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控研究
摘 要：面临花样繁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究其手段，析其缘由。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前迫切需要按照科学治理理论，依法构建“7+6+5”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平台(校园版)，以应对百变的电信网络诈骗事件，加强对高校学生安全的防控。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网络诈骗;大学生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基于“互联网+”窗口发生质的飞跃，其呈现出“2性+5化”特征。即作案人员的团体性、作案对象的精准性、作案技术科技化、作案手段隐蔽化、社会危害巨大化、诈骗手段多元化的趋势。
一、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平台(校园版)建设的必要性
1.“互联网+”时代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分析
(1)城市公安机关部门各自为政，破案效率增长缓慢。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从10万件飙升至约60万件。仅2016年1月到7月，因电信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14.2亿元。期间，我国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近几年，由于电信网络事件频繁发生、诈骗手段不断升级换代，传统意义上的执法理念、方式受到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联动、协同执法这一新方式应运而生，该方式可以加速执法效率，缓解损害程度。
(2)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管理形势雪上加霜。据统计，由于个人信息的泄露，2016年到2017年我国有6.88亿网民因垃圾短信、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达915亿元。根据12321举报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个人信息泄露的举报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从2014年中心设立开始，截至2017年底，共收到网友举报111781件次。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个人信息泄露越来越严重，个人信息安全形势严峻。因而有必要改进个人信息管理方式，提高政府部门的执法水平。
(3)在校大学生防诈骗意识不高。①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在中国教育体制下，对于学生的培养偏重与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也存在着缺陷，“望子成龙”现象十分显著。②学校教育导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等全面的综合教育，但是大多数学校为了招生需要和评比，将教学重点都放在了知识培养上，忽视了对于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锻炼，学生普遍存在着缺乏自我保护、社会经验、辨别是非能力，也对法律了解不足。③理性缺失让大学生缺乏辨别能力。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不足就是社会实践能力，无法准确的判断社会现象的好坏，面对挫折也没有承担的勇气。④物质诱惑导致大学生失去判断。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在央视《新闻1+1》栏目中就如今“女大学生被骗被害案件频繁”这一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严重，人们的人格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报复社会心里呈现频繁，这也正是诈骗行为出现的原因，很多犯罪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反而觉得这是其讨生活的正当手段。
2.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平台(校园版)建设的必要性
针对“互联网+”时代下的电信诈骗呈现出“2性+5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学生屡屡受骗，以及上述现状。当前我国高校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形势严峻，面对新的手段，必须改革创新，突破陈旧的理念，树立新的治理理念，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构建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平台(校园版)。该平台还可以根据社会不同群体特征“因地制宜”推广该指挥平台，最后构建全社会反电信网络诈骗机制。从而全面预防、降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数量与损失金额，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二、“互联网+”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的“7大技术+6大板块+5个平台”防控机制构想
依照科学治理理论，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引擎、视频技术、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为技术支撑，跨部门合作，联合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三大电信运营商、银行、网络支付平台、各高校共同出力，依法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中心(校园版)，将上述六大板块，优化资源配置，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构建：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评估平台、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平台、电信网络诈骗报警指挥调度平台、电信网络诈骗应急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管理宣传平台。该五個平台统一于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中心(校园版)。
1.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评估平台
该平台由公安机关、腾讯、支付宝、银行合力组成，利用七大技术，主要负责各类电信诈骗的事前预测、评估工作。该中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智能反电话诈骗盒子、伪基站事实检测系统、微信“火眼反诈骗系统”。进行预测钓鱼网站、虚假号码、预警处置。
2.电信网络诈骗信息研判平台
该平台由技术数据库、综合数据库、警力数据库、犯罪嫌疑人数据库、应急预案数据库等构成数据库，精心研究各类数据的转换加工，将数据的交叉二次比对发挥到极致，提高数据的有效利用率。实现情报信息共享，及时将研判成果快速转递给经侦实战部门，发挥情报信息引领实战的效能是经侦情报信息收集。
3.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指挥调度平台
目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跨省、跨镜等发展趋势，需要各地警力进行相互配合、合力破案、净化网络信息环境、实现实名率。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非接触性，仅根据电话号码、微信号码、QQ号码、银行账号，这都需要这一工作平台搭建与各块的工作联系制度，统一指挥调度，以实现快捷化、便警化、自动化。
4.电信网络诈骗应急平台
电信网路诈骗应急平台，由公安机关、各大银行组成。当前最常见的应急措施为紧急支付。即被害人意识到自己被诈骗后，立马进行向派出所报警，及时进行止付，挽回损失。但是该种方式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报警时间到紧急止付花费时间较长，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取款时间短，所以能够成功止付的案例少。因此建立电信网络诈骗应急平台。缩短紧急止付的时间确有必要。在银行层面，实行“金额转账24小时到账”，大笔转账10分钟内撤回手段，即被害人意识自己被骗，可以通过自己的账号将该笔款项进行撤回，其中，撤回后，对方能够及时查收到短信。在该应急平台，可以设置诈骗微信号码、银行卡号、电话号码、支付宝账号。特别是银行卡号进行冻结，一旦用户再次使用该类号码进行活动，警方就可以及时获知，并进行处理。
5.电信网络诈骗管理宣传教育平台
该平台主要负责进行具体防止电信网络诈骗教育活动，提高大学生自身的防范意识，全方位的提高大学生防骗的能力，促使他们更好的了解网络诈骗经常使用的手段，从而更好地降低大学生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公安机关及时公布反诈骗提醒标语，定期向在校大学普及防诈骗宣讲活动。银行及时定期面向在校大学生银行普及储蓄卡、信用卡使用“攻略”。作为主力军——各大高校应该重磅出击，将反诈骗教育宣讲活动融入校园活动各个方面。具体如下：
教学活动中，在开展教学活动中，需要让大学生知道，正规的司法机关是不会通过打电话这种方式去向人员做笔录的，更不会设置相应的安全账户去让人员缴纳费用和资金的。而正规机构在兑奖的时候，也不会让中奖人先缴纳一定的资金然后才能够获得资金。而110这样的电话，只能够拨打，公安机关的来电并不是显示110等。
在辅导员各年级大会中，学会理性思维，建设大学生的心理堡垒。
在各班级主题班会中，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比如排演话剧、排演小品等方式，让大学生了解骗子经常使用的几种方式，对大学生开展防范技能培训。
在校园心理咨询中心，注重多方沟通，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针对性对于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培训。各个班级建立出完善的心理委员制度，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开展及时的分析，不断提高自身独立发展的能力，实现精神独立和人格完善的目标。
在第二课堂中，学校在该综合平台上，邀请专家，在学校开展专业的讲座。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增加社会阅历，提高识别能力。社会是一个较为混杂的地点，如果大学生不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就难以体现。因此，大学生必须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即使在此过程中，大学生可能会遭受到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对大学生的成长是有利的。
三、結束语
任何社会群体面对电信网络诈骗几乎处于束手无策角度，个人信息管理与反电信网络诈骗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部份，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综合指挥平台(校园版)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走向。就目前，该平台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借鉴国内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把握好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规律，从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依法构建，使其建设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利于带动和促进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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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英.从惯常行为探究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被害预防[J].海峡科学，2014(12)：76-77+96.
[5]李恒，王刚.网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特点及侦防对策研究[J].净月学刊，2014(05)：33-39.
