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音短视频新农民主体建设策略

【摘要】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之下，农民主体性逐渐成为我国农民研究新的着力点，本文通过观察“新农人”这一群体在短视频领域的创作实践，并对这一群体进行重新定义，结合深入访谈，研究这一群体在自我表述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自我主体性。最后从平台的角度切入，为新农人短视频创作提供可参考、可实践的建议。

【关键词】新农人;主体性;抖音;短视频

一、新农人短视频及主体性概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85亿，占整体网民的30.4%，较2020年3月增长3063万。短视频用户规模则达到8.18亿，较2020年3月增长4461万，占整体网民的87%。农民创作者通过快手、抖音等平台和直播软件，发布乡村劳动生活场景，随着内容生产、传播、消费各个环节的下沉，农民UGC(用户生产内容)自媒体人成为互联网主动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景观。

2020年1月，抖音发布的《2019抖音数据报告》显示，农民成为短视频领域点赞最多的十大职业之一。同时，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布局“三农”创作方面动作不断。最新发布的《字节跳动公司县域数字化“三农”报告》提到，今日头条平台累计发布了204万篇“三农”相关图文、短视频内容，共产生450亿次阅读播放量，被收藏了1.5亿次，产生8300万评论，分享传播超过2000次。

2020年8月4日，抖音宣布推出“新农人计划”，将拿出合计12亿流量资源从流量扶持、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方面，全方位扶持“三农”内容创作。[3]从用户、内容基础和平台支持力度以及内容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几方面综合分析，抖音都是与本研究契合度最高的平台，这也成为本次研究选择抖音的关键。

结合学界与业界已有的研究，本文的“新农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新农人拥有更灵活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主动寻求与市场的沟通;二是生产工具的变化：除了利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新农人”更熟练地运用互联网从事农业的生产与流通，将“互联网+“三农””贯彻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三是素质与价值观的变化：本文所要研究的“新农人”，对“农民”这一群体有天然的价值认同，其在个体重新选择与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非常积极，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此外，在网络社会，尤其是类似抖音的移动短视频社交平台，一切网络行为的主体都是人，社会中原本存在的权力等级在网络中基本被解构，平台的使用者拥有了更多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传者(传播主体)、受者(客体)的关系变成了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交互主体性”这一概念强调主体与主体相互沟通、相互承认、相互影响的“交互”特征。在“主体间”这种相互关照中，主体自身既确定了自我存在，也肯定了他人的自我存在。总的来说，在网络虚拟的实践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被打破，客体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能动性，具有了许多主体性因素。

二、新农人短视频的主体性建构策略

(一)自我意识觉醒产生主体性建构诉求

新农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主要对应主体性的四个特征：自主性、自为性、主动性和创造性。95后是抖音中新农人创作者主体部分，这一群体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全村的希望”走出乡村，最终出于不同的原因和背景返乡，返乡之后，他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不同于父辈的农民身份，相对于传统农民，新农人更加主动的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同时，他们又通过语言、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明确地将自身与传统农民相区别。

在新农人短视频中，“大家好，我是新农人×××”是最常见的开场白，他们主动选择了新农人的话语，并且明确与农民群体身份的边界;在自我介绍以及视频内容中，新农人创作者无一例外的将自己定位为当地文化宣传者、乡村形象代言人，以及地方美食推荐官等角色。新农人群体成为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神经末梢，与官方媒体自上而下的号召相呼应，新农人群体自下而上地以“创作者”的角色诠释乡土文化。

而抖音中新农人创作者的社会交往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互联网为纽带，与其他“三农”创作者的社会交往;二是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日常交往。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中的相互作用会使主体的自我认同更加清晰，在笔者的访谈中，五位访谈者都认为和抖音中的其他“三农”创作者交流能够拓宽视野，并且会将线上的关系延续到线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村前景、个人发展是新农人创作者比较关心的共同话题，笔者向五位访谈者都提出了“是否认同自己是农民或者新农人?”这一问题，对此，五位创作者均表示非常认同。在他们的视频内容以及文字介绍中也会突出“新农人”“农民”等标签，以此在与粉丝以及客户的交往中达成对这一身份的认同。

在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日常交往中，新农人的日常交往对象一般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当地农民，在这种关系中，“失衡”成为了主要的关键词。一方面，新农人将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看作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他们真诚的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狭隘、落后的小农意识、需要被“拯救”与“教育”也是他们对农民的另一种矛盾情感。

说实话村里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大学在兰州，学的是工商管理，其实可以说和农村农业没有任何关系，也在东北和郑州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发现，我可能还是适合农村，而且我也坚信我的未来在农村。之前看过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对，“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让家乡摆脱贫困”。

(HCX)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家开辟出一个书房，一面墙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们村说实话，大概也只有我家有书房，我当时开辟这个书房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警示自己，要不断地学习，不要回来之后就目光变得短浅，不要和村里其他人一样。(HCX)

综上，在与当地村民的日常交往之中，新农人将自己建构为有一定知识储备和资本的投身乡村的建设者。他们并没有完完全全成为“农民”，而是作为一个连接着社会资源与广大农村的“中间人”，这种认知也在他们一次又一次抖音直播带货、拍摄乡村短视频中得到确认与加强。

(二)赋权与自我赋权重塑主体性建构内容

赋权研究，或者说增权研究，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失能”(disability)群体，这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具有大量重叠的意义空间。其目标是改变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增强其权力和能力。而当福柯的权力学说被纳入赋权理论之后，赋权不再被简单理解为一种从外部输入权力、资源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被赋权者的主动参与、接受和互动来完成。赋权理论本身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它不仅停留于理论探讨，还广泛应用在社会发展实践及其进程中。

