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分配方案

方案具有明确的格式和内容规范，要求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避免抽象和假大空的内容，那么具体如何制定方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盈余分配方案》，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1篇：盈余分配方案

论股东盈余分配请求的司法救济

[摘要]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公司盈余分配决定权的正当行使。现实中，公司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以至于侵犯到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现象层出不穷。由于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在大股东的控制下很难发挥实效，行政管制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故以司法途径保护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司法介入公司盈余分配的空间过窄、救济手段不足。我国立法应采用合理期待标准拓宽司法介入空间，在完善现有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但要注意控制司法介入公司盈余分配的限度，避免司法对公司商业活动的过度干涉。

[关键词] 股东盈余分配;商业判断规则;股东压迫;合理期待;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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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盈余分配事项是公司内部事务并且在性质上属于商业行为，故理应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司法不应介入其中。但是，股东投资公司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利，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盈余分配请求权作为股东的基本权利无疑应当得到司法的支持与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将“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设定为民事诉讼案由之一，表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了司法介入公司盈余分配的探索。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是否合理且必要以及司法介入路径的完善方式都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对此做些探讨。

一、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的法理基础

公司自治是传统民法当中的私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公司领域内的表现形式。公司自治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外部关系上看，公司作为独立的私法主体可以对自身所从事的市场交易行为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第二，从内部关系上看，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安排内部治理活动。司法对公司在自治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一般不予介入。公司向股东分配盈余显然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活动，属于公司自治的内容，于是有人据此主张应该排除司法对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介入。但事实上，这种以公司自治为理由彻底排除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主张是欠缺法理依据的。因为公司自治原则本身就不意味着公司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决定自治范围内的全部事项，排斥一切来自司法的干预。即使是在公司自治领域内的事务，公司自治权的行使也并非绝对，而是要受到民法一般原则的制约。可以说，民法的一般原则为公司的自治权划定了边界，公司对自治事务的自治权必须在边界内行使，一旦公司的行为超越边界，该行为就会因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欠缺基本的合理性基础，此时作为纠偏机制的司法的介入也就具备了正当性。具体到公司盈余分配问题来说，民法的基本原则就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第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司法介入提供了法理基础。公司作出盈余分配决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股东会行使盈余分配决定权的过程。盈余分配决定权是股东会的法定权利，而权利都有一定的界限。当权利行使超出了适当限度而损及他人合法利益或者社会公益时，即构成权利滥用。所以股东会也不能肆无忌惮地任意行使自身的盈余分配决定权。具体而言，股东会有权依法行使自身的盈余分配决定权，就是否分配盈余或者以何种方式来分配盈余作出决议，由于这属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事项，一般情况下遵循公司自治的原则，司法不予置评。但是，如果大股东为获取更大利益而凭借自身股权优势来操纵股东会，以致股东会无正当理由不向股东分配盈余，损害到其他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那么股东会的行为就构成盈余分配决定权的滥用，其作出的决议自然也就丧失了基本的合理性基础。此时，司法的介入作为对权利滥用的修正自然是正当的。

第二，诚实信用原则为司法介入提供了法理基础。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是公司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是股东之间通过协商所达成的一种协议”。[1]换言之，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民法“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后，当事人应当恪守诺言，履行义务，维护对方的利益，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2]“公司本由投资者出资组成，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投资的收益和回报”[3]，因此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盈余分配自然是股东的一项正当期待。如果股东会无论条件是否满足均一律无理由地拒绝向股东分配盈余，就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理应介入其中。

第三，公平原则为司法介入提供了法理基础。“公平是指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4]在大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操控股东会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不能获得盈余分配的风险无疑就会相应增加。这种由大股东恶意侵害而导致的额外风险已经不属于中小股东在决定投资时就可以作出合理预计的商业风险。大股东为了扩大自身利益而让中小股东承担这样一种人为增加的非投资性风险显然是不公平的，此时由司法介入保护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决定权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纠正。

二、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的制度价值

(一)股东角度：保障公平，防止“多数人暴政”

“虽然从外部看，公司是一个单独的主体，但这不能在客观上否认公司参与人依然是独立的个体，个人会有着与其他参与人以及整个公司不同的目标函数，公司内势必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分歧。”[5]在盈余分配方面，公司的大股东往往和中小股东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取向：首先，在是否分配盈余方面，大股东一般希望将盈余留存于公司，而中小股东则希望及时获得盈余分配。因为“对大股东而言，钱在公司，等同于钱在自己手中，丝毫不影响使用本应分配给他的那部分股利，而且还有机会使用本应属于其他股东的收益”[6]，而中小股东若不能及时从公司分取盈余，不仅不能及时回收投资，而且要承担本来已经获得的盈余在后续投资中遭受损失的风险。其次，在盈余分配方式方面，大股东青睐间接的盈余分配，而中小股东希望获得直接的盈余分配，即股利分配。这是因为，在我国公司向股东所支付的股利并不能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股东个人所取得的股利收入又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也就是所谓的重复征税。由于大股东分得的股利更多，重复征税对大股东的利益影响更大，大股东会避免以股利分配的方式直接分配公司盈余，而选择以工资、奖金、福利等形式将盈余进行间接分配。然而，中小股东往往迫于大股东的排挤或者由于自身原因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若以薪酬分配取代直接的股利分配，在无形中就将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中小股东排除在了受益者之外。以上的利益分歧决定了大股东本身就具有侵犯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动机。

此外，由于盈余分配决定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的，股东会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法律将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思视为公司的意思，并且大股东的意思对中小股东产生拘束力”[7]，这就为具有股权优势的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由于大股东本身拥有远超小股东的家长式特权，控制着整个公司的运行，所以当出现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状况时，依靠公司的内部救济途径是完全不现实的，因此，采取有效的外部救济方式来保护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就显得十分必要，否则中小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无异于被动地沦为无利息的长期贷款，法律的公平价值受到严重破坏”。[8]

一般来说，从外部调节公司运行主要有两种手段，即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而行政手段普遍认为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首先，“市场经济下行政机关的活动以维护公权为目的，一般不涉及私法领域的性质决定。行政调节只是把公司作为整体从外部进行的管理活动，并不直接涉及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协调”[9];其次，“行政干预属于集中决策，较之司法分散化决策，欠缺许多灵活性，而且偏重惩戒性、民事补偿差”[10];最后，就基本国情来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且日趋成熟，政府放松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已经成为总体发展趋势。相比之下，司法手段则更加值得提倡也是被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的做法。一方面，“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及其专负法律实施的职责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去救济私法主体的权利”[11];另一方面，公司是私法主体，公司盈余分配是公司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的被动介入方式显然比行政的积极介入更加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

