化、采用“边缘”话语策略、传达多元文化感悟等成为她们的价值追求;从创作影响来看，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青海文坛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青海各类文学选集、文学刊物上面都有很多女性作家的声音，她们的创作与男性作家作品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青海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举例说明：从2015年开始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快读青海》系列丛书，有四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集入选;由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编纂的散文选本《青海美文选》中的六十余篇文章有近三分之一是女性作家的美文;由青海文联组织编选的《青海，我的家园》一书中就有三十余篇女性作家作品入选;仅青海一个州——海北州，就有二十多位女性作家活跃在青海文坛，如《海北文艺家传略》“作家”部分选有62位作家进行介绍，其中22位是女性。再从大的范围看，青海女性作家的作品入选全国性各类文刊的也不在少数，如《民族文学》《人民文学》《诗刊》《散文选刊》等;一些奖项、国家期刊、年度选本，也不断出现青海女性作家的名字和面孔。2015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拜访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翻译家白特教授，得知他正在编译《中国当代藏族诗歌》一书，其中就选了梅卓的诗歌进行翻译。
青海女性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开始至70年代为第一阶段。1919年出生于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诗人李宜晴是青海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丰盛且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女诗人，她曾被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誉为“少数民族中难得的才女”。李宜晴出生在汉文化素养较高的青海东伯府土司家庭，从小受祖父——末代土司李承基的有意栽培和私塾先生的教诲，后来不断外出求学、工作以及与甘、青两地文化名人的交往，使她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酷爱古典诗词以及她坎坷的生活经历、丰富细腻的情感特征等，使她写出了具有丰富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成就的诗篇，向世人展示了她的才华。李宜晴以古典诗词创作为主，现存诗词一百余首，被西宁地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收编整理并出版《土族女诗人李宜晴诗词注释》一书，其中收录诗40首、词79阕、残篇6首(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上世纪末，为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青海女性文学是随着整体复苏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行进的。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开始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主要有闫瑶莲、邢秀玲、严芬兰、梅卓、肖黛、赵秋玲、唐涓、王琼瑶、西月、彩丽格尔等。这些作家是继李宜晴一枝独秀于青海女性文坛之后出现的一支新生力量，她们以一种高原女性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当代青海文坛，创作出了一批有质感、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标志着青海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视角、多民族创作、多种风格并存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这些作家的创作延续至今日，如肖黛、梅卓、赵秋玲、唐涓、才登、彩丽格尔等创作精力仍然很旺盛，其创作更加趋于成熟与完善。
这个时期的作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祖籍非本土者，如闫瑶莲、肖黛、赵秋玲、唐涓、王琼瑶等。她们大都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一方面中原主流文化在她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她们又深深扎根于青海高原，接受青海本土文化的熏陶。正如唐涓所说：“西部的一个省份青海见证了我的成长。几十年间，我与它朝夕相偎。除了求学，几乎就没走出过它的视野。虽然不是故乡，完全没有故乡的血脉相连，却与我共同品尝了生命成长路途中的苦乐悲欢，所有的一切。……我吮吸着这片土地上的甘露，日渐成熟。从此心心相印，难舍难分。”(唐涓《从西向西·自序》)在这种双重文化背景下，创作主体以不同的身份对边缘文化进行“文化代言”，她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青海文化的多元价值，表达带一点漂泊感的心理体验以及移民二代或“客居”或“返归”或“游移”的心理状态。安徽籍的作家王琼瑶小时候生活在安徽农村，成长和工作于西宁，其散文和小说创作明显体现出两类完全不同的视域和风格，一类是取材于徽州农村的风俗人情，语言极为俚俗和口语化，尤其是当地方言的运用，乡土味道非常浓厚;另一类是都市题材作品，多以“我”或者“女人”的人称出现，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意識流手法的呈现，将一个个都市女性的感情纠葛、婚姻体验展现出来，语言幽怨，情感缠绵，明显带有作者在城市生活的体验。正像王琼瑶自己所说“从沉迷古徽州文化到注情于高原古城的高天阔土，时时会感受到来自心灵以及外界事物的冲撞，有文化的，也有观念上的”。(摘自作者发给笔者的《创作体会》)这类作家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表现出复杂的双重文化心理，她们选择不同的文化身份来为中心或边缘文化代言，对两种文化采取不同的取舍态度，她们用边缘话语标明自我的独特性，却在消费时代有时表露出自己“伪边缘身份”;在全身心书写她们出生或成长的这片雪域高原的同时，会时不时流露出对自己祖籍故土的怀念之情，就像唐涓经常表达对自己家乡大海的向往一样。在中原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她们拥有的双重文化视角可以使她们更为清楚地发现文化当中的精华与糟粕。
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女性作家的域外散文，如赵秋玲、唐涓、王琼瑶等。她们或公派学习或自费旅游，在域外行旅中拓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情感。随着人们对全球认识的多元化，作家们开始以文化的视角审视世界，逐渐摆脱简单的猎奇心理，大多以获得关注、理解、对话、沟通为主要目的，并利用她们对异域文化的认识与现实体验熔铸成了一篇篇情景相生的艺术佳作，向读者展示斑斓多彩的世界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新时期青海女性散文的园地。
这一时期的本土作家群中，除了梅卓创作成就突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双语创作、双语思维、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蒙古族优秀作家彩丽格尔。彩丽格尔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乌兰县茶卡草原，主要从事母语创作，同时有少量汉语作品，如散文《梦里梦外话三毛》《自画像》《给予》等。她是青海省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创作的作家。而且她还涉足多种文体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通讯、随笔、报告文学、杂谈等文学体裁。出版诗歌集《心韵》。她创作的突出特点是思想活跃、体裁多样、文笔流畅、构思新颖。内容主要以柴达木区域的人文景观与人物事迹为主，表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和平、自由美好生活的赞颂。其中最多的是表达对美好梦想的追求与浪漫爱情的抒发。既充分展示了蒙古族民族文化的神韵和个性，又广采博收，汲取人类多元文化的有益养分，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哲理思考。彩丽格尔的创作实绩证明了多元文化视角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从新世纪开始，青海女性文学进入创作的全面繁荣期。其标志是：第一，作家数量剧增。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力军，辛茜、才登、雪归、清香、李万华、柳小霞、文竹、梅尔、向墨、丁向春、相金玉、唐明、王华、马玉珍、马秀英、苏贤梅、那萨、东格尔、施建华、权翠芳、鲁玉梅、马文秀……上百位女性作家整体亮相于新时期青海文坛，以其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文学创作建构了一个美丽多彩的青海高原女性文学的百花园。第二，区域性作家群的形成。随着女性作家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作家群体，如“海东作家群”“祁连作家群”“柴达木作家群”“青南作家群”以及“西宁作家群”等。第三，作品集的集中、大量出版发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四十多部女作家作品集基本上都是2000年以后出版发行的。第四，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的涌现。形成藏族作家群、蒙古族作家群、土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等。第五，创作题材与文体形式更加丰富和完备。如诗歌创作有写景诗、思乡诗、亲情诗、咏史诗、咏物言志诗、赠答送别诗等;散文方面有游记散文(包括域外游记散文)、历史文化散文、思想散文、都市散文、生态散文、乡土散文、纪录片拍摄纪实散文等;小说有长篇历史小说、现实题材小说，中短篇有乡土小说、打工小说、悬疑小说、都市情感小说、网络小说等，此外还有儿童文学、微电影剧本创作。第六，本土作家的迅速崛起，其数量占绝对优势，且创作实绩丰厚。第七，创作风格多样，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女性作家们没有陷在女性主义的束缚中停步不前，而是保持自己独立的姿态，在创作实践摸索中，呈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声音，形成了个人化的表达。
下面从文体类型方面分别论述。
二
