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际著名智库发展经验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政府科学决策参与程度低、智库行业主体单一、缺乏权威性评价标准体系、智库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研究分析国际著名智库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导致各国在智库行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不同，但在智库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共性。借鉴国际智库发展经验，我国智库建设应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加强完善智库内部管理机制，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关键词：国际智库发展经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作者简介：
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改革目标。201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中宣部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25家機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了“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2017年10月举办了“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研讨会。我国智库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智库建设步伐日益加快。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应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发展经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一、世界发达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特点比较分析
智库发展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管理机制、人才队伍、资金实力与学术成果等多方面的影响。经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著名智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研和反复比较，可以择要梳理出它们的一些特点。
(一)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不同，造成智库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同时，国家政治体制也影响了智库体系构建的性质。
美国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和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智库体系的多元化结构，形成既贴近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的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使美国智库独具特色的“旋转门”机制能够顺利实施，通过这种机制深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在政府决策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英国属于君主立宪制，由女王任命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实权在内阁。在这种体制下，英国的文官系统较少依赖外部资源进行政策咨询，英国智库的党派属性非常明显，政党和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通过其政党实现。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温和多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德国政府认为，客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公众与政客对智库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做出最好的判断，并将“只接受政府资助”作为保持智库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因此，60%的德国智库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烙印，而是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准则。
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权模式，既有总统制特点，又有议会制特点，国家决策有依赖专家委员会的传统。总统在提出重大决策前，一般成立由政府官员、议员、专家和相关行业代表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因此，政府和主要党派自身直接或间接组建的智库机构是法国智库的主力军。
俄罗斯智库主要脱胎于前苏联时期的官方智库体系，传承了前苏联时期良好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机制。近年来，俄罗斯上层政治固化制约了智库发展，在“可控民主”思维下，政府主导色彩明显，官方半官方智库占主导，独立性弱，大多数智库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强，以政府委托或大型国企委托为主。
日本属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常都会以“咨询会”“审议会”“恳谈会”等形式做详细的调研论证。这是与日本决策层联系最密切、比较制度化、较高层次的智库形态。日本智库存在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但总体上具有浓郁的企业特色，多数大型综合智库都以企业形态出现。
韩国与新加坡智库的发展均源于集权体制，智库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很少需要依靠“外脑”，智库主要由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组建。两国略有差别，新加坡智库虽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智库多位于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韩国是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体，企业附属研究机构为辅助的智库生态体系。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资金来源多以政府财政拨款或委托研究项目经费为主。
(二)各国智库行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国智库市场主要表现为多元构成的行业形态。目前，发达国家的智库在隶属形态上表现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社会智库三个大类，但这三个类型在各国智库行业的比重和作用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智库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以独立于政府的智库为主;日本智库大多以企业形式存在;而法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智库以政府主导或者依赖于政府的智库为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我国智库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社会智库发展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
各国智库行业管理体系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世界各国通常以行业协会机构负责智库行业的管理，包括智库行业标准制定、管理措施，甚至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制定，同时作为行业的自律性机构，对行业进行规范和协调。例如，美国设有咨询协会，英国设有管理协会，德国设有咨询协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智库行业评价模式。美国对智库行业采用以市场尤其是政策市场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德国采用第三方评价为主导的模式，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日本和韩国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例如，日本一般会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代表国家的利益对智库活动进行监管和评价。韩国的智库评价则全部归属于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管理，NRCS是韩国政府设立的智库管理机构。因此，日韩的智库评价模式实际上由政府主导。
各国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差异较大。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的数据为例，2015年美国智库数量达到1835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26.8%，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排名前10的智库年度运营费用均在3000万美元以上。美国智库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一些大型智库人员多在200人左右，人数最多的兰德公司达1800人，研究领域包括了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智庫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英国智库数量为288家，全球排名第三，大型智库研究人员均在百人以上，年度经费超过1000万英镑，其中费边社成员总数超过1000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智库类型最全、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德国智库规模约为英国的50%，共有195家智库，大型智库约12家，雇佣研究人员约30～80人，年度预算为500万～1400万欧元。日本共有109家智库，其中两家跻身全球百强智库。新加坡智库有12家，其中三家跻身全球前百强智库。从国家层面上看，智库行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三)国际著名智库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具有共性
一是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从智库资金渠道与筹资能力上看，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多元化的复合融资能力，社会委托、政府资助、项目外包、财团支持、会员会费甚至外国政府资助等都可以成为其筹资渠道，不同性质的智库收入构成有所区别。英国智库运营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或政党支持，但两者间并非直接隶属关系，智库按照规定全权安排和使用资金。德国和新加坡两国智库发展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自政府，并且都倾向于依托高等学府，选择采取以政府为主的支持方式是为了更有利地保持研究的自由和独立，而不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法国与韩国智库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中央预算，独立智库的资金则主要来自企业赞助与政府委托项目。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如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经费大部分源于政府，企业类智库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企业财团与委托研究费用。
二是人员构成高端化、多元化。在世界著名智库中，核心研究人员能力和水平较高，多为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这三个标准，其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大多数人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另外，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研究的自主性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繁琐事务的干扰
，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著名智库，我国智库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尽管我国智库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方面水平差距不大，但是智库人员在经济实际管理、国际事务、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与国际智库研究人员差距较大。
三是普遍采用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智库作为独立实体，其运转需要合适的管理体制，其具体形态依赖于所在国家的法律，并受政治体制与相关文化因素的影响，因宗旨不同各国智库具体的管理机制有所差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智库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设置与分权管理，充分保证研究空间、质量与专业性。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理事会由重要捐助者组成，成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等，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美、英、德、法等欧美智库重视通过发展会员扩大智库资金来源与社会影响。日、韩、新加坡等国的会员组织成熟度要低于欧美国家，如日本只有一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智库发展会员制。
四是具有严格的成果质量管理机制。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把其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并将其融入到核心价值观中。例如，兰德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分析之源”，核心价值观是“高质量和客观性”;布鲁金斯学会追求“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正是在追求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的价值观指引下，国际著名智库大都制定了严格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评价管理机制。例如，兰德公司在1997 年制定了《高质量研究与分析标准》，并不断完善修订。另外，一些国际智库建立成果质量管理部门或组织机制(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等)，实施内外部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与监督，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五是智库传播平台体系比较广泛。美国智库具有完善的传播平台体系，主要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等刊物，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面向政府和大众传播智库观点。英国、法国与新加坡智库成果传播方式与美国基本相似。对政府决策方面上，德国、韩国、日本的智库则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接触政府官员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而较少借助公众或媒体。日、韩的智库则更像是主办者的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发声的效果明显弱于欧美系智库，其成果首先对本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影响后，通过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影响政策制定。长期以来，我国智库注重于对成果内部汇报，而忽视了对外传播，因此，造成我国智库传播平台缺乏和传播能力不高，阻碍了我国智库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二、国际著名智库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启示
(一)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智库体系
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智库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崛起的中国需要建立能够代表大国软实力的智库。发达的智库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智库作为第四种或第五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决策环境和条件异常复杂，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政府决策面临过去不曾有过的挑战。现代社会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基本保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国崛起参与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内在需要。
建立和完善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智库体制机制。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与其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智库决策咨询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国理政”的国家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运用国家制度有效实施“治国理政”的能力。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当前实现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支撑作用，所以要充分认识我国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建设与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智库体制机制。
建立促进智库快速發展的法律制度环境。从发达国家的智库管理体制看，均已经出台了有关智库的法律制度，包括从财税政策到政府决策程序都是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同时，法律制度决定了智库组建的形式和运营模式，例如大部分国家的著名智库多以政府研究机构、社团、企业形式出现，性质上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在各国也都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通过规范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发挥智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二)把握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培育智库行业市场
完善智库行业顶层设计，加快智库总体布局和选择。从发达国家智库行业发展来看，多数智库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政府布局和市场化运行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政府对智库产业进行战略布局有利于打造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智库结构，能够在总体上调控智库行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保证智库市场活力的有效机制，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智库找准自己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保证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对智库行业和体系进行总体布局，在运作方式上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智库采用市场或行政性的管理机制。
创造国际化、网络化的智库发展环境。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发达国家的智库已逐步实现其国际化布局，增强全球影响力。智库全球化呈现出研究领域国际化、研究视角国际化、人才队伍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和机构网络全球化等特征，为此，应逐步推动中国智库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研究网络、成员网络或合作网络，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智库网络体系。
