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发展与成就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司法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司法哲学和人权司法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司法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民事司法领域中，中国司法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发挥了“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在行政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国司法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现代司法制度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司法人权;人权保障;司法改革;人权司法保障
中圖分类号：D9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6.01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现代法治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是将保障人民的自由当作国家存在及政治运行的主要目的”。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在人权司法哲学上，先后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权司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权司法观、“司法为民”的人权司法观和“人民中心”的人权司法观。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设上，在历经70年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法原则为统摄，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体系。回顾70年来人权司法保障事业的发展历程，意在总结人权司法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律同时，展望中国人权司法保障事业发展的未来取向。
一、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哲学的发展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首次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对人权的理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完整叙述，人权也成为了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世界人权事业蓬勃发展。中国人权事业与世界同步发展，并在人权司法保障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其人权司法哲学历经了“为人民服务”“经济建设中心”“司法为民”“以人民为中心”司法递次发展历史阶段。
(一)“为人民服务”的人权司法观(1949-1978年)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正式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作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论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载入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过往领导人民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未来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也是党领导的各级政权机关工作的根本宗旨。新中国成立所建立的人民司法正是紧紧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展开工作。
其一，“人民司法”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人民司法是指以人民为主体，反映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以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以往旧的司法制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司法是人民司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决定的。1949年9月，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首次提出并正式确立了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董必武同志把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性的对人民司法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这个对人民司法的一般解释，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而是深入剖析了人民司法的理论来源和深刻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南针，人民司法理论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司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服务人民，为人民办事的司法;在各项司法工作当中，人民司法是衡量司法工作成效的标准，只有掌握这种武器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其二，人民司法属于人民，即司法权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这是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司法权的性质是由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决定的，我国《宪法》明确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司法权同其他国家权力一样来源于人民，从本质上说也是属于人民的，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予的。人民司法工作的深厚渊源来自于人民的力量，人民司法工作的全部活动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因之，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着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体系的性质，规制着人民司法的发展方向。早在1940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董必武作了《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的讲话，明确指出政府的“权源出于群众”。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保证了国家和政府的人民性，因而成为司法具有人民性的基础。在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宪法主要通过规定司法之民主性构造而使之体现人民司法的本质。在我国，法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其是民意的反映，司法机关依法律行使司法权，表明司法权运行受民意之规约，建立在对民意之遵从的基础，这亦是一种“司法的民主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宪法主要通过规定司法权源于人民的属性而使之体现人民司法的本质。
其三，人民司法服务人民，即人民司法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便利人民群众。司法服务人民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人民司法工作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和信任的保证。董必武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法的学说，法律与司法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法制是表现人民意志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法制。因此“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来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最高利益。”“单是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还一定要采取最便利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要求解决的问题。”因此，人民司法必须做到为人民服务，运用便利的方法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权益。在这里面人民司法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实践中要“为民”和“便民”。在“为民”和“便民”两个价值取向中，“为民”占据主导地位，“便民”是以“为民”为指导而具体实施的。前者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为人民服务，从立法和制度上对人民权利加以充分保护;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和工作方式，要对人民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尽可能采用最便利人民的方式予以解决，在司法的办事手续等方面的简化，都是为人民服务，便利人民的有力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人民司法工作的思想建设，把人民司法工作的本质要求落实到司法审判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针对“镇反”“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司法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通过司法改革运动切实改变这一状况。陪审制、巡回审判、诉讼服务等便民司法的工作举措在司法改革运动中都取得了新的宝贵经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其四，人民司法保障人民。“人民司法”概念实质上包含人权司法保障的价值追求，其要求司法机关既要避免司法权侵害人民权利，又要求其为人民受到侵害的权利提供充足的救济。司法的基本价值就在于通过涉诉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董必武就十分注重运用法律与司法机制保障人民权利，他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政府应该“保障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保障人民的人权和财权”“保障人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应当享有广泛的权利，人民政府应以保障民众的人权为旨意。但这种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运用法治与司法方式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便有着更加突出的意义。董必武指出“在逐步完备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法制之下，人民权利应该受到充分的保护。”受战争状态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影响，新中国的法制受到了一定影响。由此导致了诸多人民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了经过初期少数党员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董必武曾批评了不少部门和地方存在的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民权利的现象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并一再要求与这些不良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在董必武看来，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而“我国人民应当享受的一切自由，通过人民民主法制获得了切实的保证。”随着国家的主要任务由解放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财产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在依法保障人民权利的过程中，人民司法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功能意义更加凸显起来。
(二)“以经济为中心”的人权司法观(1978-2004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标志着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中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开始恢复重建工作。同年，國家提出实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随后，中央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国家整体上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建设工作。这一时期的司法机关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工作，司法的功能也随之被定位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就此意义而言，“经济司法”观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权司法哲学的基本内核。
其一，“经济司法”保障人民发展权。“发展权”由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首次提出。1977年，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第4(XXXIII)号决议，承认发展权的法定人权地位。发展权概念自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的得到承认。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旨在独立选择发展道路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权成为急需保障的人权类型。而在同一时期，我国正处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如何发展、怎么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吸收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发展理念，并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实施，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基本路线被证明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发展权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在捍卫和保障发展权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司法理念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司法价值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这一阶段司法的主要功能定位。在司法体制层面，司法机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全新的经济审判体系开始建立。在司法行为层面，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活动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打击经济犯罪，试图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人民的发展权，而司法通过保障发展权，实现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的发展。
其二，“经济司法”促进民生权利发展。生命财产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权利，在之前的动乱时期，这些基本的民生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民生发展，国家逐渐通过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全面改善民生环境。1978年宪法修改后，在序言部分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期总任务;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基本恢复了“五四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并重新提出“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如果说“七八宪法”开启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序幕，那么之后的“八二宪法”对于国家经济改革的确认与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视和支持则更体现经济建设与宪法修改的互动。“八二宪法”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体现了宪法支持人民平等享受社会建设的发展成果的民生权利观。宪法修改后，一大批旨在促进民生发展的私权保护立法相继出台。在刑事司法领域，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标志，刑事司法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疑罪从无原则正式确立，收容审查制度被废除，任意逮捕和拘禁被禁止。自此之后，人身权司法保障制度陆续得以确立。在民商事领域，旨在保护私有财产以及投资者权益的立法纷纷出台，被视为“最根本的自由”的财产权受到了保护，人民法院被赋予通过审理民商事案件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与四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行政司法领域，为消除外来资本来华的顾虑，我国开始逐步开放部分领域的“民告官”制度，并最终确立了了行政诉讼制度。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司法工作的重心逐渐由刑事审判向民商事审判转移，人权司法保障的重心也由对人身权的司法保障转向对财产权的司法保障。
其三，“经济司法”维护市场经济权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离不开司法保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司法观念影响下，法院逐渐承担起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使命。围绕这一目的，法院系统也因应作出调整：(1)通过内部机构改革建立独立的经济审判机制。1979年起，经济审判工作逐步展开。1980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和省辖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设经济审判庭。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立经济审判庭，独立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的经济审判体系开始形成。(2)通过调整刑事审判工作重心打击经济犯罪。自1982年中央提出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后，立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就全面跟进。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也通知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审判经济犯罪案件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自1980年起，最高院的工作报告中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内容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在具体的司法政策层面，经济犯罪成为从严打击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严重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案件也逐年增加。(3)通过调整审判方式促进经济纠纷解决。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权利主体格局，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呈现一种“井喷”状态。为解决不断增长的经济案件数量并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调解的方式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逐年增加，最高峰达到85%的民商事案件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人权司法哲学表现为一种全面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倾向。
(三)“司法为民”的人权司法观(2004-2014年)
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加剧，为了缓解矛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在司法领域，司法为民成为这一阶段主导的人权司法官，维护人民权益、为民解决纠纷，为民博得公平，成为司法工作的基本使命。以2004年“人权入宪”为契机，司法机关通过大规模的司法改革，逐步完善了各项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同时，以“司法为民”“两个效果相统一”等的司法理念为代表，要求各地司法机关及时化解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人权司法观有如下表现：
其一，“人权人宪”与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在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正式写人宪法，这不仅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人权司法保障事业的发展。“人权人宪”首先为人权的司法保障提供了宪法依据，为人权司法保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此外，人权保障理念也成为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皆须恪守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司法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当然，上述变化也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能力以及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成为了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党的十六大之后，启动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其中，人权的司法保障问题就是司法改革中的焦点问题。籍由司法改革的推动，人权的司法保障理念与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得以快速发展。在此轮司法改革中，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权保障举措落地，如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当事人的再审启动权、律师会见权的保障等。
其二，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制定了10项司法为民制度、23项司法为民措施。在此基础上，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司法便民、利民、互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力求将司法为民政策落到实处。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司法为民政策主要体现为以下措施：(1)重视涉诉信访问题，建立了涉诉信访摘报制度，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反映重大、紧急来信来访”，及时审查申诉和再审请求，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群众合法权益;(2)提高司法效率，推动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推广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减轻涉诉群众讼累;(3)实施诉讼费减、免、缓制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行使诉讼权利;(4)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设立立案大厅或诉讼服务中心，推动立案庭由立案审查功能向诉讼服务功能过渡;(5)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要求基层法院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工作，对于边远地区或者纠纷集中地区，人民法庭应当定期不定期进行巡回办案，就地立案，就地审判，当即调解，当即结案，就地执行。
其三，提出了“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理念。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进入矛盾高发期，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与规模持续攀升。为了解决社会稳定问题造成的发展瓶颈，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公民的维权诉求和维稳压力也逐渐从社会领域渗透到司法领域，对司法机关的裁判工作制造了巨大的压力。对此，化解纠纷就成为了当时政法体制下中国司法的基本政治使命。司法“只能解决纠纷，而不能制造纠纷”，司法裁判也不能只看法律效果，而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就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衡量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在办案中能否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这一阶段，司法系统自上而下践行着“司法为民”理念，强调“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力求化解矛盾纠纷、实现“人民满意”。
(四)“人民中心”的人权司法观(2014-2019年)
十八大以来，人权司法保障工作得到空前重视，并逐渐成为司法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引领。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为契机，司法人权理念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由上一阶段的高速发展转向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在此阶段，司法为民成为了中国司法的核心追求，其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讼利益和权益保障问题作为司法工作的宗旨和根本任务，做到司法工作“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人权司法保障工作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司法要为人民服务。司法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群众的司法需求，所以各项司法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便利群众进行诉讼为中心，简单而言，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发展到哪里，司法机关的司法服务就要跟进到哪里。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案难立”“有诉难理”，诉讼拖延，司法裁决执行难等现实问题，司法活动中各项程序的设置充分考虑其所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后果，司法程序的设置是为了方便群众而不是难为群众的，“正义的第二种意义是效益”，让群众“等到黄花菜都凉了”的司法绝对不是良好的司法。所以，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司法机关对于这些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下了大工夫进行解决，如针对“立案难”的问题，大力推动了立案登记制改革、异地立案、网上立案等立案服务。针对“执行难”的问题，通过建立执行查控机制和信用惩戒机制，承诺在“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此外，各级司法机关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的诉讼服务进行了优化升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司法服务。
其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需要。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永恒的追求，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的权利诉求和对司法工作的要求才能实现。个案正义的承诺，既是新时代司法工作的鲜明特征和具体目标，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司法效能、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尺度。事实上，只有在每一个案件都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司法实践的整体公正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才能得以实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正是有了這样的改革勇气和决心，十八大以来，包括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错案最终得以昭雪。从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的数据来看，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46起，涉及94人。通过纠正冤假错案、建立冤假错案的防范预防机制，再次形塑了我国人权保障理念，推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其三，解决制约人权司法保障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全面梳理、准确分析和客观评价司法领域中存在的客观问题，是司法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必要前提，只有“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才能避免改革的盲目性。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集中出台了以下人权司法保障举措，有效地解决了制约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实践的体制和机制问题：(1)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全面推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庭审中心等原则得到全面贯彻。(2)非法证据排除进入到新阶段，《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的出台全面改善了刑事司法领域的非法取证问题，刑讯逼供现象得到有效缓解。(3)律师执业权利得到全面改善，“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与最高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的出台，细化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措施，完善了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优化了律师职业环境。(4)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通过员额制、案件终身负责制、过问案件留痕制等制度改革基本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二、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人民司法70年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司法文明的进步史。“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统摄中国司法的宪法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贯穿司法全过程、全方位的基本司法理念。70年来，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所取得有目共睹。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价值观得到普遍承认