[6]吴朝平.“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的发展变化及其防控[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
作者简介：
张耀(1992～ )，女，汉族，四川乐山人，研究生在读，西南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刑法。
武大伟(1987～ )，男，汉族，山东烟台人，硕士，讲师，西南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刑法。
作者：张耀 武大伟
摘 要：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当以虚假信息是否可能被不特定多数人直接接收为标准，不拘泥于最终实际被骗人数，并以被害人将钱款转入行为人提供或指定的账户为既遂点。在帮助犯的主观“明知”上，应当构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综合认定标准。在帮助犯的犯罪金额认定上，应当构建“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相结合的二元认定路径。在关联犯罪中，对于“事前通谋”应严格把握，同时，只要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确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实发生，即可先行处理关联犯罪。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的司法机关对于关联犯罪具有管辖权。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 司法困境 解决路径 共犯标准
一、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态势和特征
(一)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态势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下简称“电信诈骗犯罪”)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网络化的产物，近年来呈持续泛滥、高速增涨的恶化态势，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社会危害持续增大，严重危害公民的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和电信管理秩序，已成为当前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1]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为例，自2017年至2020年7月，受理的电信诈骗案件逐年增加，电信诈骗犯罪态势不断恶化。(见下表)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信诈骗适用意见》)，特别强调对于电信诈骗要从严查处、全链条打击、大力度追赃挽损，并对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标准、法律适用等难题进行了细化规定，以此推动对电信诈骗的依法惩治。[2]当前，随着电信诈骗犯罪态势的不断发展，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电信诈骗适用意见》及电信诈骗相关司法解释和意见，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办准办好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特征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犯罪若干解释》)首次对电信诈骗的认定标准作出规定，此后《电信诈骗适用意见》以及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指引》(以下简称《电信诈骗办理指引》)均阐释了电信诈骗的特征。[3]
从电信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法益、行为方式、行为对象、手段特征、危害后果等方面，可以概括提炼电信诈骗犯罪的概念，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远程非接触式诈骗犯罪。具体而言，电信诈骗犯罪相较于一般诈骗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电信诈骗的技术性。电信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型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会利用一些专业技术，包括非法技术，如木马链接、远程侵入计算机系统、虚假K线图、伪装成网络赌博的“杀猪盘”等。[4]当专业技术与诈骗行为“融合”后，对于普通被害人而言，往往很难知晓被诈骗的具体过程，大多只能概括性陈述被诈骗的基本事实;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难度也随之升高。
其次，电信诈骗的隐蔽性、层级性。电信诈骗主要犯罪行为在线上进行，诈骗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天然的隔离屏障，网络成了诈骗行为人逃避侦查的“隔离带”，侦查确定诈骗行为人的难度大大提高。另外，与传统诈骗犯罪中被害人和诈骗行为人的“一对一、面对面”结构不同，在绝大多数的电信诈骗中，被害人和诈骗行为人之间出现了许多专业化的反侦查中间层，如介绍人、收款账户提供人、境外洗钱负责人、POS机套现行为人等。犯罪分子利用技术手段，刻意高频率地更换电脑IP地址，部分犯罪团伙将网络接入地设置在境外，致使被害人维权难度增大，侦查机关取证成本、取证难度大幅提高。
再次，电信诈骗团伙化、产业化。为逃避法律打击，电信诈骗已经呈现出团伙化、产业化的态势，从诈骗网站创建维护、诈骗信息的编写发布、诈骗赃款的漂白接收，犯罪团伙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责任人，诈骗行为以“流水线作业”的形式步步推进，形成了稳定的犯罪团伙和成熟的“灰色产业链条”。
最后，电信诈骗的涉众性。电信诈骗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属于涉众型犯罪，社会危险性容易发散。电信诈骗的覆盖面广、辐射面宽，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存在明显的跨区域性，跨省被害人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跨国被害人也屡见不鲜。
目前我国刑事法律相对电信诈骗等新型技术型犯罪有所滞后，“从一定意义上讲，网络犯罪是‘现代’的，而应对网络犯罪的对策却还是传统的”。[5]现代的犯罪手段與传统的法律设置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司法实践中电信诈骗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困境也随之而来。
二、办理电信诈骗案件的实践困境
(一)如何划定电信诈骗案件的范围
如前所述，电信诈骗案件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三：一是利用电信网络技术，二是远程非接触，三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电信诈骗案件存在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电信诈骗作为一种涉众型犯罪，[6]需要以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作为认定依据。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取证难度、办案时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侦查机关有时只能核实一两名被害人，此时，是否符合电信诈骗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认定标准，这是涉及电信诈骗犯罪认定与否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针对线上线下同步或交替进行的电信诈骗，诈骗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接触，部分案件中钱款的转移也是线上线下同步或交替进行，此时，是否符合电信诈骗是远程非接触诈骗的认定标准，这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点。
(二)如何设定电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合理设定电信诈骗的既遂标准，需要准确把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和内在逻辑。目前，司法实务部门主要持“失控+控制说”的观点，把“骗得”理解为行为人实际占有、控制了他人财物，将诈骗犯罪流程一般分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电信诈骗案件中，由于中间层的出现，被害人的钱款一般都是先转入中间层控制的账户，再经过复杂的洗钱过程，最终转移至诈骗行为人控制。在电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问题上，是以被害人的钱款“失控”作为既遂标准，还是以“失控+控制”作为既遂标准，司法实践中并未统一。
(三)如何认定帮助犯的主观“明知”
《诈骗犯罪若干解释》《电信诈骗适用意见》和《电信诈骗办理指引》对于帮助犯的认定及处理，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概括其要旨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提供帮助(帮助诈骗既遂)的，以诈骗共犯论处。司法实践中，帮助犯的“明知”向来是证明的难点与痛点，电信诈骗案件则集中体现了查明帮助犯“明知”的取证难度。由于電信诈骗的隐蔽性和层级性，侦查机关往往很难直接抓获到诈骗行为人，而帮助犯中间层如“洗钱仔”“卡娃儿”可以通过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等线索进行确定和抓捕。帮助犯到案后，认定其主观“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而提供帮助的证据，往往依靠一人的供述或多人的互相指证，由于言词证据不具有稳定性，帮助犯一旦翻供，全案的证据体系将出现松动。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指出了综合认定帮助犯主观明知的标准，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认定。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一旦涉及综合认定、推定的证明事项，由于缺乏具象化、可操作的客观标准，各级各地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形成统一认识，这些综合认定条款大多被虚置，并未发挥制定机关所预想的功效。
(四)如何确定帮助犯的犯罪金额
囿于电信诈骗案件的客观情况，如电信诈骗分子到案时已刻意销毁电脑、手机、记账本、聊天记录等，或者多个犯罪分子共用一批作案工具，导致侦查机关无法查明单个犯罪嫌疑人所对应的具体被害人，个人犯罪金额难以准确厘清。在这种证据缺陷、证明不能的客观情况下，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嫌疑人的具体金额，就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是适用个人具体金额的严格标准，还是采用个人参与犯罪期间犯罪团伙全部金额的整体标准，涉及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重大问题。
(五)如何认定关联犯罪的性质
1.如何认定“事前通谋”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没有争议的是，在电信诈骗行为既遂后提供帮助的，需要以事前通谋为要件才成立共犯。[7]关于事前通谋的认定标准，《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以及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分析认定。”因此，认定“事前通谋”也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与“明知”认定一样存在模糊化、抽象化的问题，亟待形成统一、明晰的认定标准。
2.如何先行处理关联犯罪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或案件尚未依法裁判，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该犯罪行为确实存在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司法实践中，证明上游电信诈骗行为确实存在的证据标准也不一致。
(六)能否建立电信诈骗共犯认定的分类讨论模型
电信诈骗共犯(特别是帮助犯)的认定一直是审查认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的重点与难点。如前文所述，帮助犯在电信诈骗既遂之前参与并提供帮助，若主观上“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则符合共同犯罪理论，应当认定为诈骗共犯;帮助犯在电信诈骗既遂后参与并帮助转移钱款，若“事前通谋”，则以诈骗共犯论处。我们能否通过分析共犯(帮助犯)的客观行为及作用，利用分类讨论的方法，建立共犯认定的分类讨论模型，进而为实践办案提供参考。
(七)电信诈骗案件及关联犯罪案件的管辖难题
电信诈骗的关联犯罪，主要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否可以适用电信诈骗的管辖原则?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以电信网络诈骗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检察院审查后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电信诈骗，只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可以适用电信诈骗的管辖规定?
三、办理电信诈骗案件的困境突围
(一)电信诈骗犯罪定性
1.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认定标准的理解
对此，应从电信诈骗行为人发布的虚假信息，是否有被不特定多数人直接接收之可能进行判断，只要不特定多数人可能直接接收到虚假信息，则处在电信诈骗的危险“射程”之内，在概率上有被电信诈骗的可能。因此，即使侦查机关只核实到一名被害人，也不影响电信诈骗的认定。
[案例一] 2019年1-2月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和他人共谋后，冒充大麦网客服人员，在大麦网留言区发布可以帮助他人购买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和联系QQ账号，在被害人与其取得联系后，以支付票价、卡票、缴保证金以便退票等为由，多次让被害人向其转账，骗取被害人钱财。其中，李某某负责提供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用于收取诈骗款项。李某某等人采取上述方式骗取被害人陈某某13640元。案发后，李某某赔偿了被害人陈某某全部经济损失。检察机关以李某某涉嫌诈骗罪(电信诈骗)提起公诉，一审人民法院以诈骗罪(电信诈骗)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8]
本案认定为电信诈骗犯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电信诈骗的基本特征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利用电信网络技术、非接触式，同时符合以上条件即可认定为电信诈骗。具体案件中，司法机关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判断，有时陷入了用结果证明过程的逻辑背反，即用核实到的多名被害人来反证诈骗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这一论证逻辑明显失当，是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应当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发布虚假信息的实际载体、发布虚假信息的具体手段、虚假信息的接收人群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换言之，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发布的虚假信息，有可能被不特定多数人所直接接收，不特定多数人存在被网络诈骗的可能性，那么无论侦查机关实际核实到多少名被害人，都应当将案件定性为电信诈骗。