在诗歌创作方面，上世纪中叶以土族女诗人李宜晴的创作最为突出。从她现存的一百多首诗词来看，其诗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怀人、咏物、写景、抒情、叹世、嗟生、赠答、凭吊、记游、念国……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怀人思亲、叙离情别意类题材为多，有怀念亲人的，如《梦母》《小别慈帏去》《大江东去·吊父墓》等，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且艺术水准相当高。像“弱女伶仃，高堂寂寞，泪洒东原草”“目断天涯芳草渡，惟有相思，惟有相思苦”等句，大可与李清照诗句相争奇。还有一些怀念友人之作，写得含蓄委婉，缠绵悱恻：“画窗明月，离绪满怀谁与说”“恨几般，愁几许。怕对黄昏，怕对黄昏雨。”……如烟似雾的愁绪，似乎总是困扰着诗人，挥之不去，拂去还来。这类诗词最能体现李宜晴诗词基调低幽、情绪感伤、心境哀婉、抒情委婉、表达细腻的特点。李宜晴还善于写景状物，观察入微，描摹细腻。特别是她善于选取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意象入诗，使客观物象具有主观色彩，以传达诗人丰富的思想与情感，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技巧。在诗人笔下，寒雁飞鸿、芳草斜阳、霜林落叶、黄昏残月、寒山淡烟、孤灯夜雨……都会承载起她无边的愁云，激发她浩渺的思绪，更烘托出其诗词深远迷蒙的意境。诗人尤其喜欢用一些冷色调的意象，如“残阳”“冷月”“断梦”“寒鸦”“秋雨”“衰草”“孤帆”等等，蕴含有沉重的生命意识和忧患情绪。在其诗词中，还经常出现“断肠”“销魂”“寂寞”“凄凉”“泪”“梦”“愁”“苦”等直抒胸臆的词语，充满了哀婉缠绵的气氛，突出了女诗人苦闷忧伤的心境，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世纪后期青海女性诗歌创作以梅卓、赵秋玲、才登、肖黛等为代表。在梅卓的散文诗中，她对藏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对人生和社会有比较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并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她也常用诗歌记录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往往打上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烙印，传达出个性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在艺术风格方面，梅卓的诗歌因内容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说来，讴歌民族历史、赞美英雄人物的诗篇雄宏大气，阐释宗教信仰与精神的诗篇庄严凝重，而抒发自我情感的诗篇则显得婉转缠绵、含蓄朦胧。在诗体形式上，前两种多以散文诗的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出古体诗词的形式与韵味，从中可看到汉文学传统对她的影响。
赵秋玲是青海当代女性作家中创作诗歌比较早的一位诗人，上世纪90年代出版诗文集《心灵的方舟》。她的诗歌注重对瞬间感觉的精心捕捉与表现，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感悟，对古典情愫的執着守望。赵秋玲善于以女性的敏锐和对事物的穿透力，用诗歌表现丰富深厚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渴望、追求以及怅惘与困惑，忧郁与感伤尽显笔端，同时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与诗歌艺术的建构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其诗歌中充斥着一种暖暖的色调、淡淡的忧伤。她善于选取带有浓重感伤色彩的词语和意象，营造一个唯美的伤感世界，充满一种古典情愫的氛围，带着一些梦幻的色彩，并在诗歌与日常生活交融情态中，显现出智性思考。赵秋玲诗歌还喜欢用“告别”“记忆”“往事”“童年”“梦想”之类含有时间与记忆色彩的词语，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感悟。这种如烟往事的回忆常常能激起读者同样的生命痛楚，或者是对存在的深沉之思，也使其诗歌充满浓浓的古典怀旧情绪。加之明晰繁复的意象、透明灵动的语言、新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她的诗歌获得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
肖黛的诗是现代知识女性对人生境遇和生命存在的理解和感悟，如《遗嘱》(《肖黛诗文集·诗歌卷》以下同)所展现的是一个现代女性对生命的哲性思考，“把过错全部留给豆蔻年华/把爱留给忘却。在此之前/只剩下没人想要的痛和恐惧”，充满辩证色彩。其次，肖黛诗歌讲求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其诗作有较强的情感节制力和理性判断力，比较客观冷静，凝练深沉。从肖黛的诗歌中看到，青海女性诗人的写作在对女性独有体验进行拓展的同时，还向着更为宽阔的精神维度延伸，变得更为舒展，呈现出上世纪90年代青海女性诗歌写作的新空间。总之，肖黛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某些艺术技巧，又积极借鉴西方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创作出一批比较独特新颖的诗歌作品，使她成为90年代以来在青海文坛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位女诗人。不足之处是其诗歌语词的过于含蓄甚至晦涩以及思维的发散和跳跃，使之在形成诗歌美感的同时也造成了读者与诗人之间情感沟通的距离。
出生于祁连草原的藏族作家才登始终具有割舍不断的草原情结，所以书写家乡草原成为她创作的主旋律。她自称是“达玉牧女”，她的第一部诗集的名称也是《我从草原来》，后来出版的诗集和散文集也分别名为《心在高原》《牧人的祁连山》等。由此可见，才登对曾经生活过的草原牧场以及对养育过她的父老乡亲有深刻的眷恋之情。才登具有真诚率直的写作理念，往往对事情或者人物或者风景有触动有想法想表达时才有感而发，虽然不尽完美却绝对真诚。创作风格方面，才登用平实自然的写作姿态，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自己的草原情结娓娓道来，形成一种亲切、朴实、自然、清新的风格。近年来，才登又转向散文诗的创作，她认为“散文诗的语言比散文的语言更精炼、更活跃、更内敛;比诗歌的意象更扩展、更自如、更丰富”，(散文诗集《转山转水·后记》)反映出才登创作方面的主体意识与文体意识的自觉。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和西方诗学理论的引入，青海女性诗人的创作也糅合进了某些新的因素。一些女诗人的诗歌表现出对于自然的观照，有些人在回忆中追寻自我，有些人转而向传统精神向度回归，一些诗人则将目光聚焦到女性个体的日常生活，更多地呈现日常场景，还有一些女诗人通过写作个体经验来表达复杂而深厚的人文关怀。总之，她们从真实的人格出发，以自身鲜活的体验表达自己对青海高原之上生命与生活的感悟，从外部的人回到内在的真实。她们不再甘于担当女性角色的代言人，而是更乐于做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一个独特的女性言说者。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是清香(本名井芬清)，她创作近千首诗歌。诗人出生于湟中县，成长于戈壁滩上的“明珠之城”德令哈。壮美的青海西部成为诗人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那里的一切让她魂牵梦绕，从而产生了她的“德令哈系列”诗歌。清香的诗歌主要言自我奋斗之志，抒故乡依恋之情，叹神奇自然之美，感大千世界之思，体多彩人生之味……和所有日常主义女诗人一样，清香对于平凡而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的呈现，为我们平添许多精神上的感动。清香因车祸失去双腿靠假肢行走，诗歌成为解除身体痛苦和提升心灵境界的良药。尽管生活多磨难，但她的诗很少有自怨自艾或痛苦呻吟之作，面对凄风苦雨，她的心中总有阳光普照，时怀感恩之心，如《我不会站在冷风里哭泣》《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天渐渐地凉，我却遇到了那么多的暖》《秋雨中，我想起夏的暖》等诗所表达的情感，总会让人在愉悦中体悟到诗人的达观与豁朗，其诗歌充盈着暖暖的爱意。清香的诗歌风格明朗纯净，寓意新颖灵动，语言干净利落，表达真率实在。
新世纪在诗歌民族化的趋势中，民族性写作备受推崇。于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开始将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和风情展示出来成为其写作的特征，甚至将探究本民族传统以及渊源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性成为她们宏伟的追求。这一时期藏族女诗人梅卓、才登、西月、那萨等诗人群体的出现引人关注，她们均有诗集出版。其创作素材相似，主题接近，但同中有异，比如爱草原，爱家乡，爱亲人，爱自然万物是她们诗歌共同的主旋律，但着眼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风格迥异。如那萨写神性的自然、远去的家园、族人的苦难，选取的意象是梦、雨滴、雪山、石头，抒发对阳光、土地、水流、日月等万物的感恩之情。对于一个生于玉树的女性来说，那萨对阳光与大地的感知是有形的，雪域的特点在她的诗里得以具象化描述。那萨的文字素雅、淡然、悠远，且极富表现力，诗风清新自然如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如“被阳光照旧的脸/托着空旷的原野”(《岁时掠影》)、“草原的诱惑/来自心性/直观的慰藉/如裸露的情话/暗红心田/轻叩一层层门窗/通往抵达的路/次第打开/仿若，盛开的格桑花/在爱人的手心里/渐次出世”(《我愿是一朵格桑花》。
西月(本名王靖淙)，出生于青海门源县。她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四百多首(篇)，西月将笔触伸向青海这片辽阔大地上的大山大湖、大漠大风以及故土家园与高原上的风俗人情。她笔力遒劲，表达自由，抒情大气，如“风吹祁连山，千万年/祁连山在青海偏北低翔/有人在前世的情歌里/找寻失散多年的部落/那顶在洗山雨中站立的牛毛毡房/依然稳扎在记忆深处”(《牧场，祁连山情歌》)，她的诗句中经常出现“大湖”“大风”“千年”“时空”之类的意象和词语，表现出一种豪放、雄阔的气势，给人以壮美的美感体验。当然，诗人也有柔情似水的女性情怀，如《时光的侧影》中所表达的乡愁、《额济纳之秋》的美丽、《羊群与草原》的依恋。西月诗歌以其刚健朴拙的性格气质给当代青海女性诗坛注入一股强力。
活跃在当代青海女性诗坛上的除了一些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外，还有一部分用母语或双语创作的诗人。主要为藏族和蒙古族。青海藏族学者久美多杰编译的《藏族女诗人十五家》一书，选译了白马措、华毛、德吉卓瑪、卡毛加、梅朵吉、我杰吉、草吉拉毛、卓玛才让、华毛加九位青海藏族女诗人的诗作。这些作家都是母语创作者，基本上都来自于海南和黄南两个州，可归为“青南作家群”，她们分别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多为八零后。从8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各自都有诗集出版。另外蒙古族女作家群中，除了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严芬兰、丁向春、军梅、才仁措等作家外，有更多用母语创作者，如巴音、勒傲登、格猛克巴雅尔等，还有蒙古族作家用藏语进行创作的，如次仁顿珠、江包等;另有一些双语创作的作家如增格、彩丽格尔、东格尔等。这些少数民族双语创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民族身份、语言和文化视角选取青海高原的各种物象和人事，抒发自我感受，书写日常经验，表现各民族女性的内心情感，并表现出多彩的抒情风格，她们的诗歌创作为青海民族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新世纪的青海女性诗人已经由女性自身重新回归现实，将诗性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或悠远的历史，甚至她们已经将自己的视界从女性自身拓展至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同时，新世纪青海女性诗人已经具有了一种与时代和诗歌双重对话的能力，女性诗歌也因而具有了提升和开掘新空间的可能性。