司法价值观是司法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司法价值观既表征着国家对司法的总体认识和期待，也蕴含着主流社会对于司法的意义、地位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看法。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形态，司法价值观不仅深受传统政法思想的影响，也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嬗变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形成了服务阶级斗争的政治司法价值观，服务经济建设的经济司法价值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司法价值观。以上价值观虽侧重点不同，但本质皆为司法工具主义的具体体现，而现代司法则摆脱了工具主义的桎梏，拥有了公平正义、人权保障、高效便民等独立的目的价值。在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司法价值观的确立是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确立而形成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人权研究和人权实践活动不断高涨，在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之后，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都先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党的执政目标，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权保障正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宪法规范和国家意志。之后，人权的司法保障成为司法工作的重要目标，在近年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人权的司法保障更是被写进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成为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价值观也是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
(二)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的诉讼制度基本形成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权的司法保障也是人权保障体系的最后屏障。为此，健全人权的司法保障机制，也正是诉讼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以人权保障原则为指引，我国逐步推动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了以下重大调整与完善：(1)优化了诉讼结构，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辩审三方的平等武装是保障诉讼平衡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审判方的中立和不偏不倚更是决定裁判公正的核心要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保证了控辩审三方等腰三角形結构的稳定存在，保证了法官的居中裁断和控辩双方的平等参与;(2)推动了庭审的实质化，庭审是审判的核心环节和主要手段，只有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才能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建立。通过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过程中证据调查、事实认定、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实质化，由此，保证了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目标的充分实现;(3)统一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坚持以司法审判的标准为中心，从侦查环节开始，就按照庭审的标准调查取证、审查起诉，从而确保进入庭审过程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检验，由此即统一了公检法对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避免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从源头上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出现，保障了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三)预防与纠正冤假错案机制常态化
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是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最低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应成为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基本准则。对此，为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出现，司法机关先后建立了如下的常态化机制：(1)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全面确立。上个世纪末人民法院就制定了内部的错案责任追究规则，但运行效果并不如人意，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求“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中央政法委制定了专门针对错案问题的《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经由以上司法文件的推动和实施，逐步构建起来了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全程留痕制度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制定了相关的责任追究规定、实施办法，将这一改革要求落到了实处，大大减少了部分领导干部过问案件、打探案情、请托说情的情况，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法官无权、司法无权威的问题，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建立了有效防止外部干扰的制度屏障。(3)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日臻完善。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冤家错案中，大多具有刑讯逼供和违法取证的问题，解决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难题，即为构建冤假错案常态化预防机制的重点所在。对此，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外，司法机关近年来还通过一系列专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非法证据启动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从侦查、起诉到庭审等各个环节中针对证据合法性争议的处理程序，为司法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
(四)刑罚向人道主义大步迈进
生命权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人权，死刑的立法与司法情况是一个国家刑法之人权保障的重要标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强调，“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轻刑化的刑罚趋势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奉行着“不废除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当前，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也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内容。在政策指导之外，我国司法机关也不断推动了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废除，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和暴力犯罪情形，《1997刑法》修订之前，我国死刑罪名已经逐步增加到了68个。随后，死刑罪名虽未增加也没有进行削减，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时才开始逐渐减少了死刑罪名，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引人瞩目的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时也继续采取了削减死刑罪名的做法，取消了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2006年在《法院组织法》修改之后，死刑核准权被正式收回，从而宣告了自1983年以来为配合“严打”，将故意杀人等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历史的结束，这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乃至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时刻，表明了司法机关推动死刑制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标志着中国刑罚向人道主义大步迈进。
(五)民事司法与行政司法领域诉权保障日益充分
诉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是第一制度性的权利。诉权蕴含了人的自然本性和人性基础，是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人之所以为人”不能缺少的权利内容。人权的司法保障首先就是要尊重和保障诉权，其不仅意味着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可以自由地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同时，还意味着当其诉权遭到不法侵害时拥有再次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再审等救济的权利。所以，从其功能来看，诉权是司法救济的核心，诉权的范围和实现程度决定了司法救济的范围和实现程度。以往人们对诉权的重视程度不足，且对诉权的认识局限在民事诉讼领域，未能对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的诉权问题进行充分研究，致使以上领域的诉权保障遇到了一定困难，而行政诉讼的“立案难”不仅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发挥，也对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据调查显示，70.6%的受访法官承认存在行政案件应当受理而未受理的情况，同时，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数量也长期在低位徘徊。为有效保障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防止行政机关不愿当被告、法院不愿受理、使得行政纠纷大量涌入信访渠道的窘境，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重点扩大了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的范围，同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等级制的改革要求，2015年4月，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由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水平得以提高，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六)司法过程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当事人诉讼权力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随着司法制度的发展而日趋完善。尤其十八大以来，三大诉讼法集中修改，司法解释密集出台，集中攻克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几大难题。在刑事诉讼领域，“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的到有效保障，重罪案件刑事辩护比例显著提升;刑讯逼供现象得到一定遏制，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全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范日趋完善，拘留、逮捕、讯问、羈押程序逐渐规范;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受到进一步限制，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较大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情形得到明确;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全面建立，救助金额逐年提升;证人及其近亲属权利的到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率有所提升;审判程序日趋规范化，庭审实质化改革效果显著，刑事被告人的陈述权、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在民事诉讼领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全面确立，受害公众诉讼权利得到强化;简易程序逐渐完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逐渐丰富;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逐渐强化，司法公正的到进一步保障。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司法环境逐渐善化，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变更行政行为的情况逐年增加;为保障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行政案件，行政诉讼法创设并完善了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制度;为了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应诉答辩，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间接促进了行政执法阶段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为促进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民事和行政争议交叉的案件能够一并审理制度，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也有所变通。为了预防行政诉讼中的不当干预，立法规定了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留痕制度，积极促进行政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
(七)律师执业保障机制与权利救济机制基本建立
律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主体，律师的执业活动在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司法公正以及推动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在律师帮助权的保障过程中，辩护权的保障是其核心内容，也是人权司法保障的核心内容，田口守一教授也曾精辟地指出，“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张的历史”。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开始允许律师介入侦查并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第96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此时律师并不享有完整的辩护权，而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此次法律修改虽在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囿于立法规定的局限性，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辩护难”等问题依然突出，亟待解决。之后2007年的修订《律师法》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有所扩充，但是其并未从根本上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问题，也无法说明为何律师在侦查阶段为何就不是辩护人的逻辑悖论。立基于此，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此次修改停止使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的说法，而将其名正言顺地称为辩护人或辩护律师，明确规定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同时，此次大修还在立法上完善了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的程序，增加了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从而为律师的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障，更有利于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八)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律援助被誉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是最能体现司法机关对积极人权保障的权利内容，具体而言，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承担积极的保障责任，为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我国从1994年起探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1995年第一家法律援助机构落户上海浦东新区，至1996年《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确立法律援助制度，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搭建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也完成了基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工作。据司法部2018年的数据，仅2013-2018五年内全国法援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33.6万件，法律援助受援人达695.7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超过3652万人次，其中，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为246.7万农民工、32.8万残疾人、58.5万老年人、74.2万未成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可见，通过多年发展，法律援助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打通了贫穷者寻求公力救济的途径，把更多的民间纠纷纳入到了理性维权的途径中，促进了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和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法律援助业还成为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手段，是严重犯罪尤其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案件的最主要甚至是压倒性的辩护方式。在此基础上，有必要以“法律援助法”的制定为契机，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经费保障不足，机构设置不合理，援助范围和标准不清等现实问题，以推动法律援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九)国际人权公约在司法领域中得到充分尊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司法人权的发展逐渐与世界人权发展接轨，先后批准并加入了近30项国际人权公约。对司法人权工作有较大促进作用的主要有1988年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批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始终尊重并执行已加人的国际人权公约，并长期与人权公约的缔约机构保持沟通，结合中国人权发展情况逐步落实公约义务。在立法层面，始终积极稳妥推进国际公约向国内法的转化工作，使公约规定与国内法进行有效衔接。在司法层面，受国际公约人权条款的推动，国内司法改革进程也逐渐加速，司法制度得到迅速完善。除了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外，我国还在立法中积极体现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决议，如《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公正审判和救济的权利宣言草案》《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联合国决议精神都被国内立法所承认并积极贯彻。
三、中国人权司法的发展趋向
在历经了体制性变革的司法改革之后，人权司法保障机制中的很多久病沉疴被一一破解，人权司法保障程度和人权实现程度进一步提高。虽然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人权保障没有句号，司法文明没有终点”，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体制和机制，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扩大司法民主、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等方面，筑牢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推动中国司法的文明与进步。未来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工作需要从以下方面继续深化：
(一)继续深化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司法体制配套改革
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核心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等重要改革有效实施，“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也已确立。在此前提下，十九大作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五五纲要”，在综合配套改革时期，司法机关应力求改革的协调性、系统性以及科学性，将各项既定的改革内容落到实处，规范权力运行、维护司法公正，通过体制完善提高司法机关人权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具体如下：
其一，进一步完善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权力运行体系。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和“牛鼻子”，司法责任制的改革成效直接影响了其他改革内容的成效以及司法改革的整体成效，改革前期所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目标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未完全落实，在配套改革中，首先需要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各项要求进行精细分解，细化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完善权力运行程序。具体而言：(1)完善院庭长办案机制，科学估算院庭长的工作量，合理确定院庭长的办案數量和案件类型，理顺院庭长办案程序和监督程序;(2)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合理确定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决定的事项范围，建立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审核程序，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程序;(3)加强业务流程规范化建设，编制各类案件的审判流程和办理要求，配合智慧法院建设，完善审判流程中的各个节点信息，明确各个界定的工作内容、办理时限、办案指引、文书模板等内容，实现审判流程全程记录和留痕。
其二，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体系。作为司法权运行的组织载体，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是司法权配置、分解和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包括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和相互关系，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和相互关系。为了促进司法机关内部的有效分工，便于司法权的有效分配和联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和相应的职能分工，以推动司法机关组织机构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具体如下：(1)优化四级司法机关的职能定位，完善审级制度，根据不同级别司法机关的业务能力和负荷能力，科学设置各级司法机关的业务范围和案件类型，促进诉讼案件的合理分流、职能分层和资源的有效配置;(2)规范专门司法机关设置，针对前期改革中各地设置的金融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等专门法院的建设，制定专门法院的设置程序和建设标准，规范专门法院的管辖范围和办案流程，优化专门法院和普通法院的衔接机制;(3)优化内设机构设置，规范内设机构的数量、人员配备和业务范围，编制四级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的设置标准，精简设置综合管理机构，理顺业务部门和办案团队之间的关系。
其三，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建设。庭审程序是整个诉讼制度的中心，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法官中立裁断，控辩双方平等参与，诉讼过程公开、理性、符合司法规律，这就要求诉讼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法院的庭审和庭审规则为中心。具体而言：(1)重视法庭调查环节，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内实现。(2)优化庭审程序，推进庭前会议制度，精简庭审程序，将庭审精力集中中法庭调查和辩论环节，以充分保证诉辩双方充分辩论和质证的权利，在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参加和见证之下，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3)设置多元化的诉讼程序，推进案件繁简分流，重点推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司法确认程序、缺席审判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等特殊诉讼程序的优化与完善，将更多的司法资源配置到庭审程序之中，切实起到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二)继续贯彻落实以人权保障为要旨的人民中心理念
福利主义时代到来之后，西方国家的法治观念也发生了从自由主义向福利主义的转变，受此影响，二战之后各国的司法改革运动普遍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著名的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以减少诉讼费用、推动诉讼程序迅速展开、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法律援助等内容为核心的“接近正义运动”。在我国，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非常突出，除了人民司法的理念贯彻之外，历次司法改革也多注意司法民主化之方向，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公开、司法便民等多样的改革主张。为了促进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的平衡，使司法权真正做到为民所用，还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其一，进一步推动司法为民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中心”的司法观要求司法工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完善司法为民的制度建设。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展开：(1)继续发展完善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各阶段纠纷解决主体要把握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置于司法解决机制之前，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2)继续健全和完善新时代司法救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是重要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针对目前司法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还要进一步研究细化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救助范围、标准程序等规定，增强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3)继续积极回应现阶段特定领域的司法需求。司法机关要进一步把握司法资源有限性与司法需求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优先满足重点领域的司法需求。对于民众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领域、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域等，司法机关要积极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服务和保障大局制度体系。(4)健全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制度体系。司法公开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只有将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完全公开，才能避免秘密主义和暗箱操作，遏制司法腐败、树立司法权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同时，司法公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司法民主功能，只有司法机关主动公开自己的运行过程和审判过程，人民才有机会接近司法，保障其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机关应继续拓宽司法公开范围，完善公开程序，畅通公开渠道，继续优化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提高司法机关服务和保障社会建设的水平。