诈骗行为人在其本人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以微信朋友圈为例)中发布虚假信息，是否属于针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诈骗?本文认为，朋友圈是朋友、亲属、同事等特定人员的集合，长期使用的朋友圈的组成人员是相对固定的，此种情况下一般不宜认定为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易言之，如果行为人为了实施诈骗犯罪而新开朋友圈，或者在自己日常使用的朋友圈中频繁、无差别地添加好友，同时发布虚假信息，那么应当认定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
2.线上线下同步或交替进行诈骗的理解
对此，应当回归诈骗犯罪的本质进行认定，若被害人被骗的本质原因是线上的虚假信息、虚假交易、虚假网站等，则应当认定为电信诈骗;如果被害人被骗的本质原因是线下的接触、交流，那么应认定为普通诈骗。此类案件中，诈骗钱款的转移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可以作为案件定性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性质认定的根本依据。
《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如果通过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后又转入接触式诈骗，或者为实现诈骗目的，线上线下并行同时进行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诈骗，应当按照诈骗取财行为的本质定性，虽然使用电信网络技术但被害人基于接触被骗的，应当认定普通诈骗。”
(二)电信诈骗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即为既遂
[案例二]2018年3-4月期间，刘某某组织胡某某等人以冒充“私家侦探”的方式进行诈骗：先由胡某某在网站上发布虚假的婚外情调查和定位找人等信息，再由刘某某负责联系客户并要求客户缴纳定金、尾款及风险金等费用。被害人将钱转入刘某某等人指定的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二维码后，负责洗钱的人(未到案)在缅甸赌场，使用POS机及支付宝、微信二维码进行套现，然后将现金带回国内并交给上家指定的人员。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既遂)提起公诉，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害人按照诈骗行为人的要求将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即为犯罪既遂，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9]
本文认为，被害人将钱款转入诈骗行为人提供或指定的账户即为既遂。《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电信诈骗应以被害人失去被骗钱款的实际控制为既遂认定标准。非法占有并不要求行为人本人占有，也包含第三人占有。[10]虽然传统诈骗的犯罪既遂中包含被害人的失控和行为人的控制，但是在电信诈骗中只要资金进入行为人提供的账户，即表明行为人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合法占有状态，造成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实际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法益，因此应当认定为既遂，至于行为人何时建立起对诈骗钱款的非法占有，并不是电信诈骗犯罪既未遂判断的重点。
司法实践中，由于电信诈骗多为团伙、产业化作案，分工明确，有专门负责洗钱转账的人，且洗钱者和诈骗者之间、洗钱者互相之间均不认识，使用的洗钱工具可能是从网上购买的微信号、支付宝账号等，洗錢的地点可能是在境外，使得电信诈骗的侦查难度大大提高，在客观条件上也无法达到“失控+控制”的证据既遂标准。因此，在电信诈骗案件中，证实被害人的钱款转入了诈骗行为人指定的账户，即可证实犯罪既遂。例外情形是，当支付工具设置了延时到账、转账操作后某时间段内可撤销等选项时，[11]诈骗行为人或第三人并未实现对财物的完全占有，被害人财物也未实际失控，此时财物的状态处于支付工具的托管之下，若在托管期间被害人撤回转账，或者延时到账的时间未到，则不能认定为既遂。
(三)帮助犯主观“明知”的判断
[案例三]陈某某经梁某某介绍，提供其微信和银行卡收取诈骗所得钱款并转出。2019年9月2日，被告人陈某某通过其微信收取被害人转款11000元，随即将钱提现到其工商银行卡和农业银行卡中，又通过其支付宝转到其上家指定的账户，收取了4%左右好处费。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虽然被告人陈某某辩称其不知晓对方在实施诈骗犯罪，但根据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可以证实陈某某虽不明知实施诈骗犯罪的具体内容，但其认识到对方有可能在实施诈骗犯罪。因此，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帮助犯)对陈某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全案证据可综合认定陈某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提供帮助，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零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12]
电信诈骗中共犯的主观明知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各地区、各司法机关对于共犯(特别是帮助犯)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也不一致。我们认为，由于电信诈骗团伙化、产业化、隐蔽性的特点，侦查难度大，为打击电信诈骗，证实主观明知的证据标准可以设定为：帮助犯认识到可能在实施诈骗犯罪，这种认识具有高度盖然性。[13]从证据角度看，能够证实帮助犯有可能认识到他人在实施电信诈骗而提供帮助时，即可以认定帮助犯的“明知”。值得注意的是，以高度盖然性来推定主观“明知”，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已有先例，例如，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办理毒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时，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其是被蒙骗的除外。”
202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浙江电信诈骗解答》)细化了共犯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应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认定，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客观表现，结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诈骗脚本、诈骗信息内容、账册、分赃记录及手机短信、微信、QQ、Skype等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进行审查判断。”对于帮助犯，“应当重点审查其与实施电信诈骗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共谋，或者虽无共谋但是否系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等内容。对于帮助犯明知的内容和程度，一般只要有证据能印证其认识到对方可能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可，并不要求其认识到对方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当取款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呈现交替重叠、循环往复的状态时，即应认定为‘明知’。”
综上，本文尝试提出帮助犯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一是从综合认定角度，可以证实帮助犯有高度可能认识到他人在实施电信诈骗;二是帮助行为和诈骗行为呈现交替重叠、多次循环的状态;三是帮助手段明显违法，如非法买卖大量银行卡、微信账号等。
(四)帮助犯的犯罪金额认定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规定：“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从犯。”《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多人共同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其间该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有实务观点认为，由于电信诈骗以不特定多数人为犯罪目标，社会危害性较大，且多为团伙作案，设置窝点、同吃同住，电脑、手机、微信号等作案工具混合使用，在客观上无法查实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具体实施的诈骗行为和金额。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适用《电信诈骗适用意见》《电信诈骗办理指引》的相关规定，对电信诈骗的共犯，以其参与期间该团伙的全部犯罪金额进行认定，另结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团伙中的业务员、行政人员等底层人员，可以认定从犯等减轻刑罚。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虽明确规定了电信诈骗的共犯应当以其参与期间该团伙的全部犯罪金额进行认定，但是该规定实际上突破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容易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后果。[14]若在司法实践中机械适用该规定，则电信诈骗团伙中的业务员、行政人员等底层人员难免会承担远超其罪责的处罚后果，即使以认定从犯的手段平衡其刑罚，其面临的处罚后果仍显过重。
本文认为，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综合考量电信诈骗团伙中各成员的层级、地位、行为、作用、获利等方面，对团伙的不同成员进行甄别。根据团伙组成构架，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垂直分布的团伙架构，上、中、下级层级分明，各层级之间层层管辖，呈垂直型或树形分布。首先，对于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主犯，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团伙的全部犯罪金额负责;其次，对于业务经理、总监、组长等中层人员，应当考虑其管理权限、行为作用等因素，原则上对其参与期间所管理人员实施的全部诈骗金额负责;再次，对于业务员、行政人员等底层人员，应当对其参与期间具体实施的诈骗金额负责，并将其非法所得数额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还可以根据个案情况以从犯平衡刑期，以求罪刑相适应。
第二种情况，水平分布的团伙架构，团伙没有明显的层级设置，主犯召集人员、设置窝点、同吃同住、混用作案工具，非法获利汇总后用于支付房租、生活开销，剩余获利进行平分(或稍有差别)。这种构架在共同犯罪关系上联系紧密，各成员之间互相提供行为帮助和心理支持，对整体犯罪存在“加功”作用，与垂直分布型团伙架构有较大区别，可以以各成员参与期间该团伙的全部犯罪金额进行认定。
(五)关联犯罪的性质认定
1.综合认定关聯犯罪“事前通谋”
[案例四] 2019年8月，被告人杨某某经上线人员介绍，帮助转移钱款，另发展了下线人员梁某某，梁某某发展了下线人员陈某某。2019年9月2日，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实施诈骗后，被害人将11000元打入指定的陈某某的账户，陈某某将钱款转到其上线梁某某，梁某某将钱款转到其上家杨某某，杨某某再将钱款转到其上家指定的账户。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杨某某虽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后提供帮助转移钱款，从其参与时间、地位作用、与诈骗犯罪分子的意思联络等方面可以综合认定其“事前通谋”，因此以诈骗罪对杨某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15]
“通谋一般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间用语言或者文字互相沟通犯罪意思，通谋的内容可能是拟定实施犯罪的性质、方法、地点、时间、分工，也可能是犯罪后湮灭罪迹，分配赃物等;通谋的形式可能表现为用语言进行谋议，或以文字交换意见，也可能表现为点头示意或答应共同犯罪人的提议。”[16]
刑法及司法解释中规定事前通谋以正犯的帮助犯论处，其根本法理在于因果共犯论，仅当事后的帮助行为与正犯的行为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时，才认定帮助犯成立。[17]
有观点认为，参与人将自己的银行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提交给电信诈骗的正犯者并承诺事后套现、取款的，都符合事前通谋的条件。[18]但本文认为，此观点仅分析了参与人的客观行为，并未探讨参与人实施客观行为时的主观意愿，未免有主客观不统一之嫌。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参与人和诈骗行为人之间的犯意联络，无论是明示或者暗示，总归要证实参与人与诈骗行为人有盖然性上的通谋。
《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并不要求其明知诈骗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细节，其只要认识到对方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可。审查时，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以及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分析认定。”由于帮助者在诈骗犯罪既遂(被害人钱款打入诈骗者指定的账户)之后参与，其行为危害性、对完成诈骗犯罪的帮助作用比诈骗犯罪既遂之前就参与提供帮助的人更小，因此“事前通谋”的认定标准应比共犯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更为严格，除了达到上述“明知”的认定标准外，还应从帮助者的参与时间，帮助者在整个钱款转移链条上的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等方面加以考量。参考《浙江电信诈骗解答》规定：“取款人与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之间形成较长时间稳定的‘销售’配合模式，可以认定为‘事前通谋’”。
2.关联犯罪可先行处理
[案例五] 2019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郑某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帮助收取、转移违法犯罪所得钱财，并各自收取4%的好处费。共计作案四次，金额23558元。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虽然上游诈骗犯罪没有核实查清，诈骗行为人没有到案，但已有报案记录、被害人陈述、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有电信诈骗案件发生，可以先行处理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相关人员。因此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郑某某等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19]
由于电信诈骗有隐蔽性、隔离性、非接触性等特点，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无法查实上游诈骗犯罪，因此《电信诈骗意见》规定可以先行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证实“上游犯罪确实存在”的证据标准虽不用达到证实电信诈骗行为的手段、方式和具体细节，但应证实确实发生了电信诈骗行为且达到入罪标准，如至少有被害人报案，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
(六)对电信诈骗共犯认定的分类讨论