三
在散文创作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青海女性散文创作最为活跃。相对而言，散文的情感抒发更真实、更直白，也能更好地体现作家自身的个性、情绪及人生体验。由于女性的性别优势，对事物及人的内心世界感知更加敏锐、细致、精微，所以女性作家散文的抒写也更加婉转而生动。因此多数青海女性作家选择了这一文体，使散文创作队伍成为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中最为突出的一支，不仅作家作品多，而且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就内容题材而言，有唐涓、赵秋玲、辛茜、施建华等人的游记散文(包括域外散文)和文化散文，有辛茜、才登、文竹等的亲情散文，肖黛的学者散文，梅卓、李万华、梅朵的生态散文，柳小霞、施建华、相金玉的乡土散文，等等。就风格而言，则体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写作特征。新世纪的女性作家们都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她们努力寻找属于每个人自己特有的语言、形式和风格。例如同属于都市散文创作的作家，辛茜轻柔曼妙，唐涓忧思知性，肖黛自由新潮，赵秋玲细腻古典，文竹深情款款，唐明单纯明了;同是乡土、生态散文家，李万华散文玲珑圆润，梅朵散文优雅神秘，柳小霞散文思虑细密，相金玉散文本色自然……就创作而言，一方面是不断地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面临着市场的快餐文化的影响，众多女性作家纷纷规避世俗世界浮躁和对轰动效应的热衷，以平和的心态转向相对深沉和冷静的创作阶段，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和更加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走向诗美;就大的范围而言，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在不断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作为青海女性作家，青藏高原的丰富自然景观与多元文化则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资源。这个时期，上世纪的散文作者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热情，续接着民族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使女性散文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风貌，共同构成这一时期青海女性散文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使新世纪的青海文坛出现了许多思想和艺术表现力双映生辉的女性散文作品。
唐涓文学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散文，以《从西向西》为代表。根据唐涓散文创作的不同内容，大致可分为思想散文、纪实散文、文化散文和域外游记散文几大类。唐涓散文题材广泛、视野开阔、思虑精细，用散文对历史对文化进行反思和追问，自然山水、人文古迹无不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人格精神、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用都市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叙述都市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瞬时感受，面对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场景诉说感想。强烈的人类忧患意识，使唐涓的目光触及社会转型期的环境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教育问题及种种生存与发展困境，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现代社会某些不合理现象或者不和谐之音发出急切、沉重、痛定思痛的呼告。唐涓不仅用都市女性心理反观城市及城市生活，还把目光牢牢扣紧社会和人性的变化，其作品执着于描写商品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浮躁、功利、物欲膨胀等现象，充满忧患意识。她选取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较大的文化命题，反思与批判的是现实社会、文化传统、人类自身，但它们没有淹没在随时随地的议论中而导致表达的苦涩，而是善于通过语言的驾驭、语感的把握、表达的到位等，使文章充满灵性而变得摇曳多姿，使人不仅可以领悟其思想的深刻，也可获得生动形象的审美感受。在文体结构上，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文学、哲学、史学、美学为一炉，自由穿梭于文化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之间，淘洗历史文化的隐蔽含义，剔择文化的人性迷雾，赋予文化以现代意义和理性思辨色彩，使其散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
辛茜的散文渗透着深度的人文情怀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无论是作者对人性自然美的发现还是对自我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的挖掘，无论对大自然的歌咏还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都表现出自然美、本真美，率性而不做作，情深而不刻意，流露出的是源自于她生命和精神深处的诗性的美丽与善良、智慧与力量。辛茜早期的纯美写作，以女性的特有细腻感受，书写着自然的纯美、亲情的淳美、生命的醇美。辛茜后期散文侧重于对自然、历史以及文化意识观照，作品表现出视野的拓展、文笔的自由和审美感受的加深。总之，辛茜用一颗真诚之心对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用心体会，并用一种乐观心态去观人体物，用真情去展现大自然之美和人性之善，语言舒卷自如，灵动优美，意象丰富，意境幽深，风格闲适冲淡，感性色彩浓厚，女性意识鲜明，散发着世俗的温情和女性的柔情。
李万华是一位极具才情的本土女作家。她的散文集《金色河谷》像一首静静流淌在高原山野上的河流，与阳光、月色、天空、云彩、花朵这些带着梦幻般色彩的物象遇合，演奏出一首优美恬静的乡村牧歌;她的文字绵密细腻、玲珑精致，富有内质和动感。例如她笔下的黄河不是惯常人们眼中波涛怒吼的情景，而是这般景致：“如果我不知道黄河是流动的，那么我相信，此刻的黄河，它就在静止。我甚至想象，那就是一面冰雪融成的湖泊。没有源头，没有去处，只在此处停留。走近，依然看不到水流过的痕迹。河心碧绿，清新又柔和。靠近岸边的水面却是色彩丰富。细看了，全是荡漾着的山峰倒影。那些红色的影子，在水面斜倚着，彼此靠拢。山顶的树影像一条鱼。傍晚的阳光从峰顶滑下，一束金黄敷在水面的赤红上，绚丽多姿，像一首巴洛克的舞曲。”(《在黄河上游的几个片断》)通过细致的观察，用透明、质感的语言，纯熟的表达技艺将青海境内的娴静优雅的黄河上游景致描绘得栩栩如生，可见作者的功力。总之，李万华散文或清丽、或委婉、或素淡、或娴静、或温馨，其细腻文字下流淌的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的河湟谷地的女性情怀。
唐明，笔名张小西，有散文集《把家安在格尔木》、诗集《随风》。唐明属于移民二代，但是她不像有的人那样经常标榜自己“非边缘”的身份，而是有一种认同和接受边缘化身份特征的自觉：“我相信每一个在格尔木生活过的人都会爱这个自由干凈的城市，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干脆地回答：格尔木。并不厌其烦地给他说格尔木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把家安在格尔木》)并用自己的创作极力表现边缘文化和张扬边缘意识，而边缘和地域反过来造就了唐明作品的独特风格。她极力在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和触动心智的山水遗迹中寻找具有诗意境界的细微灵感，用来展示自己或超然恬淡的心境或理性慎思的情状。在她的散文中，既有遇见藏羚羊的心灵惊悸，又有雪霁初晴的唐古拉原野上的漫步;既有“被女儿甩了”的失落，又有“我和张小西”的心灵对话，还有对当下某些新闻媒体人为了抢观众眼球而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弊端的批判。其散文语言干净利落，明快澄净，有时还幽默风趣，别具一格。唐明还是第一位把笔伸向儿童文学领域并进行大量创作的青海女性作家，相信这将会在青海女性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如果说90年代的青海女性乡土散文对于乡土还有更多的田园牧歌式的赞美、留恋与乐观期待，那么新世纪以来青海女性的乡土散文则在认祖归宗的情感之外，更多呈现出一种忧思深重的大地悲歌和追念性質，这是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乡村日渐受到挤压，古老纯朴的乡村图景和传统文化逐渐萎靡和消逝。生于20世纪70年代湟中县的柳小霞，从2004年开始散文、小说创作，其作品以细腻、真挚见长，充满女性特有的悲悯情怀。散文集《风声霞影》是一幅河湟农村的风物图。作者把伦理书写视野投向乡村田野河流、村落建筑、生存环境等领域，在回望曾经人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画面如清澈的河流、古朴的“木排楼”、木楼等沧桑的历史时，反思现代人在追求利益中抛弃自然、破坏古文物的现状，以此来呼吁人类反省自我行为以保护人类最后的生态家园。“今天，风云突起，天地黯淡，绵长的冷意陪衬着木楼的沧桑，将一段历史如生活般敷衍了出来。回望时，我多么希望那楼里会走出一位拄拐的白髯老儿向我挥挥手。”(《如风的行板》)可以说，新世纪青海女性乡土散文中“还乡”成为热望，作家期待“还乡”能让内心压抑的强烈情感释放出来，使内心冲突得到调和，并体验到“在家”感觉，让记忆中的乐园失而复得，就像藏族作家才登对草原家乡的反复咀嚼一般。然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想象中的了，她们对再次见到的乡村充满陌生感，因而其作品中弥漫着一丝感伤的情绪。