其二，进一步推动司法便民的服务体系建设。司法便民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让人民群众离司法机关近一些，是保障人民诉权的重要方式。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正如波斯纳所言，“正义的第二种意义是效益”，司法程序的设置如果没有服务人民、便利人民，反而成为了人民群众实现权利诉求的“拦路虎”，那么，这样的司法显然是不具有公正性和公信力的。为此，至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升司法便民水平：(1)优化诉讼服务平台，诉讼服务是联系人民群众的窗口部门，也是人民群众进入司法机关的首道程序，在当前已有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和诉讼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集约化诉讼服务机制，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2)优化案件分流机制，完善调解、司法确认、速裁、简易程序等诉讼分流机制，以减轻诉讼压力、加快诉讼案件流转。对于具备调解基础、当事人具有调解意愿的，接入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多种调解方式，调解成果及时确认，推动矛盾和纠纷的就地解决。对于进入诉讼的案件也要在立案环节进行精确分类，大力推动小额诉讼、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等程序的应用。(3)发展新的诉讼模式，随着2017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成立，互联网法院既体现了当前互联网时代的纠纷解决需求，也完成了诉讼模式的智能化改造。不同于传统诉讼的繁琐，在互联网受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在网上就可完成从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所有诉讼环节;“网上案件网上审”在契合网络纠纷的特性之外，也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成本，代表了司法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4)推进智慧诉讼服务建设。利用人工智能領域的最新成果，完善诉讼服务体系。如研发智能辅助软件，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自助查询咨询、业务网上办理等服务，切实减轻人民群众诉累等等。
(三)不断优化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监督机制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司法机关虽有“最小危险部门”之称，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并不少见，故而，即便是具有中立、被动、谦抑秉性的司法权依然需要受到规控和监督，尤其是在人权保障从立法保障向司法保障过渡的历史阶段，司法机关更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恪守权力边界，以避免作为“权利维护者”对公民权利的逆向损害，使司法机关能够成为人权保障最可靠的堡垒。为此，有必要完善党的监督、自我监督、监委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监督方式，确保司法权的合法运行。
其一，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制度体系。长期以来，党对政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主要为组织领导和政策指导，即通过在司法机关设立党组和影响司法机关主要领导成员任免的方式实施组织领导，通过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贯彻党的精神、意志和方针实施政策指导。随着党的建设不断完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也应有所改进，重点内容如下：(1)明确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党组(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责，在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之下，分级细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内容，避免职责内容的空缺、重复和冲突现象;(2)明确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规范请示报告制度、决策执行制度，明确主体、对象、责任、内容和程序，推动领导工作的规范化;(3)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的监督，科学确定党对政法工作的监督范围，综合运用监督制约、督促检查、考评考核、督促整改和问责等方式，推动司法权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
其二，加强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自我监督在司法权的监督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审判权还是检察权都有独立行使、不受干扰的法定要求，故而，对司法权的外部监督也不可避免地要“掌握分寸”，不能介入到司法机关对个案的审查之中。与之相比，内部监督则可以在更为深入地对司法权的整个运作过程进行监督，监督方式则包括了以绩效考核、错案追究、案件评查等多样化的内部监督形式。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继续强化司法机关的自我监督：(1)完善司法绩效考评机制，绩效考评在规范行为、引领风气、提升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司法权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监督工具，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考评的内容、指标、程序等内容，尽快出台关于司法人员绩效考评的工作办法和指导性意见;(2)完善错案追究责任制，目前“两高”出台的司法规范性文件与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在错案判定标准、认定主体、责任类型和豁免条件、救济方式等诸多要素的设置都不尽相同，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的方式对司法责任制的内容加以规定，对错案追究的规则进行统一，以保证追责。(3)优化案件评查机制，案件质量评查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和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两高”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基础还应继续细化评查标准，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建立制度化的监督纠正、整改回馈机制。
其三，加强司法權的外部监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基础就是社会公众对的信任，信任离不开监督，要赢得信任就要有敞开门接受各界监督的勇气，为此，有必要从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三个方面对司法权的外部监督机制进行完善和强化：(1)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宪法修正之后，正式确立了监公检法四者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其中，法院可以通过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结果进行监督，检察院也可以通过诉讼监督活动对审判权行使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机关则可通过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廉洁性的监督实现了对司法权的一定规控;(2)人大监督，人民的司法应由人民来评判，作为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人大机关应该加强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力度、对司法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对重大司法事项的专门报告审议力度等;(3)社会监督，做好社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应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解决好涉诉信访的问题。为了缓解人民陪审员作为临时法官和司法监督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应逐步剥离其审判职能，引导其监督角色的强化，同时强化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畅通意见表达渠道，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效。在涉诉信访问题上，要坚持依法办理公民申诉信访的理念，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程序理性表达诉求，要综合运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协调解决公民反映的问题，当然，对于已经司法终局的案件，除非启动审监程序，否则就不应因申诉信访的原因直接对司法裁判的结果进行改变，以保证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结语
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司法过程既是争讼的解决过程，也是人权的实现过程——在现代法治国家，“纸上人权”能否变现，往往取决于其行之有效的公正的司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能否履行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使命，司法权能否公平公正公开地运行，都是人权能否变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变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完善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条件。7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表明，中国司法在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为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和发挥司法之于人权的保障功能。
作者：江国华
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学初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确立了崭新的国体与政体，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整体的观念趋向、政策面向、制度取向与社会走向，也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法学的存在基础、生成条件与发展机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明令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随着旧法被彻底废除，以旧法观点概括的法学知识体系也荡然涤除。中国法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新植初发。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思考与宣传构成中国宪法新知识的最初形成。此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对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其广泛宣传和大力实施过程中发生多次政策讨论与学理争鸣，使得婚姻法学成为最早显现知识体系雏形的部门法学。20世纪5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得以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果，其间中断之后，6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再度启动，这些立法实践尽管断续相连，却促成中国民法、刑法知识的形成与积累。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执着而又艰难的。尽管经历挫折与磨难，但中国法学的思想脉络从未中断。最先开始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经验与教训的人，最先开始反思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学成果与缺陷的人，正是历经这一时期社会风云、政治波涛的那些法律工作者与法学研究者。例如，中国法学会评选出的35位“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者。对于这一时期那些勇于深入探索和思考的法学研究者，以及他们为中国法学的理论积累与学术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应当永远持有充分的学术敬意。
1978年至1992年：中国法学振兴
1978年是当代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法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张旗延展。尤为重要的是，法制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机制中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法律观开始沿着正确方向形成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拓展，中国法学走上一条标识时代而又彰显特色的康庄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于此确立。在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重新建构的社会观念体系和制度环境中，中国法学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与法学学科建设密切关联，而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启动器与方向盘。例如，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以“七九刑法”颁布之1979年作为中国刑法学复苏的起始，宪法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以“八二宪法”颁布之1982年作为中国宪法学新兴的肇端。中国法学研究与改革开放目标及进程相辅伴行。例如，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民法与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揭开历时7年之久的“民法经济法大论战”序幕，便是为解决经济发展中“法律饥渴”的制度模式之争而映射的学科地位之争。这一法学领域学术论战的实质，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只需要体现行政计划管制的法律还是更需要体现经济主体自治的法律。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使民法经济法论争尘埃落定，民法与经济法各当其位、各司其职，共同为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调整的体制定位而提供法律保障和学科支持。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法学渐次拥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一方面，中国法学摆脱了对苏联法学的理论依赖。虽然苏联法学理论遗存的概念体系、观念内涵和思维方法仍在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甚至在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苏联法学理论（如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还是某些法学分支学科研究与讨论的主要知识来源；但是从发展趋向和总体态势上看，中国法学已经不再唯苏联法学理论马首是瞻，而是立足中国、面向现实、面向实践，开始走中国法学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学不再是国家学说的一个分支，而是独立于政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与专业学科，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革命性意义。法学研究对象的明确化与特定化，为法学知识的专门化与体系化（包括概念生成、术语专有、范畴确定、理论衍化、学科建构等）确立了逻辑原点、推演路径、展开范围、研究范式与表达方式，中国法学才由此具有了据以生长繁荣的学科基石、知识体系和理论空间。法学从国家与法的理论格局中独立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观念分离过程，而是在法学自身的艰苦建设过程中成就了法学的独立知识体系。在这一时期有关法学研究对象、法学基本范畴和法学基本方法等诸多的研究讨论中，“国家与法的理论”的科学内涵与表达价值还在，但逐渐转变成为“法学基础理论”的部分内涵，进而发展成为“法理学”的部分内涵，中国法学界逐渐以专门的“法言法语”表达法学思维内容、过程及其结果。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发展的最大机制性特点，是实现了法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形成了中国法学界浓郁的学术氛围。许多法学上基本的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得以深入讨论，形成了吸引整个法学界学术注意力的理论热点。
法学界关于重大法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对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与学术上的去伪存真往往交织在一起。这充分体现了法学的发展要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学术责任属性，并且绝大多数法学问题的讨论起到了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其二，这一时期的法学理论热点纷呈，整个法学界时常都关注同一热点问题。例如法的阶级性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环境法学等领域都对此展开了讨论。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法学界参与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学术热情高涨，旨在解决原理性问题的学术责任感强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初创时期的特点，即大量的基本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其三，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体现了学科独立初期的特点，如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经常引入法学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但一些法学论争忽略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基本假定和概念界定上的差异，而在不同假定前提下和概念体系中“各说各话”。其四，法学学科建设持续取得进展，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分野渐次清晰，各个学科都快速通过原理生成和体系建构阶段，拓展该学科的广度与深度。其五，法学研究范式逐渐析出而确定，这一时期相对成熟的法学专业领域诸如法制史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婚姻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建构了符合各自专业特点与研究需要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特别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分析研究范式。
1992年至2012年：中国法学繁荣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法学提出了更为艰巨的理论支撑任务，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学术探究领域。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只是使法学研究对象的范畴转型与范围扩大，如民商法学因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而获得发展机遇，那只是部分地甚至是表面地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法学的形塑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法学的影响发生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对象性层面，一个是主体性层面。在对象性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相应地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成这一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以及这一体系本身，都是与以往法律体系相比而全新的存在。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学打开了前所未有学术视野与科研领域，中国的法学体系因此而急剧扩张。在主体性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特点，可以构成法学研究主体的内在素质和外在环境。例如，市场主体自主与学术主体自立之间、诚实信用原则与学术伦理之间，实际上存在观念相通及素质养成的动态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效果，对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与环境具有强大而持久的观念影响力和学术塑造力。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用巨大进步和持续繁荣来形容。其一，中国法学的体系化建构在这一时期得以基本完成。学科分解、衍生、新设和组合等多种建构机制，使中国法学形成了由基本的二级学科、众多的三级学科和许多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并以学科分支体系作为基干，建构了由不同分支学科知识体系构成的庞大法学理论体系。其二，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成果产出量巨大，研究主体、研究选题、研究成果等在总体上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特别是，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及其对法学知识需求的不断扩大，法学研究成果形式呈多样化。法学研究者在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法制领域的建言献策，基本上实现了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平衡发展。其三，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范式丰富，既有追求应用价值的注释法学，也有追求理论建构价值的理论法学。而且法学研究的选题越来越精细化，开始向更抽象和更具体的两端寻求，处于中间层次的概论式综合性的法学知识叙述，已经让渡给教材编写而基本退出研究领域。其四，法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法律实用人才和法学研究人才，扩大了法学理论的社会功能转化能力，其不断扩充的师资队伍也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五，中国法学界的对外交流，包括著述转译、人员互访、学术会议等形式，已然成为法学界学术交流的常态化手段。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实际上也是对日渐繁荣、日益有效的中国法学的知识生成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充分肯定，因为法学知识体系是法治体系的理论支撑，而法治人才体系则是法治运行机制的有机构成。
随着法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法学已经不再只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状态后面进行学理解说，而是通过社会观察、事理分析、理論阐发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学说先导，充分发挥理论先行的应有学术功能，推进中国的法治实践。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民商法经济法学者敏锐地从规律性研究出发，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律机制的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再如，法学界就“法制”与“法治”、“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所展开的深入讨论，成为倡扬依法治国的理论先声，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方略的形成。在这一时期，这种以法学研究促进法制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权利本位、人权研究、依法执政、罪刑法定、政府信息公开、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等理论问题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那个领域法律完善的理论先导。
中国法学界在这一时期参与法治实践的意识也前所未有地增强，法学研究者以多种途径参与立法实践活动与法制宣传活动。就参与立法实践活动而言，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路径大概包括：直接成为某个法律的起草组成员；组织撰写某个法律的学者建议稿，以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考；参加立法机关组织的法律草案论证会；具体为某个法律或法律草案提供立法建议；提出一种理论见解，间接影响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就参与法治宣传活动而言，法学研究者的参与形式大概包括：接受某个机关单位的组织或委托，进行法治宣讲；在学术团体或本单位的组织下，参与法治宣传活动。法学研究者参与法治宣传，有利于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法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和法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出现了追求中国法学文化上的自立的努力趋势。无可否认，中国法学在摆脱了对苏联法学理论的依赖之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依赖现象。西方法学理论观点、精神理念、制度技术、专业术语、研究方法批量规模化地进入中国法学的知识生成系统。虽然中国法学的理论来源借此而丰富，但这种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导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也带来了一些湮没中国法学自我的风险。作为这种现象的知识反射，中国法学界愈加强烈地表现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关注，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体性意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倡导从追仿型法治进路向自主型法治进路的转型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共识。在法学研究与理论建构过程中，进一步从苏联理论、西方法学的影响中走出来，着眼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法律发展道路，形成深植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心灵的中国法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的时代使命。
2012年至今：中国法学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作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法学也提出了更多的理论任务和更高的学术要求，这就是“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中国意识和实践精神，由此引导中国法学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时代趋势。
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整体态势和时代趋势的重要特征是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强调法学研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坚持“四个自信”的主体素质要求相结合，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学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融通整合的态势，即融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领域的知识创造，整合当前法学领域正在蓬勃发展的学术资源，倾力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在新时代，法学研究并不自恋于显学亦不止步于繁荣，而再度寻求法理的创新内涵与时代表达，反映了法学界对中国法学勇于自省剖析、勇于变革创新的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在法学理论场域建构有机一体、特色明显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须从长期集聚而致巍然庞大的法学知识中，删繁剔杂而重构集约，兼容并蓄而析出特色，实现由学科体系向知识体系的质变。表现在法学研究的学术境域上，就是这一时期不断增强的法学知识融通整合的学术情势。