(三)加强人才、资金和成果等内部运营管理机制建设
战略定位事关智库的发展方向。纵观国际著名智库，大多具有明确的研究定位和指向，专业性强，服务对象明确。当前，国际著名智库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长期性和实效性的趋势。因此，我国智库可以结合自己人员、资源等情况，发挥自身特长，找准战略定位，瞄准重点领域，加强对国家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重大问题长期性、系统性、实用性的跟踪研究，促进智库思想成果转化。
人才管理是智库管理的核心。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人才培育、管理、监督、激励和评价。一是重视培育学术领军人物。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要求他们深植各个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广阔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政策层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前政要和领导人的影响力。美国一些智库的负责人一般由重量级人物出任，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前常务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犹他州前州长、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智库经验，发挥我们国家前政要或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和提升智库国际国内影响力。
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纵观国际知名智库无不以高质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闻名于世。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智库都将质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成果质量评价管理经验，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
资金来源对智库生存至关重要。财务上的不独立是阻碍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欧美等国际智库大都积极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在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努力扩大研究合同收入、社会捐赠、会员费、出版物收入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来源。中国智库应借鉴这些国家智库多样化的资金筹措方式，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扩大财力，保障智库的稳定运营。
建立完善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国外著名智库大都具有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通常智库领导层(多为理事会)主要负责智库的大政方针，如确定智库主席或所长、确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建议研究议题等内容，日常管理通常由主席或所长负责;智库组织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部分，政策研究是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大多实行项目管理制度，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领域实行阶梯配置;国际著名智库具有比较完备的传播体系。这些方式都是比较成熟的方式，也是国际著名智库通用管理方式，中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
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加快，智库行业快速发展，智库规模和类型不断扩大;众多智库活跃于国际舞台，智库与国际智库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智库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应看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智库在国家科学决策中参与程度较低、智库产品无法满足政府科学决策需求;智库行业存在主体单一、市场机制不完善、标准体系欠缺;智库本身存在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为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在坚持这个大前提和总的要求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应充分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体制机制，针对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举措，构建我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创新完善智库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一)完善政策分析供需体系，实现思想产品供需对接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竞争，主要表现在谁能用自己的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决策。在政策分析供需体系中，智库是供给方，提供政策思想和专业建议，政府、媒体和公众是政策思想的需求者。思想产品的供需双方应加强互动，决策部门主动打开公共需求的“闸门”，接上智库产品供给的“活水”。
充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作用，使智庫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制度化。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府购买政策咨询服务制度、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政府将“断”与“谋”适当分离，将智库参与作为必不可缺的一环纳入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的过程，提升政府决策过程和信息对智库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构建政策分析研究供需交流平台，使智库了解政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政府及时向智库发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意向，构建政策开放讨论的社会化网络，释放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有效积极互动，引导智库发挥己之所长，对重大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
建立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渠道，使智库的思想产品为国为民所用。政府要畅通与智库沟通的渠道，建立择优选用机制，引导智库通过思想产品供给、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和研究成果社会共享等方式发挥作用。鼓励决策者到智库发表重要演讲，鼓励智库通过公共传播手段对政策进行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度。
形成政府政策测试机制，使智库参与决策程序化。通过调查研究、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方式，让智库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通过敏感性分析、第三方评估、试错测验等方式，对政策实施状况进行中期评价，发现政策漏洞，提出修订意见;通过预期绩效考察、宏观效果分析、社会反馈等方式，对政策提出后期完善和调整意见。
(二)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
制定体现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智库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一是改善智库在重点研究领域的布局。为避免智库在国家重要战略领域同质化过度竞争，需突出一些重点智库主要业务方向和研究专长。如在国家战略、公共外交、国家安全、宏观经济、改革、创新、开放、金融、高科技、社会治理、能源、民生等领域，国家应引导一些智库进行长期定向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覆盖和深度的研究布局，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精确度。二是制定智库业发展规划。明确智库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政策，赋予各类智库平等的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和行业自律，防止内外利益集团的渗透和控制。对智库在国际舞台如何开展交流活动也要有总体规划，如最近建立的中美智库间经济对话机制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培育和拓展智库思想需求市场。拓展政府需求、社会(公众)需求、国际需求(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国际人士)、公共外交等需求市场的空间;同时对应不同的参与决策方式和机制，包括内参和政策报告、咨询机制(会议、机制化的委员会)、承接“发包”课题、参与公共外交、公共渠道及社会影响、“第二轨道”机制(二轨对话)、个人渠道、人员交流及为高层领导讲课。
对智库市场进行有效规制。一是明确市场准入政策和标准。在市场准入政策上，对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要明确定义，对特色新型智库数量、类型、服务领域和水平进行规制，在行业上把握智库市场的发展布局和规模，防止鱼龙混杂的局面。二是构建质价对等的市场定价机制。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要逐步使思想资源配置在思想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智库产生的思想产品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费用，充分体现其成果的价值。
(三)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
走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发展路线，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智库体系，将智库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子系统，形式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共生系统。一是在功能上，探索建设能够发挥决策智力资源聚合功能、连接体制内外桥梁功能、联系其他各类社会群体管道功能和发挥思想产品竞争市场功能的多样化智库。二是在服务对象上，探索建设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国家级智库和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省或市)智库。三是在领域和行业上，进行优化布局，探索建设国家战略、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安全等各方面专业化智库。四是在智库类型上，建设偏学术型智库、偏媒体型智库，体制内智库、社会类智库等。五是在层次上，探索建设高端智库和一般智库多层次的智库体系。建立以政府智库为主导，其他智库为补充的国家高端智库体系，重点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一般智库应以民营等社会类智库建设为重点，为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等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构建政府智库、大学智库和社会智库互补发展格局。一是引导政府智库转型。加快推进政府智库由传统智库向现代新型智库转型，在组织模式、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方面转型，推动研究方法创新，提高研究成果质量，提高智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人员专业化水平，推动政府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二是加强大学智库建设。让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充分发挥高校在基础学科研究、研究机构和人才丰富的优势，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大学智库的良性发展。三是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智库发展。在制度、经费、数据、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民间智库的建立和发展。构建社会智库思想成果向决策者提交和沟通的渠道，建立它们参与政府决策和研究成果采纳的常规机制。为社会智库提供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和基础条件，政府研究项目可让独立型智库参与竞争，靠项目竞争获得经费;对于社会智库要明确其按非营利性组织定位，不按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注册，在财税政策上给予支持。
建立健全智库发展的相关法律，为智库体系建设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一是加快智库立法工作，制定智库发展标准，对智库的定位、性质、管理、经费、运行、评估与监督等给予法律性、制度化的规定，确保各项政策法律制度的落实，使智库发展有法可依，消除智库发展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障碍，创造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大对智库建设的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通过提供财政拨款、设立基金支持、社会组织捐款资助、购买政策咨询服务等方式支持政策研究的智库，对于企业和个人捐款给予免税政策;对于国家重点支持智库实行单位增值税减免政策;对于智库研究人员劳务费占经费比例无限制，目前可参照科研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
(四)建立智库行业协会或联盟等智库交流机制和平台
设立智库监管机构和交流平台，强化行业自律和自我净化，促进智库协同发展。一是设立专门的智库行业管理机构，负责智库行业标准制定、行业评价、行业的协调管理、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协调和监管。二是尽快完善智库发展的行业监督机制，加强行业监管。三是建立智库的行业性平台组织，通过定期组织智库会议、合作研究等交流活动，实现智库之間的沟通交流，加快智库产业发展。四是通过平台合作促进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共享，更大程度地发挥智库思想产品的效能。五是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建共享的智库信息化平台，实现智库间对重大战略项目共同探讨研究、共享知识资源。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将促进我国高端智库的管理和发展。
建立分类管理的行业管理机制。一是各类智库布局和分类管理、智库思想产品市场管理。在思想产品市场上，智库是思想产品的供给方，政府、企业、媒体和大众等都是产品的需求方和消费者，完善的思想产品市场需要存在不同类型的智库，这些智库能够输出多层次、多种类的思想产品以满足不同的思想产品消费群体。二是在不同的战略领域内各聚集数十个顶尖智库，避免重复研究，有效组织分工，及时沟通信息，赶超国际同行。
建立智库评估与淘汰机制。通过规范的评审标准、评审流程、发布机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同行评议或第三方对智库的评估机制，尤其是高端智库的评估机制，对其思想成果的数量、质量、成效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估，优秀的要奖励，落后的要淘汰;建立智库咨询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改变专家咨询无责任风险的现象，以此避免专家咨询的随意性;另外，通过评估和淘汰机制，有效避免当前智库建设盲目无序，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五)明确战略定位，强化智库独立性和责任担当
明确智库战略定位，实现专业化和错位发展。一是坚持以决策问题为导向。国外著名智库都有明晰的战略定位，多数以政策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智库不是纯粹学术性研究机构，而是政策研究、设计和建议机构。因此，中国智库要围绕政府决策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二是在加强对当前热点、难点政策问题研究的同时，注重对长期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三是加强智库专业性建设。智库应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置，确定自己的专业化研究领域，如综合、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错位发展。
保持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独立性。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独立性：一是保持智库人员的思维独立性，不能形成依附性。二是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坚守思想产品的独立性，能发出客观独立声音，不能人云亦云。三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国家智库体系具有独立性和特色，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适合我国治理体系的智库体系和制度程序，不能照搬照抄。四是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汇聚高端智力资源，防止形成对西方国家的智力依赖。
强化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责任与担当。一是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具备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发点。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智库成员需要有爱国之心和报国情怀，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目标。四是要具有追求真理，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理想信念。五是在国际上要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主张、提供中国方案，承担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提高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应遵循科研工作的规律性，重点要加强科研管理工作。当前，我国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几个方面：一是以问题为研究导向，提高研究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二是加强智库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时效性就是要研究一些突发性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前瞻性就是要对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有战略预判。三是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战略性和可操作性，要“顶天立地”。四是智库研究要注重基础研究积累，采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六)培育具有国际一流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培育以学术领军人物为领头羊的人才队伍。发达国家著名智库大都培育或引进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对智库提升国际国内影响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成为智库的招牌。因此，我国智库应打造以学术带头人为领头羊的研究人才队伍。一是培育或引进所属研究专业领域的国际顶级的学术领头人。二是采取“学术领头人+团队”的人才队伍模式。以顶级人才为核心，以岗位专家为骨干，以储备人才为辅助，打造熟悉国情世情、善于政策研究、具有专业化素养的高端人才团队。