藏族作家梅朵的散文在优雅的叙述中往往能增添一抹灵动的意蕴，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她的散文集《三江圣境·玉树》在全面介绍玉树境内的神山圣水、宗教文化、风物人情时，从人与自然关系入手，探讨人对大自然的依恋，颂扬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建构人与自然相融的生存之境。语言优美，叙述流畅，意蕴灵动。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青海女性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体性看，创作主体的自我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和重建，她们回归个人言说，从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进行书写，开拓散文表现的独特体验;在内容方面，思想、题材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涉及自我感知、人生体验、历史文化、生态关注等各个方面;在艺术精神上，青海女性作家表现出自由创造的精神，尝试各种类型的散文写作，这些恰好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语境一脉相承。这一切，表明青海女性散文开始以独立的、全新的姿态活跃在文坛上并持续发展，标志着青海女性散文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四
进入新世纪后，青海女性小说创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潮，作品的集中出现证明了其创作实绩。首先，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上世纪90年代梅卓创作的反映藏族部落历史兴衰的两部长篇小说《太阳石》《月亮营地》开启了青海女性文学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篇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新时期特别是近两年来，青海文坛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如王凤英表现泱泱大唐历史的《雄虓图》、玉树女作家秀雁反映部落历史的《远去的部族物语》、梅尔描写昆仑玉历史的《逐玉昆仑》及八零后土族作家李卓玛的《泪做的仙人掌》《卧底警花》《吐谷浑王国》等。
梅尔，本名蒋应梅，青海互助县人。她的长篇小说《昆仑逐玉》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昆仑美玉被发现初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梅尔以细腻的笔法、真实的情感、独特的思维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格尔木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其中贯穿采玉人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故事精彩动人，描写细致生动，叙述井然有序，用词形象丰富，体现出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梅尔的这部长篇小说从题材上来说，是小说界第一部专门写昆仑美玉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青海女性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独树一帜。
青海省互助县的李卓玛是一位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八零后土族作家。在短短的几年内，李卓玛先后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引起青海当代文坛的关注。李卓玛小说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善于结构故事情节。她能驾轻就熟地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多头绪的事件进行精心安排和布局，使之条理清晰，叙述井然，而且善于设置悬念，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引人入胜，如《卧底警花》。第二，流畅娴熟的语言表达能力。李卓玛小说语言风格多样，既有细腻深情的描写语言，又有优美流利的叙述语言，更有生动形象的人物对话语言，将这些语言统摄于一体的是她纯熟练达的语言表达技巧，例如她的都市情感小说《泪做的仙人掌》。2015年出版的《吐谷浑王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分上下两部。作者凭借着捕捉英雄祖先魂魄和气脉的巨大热情，首次将吐谷浑历史纳入了文学书写的视野。各种人物、线索、事件交织在一起，头绪繁多，情节曲折，而贯穿始终的是对吐谷浑民族精神的赞颂。小说文笔自然流畅，故事脉络清晰、情节紧凑，丝丝入扣，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显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和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
由此我们看到当代青海女性长篇小说无一例外的都是历史题材，这除了作家的文学责任、族群意识之外，还与新时期人们对历史小说的偏爱有关。历史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在于它所表现的人性，在于特定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下的人性表现。青海女性作家从自己民族和地域中选取历史题材，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同时又承续着时代创作中坚守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
相比于长篇小说，青海女性作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更为丰富多彩。继上世纪90年代梅卓之后，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按题材分主要有两类：都市小说与乡土小说。王琼瑶、王华、马秀英、丁向春等小说属于前者;雪归、相金玉、马玉珍、权翠芳、鲁玉梅等创作为后者。
新时期青海女性都市小说作家试图建构起现代女性丰富的文化人格形象。她们穿透都市浮华表象，敏锐洞察现代生活，叙写都市女性情感体验，寻找爱情真谛，抵制平庸的、物化的日常生活，用文学创作表现高原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主要作品有王华小说集《怎么和你说再见》、王琼瑶情感小说系列、马秀英都市爱情系列以及丁向春的小说。
蒙古族作家丁向春的短篇小说集《天使来过人间》分三辑，即情感小说、悬疑小说、微电影剧本。共收集作品16篇。丁向春的情感小说，笔法细腻，故事感人，叙事语言生动，节奏舒缓，娓娓道来，讲述了一個个感人的情感故事，讴歌了平淡生活中生命的深情与高贵;其悬疑小说，故事悬念重重，情节曲折离奇，气氛神秘诡异，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微电影剧本，短小精悍，矛盾集中，剧场性强，集情感、责任、心灵洗涤于一体，方寸之间别有洞天。从中看出丁向春对新文体的大胆尝试和不同题材创作的实践精神，而贯穿在她作品中的始终是一位草原儿女的真情歌唱。
回族作家马秀英出生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垣乡，但长期在海西州乌兰县工作。她创作的小说多以城镇女性的生活为艺术表现对象，其关注点多为现实中不同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经历、家庭生活等。取材一般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她还能将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搬进小说，比如《微信》，写微信在现代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写微信就像古代的鸦片一样占据了人们的空闲时间，写微信对人们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写微信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些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表现的，而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李娅婚姻生活的变化以致最终的毁灭来呈现的。小说中所写的生活场景和感受富有很强的生活感、现实感和时代感，真切如同身受，让人感觉小说中主人公就是邻家姊妹。在艺术方面，马秀英小说善于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如《爱情开始的地方》中的“我”去前夫家里取东西时候的一段心理活动，将主人公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情感体验表现得比较真实可感;另外，小说语言比较有特色，如小说《微信》里面还引用了一些当下社会的流行语，更增加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感，读来亲切有趣。
最能体现本土化小说特点的是雪归、相金玉、马玉珍、苏贤梅、鲁玉梅等人以乡土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雪归的小说创作内容更为丰富、艺术技巧也较成熟。
雪归(本名杨秀珍)，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本土青年作家。2003年，她在《青海湖》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其后一直笔耕不辍，创作渐入佳境，出版多部小说集。她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创作题材以青海东部城镇、农村为描写范围，人物以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城镇的下岗工人、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新时期的打工者以及生活在边远地区还没有脱贫的农民等这些底层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书写出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最具痛感的心灵轨迹，饱含着真诚与疼痛。雪归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依据，从社会变革和体制的角度叙写乡村的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一种焦心的忧虑和痛苦的承担与抗争意识。在这样一个经济席卷一切和消费主义逻辑无所不在的时代，其作品所产生的灵魂的惊悸、苏醒以及感动，对于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来说，颇为难能可贵。简言之，雪归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强烈的底层关怀，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在叙事语言、情节结构和审美观照上富有质感的艺术特征以及她日趋成熟的写作技巧和突出的创作实绩，为青海女性文学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作出了贡献。