其一，在法学不同学科层面兴起体系化融通整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密切相关，法学知识的体系化建构获得更為科学的规划图景和更为强劲的动力源泉。民法典编纂对中国民法知识体系整合形塑的推动效果显著，使已经卓然大观的民法学术积累在民法典编纂规划与机制中，得以由点及面、由层面到体系地再行整合重构，极大提高了民法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程度，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构成中，更为契合中国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有机融合程度。民法典编纂极大地推动了民法知识体系构建，这对其他法学学科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商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学科，均产生了以部门法的法典化为牵引力的学科知识体系融通整合趋向。例如，在商法学界，制定商事通则的学术主张长久不衰而于今为烈，力主在民法典体系之外另将商法一般规则体系化。再如，民法总则颁行后，也诱发了行政法学界对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探讨与倡议。
其二，问题导向与法理导引双重机制下展开综合研究。曾经，我国法学界不少学者固守其专业领域的学科划分，导致法学各二级学科之间基本上缺乏共同探讨与协同研究，学科划分的专业需求渐次演变成学科壁垒以致割裂实践的有机系统性。这一方面导致法治问题解决方案的低效性，因为针对同一问题的来自不同专业学科的解决方案如果缺乏综合协调性，很可能出现各方案之间的理念冲突、机制冲突和效果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法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迟滞性，因为学者们的知识视野与创新能力如果囿于某一法学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将难以对整个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作出有效的学术贡献。进入新时代，法学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开展问题导向的综合研究，为法治建设提供更有实际效果的综合解决方案。例如，在民法典编纂中，不仅与此密切相关的民商法研究介入其中并提供了大量的体系化的学术成果及立法方案，而且宪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等学科研究也积极介入民法典编纂过程，以其不同专业视角剖析、评价和建议民法典的立法方案。这种各法学二级学科间的共同关注与集约建构，不仅提高了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协调性，而且也提高了民法典的外在体系即与整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协调性。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宪法学科与部门法学科、组织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等，都为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观念引导、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这样的一个学术创造过程，也是一个既促进法理形成又以其再导引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形成凝结和衍化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一般法理，跨法学各学科的综合研究及其相互融通整合的学术过程不可或缺。
其三，增强法学研究对法治实践的解释力与引导力。新时代的法学研究更为注重与法治实践的融合，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过程及结果予以更深刻精确和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与解说，并为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不断拓展和不断丰富予以更有效的理论引领和学术支持。为检测立法效果及水平、法律实施效果、法治领域改革效果、法治实践部门工作实效等，法学界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更多的学术注意力开展法治评估。同时，更多的法治实践部门委托法学研究或教学机构，对本部门、本地方或本行业的立法、执法或司法的实态与实效进行评估。随着司法公开的稳步推进，至今已经有7000多万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这成为许多法学研究者新的学术资源，一时涌现出大量的基于裁判文书网上资料的案例分析选题和数据分析选题，推动了法学领域的实证分析研究和大数据分析研究。这些研究更为精确地分析阐释了司法运行实态和法律制度效果，促进了司法能力和立法水平的有效提高。法学研究者也更为关注学术创作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向法治实务领域传播的效果。他们观察到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法学研究成果的阅读疏离，由此促发深刻的自省与反思，认识到单纯追求影响因子的法学著述如果不能激起法治实践的回响，那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学术成功。运用学术倡导与组织机制提高法学研究的实践性与应用性，提高法学著述对法治实践者的阅读吸引力和实践应用性，正成为法学领域新的学术风尚。
其四，利用域外学术资源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新时代大力倡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学研究起到了固本培元的强大效用，使法学研究者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合理地对待和应用域外学术资源。以往在引介利用域外学术资源包括法学理论、制度案例时，存在一些缺乏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学术倾向。这些法学研究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缺失，凸显了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相关制度及理论急迫需求的牵拉效应易于导致应急性立法和应景性研究的弊端。坚持对外开放包括对知识信息交流的开放，域外法学知识来源愈加丰沛本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但域外法学知识只有适合中国的法治环境、制度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才能成为发展中国法学体系的有益滋养。在新时代的法学研究中，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坚持文化主体地位与中国问题意识的学术导向愈加明晰，坚持以我为主地利用域外法学知识资源的学术态度愈加强固，必将更加有力有效地促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全面构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学走过70年发展之路，于今愈加康庄辉煌、前景无限。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正处于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效果不断展现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法学的发展没有终点，一如我们所倾注理想与努力的中国法治事业。
（摘自10月29日《光明日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
作者：陈甦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船舶工业可以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振兴发展两个阶段，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由造船小国走向造船大国三个重大历史跨越。当前，我国船舶工业整体规模进入世界大国行列，国际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形成了船舶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了现代高水平的船舶工业体系。船舶工业7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顺应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势而为，必须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追求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实力和市场活力，必须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与引导作用。
关键词：船舶工业 新中国成立70年 产业发展规律 产业变革
船舶工业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的五大产业之一，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并没有促使船舶工业实现强国富民的产业愿景(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09)。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船舶工业重新起步，目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梳理归纳新中国成立70年来船舶工业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分析探讨当前船舶工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总结归纳我国船舶工业70年来发生重大历史转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进一步推动船舶工业“由大转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一、我国船舶工业70年的主要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船舶工业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振兴发展两个阶段。其中，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大致经历了外部引进奠基发展(1949-1960)和独立自主初步形成造修船工业体系(1961-1978)两个阶段，船舶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外部依赖向自成体系的历史跨越。改革开放之后(1979-2019)大致经历了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1978-1998)、由小到大高速度发展(1999-2008)、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2009-2018)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船舶工业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由造船小国走向造船大国三个重大历史性跨越。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世界船舶工业大国的地位日益稳固，正踏上由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转型发展的历史征程。
(一)我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发展阶段(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我国船舶工业的奠基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船舶工业主要是为海军建设、航运交通和海洋开发提供主要装备，是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具体来看，这一时期大致又可以分为外部引进奠基发展(1949-1960)和独立自主初步形成造修船工业体系(1961-1978)两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后的外部引进奠基发展阶段(1949-1960)。这一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左右，核心成就是在原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奠定了我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基础。1953年6月，我国政府与原苏联政府签订了海军订货协定(简称“六四协定”)，通过“转让制造”方式引进了苏联军用舰艇制造技術，建造了一批当时来看较为先进的战斗舰艇，由此开启了我国船舶工业的现代化奠基发展之路。在“转让制造”这一过程中，我国对当时江南、沪东、求新、芜湖、武昌、广州等船厂进行了技术改造，新建了船用高中速柴油机，仪器仪表，特辅机，水声设备，水中兵器等一批关键配套厂。在这批新建配套厂中，有6个属于苏联成套技术援助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造船技术方面，焊接普遍替代了传统的铆接工艺，船体分段和总段建造法取代了整船散装法，船舶工艺流程改进，机械化程度提高，造船周期缩短，造船质量有了保证。到1959年，116艘军用舰艇基本完工，其战斗性能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连同其他军用船舶，10年内我国船舶工业共生产军船484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1994)。这一时期，船舶科学研究所、上海船舶工业学校和造船学院等船舶科研设计机构和学校从无到有创建起来，在一些大学还设置了造船系科。苏联曾多次派专家前来指导、协助，我国也选派了近100名干部工人赴苏联学习，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边干边学的办法，我国船舶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总的来说，在外部援助支持下，新中国船舶工业经过10年艰苦创业，初步实现了现代船舶工业的奠基发展。
2独立自主初步形成船舶工业体系阶段(1961-1978)。这一时期主要从1961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船舶工业曲折前进的18年，也是中国船舶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关键阶段。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毁约中苏第二个海军订货协定(简称“二四协定”)，1966年，我国发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背景下，我国船舶工业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但使我国济身于世界上拥有核潜艇和远洋靶场船队的少数国家的行列，而且基本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这一时期我国船舶工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贡献(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1994)：(1)我国船舶工业排除干扰，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核动力潜艇、导弹驱逐舰和远洋测量船等第一代战斗舰艇和特种船舶;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和第3个拥有远洋靶场船队的国家，船舶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已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2)批量建造了适应远洋运输发展需要的民用海洋船舶。大连、沪东、江南等船厂新(扩)建了9座万吨级以上的船台，山海关、北海、澄西等船厂新(扩)建了8座万吨级以上的船坞，这些船台和船坞形成了以大连、天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大型船舶造修基地。据统计，我国1960年到1978年累计建造国内万吨级以上船舶119艘、197万吨，其中批量建造最大的为5万吨级油轮。(3)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船舶配套网络体系。船舶工业已经拥有船用动力、船用辅机和特种辅机、精密导航仪表、水声、水中兵器、蓄电池等专业配套设备厂60多个，加上冶金、机械、电子、兵器、化工、核工业等部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的船用配套设备厂点，全国共有专业厂160多家、生产点350多个。(4)初步建立了专业比较齐全、试验手段比较完备先进的科研设计体系。我国船舶工业现有的科研设计机构，绝大部分是这期间创立和建设起来的。比如：中国舰船研究院1961年正式成立，该院所属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拥有先进的齐装配套的试验水池群和风洞、水筒、大型试验平台等试验设施，在亚洲位居第一，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是当时专业配套齐全的综合性舰船工程设计研究机构。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1964年正式成立，目前仍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用船舶设计单位。综合来看，这一时期，我国船舶工业在曲折中前进，整体技术水平保持了基本稳定，基本形成了包括造船、修船、船舶配套以及船舶科研教育等相对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
(二)我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之后的振兴发展阶段(1979-2019)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船舶工业进入振兴发展阶段。船舶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领域之一，也是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船舶出口打进国际市场”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启我国船舶工业振兴之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船舶工业经历了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1978-1998)，由小到大高速度发展(1999-2008)，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2009-2019)三個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由造船小国走向造船大国三个重大历史性跨越。
1船舶工业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阶段(1978-1998)。这一阶段从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出口打进国际市场”的船舶工业发展战略开始，到1999年7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拆分实施重大改组为止。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出口打进国际市场”战略指引下，这一时期我国船舶工业从封闭走向开放，产品由传统以军品为主转向保军转民、军民融合产品为主，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外部先进技术，形成了“出口-引进-提高-再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启了船舶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一时期，船舶工业通过高起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关键生产设备，大规模开展重点船厂技术改造，很快具备了建造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要求的船舶的能力，成功实现了船舶产品出口。在此基础上，船舶工业不断推进在技术、标准、设施、管理、贸易等方面与国际全面接轨，并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培育自主设计开发能力，造船效率、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国际市场份额由小到大，成为世界造船业中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到1994年，我国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三大国，船舶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在积极扩大开放的同时，船舶工业也进行了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计划主导下的企事业单位，逐渐转型为充满市场竞争活力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军用船舶建设也取得积极进展，舰艇装备研制能力提升明显。我国在完成第一代舰艇研制的基础上，不但加速改装和更新了原有舰艇，还有重点地开展了第二代舰艇和武器的研制，成功建成了导弹核潜艇和航天远洋测量船队，军船出口也取得重要突破(谭作钧，2009)。
2船舶工业由小到大高速度发展阶段(1999-2008年)。这一阶段从1999年7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拆分实施重大改组开始，到2008年我国船舶工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为止。1999年7月，我国船舶工业为了激发国内市场活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实施重大改组，拆分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船工业)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简称中船重工)两大独立企业。这一时期，国际船舶市场持续高度繁荣，海军装备市场转型升级需求旺盛，给船舶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江苏、山东为代表的地方船舶企业和合资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造船技术能力快速提升，船舶工业规模效益和竞争力日益增强，逐渐发展成为与国有两大造船企业集团不相上下的一支重要造船力量。从造船能力看，这一时期国内能够建造万吨以上船舶的26家船舶企业中，地方船厂占据了其中的10家;从市场占有率看，以2002年底数据为例，国内造船业手持订单总数达到1362万吨，其中地方系统的船舶企业手持订单528万吨，占388%。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船舶工业总公司一家独大，地方系统造船能力弱小”的市场格局完全改变，这一时期形成了两大造船集团与地方造船力量“三分天下”的竞争格局。长江口地区、珠江口地区、环渤海地区国家三大重点造船区域的建设迅猛推进，民船产业和海军装备研制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地方民营和合资、外资造船企业竞相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势头(谭作钧，2009)。2008年，中国在造船产量上成功超越日本，由世界第三造船国跃升为世界第二，进入了世界造船竞争的“第一方阵”，开始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向造船强国目标挺进的新征程。
3船舶工业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阶段(2009-2019年)。这一阶段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一直持续到目前，仍处于船舶工业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经济发展缓慢、航运供求关系未见好转、造船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造船成本控制压力加大、金融机构收紧银根、中美贸易战风险凸显等各种挑战纷至沓来。在此背景下，船舶行业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追求高质量发展已成行业共识。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海洋工程装备科研项目指南(2012)》《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2012年度项目指南》《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船舶行业规范条件》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船舶工业加强行业管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水平，促进转型升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船舶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结构调整进展顺利，基本克服了船舶行业接单难、交船难、盈利难、融资难等不利影响，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船舶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占国际市场份额长期位居第一，中国船舶工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世界船舶工业大国地位稳固，产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船舶工业基本实现了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船舶工业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船舶工业历经70年发展，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实现了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梦想，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的中国船舶工业发展之路。当前，我国船舶工业整体规模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产业国际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船舶工业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中国船舶工业当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造船强国之梦曙光初现。
(一)船舶产业规模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之初，船舶生产规模极小，大陆船舶工厂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产陷于瘫痪状态，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有统计资料可查的1952年，全国在大陆的船厂约20余家，职工人数不足2万，船舶工业的总产值仅1亿元左右，年造船产量为1万吨左右(杨久炎，2009)。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年造船产量仅40万吨左右，占世界造船总产量的1%，世界排名第13位，仅为当时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日本的二十分之一。1994年，我国造船产量跃居世界第三，但占世界造船总量的份额还只有5%左右(图1)，与日、韩各占35%以上相比差距十分明显。2006年，我国船舶完工量達到1452万载重吨，占全球船舶完工量的19%(图1);我国船舶企业新接订单4251万吨，手持订单6872万吨，占全球订单的24%;连续12年成为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且与排名前两位的韩国和日本的差距明显缩小。2008年，中国在造船产量上成功超越日本，三大指标均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我国造船完工量达到2881万吨，占世界造船完工量的295%;新接订单5818万吨，占世界市场份额377%;手持船舶订单超过2亿吨，占世界市场份额355%。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首次同时跃居世界首位。其中：我国造船完工量6120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419%，韩日分别占319%和215%;我国新接订单量58459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85%，韩日分别占383%和61%;截止2010年12月底，我国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韩日分别占331%和176%。2011年以后，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滞后影响，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占世界市场份额绝对比重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上述三个指标占世界比重总体长期保持在35%以上的较高水平(表2)。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是国际通行的反映船舶行业经济运行的三大重要指标，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能够自主设计和建造大多数船型，中国船舶工业三大核心指标目前已经持续10多年保持国际领先地位，世界造船大国地位十分稳固。
(二)船舶产业国际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船舶工业出口水平是反映一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当前与韩国、日本一起已是世界公认的三大船舶工业大国。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船舶工业主要以军用为主，沿海内河交通民用船舶也主要以内需为主，几乎没有船舶工业产品对外出口。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之前，我国船舶制造仍然主要以国内需求为主，造船量占世界造船总量份额长期维持在5%以下，船舶工业仍是以典型的内向型经济为主，船舶出口占比极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出口打进国际市场”的船舶工业发展战略，通过高起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关键生产设备对重点船厂进行技术改造，很快具备了建造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要求的船舶的能力，初步实现了船舶产品出口。这一时期我国船舶工业在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来”在技术、标准、设施、管理、贸易等方面不断与国际全面接轨，逐步培育了自主设计开发能力，造船效率、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产品结构从常规船型逐步发展到了若干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到1994年，我国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造船国家。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1999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两大船舶集团公司为标志，我国船舶工业国际化、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船舶工业由内需经济向出口经济快速转型，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工出口船占全国完工量比重、新承接出口船订单占新接订单量比重、手持出口船订单占手持订单量比重三项指标长期处于80%以上高位(表3)，表明我国船舶工业已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产业。2010年以来，尽管受国际市场低迷影响，我国完工出口船、新承接出口船订单和手持出口船舶订单三项指标近年来我国均呈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图2)，但由于日本和韩国上述指标下降幅度更大，使得我国船舶出口国际竞争力相对变得更强(表3)。
表3显示了我国2011年之后出口船舶三大指标占全国的比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船舶工业出口比重呈逆势上升态势，表明我国船舶工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不降反增。完工出口船占全国完工量的比重，由2011年的8160%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9150%，呈波动中逐年上升态势;新承接出口船订单占全国新接订单量的比重，由2011年的7640%波动上升到2018年的8740%，呈波动中缓慢上升态势;手持出口船订单占手持订单量的比重，由2011年的9120%快速回落至2012年的827%，后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8910%，呈波动中基本保持稳定态势。不难发现，我国出口船舶三大指标占全国的比重2011年至2018年呈稳定增长态势，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国际需求趋缓背景下，我国船舶工业出口国际竞争力仍然保持了稳中有升的上行态势。