充分发挥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影响力。我国与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因而不可能出现政党轮流坐庄时的“旋转门”现象，也就无法在人才流动上采用“旋转门”，但美国前高官和总统离职后到智库工作成为惯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我国高层领导任职离职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国际国内影响力，促进智库发展。一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负责人，发挥其政策经验和影响力，把握智库发展定位方向，整合社会资源。二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顾问，参与某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讨论。三是由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学术领头人，带领专业研究队伍开展研究工作。四是发挥前高官或领导人的资源整合能力，整合资金、人才、部门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资源。
创新国际一流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人才培育机制。一是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培育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二是提高研究团队的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国际化研究能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和人才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思想产品生产的人才薪酬体系、职称评审制度、激励机制等，充分认识智库中人的核心作用和价值，提高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待遇。四是创新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同时，应进一步畅通渠道，使社会各领域优秀人才有机会参与到智库工作中来。建立智库与决策、行政部门之间的交流机制，包括派出研究人员到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挂职交流，邀请这些行政部门高级公务员定期或不定期就重大方针政策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讲座交流，以及到智库机构定期挂职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等方式。
(七)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
加快构建国际化的智库网络体系。一是在海外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和国家，通过设立办事处、与国外学术和智库机构建立分支機构、聘用海外研究人员等方式，推进研究网络国际化。二是通过与国外机构开展国际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强化国际化智库网络建设。另外，支持国内智库与国际同行之间深入交流，支持研究人员走出国门拓展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化的智库人才培育计划，促进国内智库建设全球化的智库网络，推动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三是加大与国际著名智库交流合作，注重智库知名度和影响力建设。加大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合作力度，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创建国际访问学者资助平台、举办各类国际公共政策讲座和论坛、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等，逐步提高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加强智库传播，促进智库思想产品包括智库影响力的转化，形成智力资源的交互平台。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智库通过设立与政府、社会、媒体等机构沟通的专门机构，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出版物、内部报告等形式进行传播。二是举办各类会议，邀请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等代表，通过交流研讨传播智库自身观点。三是通过智库网站和公开出版物、新闻媒体发布新的成果和政策时评，传播智库观点。另外，还可以利用智库人员的个人影响力和关系网进行人际传播，打造我国国际智库的名人、名品和名牌，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八)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当前，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研究报酬获得、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刚性约束和实际困难，建议首先解决最突出的几个问题：
一是改善智库参加国际交流的管理。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简化智库在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对话、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出台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关于出访经费、出访时限、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的政策。
二是落实科研激励支持政策。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对《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细化落实，并对落实情况组织督查。审计机关应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开展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
三是出台智库评价制度。智库评价制度包括对智库科研人员的评价和对智库的评价。鉴于咨政类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区别，应建立智库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系统，以体现咨政类成果的针对性、务实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制定智库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对智库的科学评价，激励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智库总体发展水平。
责任编辑：沈家文
作者：张大卫 元利兴
2017年6月11—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中国智库报告项目组”赴英国伦敦，实地走访考察了素有全球顶级智库之称的查塔姆学会，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USI)、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多家英国著名智库，就英国智库的运行特点与发展趋势等展开交流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如下报告。
英国是欧洲智库的发祥地，也是智库研究的先驱。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学者西蒙(Simon)就曾提出，智库是从事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1] 布莱克斯通和普罗登(Blackstone and Plowden)认为，智库应当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超前意识，立足长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对英国著名智库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对当前的中国智库建设形成重要启示意义。
英国著名智库的运行特点
英国著名智库自成立以来在运行、研究等方面形成诸多特点[2]。
一是以国际化视野布局全球研究。英国著名智库一般具有国际化视野，关注全球发展问题，极其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延揽全球智库人才，配置全球智力资源，搭建全球研究网络。比如，查塔姆学会针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特定的挑战与机遇、焦点与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每年召集全球顶尖研究机构和各国政要、专家，就各类国际性事务召开数百场圆桌会议和闭门会议、论坛和峰会，通过合作推进项目研究的形式，与全球政界、商界、学术界、媒体的上百家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囊括了欧洲、非洲、美洲、中南亚、中东北非及环太平洋区域，并在比利时、日本和肯尼亚设有分支机构，与来自全球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多边机构、军事部队、学术界、私营机构在内的各界组织形成合作关系。
二是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为主要导向。英国著名智库常常以前瞻性、预判性研究为己任，制定相应的战略任务。英国智库的超前意识不仅体现在军事防务领域，也充分反映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领域。比如，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各国国防安全与冲突，就政府和相关决策者为推动国际和平安全而做的政策展开分析，就重要军事领域的冲突和前景为会员及社会公众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构想。查塔姆学会擅长预测新的国际经济议题，积极组织各领域专家就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大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是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与专业化分工。英国著名智库研究范围广泛，覆盖国际事务、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人口与老龄化、医疗健康与保健等诸多研究领域。但是，英国智库一般都会从自身优势出发，选择某些细分领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而不是一哄而起、扎堆研究。这不仅避免了研究资源的浪费，也有助于不断拓宽和深化研究领域，形成专业化优势。比如，查塔姆学会的优势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尤其是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与公共健康等领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的项目研究聚焦在冷战、全球战略和国际毒品政策三大方面。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金融犯罪与安全研究，国防、工业与社会关系研究，军事科学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国家安全与复原力研究，核问题研究等。国际战略研究所则根据全球区域和政策主题细分研究项目，涉及武装冲突、未来冲突与网络安全、国防与军事分析、经济与能源安全、地缘经济与战略、核政策、安全与发展等议题。
四是高度重视智库产品的宣传推广。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英国著名智库都重视智库产品的宣传，同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英国智库通过开展项目研究，公开出版杂志刊物，以提升学术影响力;或者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出镜、发声，在数字网络上宣传推介，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推广攻势，以提升社会影响力。查塔姆学会的《今日世界》是面向英国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参考，《国际事务》是国际关系类研究的一流学术期刊。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力量对比》《军事平衡》和《战略研究》最为有名，常被推崇为世界军事方面的权威报告和著作。“香格里拉對话”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亚太区域国防安全讨论平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召开各类公开讲座、大型学术会议、小型研讨会和闭门会议57场，主导参与研究六个重点项目，主办两个教育培训项目，出版各类报刊书籍期刊20期，社交媒体互动及点击量超百万。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在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间，共承担研究项目93个，举办活动140次，参与人数1.1万余人，各类媒体出现次数23104次，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被阅览和转发量突破13万次，个人会员注册量1638人，合作伙伴达到102家。
五是具有规范有序的组织构架与运作管理模式。英国著名智库均建有较为完备的组织框架，组织化程度较高，理事会为智库的发展方向掌舵，各委员会各司其职，确保智库内部的高效运行与权力平衡。比如，查塔姆学会设有三位主席，分别来自议会的三大主要政党，以确保学会独立于政府。理事会成员由学会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三年。理事会下设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 LSE)拥有学术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其中，学术管理委员会由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监督中心各项业务和研究;咨询委员会则由自身从业人员为中心战略提供富有创见性的指导。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由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和常设机构三部分组成。理事会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由所长、副所长、选举产生的委员、前官员、荣誉委员等组成。顾问委员会主要就研究所与会员、研究人员、慈善团体之间关系的形成、维持和推进开展工作。国际战略研究院是一家私人担保有限公司，同时也是一家英国注册慈善机构，受《公司法》和英格兰、威尔士慈善委员会章程管辖。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和薪资委员会。英国学术院最高管理机构为理事会，下设管理咨询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
六是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和严格的使用限制。英国智库研究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含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信贷支持，以及研究委托等五大渠道。此外，也有通过出版专著、收取会费、召开收费论坛或会议、提供有偿培训和咨询服务等方式获取资金。一些具有政府背景或者政治倾向性的智库，政府资助在其资金来源中的占比较高。同时，英国智库对于资金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智库资金主要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人员的薪资支出;委托方不能指定资金用途，资金使用由智库全权安排;委托方无权修改研究结论，智库发布研究成果和结论也无须报经委托方同意;部分智库设有资助的最高限额，以防止资助者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智库的财务收支、捐赠明细、董事信息等均公开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和监督。比如，查塔姆学会一般不接受匿名赞助，资金由研究项目收入、会员费缴纳收入、捐赠赞助收入、出版投资收入等若干项组成，2016年其用于研究的支出占比高达60%。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收入来源都十分广泛，主要从政府、国际组织、私人获取资金资助，同时通过出版物订阅、会员费收取、会议论坛赞助和研究项目投标等形式获取资金经费。
七是合理的人员结构和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在英国智库中，人员结构配置比较合理，领军人物、资深专家、专业研究人员、行政辅助性工作人员都有一定结构的配比和严密的工作分工。一般讲，领军人物是一个智库的核心和灵魂，具有较大的行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统领智库发展;资深专家可以是专职人员，也可以聘任兼职或年度访问学者，每位资深专家都领导一个或几个团队进行专业研究，研究人员配有专门的学术秘书和行政秘书，使其能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免于杂事的干扰。在英国，智库研究人员是受人尊敬、工作体面、收入充盈、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而且英国智库的资深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通才，往往具有多门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例如，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共有常驻工作人员60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专业研究人员，一大批相关领域专家的行业经验和年轻人才的创新思维为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和资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通过吸收优秀学者和研究人员、访问学者扩充研究队伍，现共有46名优秀研究人员在其中就职或兼职。同时，英国智库的人员流动也十分频繁，可进可出且相对灵活的用人管理制度，确保了英国智库“用能人而不用闲人”，也激发了英国智库从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查塔姆学会在人员选聘和人才招募上，将重点放在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和筹资能力两方面，新进人员必须经过三轮面试方可上岗。学会每年对人员进行两次考核，对其项目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进行全方面考察评估，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工资和级别调整。
八是以标榜独立性的“政策营销型”智库为发展方向。与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不同，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限制了智库人员跻身“决策者”行列，而只能充当政策咨询师。英国智库的资政活动，以服务于其所属的政党赢得选票和坐稳执政交椅为最高目标。英国智库一方面需要把打造和巩固与议会、政府和财团的人脉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标榜自身的独立性，掩盖其为政党政治和财团利益服务的实质。比如，查塔姆学会、国际战略研究所都宣称自己是独立于政府的非党派组织和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智库的研究选题先于资助得以确立，政策主张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但实际上，英国智库的独立性经不起推敲，由政客和财阀们组成的董事会为这些著名智库的研究方向掌舵，研究人员也多有财团和政府背景。智库的骨干成员是能够为其研究项目筹到经费的专家，这决定了其研究必然要反映赞助者(往往是政党和财团)的利益关切。像查塔姆学会这种自我标榜为“独立”的老机构，现在越来越重视专家的筹款能力，“独立性”受到了相应质疑。英国智库呈现“政策营销型”发展的趋向。
英国智库运行特点对推进中国
智库建设的启示意义
第一，增强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思维是智库发挥作用的立足点。智库应该站在全球最前沿阵地，登高望远、勇立潮头，成为公共决策者的“望远镜”。但目前中国许多智库大多着眼于政府决策中的“眼下事”“手边事”，给政策做注释的多，为政府做预案的少，与英国著名智库相比相对缺乏國际化视野和前瞻性思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不仅要“想政府之所想”，还要“想政府所未想”，应着眼全球人类发展大势，立足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社会实际，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引导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第二，突出专业化研制权威智库产品是智库发展的立身之本。目前，国内智库建设领域存在一哄而起、扎堆研究的不良倾向，有的智库甚至根本没有研究领域，什么题目热就研究什么，哪里研究项目多就研究什么，从而涌现出一批所谓的“万能专家”，陷入智库之间相互抢夺资源的怪圈。这与英国著名智库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和专业化分工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是我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在此背景下，智库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劣势，深耕拓展专业领域，加强跨领域交叉合作研究，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提高核心竞争力上，研制出具有权威性和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产品，切不可随波逐流、跟着市场热点走。