马玉珍、苏贤梅、鲁玉梅的小说在民族特点、地域特色方面更为鲜明，其中回族作家马玉珍和苏贤梅都以表现青海农村回族妇女的婚姻生活、情感心理及其现实命运为主，在艺术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土族作家鲁玉梅的小说表现的则是土族妇女的悲欢离合;相金玉的小说也很有地方特色，且能触及现实中的一些阴暗面。这些乡土小说的女性作家们，都注重写普通人尤其是草根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特别是透过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思考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同时以底层人生活的特有价值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人情作为参照，使我们反思造成不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写作技巧上，她们采取一种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即叙述者较少介入直接的情感评价，而是将人物命运放在现实生活中，置于矛盾冲突的情节之中去表现，体现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技巧在青海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应用。
大通县作家相金玉的短篇小说无论选材上还是语言表达方面都很有特色。她的小说主要书写农村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短篇小说《猫儿有九条命》通过一只猫的经历，写“我”家隔壁赖老师一家的命运起伏，旁及当地的宗教习俗，邻里之间的矛盾误会、土地拆迁补偿等社会现实。《石英矿上的沙娃》写德娃和“眼镜儿”等沙娃们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农村土地被征用，农民不得不外出去金矿打工;官商结合，滥采开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现实。小说直接触及官场腐败问题。相金玉小说大量运用口语、地方方言，乡土气息浓厚，带着一股泥土味，跟生活一样本色自然。可以说相金玉的小说就是一幅当代青海东部农村的生活画卷，从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管窥到当地农村的方方面面。
门源回族作家马玉珍小说主要以农村回族女性为描写对象。《白瓦盆黑瓦盆》用第三人称叙事，描写新婚的回族女子海澈的故事。整篇小说作者几乎不加任何议论或断语，只是客观如实地叙述故事，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表现出当地农村回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新老两代人观念上的冲突。另外，小说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自然平实，尤其是运用了很多青海方言，如“黑眉糊脸的瓦盆”“眼睛没什么麻达”“黑达麻乎的”“弹嫌人”等，还有许多口语如“女人嘛，世下就是烙馍馍擀汤的”“那边钱挣得松泛”等，充满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道。
大通县的鲁玉梅是八零后土族女作家。她2015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的新作《苍生》比较有特色。小说通过描写农村青年包子和媳妇扇子的故事，反映了青海农村的面貌和当地的世俗人情。小说的亮点是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比如扇子去小卖店打探丈夫行踪的一段描写，寥寥数语，将扇子当时担心、害羞、尴尬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真实自然，生动有趣;其次，小说还穿插了另一条线索——村里拾粪的老布之死和扇子向关帝爷求子的事情，最后用扇子的梦境将两条线索巧妙地合而为一，应了“村里会看卦的波说扇子没有转生魂，需要有个亡人的魂钻进她的肚子里才行”的说法，表现出当地农村人的迷信观念;再次，小说反映出当地农村的一些乡俗及多民族融合的宗教文化，如供奉关帝爷、在家煨桑等不同民族的宗教习俗在当地融合的现象。
从以上青海女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新世纪的青海女性作家自觉加强了担负的文学责任维度，用全部身心投入到青海，以生命体验青海高原的一切，认真寻找创作之源，在多元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中，吸收本土与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对艺术的执着坚守和探索创新精神创作出一大批题材丰富、手法灵活，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女性文学作品，为新时期青海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读者的阅读视野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也为青海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王宝琴
女性新标准：撒过泼、出过轨、勾引领导下过水。装过神、弄过鬼，跟人家老公亲过嘴。傍过款、出过洋，带着网友开过房。翻过窗、跳过墙，一夜睡过三张床.男人是牛，女人是地，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牛越耕越瘦，地越耕越熟。今天是男性健康日，忠告群里男性哥们一句，好火费炭，好女废汉，好车费油，好菜费饭兄弟们千万保重!向战斗在宾馆，浴场，K房，迪厅，酒吧等一切娱乐场所第一线的勇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政府开会，讨论关于取缔小姐的问题，小姐代表发言：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公安局长表态：行)不占地，不占房，工作只要一张床(国土局长高兴地说：好)不生女，不生男，不给政府添麻烦(计生办主任点头：不错)无噪声，无污染，只是偶尔喊一喊(环保局长说：喊吧喊吧)不集资，不贷款，自带设备搞发展(发改委主任：欢迎欢迎)下岗妹，不流泪，就业自己找机会(社保局长不住地说：对对对)不逃税，不欠费，挣多挣少无所谓(税务局长满意地说：可贵啊可贵)不嫌脏，不怕累，拉动内需创外汇(外经贸局长伸出大拇指：够意思)不惹祸，不胡扯，坚决不做第三者(妇联主席很欣慰地说：省心啊)不怕打，不怕捶，坚决不说陪过谁(纪检书记直点头：好，组织纪律性很强嘛)
1、撒过娇、出过轨、勾引领导下过水;
2、装过神、
弄过鬼，跟人老公亲过嘴。
3、傍过款、出过洋，带着网友开过房;
4、翻过窗、
跳过墙，一夜睡过三张床。告诫战场上的兄弟们：男人是牛，女人是地，没有耕坏
的地，只有累死的牛;牛越耕越瘦，地越耕越肥。好车费油，好菜费饭。好火费炭，
好女废汉。向战斗在宾馆、浴场、K房、迪厅酒吧等场所，撒谎不回家的弟兄们致
敬：做人要做陈冠希，开房要带照相机。喝酒识人顺口溜：喝酒象喝汤，
此人在工商;喝酒象喝水，肯定在建委;一瓶不会剩，一定在财政;喝酒不
用劝，肯定在法院;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一口二两五，一定在国土;八两都不醉，这人是国税;喝酒不认真，可能是医生;喝酒讲情义，绝对是兄弟;
喝酒教育人，绝对是酒神;喝酒不晕头，肯定是喽喽;酒后耍酒疯，多半是民工;喝倒不会醉，肯定在党委;喝死也不吐，绝对是政府;天天醉酒不受伤，老弟八
成在镇乡;白酒啤酒加红酒，肯定是个一把手;成天喝酒不叫苦，哥们高
就在政府;一夜喝酒都不歇，保准任职在政协;喝酒只准喝茅台，这位
领导中央来;异性的区别：啥是异性朋友?——想说的不敢说，想做的不敢做。啥是红颜知己?——想说的尽管说，想做的不敢做。啥是情人?——有些话不说，
什么事都做。啥是老婆?——话懒得说，事懒得做。吃饭的后果：常
跟领导吃饭，升官是迟早的事;常跟大款吃饭，发财是迟早的事;常跟老婆吃
饭，厌倦是迟早的事;常跟情人吃饭，肾虚是迟早的事;常跟异性吃饭，上床是
迟早的事;常跟父母吃饭，分家是迟早的事。信天游：吃一次豆角抽一次筋，找
一回情人伤一回心，石头上栽葱扎不下根，玻璃上亲嘴急死个人，光发短信
见不上个人，害的咱落下个人想人。情人百态：傻气的送点花草;轻浮的领着乱
跑;俗气的喝足吃饱;无聊的跳跳舞蹈;胆大的搂搂抱抱;疯狂的就地放倒;
胆小的短信问好;没有的家里思考。最能吓唬你一辈子的话：小时候，妈妈说：
狼来了;上学时，同学说：老师来了;结婚后，同事说：你老婆来了：现
在，小情人说：这个月那个没来。人生哲理集萃：
1、漂亮是女人的通行
证——一句老话，但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原因是女人
大都经不住甜言蜜语的诱惑的，鲜花往往就是这么插在牛粪上的。
3、婚姻是爱情
的坟墓，那是因为婚前已经往去坟墓的路上走着，就算不结婚也会在坟墓前分手。
4、
婚姻象围城，外面的人进去，里面人想出去。
5、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精装本
和平装本。婚姻中的男人往往只看到妻子的平装本和别的女人的精装本，这也是婚外恋的主
要诱因之一。
6、人生最大的冒险是感情。因为种种冒险行为大不了一死，但感情
的折磨却能让人生不如死。
7、男人最大的秘密往往告诉红颜知己，不是同性朋友、
家人或妻子。
8、大龄未婚男女其实就是像坐巴士坐过了站。快乐一辈子的经典：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 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买房一张纸，揪心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折磨一辈子;做官一张纸，斗争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双规一张纸，后悔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看病一张纸，痛苦一辈子;
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淡化这些纸，明白一辈子; 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
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维多利亚女性特点。
首先文章介绍了十九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从运动的起因，过程和特点阐述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特征。然后，文章描述了英国文学界的一次女性创作高峰，即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兴起。在这个部分，文章对女性写作兴起的原因，女性作家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婚姻三个方面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大体描述。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不得不说到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西方的女权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和工业**同步，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