参与是新农人实现自我赋权的核心要义，在传统媒体时代，农民是“失语”和“被表达的”，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贫穷、落后、盲流、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主要媒体形象，传统媒体的城市中心主义进一步凸显。而进入信息时代，短视频行业进入爆发增长期，不同于微博等社交平台，准入门槛低是其主要特点，这激发了农民表达自我的心理需求。可以说，新农人或者扩大到整个“三农”创作者群体，出发点都是改变现状、提升自我以维护自身利益。

我年轻时候是练拳击的，一直想记录自己的生活，不怕你笑话，我想攒钱买一台相机，以前是拿手机，现在有了抖音，我就自己瞎琢磨，现在也五十多了，平时就是想拍啥拍啥，咱没人，就一个人，所以一直也不火，就那几个人点赞，前几天去亲戚家吃酒席，我就拍了一段戏班子，那个视频可火了，我看有两三千播放量。(NMLP)

我其实也有自己的生意，有一个冷库，自己做点买卖，当初拍短视频就是觉得自己在这行干了十几年，上网也能扩大影响力，也能带带我线下的生意，我算是抖音里养殖类做的比较早的了，现在账号也比较稳定，我也会偶尔拍一段和养殖无关的，纯粹就是想在网上表达。(BJLZ)农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经济主体，也是文化主体，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不仅需要官方自上而下的“帮扶”与“发展”，也需要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新农人主动参与到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传播生态中的边缘化地位，重构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想象;另一方面，新农人借力电商，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新农人自身的经济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

(三)媒介素养水平决定主体性建构立场

本文考察新农人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主要从短视频的接近使用、对短视频平台内容的评判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主动参与内容创作这几个维度出发。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18亿，占整体网民的87%。就使用情况来说，短视频直观生动、门槛较低，这使其成为了大多数新农人或者农民在农闲时间消遣娱乐的主要方式。而使用目的的不同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农村社会，带来新一轮的数字资本的不平等。通过对五位新农人进行访谈发现，新农人创作者使用短视频软件的主要目的一是打造当地农作物品牌，二是通过线上互动、虚拟社群中的群体参与增强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作为观看者的广大农民则更倾向于观看平台中的情感、娱乐消遣类内容，对于电商、短视频创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短视频内容的评判与解读，新农人群体也与农民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新农人创作者由于依赖平台的流量分发，因此对于平台的算法与个性推荐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甚至能够准确的说出“抖音以个性推荐为主，快手以私域流量为主”这类专业的判断，因此对平台内容保持较为批判的态度。而另一部分作为受众的农民则较为被动，由于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只能受困于信息茧房，欣然接受平台“喂食”的流行文化。“草根阶级的话语权与文化参与”对这一群体来说似乎有些遥远。

相比图文时代，短视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参与门槛，加之近年来国家政策助力，平台推出电商扶贫、数字助农等多种形式，农民在短视频领域的主动参与程度逐渐加深。据数据显示，今日头条有3.2万“三农”创作者，但通过访谈笔者发现，新农人的主动参与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少数的头部创作者获取了平台绝大部分的曝光度与流量，头部账号一般由公司运营，画面中精致的乡村景色、成熟的运镜以及剪辑手法遮蔽了真实的中国农村，而数量上作为绝对主体的普通的新农人创作者没有成熟的创作思路，普遍性认同的故事或者产品挖掘程度不够，难以吸引观看者、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注意力。二是“三农”创作者被平台的算法与流量裹挟，拍摄内容可能存在过度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倾向。相对于短视频平台美妆、唱跳、网红类内容，“三农”内容是一个被凝视的“他者”，受传统媒体中对农民的同质化、去历史化的呈现影响，观众更乐于看到猎奇的、戏剧性的、不同于城市的乡村图景，流量倒逼部分创作者迎合观众喜好，陷入丧失自身主体立场的风险之中。

我也琢磨过抖音这个算法，这个算法是真的厉害，现在大家拍视频的，都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其实这个账号开了没多久，现在效果比较好，在本地的“三农”创作者而言，乡村与生活是他们进行内容生产的两大主题，平台中现有的新农人创作者其创作能力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同时，他们关于农村最真实的展演得到的关注远不及恶搞农民群体的低俗视频，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迷信技术带来的颠覆绝不可取。

结合本研究对五位新农人创作者的访谈，笔者认为在国家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框架之下，平台本身能做的还有许多。

一是建立与现有创作者规模相适应的审核体系，养殖、农业生产等专业领域的审核应由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各大平台“新农人计划”“火苗计划”等鼓励“三农”创作者的活动层出不穷，但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管理体系却亟待完善。

二是将公共性、影响力、视频质量纳入评价体系。大多数平台中现有的新农人创作计划没有脱离平台本身的商业逻辑。针对优质账号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原创、播放量、粉丝数，这种鼓励体系将流量放在突出位置。而新农人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后入场的创作者，他们本身的创作积极性与视频质量是需要保护的，如果纯粹为盈利而创作，就会被商业环境所异化，陷入“唯流量论”的窠臼。新农人本身以及其所代表的乡村叙事也会成为流行文化的消费品。

同时，提升新农人的媒介素养水平也是重中之重，除了国家发挥的主导作用，如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覆盖率;鼓励、吸引适农人才扎根农村。平台方也应发挥自身优势，与当地政府合作，以电商大会、创作培训班的形式做农民之所需。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网信网，2020-09-29.

[2]农民自媒体“浮世绘”：抖音、快手们是如何冲击乡土文化的[Z/OL](.2019-9-24)https://36kr.com/p/5249620.

[3]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公司县域数字化“三农”报告》.[4]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张爱凤“.底层发声”与新媒体的“农民叙事”——以“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4):49-57.

[7]洪榕蔚.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D].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19.

[8]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02):6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