(二)公司角度：提高效率，有效定纷止争

公司自治并不是万能的，其顺利实现有赖于公司内部利益结构的相对平衡。当公司内部的利益矛盾超出了可控范围，打破了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那么由公司自治中产生的问题不仅无法通过公司自治加以解决，反而会从内部破坏公司自治系统的运行。公司自治的失灵毫无疑问会使得公司的经营活动受到波及，公司的营利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公司作为投资者实现投资利益的法律工具，营利性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营利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是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12]因此，当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由此带来的公司内部利益失衡造成公司自治失灵，甚至影响到公司营利目标的实现时，司法权力的介入就成为避免外部调节机制的空白给公司运营带来损失的必然要求。

退而言之，即便通过公司内部自我调节机制最终也能够解决公司股东之间在盈余分配方面的纠纷，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间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组织成本。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公司“所付出的组织成本甚至可能超过解决这一问题所带来的收益，在此时，将问题付诸司法机关无疑也是符合经济的选择”。[13]

三、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的现实困境

(一)商业判断规则的泛化挤压了司法介入空间

从权利结构的角度来说，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包括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公司股东身份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其分配盈余的权利;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则是股东根据公司盈余分配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实际支付=盈余的债权。当公司机关依法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后，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就转化为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此时，公司股东就可以依据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而要求公司实际支付盈余。由此可见，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现以有效盈余分配决议的作出为前提，而作出盈余分配决议的过程属于公司的商业活动范畴。“在现代社会，从公司法意义上来说，公司的界限也就是经济生活和司法的界限”[14]，为了避免司法的过多干预导致“对复杂的商业判断采取粗野的业余方法”[15]，司法对公司商业活动的介入普遍遵循商业判断规则。商业判断规则是为了防止损害公司管理层的独立判断力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司法审查标准，其效力表现为在特定条件下排除司法实质性审查。这也就意味着，在商业判断规则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那么除非表明公司作出决策的程序性要件没有具备，否则法院不会再对决策内容是否体现了公正性作出司法评价。从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决策者与决策对象无利害关系;第二，决策者对决策对象的知悉达到了在当时情形下他有理由相信为适当的程度;第三，决策者合理地认为该项决策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16]由此可见，虽然商业判断规则会限制司法对公司盈余分配事项的介入，但是通过对其附加严格的适用条件仍然可以为司法介入留出适当的空间。

我国目前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正式引进商业判断规则并明确规定适用条件，同时，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也缺少统一性指导作用。这直接导致在处理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时，法院对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过于泛化，将司法介入盈余分配的空间挤压殆尽。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将“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定为民事诉讼案由之一，但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只有具备债权性质的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才具有可诉性，而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向具体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转化过程即公司作出盈余分配决议过程，因为是公司作出商业判断的过程，所以司法不加干涉。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先期存在形式，不加限制的商业判断规则将涉及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的纠纷一律排除在司法介入范围之外，无疑就从根本上架空了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现可能。

(二)缺乏全面有效的司法介入手段

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具有债权性质，遭到侵害时股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获得救济。而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大多数法院往往“拒绝介入商业判断”，对股东直接提起的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之诉不予受理。虽然股东在得不到盈余分配时也可以寻求一些其他途径的救济，但这些司法救济方式都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的问题。

第一，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按照《公司法》第75条规定，在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情形下，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这一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缺乏公开的股权交易市场，而这一规定则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提供了一条在大股东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的情况下退出公司的有效途径，但其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在实践中作用有限。首先，如公司无正当理由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或者虽然召开股东大会，但并未对股利分配事项决议，中小股东就无法依据本条规定得到救济;其次，以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盈余且公司5年连续盈利为条件，这也就是说5年之内即使公司无理由拒绝分配盈余股东也只能接受。市场情势瞬息万变，或许5年期满时公司留存的盈余已经在后续投资中亏损了，确实到了无利可分的境地;再次，这一规定潜在意义上承认了公司只要在5年中分一次盈余，哪怕数额再少，中小股东就不可行使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最后，该条款仅规定了公司应该按照“合理价格”回购股份，并未规定“合理价格”如何确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第二，股东会决议无效、可撤销之诉。《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据此条款，如果股东会作出不分配盈余的决定在程序或者内容方面违反了公司章程，股东就可以依法申请法院撤销决议。但是如果股东会自始至终都没有作出关于盈余分配的决议，或者公司章程中本身就没有对盈余分配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则法院无法依据本条进行干预。

第三，基于股东诚信义务的损害赔偿之诉。《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大股东操纵股东会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损害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股东权的滥用。但是由于该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也没有任何相关司法解释具体说明中小股东对于哪些大股东滥权的行为可以要求赔偿，本条款事实上根本难以付诸司法实践。

四、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的路径完善

(一)司法介入的重点：以合理期待标准拓宽司法介入空间

因为“如果决策者在该项交易中存在利益冲突，他就不能受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这是公司法律的一项基本规则”。[17]具体到公司盈余分配决定当中，如果大股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用股权优势操纵股东会作出不分配盈余的决定，那么其自身既是这一商业判断的实际决定者又是受益者，显然不符合商业判断规则的基本适用条件。“即使这种利益冲突不会使得法院完全放弃商业判断规则，它的存在至少可以使得我们对传统的商业判断规则有所质疑。”[18]

我国尚未在成文法中具体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排除司法对公司决议的实质审查。在缺乏成文法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法院在判断公司是否可以援引商业判断规则排除司法对盈余分配决定行为的审查之时，可以采用一种稍具原则性的思维方式，即考虑盈余分配决定过程中是否存在压迫中小股东的现象·当存在股东压迫现象时，尽管盈余分配决定属于公司商业判断事务，也应该允许司法介入。