在19世纪以前，女性社会地位身份低下，尤其是已婚女子，被认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几乎失去了自由，存在感十分微弱。女性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局限在家庭，社交场合，因而女性的创造力也受到了压制和忽视。女性在社会显然处于弱势，可是女性并没有因为弱小而收到保护，恰恰相反，在家庭或者公共场所，女性常常受到攻击和骚扰。由此看来，当时的女性面临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当女性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获得社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运动也就顺着历史的潮流产生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下层劳动女性为了面包而工作，广大中产阶级女性为了权力而斗争。由于劳动女性斗争意识的增长和女权主义的呼吁，英国制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采取了请愿的方式，广大女性纷纷组织社会团体，上街进行宣传讲演，在社会上扩大女权运动的影响，给议会施加压力，以迫使议会通过女性的要求。
女权运动在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之初，依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斗争方式，主要采取舆论宣传，组织请愿等方式。19 世纪 80 年代，相续出现一批女权运动的团体。到 1894 年时，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有了一定效果，已婚妇女获得了在地方上的选举权。在女王去世的的头两年，一些激进的女权运动者认为通过和平请愿获得参政权力的方式已经过时，一些女权组织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抗议，运动更加激进化。但不论采取什么运动方式，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女性的参政要求也没有被议会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参政运动，不难发现，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中、下层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她们作为中产阶级女性的权力的缺失，于是首先起来进行抗议。在她们的宣传影响下，更多的中、下层女性参与到运动中来，女权运动逐步发展壮大。
女权主义运动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请求，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女性作家的兴起。
女性作家的兴起做主要的体现是女性写作在小说领域的兴起与发展。十九世纪以前，小说一度被当做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创作形式，当时的文学形式以诗歌创作为主，出现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浪漫主义诗人，如约翰济慈，雪莱，拜伦等等。而此时的诗歌领域，注定了只是男人们驰骋的疆场，因为浪漫主义诗人都是有机会大量接触拉丁文、腊文和古典文学成就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男人们。从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多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丁开始，随后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等等，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作文学的高峰。
女性作家的兴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一般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活动范围都被局限于从一个客厅到另一个客厅，小说文本成了她们茶余饭后的一种精神消遣，这样也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固定的读者群，妇女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中获得愉悦，这种欢乐其实就是经过想象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和颠覆。另外从小说出版的关系来看，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多工作都没有女性的机会，因此很多女性没有经济来源，而写小说则是一种比较赚钱的方式。
维多利亚时代虽然男女性别角色的界定两极分化很明显，并体现在家庭、文学、文化各个领域，但女性写作仍然凭借其独树一帜的特点在小说领域得到了充分发展。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采取了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妥协的方式。肖瓦尔特认为，此时的女性写作属于“女人气”阶段，“是一个较长时间地模仿主导传统的阶段，这也是一个将主导传统的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的过程”。当时女性写作基本都遵循了传统的小说的叙事模式，大多选择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甚至有女性作家为了被社会所承认采取了男性笔名。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女性作家们既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代表着女性智慧和力量的职业女性角色，又想使自己的女主角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体现出当时的社会女性的无助和被动。受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们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大多是女性在家庭环境中的故事，或平淡朴实，或轰轰烈烈。
在她们所写的故事中，读者不难发现，当时的女作家们对故事女主人公的设定是对当时社会意识中性别角色的界定的篡改。在以往的男性作品中，女性被当作是“永恒的女性”：女性要贤淑善良，温顺柔弱，她们是美的化身，金发碧眼的美人，等待着王子或骑士的出现才能获得拯救。但是在当时女性作家的笔下却出现了诸多有独立思想，相貌平凡，追求自由，反抗礼俗，敢爱敢恨的丰满文学形象。例如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相貌一般，地位低下的女主角简爱，她勇敢地追寻和罗彻斯特先生之间平等的爱情，例如不顾家族反对的凯瑟琳，以生命为代价追求和希刺克里夫“互为灵魂”的爱，又例如聪慧可爱的伊丽莎白，和乡绅达西之间抛开金钱和名利的爱情和婚姻。
除此之外，源于女性作家特有的天生敏感的气质，决定了她们善于将目光从传统的外在世界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她们大多很执着地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展开故事情节，挖掘深层的内心世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幅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情感画卷。她们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常常不是按照传统进行理性分析，而是任感情驱使，作直接的描绘，因而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为之动容。其实爱情历来是作家们爱涉足的领域，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也不例外，她们笔下的爱情故事表现的是自身对爱情的渴望、追求或是体验，她们的作品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或者精神的寄托，因此作品也带有比较浓厚的自传色彩。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传达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呼声和愿望。
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和前代相比，贵族阶层的权力有所下降，但他们继续保持既传统又善于适应的特点，努力保持高贵身份的同时，也在缓慢地适应新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女性们可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由于女性的身份，她们与贵族男性在参政上又有所不同。贵族女性们认为如果她们能够证明她们有影响力，她们也就登上了地方或是国家政治舞台上。贵族女性大多是致力于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她们的活动带有更多的公益性，而不是参加正式的议会或是决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不同的贵族家庭对于贵族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也抱有不同的期待。但总体来说，贵族女性还是被允许参与政治活动的。贵族女性充分发挥她们的交际能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她们的政治活动很少是为了自己，她们更多的是为了她们的丈夫、儿子或者家族利益。
在经济上，女性自结婚那天起，她的一切就都属于她的丈夫，她所带来的财产要划归到丈夫名下，自己不能够再任意支配。女性要想获得并保持财产只有保持单身或是指望丈夫去世的时候能留给她一部分财产。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国王，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限制。她与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后，女王名下的财产并没有遵循英国的传统而划归到她丈夫的名下，而是依然归女王所有。
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衣食无忧，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贵族家庭繁复的事务，使她们不能仅仅当供人观赏的花瓶。一般情况下，贵族女性要协助丈夫管理家庭事务，以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特别是，由于贵族男性的社会活动较多，他们常常要出席各种会议，或是管理家族产业，所以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就落在了贵族女性的肩上。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女性大多都以贵族男性的助手的身份出现。即使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比丈夫要高、要强，她们也都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丈夫打理。贵族女性通常做法就是发挥她们的专长，出入宫廷、参加聚会、结交权贵扩大关系网等，利用各种途径为家族经济争取最大的好处。