(三)基本形成了船舶工业现代科技创新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第一代新技术舰艇研制工程带动下，基本上形成了科研、设计、试制、生产、试验和维修等配套成形的，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现代船舶工业体系，但当时船舶工业主要以军用船舶为主，民用船舶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仅能修造沿江、沿海中小型船舶，既无科研试验设施，亦无开发设计能力(王荣生，2008)。20世纪60年代之后，我国成立了中国舰船研究院、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船舶工业科研院所，初步建立了专业比较齐全、试验手段比较完备先进的科研设计体系，但当时我国船舶工业科研工作仍处于引进、消化、吸收阶段，船舶工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示，中国船舶工业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开发、集成创新，科技创新逐步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船舶工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专门研究设计机构初步完成了消化吸收阶段，主流船型开发大型化、系列化、批量化逐渐取得新突破，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船舶日益增多，同时逐步培养了一批涉及船舶建造、船舶配套、船舶修理和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等全产业链的高技术研发人才队伍。进入21世纪以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完善，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初步形成，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一是船型开发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进展迅速，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主流船型基本实现了大型化、系列化、批量化，90%以上的出口船舶为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船型，船舶制造业正朝着设计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管理精细化和信息集成化等方向发展。二是船舶工业产学研融合取得新进展，行业发展创新生态初步建立。比如：中国深远海海洋工程装备技术产业联盟，中国海洋材料技术创新联盟和船舶海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等近年来相继组建成立。截至2016年底，船舶工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累计达27家，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等5家单位成为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技术依托单位。三是自主研发能力和船用设备配套能力逐年提高。三大主流船型全面升级换代，战略性、前瞻性产品研发稳步推进，一批自主品牌动力装备研发取得突破，常规产品优化、创新能力日益增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开发能力不断提升，船用设备制造本土化率进一步提高，船舶工业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
(四)初步建立了现代高水平的船舶工业体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军民用船、造修船等相对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产业链上下游的机电、钢铁、化工、航运、海洋资源勘采等产业配套也初步建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船舶工业体系进一步优化，主要船舶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造船模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造船，造船效率大幅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为满足建造出口船需要，我国开始成套成体系引进、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初步形成了船舶标准体系。步入新世纪后，船舶工业标准体系建设不斷完善，船舶标准化步入高速发展、规模壮大阶段，我国自主制定了《船舶工业标准体系》(2012版)等大量标准，为主流船型设计建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骨干船舶企业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从生产策划到生产技术，再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组织的完整生产管理体系，骨干船厂在典型船型上的建造周期和管理指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主要船厂造船效率与日韩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船舶工业进入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做强阶段，以《中国造船质量标准》《绿色船舶规范》《智能船舶规范》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大标准颁布实施，我国船舶设计、建造、修理行业准入标准基本建立，对口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达到70%左右。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船舶行业产业链进一步完善，船舶工业标准体系逐步建立，涉及船舶制造、船舶修理、船舶配套以及海洋工程装备等产业协调发展、相互支撑的产业标准体系和规范体系日益成熟，现代高水平的新型船舶工业体系初步形成，船舶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三、当前我国船舶工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历经70年的艰辛发展，一方面我国船舶工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累积了众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必要客观审视当前我国船舶工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当前，面临持续低迷的世界航运市场和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我国船舶工业在外部市场环境、行业生存空间、内部经营管理、科技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有待解决，船舶工业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形势复杂严峻。
(一)外部市场有效需求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船舶工业外部市场环境长期低迷，接单难、交船难、融资难、生存难问题长期存在，目前仍旧处于“L”型经济的深度调整期。受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国内经济增速日益放缓、中美“贸易战”和船舶环保新规实施等诸多国际国内因素影响，我国船舶工业外部市场环境一直相对较为恶劣。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航运市场供求矛盾没有根本解决，船舶订单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国际油价的暴跌降低船东订造节能型船舶的积极性、延缓老旧船舶的拆解、船东提高航速释放运力，降低了新船需求。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航运市场持续低迷，我国船舶工业市场有效需求一直不足。受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和部分企业破产重组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对船舶工业的信贷政策也相对偏紧，差异化信贷政策落实不明显，“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船舶工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企业融资压力相对较大，严重影响我国船舶工业的健康发展。
(二)行业内部转型升级任务多、包袱重
从供给来看，我国船舶工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船舶工业内部转型升级任务多、包袱重。尽管船舶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举措，有效缓解了船舶过剩产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面对低迷的市场，我国船舶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低位，离行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合理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8)。同时，受新船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船东频繁改单、船舶企业开工不足、融资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加之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财务费用、物流成本的刚性上涨，给船舶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压力，船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行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受到巨大挑战(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19)。在市场倒逼机制和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船舶工业过剩产能尚需要进一步压减，兼并重组需要加速推进，产业集中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三)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
当前，我国船舶工业创新生态和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激励持续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整体水平与世界造船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李毅中，2016)。船舶企业普遍面临着创新能力差、产品科技附加值偏低、高端产品自主设计能力偏弱、设计配套对外依存度偏高、科技创新与实业需求脱离严重等诸多问题。随着国际船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强对我国技术封锁，建立独立自主的激励船舶企业持续创新的体制机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吴秀霞，2017)。从创新的维度来看，目前我国船舶工业对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创新的内涵理解过于狭窄，更多关注和偏重技术创新，而忽略了商业模式、企业制度、组织方式、运营模式、生产方式、薪酬激励、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协同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船舶企业持续创新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创新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全面引领作用，加强船舶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深化“产学研用”合作，构建互联互通、全球协同的创新网络，提升船舶工业协同创新能力。
(四)企业内部管理精细化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国际竞争愈加激烈，船舶工业内部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船舶企业经济效益同比大幅下滑，除外部环境影响外，面对市场竞争的变化，船舶企业内部管理能力不足也是造成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尽管骨干企业在降本增效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但部分企业仍难以有效降低研发、制造和人工成本;难以严格执行生产计划，提高管理效率;难以从设计、工艺、采购等方面提升产品质量，降低内外部质量风险;部分船舶企业财务风险管控能力缺乏，导致资金总量缺口问题较为严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垫付资金显著增多，现金流日趋紧张。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船舶工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已成行业共识，船舶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水平亟须快速提高。
四、我国船舶工业70年发展取得的经验启示
回顾我国船舶工业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客观系统总结船舶工业70年的基本发展经验，以期为船舶工业“由大转强”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奠定基础。
(一)必须顺应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势而为
世界船舶工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规律表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船舶制造中心经历了多次从先行工业国家向后起工业国家转移更替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造船中心在欧洲;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造船业的崛起和70年代韩国造船业的逐步崛起，东亚成为世界造船中心。世界造船王国的转移交替还呈现出周期成倍递减的规律：英国占据世界船舶霸主地位约100年;日本保持世界造船大国地位近50年，周期缩短一半;韩国作为世界造船大国的时间约为25年，周期再缩短一半(阴晴等，2018)。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船舶工业由封闭走向开放，抓住了世界船舶工业梯度转移的历史机遇，由此确立了我国当前世界船舶大国的历史地位。当前，世界造船业竞争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中日韩三足鼎立、欧洲逐渐衰退的态势，与日韩等国船舶工业相比，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具有“虽不能保证必赢，但肯定不会输”的底气。只要我们顺应世界船舶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和发展耐性，坚持船舶工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不动摇不折腾，积极应对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不可回避的阶段性问题和挑战，我国船舶工业就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由大转强”的历史跨越。
(二)必须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追求高质量发展
船舶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创新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绝不仅仅是应对危机或迫于生存压力的一时之举。全行业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持续创新，我国船舶工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基业长青。船舶工业的发展方向，必须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依靠低劳动成本的粗放型发展，向技术创新驱动、注重质量品牌、效率效益的集約型发展方式转变。只有建立创新驱动长效机制，增强船舶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才能实现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船舶企业应积极发挥创新的主体核心地位，加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业务模式创新，政府应发挥政策支持和引导促进作用，共同探索适合我国船舶工业振兴的新道路、新模式。应进一步完善创新研发体系和机制，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强基础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创新基础，增强技术储备，打造原始创新能力;利用国内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完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利用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完善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大力开展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等方面的新技术研发，开发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船舶，引领市场需求;实施重大创新项目，实现产学研用结合，解决相关领域的技术难题。
(三)必须坚持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实力和市场活力
船舶工业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之一，也是充分竞争的国际一体化的综合性产业门类。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由于我国船舶工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和价值链，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才促使船舶工业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由此成长为世界最主要的造船大国。从我国船舶工业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的策略也不尽相同。1978年至20世纪末，我国确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发展道路，对外开放以“引进来”为主，注重加强技术、标准等引进，船舶工业走出国门实现了产品出口，并且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出口-引进-提高-再出口”的成功道路。2002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国适时调整了外商准入政策，继续扩大开发积极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外资进入船舶设计修理建造、配套产品设计建造等领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根据造船业发展环境和市场地位变化，在高端船型、船舶配套和常规船舶领域采取了“有收有放”的阶段性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国家颁布的有关船舶行业的若干文件，还从对外投资合作，培育国际一流集团，获取先进技术、品牌，优化产业布局等角度，为船舶工业指明了“走出去”的发展方向。2018年7月，新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取消了船舶(含分段)设计、制造与修理须由中方控股的要求，意味着船舶工业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有效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活力，鼓励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增强实力，是我国船舶工业70年发展的有益经验。
(四)必须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与引导作用
我国船舶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船舶工业快速发展壮大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促进与积极引导。船舶产业政策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表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船舶工业的重视和关心，以及骨干船舶企事业单位的贯彻落实上。这一时期，船舶产业政策往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或亲临船舶工业企事业单位视察，或听取汇报之后，针对船舶工业作出重要批示或具体指示;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指示精神，船舶工业积极贯彻落实，进而推动船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先后出台了《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15年)》《船舶工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涉及船舶工业的专项规划，用以指导船舶工业沿着正确道路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颁布实施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重大工程包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有利于支持船舶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等政策文件，也对我国船舶工业构成重大政策利好。可以看出，船舶工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和政府调控船舶工业的有效手段，必须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船舶工业60年[J].中国远洋航务，2009(10)：20-22
[2]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船舶工业的三次飞跃[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4)：50-57
[3]谭作钧铸剑卫海疆跨越创辉煌——中国船舶工业发展60年[J].求是，2009(21)：33-35
[4]杨久炎创新铸就造船强国梦——中国船舶工业60年的辉煌成就[J].广东造船，2009(5)：14-15
[5]王荣生船舶工业几代人的梦想变为现实[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56-59
[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8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船舶工业[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195-206
[7]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18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N].中国船舶报，2019年01月09日。
[8]李毅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提供高端供给[N].中国船舶报，2016年3月15日。
[9]吴秀霞船舶智能制造技术专项实施进展如何?[N].中国船舶报，2017年11月23日。
[10]阴晴，谢予，朱永安中国造船业对外开放“四十年”：历程、路径及影响分析[J].船舶标准化与质量，2018(5)：47-49
作者：胡文龙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总结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走过的70年历程，是为了探明前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这种总结和思考既要面对现实，又应朝向自身，汲取思想和勇气，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从而睿智并坚毅地前行。
1.主要进展与成功经验
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建构和应用的过程。对此，可以大体概括为思想、学术和现实三个方面。
基础理论建构和新理论领域开拓。首先是形成了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建构了中国的“教科书理解模式”。尽管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这种理解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实践与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系统总结与概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改革开放后，学界除继续改进“教科书理解模式”外，又相继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批判、政治哲学等诸多理解范式与理论成果。所有这些进展拓展了思想视域，丰富了理论宝库，革新了思维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反思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研究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在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四大块”之外，实践观、价值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交往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当然，这些研究往往也具有基础理论反思的旨趣与功能。致力于从传统的抽象理论进一步推进至当代的具体理论，孕育继而孵化了大量富有活力的生长点与创新点。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进展。
历史整体梳理和文本深度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梳理，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整体历程与阶段脉络的宏观清理，更表现为对重要流派与关键人物的细致考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哲学思想的阐释，对苏东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引介，都取得显著进展和丰富成果。另外，还触及了不在以往视野之内的非主流却有价值的人物与思想。这些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与有益启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统梳理，内在要求对经典文献深入研读。精研文本的必要性和意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开展扎实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进行深度耕犁。先是对代表性哲学文本展开精细解读与阐释，进而从哲学视角与层面深入解读各类马克思主义文献，将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返本开新”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和强劲动力。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以对文本的精研为前提。
对现实的科学反思与有效引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直面现实，从理论思维层面求解中国和世界的迫切问题，积极对现实加以反思和引领，提出并论证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理念，推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反思和引领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富有成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促进了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觉醒的序幕。对于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推动了人的自省与独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对现代化的哲学探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宏观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面向中国现实问题作出有益回答，提出众多思想理念。对现实睿智的反思与引领，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价值的作为与贡献。
相对而言，在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三者中，学术性的发展最为显著。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日益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厚重的学术性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实现了大幅度以至决定性的提升，既体现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历史和成就的深度梳理，也表征为学术规范程度日渐提高。这或许可以视为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进步。当然，目前仍存有若干明显不足。比如，不少研究没有真正把握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学术规范体例尚未达到应有的统一。
在70年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若干值得珍视、汲取进而发扬光大的经验。正是得益于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的哲学取得了上述可观的进展。
同实践良性互动、砥砺前行。这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对这一经验的恰当概括。它包括三个向度：其一，相互生成。时代是思想之源，实践为理论之根。实践精神的升华形成哲学，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反思。反过来说，哲学也生成为实践，通过实践现实化。哲学“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其二，相互批判。哲学批判实践，实践也批判哲学，二者相互矫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要求破除“文革”时期流行的哲学模式，而思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偏差进行矫正。其三，相互引领。一方面，哲学引领实践。实践迫切需要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思维高度引导中国实践凯歌行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自觉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彰显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实践推动哲学发展。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总是内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实践要求从具体经验上升至系统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经验。思想之花绽放在阳光雨露的呵护之中。唯有思想包容、百家争鸣，才有希望出现思想繁荣、百花齐放的盛景。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尤为需要自由宽容、兼收并蓄的良好环境。7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开放革新、健康批评、鼓励创新的时期，我们的哲学总是能取得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发展壮大。