第三，加快与媒体合作以推动成果转化是智库提升影响力的重点。在当前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智库发展的外部竞争日益激烈，“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一去不复返，通过媒体塑造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有助于使决策者对智库研究项目更加重视，因此追求媒体影响力也是间接影响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与媒体合作不够紧密，或许是中国智库尤其是体制内智库发展存在的一个短板。中国智库应借鉴英国著名智库与媒体的良性互动经验，要同国内外重要媒体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期发布智库研究成果，推动智库成果转化。
第四，建立规范有序的运行管理机制是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完备的组织体系和研究团队，是确保英国智库运行紧扣发展宗旨的不二法门。中国智库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些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运行，靠的是智库创办者或者领军人物个体的卓越能力，缺乏规范有序、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研究团队的稳定性较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框架和内部运行规则(比如高层次的理事会制度、开放性的各级委员会、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有效的全球合作研究项目机制等)，才能保证项目的质量水平。
第五，以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提高智库运行效率的关键。智库的核心资产是研究人员。中国智库需要向英国智库借鉴，包括人尽其才、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高级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人员数量配比机制，效率导向的会议机制，绩效与项目考核机制，资金使用不受委托人干扰的机制等等。英国智库的经费主要用于研究人员的激励，一般项目经费的三分之二多用于研究人员身上。但目前中国智库的项目经费，仍要受到各种财务规定的限制，人员经费一般只占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一些国家级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直接费用可能更低。
总的来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国外智库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发愿意同中国智库开展实质性合作。中国智库在发挥“二轨外交”作用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限于中英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推介力度不足、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缺乏实质内容等因素，造成英国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决策机制及智库情况了解不够。基于此，中国智库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要鼓励支持中国智库“走出去”。加强向国际社会宣传推介中国智库，耐心细致讲好中国故事，改变英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智库的误读和误解。同时，提高中国智库设置全球议题的能力，融入全球研究网络，提升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響力，进一步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
二要积极推进中英智库交流合作。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举办论坛走向双方联合研究及人员间的互访交流，着眼于经贸方面的不敏感议题开展合作研究。
三要加强中国智库创新发展。英国智库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和转型变革，有许多值得中国智库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中国智库应以英国智库运行的经验为参照，进一步提高自身建设能力水平，特别要在重大国际议题设置、管理运行体制、人员考核激励等方面创新思路、改革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智库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凯)
[1] Simon J. “The Idea Broker： 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Vol.71： 491-506.
[2] Blackstone T. and W. Plowden， “Inside the Think Tank： Advising the Cabinet 1971-1983.”Heinemann， 1988.
作者：杨亚琴 李凌
对中国来说，国外智库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他们已成长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中国，“智库”是一个外来词汇。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引入，众多国外知名智库首先进入中国政府高层继而是学界、商界、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从历史上来看，国外智库对于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智库“市场”独占鳌头的“秘密武器”。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察和探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更是燃起了世界各国智库寻求解释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情。英国著名智库“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作者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北京共识”作为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目前在国际上还存在争议，但它的提出无疑是西方智库解释中国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2005年，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主席的佐立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演讲。该讲话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自此以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概念。2007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在其为CSIS撰写的旨在影响美国下一任总统外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妙实力(Smart Power)”外交思想。“妙实力”思想很快被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采纳，作为其2009年初首次访华的行动纲领。
从以上三个故事不难发现，国外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如果在美国问一个普通美国人天津在哪里?他们十有八九没听说过，但如果想从美国智库里的中国问题专家那里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他们可以把建国以来的多数中国重要领导人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这些专家大多频繁地访问中国，与中国政要和著名专家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同时也经常出现在白宫、国会山或唐宁街，就有关中国的各类问题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他们如何影响中国
很多国外著名智库纷纷组建了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部门，专门从事涉华问题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世界顶级智库。它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承担。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高盛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他还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该中心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力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事实上，美国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Ken Lieberthal)、韦德宁(Dennis Wilder)和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都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
美国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下设亚太地区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Policy)，现任中心主任麦诺斐(Thomas L. McNaugher)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和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学士。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拥有全美智库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项目主任是裴敏欣。
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Oxford)、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和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于2007年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500万英镑资助的基础上，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旨在培养更多的“中国通”。中心主任皮耶克(Frank Pieke)曾表示：“新的中心(指BICC)将协助英国学府与世界最优秀的人竞争。”
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于2003年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该所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全球化影响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德国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是德国政府的最重要智库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德国政府和议会提供有关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建议。近些年，它的涉华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并专设了亚洲研究小组。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工作报告等研究成果由专人直送联邦议会及其各委员会、联邦各部，首先是联邦总理府、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和经济合作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它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时代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基地。1985年至今任远东所所长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是知名汉学家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还担任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国际关系分委会主席，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俄罗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于2004年成立了东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在俄罗斯外交重点中的中长期前景、如何协调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台湾海峡近5至7年有可能发生的形势以及俄罗斯的相关利益、上海合作组织从工作机制启动到新的地缘现实和东亚国家支持其海外民众的经验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独立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是新加坡的顶级智库，它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问题，被外界称作“中国战略”的智库。
近年来，國外智库还积极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开展交流与研究项目，参与中国的制度改革设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学术中心的美国智库。它于2006年10月在清华大学设立“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该中心为中美两国学者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上的研究提供便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项目与中共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的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建立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中日科技人员的紧密合作交流，就中日双方应该共同着手的课题进行协商，并提供决策建议。自建立以来，该中心与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多家中国科研机构开展了共同合作与研究。
国外智库与中国政府合作参与中国改革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比如最近十几年，许多国外智库和研究单位参与了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和试点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卫生部和兰德公司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开展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研究;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等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卫生安全问题”研究;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与发展”;WHO、UNDP、中国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最佳实践模式”研究等合作项目，为中国政府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事实上，200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许多制度设计就是来自于上述中外合作研究和试点项目中的思想。
此外，国外智库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经常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和研究。被邀请的专家多为在某个领域工作多年的中國高级官员或对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设立有多种形式的面向中国的访问学者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每年在华盛顿特区主办多项活动，中美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中国的政策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的东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每年都会邀请5位左右的亚洲访问学者，而中国学者的名字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邀请名单当中。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曾邀请过多位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非常杰出的华人学者，担任其访问研究员。他们中包括樊纲和俞可平等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长年邀请中国学者开展访问研究。该研究所已成为海外学者与中国大陆学者在亚洲最大的交流网络之一。曾在那里从事过访问研究的海内外华人学者的数量累计已达数百人。
他们不仅仅是“中国通”
“中国通”一般是指通晓中国的外国人。但在世界各国智库的中国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充当着各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很多国外智库中国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和中国政治。同时，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国会美国—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华政策工作组、“百人会”等机构的成员。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拥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他出版了大量专著，同时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时报》等报刊撰写评论。
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学者中，华裔学者是其研究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该所前研究主任郑永年和现任研究副主任、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华裔。东亚研究所的历任所长包括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现任所长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
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是刘亚伟。他在美国前总统卡特多次访华期间做了大量工作。
在笔者与国外智库的众多华人学者的私人交往中得知，他们中有许多都保持着中国国籍。有的还保留着中共党员的身份，他们一有机会回国时就会主动去组织部门补交党费。他们经常受邀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各部委为中国政府官员讲课。也经常受邀出席中国政府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国外的中国观察家们只能靠钻研《人民日报》认识中国。如今，国外智库专家们对中国的了解日益深入，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中。通过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国外智库专家一方面将自己的政策思想介绍给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能够从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来说也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他们已成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同时，在国外智库专家与中国官员、专家的接触中，他们提供了为中外双方国家领导人间接交换意见的“二轨”(Track 2)对话渠道。中国可以将自己的声音通过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传输给国外领导人。同样，中国也能从国外智库专家的访华活动中，提前了解国外政府的相关对华政策思路。
诚然，通过与国外智库的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力量还有待增加，特别是在如何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模式，如何精确阐述中国的国家行为和国际战略，中外对话过程中如何让国外接受中国观点等方面还缺乏国际话语权。从国外智库对中国研究的经验中可以获得不少借鉴。比如，中国智库专家要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推销到海外，参与国际辩论;中国智库要努力参与到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中去，特别是对某些希望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智库也可以适当聘请国外专家来华工作，让他们专门从事他国的研究，从而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参考。