在婚姻方面，由于贵族阶层人数较少，所以为了结成满意的亲事，贵族们常常是早作准备，精打细算。 作为贵族女性，她们的婚姻选择与贵族男性大致相同，她们首先考虑能否嫁给等级较高或是同等级的贵族继承人，其次才会考虑其他选择。贵族女性自幼就为婚姻做准备，她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每一样都是经过精心培养，以便日后能够吸引贵族男性的目光，结成理想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时代末期也有一部分贵族陷入了经济危机，所以也有一些贵族放弃了对于爵位的追求，只得把女儿下嫁给商人，以求得经济上的好转。商业巨头也愿意迎娶贵族的女儿，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妻子在家中，自然能够引来别人的瞩目。但是这类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并不多见。
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发展
内容摘要：女作家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随着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女作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开始对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着眼点独特，因此，她们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关键词：新女性主义 觉醒 反叛 争议
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元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但在五六十年代时，女性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作家。
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女性社会状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大增加。其次，台湾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女性就业率，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率。然后就是女性阅读人口的增加，产生不同的文学消费需求。
一、台湾女性意识觉醒
1970年美国爆发了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发展起来。
吕秀莲是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虽然后来沦为“台独”分子，但她对台湾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等。1982年，任教于淡江大学的李元贞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基本上承继了新女性主义的理念，但不再以“新女性主义”为口号，改为“新两性关系”取向，为两性平等做出了推广和扎根的努力。台湾的女性意识逐渐从觉醒到发展为一种思潮。
二、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
“1955年，台湾第一个妇女文学社团——台湾妇女写作协会——在台北成立，会员苏雪林、谢冰莹、潘人木、林海音、孟瑶等三十多人。该协会还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妇女文学》。这，标志着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①
林海音可以作为5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代表，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城南旧事》了，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其小说主题就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
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相继出现了以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对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新生代女作家曾心仪很引人注目，首先，“表现台湾妇女的悲苦命运，是曾心仪小说描写的重要题材”②，其作品 ，有的以悲悯情怀描写台湾出身贫寒的女子的不幸遭遇 ，揭示社会阴暗角落 ;有的是以自身经验表现城市劳动妇女的苦难，反映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其次，“曾心仪小说的题材还表现在，谴责外国强权势力，嘲讽崇洋媚外的社会思潮”③。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我爱博士》和《彩凤的心愿》，前者以嘲讽笔触抨击崇洋媚外风气，后者则写的是社会底层女职员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诈。曾心仪由此带来 7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缕曙光。李昂是80年代一位极富争议的女作家，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其代表作《杀夫》从人性的深层角度
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刻画出精神崩溃的陈林市如何从受虐者变为施暴者，双重性格的陈江水如何从人性发展到兽性，人性扭曲的阿罔官如何从“被吃”发展到“吃人”状态的全过程，而使陈林市、陈江水、阿罔官三个人物形象呈现出浮雕般的立体感。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暗夜》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而“袁琼琼的那篇获得1980年联合报小说奖的《自己的天空》，是8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④，讲述的是静敏在被丈夫抛弃后自立自强的故事。同时期的作家廖辉英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提出了女性自救的重要性。她的小说《红尘劫》、《盲点》、《今夜微雨》、《油麻菜籽》都是反映女性自救题材的作品。朱秀娟的《女强人》讲的是女性拼搏奋斗，通过事业的成功来实现自我的故事，在曲折但不离奇的情节中去展现女主角的生活和命运。
进入90年代，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金钱和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溃败和失衡使整个台湾的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偏转，
很多女作家的作品由于非常个性、另类，甚至难以为当时普遍的理念所接受，或者震动很大。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拉拉”的言说，代表作品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杜修兰的《逆女》等，都以描写女同性恋为题材，大胆而叛逆。朱天文以《荒人手记》摘取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桂冠。邱妙津是她们中影响很深远的一位，1969年生，1995年在年仅26岁的时候在巴黎以水果刀刺胸自杀。她有小说集《鬼的狂欢》、《寂寞的群众》、《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蒙马特遗书》由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组成，书中充斥的是对自己内心的剖析，被称为“死亡美学”。曾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激起了台湾青年的深切共鸣，时至今日仍反响很大。《鳄鱼手记》以第一人称记录了女同性恋者深刻的心理困扰，尖锐地表现出时代变化与同性恋现象所面对的新的文化困境。这部小说是由两个文本组成，一个是叙事者四年大学生活的隐秘心理的逐年手记，着重倾诉了女同性恋者的悲情挣扎;另一个则是插入在每年手记里的以鳄鱼为主角的书写片段，以鳄鱼影射女同性恋者，赋予了"鳄鱼"全新的文化阐释，借助人们对鳄鱼的恐惧暗示出当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恐惧。杜修兰的《逆女》被改编为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名叫丁天使的女孩叛逆故事。
三、小结
台湾新一批女性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异军突起，自成格局。新女性文学以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予以揭露，对男权中心秩序进行颠覆，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以及女性在追求自我过程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满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唤起女性勇于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由于视角的差异，这些作品有着和传统的男性创作主体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蕴，甚至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成为台湾文坛上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注释：①④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342页，第346页，1996年版
②③黄重添 庄明轩 阙丰龄：《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第266页，第270页，1986年版
您的宏大，您的广博，您的智慧，
奉献您的青春和热血，
政治舞台分明有您的飒爽英姿，商场上分明有您带领的拓荒者，
体育场上也有您捧回的一枚枚奖牌，
女人啊，您是伟大的，
世界有了您而多姿多彩，
女人呀，您是无私的，
社会因为您而在进步向前，
女人呀，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
您
将怎样发展自己呢?