目前对于股东压迫有两种判定标准认同度最高，即：信托义务标准和合理期待标准。信托义务要求大股东必须以公平、正义的方式对待中小股东，而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义务。若采取信托义务标准对股东压迫行为进行判断，则意味着只要大股东的行为违背信托义务就构成股东压迫。合理期待“是指公司股东间相互负有的以真诚、公平、符合理性的方式营运公司的义务以及股东间、股东与公司间最初具有和后来建立起来的良好企盼和愿望”。[19]若采用合理期待标准来判定股东压迫行为，那么大股东所有使得小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行为都构成股东压迫，而无论其是否违背信托义务。 其实，无论是大股东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还是使得小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行为从根本上说都是大股东滥用股东权的行为。只不过信托义务标准从大股东角度出发，以大股东行为方式为立足点;合理期待标准从中小股东角度出发，以中小股东受损的预期结果为立足点。两种判断标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股东压迫的构成要件要求不同：信托义务标准所定义的压迫行为必定以大股东过错的存在为构成要件;而合理期待标准所定义的压迫行为不要求大股东过错的存在。具体到公司的盈余分配问题来说，在信托义务标准之下，只有大股东实施了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的行为，控制股东会回避作出盈余分配决议或者无理由地作出不分、少分盈余的决议才构成股东压迫;而在合理期待标准之下，只要中小股东获得盈余分配的合理期待落空，即使大股东并未滥用盈余分配决定权，大股东的行为也构成压制。从限制商业判断原则泛化，较好地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角度来说，合理期待标准比信托义务标准更为适宜。

以合理期待标准判断何时构成股东压迫进而司法可以介入到公司盈余分配之中，自然就涉及到对股东期待“合理性”的判断问题。股东投资公司无疑就是为了获利，所以“股东至少都会对自己能够基于自身的股东身份获得一部分公司利润存有一种一般性期待”。[20]但是，具有对盈余分配的一般性期待并不意味着在公司有盈余的情况下股东就可以要求实际分得盈余。因为股东压迫理论只保护“合理的”期待，而在一定情况下股东对盈余分配的期待并不具有合理性。例如，当多数股东出于扩大公司规模或者进行投资等合理的商业目的而选择不分配盈余时，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期待就不具备合理性，不合理期待的落空自然也就不构成股东压迫。“简而言之，少数股东获得分配盈余的要求必须与多数股东作出商业决定的合法权利相平衡。”[21]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实现中小股东对盈余分配的一般期待会妨碍到公司正当的商业决策的实行，则应当认为中小股东对于盈余分配一般期待不具有合理性。一般来说，在没有进行直接的盈余分配即股利分配的情况下，如果大股东实际以薪金、福利等获得了间接的盈余分配，而中小股东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间接分配，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小股东的一般合理期待落空，司法可以介入。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获取间接盈余分配是由于中小股东的本人过错也不例外，如：中小股东本人不能胜任管理职位或者因其原先执行职务中的错误行为而被解除管理职务。如果大股东本身也没有通过间接分配的方式实际分取盈余，只是单纯的以公司需要的名义将盈余留存公司或者提取任意公积金，那么就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这种不分配行为是否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如果存在留存资金长期大量闲置或者任意公积金显著超过实际经营需要等情况仍然不分配盈余，那么就可以判定中小股东合理期待落空，司法可以基于存在股东压制的理由介入盈余分配。

(二)司法介入的形式：多种救济方式全面保护

1.通过司法解释保障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权

我国现行《公司法》仅在第103条规定了股份公司股东的临时提案权，却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临时提案权作出规定，因此，股东会即使始终不对盈余分配事项作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股东也无可奈何，这无疑对在程序上保障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极其不利。由于成文法具有相对稳定性，我国“司法在传统上又未形成判例制度，无法以个案审判的方式传送权威司法解释从而弥补立法产品的匮乏。而同案同判的司法公正又必须尽可能地实现”[22]，因此，以统一的司法解释保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提案权就成为了最具可行性的选择。

笔者认为，结合公司法相关条文的立法精神，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已经对股东行使提案权的方式、程序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股东完全可以“照章办事”，以本公司的章程为依据行使提案权;反之，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在股东提案权行使方面的规定不甚明确，甚至完全空白，法院则应当参照公司法中针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权所作的一般性规定来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提案权。

2.完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目前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门槛过高，并且很容易被规避，同时也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保障，在实践中难以发挥保护中小股东的作用，针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中的现存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改进：

第一，放宽适用条件，严谨法律规定。按照现行法的规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下，公司连续5年盈利，同时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股东才有权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在公司实践中该条款容易为控股股东或管理层恶意规避，如控股股东或管理层通过象征性分红等方式故意致使上述条件不成就，便可阻止异议股东行使该权利。”[23]今后可以适当放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条件，降低对于连续盈利和连续不分配的时间长度要求，或者改为累计制，即规定如果公司累计若干年连续盈利而没有分配盈利就赋予中小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而不要求公司连续盈利。

第二，建立合理收购价格确定机制。现行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仅规定公司以“合理价格”回购股份，但对于“合理价格”的确定方式没有作出相应的配套规定，以致可操作性较弱。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将协商确定和司法确定两种途径相结合来最终认定股权收购的合理价格。其中，协商确定应作为认定股权收购价格的基本途径，而司法确定则作为辅助途径。即：若异议股东与公司之间通过自主协商能够就收购价格达成合意，则双方的协商结果即视为股份回购的合理价格，法院尊重当事人意志，不再介入合理价格的认定事项;若双方经过协商，仍然无法就收购价格达成合意，则由法院直接指定专业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法院最终审核认证的机构评估结果即为股权收购的合理价格。股权估价的费用可以结合造成中小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原因来确定。如果是中小股东对自身合理期待的落空没有过错，那么评估费用由公司承担;如果中小股东存在过错，例如公司选择以薪酬、福利的分配方式间接分配盈余，大股东也并未排挤小股东参与管理从而获得薪酬，是小股东自己不能胜任管理职务或者因自己执行职务中的不当行为而丧失管理职务以致不能获得盈余分配，那么法院可以判令由中小股东承担一部分或全部的评估费用。

3.构建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虽然可以为合理盈余分配期待落空的中小股东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但由于其股东地位丧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小股东“机会利益的损失，即不能享受公司现有及将来经营利益，在公司营业状况及其前景看好的公司尤其如此”。[24]而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则能让股东无须离开公司也能达到获得盈余分配的目的。

所谓强制分配股利之诉即法院应公司股东之诉请，通过司法判决来强制公司向股东分派一定数目的股利的诉讼。英国、美国、法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均已通过立法或者司法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在英国，“如果公司的大股东滥用权利，在公司有利润可分的情况下不分配或少分配利润，就会构成不公平损害，中小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强制分配股利”[25];在美国，“如有证据证明欺诈或恶意或明显不公正情形，或者存在不公平损害少数股东的主观恶意或事实。少数股东可以获得包括支付股利、股份回购、解散公司在内的多种司法救济”‘矧;在法国，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也得到了判例的支持。法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Langlois诉Peter要求分配股利的案件判决中曾经论述到：“多数股东获取报酬而少数股东无利可图是不公平的，公积金经营理由之缺乏构成权力滥用的第一要素;多数股东通过高管报酬变相获取股利、少数股东持续受到侵害事实构成权力滥用的第二要素。”[27]