在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帮助犯是审查认定的难点和重点，本文尝试以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为基点、以客观行为的实际作用为重点，专门讨论提供银行卡的帮助犯及关联犯罪类型，以期为实践办案提供参考。
前提假设：甲提供了一张本人的银行卡给电信诈骗分子。
此时，此银行卡可能起到以下两个作用：
X：此卡作为诈骗行为人指定被害人转款的账户，被害人按照诈骗行为人的要求，将钱款转入此卡，这种情况下此卡是诈骗犯罪既遂之前的一环，客观上对诈骗犯罪的既遂起到了“加功”作用;
Y：此卡作为诈骗行为人转移钱款的卡，诈骗行为人将诈骗所得钱款从此卡走账，转移诈骗钱款;
此时，甲可能有以下两种行为：
第一，仅提供了卡或卡号、没有其他行为;
第二，不仅提供了卡或卡号，还有收取、转移钱款的行为。
X1情况出现时，甲只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无罪，证明诈骗共犯的标准是“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没有具体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认定。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司法实践中，此时证明甲“明知”的证据标准较高，且无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打击，起诉风险较大，应个案分析;
X2情況出现时，甲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此时分两步分析：第一，若能锁定甲“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则认定诈骗共犯;第二，若不能锁定甲“明知”，则还可以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证明标准是“应当知道是违法犯罪所得”即可，证明标准比“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要低。此种情况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兜底，起诉风险较小;
Y1、Y2情况出现时，甲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此时分两步分析：第一，若能锁定甲“事前通谋”，则以诈骗共犯论处;第二，若不能锁定甲“事前通谋”，则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打击，证明标准是“应当知道是违法犯罪所得”。
(七)电信诈骗案件及关联犯罪案件的管辖
《电信诈骗适用意见》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诈骗电话、短信息、电子邮件等的拨打地、发送地、到达地、接受地，以及诈骗行为持续发生的实施地、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被害人被骗时所在地，以及诈骗所得财物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等。”
电信诈骗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为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电信诈骗适用意见》所规定管辖规则几乎是“最大化”管辖规则，通俗来讲，就是电信诈骗留下过痕迹的所有地方均可管辖。[20]作为电信诈骗的关联犯罪，也应该适用该管辖规则。这是因为：其一，《电信诈骗适用意见》《电信诈骗办理指引》均规定要全链条、多方位打击电信诈骗，电信诈骗的关联犯罪是电信诈骗链条上的一环，打击关联犯罪就是在客观上阻断电信诈骗继续实施的必要条件;其二，司法实践中，电信诈骗侦查难度较大，司法机关受到办案时限的制约，案件侦查、证据补充往往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因证据不足只能以关联犯罪打击的，在审判阶段由于取得新证据、其他犯罪嫌疑人到案等因素，证据体系已经可以证实电信诈骗。因此，为全链条打击电信诈骗，电信诈骗的关联犯罪也应当适用该管辖规则。
注释：
[1] 参见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5日。
[2] “徐玉玉被诈骗案”：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电视台联合评选为“2017 年度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案情梗概：2016年8月19日，已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被害人徐玉玉被电信诈骗分子以提供助学金的虚假理由骗走上大学的9900元，当日徐玉玉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在回家路上因伤心欲绝、郁结于心，导致心脏骤停，后经抢救无效去世。2017 年7 月19 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处7 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和3 年到15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部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9 月15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裁定驳回被告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学界普遍认为，“徐玉玉案”推动了《电信诈骗适用意见》的出台，《电信诈骗适用意见》也对“徐玉玉案”的审理起到了关键作用。
[3] 《诈骗犯罪若干解释》第2条第1款第1项规定：“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电信诈骗适用意见》规定：“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电信诈骗办理指引》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4] “杀猪盘”一般是指伪装成网络赌博的网络诈骗犯罪：诈骗行为人建立赌博网站、租赁服务器，以打电话、网络投放广告等方式，吸引不特定多数人进入网站进行赌博，赌局结果看似随机，实际上诈骗行为人可以在网站后台操控赌局结果，被害人以为是输掉了财物，但实际上是被骗走了财物。诈骗行为人之间的“黑话”称被害人为“猪”，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赌博过程为“杀猪”，赌博的网站为“杀猪盘”。
[5] 喻海松：《网络犯罪二十讲》，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6] 参见王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独特属性与治理路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7] 参见张明楷：《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8] 参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7刑初359號刑事判决书。
[9] 参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刑初1166号刑事判决书。
[10]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4页。
[11]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于2016年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12月1日起，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转账人在24小时之内，可以取消转账或通过银行止付。
[12] 参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7刑初123号刑事判决书。
[13] 参见樊崇义、冯举：《推定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4页。
[14] 同前注[10]，第386-394页。
[15] 同前注[12]。
[16]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17] 张明楷：《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文章认为，根据因果共犯论的原理，只有当参与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成立共犯，换言之，只有当帮助行为从物理上或者心理上促进、强化了正犯结果时，才能为帮助犯的处罚提供正当化根据。认定的核心并不是因为事前有通谋，事后的行为就与正犯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 应当认为， 具有因果性的行为只能是事前通谋的行为本身，因为事前通谋这一行为在心理上促进、强化了正犯的实行行为及结果。
[18] 同前注[17]。
[19] 参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7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书。
[20] 参见赵军、张建肖：《网络黑灰产治理须多管齐下》，《中国信息安全》2017年第 12期。
作者：赵凡 温小天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电信网络诈骗案也面临着骗术花样增多、精准诈骗高发多发的态势。因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要不断加紧侦查打击治理、加强预警防范、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强化防治的法治基础。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 预警防范 源头治理
为了有效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国务院于2015年批准建立了由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全国打击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在源头治理、防范打击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愈演愈烈，持续呈现高发多发态势，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骗术花样不断增多。骗术花样多、手段更新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短短几年时间里，犯罪分子从最初的打电话、发短信，发展到网络改号、使用QQ、微信号作案，从雇佣马仔提取赃款发展到网上转账、跨境消费、境外提现。同时，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不断变换升级骗术，针对不同群体量体裁衣、精心设计、步步设套，使人防不胜防。目前，主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有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熟人诈骗、网络购物诈骗、网络刷单诈骗、网络投资诈骗等60种之多，并且还在不断变化中。其中，网上代办信用卡诈骗、网上办理贷款诈骗、网络刷单诈骗、网上购物退款诈骗以及利用QQ、微信冒充老板亲友诈骗等新型网络诈骗是近一两年中发案较多的诈骗类型。
精准诈骗高发多发。2016年8月，山东考生徐玉玉被骗子冒充教育局发放助学补贴为由骗走人民币9900元后猝死，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此类根据受害人详细个人信息而“量身定做”骗局的精准诈骗案件的高发多发，暴露出个人信息泄露的严峻形势。当前，由于少数部门、企业在信息安全方面的措施不到位、技术不成熟，防护能力较弱，致使其所掌握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很容易泄漏或者被窃取。还有个别部门、企业的内部安全管理有欠缺、不规范，致使这些部门、企业中的个别人能够利用职务之便大量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公民个人信息是诈骗分子实施精准诈骗的基础。众多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中，如机票退改签诈骗、冒充网络客服退款诈骗、冒充政府机关人员以发放各种补贴为名诈骗、冒充公司领导诈骗财务人员、冒充熟人诈骗等，均是诈骗犯罪分子根据网上买来的各种详细身份信息，量身定制诈骗脚本，实施的精准诈骗。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这类诈骗迷惑性更强，更难识别，因此，危害也更大。
灰色产业群愈发活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快速发展与围绕在其周围的灰色产业群密不可分。如盗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开办(贩卖)银行卡、利用伪基站发送信息、提供通讯线路、专业转账取款、专业洗钱、开发网络改号、网上吸号、分析工具软件、制作木马程序等。他们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为有需求的人员提供信息、手段或人员支持，从中谋取利益。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诈骗犯罪分子逐步成为这些灰色产业群的主要客户。灰色产业群在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合作中不断获取利益，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空间，更加积极主动配合其诈骗行为，不少还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形成松散的犯罪网络，不仅侵害群众利益，还侵蚀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严重扰乱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秩序。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典型的“非接触式”新型犯罪，需加紧侦查打击治理，加强监测预警和技术防范
加紧侦查打击治理。要搞清楚电信网络诈骗的骗术、实施步骤、技术手段等内容，最好的方式就是侦查打击。因此，一是加强侦查打击工作，尤其是针对新出现的诈骗类型，一经出现就要迅速地进行研判，形成打击思路，打出成果。一方面，可以遏制新型诈骗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诈骗分子形成整体震慑。二是通过侦查打击掌握了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段特点之后，应尽快地分析总结出导致此类诈骗产生的相关部门、行业存在的管理漏洞和技术缺陷，并尽快敦促相关部门、行业通过加强管理、技术升级等堵塞漏洞，加强防范。
不断加强预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随时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预警防范建设也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對工信部门和电信企业来讲，一方面，应持续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不断提升对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监测、预警、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网络空间中诈骗信息传播渠道的监测，积极提升对网上诈骗内容的预警处置能力，不断挤压诈骗信息的传播渠道。对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来讲，一方面，应持续加强对个人账户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支付监测，提高风险等级，对风险支付设置多次提醒和多重验证;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涉案资金返还机制，尤其是应尽快建立非银行支付机构涉案资金返还机制，尽量使受害群众少受损失。对公安机关来讲，应联合银行、电信、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等部门和企业，一方面，进一步汇集资源，增强侦办平台的止付功能;另一方面，完善涉案号码推送机制，及时将涉案电话号码、银行卡号、网址域名等推送给电信、银行、互联网等部门和企业，实现快速封停、封堵，减少案件发生，并避免其再次用于作案。