(于雪松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朱旭峰
“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2017-2018)入围名单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不分先后)
(一)党政部门智库(66家) 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 财政部关税政策研究中心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 公安部现代警务改革研究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省财政科学与政策研究所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江三角洲研究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二)社科院智库(46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
创新型城市发展与评估研究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福建社会科学院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西社会科学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宁夏社会科学院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山东社会科学院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天津社会科学院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
(三)党校行政学院(44家)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 甘肃行政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河北行政学院 山东行政学院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行政学院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海南省行政学院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行政学院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湖北省行政学院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省行政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行政学院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中共陕西省行政学院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 新疆行政学院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行政学院 中国云南省委党校 省行政学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
(四)高校智库(254家)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发展研究院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预警运行与战略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省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基础教育研究基地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学研究基地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重庆大学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与大数据法治战略研究院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大理大学云南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福建师范大学竞争力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市场与政府采购研究所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究院 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 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 河北省道德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 河北省生态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
黑龙江大学文化发展战略协同创新高等研究院 湖南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智库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湖南大学信用研究智库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智库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汉语国际推广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 湖南师范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华东检察研究院
华东理工大学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健康江苏建设与发展研究院 江苏道德发展智库 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江苏省公共安全研究院 江苏省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 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江苏紫金传媒智库
江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理工大学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 教育现代化研究院 金善宝农业现代化研究院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南昌大学江西发展研究院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 气候与环境治理研究院 青海大学青海省情研究中心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山西大学管理与决策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 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 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 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 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 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 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苏北发展研究院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安全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西部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 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 西部交通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西藏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现代服务业智库 现代服务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
湘潭大学地方立法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湘潭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 沿海发展智库
“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边疆民族问题智库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 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法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采购研究所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原发展研究院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紫金文创研究院
(五)军队智库(6家) 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技与军民融合研究中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中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六)科研院所智库(24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国航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七)企业智库(2家) 阿里研究院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八)社会智库(36家) 21世纪经济研究院 北京国观智库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察哈尔学会 重庆智库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 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 海国图智研究院 海南亚太观察研究院 蓝迪国际智库 盘古智库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新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长江教育研究院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 中国南海研究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智科学技术研究评价中心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九)媒体智库(11家) 第一财经研究院 封面智库 凤凰国际智库
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瞭望智库 南方舆情研究院 南风窗传媒智库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 新华通讯社
——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16版)
编者按
在中国智库发展的时空经纬中，尚未远去的2014年正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坐标。“中国智库迎来春天”“中国进入智库时代”，对于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与蓬勃态势，公众、媒体、智库成员均给出肯定评价。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过去一年间，中国智库的总体状态、活跃程度如何?哪些问题成为智库聚焦的研究热点?怎样补足短板加强智库建设?1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智库报告》系列2014年版问世。项目组在广泛收集中国智库信息、观察评估智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虽为一家之言，但对于纵览智库状况、思考智库发展不失为一种有益参考。本版特摘登其中精要部分，以期与专家、读者共享信息，共同研讨。
1.科学内涵逐步明晰：“特”在何处，何谓“新”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色”，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与国情条件下形成的智库格局、内涵与功能。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板块格局，呈现出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致力于为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集聚了社会各方有识之士，能从不同视角对公共问题提出治理建议并引导公民参与，为国家治理过程提供集体理性，这是现阶段中国智库的重要使命。为实现这一使命，中国智库还需创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功能机制，包括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国际交流等功能，以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功能等。在公务员制度及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中，需考虑留出“旋转门”的通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型”，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具体包括四层含义：首先，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决策咨询研究虽然是基于现实问题和实践需求，但不能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应通过话语体系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其次，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科学制政”必先于“科学执政”。“科学制政”提供可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方向和目标不科学，“科学执政”就是无源之水。再次，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研究成果应当可以落地，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合理性。最后，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体现出权力与知识互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总之，要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完整诠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需要同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作用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着“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多项功能。 “资政”，智库介入政府决策，在制策、选策、施策和评策等不同阶段，为政策形成提供意见与建议;“启智”，智库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想、主张、理念;“制衡”，智库为不同利益主体解决分歧提供平台，在多元利益和价值导向下，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聚才”，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水平和素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国”，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活跃智库日渐显现：新发展、新动态、新特征 在中国数量众多的智库中，相当一部分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影响力，成为持续发挥作用的“活跃智库”。统观“活跃智库”在2014年的发展状况，得出如下结论：
▲智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合作与交流是智库快速提升研究能力、扩展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一年来，借助智库联盟、论坛、峰会和备忘录、战略合作框架等多种形式，各地各类智库之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包括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跨国合作、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政智合作，而且诸多交流活动均为“首届”，表明中国智库逐步走向开放，智库合作的机制与框架初步显现。例如，2014年1月，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智库峰会举行。10月，首届中原智库论坛召开，并拟定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12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光明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2014)等。
▲新型智库发展尤为活跃 与传统智库组织形态不同，新型智库拥有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而不拘泥于固定的人事关系，比如，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2014年新成立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闪亮登场。这些智库紧密依托具有一定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专家，以大型论坛、专家研讨会、闭门会等形式组织以研究项目为导向的研究团体，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智库内部渠道报送相关决策部门，由此对中国高层产生决策影响力。论坛类智库本身从事两类业务，一是募集资金，使智库专家从烦琐的课题申请和经费筹措中解脱出来;二是将论坛观点整理汇编成决策咨询成果，提高智库成果质量和运行效率。
除了论坛类智库外，一些地方政协、参事室等政府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发挥智库平台功能。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协和参事室不是智库，但它们确实起到了类似于欧洲党派智库的平台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建设进程中，政协、参事室和各类智库之间相互促进，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1+1>2”的协同效应。
▲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
高校人力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因而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可以为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支持。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旨在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主要基础，培养高校智库队伍，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八大领域，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在实践中，上海市教委先行先试，2013年3月启动第一批上海高校智库建设工作;同年11月确立了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等17家上海高校智库。同时，依托复旦大学成立“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聚拢高校学术和咨询资源，为国家和上海发展建言献策。截至2014年底，天津、安徽、云南、湖北等地也已启动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
