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培育与树立宪法信仰关系到整个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公民宪法信仰依然比较薄弱，或者说宪法信仰还在初步形成中。本文结合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困境以及重要性，提出完善树立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的建议，希望有所意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1：

对宪法信仰的比较研究

摘要：信“宪法”这个词汇我们听上去貌似很熟悉，但似乎又离我们很远。宪法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地位，对我国的国家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公民对宪法的信仰却很模糊。相比较而言的美国民众，则更信仰美国的宪法。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宪法历史和进展，从而批判吸收美国宪法的有益方面并促进我国宪法的发展。

关键词：宪法;权威;信仰;社会;培育

作者简介：张一煊(1995-)，男，汉族，浙江新昌人，浙江警察学院本科在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国家对于法治的建设的重视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可以说，现在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快速道”。但是不可否认，在老百姓、人民的心中，对于“宪法”的重量始终模糊不清的。

一、中美宪法的比较

(一)中美宪法的共性

虽然，中美的意识形态不同，宪法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但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宪法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都保障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确认维护和巩固国家权力，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和误用。总的来说，是一个国家最核心部分的体现。

(二)中美宪法的差异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在欧美历史上爆发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接着，英国通过了《权利法案》、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而美国则是制定了《1787年宪法》。资产阶级靠着这样一步步的法令来确保、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且这些西方国家都采用“立宪”的方式来巩固这个国家的运行，以及用宪法来保障自己的人身、自由、安全的保障。可以说，这些资产阶级与宪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而到了现代美国，活跃在“宪法运动”则变成了黑人，他们利用美国宪法一步一步的获得自己的权利。从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对于奴隶制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宪法修正案的颁布后，在宪法意义上奴隶制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同样证明，美国宪法是现实政治权力与利益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对黑人解放运动具有决定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进入民主的时间比我们早，因此对于“宪法”的概念更加完善，对于“宪法”的理解也更为透彻，所以对“宪法”的信仰也更加虔诚。

我们必须完善宪法的内容，人民才会尊重宪法。此外，由于宪法来源于西方，经过多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中国民众虽然已经了解宪法，宪法制度也已经建立，但是在本土的法律文化中，缺少实现宪法的人文环境和精神底蕴，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开展宪法建设时步步维艰，造成我国公民普遍对宪法缺乏信仰。

二、我国传统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在《窦娥冤》中的张驴儿要蔡婆婆将窦娥许配给他不成，将毒药下在汤中想毒死蔡婆婆，结果误毒死了其父。张驴儿反而诬告窦娥毒死了其父，昏官桃杌最后做成冤案，将窦娥处斩。最终得到正义伸张的是窦天章(窦娥的父亲)最后科场中第荣任高官，回到楚州听闻此事，最后为窦娥平反昭雪。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维护自身利益是通过“人治”这个途径。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犯，人们得到伸张的途径不是“法律”，而是通过更高一级的“官员”。

三、如何培育和树立我国的宪法信仰

宪法在我国的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其必须被信仰，宪法信仰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宪法的依赖和尊崇，坚持宪法至上的地位并且坚定不移。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深处，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①

首先，必须加强宪法教育宣传。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不然，每年设立的“宪法日”就形同虚设。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但切不可盲目的学习美国的宪法理念。

其次，要坚持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切实增强宪法监督实效。宪法监督是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重要制度形式。宪法实施离不开宪法监督。健全这个机制，不仅可以完善对宪法制度的完善，还可以增强老百姓、民主对我国宪法的信心，培养人民对宪法的信仰。

最后，要做司法的公正、公开，以此来树立宪法的威严。让人人民切切实实的体会到宪法的重要性。

[注 释]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参考文献]

[1]崔英，裘菊.论美国宪法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J].求实，2003(2).

[2]王杨.论宪法信仰的培育与树立[J].法制博览，2015(5).

[3]曾瑜.论宪法信仰[D].四川师范大学，2010.

[4]肖文芳.探析宪法信仰缺失的表现[J].西江文艺(下半月)，2015(10).