面对发展快、变化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开展源头治理，不断完善立法，提高治理强度
深入开展源头治理。查漏洞、堵源头，铲除产生犯罪的土壤，是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的查漏补缺，原有的一些易被诈骗分子利用的管理漏洞和技术缺陷已大有改善。但是，诈骗分子也在不停寻找着新的可乘之机，因此，各相关部门、企业要不断加强管理、优化技术，持续将源头治理推向深入，切实担负起责任。一是继续严格落实电话实名制、加强物联卡等新兴业务管理、健全银行卡开卡审核机制、加强非银行支付机构管理等。二是在重点地区整治方面，除了应建立党政主体责任制，将治理成效与领导干部的考评挂钩之外，还需将治理工作与振兴乡镇经济、精准扶贫、扫黑除恶等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严厉打击、提升当地经济水平来不断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空间。与此同时，对能够转化的前科人员则要帮扶转化，减少“再次犯罪”情况的发生。
强化防治的法治基础。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离不开法律保障，因此，需不断完善立法，提高治理强度。一方面，基于相关企业保护客户信息、保证交易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明确相关企业由于管理漏洞、技术缺陷等自身原因导致被害人遭受诈骗的法律责任，督促相关企业不断完善管理、优化技术，减少被诈骗分子利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于个人(法人)在电话卡、银行卡、网络支付账户使用上的守法义务和管理责任，在严格电话卡、银行卡、网络支付账户的开卡(户)审查和实名登记的前提下，确定个人(法人)出卖电话卡、银行卡、网络支付账户而被用于诈骗的民事连带责任。限定电话卡、银行卡丢失后挂失的时间，比如24小时，如不及时挂失，被用于诈骗犯罪造成他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连带责任。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北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FXB0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公安部谈侦办电信诈骗案：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法制日报》，2016年3月22日。
②《2017年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7.8万起》，法制网，2017年12月24日。
③《全国三年破获电信诈骗案31.5万起》，《北京青年报》，2018年11月30日。
作者：王晓伟
防范要点一：
1.个人信息要保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宝账号手机号不要轻易泄露，银行，航空公司，网商的正规客服都不会直接询问这些信息。特别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告诉其他人“短信验证码”。
2.说钱不闹热。一点要“先小人，后君子”。只要说到钱，不管是借钱还是给你钱，也不管是老子还是儿子，一律电话来先确认对方身份。特别是遇到“客服人员”打电话来说到钱，必须到官方网站或拨回正规客服电话进行确认，当心“木马”和“被钓鱼”。
3.必须妥善保管绑定的银行卡、信用卡和手机，如果手机丢失要第一时间进行补办;如果出现手机无法拨打，可能被骗子以补卡的名义来窃取你的绑定银行卡资金;建议不要在支付宝或网银里村大量资金。
防范要点二：
1.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特别是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银行账户资料等信息。 2.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信息。
3.不要按陌生电话或短信的提示操作转账业务，不要将资金转入陌生的账户。 4.不要接听显示非常规号码的陌生电话。
5.不要拨打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不要回拨打过来刚接通就挂断的陌生电话。
6.如果接到可疑信息，应该采取不相信，不理睬，不联系的方法处理，以避免财物损失。
牢记三句话：
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
六个“一律”
1.只要一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 2.只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掉。
3.只要一谈到公检法税务或领导干部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掉。 4.所有短信，让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 5.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 6.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八条“凡是”
1.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 2.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3.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要你交钱的 4.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
5.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 6.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 7.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的
8.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
统统都是电信网络诈骗!!!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九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16-05-132016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9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并介绍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工作情况，据悉，2015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已逾千件。
案例1 江西省南昌市周文强等人虚构推荐优质股票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被告人周文强为实施诈骗活动，承租了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经典大厦某楼层，并通过中介注册成立了江西三合科技有限公司。周文强将招聘来的数十名公司员工分配至公司下属名爵、德联、创达三个部门，并安排专人负责财务、后勤等事务。三个部门又各下设客服部、业务组和操盘部。其中，客服部负责群发“经公司拉升的某支股票会上涨”等虚假手机短信，接听股民电话，统计股民资料后交给业务组。业务组负责电话回访客服部提供的股民，以“公司能调动大量资金操纵股票交易”、“有实力拉升股票”、“保证客户有高收益”等为诱饵，骗取股民交纳数千元不等的“会员费”、“提成费”。操盘部又称证券部，由所谓的“专业老师”和“专业老师助理”负责“指导”已交纳“会员费”的客户购买股票，并负责安抚因遭受损失而投诉的客户，避免报案。2010年7月至2011年4月间，周文强诈骗犯罪团伙利用上述手段诈骗344名被害人，骗得钱款共计3 763 4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文强等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股票服务”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周文强以实施诈骗犯罪为目的成立公司，招聘人员，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文强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陆马强等被告人十年至二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虚构推荐所谓的“优质股票”为手段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炒股的人群急速增多。有不法分子即抓住部分股民急于通过炒股“致富”的心理，通过“推荐优质股票”实施诈骗行为。被告人周文强组织诈骗犯罪团伙，先通过向股民群发股票上涨的虚假短信，后通过电话与股民联系，谎称公司掌握股票交易的“内幕信息”，可由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分析股票行情、操纵股票交易，保证所推荐的股票上涨，保证客户获益等，骗取客户交纳“会员费”、“提成费”。一旦有受损失的客户投诉、质疑，还有专人负责安抚情绪，避免客户报案。以周文强为主的诈骗团伙分工明确，被害人数众多，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希望广大股民在炒股过程中，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不要盲目依赖所谓的“股票咨询服务”等，应当充分认识股票投资客观上所具有的风险性，谨慎作出投资理财的决定。
案例2 河北省兴隆县谢怀丰、谢怀骋等人推销假冒保健产品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系堂兄弟，二人商议在河北省兴隆县推销假冒保健产品。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间，谢怀丰、谢怀骋利用从网络上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聘用多个话务员，冒充中国老年协会、保健品公司工作人员等身份，以促销、中奖为诱饵，向一些老年人推销无保健品标志、未经卫生许可登记的“保健产品”。如话务员联系的受话对象确定购买某个产品后，则由负责核单的人进行核实、确认，再采取货到付款方式，通过邮政速递有限公司寄出货物，回收货款。谢怀丰等人通过上述手段，共销售3 000余人次，涉及全国20余省份，涉案金额共计1 886 689.84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一审，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推销假冒保健产品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系本案的发起人，谢怀丰出资租赁从事诈骗活动的房屋，购买从事诈骗的器材、设备，组织进货，谢怀骋提供熟悉推销方法的话务员，二被告人均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陈秀杰等被告人三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或单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推销假冒保健品为手段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不断攀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日益注重养生和保健，社会上针对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情况较为常见。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雇佣多人，冒充老年协会、保健品公司工作人员等身份，以促销、中奖为诱饵，打电话向老年人推销假冒保健品，诈骗巨额钱财，且被骗老年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广，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希望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通过电话推销保健品的人员，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保健品。
案例3 福建省晋江市吴金龙等人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虚假语音信息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份，台湾地区人员“阿水”(另案处理)组织台湾被告人吴金龙等人前往老挝万象进行电信诈骗活动。该团伙在万象设置窝点，将事先编辑好的诈骗语音包通过网络电话向中国大陆各省市固定电话用户群发送语音信息，谎称被害人“医保卡出现异常，有疑问则回拨电话”。待被害人回拨时，电话转到冒充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的团伙一线人员，谎称被害人的医保卡涉嫌盗刷违禁药品，要求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引导被害人同意由其转接公安机关的报案电话，后一线人员将电话转接给冒充公安人员的团伙二线人员接听。期间，二线人员以预先更改好来电显示号码的“公安局号码”与被害人通话以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套取被害人个人信息，谎称被害人银行账户存在安全问题，并将电话转至冒充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团伙三线人员，要求被害人将银行卡内的存款转到指定账户，进行所谓的“资金清查比对”，以此手段骗取被害人钱财。吴金龙等人诈骗金额共计10 192 5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金龙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吴金龙负责召集、管理、培训人员，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金龙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庄靖凡等被告人十二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的虚假语音信息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随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参保人员已逐步实现全覆盖，医保卡已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卡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被告人吴金龙等人在境外设立窝点，设置三线人员分别冒充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公安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先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有疑问则回拨电话”的虚假语音信息，后通过三线人员的连环诈骗，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诱骗被害人将存款转至“指定账户”，从而骗得钱款。提醒广大医疗参保人员不要轻信医保卡出现异常的电话语音信息，更不要轻易在电话中将重要个人信息告知陌生人。