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这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品格。哲学是自我批判和超越的智慧。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与结果。一方面，从“教科书理解模式”的建构，到多种总体性理解范式的提出，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体现为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理论、从宏观整体到生活世界等多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再停留于抽象现实高度，而是深入具体现实层面，进至更为具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切实把握人与人的现实问题。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对自我批判和超越所作的自我批判和超越。任何现实具体的批判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自我批判亦如此，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秉持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总是将在一定阶段实现发展的自己再次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审视，从而在自我超越道路上不断前行、行稳致远。
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秉守崇高、追求卓越，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心系天下，守护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成果，积极拓展理论视野与现实视野，始终具有方法论自觉等，是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发展成就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2.当前研究局限及其超越
真正的哲学总是真切而深刻地批判和超越自己。梳理已有进展和经验固然有益，但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揭示当下研究局限，进而探索自我超越之道。通过揭示若干整体性不足，引发学界对这些困境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破解，会有利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繁荣。
一是思辨压倒实证。思辨性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性质，也是哲学的优长所在。但哲学研究如果缺乏实证性基础，就会成为玄思建构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实证向度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实证科学，并且是“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实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从目前情况看，同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性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仍须继续提升。思辨有余、实证不足的情况并未明显改观。研究者们更注重或更有能力、更为习惯运用思辨方法，有限的实证方法往往囿于个人的观察、了解。不仅实证方法运用不够，而且对实证科学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也不足。
正确处理思辨性与实证性的关系，总的方向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目前的重点应是，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一些适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方法。有研究者提出，哲学上的实验方法，如保留思辨性质的思想实验、引入计算技术的仿真试验、采用测量仪器的真实实验等，很可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在需要以实证结果作为坚实基础才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研究中，应当自觉利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基石展开哲学反思与建构。当然，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必须批判性地考察和对待，并同思辨研究方法与结果相结合。
二是反思强于引领。反思和引领是哲学的两种基本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之双重形象。反思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但引领对于哲学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应有的担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品质。真正的哲学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承担起在反思中引领时代前进的使命。
在洞悉时代本性与逻辑的前提下，哲学有能力引领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创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哲学这种理论思维的引领。对现实的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主体自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因此，在深厚的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引领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关键在于，自觉在反思中拨开各种迷雾或荆棘，敞开前进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矫正和调适。这是哲学思想引领的主要方式。当然也不能忘记，正是深刻的反思为理性的引领提供了条件。
三是批判盖过建设。反思有余，引领不足，从另一角度看即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引领是总体的思想引导，建设性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人类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哲学及其批判力不可或缺。不过，仅有批判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没有立新的破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只是“上篇”，建设构成“下篇”。不仅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要进而创造和建设新世界。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的问题。我们激烈批判资本逻辑，但对如何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并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优点和缺点时常相互转换。批判性过度强化，同时就意味着建设性相对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而且思索了理想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实现路径。我们的哲学既是“批判的武器”，更是“行动的指南”。建设和创造是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此，应当积极针对现实及其变化，提出富含智慧与力量的规范性理念和建设性方案。这种建设性不仅体现在现实中，而且彰显于理论上，需要在新的思想理论创造中实现出来。
四是阐释多于创造。在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地位时常“轮转”。总体而言，21世纪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热衷“论”，较欠缺“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哲学创造还是相当丰富的。不过，由于学术支撑不够充分和坚实，这种创造的水准在总体上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鉴于此，学界开始着力提升研究的学术性，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学术性的强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进入21世纪，人们变得过多重视“史”，而较为忽视“论”。学界当前最为注重的是对他人思想的阐释，研究往往围绕古代、西方和当代思想家的热点思想展开。人们通常不是尝试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学术、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多路径地充分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并主要考察和征引以往学者的论说。学术阐释成为当前研究的主导方式。“重阐释，轻创造”的格局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旨趣，而应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新的思想理论。诚然，在哲学发展史上，学术阐释往往构成主流和常态。但在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能够回答新问题的原创性哲学出场。当代中国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生发与凸显的现实课题，基于变动的现实与长远的愿景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五是观念重于现实。与其他哲学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现实性是最具本质性与标志性的向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必须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落脚点，既作为目标与前提又构成过程与结果。现实性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是优越于其他哲学的关键点。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哲学现实化命题，期冀哲学成为现实。后来，他还严厉批判“意识形态家”们“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正是由于从真正的、根本的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主义才决定性地超越了全部非现实的观念论哲学。然而近年来，即使在这种高度注重现实、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哲学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的倾向。许多研究似乎不仅没有赶上现实，而且愈发远离现实、陷于观念。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或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剖并非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希望切中进而变革现实，但碍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真正深入和改变现实。
许多学者希望通过转向学术性研究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严与独立。但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不意味着应该退回书斋。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学术阐释也蕴含现实关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现实。一些进行学术阐释的学者也试图以学术方式切中现实，这种努力值得钦佩。然而学术阐释毕竟不等于现实研究，它距离现实更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怀有比其他哲学更为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现实感。对于我们的哲学而言，“朝向事情本身”，就是朝向现实特别是根本现实本身。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切中和引领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即便是对思想的学术阐释，也应有必要的现实感，注意把握其现实基础。
六是分化胜于整合。分化和整合均为科学研究的经常性现象。不过，在特定阶段，二者皆容易被过度突出。在现代学科中，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的倾向较为明显，甚至现代学科制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过度分化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分化有余、整合不足的情况也日益蔓延开来。研究者们各有较为独立的问题域与方法论。经典形态研究和再生形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阐释、思想建构和现实解剖，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群雄并起”，派别林立。这本可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的契机。问题在于，不同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交流很少，并且往往认为自己的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为优越和重要的。
“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我们应自觉把握分化和整合的尺度与分寸，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整个研究的格局与进展。哲学当然可以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从特定视角具体回应人类发展需要哲学做什么和怎么做。当前，迫切需要在分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强化综合研究、协同“攻关”。既要持存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也要保有跨(超)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开放发展中的“求同存异”原则，同样适用于哲学界。心平气和的沟通交流与抱诚守真的互学互鉴，会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我们应围绕当代中国和世界重要问题，整合各方面学术和思想资源，形成研究共同体，强化研究的公共性，协同创新发展。即使是思想阐释，也不能局限于对某个人物或思想的研究，而应同时兼顾整个流派或特定问题的思想史。
3.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应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纵观走过的70年不平凡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对若干关乎前途乃至命运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顺利向前;处理得不好，就会遭遇困境。前述的当下研究局限之所以出现，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一直在处理而没有处理好，有的是有时处理得不错有时又处理得不好，还有的是日渐凸显，迫切需要予以重视。唯有深刻澄明进而正确处理这些总体性、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持续阔步前行。
首先是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在新时代，必须更加合理地解决这个一直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总的立场当然是实现三者内在融通、有机统一，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规定性，并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在总体意义上，这种关系可以标示为：现实性——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从现实尤其是现实问题出发，发掘和运用已有学术资源，生成有助于破解难题的思想与方法，最终落脚于对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对实践的科学引领。如此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当前，迫切需要在继续强化已经逐步得到发展的学术性基础上，再度加强和突出现实性和思想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是面向现实、建基学术的创新性思想理论。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者是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职业，还是应视为事业乃至志业?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激荡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秉持的立场与情怀。马克思不是职业哲学家，却是志业哲学家，他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作为毕生事业，矢志不渝、热烈追求。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从业者把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我们的哲学不再是理想和担当，而是越来越被变成谋生乃至谋利的手段。当然，研究者也是“现实的人”，也必须“生存”。在合理范围内，功利性目的也同理想性目的一样，可以被正当地追求，但必须摒弃那种将我们的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事业以至志业的心诚志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我们应向怎样的目标迈进?这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指针与准绳。在特定意义上，目标就是方向、道路和前景。应确立并一经确立“就用以指导整个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奉献智慧与力量。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全力追求和完成的目标或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是富有成效的。一旦发生偏离，就必须及时调整或矫正，以确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确道路上前行。以上所说涉及的只是在理论上反思的结果。这个果实亦即种子要在现实中生根发芽，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唯有实际地自觉贯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才是可能的。相对于理论自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更需要强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思想的壮丽重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复兴中的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构成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与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需要高度自觉反思、超越自身和批判、引领现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运用成功经验、奋力克服研究局限、合理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在面向现实、立足学术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开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实现更加辉煌的理论进展和现实成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按照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安排，围绕“我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成就”这一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思所想、切身感受，谈谈作为一名老干部的感受。
夕阳余热尽争辉，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同龄人，一名新中国成长的经历者、实践者、见证者和受益者，见证了70年国家的变化，发自内心地倾诉着对祖国无限的深情。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年的道路是发展之路、繁荣之路、富强之路，国家越来越强大，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幸福。
时代更迭，历史变迁，我在不断成长，我的祖国也在不断发展。若将大海比作我的祖国，那么我就是浪花一朵，无怨无悔地随海奔涌。祖国是推动一个人前行的依托和动力。作为一名乡镇退休干部，我与共和国一同成长，我也亲历了祖国70年来的惊人成就。祖国70年的巨变让人欢心鼓舞，虽然我已经退休，但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仍然应当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力所能及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祖国早已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的动力和精神寄托。
祖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付出而变得更强大。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东亚病夫”。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是中华民族和新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很不平凡的70年。中国的发展在短短70年内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所走的路，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抚今追昔，我们深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历史性巨变又是多么不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自信、有智慧、有能力，从容应对。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前进，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
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凡的复杂性、非凡的艰巨性、特有的长期性，来不得半点虚幻、浪漫。唯有脚踏实地、耐心谨慎地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七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聪明、力量和探索，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奇迹、世界奇迹。总结建国七十年来的经验，既是对我们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总结，也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将改革推向前进的历史要求。
七十年来，春风化雨，中国的发展也影响并惠及了世界。70年，让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支柱。70年来，我们坚信"发展是第一要务"，让广大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一带一路"让我们进入主动开放期，最终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七十年来，我们风雨历程，虽路途艰辛，但是硕果累累。建国7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中国科技也飞速发展，制造业正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改革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西部、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逐步深化。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历史性转变。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关键之年，继往开来，中国的发展永不止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着眼全局性重大问题进行顶层设计，狠抓改革落实，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中国也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思考同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将继续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和干部的誓言，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继续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美的花朵。爱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在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爱国主义历来是我国人民所崇尚的。以下是小编整理了关于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心得汇总，希望你喜欢。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心得汇总【篇一】
如今，祖国在日益向强大发展，科技越来越发达，相信谈到我们的祖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爱我们的祖国”、“我为祖国骄傲”等语句，的确，在地图上，中国就如一只昂首高歌的金鸡，要向世界夸耀自己将要变得发达强大。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经过的路上全都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走这条路时都要加倍小心，如果稍一不留心，就有可能被绊一脚。外婆拉着我，总是说：“唉……这地方就这样了……你要小心一点啊。”垃圾也是随地可见的东西，这里一个快餐盒，那里又是一张餐巾纸;这里一个空易拉罐，那里又是一个塑料袋;这里一张小广告，那里又是一个空包装袋……这里不仅环境不整洁、路高低不平，交通还不便捷，做个车常常要走上几站路。
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听外公说，以前妈妈过十岁生日时，家里没有一样电器，当时还是3个舅舅凑钱买了一台10元的收音机。而现在呢，在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家的电器已经有富余，瞧，我们亲爱的祖国，正在进步着。
现在每天上学时，我仍旧经过那条路，可是，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高低不平的路变成了平坦宽广的马路，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公交车站走几十步就能到，这里还造起了“中环线”，这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祖国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发达。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祖国也一直和我一起成长进步着!从我幼儿园到初中，这十几年的时间，祖国就变化如此巨大，我爱我的祖国，我为祖国自豪!我想，祖国会变得越来越美丽、人们会越来越富裕幸福!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心得汇总【篇二】
我的祖国是中国，中国，曾经历经了多少沧桑，一百多年前，它开始了被侵略的历史，中国的命运从此走向黑暗。一路上，它开始失去了本质，别人在它身上留下了脚印，它无辜的子女洒下了鲜血，它独一无二的宝物被掠夺，被销毁……
如今，它，也就是我的祖国已经是闪闪发光的了，而我，是一位初中生，也是它的继承人之一，我的祖国有如今的面貌多亏了当年那么多不怕牺牲的国人，我和其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中国的脚步才刚迈出去，不能就停在这一步，我应该好好学习，奋发向上，充满斗志，祖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祖国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力量。
二十一世纪不再靠子弹决定胜负，而是一场智力的斗争，拥有知识，是我们为祖国做贡献的的基础，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增长知识。我们这一代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要因学习的辛苦而放弃，我们应该有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报效和发展祖国的光荣使命。
我和祖国同命运，我将认真完成我的学业，看到今天祖国的发展，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和祖国已融为一体，我因祖国的发展而高兴。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为了我自豪的祖国，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动起来，我们和祖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家庭，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让我们一起大喊：祖国，加油!祖国，加油!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心得汇总【篇三】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中国，屹立与世界之林，从衰落到强盛，经历了几十年的励精图治。他用自己的进步与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真正的实力。
2008年8月8日，中国在奥运会历迈出了精彩的一步。举世瞩目的开幕式盛典，让每一个华夏儿女为之自豪。我也不例外，当开幕式上历史的画轴缓缓打开，仿佛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时空隧道，去追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表演和动感灯光、字幕效果在我眼前闪现，我不由赞叹中国科技的发达。我不得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我为你骄傲!”