强制分配股利之诉能够“以公司当事方的‘公意’节制被拟制为公司意志的‘众意’”[28]，从而保障公司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但是如果放任这一制度走向极端，难免“可能剥夺公司管理者基于商业判断为公司利益正当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利”[29]，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去除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弊端：首先，应对股东的诉讼资格作出限定。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当中股东人数众多，如果不加限定地赋予所有股东提起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原告资格，那么公司很可能将面对大量无休止的诉讼，所以对于提起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应当有持股比例和时间的要求。而有限责任公司相对封闭且股东人数比较有限，可以不作限制性要求，将提起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资格无差别地赋予全体股东。其次，应在立法中明文规定滥用诉权的股东所应承担的责任，例如负担对方的律师费在内的全部诉讼费用、赔偿公司因其滥用诉权而遭到的全部损失等。再次，可以要求提起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中小股东提前交纳一定数额的担保费用，若其实施了滥用诉权的行为则用担保费用对公司进行赔付。最后，可以对滥用诉权者处以罚金，以产生警示作用。

(三)司法介入的原则：司法有限地介入商业判断

目前，“司法不干预公司事务原则在现代社会已被摈弃，司法在介入公司事务、改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形象·”[30]在此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公司自治的同时有效利用司法途径保护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司法介入股东盈余分配纠纷时应该遵循两大原则：第一，程序性干预优先于实质性干预;第二，实质性干预遵循最低限度原则。即：当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遭受侵害时，法院应首先考虑以程序性手段来敦促公司作出合理的分配方案，而不是自行制定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盈余分配方案。只有当程序性手段不足以起到保护中小股东的作用时才可以对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内容作出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应该是最低限度的，仅以在最低程度上满足公平性要求为限。

具体来说，法院在处理盈余分配纠纷时可以遵循以下思维方式：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或者虽然召开股东会但是始终不对盈余分配事项作出决议时，法院应先判令公司股东会限期作出公司盈余分配决议;在已经召开股东会并且作出了不分配公司盈余的决议时，法院则可采取合理期待标准来判断是否存在股东压迫，如果法院认定确实存在使股东合理期待落空的股东压迫，法院应先撤销原先的股东会决议或者确认该决议无效，同时判令公司股东会限期重新作出盈余分配决议。在第二种情形下，法院可以结合具体情况拟定一个盈余分配最低标准，公司股东会作出的盈余分配决议可以高于但不得低于该标准，如果公司在期限内仍然没有作出符合法院最低标准的盈余分配决议，法院可以经有利害关系的股东申请，强制公司依照先前拟定的最低分配标准向股东分配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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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敏 王然

第2篇：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实证分析

【摘　要】 文章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的制度背景下，以湖北省2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对其盈余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盈余分配的问题主要有：公积金提取比例随意性强;没有依法进行盈余分配;公积金没有量化到个人。合作社盈余分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普通成员不了解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合作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政府部门对合作社财务监督不力。为此，文章提出应该重视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学习、健全合作社评估及监督机制和规范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盈余分配;　问题;　原因

一、引言

为缓解我国小农户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已达到44.6万家，实有入社农户3 57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4.3%。随着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各地合作社的财务会计制度执行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盈余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合作社规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盈余分配按交易量比例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其余部分按照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的比例分配给社员。但是许多合作社根本就没有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在成员购买合作社化肥等生产资料、将农产品交给合作社出售等过程中，合作社只给予社员较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成员一无所获;由于分配权都掌握在理事会手中，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少数理事长任意侵占支配合作社财产，成员共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害，由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引发的矛盾阻碍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甚至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不规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收益分配中的股金分红、股息、利润返还的比例制定不合理，给不出制定比例的依据和合理的理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关系到农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合作社正确处理国家、组织以及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核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制约合作社发展的重要瓶颈。

近年来，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4月中旬，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5 000家，入社农户数量達到30万户。为了解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现状，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笔者随机对宜昌市、荆州市的24家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些合作社分别从事种植(18家)、养殖(4家)、畜禽(2家)行业，入社社员最少有25户，最多达到1 120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合作社没有严格按照《合作社法》规定进行盈余分配，导致非成员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当前在政府大力支持、合作社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重视合作社的盈余分配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它关系到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农户收入的增长和新农村建设。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本文将基于湖北省24家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积金提取比例随意性强

《合作社法》和《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虽然对合作社的公积金和盈余返还的程序等做了相关规定，但把公积金提取比例的决定权完全留给了合作社本身。这样，一方面给各合作社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我发展空间，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我创造;另一方面却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制定的随意性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在24家被调查的合作社中，有13家合作社虽然有盈余，但没有依据《合作社法》提取盈余公积，而是直接把全部盈余进行了分配;其中按照盈余的10%、20%、30%、40%提取公积金的合作社一共有10家;另外有1家合作社因为无盈余而没有提取公积金(详情见表1)。

(二)没有依法进行盈余分配

《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并要求合作社成员账户应当“记载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调查中发现，除了1家合作社没有盈余以外，在其他23家合作社中，全部按股金分配盈余的有11家，全部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的有3家，按照交易量(额)和股金分配盈余的只有1家，还有8家合作社为积累资金以扩大规模而没有进行盈余分配(详情见表2)。

(三)公积金没有量化到个人

《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从当年盈余中提取的公积金，计入盈余公积”， 成员账户应当“记载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调查中发现，在这24家合作社中，提取了盈余公积的10家合作社都没有依法把公积金量化为普通社员的公积金份额;当个别成员退出合作社时，合作社也没有按照《合作社法》的要求退还成员的个人账户公积金份额(详情见表3)。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普通成员对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

《合作社法》和《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颁布以来，政府相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宣传，但从笔者的调查结果来看，合作社成员尤其是普通成员对这两部法律制度根本不了解，至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则更是闻所未闻。由于不知道合作社应该首先按照交易量(额)进行盈余返还，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普通成员因为缴纳100元身份股，在年底只收到合作社返还的10元利息时，还非常高兴。至于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对盈余分配方面的规定也不太了解，包括公积金提取的原因，盈余分配的分配标准、原因及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惑，也导致了盈余的分配难以依法执行。