案例4 福建省平和县曾江权等人以台湾居民为犯罪对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曾江权伙同他人在福建省漳州市多个居民小区内租房作为诈骗窝点，在各窝点搭建可任意设置显示号码的网络电话平台，并安排被告人吕文忠等七人作为窝点负责人，组织窝点内人员实施诈骗。具体实施诈骗的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曾江权提供的台湾居民个人信息资料拨打电话，由冒充商店超市工作人员的窝点人员虚构台湾居民“因购物有错误付款须取消”的事实，再由冒充银行客户服务人员的窝点人员以“帮助取消上述分期付款业务”为由，诱骗台湾居民到ATM自动取款机操作，将银行存款转账到窝点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从而骗取钱财。其中，台湾被告人颜安仁介绍能提供接收诈骗赃款的银行账户的台湾地区人员给曾江权，还用自己的银行卡为曾江权接收诈骗赃款。曾江权等人诈骗金额共计3 018 112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曾江权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拨打不特定多数人电话，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被告人颜安仁明知曾江权实施诈骗活动，而为其介绍他人提供通讯工具、网络技术支持;提供信用卡并转账、支取诈骗所得款项，帮助实施诈骗。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曾江权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曾江权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颜安仁等被告人十年九个月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我国台湾居民为诈骗对象的典型案件。本案中，曾江权等大陆被告人与台湾被告人相勾结，针对台湾居民进行诈骗，由台湾被告人提供台湾居民个人信息资料和网络技术支持，并且提供信用卡用于转账、支取诈骗所得款项。大陆被告人设置窝点，通过拨打电话实施具体诈骗行为。本案的发布，表明无论犯罪分子来自何地，针对何人，只要触犯我国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案例5 福建省厦门市上官永贵等人帮助诈骗团伙转取赃款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上官永贵与诈骗团伙共谋后，商定帮助诈骗团伙提取诈骗所得的赃款，以牟取非法利益。其后，上官永贵提供食宿，并支付每日数百元报酬，雇佣被告人上官福水、上官生木取款。上官永贵与诈骗团伙事先联系后，带领上官福水等人前往广东省深圳市、惠州市、东莞市等地，在银行ATM机上为诈骗团伙取款或转账，一人取款时，其他人在旁望风。上官永贵等人参与为诈骗团伙提取、转帐诈骗赃款共计8 954 413.78元。此外，2013年3月至8月，上官永贵还采用向不特定人发放虚假兑奖卡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共计88 671.09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上官永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向不特定人发放虚假兑奖卡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并伙同被告人上官福水、上官生木为诈骗犯罪团伙提取、转账诈骗所得赃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上官永贵负责与诈骗团伙的上线联系取款、交款等事宜，雇佣上官福水、上官生木等人取款，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官永贵还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上官永贵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上官福水、上官生木有期徒刑八年和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帮助诈骗团伙转取赃款犯罪的典型案件。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为诈骗团伙转取赃款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职业取款人”。这类犯罪分子通过频繁更换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号码，辗转各地为诈骗犯罪团伙转取款，作案手段极为隐蔽，严重干扰、阻碍了司法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本案中，被告人上官永贵在与诈骗团伙共谋后，使用700余张银行卡，纠集、雇佣人员，专门为诈骗团伙转取赃款，其取款的行为直接关系到诈骗目的能否实现，已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本案的公布，在于说明为诈骗团伙转取赃款，依法属于共同诈骗犯罪，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案例6 湖南省双峰县秦献粮等人发送考试改分等虚假信息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至8月，被告人秦献粮分别伙同被告人康亮贤等人，以发送“代考”、“考后改分”等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秦献粮事先购置银行卡、手机卡和QQ号，分配给康亮贤等人，而后，秦献粮找人发送虚假手机短信，谎称可以考后改分、代考等，并留下联系方式。如有人联系考后改分或代考，由康亮贤等人各自以“定金”等方式诱骗对方汇款至指定的银行账户，再将被害人信息交给秦献粮，由秦献粮冒充各地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的“领导”，以“保证金”等名义继续诱骗被害人汇款至指定的银行账户。秦献粮等人用此种手段诈骗十起，骗得金额共计60 7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秦献粮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被害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秦献粮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献粮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康亮贤等被告人一年六个月至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送“考试改分”、“代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各类从业资格和职业职称考试种类繁多，此类考试结果如何，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就业、升职等个人利益。一些不法分子即利用个别考生或其家属的投机心态进行诈骗。本案中，被告人发送可以帮助“考后改分”、“代考”等虚假信息，以“定金”等方式先诱骗被害人汇款至指定的银行账户，而后又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身份，以“保证金”等名义继续骗取被害人的财物，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希望广大考生及亲属以平常心面对社会竞争，不要心存侥幸，轻信此类虚假消息，应本着诚实付出的态度参加各类考试，共同促使社会进一步形成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
案例7 海南省儋州市羊大记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起，被告人羊大记伙同他人开设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航空票务”，以实施网络诈骗。当被害人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并拨打电话4008928000联系时，即以“代购机票机器故障”或“票号不对，未办理成功”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进行操作，转账汇款至被告人指定的账号，羊大记负责取款。羊大记等人用此种手段诈骗二起，骗得金额共计49 573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羊大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互联网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羊大记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选择航空方式出行的人越来越多，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机票也已成为常态。本案中，被告人通过开设虚假的机票网站，当被害人订购机票时，以“机器故障”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将钱款转账至被告人控制的银行账户，从而骗得钱财。希望群众在准备出行时，应向各大航空公司的正规官方网站或客服热线订票或进行退票、改签等操作，切不可贸然选择陌生网站并听从陌生电话的指挥进行转账汇款。
案例8 海南省儋州市陈洁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起，被告人陈洁在百度吧、阿里巴巴等网站，发布关于在“中国好声音”、“星光大道”等栏目中奖的虚假信息，同时还发布关于“抽奖活动的二等奖是真的吗”、“中国好声音有场外抽奖活动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是多少”、“北京市人民法院咨询电话是多少”等虚假咨询问题，并在网上予以回复，借此在网上留下虚假的“栏目组客服电话”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法院”的联系电话。当被害人拨打上述虚假联系电话咨询时，陈洁冒充客服人员或法院工作人员称，被害人所咨询的信息是真实的，并告知被害人如要领奖，需将“手续费”或者“风险基金”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陈洁用此种手段实施诈骗二起，骗得金额共计8 8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洁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观看电视节目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近几年来，“中国好声音”、“星光大道”等电视综艺节目的收视率甚高，利用此类电视节目进行诈骗，潜在的被害人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影响较为恶劣。本案中，被告人不仅在百度吧等网站发布电视栏目中奖的虚假信息，同时还发布“配套”的虚假咨询问题在网上予以回复，以此打消被害人的怀疑和顾虑。而后在被害人拨打领奖电话时，以“手续费”或者“风险基金”等名义，诱骗被害人将钱款汇入指定账户。此类作案手段具有很强的蒙蔽性。希望广大群众在看到电视节目中奖之类的信息后要提高警惕，向电视台或是电视栏目组官方网站、客服电话进行核实。此外，有关网站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对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加强审核，防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诈骗。
案例9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罗仁成、罗仁胜假冒QQ好友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至11月，被告人罗仁成、罗仁胜利用在互联网上盗取的QQ号码或者利用将其申请的QQ号码信息更改为被害人亲属的QQ信息等方式，冒充被害人亲属的身份，以“亲友出车祸急需借钱救治”等理由，诱骗被害人汇款至其指定账户。罗仁成、罗仁胜用此种手段实施诈骗二起，骗得金额共计65 0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罗仁成、罗仁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QQ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罗仁胜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还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罗仁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罗仁胜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假冒QQ好友身份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QQ、微信等网络聊天软件已经替代传统方式成为社会主流沟通方式之一。这种以网络账号代表身份、“见字不见人”的聊天方式，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诈骗。本案中，被告人通过QQ号码冒充被害人亲属，以“亲友出车祸急需借钱救治”等容易使被害人心急冲动而不进行理性分析判断的借口，诱骗被害人汇款至其指定账户。希望广大QQ用户、微信用户注意对本人网络聊天工具用户信息的保护，以防被盗，一旦被盗要及时向软件运营方报案。同时，在收到亲友网上发送的要求转账之类的信息时，应认真进行核实，切不可贸然汇款。此外，网络聊天工具的运营方也应加强监管和技术革新，切实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下列手法为当前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手段，请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一、电话欠费。冒充电信工作人员称事主身份信息被人冒用欠费，并主动帮助事主向“警方”报案。随后，假冒的警务人员称事主名下登记的电话和银行账户涉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让事主将银行存款尽快转移到所谓“安全账号”，或者到银行ATM机上进行所谓的加密操作，实际上是将受害人卡上的资金转到犯罪分子的账户。
二、刷卡消费。通过手机短信提醒，称该用户银行卡在某商场、酒店刷卡消费等，如有疑问，可致电××号码咨询。一旦用户回电，其同伙即假冒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公安局金融犯罪调查科的名义谎称该银行卡可能被复制盗用，让用户到银行ATM机上进行所谓的加密操作，实际上是将受害人卡上的资金转到犯罪分子的账户。
三、购车退税。通过窃取个人信息等渠道获取受害人资料后，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冒充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工作人员，谎称正进行购车退税、家电退税、退多收款等优惠活动。骗取受害者信任后，以在银行ATM机上操作退税退款为由，转走受害人账户内资金。
四、虚假中奖。以“非常6+1砸金蛋中奖”、公司庆典或新产品促销抽奖为由，通知受害人中大奖，再以“需先汇个人所得税”、“公证费”、“转账手续费”等各种理由诈骗。
五、汇钱救急。通过网聊、电话、网站交友等手段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段骗受害人手机关机，在其手机关机期间，以医生、警察、老师等名义，向受害人家属打电话，编造受害人突发重病、车祸、遭绑架、嫖娼赌博被抓等理由，要求汇钱到指定账户救急。
六、引诱汇款。群发“请把钱存到某某银行卡，账号××，李某某”等的短信内容。有的事主恰巧要向客户或亲友汇款，收到此类汇款诈骗信息后，往往未经核实，便将钱直接汇到不法分子提供的银行账户上。
七、窃取QQ。首先通过黑客手段窃取他人的QQ号和聊天视频，然后用窃取的视频片段冒充实时聊天视频，通过QQ聊天向其“QQ好友”借钱。
八、猜猜我是谁。打电话给受害者，让其“猜猜我是谁”，随后根据受害者说的人名冒充该熟人身份，编造理由向受害者借钱。
九、冒充领导。假冒领导、秘书或部门工作人员，以推销书籍、纪念币、帮助解决经费困难等为由，让基层单位支付订购款、手续费等实施诈骗活动。
十、高薪招聘。通过群发信息，以高薪招聘“公关先生”、“特别陪护”等为幌子，要求受害人到指定酒店面试。当受害人到达指定酒店再次拨打电话联系时，犯罪分子并不露面，声称受害人已通过面试，要其向指定账户汇入一定培训、服装等费用后即可上班。以此步步设套，骗取钱财。
十一、代为炒股。以某某证券公司名义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等方式散发虚假个股内幕信息及走势，甚至制作虚假网页，以提供资金炒股分红或代为炒股名义，骗取股民将资金转入其账户实施诈骗。
十二、ATM机虚假告示。预先堵塞ATM机出卡口，并在ATM机上粘贴虚假服务热线告示，诱使银行卡用户在卡被吞后与其联系，套取密码，待用户离开后到ATM机取出银行卡，盗取卡内现金。
【警方提示】：骗子手段不断翻新，诈骗陷阱仍须提防。凡接到陌生人电话、收到短信及上网交易被要求转账、汇款，或在互联网上遇有关于网络购物、中奖、理财、炒股等可疑信息，请您做到不听、不信、不看、不点击、不链接、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咨询、举报或报警，以防上当受骗。
电视、电子屏幕流动字幕、手机短信或横幅内容
1、当你家中接到 “电话欠费”和“涉及洗钱”的电话时，那是骗子的诱饵;当你准备把存款转入“安全账户”时，你已进入了骗子的圈套。
2、电话诈骗真可恨，中老年人最易信，接报可疑电话时，家中信息莫透露，现金不能瞎转帐。
3、谨防冒充电信、公安、税务、亲友等，以电话欠费、购车退税、透支消费、车祸出事、小孩绑架等为名的电话诈骗，遇骗拨打110。
4、陌生电话勿轻信,对方身份要核清，家中隐私勿泄露，涉及钱财需小心，遇到事情勿惊慌，及时拨打110。
5、凡接到陌生人电话、收到短信及上网交易被要求转账、汇款时，请您做到不听、不看、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咨询、举报或报警，以防上当受骗。
6、凡在互联网上遇有关于网络购物、中奖、理财和炒股等可疑信息，请您做到不看、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如有疑问请拨打110咨询。