2008年9月25日，中国在航天历又迈出了崭新的一步——神七成功飞天。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宇航员穿着自己研制的宇航服出舱活动。当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见翟志刚叔叔漫步于太空，用手中的国旗向我们挥手示意时，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骄傲。那一刻，我激动地叫道：“中国!好样的!”
2010年5月1日，中国将要在世博历史长河中迈出伟大的一步。也许你会认为2010离我们还很遥远，那你就错了。当你踏入2009年的那一刻，世博的脚步就随着你不断的前进着。身为主办城市的小公民，我们也应当为世博出自己的一份力。在迎世博倒计时600天之计，我参加了一项“志愿者劳动”的主题活动，进入社区、学校打扫环境。虽然劳动很辛苦，可想到外国友人对我们上海环境的认可时，所有的疲劳都抛之脑后。我为自己能参与世博感到光荣。让我们相约在2010上海世博会，展示中国风采的盛会。
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努力与奉献。我身为新中国的中学生，为祖国的日新月异感到无比自豪，为祖国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立志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相信，我和我的祖国明天会更好!加油!
建国70周年成就展观后感【篇一】
我生活在一个幸福、和平、安宁的国家——中国，我知道这些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一个个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我想我一定要珍惜和保护它。
我的家乡在南京，七十六年前侵华日军攻占了我的家乡，对我的亲人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弱国，国民政府腐败，因此就“弱肉强食”，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土沦陷，大量平民遭屠杀，幸存者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的中国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我们成为了一个强国、大国，为了保护好它，我要认真学习做人的道理，锻炼强健的体魄，只有强大了自己，哪些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才不敢轻举妄动。
我想我们未来的中国是城市里有一座座摩天大厦，宽宽的马路上飞驰着一辆辆各种各样的新能源汽车，有太阳能的、风能的、核能的……家村里的田地整齐划一，农民伯伯们都住上了漂亮的小别墅，别墅里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有只要在嘴上说一声就能自动开关的彩电、空调，厨房里有会做菜，烧饭的机器人……
我爱我的祖国，我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
建国70周年成就展观后感【篇二】
在这建党98周年之际，我的心一直不那么平静，我深刻地意识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它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通过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凝聚人心，凝聚气节的神话。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平凡中孕育出不平凡，惊天动地的万里长征足可威震敌胆，显示了中华儿女反抗压迫的怒吼，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光辉篇章，是历史长河中不朽的一页。吃野草，啃树皮，翻山越岭，迤逦而行，气贯长虹，锐不可挡。正如*同志所说：“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昭示着“东方巨龙”将会披荆斩棘，直至到达胜利的彼岸。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英勇豪迈，气势慑人，谁人不为之折服呢?言已尽，意无穷，万里长征无需太多华丽词藻去点缀，只需要我们用心去铭记。
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了抵挡外来侵略，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用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地投降，解放战争，气势磅礴，势如破竹，终于*了蒋家王朝，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登上*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当家做主建设美丽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交通四通八达，科学成就硕果累累，教育、环保、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们掩不住的是喜悦、激动与自豪!
作为中学生，我们要缅怀先辈先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而挑起建设祖国的大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用实际行动实现人生价值与崇高理想。
建国70周年成就展观后感【篇三】
那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时刻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一座座楼房轰然倒下，一条条道路扭曲变形，城市、乡村没有了以前的热闹繁华，代之的是一个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废墟下，生命在挣扎，亲人在哭泣，人们在呼救……
再大的灾难也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身着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武警官兵来了，身穿白大褂的医疗人员来了，身穿橘黄色制服的消防官兵来了，身着各色服装的志愿者也来了……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抢修道路，掘开废墟，救治伤员，疏散群众。全国人民心系灾区，踊跃为灾区捐款捐物献血。一顶顶帐篷、一件件棉衣、一箱箱药物，通过直升机、车队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送到灾民手中。作文
xx爷爷来了。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力救幸存者，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的努力。他的话给救援人员以极大的力量，让灾区群众感受到了党中央春天般的温暖。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中国首善”陈光标在地震发生两小时后，分别从武汉和安徽调集60辆工程车，连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合力向灾区进发，5月14日，车队到达第一站后立即投入救灾工作，他不仅捐献了七百多万善款，自己还冒险救了128人。
一个个感人瞬间，一位位英雄人物，让今天的我们心存感激，难以忘怀。忘不了为救灾而殉难的邱光华;忘不了奔波千里抗震救灾的唐山十三位农民兄弟;忘不了为当志愿者而放弃出国留学的方晓霞;忘不了那雨中为多抢救一个生命而排成长龙的献血队伍;忘不了那来自大江南北的一句句问候、一声声祝福、一次次祈祷!是灾难，毁了我们美好的家园;也是灾难，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度难关!
两年后的四川灾区，已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城乡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灾区人民正大踏步走向新的幸福生活。
祖国，感谢你!是你强大的凝聚力给了我们一个幸福团结的大家庭，让我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一个个奇迹。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说：团结和爱国浪潮席卷中国，在这次地震中，中国人民展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心，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紧紧联合在一起。
感恩祖国!祖国，我为你骄傲!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守正创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
一、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复、改造和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公共文化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一)文化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 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我国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 4.97亿元，1978 年当年增加到 4.44亿元， 到 2018年达 928.33亿元。1979-2018年，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4.3 ，2018年比2012
年增长93.4 。
(二)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个，文化馆站 896个，博物馆 21个。经过 70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到“十五”末期，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6个，为 1949年的 57.7倍，为 1978年的 2.6倍;
文化馆站 44464个，为 1949年的 49.6倍，为 1978年的 9.7
倍;博物馆 4918个，为 1949年的 234.2倍，为 1978年的
14.1倍。从 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 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优势，积极发展视听新媒体，从以前单一的广播媒体发展到今天具有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广播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构成的传播新格局，拥有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覆盖手段构成的现代化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一是传媒规模不断扩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 2647个， 为 1949年的 54.0倍，为 1978年的 21.2倍;2018年实际开
办公共广播节目2900套，比2012年增长10.4 ;实际开办
公共电视节目3559套，比2012年增长8.7 。目前我国的广播影视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二是覆盖范围显著扩大。2018 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94 和
99.25 ，分别比1982年底提高了34.84和41.95个百分点， 比 2012年底提高了 1.43和 1.05个百分点;有线广播电视服务人群持续扩大。2018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为
2.18亿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49.0 ，而1998年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只有 0.28亿户。在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中，数字电视用户数2.01亿户，占92.3 ，数字用户数比2012年增长40.8 ，占比提高25.8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播影视新媒体蓬勃发展，2018年全国网络视听注册用户已达到 65.7亿个，节目播放次数接近 2.7万亿次。三是播出能力日益增强。1978年全国仅有 93个广播电台， 年播音约 7.7万小时;仅有 32个电视台，年播出约 1600小时。2018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 1526.7万小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 1925.0万小时。1979-2018年，广播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年均分别增长14.1 和26.5 ，其中，2013-2018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 和2.1 。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大幅增加，艺术精品纷呈，品牌优势凸显，节目形态、 样式日益丰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对节目形态多样化的需求。
(四)新闻出版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出版了大批优秀出版
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 文化需要。2018年，图书品种 51.9万种、总印数 100.1亿
册(张)，分别为 1978年的 34.6倍和 2.7倍，为 1950年
的 42.7倍和 37.1倍;期刊品种 10139种、总印数 22.9亿
册，分别为 1978年的 10.9倍和 3.0倍，为 1950年的 34.4
倍和 57.3倍;报纸品种 1871种、总印数 337.3亿份，分别
为 1978年的 10.1倍和 2.6倍，为 1950年的 4.9倍和 42.2
倍。电子出版业起步于 1993年，到 2018年全国电子出版物
8403种，发行量 2.6亿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日趋规范化和精细化，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和精品图书。
(五)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8年底，全国共有文物业机构数 10160 个，从业人员 16.3万人。1998-2018年，文物业机构数年均增长5.3 ，从业人员数年均增长4.6 ，其中，2013-2018年
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8 和4.5 。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到 4296处，较 1961年公布的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处，增加了 22.9倍;我国世
界遗产总数已达到 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全国共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保护单位 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 40 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我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38737亿元，比 2004年增长 10.3倍，2005-2018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 ，高于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速 6.9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由 2004年的2.15 、2012年的3.36 提高到2018年的4.30 ，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04-2012 年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9 ， 2013-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
(二)文化市场繁荣发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 17123个，为 1978年的 5.4倍，为 1949年的 17.1
倍;艺术表演场馆 1236个，为 1978年的 1.1倍，为 1949
年的 1.4倍。2018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 41.6万人、
演出 312 万场次、全年演出收入 152.3 亿元，分别比 2012
年增长72.0 、131.5 和137.4 ，演艺市场规模呈现井喷式
增长。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609.8亿元，比 2012年增
长1.9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19.6 ;电影院线拥有银
幕 60079块，比 2012年增长 3.6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
28.9 ，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
(三)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数字内容、动 漫游戏、视频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 增长点。2016年、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0.3 和34.6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业营业收入均增长8.6 。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引领和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文化产业集群趋势明显。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征日渐明显，许多有竞争力和实力的文化骨干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规划建设稳步推进。2018 年，全国共有文化骨干企业6.0万家，比2012年增长64.3 ，2013-2018年年均增长8.6 ;
从业人员为845万人，比2012年增长20.9 ，年均增长3.2 ;
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比2012年增长58.6 ，年均增长
8.0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实验园区和 33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三、文化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文化消费水平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投资和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
(一)文化投资快速增长。在各项政策的引导激励下， 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加大。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3.8万亿元，为 2005年的13.7倍，2013-2017年年均增长19.6 ，高于同期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速 8.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0 ，比2005年提高
2.9个百分点，比 2012年提高 1.8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 国家预算资金占5.1 、国内贷款占7.2 、利用外资占0.4 、自筹资金占81.7 、其他资金占5.6 ，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化格局。
(二)文化消费稳步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827元，
比2013年增长43.4 ，2014-2018年年均增长7.5 ，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 。分城乡看，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1271元，比 2013年增长
34.3 ，年均增长6.1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80 元，比2013年增长60.0 ，年均增长9.9 。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之比由 2013年的 5.4∶1，降低到 2018年的 4.5∶1。
四、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
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覆盖面小，主要是
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已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 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
(一)文化贸易快速增长。一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 稳步扩大。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1023.8亿美元，为2005年的5.5倍，比2012年增长15.4 ，2013-2018
年年均增长2.4 。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
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3.2 ，占
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1 ，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二是文化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格局。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59.6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
品出口为 162.8 亿美元，而 2008 年仅为 55.4 亿美元。
(二)文化对外投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具有规模和实 力的文化企业积极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已成为我国文化领域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 16.9亿美元，分别为 2008年和 2012年的 84.5
倍和8.5倍，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3 ，比2012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年，是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 70年，
是文化建设全面繁荣的 70年。展望新时代，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文化建设将呈现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将持续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时代风采!