3.加快发展势在必行：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正在走向数量型智库大国时期，但智库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要求还不相符，与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无法更好地向世界说明好和阐释好中国故事。 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多元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各类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尊重智库发展规律，明确分工与定位，促进各类智库合理有序有效发展。其中，党政军智库应主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着眼于各类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确定选题方向，组织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系统研究并推进成果转化;高校智库应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瞄准前沿性、战略性课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社科院智库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突出地方特色，发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势和理论分析工具优势，为党和政府提供有血有肉的世情、国情、省情或市情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民间智库应发挥其灵活多样的机制和优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发挥智库的创新引领作用。
重视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应用创新手段和科研方法，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深入研究政策形成不同阶段的规律、特点与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在政策窗口期内有步骤、针对性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推送自己的制策观点。采用各类方法手段，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形成推动政策变迁的持续性力量，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改革创新智库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形成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激发智库潜在活力。根据智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深化科研考核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突出决策影响力的前提下，倡导兼容并蓄的科研考核办法;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把人力资本作为智库经费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解开传统报销制度对科研活力的禁锢与束缚;深化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新和完善研究选题、立项以及研究过程跟踪机制、成果质量评审机制等。
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竞争力。国外著名智库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中国智库也要善于运用资源，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如建立联盟、举办论坛、提供培训等，在国际对话中持续提升中国智库的战略眼光和原创能力，提高中国智库国际化水平。
填补智库及智库产业方面的立法空白，促进行业监督，完善智库发展监督机制。为防止智库建设“一哄而上”，亟须引入智库发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其规范、纠偏功能。主要做法是：加快智库立法，使各类智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依规清除思想市场的“假冒伪劣”;加快制定智库发展标准，确保高质量智库有序有效健康运行;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开展智库行业监督，查处和抵制数据造假、观点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推动智库发展供需对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各级政府应提高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将智库纳入决策参考体系，积极听取智库建议，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同时，应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保持“政智”渠道顺畅。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公共政策形成和调整过程中的内在一致性、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体现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有助于智库专家在一定研究领域进行长期深化研究和跟踪研究，推进形成专业特色明显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智库名片】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是全国第一个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心旨在紧密围绕智库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国内外智库研究，发布研究信息，出版研究成果，举办智库论坛和研讨会，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智库研究中心以课题和论坛为主要方式，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研究、进行交流，自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起，智库研究中心成员作为专家被邀请参与麦甘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评选工作。2014年起，中心每年定期出版《中国智库报告》。现任中心主任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荣华。
(项目组成员：洪民荣、权衡、王健、李轶海、金彩红、李凌、陈骅等)
社
会科学报
社科报 调研中国智库：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新贡献本报记者 汪仲启
◤社科报讯2月2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中文版)》，与此同时，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项目组特别授权，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还发布了《2016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文版)》(英文版将于3月1日更新)。此次发布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新浪智库、澎湃新闻联合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王荣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分别致辞。
从全球治理大格局看，智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智库将为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4年起，第四次在国内发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通过历时一年多的调查问卷、专家评议和实地调研，今年的“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位列前三，去年排名第三的北京大学因为标准调整问题不再进入榜单。 智库发展迎来黄金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表示，2016年对于中国智库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成果丰硕的一年。2016年总书记的“5.17”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也赋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思想创造的新功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之后，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发布了一些智库建设新方案，以及科学引导智库体系有序发展的新政策，这些新方案和新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
近一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智库国际交流、推动智库人才发展、规范智库经费管理、增加分配激励与强化项目管理的新政策。2017年初深改组第32次会议进一步审议通过了3个文件，也与完善决策咨询体制机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等有关，旨在进一步激发民间智力，在分配上向智力要素侧重，从而增强科研活力、优化政策环境。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我国智库建设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效率和制度建设推进比较快，核心是怎么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性、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围绕《意见》精神，许多地方和国家部委也相继出台或正在研究制定系统内部的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方案。这些“智库新政”很大的着力点就是激发人才效应。比如，加大绩效激励力度，扩大劳务费范围，取消劳务费比例限制;简化预算编制科目，下放调剂权限;下放多项管理权限，探索负面清单模式;加快资金拨付流程，改进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健全财务助理制度，把科研人员从杂事中解放出来;明确横向经费按照合同管理，不参照财政经费;允许科研人员兼职;改革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初步确立了智库项目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等。中国智库发展可谓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走向世界和世界一流智库PK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做战略，重要的是智库先行。不过，目前中国智库也存在从众化、行政化、谋利化、应景化“四化”;以及抢项目、抢眼球、抢市场、抢名次“四抢”的问题。做智库，关键还是要提升软实力，要坐冷板凳，进行冷思考，研究冷问题。 评价体系不断完善据记者了解，中国活跃智库出现了许多新面孔，比去年增加了约100家。因此，本的综合影响力排名也相应从去年的20家扩展到了30家。《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大体沿用去年的评价体系，把智库影响力拆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四个部分。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黄仁伟介绍说，课题组开展了三轮调查，并结合实地调研。2016年7-11月，开展了第一轮调查问卷，收到有效问卷2237份，其中10%来自政府部门，4.7%来自智库或智库部门的负责人;2016年12月开展的第二轮调查问卷，有126家智库入围，100多位资深智库专家参加打分。此后针对排名结果，召开了数场专家咨询会。评价结果以调查问卷为主，以专家评议为辅。同时，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智库研究中心走访了全国15座城市的约60家智库，其中，国家高端智库11家，开展了300多人次智库的专家访谈，掌握到中国智库建设的一手资料，形成调研简报50余篇，累计10万余字。
课题组也继续对评价体系进行优化。比如，大学不再作为智库参与评价与排名，而是将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作为高校智库的评价对象。在原来综合影响力、分项影响力、系统影响力、专业影响力的基础上，新增议题影响力排名，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具体议题被纳入评价体系中。另外，排名向地方智库、专业类智库有所倾斜。
比如在系统影响力排名中，新增部委直属事业单位智库、地方党政智库、地方科研院所智库;在专业影响力排名中，除了经济、政法、社会、国关外，还细分出文化、教育、生态、科技这些专业领域。此外，还新增了新智库提名，面向成立时间不满三年的新智库。这些都是往年评价体系中没有的新元素。经过不断完善，智库评价体系更加科学，更加贴合中国智库发展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智库版》主编王斯敏表示，智库评价很不容易，比如说决策公信力难以衡量，关键性的指标不容易获取，不容易量化等，特别是当智库评价跟智库的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策倾斜开始挂钩后，评价问题将变得更加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也认为，我们要推动国家建立中国的智库评价制度，使中国的智库评价推动制度建设，并且推动中国智库在全球的话语权。
智库发展冷热不均2016年是中国智库建设全力推进之年、创新发展之年。这一年里，智库与政府的互动日益增强，智库管理制度规范日趋完善，智库成果形式内容丰富，智库网络建设呈爆发式增长，媒体型智库蓬勃发展如火如荼，智库评价在争鸣反思中发展。活跃智库不仅继续对中国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密切追踪，而且能够先行一步预测热点并及时进行分析，一部分活跃智库已具备一定的议题设置及传播推广能力。
2016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第1~30名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姜学峰表示，当前，国家对于高端智库的国家传播力、影响力的需求非常迫切，我们动员组织集团力量，发表国内外展望报告，为行业提供公共产品，没有公共产品的提供就不会有话语权，同时还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认为，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中国智库建设、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智库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智库要有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保持开放与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对接国际标准，创造中国智库新优势;二是搭建国际战略合作与研究网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智库研究网络，深挖国际资源;三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积极提出关于全球议题的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开展“二轨”外交、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引导国际舆论，引领世界正确地看待中国发展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
然而，中国智库在发展中存在“冷热不均”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上“热”下“冷”，国家高层对智库建设热情高涨，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却不高，相对较“冷”。一些地方智库发展实施《意见》不落地、不公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于智库功能与定位的认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偏差，难以形成共识;二是外“热”内“冷”，体制外智库建设热火朝天，但体制内智库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库“热”智“冷”，相比于内容建设与质量提升，智库发展似乎更热衷于形式传播与数量扩展;四是见“物”不见“人”，在智库内部管理上，尤其是体制内智库的内部管理，往往是智库的管理者热烈倡议，但智库人员作壁上观。为此，研究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出台配套政策，以实行智库登记、备案制度为突破口，去除体制掣肘，加快《意见》落地。
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邱丹 | 上海报道
中国十大智库之
一、被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评为“美国以外环球十大公共政策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年底出台了两份战略报告---《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以下简称《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以下简称《中非战略报告》)。
这两份国内首次以中国智库名义发表的亚洲和非洲战略报告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多方关注。“星岛环球网”评论说，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发布相关战略报告是外国智库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出台这两份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与国际智库接轨”方面迈出的一步，“有利于外国了解中国学者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促进国际沟通和交流”。
并非“政府报告山寨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该院副院长、《亚洲战略报告》项目主任陈东晓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两大战略任务：“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服务于上海大外事”。陈介绍说，每年他们都会按计划把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反馈送到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甚至可以“直达中南海”。
2007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主发布为战略报告。
杨洁勉院长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源自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智库发展的一大鼓舞; 其次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公共产品”; 第三就是与国际智库接轨的尝试。
杨和陈两位院长都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两份报告只是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来自“政府授意”。“绝非‘政府报告山寨版’、民间版”，陈东晓说，“不过我们对政府政策了解比较多，知道领导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是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应该说，政府部门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们表示了支持。”
陈介绍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09年计划继续推出更加切合当下热点的新一轮战略报告，如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演变等报告。他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际问题智库”。
为何选择2020年为时间标点
精装成册的《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战略报告》封面分别采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蓝色和象征非洲阳光的金黄色。《亚洲战略报告》指出了“亚洲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趋势，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各次区域的战略，有中、英、日三种版本。《中非战略报告》则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评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提出了未来5-10年中非关系中的可能变数与应对策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两个报告的字数均为一万字以下，远远短于国际智库动辄几十页的篇幅和国内社科院发布的学术类报告。陈东晓强调说，这是为了突出“专题性”---“与国内社科院的绿皮书、白皮书不同的是，我们的报告专题性更强，篇幅也相对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选择亚洲和非洲作为首次发布的外交战略关注地，也是有着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强调国别和双边，现在的重点则转向了区域。比如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更是亚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关系”，陈东晓说。