女人呀，奋斗吧!
愿您像海燕，像苍鹰，
在广袤的天空翱翔。
(作者：李雪峰)
争做时代新女性
我是一个人民教师，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教师素有“春蚕”、“春雨”、“蜡烛”、“园丁”之美喻，光华闪闪而夺目。但从教近三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个出色的女教师不容易，特别是做一个出色的女性更不容易。所以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争做时代新女性”!
在教育界，有许多可亲可敬的同行、姐妹，她们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四有”新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她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她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她们讲着共同的话语：“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这就是我们这些女教师的人生目标，是我们崇高的追求。我们爱自己的事业，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工作，虽然有过多少的挫折，但我们一如既往，在职业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多的业绩，作出更多的奉献，以至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谁都清楚，中国的妇女有着不平凡的发展史;谁都知道，中国的妇女有着千年的缠足史。50年前，中国妇女缠足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有多少小脚女人，没有人统计过，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百万人，她们大多是八十岁左右的老年妇人。“缠足”缠的不仅仅是女人的一双脚，缠的是女人的智慧与才华，缠的是她们受伤害的心。西方妇女毕竟比中国妇女觉醒得早，当她们穿着颜色各种各样的运动服锻炼身体的时候，当她们凭着自己的才智走上各个岗位的时候，大多数中国妇女还在那里认真地裹着自己的脚，在那里精心设计着自己的“三寸金莲”，然后迈着畸型的小脚，足不出户，做个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平凡妇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知道缠足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且有害于妇女健康，妨碍妇女参加生产，必须加以禁止。缠足的时代宣告结束了，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男人干着同样的工作。这时，缠足的妇女才真正意识到，时代给她们带来了什么，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很能干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了解了中国妇女的缠足史，做为一个时代新女性，在对缠足妇女深表同情、伤感的同时也深深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光明幸福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不单单是男子的时代，也是女子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新的社会特征也为女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各行各业中，女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在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她们的聪明才智，不让须眉。她们克勤克俭，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风气潜移默化的功能，都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妇女在机关、学校、工商企业工作，或从事工业生产，大多埋头苦干，成就辉煌，也有不少妇女致力战时服务，劳军工作，社会福利等，亦多默默耕耘，备受赞誉，她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不可否认。但是，他们在备受赞誉的背后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更大的艰辛。
我是一名幼儿教师，有了自己的职业，有了自己喜悦的成绩，近三年来，上级领导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帮助，在我深表谢意的同时也更有感慨：因为我的成绩来之不易，流了汗水，付出了艰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虽然有着十足的激情和美好的憧憬，但是丝毫没有工作经验，是在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和毫无保留的帮助下,我才很快摆脱了少女的幻想时代,进入了现实的角色状态,将自己真正的融入到了孩子们当中。
教书育人，责任重大，不只教学，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教给孩子们，自己也要在很多方面做好榜样，真的不容易，做女人难，做有成绩的女人更难。但是，流下汗水与付出艰辛时，却换来了成就感与快乐感。孩子们变乖了，各种好的行为习惯也养成了，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想到孩子们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有了成就感;孩子们记得我，在路上相遇以后问声“老师好”!我就感到比谁充实，感觉比谁富有，便有了快乐感!突然间又感觉自己：与天地共存，与日月齐光。
做为一个女教师，做为一个时代新女性，我认识最深的还是：我们女子同样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财富，同样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可以创造新的生活;同样能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就是说，我们该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崇高，在于奉献;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给整个社会创造了多少。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只有你我她与男同胞一起共同为了明天和未来创造了让后人有用的东西。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点，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结合宣传思想工作实际，认真加以研究落实，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基础。
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源泉，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相适应，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反映时代进步潮流，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着眼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融洽的社会氛围、积极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在单位领导的指引下，我们形成了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为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形成全市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自觉的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为“突破利津”战略提供强大思想保证。正视当今社会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差异性，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引导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努力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和谐因素，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进一步激发民族志气，鼓舞群众士气，弘扬社会正气，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女同胞们，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壮丽的人生，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光彩夺目，时代赋予我们施展才华的机遇，给了我们发挥智慧的空间。弱者等待机遇，强者抓住机遇，智者创造机遇。我们不能辜负这美好的时光，应该积极进取，收获成功。更可喜的是，在各行各业中，已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先进的优秀的女同志，她们的追求和精神，已成为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作为新女性的我们，如何为这笔财富不断增添新的价值，如何在“创造新岗位，创造新业绩，创造新生活”的道路上，如何在为建设两个精神文明的道路上，塑造我们新时代女性的形象，这值得在座的每一位女性深思。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再次成为中国女性的时代呐喊，如磐的岁月见证一个事实：一代代新女性的诞生和成长，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坚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 “新女性不应只是做厨房中快乐的小女人，一个等着丈夫归家的妻子和孩子放学的母亲，她应该是走钢丝的能手，善于在家庭和事业间寻求平衡。”事业是女人的立身之本，家庭是女人快乐的源泉，善于思考的新时代女性可以在两者间实现双赢。徐志摩表明：21世纪的新女性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也不是男人眼中性格粗犷的“女强人”，她应该是流动在职业女性与贤妻良母之间的“精灵”。„„ 这两句话，道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同一心声。对这两句话，我的体会更深，今天有幸在这儿演讲，内心激动不已，心潮澎湃，这是领导给我的机会，更是时代给我的机遇。我会珍惜这个机遇，更加努力地工作，尽自己所能，在教师职业这个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创造更新的生活。我更要对新世纪的女同胞们说，社会需要我们，时代需要我们，21世纪的女性该融入到社会之中，与时俱进，拼搏进取，永不放弃，做自己的主人，同时也为自己开辟一条美丽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