环境保护效果持续显现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环境保护事业有序发展，污 染治理成效不断显现;生态文明理念逐步确立，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开始确立
7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我国的环境问题逐渐累积显现，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及时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建立并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道路。
(一)上世纪 70 年代后，环境保护理念初步形成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 70 年代正式拉开帷幕。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不断
完善
从上世纪 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和城市
发展规模扩大，我国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国家及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制
度，环境保护事业步入有序发展时期。“六五”期间，环境保护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七五”期间，我国发布首个五年环境规划——
《“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从此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五”期间，我国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九五”期间，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快速发展 时期。“十五”期间，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02年第一部循环经济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制定出台，标志着我国污染治理模 式由末端治理开始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十一五”期间，为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建立了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的统计监测及考核体系和相关制度。
(三)新世纪以来，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总书记着眼于世界文明形态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党的宗旨责任、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战略，推动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概括了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和世界携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共 赢全球观，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是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有力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 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制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分别简称“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施行， 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着眼
未来，进一步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作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
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生态状况逐步改善
70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国家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逐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 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一)环境保护投入跨越式增长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状况变化，我国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长，特别是从“十五”时期开始，国家积极拓宽环境保护投资渠道，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 设，有力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提升。80年代初期，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年为 25-30亿元，到 80年代末期投资总
额超过 100亿元，“九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 1010亿元，
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 。“十五”期末，投
资总额达到2565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7 ;“十
一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 7612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
值的1.84 ;“十二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8806亿元，占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8 。
2017 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9539 亿元，比
2001年增长7.2倍，年均增长14.0 。其中，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6086亿元，增长8.3倍，年均增长14.9 ;工
业污染源治理投资682亿元，增长2.9倍，年均增长8.9 ;
当年完成环境保护验收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2772 亿元，增长
7.2倍，年均增长14.1 。
(二)林业生态建设效果显著
林业投资持续增加。2017 年，全国林业投资完成额为4800亿元，比2012年增长43.6 。其中，生态建设与保护
投资2016亿元，增长25.7 ;林业支撑与保障投资614亿元，
增长175.6 ;林业产业发展投资2008亿元，增长144.6 。植树造林工作成果丰硕。2018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
707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38.5 ;其中，人工造林面积360
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50.9 。2019年2月英国《自
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从 2000年
到 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居全球首位，其中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中国巨大的人工造林面积。
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2009-2013年)结果，全国森林面积 2.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 ，森林蓄积151.4亿立方米。与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73-1976年)相比，森林面积增加 0.9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提高 8.9个百分点，森林蓄积增加 64.8亿立方米。
(三)自然生态保护不断加强
自然保护区迅速增加。2017年，全国自然保护区达 2750
个，比 2000年增加 152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14717万公顷，
比2000年增长49.9 。
湿地保护体系逐步形成。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小区并存，其他保护形式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湿地总面积5360万公顷，湿地率5.6 。纳
入保护体系的湿地面积2324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43.5 。
与 2003 年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同口径相比，湿地面积减
少340万公顷，减少8.8 ;受保护湿地面积增加526万公顷，
湿地保护率提高 13.0 个百分点。
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持续加大。2017年，全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2584万公顷，比 2000年增加 4488万公顷;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90万公顷，比2003年增长6.5 。荒漠化沙化趋势逐年好转。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监测结果，截至 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1.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 ;沙化土地面积172.1万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 。与1999年完成的第二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6.2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2.2万平方公里。自
2004年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以来，连续三次监测结果均显示荒漠化沙化面积呈持续缩减趋势。
三、污染防治强力推进，治理成效日益彰显
70年来，我国污染防治意识逐步加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主要污染物减排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防治成效日益显现，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和明显改善。
(一)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不断显现
污染减排既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也是改善环境质量、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198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明确提出“对流域、区域、城市、地区以及工厂企业 污染物的排放要实行总量控制”，成为我国污染总量控制制度的起源。“九五”期间，首次制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计划》，对 12项污染物指标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并层层分解落实，以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为抓手，大 力推动总量控制计划的全面实施。
“十五”期间，污染减排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开始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 6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提出了控制目
标。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2549万吨，比 2000年
增长27.8 。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 左右，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的约束性指标，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大措施，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等治污减排工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污水处理收费、脱硫电价等有效政策措施，污染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2185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1238万吨，比 2005 年分别下降14.3 和12.5 ，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 提出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8 、10 、8 、10 的约束性目标。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2224万吨， 氨氮排放量 23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859万吨，氮氧化
物排放量1851万吨，分别比2010年下降12.9 、13.0 、18.0 和18.6 ，均超额完成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继续将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列为约束性指 标。201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3.1 、2.7 、6.7 和4.9 ，均完
成 2017 年排放总量降低目标。
(二)大气污染防治提速发力
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十条”，提出了 10条 35项综合治理措施，重点行业整治、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机动车污染治理等全面推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到 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 以上，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累计下降18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全面开展，“大气十条” 目标全面完成，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提高，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全国空气质量逐年提高。2018年，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35.8 ，比
2015 年提高 14.2 个百分点。338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79.3 ，比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重污染及以上天数比例为2.2 ，比2015年降低1.0个百分点。
城市颗粒物浓度逐步下降。2018年，全国 338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为 71微克/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18.4 ;PM2.5年平均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比2015 年下降22.0 ;PM2.5未达标城市(基于2015年PM2.5年平均浓度未达标的 262个城市)年平均浓度 43微克/立方米，
比2017年下降10.4 。
重点区域细颗粒物浓度显著下降。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 2013年下降了
48 、39 和32 。北京市PM2.5大幅下降，从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51微克/立方米，下降43 。
温室气体排放大幅降低。2018年，中国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5.8 ，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40 ～45 的目标，为实现中国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酸雨区面积明显减少。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 云贵高原以东地区。2018年，全国酸雨区面积约 53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5.5 ，比2013年降低5.1个百分点， 酸雨区面积呈逐年减小趋势。
(三)水污染防治稳步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陆续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制定并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发布“水十条”，出台《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通过水陆统筹、河海兼顾，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良好。
地表水水质总体向好。2018年，全国地表水 1935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为71.0 ，比2016年上升
3.2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6.7 ，比2016年下降1.9个百分点。
河流水质不断改善。2017年，全国 24.5万千米的河流水质状况评价结果显示，全年Ⅰ～Ⅲ类水质河长占78.5 ，
Ⅳ～Ⅴ类水质河长占13.2 ，劣Ⅴ类水河长占8.3 。其中，
Ⅰ～Ⅲ类水质河长比例比 2016年上升 2.1个百分点，劣Ⅴ
类水质河长比例下降 1.5 个百分点。
湖泊水质有所改善。2017年，全国 123个湖泊共 3.3万平方公里水面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全年总体水质为Ⅰ～Ⅲ类的湖泊有 32个，Ⅳ～Ⅴ类湖泊 67个，劣Ⅴ类湖泊 24个，
分别占评价湖泊总数的26.0 、54.5 和19.5 。其中，Ⅰ～
Ⅲ类水质湖泊占比较 2016 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好。2018年，全国近岸海域 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4.6 ，三类海水占6.7 ，四类、劣四类海水占18.7 。
其中，一、二类海水占比较 2016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四
类、劣四类海水占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
(四)土壤污染防治逐步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政策陆续发布。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十条”，是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首个纲领性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之后陆续出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管理办法
(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201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认真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并规定每十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面开展。2005年 4月至 2013
年 12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 ，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大力实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2018 年，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 2263 万吨，较上年减少
46.5 ;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行为， “清废行动 2018”挂牌督办的 1308个突出问题中 1304个完成整改;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和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存在问题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在 2018年全部完成整改，净土保卫战有序稳步推进。
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不
断提升
70年来，我国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从零起步到迅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
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6086亿元，比 2001年增长 8.3倍。其中，
燃气投资 567亿元，增长 5.9倍;集中供热投资 778亿元，
增长 7.6倍;排水投资 1728亿元，增长 6.1倍;园林绿化
投资 2390亿元，增长 12.2倍;市容环境卫生投资 623亿元，
增长 9.8 倍。
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持续提高。2017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4.5 ，比2000年提高60.2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为97.7 ，提高39.5个百分点;用水普及率98.3 ，
提高34.4个百分点;燃气普及率96.3 ，提高50.9个百分
点;集中供热面积 83.1亿平方米，增长 6.5倍;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为40.9 ，提高12.7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0 平方米，增长 2.8 倍。
(二)农村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开展村庄环境整治， 重点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推动农村家庭改厕，农村人居环境日益得到改善。
2017年，全国建制镇污水处理率49.4 ，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51.2 ，供水普及率88.1 ，燃气普及率52.1 。全
国乡污水处理率17.2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23.6 ，供
水普及率78.8 ，燃气普及率25.0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81.7 ，比2000年提高36.9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奋斗下，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和长足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能源发展实现历史巨变节能降耗唱响时代旋律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能源事业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水平很低，供求关系紧张，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70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增强，我国能源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能源生产不断攻坚克难， 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源消费不断提高水平，实现历史性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把握新时代对能源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强化各项节能降耗政策落实，我国能源事业取得新进展，能源结构显著优化， 节能降耗成效巨大。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能源政策不断完善，有力推动我国
能源事业飞跃发展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对国家 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基础十分薄弱。上世纪 50-70 年代，能源发展得到重视。从“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 国家对电力、煤矿、石油等能源工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同时提出节约使用电力、煤炭、石油等。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加强能源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我国更加注重能源发展质量和效率，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逐步提出提高经济效益和能源效率，坚持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推动能源技术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资源制约日益加剧、生态环境约束凸显的突出问题，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加大节能力度，将单位 GDP 能耗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连续写入“十一五”、“十二五” 和“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相继出台
了能源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能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等纲领性文件，以及《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专项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能源革命”的战略思想，为我国能源发展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推动能源事业取得新进展。
二、能源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性保障作用持续增
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能力不足、水平不高。
1949年，能源生产总量仅为 0.2亿吨标准煤。经过 7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生产逐步由弱到强，生产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基本形成了煤、油、气、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性保障作用。2018年，能源生产总量达 37.7
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7.8倍，年均增长7.6 。
主要能源品种生产全面发展。原煤产量 1949年仅为 0.3
亿吨，2018年达到 36.8亿吨，比 1949年增长 114.0倍，年
均增长7.1 ;原油产量1949年仅为12.0万吨，2018年达
到1.9亿吨，增长1574.9倍，年均增长11.3 ;天然气产量
1949年仅为 0.1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 1602.7亿立方米，
增长22894.7倍，年均增长15.7 ;发电量1949年仅为43.0
亿千瓦小时，2018年达到 71117.7亿千瓦小时，增长 1652.9
倍，年均增长11.3 。
三、能源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用能条件和水平不断改善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源消费整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1953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仅为 0.5亿吨标准煤，2018年达到 46.4
亿吨标准煤，比1953年增长84.8倍，年均增长7.1 。
人均用能水平显著提高。1953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 93千克标准煤，2018年达到 3332千克标准煤，比 1953
年增长34.8倍，年均增长5.7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断下降。1954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 3.54，2018年为 0.50，比 1954年弹性系数低3.04，比 1954-2005年、2006-2017年平均弹性系数分别低
0.49、0.01。
四、能源结构大幅优化，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随着我国能源总量不断发展壮大、用能方式加快变革，能源结构持续大幅优化改善，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
生产结构逐步向清洁化转变。受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多煤少油缺气”特点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6.3 ，其他品种原油仅占比0.7 ，水电占比3 。70年来，原煤占比在波动中持续下降，2018年下降
到最低的69.3 ;原油占比稳步提高到1976年最高的24.8 后逐步下降，2018年下降到7.2 ;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总体持续提高，天然气由 1957年最
低的0.1 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5.5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
由1949年的3.0 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18.0 。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改善。受资源禀赋特点影响，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始终保持第一，但总体呈现下降趋 势，由1953年的94.4 下降到2018年最低的59.0 ;石油
占比在波动中提高，由1953年最低的3.8 提高到2018年的
18.9 ;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总体持续提高，天然气由1957年最低的0.1 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7.8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由1953年的1.8 提高到2018 年最高的14.3 。
五、能效水平显著提升，单位GDP 能耗不断下降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能源技术装备突飞猛进发展，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推动能源系统不断优化，能效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018年单位GDP能耗比1953年降低43.1 ，年均下降0.9 。从单位 GDP能耗指标值(GDP按 2018年价格计算)来看，由 1953 年的 0.91吨标准煤/万元逐步上升到 1960年最高的 2.84吨标准煤/万元后逐步下降，70年代开始又逐步上升后，基本呈现稳步下降态势，2018年下降到最低的 0.52吨标准煤/ 万元;从单位GDP能耗降低率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波动较
大，多数年份为上升，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保持下降态势。
六、“十一五”以来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
“十一五”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陆续出台多项节能降耗政策措施，不断加强节能减排体制、机制、法制和能力建设，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通过加快产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和推进节能型社会建设等方式，促使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
能源生产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发生巨大变革，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加速 向新能源转变，能源结构由原煤为主加速向多元化、清洁化转变。原煤、原油等传统能源生产增速明显放缓，占比大幅下降：2005-2018年，原煤产量年均增长3.5 ，比1949-2005
年年均增速回落 4.5个百分点，占能源生产总量比重 2018
年比2005年下降8.1个百分点;原油产量年均增长0.3 ，
年均增速回落 13.7个百分点，占比下降 4.1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加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
9.5 ，占比提高2.6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产量年均增长10.2 ，占比提高9.6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清洁低碳化趋势加快。“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革命不断深化，用能
方式不断变革，清洁低碳化进程显著加快，品种结构继续优化，利用效率高、污染小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 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2005-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4.5 ，比1980-2005年年均增速回落1.5个百分点。煤
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消费增速减缓：煤炭消费年均增长3.7 ，
年均增速回落 2.0个百分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2018年
比2005年下降13.4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年均增长5.0 ，年
均增速回落 0.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 1.1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高速增长，占比大幅提高： 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长
14.8 ，年均增速加快9.9个百分点，占比提高5.4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年均增长9.9 ，年均增速加快
1.2 个百分点，占比提高 6.9 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十一五”以来，在各项节能 降耗政策措施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单位 GDP能耗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05-2018年累计降低41.5 ，年均下降4.0 ，比1952-2005年年均降幅扩大3.9 个百分点，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十一五”时期，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目标为20 左右，实际下降
19.3 ;“十二五”时期，单位GDP能耗2015年比2010年降低目标为16 以上，实际下降18.4 ;“十三五”时期， 单位GDP能耗2020年比2015年降低目标为15 ，2018年比2015年已下降11.4 。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应对气候变化提上议程， 能源治理体系加速重构，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能源转型变革任重道远，传统能源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仍较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率亟待提升， 节能降耗面临阶段性压力，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完成“十三五”单位GDP能耗降低15 的目标，仍需继续努力。“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推动能源革命的蓄力加速期，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能源发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思想，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着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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