选择亚洲和非洲是因为两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的地区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最活跃的一块，成就很大，但中国政府目前有对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书，对于中国周边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陈说。
“而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这是个将在以后影响全球外交格局的变化，2008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而我们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中非关系做的不多，因此希望这个报告为筹备2009年的埃及会议提供参考”。
两份报告的“时间标点”均是落在2020年前后，这与国际智库通常选择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异。陈东晓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体现了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将2020年作为中国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标点。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趋于成熟，战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来的十一二年将是中国领导集体从第四代向第五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选择了2020年。”
首次提出“非西方发展模式”和“建设性说服”
在两份报告、特别是《亚洲战略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一些外交新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
《亚洲战略报告》在总结亚洲发展趋势时指出，“亚洲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但其可持续性仍是最大挑战”，并随后进一步解释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阿联酋和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或转型主要采取了‘非西方发展模式’并获得初步成功，即发展中或转型国家可以在维持符合其国情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并逐步赶超发达国家”。
陈东晓坦言，“非西方发展模式”提出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模式还不够成熟，但我们课题组专家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亚洲新兴大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这个非西方的途径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个概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室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赵干城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说，“非西方发展模式”是受到“北京共识”的启发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认同的西方发展模式，“我们暂且称之为‘非西方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目前在亚洲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印度。中国提供了一条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史中没有的案例，具有创新意义。而与传统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则提供了一条跳过工业化时期，直接进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道路，这也很有特色。”
在对2020年亚洲政策建议时，《亚洲战略报告》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即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并在获得联合国或其他权威机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斡旋、调解、调停与维和。”
陈东晓认为，“建设性说服”是对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以更积极的态度推动地区事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室执行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叶青介绍说，“建设性说服”是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下，提出的一种积极介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建议运用经贸、文化、外交等‘非胁迫’杠杆，向相关政府进行‘建设性说服’和影响，一方面转达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同时加强当地政府治理和控制局势的制度和能力建设，为此，中国已经向非洲等地派出特使，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外交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地区稳定等问题上姿态会更积极，手段会更多，步骤会更大”，陈东晓说。■
《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节录
* 亚洲仍处于“泛亚”合作的起步阶段。
*当前亚洲地区化的进程主要还是在次地区层面展开。亚洲现有的初步认同感尚不足以形成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对于综合国力正在迅速上升的中国来说，有效应对传统热点问题是重要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应对潜在热点问题上要确立未雨绸缪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塑造地区性“和平降温”。
*展望今后12年的亚洲发展趋势，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建立大国协商的多边机制;提供战略思维型公共产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积极应对恐怖主义、贩毒走私、防疫减灾、有组织犯罪和海盗等威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成立“亚洲大学”以推进亚洲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建立地区公民社会网络，实现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建设性对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评估与展望》节录
未来5-10年内，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的反应模式将进一步发展变化，具体可能有以下四个发展趋势：
(1)非洲对中非合作的期望值将持续上升，甚至可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如一些国家期望中国成为应对西方“民主”、“人权”及“良政”等压力的抗衡力量。
(2)中非合作将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将继续强化其对非洲政策，挤压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另一方面，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中国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也对中非双边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3)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展开合作的意愿上升，但同时也试图通过合作“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将中非合作纳入其预设轨道。
(4)西方国家还可能继续利用非洲热点问题妨碍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中国亚洲外交大事记
4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三亚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博鳌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5月6日-10日，胡锦涛访问日本，展开为期5天的“暖春之旅”。
5月30日-6月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月18-26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亚洲五国进行友好访问：朝鲜、蒙古、沙特、卡塔尔、也门。
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札幌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8月25日至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韩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
10月14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华，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0月24-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12月13日，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出席会议。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发表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
2008年中国非洲外交大事记
2月27日至3月1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奥马鲁·亚拉杜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后首次访华。
4月11日，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
4月23日，中国南非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6月12日，南非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访华。
6月10日，苏丹共和国副总统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访华。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尼日尔总理奥马鲁。
10月16日，南非海军“斯皮恩卡普”号护卫舰抵达海军上海扬子江码头，成为第一艘访问我国的非洲国家海军舰艇。这是我国与南非建交1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1月6日，埃及外长盖特来华访问。
11月6-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非洲五国，阿尔及利亚、加蓬、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
12月16日，塞拉利昂议长斯特朗访华。
12月17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访华。
附件
中国科协2016年智库工作要点
依据《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和中国科协智库建设十三五规划，经研究，提出中国科协科技创新智库建设2016年工作要点如下：
一、加快建设“小中心、大外围”的科技创新智库体系 1. 建设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抓紧研究制定创新战略研究院章程，按照现代科研院所体制，完成建院工作。
2. 依托学会联合体建设一批专业研究所。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军民融合、信息技术等领域，依托学会联合体成立一批专业研究所。
3. 依托地方科协建设一批区域研究基地。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建设一批区域研究基地。
4. 建立智库协同建设新机制。以任务和重大项目为纽带，发挥好创新战略研究院的示范带动作用，协同全国学会、地方科协、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科协智库建设。
5. 召开科技思想库建设总结会，开展中国特色高端科技创新智库试点工作。
二、组织开展科技相关重大问题研究
1.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确定5—8个重大选题，从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人才团队、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提出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眼光的高质量政策建议。
2. 开展科技发展前沿和科技实力战略研究，形成国家创新力“全球定位系统”，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3. 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及时了解、准确把握科技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利益表达、工作诉求等状况，为中央决策服务。
4. 探索建立重大咨询成果公开发布制度，适时公开发布重大问题研究专项成果，努力放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提升科协智库的社会显示度和影响力。
三、高质量做好创新评估工作
1. 认真开展第三方创新评估工作，承接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委托的科技创新评估任务。
2. 开展学术环境评估、人才计划评估等，提出政策建议。 3. 制定创新评估基础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数据采集标准和规范。
4. 分类分学科建设创新评估专家库，建立智能化的创新评估专家支持系统。
5. 加强中国科协创新评估指导委员会、创新评估专家委员会、创新评估专家遴选与报告审查专家委员会、创新评估办公室建设，确保评估成果质量和公信力。
四、强化面向科技工作者的政策服务能力
1. 建立以科技人才为核心的科技政策数据库，及时收集、定期更新、系统整理中央和各地新近出台的科技政策、科技人才政策，实现科协系统科技政策信息的共通共享。
2. 设立小型政策研究项目，系统、完整、准确把握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人才政策原意，编辑一批小册子等通俗政策读物， — 2 — 有针对性地宣传解读中央政策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
3. 探索“互联网+政策服务”的工作模式，依托“科协改革进行时”等平台，加强对科技界的政策服务。
4. 依托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系统建设全国科技工作者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向科技工作者宣传推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技政策信息，真正把调查站点建成党的政策宣传站和科技人员的工作服务站。
五、加强对科技界的政治思想引领
1. 面向科技界持续开展“作精神文明表率”活动，大力宣传事迹突出的杰出科学家和优秀工程师，推选宣传一批优秀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树立科技界的精神文明标兵。
2. 做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依托采集成果建设中国最大的科技人物专题网站，打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和情感家园。
3. 支持高校开展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校园公演活动。
4. 组织创作《大国脊梁》、《创新强国》等电视专题片。 5. 联合中宣部出台关于加强科技人物宣传的意见和中国科协科学文化建设纲要等重要文件。
6. 积极参与支持科技工作者之家网——中国学会网的建设运营工作。
7. 与主流媒体加强合作，维护和塑造科技界良好形象。
六、 建设智库成果转化平台
— 3 — 1. 办好“中国创新50人论坛”。不定期举办若干小型高端前沿论坛，围绕科技创新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举办3—5期综合性论坛，提高论坛开放性和影响力。
2. 建立健全科协系统学术会议成果整理、提炼、报送机制，促进学术会议资源向决策咨询资源转化。
3. 参与立法咨询，承接国家立法机关有关立法咨询任务，推荐优秀人才担任检察司法部门的咨询专家。
4. 健全民主协商机制，定期参与组织政协科协界委员协商、视察、调研等活动，推动相关智库调研成果以委员提案等形式进入决策工作程序。
5. 办好“中国科协年会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中国科技政策论坛”等品牌活动。
6. 办好《科技界情况》、《科技工作者建议》、《调研动态》等智库专刊，打造《科学文化》、《创新研究》、《科协研究》等一批知名刊物。
7. 发布《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报告》和《科学文化发展报告》等智库成果。
七、 精心打造高水平智库人才队伍
1. 健全灵活、柔性的用人激励机制，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设立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特聘专家等多种类型研究岗位，依托学会联合体广泛吸引高层次人才参与智库工作。
2.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通过科协系统上挂下派、项目合作、短期进修、专题培训等方式着力提升业务素质，培养专业技术人 — 4 — 才。
3. 健全智库人员绩效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人员流动、岗位调整、待遇安排的基本依据，形成按岗位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相统一的管理机制，资源配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
八、夯实智库基础设施
1. 建设科技数据平台，重点建设老科学家资料采集数据库、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库、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科技人才政策文本库、国外科技创新动态信息库、中国学会统计数据库、科协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
2. 加强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建设工作，建设科技工作者状况样本库和在线调查系统，开展站点轮换，优化站点布局。
3. 加强决策咨询理论和方法研究，推动科协系统决策咨询数据、成果、人才信息等的共建共享。
4. 设立“创新发展研究奖”并开展评选活动，对在决策咨询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团体予以表彰。
5. 扩大对外交流合作，重点发展与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联系，积极主动与有影响的国外高校院所、智库组织开展沟通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 5 —
报告人:周小平
等
调研单位：中和会智库
中和会智库是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机构，和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智库一样，属于独立运作，每年2月都会发布一份本中国现状分析报告。此报告含军力，国防，民生，经济，产业，文化，网络等领域内容，并通过网络发布简版。
2012年中国经济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1) 到内地赚钱速度赶上沿海地区，是内需经济的战略目标。
1：中国经济的30年改革开放实际是以加入美国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员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干得多，拿得少，且要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的经济危机缓冲货币国。08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采取了输血式的宏观调控以四万亿RMB为代价扩张基础建设。但这一措施并未化解金融风暴，仅仅是延缓了其发作时间。截止2012年各项大规模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停工或缓建，各行业大规模裁员已经开始显现。那么中国的自身经济是否能通过大规模的内需来完成从业转型还是一个未知数。
2：在过去几年，中共试图通过效仿美国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建立一套自己的模式。这一话语被中国官方高层解读为：让世界不在仅仅只拥有一个美国梦，还能拥有一个中国梦。这显然是针对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的。中国在非洲的资产投资规模十分庞大，同时中国还一直试图拉拢东南亚各国作为自己的贸易盟友。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自身的军力是否能支撑起这些经济圈的安全?