(二)合作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虽然《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劳动与资本的联合，但目前我国由于资本稀缺，合作社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合作社中，由于核心成员持股具有绝对优势，加上普通成员自身能力有限，合作社日常经营管理、财务决策都由理事会说了算，普通成员根本不能参与进来。在制定盈余的分配依据时，由核心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自然会维护出资多、交易量(额)少的核心成员的利益，而一部分普通成员可能不知道应该怎样分配盈余，另一部分知道利益被损害的普通成员因为维权成本太高，一般都选择沉默或者退出合作社等方式。

(三)政府相关部门对合作社财务监督不力

合作社作为法人，其自身虽然有监事会进行内部监督，但由于内部人控制严重、普通成员能力有限及监督成本太高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合作社监事会的内部监督职能难以实现。此时，政府部门对合作社外部监督的落实就显得非常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政府通过财政扶持、税收、金融、农超对接及人员培训等多种形式来促进合作社的发展。目前合作社数量虽然在日益扩大，但政府相关部门对合作社的财务监督措施并没有落实。

四、结论及建议

笔者认为，目前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公积金提取比例随意性大;第二，没有依法进行盈余分配;第三，公积金没有量化到个人。合作社盈余分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普通成员不了解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第二，合作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第三，政府部门对合作社财务监督不力。为了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让合作社真正起到带动农民增收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重视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学习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利用媒体、网络、培训、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把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落到实处，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包括理事长)的培訓工作纳入政府预算，成为一项有要求、有经费、有考核的日常工作。其次，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有条件的合作社应该经常组织自己的成员学习与合作社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也有利于合作社的规范与健康发展。

(二)主管部门应健全合作社评估和监督机制

首先，主管部门应该督促并帮助合作社建账，并按照《合作社法》进行盈余分配的核算。针对有些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混乱的情况，主管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检查走访。同时，在评选示范合作社的过程中，应该把盈余分配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并深入到普通成员中进行调查，而不要只停留于合作社的汇报材料。其次，在鼓励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要完善监督机制，对财政扶持的资金进行必要的审计与稽查，增强财政支农资金安排、使用过程的透明度，自觉接受专业审计和群众监督，避免地方和基层财政部门挤占、截留、挪用扶持资金，杜绝违法乱纪现象，使财政扶持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合作社应规范盈余分配制度

合作社要规范盈余分配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合作社成立时，应该按照《合作社法》和《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的有关规定，在章程中对盈余分配的顺序、公积金提取比例、盈余分配返还依据及比例详细加以规范，做到有章可循。其次，针对合作社章程盈余分配方面的规定，理事会和财务部门要认真执行，而不仅仅流于形式。最后，对于盈余分配规定的执行情况，首先财务报表及相关账目由监事会进行审计，而且除了实事求是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年终财务报表以外，在每年年底的成员(代表)大会召开的前15天，还应该把财务报表置放于大会召开地点，供所有合作社成员查阅。●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S].2006-10-31.

[2] 陈应侠.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若干财务问题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8)：69-72.

[3] 贾宗栋.合作财务管理有待加强[J].农村财务会计，2009(12)：41-43.

[4] 卢新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及对策研究[J].调研世界，2009(8)：17-20.

[5] 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工作简报[Z].2011.

作者：张菊 邓军蓉

第3篇：中国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研究

摘 要：作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之一，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直接关涉合作社社员的切身利益。同时，分配制度也是影响合作社资金积累和发展壮大的重要制度，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意义重大。合作社分配制度的确立取决于对合作社盈余来源和性质的深刻把握，目前的合作社分配方式和结构存在许多缺陷，需要不断完善。重新思考和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迫在眉睫。

关键词：合作社;盈余;盈余分配;分配制度

在合作社的几项核心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内部治理制度、审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债务责任制度)中，分配制度是核心构件, 分配制度构建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 因为分配制度是合作社产权、内部治理机制等的体现和折射, 同时又是合作社发展经济绩效的直接反映。从宏观上讲，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应包括外部分配制度和内部分配制度。外部分配制度涉及合作社与国家、社区及其他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 内部分配制度涉及社员与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蕴涵着国家、集体、社员以及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系。本文中笔者仅就内部分配层面对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进行探讨分析。

一、合作社盈余的来源和性质

(一)盈余来源

透过合作社的法律属性和业务运作来看,其盈余大部分产生于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是参与交易的社员在与合作社的交易中所创造的。社员具有双重身份，是合作社主要的“惠顾者”，这与营利性公司的利润主要由顾客创造却由股东坐享其成是有本质区别的。“消费者合作社的盈余，乃社员的‘多付’价款,也是合作社的‘多收’;生产者合作社的盈余,乃社员的‘少收’的款项,也是合作社的‘少付’”[1]，精辟地解释了合作社盈余产生的原因。具体解释分析来看，消费类合作社销售商品给社员时，原则上应按成本销售，货物价格多少的决定，应为进货成本加分摊到各个商品上的各项费用，但由于一些费用(如水电、人事费用等)大多到年终决算时才能正确计算与分摊，所以一般估算的售价比成本要高，那么实质上社员“多付”给了合作社价款;生产类合作社在产品销售后本应将扣除成本后的价款全部付给社员，但各项成本费用准确的扣除额需年度终了决算时才能确定，往往预扣额会偏高，这样形成社员所收货款比其应收额少的现象，即合作社“少付”给了社员。当然,合作社的盈余也有少部分来自与非社员的交易，只不过这种交易一般会受到严格限制。

(二)盈余性质

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的收益减去成本后会有一定的剩余，这部分剩余在营利性企业中称为“利润”,而在合作社这里称为“盈余”。合作社之所以不采“利润”的概念，是因为合作社不同于私人企业,其目标是保证社员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佳的服务,而不是寻求盈余最大化;如果寻求盈余,它将增大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合作社向社员提供服务的质量。“从根本上讲，合作社没有盈余，因为它不是营利性企业，合作社的盈余不是利润，而是在为社员服务的过程中，向社员多收取了费用(价款)或少支付了款项，以便保证合作社运行的一个安全空间。因此，合作社盈余的分配应当按照其产生的来源、途径进行分配，即将在合作社经营过程中多收取社员的再按照收取的比例(交易额)分摊给社员。”[2]尽管如上文所述，合作社小部分盈余来自与非社员的交易,但该部分盈余不会占据主流地位,改变不了合作社盈余的性质。