7、遇到陌生电话警惕接，遇到要求汇款奠上当，遇到消费投资莫相信，遇到手机中奖奠受骗。
8、遇到陌生电话警惕接，遇到要求汇款奠上当，遇到消费投资莫相信，遇到手机中奖奠受骗。
9、手机一响，骗你中奖;短信发到，要骗钞票。制卡退税放贷款，美女招工做老板;股票炒汇汽车叫，稍有轻信便中套。
10、个人信息不外露，询问信息要警惕，卡号密码不可露，来电信息需详辩，陌生号码莫急回，正规客服需记牢，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悔不急，从来致富靠勤劳。
11、陌生短信莫理睬，谨防诈骗保钱财。
电信诈骗，是犯罪分子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的新型诈骗犯罪活动。近年来，随着国际互联网、通信网络的发展，新型的网络消费方式为广大群众带来了实惠和便利，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结算方式实施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犯罪案件高发的态势，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
一、几种常见诈骗手段
(一)电话诈骗：
1、虚构子女出事为由诈骗：虚构子女、朋友出车祸、生病、违法需交纳罚款等为由拨打电话欺骗家人或朋友汇款;
2、虚构子女被绑架为由诈骗：虚构已将子女绑架，利用电话背景音(孩子的哭声、打骂声等)造成家人恐慌，要求家人立即汇款赎人;
3、冒充熟人虚构事实诈骗：冒充亲朋好友，以车祸、生病、违法需交纳罚款等为由实施诈骗;
4、冒充电信局、公、检、法、司等工作人员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冒充电信局工作人员以电话欠费等名义实施的一系列诈骗行为，或冒充公、
1 检、法、司等国家工作人员，以事主账户涉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事主急于澄清自己的心理，让事主将自己银行存款转入不法分子指定的“安全账户”的诈骗行为;
5、以购房、购车退税为名进行诈骗：诈骗分子谎称自己是税务局工作人员，以“税务局要退还购房契税、汽车购置税”为由要求事主速与财政局某电话联系。若车主拨打电话联系时，对方便让其从银行ATM机上利用转帐操作获取退税费用。当受害人到银行ATM机按照不法分子电话指示操作后，不法分子利用英文页面，将受害人银行卡中的钱转入到不法分子的帐户内;
6、中奖诈骗：诈骗分子拨打受害人手机，称其手机号在深圳或香港某知名公司的摇奖活动中中奖或某公司为祝贺新产品上市创办移动号码开彩，奖金丰厚多达十余万甚至几十万元，通过语音电话的方式告知可亲自前往领取或银行转帐，受害人必定会选择银行转帐，然后告知其需交纳个人所得税、服务费和银行手续费等实施诈骗。
(二)短信诈骗：
1、利用银行卡消费实施诈骗：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提醒用户，称其银行卡在异地刷卡消费，如有疑问，可致电XXXXX号码。在用户回电 2 后，其同伙假冒银行工作人员，利用受害人的恐慌心理，逐步将受害人引入转账陷阱，从而达到诈骗目的;
2、无理由汇款诈骗：通过手机短信发送“银行账号，要求速汇款”等内容用来行骗正巧要汇款的人员。
(三)网络诈骗：
1、以提供博彩、股票资讯进行诈骗：嫌疑人以帮助选股票付酬劳、收益分成或帮受害人购买股票为由骗取受害人汇款;
2、发布虚假中奖信息诈骗：受害人上网时会显示QQ中奖或网络游戏中奖，要获得奖金必须先交纳手续费、个人所得税等名目，骗取受害人汇款。
二、加强自防措施，并积极相互宣传
(一)不要有“贪图便宜”、“一夜暴富”、“天上掉馅饼”的心理;
(二)注意保护个人资料信息，不可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
(三)在做好自身防范的同时，积极向周围的亲人、朋友做好宣传，特别是平时独自在家的中老年等易受骗群体要注意提醒。
三、近年来出现的电信诈骗方法
1、电话或短息：告知领取中级法院的传票等法律文书，然后索取账号密码等;
2、短信类：通知信用卡透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类; 四.法律防范及其救济措施
1、提高认识
2、报警
3、收集证据
4、向专业人士如警察和律师询问。
5、事后补救：向公安局控告诈骗罪或民事诉讼。
中电信六安分公司关于打击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综合治理专项活动总结
市防范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市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市公安局：
六安分公司在全市开展打击信息诈骗专项活动中，认真落实省公司、通信管局和市政法委、公安局等部门打击防范电信诈骗专项治理活动会议精神，积极配合市打击防范电信诈骗活动综合治理等部门联合专项行动，公司党委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基础，本着行业部门技术业务特征为着力点，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主动作为，迅速有力，采取有效的打击办法与技术措施，全面落实了打击治理活动，竭力推动了活动有效开展，效果显著，成绩裴然。
一、党委重视、成立组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总经理贝学斌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综合治理领导组;为有效开展打击防范电信诈骗综合治理有效性和组织保障，及时转发并制定了具体的打击信息诈骗行动方案与措施，严格按照市委和政发委和上级主管部门会议精神和行动方案要求，规定内容不走样，在自主安排的内容中，我们措施紧密结合通信信息支撑和技术优势，做出了既有行业特征进行治理，又通过对典型信息诈骗犯罪作案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提出具体防范措施;各技术业务部门主动出击，紧密跟踪，密切注意往来通信业务进出入端口，业务异常变动，遇有特殊情况，
1立即汇总汇报，做到有组织、有秩序、有预案，活动开展有力、有序、有效。
二、技术优势，追根求源。公司打击办公室各成员单位，特别是业务部门，根据本部门技术特征，各司其职，突出特色，一旦发现犯罪嫌疑及时报告打击办公室，及时汇总、分析整理信息，找出诈骗犯罪信息依据，对有犯罪嫌疑，证据确凿，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及早防范，保障信息安全。
三、积极配合、整体动作。各部门通力协作，互通有无、制定防范技术方案，整合资源，落实责任，网运部整合后端技术支撑部门的优势力量，探求从技术手段，刨析可疑信息、大批量信息，从中研究其异常来源和批量分析，并通过网络优势，判断信息策源地，判断信息始作俑者的出入地网址等;号码百事运营和客户服务中心，利用信息平台和人工信息呼叫等多种方式，寻找信息发布资源，分析是否存在诈骗嫌疑，总之，从组织、制度、责任把专项行动，变成为日常监管，始终把综合治理作为电信企业的一项重要社会义务与责任。
四、整合信息、发挥专长。充分利用自由渠道、门户网站、公益短信等传播形式，多形式、多管道、多侧面的进行防范电信诈骗活动宣传，我制作了宣传防范信息诈骗宣传手册2500册，分发17个农村电信支局，在营业场所向用户宣传防范信息诈骗，提高防范技能和意识，在公司主要显著位置张贴大幅标语，利用网络向社会发布防诈骗典型案例，教育公众，提醒公众，时刻警惕不法分子的非正常信息，利用信息平台向用户发布防信息诈骗信息上万条，做流动电子宣传广
告牌多处，时间周期半个月之多，集中行业优势，把握自身特色，主动出击协助综联兄弟单位，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分析通报工作，协助兄弟单位做好信息诈骗宣传教育工作，为打好防信息诈骗活动，公司做出应尽的社会义务与责任。
五、强化宣教、立足长远。不仅在当前活动，积极行动，而且在实践中，摸索打击信息诈骗手段的长效机制，通过把活动，变成日常监管、通过短期宣传教育，到成为日常常识教育，普及大众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提高公众的防诈骗意识与技能，才能保障打击防范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及时、长久。
安全保卫部(综合治理办公室)
201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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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六起电信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16年9月30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惩治电信诈骗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巡视员王玲主持新闻通气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安凤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谢开红发布案例并介绍相关情况。
案例一：戴春波等32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8月底，被告人戴春波、王瑞讯、周娟受雇佣参加他人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团伙，并持旅游签证出境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后被安排在位于万象市西沙达腊彭巴报村的24组一栋别墅内从事电信诈骗活动。三人主要负责接听被害人回拨的电话，并按月领取工资及提成。戴春波等实施诈骗行为的方式为：一名台湾男子每天通过互联网向全国各地发送语音包，内容是对方因涉嫌恶意透支信用卡被法院传唤，需要查询详情的就会给转接人工查询，戴春波等三人便冒充法院工作人员接听电话，并按照话术内容告诉对方恶意透支信用卡未还钱涉嫌刑事犯罪，若对方予以否认，便帮助对方将电话转接给二线人员，由二线人员冒充公安局工作人员继续进行诈骗，诱导被害人向指定账户内转账或汇款，从而骗取被害人钱财。同年9月26日，戴春波等三人在该别墅内被老挝国家警察局抓获，同年9月30日被移交我国公安机关。
2011年8月底至9月初，被告人黄辉云等二十九人相继受上述同一雇主雇佣参加他人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团伙，并持旅游签证出境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位于万象市西沙达腊县撒潘通村19组的一栋别墅内从事电信诈骗活动。黄辉云等二十九人主要负责接听被害人回拨的电话，并按月领取工资及提成。诈骗团伙成员冒充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按照话术要求，接听被害人回拨的电话，虚构被害人的信用卡因购物等被恶意透支的虚假信息，诱使对方向指定账户内转账或汇款，从而骗取被害人钱财。同年9月16日，该团伙于从被害人马某某处成功骗取人民币41万元。经马某某报案，9月26日，黄辉云等二十九人在该别墅内被老挝国家警察局抓获，9月30日被移交我国公安机关。
(二)裁判结果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定，戴春波等三十二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拨打电话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构成诈骗罪;该诈骗团伙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实施的跨国电信诈骗行为不仅损害司法机关声誉，而且严重干扰了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故对三十二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判处二年六个月至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电信诈骗犯罪多为团伙作案。根据统计，北京法院有50%以上的电信诈骗案件出现三人及三人以上的诈骗团伙。本案系近年来北京法院受理的个案中被告人人数最多的跨国电信诈骗犯罪，诈骗团伙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招揽人手并将其安置于境外，冒充公检法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向境内拨打电话的方式，形成严密的话术体系，从而获得被害人信任，诱使被害人向其汇款，达到诈骗钱款的目的。近年来，电信诈骗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愈发呈现出跨地域、团伙作案、难辨认、受害范围广等特点，给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社会危害性极大。海淀法院通过本案的审理给所有参与诈骗的犯罪分子以法律制裁，有效打击了电信诈骗犯罪，为办理跨国类电信诈骗案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案例二：吉秀燕等14人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吉秀燕、李开琴、欧阳秀真、夏凤仪、夏秋怡、赖炳同、赖庆汉、陈冬冬、赖韩韩、庄敬意、林智强、杨剑、张西、张叶伙同赖伟城(已判刑)先后出境前往印度尼西亚，于2011年9月16日至9月26日期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一别墅内，分别作为一线、二线、三线人员，冒充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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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身份，通过电信技术手段，采用向中国居民拨打电话的方法，向被害人虚构个人信息泄露、涉嫌犯罪、资产需要保全等事实，诈骗48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62万余元。其中被告人陈冬冬、赖韩韩、庄敬意、林智强参与诈骗金额共计人民币405万余元，被告人杨剑参与诈骗金额共计人民币303万余元。14名被告人于2011年9月26日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吉秀燕、李开琴、欧阳秀真、夏凤仪、夏秋怡、赖炳同、赖庆汉、陈冬冬、赖韩韩、庄敬意、林智强、杨剑、张西、张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通过电信技术手段，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且数额特别巨大，14名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其中，被告人吉秀燕、李开琴共同负责对别墅内人员的诈骗活动进行管理，且作为三线话务员直接骗取被害人钱款，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诈骗罪判处14名被告人五年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数额的罚金。
(三)典型意义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金额、被害人人数、诈骗次数、诈骗手段、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都会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本案中，14名被告人在境外集中居住于别墅内，共同参与电信诈骗活动，且分工明确，有一定的组织性，已形成固定的犯罪团伙。每名被告人参与的诈骗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上，且案发后赃款并未追回，给48名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东城法院最终对14名被告人全部判处了有期徒刑五年以上的重刑，两名主犯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对于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形成了极大的震慑。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开红介绍了福建法院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关情况。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发高发，已成一大社会公害。福建省委高度重视，持续组织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今年初省委政法委又专门把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确定全省“六个专项治理”重点工作之一。福建省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和福建省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决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电信网络秩序和社会安定稳定。2014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663件3484人，其中今年1至8月审结464件895人。