所以如何加速人民币“走出去”提升购买力，同时最大化启动内需市场稳定货币和供需市场将是中共2012年的首要经济目标。---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民生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2)地区经济不平衡以及商品价格统一化加速老百姓通货膨胀压力。
1：中国多年来的出口贸易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张。在一些重点出口型城市或首府我们可以看到月收入1万的人群都会被普遍认为是中低收入人群。而在一些不太落后的普通二级城市月收入3000还在被很多人羡慕。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和国家，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统一平滑的经济体让其所有人民都参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似乎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小经济体，截然不同的收入以及截然不同的物价水平。所以从乐观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地区经济收入不平衡，但人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也不平衡。综合表现为收入的购买力和收入的差距没有纸面上的大。
2：不过中国自身商品经济的整体性和规模化也在呈现，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未来都会呈现出价格的趋同化，现在这些价格的趋同化现在可能表现为北京和一个西部小镇上卖的电脑和冰箱是一个价格(甚至西部小镇还要贵一些)，但这些不是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以负面效应有限。但随着中国的农产品加速与全球化融合和现代种子育种方式及农作物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改变，其他产品如蔬菜、粮油的价格也将会逐步趋同。这将进一步加剧地区收入不平衡的负面效应，而低收入人群依然占据了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基数，而这将直接影响到国体的稳定与否。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政府在2012年依然会采取宏观调控等手段稳定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这一手段不会向过去几年那样奏效。所以如何打破地区收入不平衡以及如何像过去那样稳定生活必需品物价会是中共2012年要尽力解答的主要民生课题。----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网络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3)中国政治红利见底，诱发右倾力量权倾朝野。
1：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共快速地从左倾的影响里越来越快速的摆脱出来却没有收到向中东地区国家那样迅速陷入右倾主义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一直享受着革命胜利熏陶所带来的政治红利。
和网络上右倾主义的年轻人不同，构成中国人口的主体目前还是那些从解放初期走来的老年人和中年人。他们见识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质，对西方世界的防范心理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对中共领导下30多年来历年的进步也是十分认可的。所以这是在中东各国被美式民主意识形态入侵并点燃示威甚至夺权的浪潮下，中国依然能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部分人即将老去，即便是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会上网，所以中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越来越右倾主义的年轻人手中。
2：政治红利见底导致网络隐权力盖过中央政令。
我们在完成这部分报告的时候，曾经以东方都市报主编周小平为名在中国20余个主要论坛和微博发布一些从人民网摘抄来的宣扬爱国主义的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两家论坛外其他论坛的版主或管理员都对这些文字和图片进行了删除。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在唯一没有删除我们两个板块里其中一个还是先被删除了，后才在另外一个爱国版主的帮助下予以恢复的。 这个实验说明一个问题：中共正在丧失网络话语权。
很多网友从过去的2011年开始就纷纷奇怪地表示为什么突然之间网络就不再允许用户国家，只允许批判国家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美国在华撤销美国之音，转而把资金投入到网络宣传这一举措挂钩起来。但是，我们一直认为网络隐权力的扩张所造成的危害要大于美国的资金投入。中共或许以为可以通过屏蔽一些关键字或者通过删除帖子来维护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是网络部门似乎可以掌控互联网公司以及他们的经理，但却掌控不了网络上成千上万个版块以及数以万计的版主或者群主。 这些规模庞大的人普遍右倾，对其权力管辖下的论坛或者消息群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们对不自己不喜欢的爱国言论予以全面删除，并对一些含有敏感词汇的反对派言论通过拼音或容易意会的其他词来代替，使之继续存在。所以进入2012年网络上受到封锁和边缘化的不是反对派力量，而是支持派力量。中共或许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网络上只允许受到攻击而不允许受到拥护的政党。
3：自发的左倾力量陷入了“曾静”迷途。
在中共对网络话语权丧失的过程中，中国的网民出现了一种自发的抵抗力量。他们自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不过在和数量庞大的右倾主义网民交锋的过程中，他们普遍陷入了一种被动局面。为了反驳右派他们往往搬出大量的“史料”以及各种来路的认为可以作证自己观点的“高层秘闻”试图力挽狂澜。但是这种种抛出的所谓“史料”“高层秘闻”不仅没有起到佐证效果，反而让右倾的网民找到了可以继续深入批判的目标。这种越证越黑的方式极易导致中央核心权威受到挤压。
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化和开放化不可逆转的。我们不主张左倾式的方式来回击，不输出意识形态不等于不维护意识形态。所以中共支部必须完成转型，不能以封禁，删除为武器，这只会在隐权力下适得其反。进入2012年，中宣部应当尽快筹建微支部，并参与到网民中，选择参与而不是对抗。微支部要深入到各大社区和论坛，帮助和负责筛选和培养拥有爱国意识的版主以及群主，逐步弱化删帖和封禁的方式。让网络左右舆论平衡发展，相互共存。------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军力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4)中国分矿被拆，国人海外投资饱受军力不足之风险。
1：中国为了解决自身的能源消耗问题以及人民币战略，分别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投资。不过这些“开分矿”的行为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威胁。自2011年开始美国以及北约集团采取了对中共的“拆分矿”行动。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从越南到菲律宾，甚至准备和中共合建军港的马尔代夫，都遭到了一连串的清洗或者策反。这说明两点，第一：有钱不算什么，有军力才是老大。 第二：中国军力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不成比例。
中央或许应当考虑在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中采用与西方资本一起长期投入长期分成的策略。而不是我们出钱买了西方的设备去非洲建设，然后又被炸毁。我们要想办法继续捆绑西方和我们的经济安全，走出这个不断建分矿不断被拆的怪圈。
2：中共应当早已意识到如果军力不能与自身经济匹配，那么中国要主导东南亚经济圈以及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共选择了饱受诟病的开建航空母舰。炮舰主义在信息化和现代导弹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已经成为夕阳军力。而只有战机和导弹技术以及深海潜艇狼群才是强军之路。不过中国依然选择开建航母或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周边国家：“中国也有能力保护他们与中国合作的安全。”但这种选择下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北约再次用无人机和炸弹去警告和威胁那些和中国合作的非洲国家时，中共的航母是否真的能发挥作用?
在经济领域北约集团对中国已经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只好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外围打击。这说明北约集团对中国已经不再留有余地。中国在2012年军力发展方向上可能依然要以发展蓝海海军为主。但提高舰载机机体自身的技术和强化导弹技术亦是关键。 -----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国防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5)本土国防无大患，虚拟国土国防力量尚未建立。
1: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传言中国正在建设数量庞大的地下核武长城。实际上中和会智库综合分析认为，在国土纵深以及近海防御方面中国有天然的优势。只需要继续发展核潜艇狼群战术以及潜射战略核导弹技术就可以顺利完成自身国防任务。
2：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国防情况依然令人堪忧。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不是航空母舰，也不是几百颗卫星，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在打击苏联过程中这些起到了制衡作用，但却没有起到半点打击作用。肢解苏联的不是航母和核弹，而是米老鼠和唐老鸭，也就是美国的文化。这种东西足以让中国自己打败自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或许还止步于我们的国土之外，但美国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最基础广大人民意识中开始大规模的洗脑工作。
进入2012年，中国的整体国防意识必须要加强。并在虚拟国土上建立国防意识。我们一致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用建立而不是加强这个词汇更为恰当。
2012年中国产业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6)产业升级是必经之路，民间资本应当加速完成自身转型，以便突困。
1：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致采取的是资源换技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屡次提出要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2012年中国政府拿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比例用于科研或许是一个信号，这说明中国有了搞科研甚至是科研应用的自信。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借助与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参与和合作中国拿到了欧盟的技术并期待能消化这些技术。也可能是在30年初加工贸易基础上积累的技术基础有了信息。想要厚积薄发。 2：不可能否认的是：即便没有智子的帮助，北约集团对科技的封锁力度依然十分严密。这或将成为中国在崛起道路上无法顶穿的天花板。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依靠贸易发展的30年中不仅出现了奇瑞、吉利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巨头，也涌现出了华为、联想这样的科技旗舰，这些或许为中国政府加强完成产业升级提供了信心。
不可否认的是，在压缩进出口贸易，刺激国内经济体完成产业升级这一战略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南北矛盾已经凸显。首先是数以亿计的人口依靠珠三角地带的加工贸易产业链为生。一旦中国要搞产业升级，其影响不可谓不大。所以2012年中国产业升级必然更加紧密的伴随者深化内需来进行。尽可能地让内需市场的兴起岗位消化掉加工贸易产业链裁员所带来的失业人口。另外中国政府可能会面临民间资本触角抵近中南海的压力，在事关立国之本的产业上是否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将成为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中和会智库
2012年中国文化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7)文化领域开放和法治必须齐头并进。极左和极右都将万劫不复。
1：中国文化领域依然十分薄弱，中国的文化领域长期以来都扮演着官方角色，然而这种扮演的背后就是文化张力的衰竭。 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共对文化领域开禁，但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首先和和美国资控媒体+资控政体不一样，美国的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的是资本门阀的发言机构，美国政府受到媒体攻击对美国实际政权没有影响。然而中国政府则是一个中央实权机构，所以不可能效仿美国。
2：中和会智库认为文化产业领域越来越开放不可避免，但首先要制衡媒体和政体之间的力量。可以探讨周小平提出的“媒体和记者公信力评分制”。即对媒体和记者的出版发行刊号和执照像驾照一样管理。在给予媒体权利的同时，要有对这种公权力的约束。即媒体可以开放报道任何事件，但不可以进行断章取义、造谣、制假、拼接等违法行为。对出现违法行为的媒体和个人都要按照公信力评分制的相关规定予以扣分，分数扣完的媒体和个人则要被勒令停刊及吊销从业资格。整个公信力监督过程应该公开透明，并保证网友的参与和监督权。
总之，在文化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不会有多少帮助，需要整个市场的繁荣和培育。所以2012年中共在文化领域上的探索必须从制衡多方面力量的角度入手，出台相关制约发令的同时逐步开放媒体领域，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开放发展之路。否则整个文化产业会更加高速地坠入无可挽回的右倾态势中。目前整个出版领域已经被右倾思想所包围，只要是反对党，反对国家的右倾书籍一律会在巧妙包装下出版和热捧。而真正具有良知的理性声音则被系统地排挤在外。-------中和会智库
2012年年中国金融分析报告—中和会智库报告(1-8)启动金融包围战能否对抗非法集资乱相，尚属未知。
1：金融领域对一个货币处于非霸权货币的国家而言事关重大。但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为寻求出路也是几番提出要进入金融领域。所以正反两反面中共面临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民间资本出路有限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即便今天开放了金融，那明天，后天呢?等到所有的领域开放完毕民间资本势必会遇见今天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甚至更加严重。 关键不在于是否开放立国之本的领域，而是替民间资本找到出路。
2：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市级银行。这些银行从何而来，要去哪里?没有任何背景交代，它们只是平白无故地出现。这些银行中所进行的保险销售策略，基金募集策略等等都让毫无风险意识的来百姓感到迷惘。中共似乎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阻遏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陷入民间非法集资的恶性怪圈，但这似乎没有击中非法集资的要害，反而消耗中国了老百姓对中共银行宗教般的信仰。 进入2012年，保卫金融安全依然是中共需要重视的课题。是否能将金融问题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相结合起来考虑，最终达成帮助民间资本突围的解决方案，还需中国政府的深入摸索。------中和会智库2012年2月22日
报告人:周小平 等
调研单位：中和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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