二、盈余分配的原则

上述对盈余来源和性质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盈余的性质决定了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基础思路：即应按照其产生的来源、途径进行分配,将在经营过程中多收取社员的或少付给社员的再按照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社员。但是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为了更好地吸引资金投入，需要对资金投入者给予一定的盈余分配。所以在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中需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遵循一定的分配原则。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原则是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中须遵守的最重要的原则。

(一)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原则

合作社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合作社应将盈余分配给社员，而盈余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又决定了应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将盈余返还给社员，这就是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

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原则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罗虚戴尔先锋合作社”，其确定的盈余分配方法是“按购买额分配”。自“罗虚戴尔原则”以来,按交易量(额)进行分配的原则成为合作社的一个经典原则。该原则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在内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1921年第十届代表会上，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第一个统一的合作社原则中规定“盈余按社员交易额的比例分配”;1937年修改的合作社原则中规定“按交易额比例分配盈余”、“股本利息应受限制”;1966年修正的“合作原则”中规定“资本报酬适度，股金如果支付股息，其利率应当严格加以限制”、“盈余分配按下列顺序由社员决定：事业发展、举办公共事业，按交易额比例分配给社员”[3]。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原则始终不变的基础地位。

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意味着合作社盈余分配主要服从于合作社的使用者,而不是服从于投资者，表明合作社真正代表着社员的利益。有学者认为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简直成为合作社的宪章,甚至于可以说不但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发生了决定作用,就是与经济分配的全部也有密切的关联。合作社的盈余,是取之于社员,又还之于社员，对于社员的忠诚程度也是一个精确的测验表”[4]。

(二)资本报酬有限原则

在现代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合作社为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不得不吸收足够的资本投入来壮大规模。而合作社非营利性的特点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的第一分配原则使其没有太多的积累用于发展,这使得合作社对资金投入的需求越来越旺。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合作社发展筹集资本问题,西方国家把股份制引入了合作社, 出现了股份合作社。而股份合作社的外部投资者入社，不是为了使用合作社，也不是为使用者的利益而奉献其资金，其加入合作社的唯一目的是获取投资报酬。因此，在分配制度上，必然会重视资本报酬的分配方式。

但是在合作社的投资报酬分配中必须坚持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因为合作社的目的在于以合理优惠的价格为社员提供服务，合作社的资本只是实现合作目的的手段，社员是利用资本进行劳动而不是为资本所有者工作。合作社的盈余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并直接产生于与合作社的交易,故应由劳动者享有。

三、盈余分配的方式

有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合作社分配制度体系包括利润返还、股金分红、股息，以及预留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救济基金、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等公共积累[5]。笔者认为，这样的概括有不妥之处：首先，如前文盈余的性质中所述，合作社的剩余叫盈余而不是利润，所以分配方式为盈余返还而非利润返还;其次，股金分红的提法不准确，正如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的详细说明中所指出的“股金在合作社中是仆人,而不是主人”，股金只有权获得利息,不能于此之外再获取利润，所以对于股金按照支付利息的方式计入成本来处理，分配中不涉及股金分红的问题;另外，股息的支付应当计入成本，不属于分配的范畴。我们应借鉴台湾合作社的具体做法“依合作社法的规定，就是有盈余也要先弥补损失及付息”[1];最后，随着合作社发展壮大对资金的高度需求，出现了新型的股份合作社，单纯以获取投资报酬的投资者加入了合作社的运行中，对于这部分报酬应该列入合作社的分配体系中;此外，分配顺序上存在混乱。

所以笔者认为，综合传统合作社和新型合作社的分配需求，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主要体现为提取公共积累、盈余返还、投资报酬三个方面，其中投资报酬只针对股份合作社而言，并且在分配顺序上应该按照以下顺序来进行。

(一)提取公共积累

公共积累包括公积金、公益金、救济基金、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等等，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合作社公共积累的提取主要体现在公积金和公益金两个方面。公积金是指合作社从税后盈余中提取的一部分累计资金，保证合作社的偿债能力，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打下物质基础;公益金是从盈余中提取并用于合作社集体福利的款项，主要用于合作社社员的集体福利,如进行教育、培训等方面。然而，对于救济基金、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等的提取，实践中往往被忽略。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对公共积累的要求也在提高，需要不断丰富公共积累的提取。

(二)盈余返还

1.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合作社的宗旨是为社员提供服务,社员组建或加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合作社服务，而这种服务主要体现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一种交易服务,即社员通过与合作社交易,从而实现与第三者进行交易的目的，所以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是盈余返还的主要分配方式。最早的“罗虚戴尔先锋合作社”的“按购买额分配”具体做法是：社员都有一个“购货本”，平时售货时由售货员登记，一定时间届满时，按照每个社员从合作社购买货物的总额进行分配，计算公式为某社员应得红利=(盈余-必要扣留)÷售货总额×某社员购买额[3]。目前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具体操作为为每一个成员设置单独的成员账户，记录其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最后按照其交易量(额)所占合作社总交易量(额)的比例来对盈余进行分配。

2.其他方式。主要为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或者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的其他分配方式，对于这些特殊的分配方式可以将权利赋予合作社章程,由合作社自主决定做出灵活处理，因为这些方面不会太多的关涉到合作社的分配大局问题。

(三)投资报酬

正如前面资本报酬有限原则中所述，股份合作社中投资者向合作社投入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投资报酬，那么，对于这部分报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分配呢?实践中有三种做法：支付利息、投资分红、支付利息和投资分红相结合。如果单独采取支付利息的方式，投资者会对利息的要求比较高，变相地对合作社用来支付外部投资的资金要求会变高，间接影响到合作社内部成员的分配需求;如果单独采取投资分红的方式，一是可能会不利于吸引资金，因为合作社是非营利性企业，不像公司等具有高额的剩余，二是这样的分配方式监管不好可能会影响到合作社的属性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采取支付利息和投资分红相结合的方式，并且支付利息和投资分红所占的比例应该有一个限制，具体应该根据不同的合作社情况进行不同的实际操作。

(四)分配比例问题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如何在这三者间确定合适的分配比例，使之既能保证合作社的发展资金积累，又能保障合作社为社员拥有和利用的性质，还能破解合作社发展的资金瓶颈，这是笔者在这部分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这里仅仅是站在理论层面的应然状态来分析的。