在审判工作中，我们突出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严格依法惩治，注重打击实效。既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惯犯，又依法惩处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某些环节及相关犯罪活动的人员，着力打击和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既严格依法对犯罪分子判处主刑，又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加大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决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获取非法利益。同时，坚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具有自首立功、坦白退赃、协助抓捕同案犯等情节的犯罪分子，依法予以从宽，努力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二是注重业务指导，统一裁判尺度。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属于新类型犯罪，犯罪手段多样，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福建高院注重加强对此类犯罪特征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分析、研究，加强对全省各级法院的业务指导，及时规范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努力实现精准打击。三是密切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全省各级法院主动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以及银行、电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健全工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配合开展紧急支付、追赃返还等工作，努力把受害群众的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四是强化宣传教育，促进群防群治。全省各级法院通过组织典型案件庭审直播、系列案件集中宣判、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例、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加大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力度，有效震慑犯罪，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切实打好防诈骗、反诈骗人民战争。
下一步，福建法院将继续深入贯彻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委部署，进一步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方针，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狠抓以案释法、法治宣传，着力打击预防和分化瓦解犯罪。全面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源头防范、系统治理、追赃挽损等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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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三、陈观湖、陈礼华、陈黄华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28日至4月16日，被告人陈观湖、陈礼华从陈某华、张某鑫(均另案处理)处拿来数十张银行卡，相互配合，共同保管、使用涉案银行卡，在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将27名被害人因受骗汇入的钱款取出，收取相应提成后，汇入诈骗人员提供的账户，涉案金额人民币637721元。2015年3月2日至7日期间，被告人陈黄华伙同陈某华、张某鑫，明知是被害人因受骗汇入的钱款，仍驾驶车辆前往江西等地多次取款，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8888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观湖、陈礼华、陈黄华明知他人进行电信诈骗，仍结伙对涉案诈骗款项实施取款并转移，致使被害人被骗款项无法追回，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诈骗数额应当按照共同取款数额计算。三名被告人所实施的提取并转移被骗款项的行为，是诈骗集团成功控制诈骗款的最后一个环节，三人在整个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中仅有分工不同，并无主次之分。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对被告人陈观湖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陈礼华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陈黄华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网络电信诈骗日益猖獗，此类犯罪行为形成的产业链也呈现出专业化、跨区域性、集团化之趋势，涵盖了购买设备、拨打电话、群发短信、假冒身份虚构事实、骗取钱款、转账取款等行为过程。为了逃避侦查，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取款、转移赃款等行为往往由犯罪行为实施地以外的多个地方的专门取款人完成。本案中的三名被告人，虽未参与前一阶段对被害人的具体诈骗行为，但其明知所取款项是诈骗犯罪所得，而与前阶段诈骗犯罪人员相互配合，辗转各地为诈骗犯罪团伙转取款，其行为是整个骗局得逞、诈骗分子获得钱款的重要环节，应以诈骗犯罪共犯定罪量刑。
案例
四、林炎、胡明浪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18日至21日，被告人林炎、胡明浪和杨东昊(另案处理)经事先共谋，由杨东昊提供伪基站并事先编辑好诈骗短信，指使被告人林炎、胡明浪在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闽侯县上街镇等地使用伪基站，屏蔽干扰以该伪基站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通讯运营商信号，搜取屏蔽范围内用户手机卡信息，冒充“95
533、1008
6、95588”等相关客服号码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短信30801条，企图骗取手机用户的信任，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填写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以达到骗取手机用户钱款的目的。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炎、胡明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利用电信技术手段发送虚假短信，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林炎、胡明浪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林炎、胡明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以诈骗罪分别对被告人林炎、胡明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近两年来，利用伪基站实施电信诈骗的手段翻新、案件频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明确规定：对电信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即可以诈骗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林炎、胡明浪通过“伪基站”，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冒充银行或移动运营商客服电话的虚假短信三万余条，诱骗手机用户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填写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以达到骗取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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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户钱款的目的。虽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未能最终得逞，但其犯罪行为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公民个人若未及时查觉，其财产便会处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况。
案例
五、邓之桂、龙碧燕、刘春艳、刘海英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台湾地区人员“阿水”等人(均另案处理)组织犯罪团伙在老挝万象一栋别墅内进行电信诈骗活动，将事先编辑好的诈骗语音包通过网络电话向中国大陆各省市固定电话用户群发送语音信息，谎称被害人涉嫌用医保卡购买违禁药品需向公安机关报备。待被害人回拨时，电话转到冒充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的被告人刘春艳、龙碧燕等一线人员，让被害人“报案”并让其拨打预先改好显示号码的“公安局号码”，后由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二线人员接听，谎称被害人银行账户存在安全问题，将电话转给冒充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被告人邓之桂等三线人员要求被害人将银行卡内的存款转到指定账户进行资金清查比对，以此实施诈骗犯罪。被告人刘海英主要负责为该犯罪团伙做饭，同时亦冒充一线医保中心人员参与诈骗。邓之桂、刘海英、龙碧燕、刘春艳与其他同案人诈骗数额达人民币1036934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邓之桂、龙碧燕、刘春艳、刘海英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四被告人受纠集在该团伙中按照分工，互相配合共同实施诈骗犯罪，获利相对较少，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龙碧燕、刘春艳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邓之桂、刘海英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春艳、刘海英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部分赃款被追缴，可对四被告人予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对四被告人均予以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对被告人邓之桂、龙碧燕、刘春艳、刘海英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一万元不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台湾地区人员在境外组织实施的以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的虚假语音信息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被告人邓之桂等人受纠集参加他人组织的诈骗团伙，发送医保卡异常的虚假语音信息，而后分别冒充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公安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连环诈骗，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并诱骗被害人将存款转至“指定银行账户”，从而骗取钱款，社会危害性大。在此提醒广大参保人员不要轻信医保卡出现异常的电话语音信息，更不要轻易将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重要信息告知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
案例
六、杨海鸿、黄晋河、吴彩云诈骗，杨海鸿、黄晋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至9月9日，被告人杨海鸿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黄晋河通过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万余条，并雇用被告人吴彩云在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平川镇租住房等地，通过拨打上述公民个人信息中的手机号码，谎称可以向对方发放残疾人补贴、教育补贴等方式，骗取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指定的账户。截至2015年9月9日被查获时，被告人杨海鸿、吴彩云共骗取人民币70000元，其中，被告人黄晋河自2015年8月12日以来参与骗取17700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海鸿、黄晋河、吴彩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属共同犯罪;被告人杨海鸿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黄晋河通过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部分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海鸿、黄晋河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吴彩云起次要作用，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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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海鸿、黄晋河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归案后，三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杨海鸿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彩云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黄晋河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变得更高效便捷，但也给犯罪分子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案中，被告人杨海鸿、黄晋河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万条，雇佣他人共同冒充政府工作人员拨打诈骗电话，通过提供被害人准确的身份信息，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以达到实施诈骗犯罪的目的。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已成为信息化社会中公民权利保护的一个重点。要从源头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安全保护是关键。除了公民要提高信息保护意识以外，各有关单位等也需加强信息管理与信息安全保护工作，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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