根据学者对西方合作社的研究,公共积累的提取比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社员维护其所在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程度;二,合作社对其所需资金的供给状况。目前实践中的做法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比例要求。笔者认为，公积金10%左右(股份合作社达15%) ，法定公益金10%左右(股份合作社最高达20%)，发展基金、风险基金和救济基金25%左右(股份合作社达20%)的比例相对而言是比较符合目前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的。

对于新型的股份制合作社来说，解决好盈余返还和投资报酬的比例至关重要，这其实就是在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实际操作中如何做到“资本报酬有限”、限在多少合适的问题。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按交易量(额)返还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先不论立法者规定这样的比例是否科学合理，但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首先合作社的属性和盈余的性质决定了盈余返还的比例要高于投资报酬的比例;其次，60%既可以保证合作社以盈余返还为主的分配方式，同时有利于为合作社吸引资金。笔者认为，无论未来合作社立法中盈余返还和投资报酬的比例是一个固定比例还是浮动比例，都不应背离合作社非营利性、由社员拥有、为社员利用、满足社员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根本属性。

四、余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分配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作为目前中国合作社立法领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盈余分配的规定还是比较符合合作社基本属性和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需要的。但是与理想的合作社分配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不断思考和完善，从而为整个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构建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公共积累的提取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是否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及如何确定提取比例的权利都赋予了合作社章程,由合作社自主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公共积累的这样灵活规定给予了合作社充分的自主权，但是过分的充分也带来了许多弊端，现实中对于公共积累的提取就很混乱。笔者认为，公共积累对于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虽然没有像营利性企业那样至关重要，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规定必须提取。至于提取比例也应该规定一个范围，具体的应由合作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规定的范围内由章程作出规定。

(二) 股金分红的规定

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股金，正如前文所述，按照国际做法股金只有权获得利息,不能于此之外再获取利润，所以该规定有待修改以符合国际要求。

(三)单纯投资报酬的规定

如前所述，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只为获得投资报酬的投资者加入了合作社的运行中。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中没有对这种情形的分配作出任何规定，其分配制度其实还是对于传统意义上只有社员参与的合作社分配制度的规定，无法满足新型合作社的分配制度需求，所以应对单纯的投资报酬作出相应的规定。

通过分析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分配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可以为我们研究合作社一般分配制度提供新的思路，综合前文所述合作社盈余的来源和性质、分配原则和方式的内容，来构建整个合作社的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1] 李锡勋.合作社法论(增第4版)[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2] 苑鹏.现代合作社理论研究发展评述[J].农村经营管理,2005,(4):15-19.

[3] 马跃进.合作社的法律属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4] 杜吟棠.合作社 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64.

[5] 冯开生.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分析[J].学海,2006,(5):22.

[6] 陈婉玲.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 马跃进.合作社的法律属性[J].法学研究,2007,(7).

[8] 米新丽.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制度——兼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关规定[J].北京政法大学学报,2008,(6).

[9] 马跃进.台湾地区《合作社法》借鉴[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7,(2).

[10] 郑丹.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状况探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1,(4).

[11] 丁为民.西方合作社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179.[责任编辑 王 莉]

作者：孙晓红,张慧娟

第4篇：农机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案

盈余分配是处理成员与组织之间以及成员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核心。为了保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体现合作社的本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章程，经成员代表大会通过，形成以下盈余分配方案。

一、参加盈余分配的人员为本社社员。

二、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工作以前，要做好财产清查，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盈余;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合作社的盈余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按10%的比例提取。用于扩大生产经营，弥补亏损或者转为成员出资;

2、提取公益金。公益金按5%的比例提取。用于成员的技术培训、合作社知识教育以及文化、福利事业和生活上的互助经济。 其中，用于成员技术培训与合作社知识教育的比例不少于公益金数额的2%;

3、向社员分配盈余。合作社的盈余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交易量(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低于60%;

三、盈余分配方案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5篇：凌云县绿色食品茶叶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案

一、为了保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体现合作社的本质，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特制定本方案。

二、参加盈余分配的人员为持有本社《社员证》的社员。

三、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工作以前，要做好财产清查，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盈余;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合作社的盈余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按不低于10%的比例提取。用于发展生产，可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

2、提取风险基金。按照章程或成员大会决议规定的比例提取。用于以丰补歉。

3、向社员分配盈余。合作社的盈余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交易量(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低于60%;按照出资额、成员应享有公积金份额、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及接受捐赠份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超过40%。入社不满一年的社员，根据社员实际出资、入社时间，按比例按时间进行分配。

四、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金额及平均量化到社员的资金份额要记载到《社员证》中。

凌云县绿色食品茶叶专业合作社

2013年12月

第6篇：可分配盈余

问：什么是可分配盈余和未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和未分配盈余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如何确定的？

每年的分红业务核算后，核算出的总盈余会分出一部分给资金的提供者—客户和股东，这一部分称为可分配盈余。

可分配盈余和未分配盈余的比例是考虑年度投资收益、竞争因素、客户的合理预期、监管规定等诸多因素，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报监管机关后确定的，并非保险公司任意确定。

问：什么是未分配盈余的“平滑功能”？

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多留下一些，经营状况差的时候从以前预留的部分中提取一些，尽量保持各年度的分红平稳，不出现大起大落。

问：分红率是如何确定的？

分红率是以客户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确定的。影响分红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投资收益率，此外，公司的盈余分配政策、维持客户正常的心理预期、险种自身特色、保险监管环境等也会成为影响分红率的因素。

问：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分红方式主要有哪些？新华保险公司采用的分红方式是哪个？

主要有两种分红方式：一是以美国、日本、台湾为代表的以现金方式进行分红，年度红利可能是一差、二差、或三差（利差、死差、费差）收益；二是以英国、澳大 利亚为代表的以增加保额的方式进行分红，年度红利来源是多差，既保险公司的全部盈余。新华保险公司采用的是第二种分红方式。

问：与“现金分红”方式相比，新华保险公司采用的“增加保额”方式分红主要优势是哪些？

“增加保额”是红利以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进行分配，客户分得的红利是无需再次核保而自动提高的保额，增加年度红利保额后的有效保险金额又成为下一年度分配 的基础，是复利分红的保险保障；“现金分红”则是以现金的方式返给客户，（包括现金、抵交保费、累计生息、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增加保额的方式可以自动提高保险保障，并有效降低管理费用，又由于现金分红与增加保额对于帐户资产的流动性要求不同，增加保额方式可能使投资策略更灵活，兑现压力小，获得高收益的可能性就大。 问：新华保险公司分红产品的红利来源于哪里？红利分配方案是公司自己随意确定的吗？

一般分红产品红利来源于一差（利差）、二差（利差、死差）、三差（利差、死差、费差）及多差（全部盈余）。新华保险公司分红产品红利来源于经营分红产品中可能获得的全部盈余，包括三差及其它各种可能存在的盈余。

红利分配不是保险公司随意确定的。首先红利分配是基于股东利益与客户利益一致的原则进行的，是以两者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红利分配要根据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来确定，它必须符合各项监管法规的要求，并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

问：新华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有没有保证利益？为什么新华保险公司能够保证较稳定的年度分红？通常分红保险的初始基本保险金额和经过年度分红所增加的红利保额构成了保单的保证利益。

未分配盈余的“平滑功能”使公司能够保证稳定的年度分红，既：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多留下一些，经营状况差的时候从以前预留的部分中提取一些，尽量保持各年度的分红平稳，不出现大起大落。

问：投资收益率与年度分红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分红保险中，投资收益率是决定分红率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投资收益率越高，代表投资收益越大，对总盈余会产生正面影响。但是，投资收益率并非决定年度分红率的唯一因素，年度分红率的高低还受到死差、费差等因素的影响。

问：为什么不同产品的分红率不同？

因为不同的分红产品本身的保险责任、交费方式、交费金额等都有很大差异，而构成红利分配的主要来源有利差、死差、费差等。每个分红产品的保障责任、管理费 用、死亡率（发病率）都不尽相同。因此，虽然分红产品的投资是在一个帐户上进行，但每个产品的盈余贡献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分红率会有所不同。 问：为什么有的年交保费方式的保单在前几年没有终了红利？

年交保费方式的保单由于保费较低，用于投资的资金较少，对整体盈余的贡献不大；同时相比趸交保费产品，年交产品在相同保费情况下，保险金额更高，保险保障成本相应也高，因此，在前几年，红利分配主要体现在年度红利上。

随着年交保单经过年度数的不断增加，年交保费收入将不断增加，可投资资金也将不断增加，总体盈余随之不断提升。在保持年底红利平稳的情况下，未分配盈余将有所增加，终了红利可能将随之增加。 问：为什么说终了红利使分红更公平、更彻底？

终了红利是我公司分红产品在红利分配方面优于同业分红产品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之处，也是分红产品公平性的集中体现。未分配盈余中除了用于平滑年度红利的部分 以外，其余的部分也是应该分配给客户的利益，以我公司分红产品而言，客户中途退保，减保甚至责任免除事项等非正常保单终止情况发生时，客户都不会损失应得 的利益。

问：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每年都能知道吗？如何知道？

能，每年至少确定一次年度和终了分红率。客户可以通过分红业绩报告、新华24小时电话服务中心95567及特别通知等方式获知。

问：你们的投资渠道有哪些？

保险法第一百零五条中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它资金运用形式”。近年以来，保险公司的投资 渠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拓宽。针对分红产品，主要的投资渠道有：银行大额协议存款、各种债券、同行业拆借、直接或者间接投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上市股票、 基金等。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新华保险公司制定了科学的投资组合，以保证资金的整体安全性，并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在投资风险相对较高的证券投资基金和 股票时，严格遵守保监会规定的可投资额度，在其范围内进行投资，争取较大收益。

问：分红率为什么不能在公开媒体上公布？

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令第６号）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不得通过公共媒体公布或宣传分红保险的经营成果或者分红水平。”

问：分红保险的保单持有人是不是保险公司的股东？

不是。分红保险的保单持有人只能分享分红保险业务所产生的盈余，不能分享其他业务的盈余。 问：国家对分红产品的销售与运作都有那些监管措施？

中国保监会颁布的如下法规：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８日《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 ２０００ ２６号）、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６日《关于分红保险销售人员从业年限条件的通知》（保监发 ２０００ ２５２号）、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保监会令第６号）、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关于做好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 告编报工作的通知》（保监发 ２００２ ８号）。

第7篇：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峡江县砚溪烟业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一、为了保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体现合作社的本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峡江县砚溪烟业专业合作社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二、参加盈余分配的人员为持有本社《社员证》的社员。

三、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工作以前，要做好财产清查，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盈余;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合作社的盈余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按不低于10%的比例提取。用于发展生产，可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

2、提取风险基金。按照章程或成员大会决议规定的比例提取。用于以丰补欠。

3、向社员分配盈余。合作社的盈余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交易量(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低于60%;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案要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五、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金额在每年年终结算后，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发放。

第8篇：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卓尼县卓玛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一、为了保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体现合作社的本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特制定本制度。

二、参加盈余分配的人员为本社社员。

三、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工作以前，要做好财产清查，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盈余;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合作社的盈余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按不低于20%的比例提取。用于发展生产，可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

2、提取风险基金。按照章程或成员大会决议规定的比例提取。用于以丰补歉。

3、向社员分配盈余。合作社的盈余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交易量(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低于60%;按照出资额、成员应享有公积金份额、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及接受捐赠份额向社员返还，返还比例不超过40%。入社不满一年的社员，根据社员实际出资、入社时间，按比例按时间段进行分配。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案要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五、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金额及平均量化到社员的资金份额要记载。

六、本制度从2011年2月13日起执行。

卓尼县卓玛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

二0一一年二月

第9篇：公司股金分配现在公布公司股金分配方案

公司股金分配案现在公布公司股金分配方案; 因 公司发展的需要原股金从31万调整到40W元.(没拿到

证之前的投入都应该是算原始投入，和我们本来的预算是45W是相符的)分4个组 ，老百

姓组10W，友民组6W调到10W，万寿堂组 7W调到10W，同安堂组8W调到10W。 那

组钱不够10W的2天内补上。补不上的由老百姓或友民，再到另一组补上，够40W为止。

在领证以前，后面资金在不够 ，按4组来平均分配，计入总股金。(同安堂组药店有：光明，

新发，新特，源安，同安)，(万寿堂组：顺康佳，天一堂，高密龙，万寿堂，汇和，康乐)。

这是综合好多方案才出来的方案， 对这次分配方案有更好方案的等拿到证了在讨论。

新入股的方案;1新入股的一律视为第2期入股，2新入股必须是有意加入公司连锁的

药店或是已经加入连锁公司的药店，以及本公司的执业药师。3入股不能退出 只能在本公

司内部转让。4股金最少壹万元算为一股。5公司开始正常运营开始计算股金红利。6新股

所分利润为原始股的50%。7新股无论多少都不能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