[5]张睿.宪法文化与宪法信仰[J].东方企业文化，2015(12).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作者：张一煊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2：

论宪法信仰的培育与树立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培育与树立宪法信仰关系到整个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目前我国公民宪法信仰依然比较薄弱，或者说宪法信仰还在初步形成中。本文结合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困境以及重要性，提出完善树立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的建议，希望有所意义。

关键词：宪法;宪法信仰;培育;树立

作者简介：王杨(1990-)，女，汉族，湖南株洲人，广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这是促进民众更加了解宪法精神、培育全民宪法意识和推进宪法实施与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决定。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信仰能在短期内迅速的树立起来，都是需要长期的积淀方可初步形成。而且，宪法信仰的树立不可能单靠公民自身就能完成的，还需要国家配套相关制度加以培育。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还处于宪法信仰培育的初步阶段，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培育和树立宪法信仰面临的难题

如何加强宪法的实施、发挥宪法的效用以及使全民更加理解宪法的精神内核?培养宪法意识是当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过去，我国缺乏宪法信仰培养和树立的原始土壤。相比于西方，我国宪法存在的历史较短。就近代来说，清末明初虽然先后制定过十来个宪法性文件，但大都由于没有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盲目学习西方，最终未能在全国推行，对当时的人民观念更新引导作用甚微。近些年来，实际生活中也多多少少发生过一些需要借助宪法为支撑的案例，但最终都被宪法的非司法化拦在门外，这样一来，宪法的很多条文规定并不能通过个案与大众的现实情况相关联，失望的实践情况导致宪法在老百姓心目中可有可无。过去我国的宪法缺乏有效的实施，被人们称为“睡美人”，正好说明了我们宪法当前处境的尴尬所在。

如何建立具体有效的宪法监督体系，保障宪法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尊重和执行，是培育和树立宪法信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宪法监督体系和违宪审查机制，导致宪法未能得到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尊重，沦为一些人工具，当宪法的规定与其谋取私利的目的有帮助时就引用宪法，否则则将宪法弃之一边。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前述问题的解决，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步伐。

二、培育和树立宪法信仰的重要性

何为宪法信仰?关于对其的定义，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都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因为宪法是法律并且是一种高级法，所以宪法信仰是一种关于对高级法的情感、评价，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另有学者认为，宪法信仰是指人类在社会运转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宪法蕴含价值产生的信任感、尊崇感，是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知的结果，并顺理成章地将宪法作为实现人类最终价值的目标和一切行动、思想的指南，以及愿意为之奉献一切的心态和行为。前述观点都有较大的合理性，分别阐述了宪法信仰的内涵。从前述定义之中我们也能大致看出宪法信仰的重要性所在。

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是宪法能真正有效实施的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能促进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得到有效促进之后，能反作用于宪法的实施，巩固宪法实施的成果。当宪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之后，人们就会更加了解宪法、知悉宪法的精神内核，从而肯定宪法的作用、利用憲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信仰宪法。当人们信仰宪法之后，就能更进一步的推动宪法的实施，共享宪法实施的成果，从而使宪法实施的成果能真正保存下来。

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推动力。“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宪法作为法律产生的母体，是法律权威的来源，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宪法得不到信仰，法治国家的建设将缺乏内在动力。因此，信仰宪法是法治国家真正建立的基石和根本标志，法治国家的建设有赖于宪法信仰的培育和树立。

三、培育和树立宪法信仰路径的初步思考

(一)要加强宪法意识的培育

宪法信仰受制于宪法意识，而宪法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整体意识也就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对公民宪法信仰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每个公民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生活在一定的人群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周遭社会群体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公民宪法意识形成和变异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从直接影响公民个人的价值观到影响其宪法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宪法信仰。此外，社会利益观也对公民的宪法信仰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而言，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只会对能带来切身利益的宪法规定投以更多关注。基于这种天性，所以我们对例如选举权、人身权、教育权关注的较多，而对于宪法修改次数、宪法修改年份缺乏关注。因此公民宪法意识的利益取向也决定着宪法信仰的树立，在以后的宪法意识熏陶中，应该注重社会价值观、利益观的衔接把握，考虑这些因素在其基础上推动宪法意识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培养、坚定公民的宪法信仰。

(二)加强宪法教育宣传

理性来说，公民宪法信仰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法治氛围的熏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大力宣传法治知识，尤其是宪法的基本条款和原则，形成一个人人懂法、守法、护法的环境，扩大宪法知识的受众范围，凝聚信仰共识。国家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笔者认为，以后每年围绕宪法日的那一周可以定位为法律知识宣传周。在宪法日的当天，不单单是法制知识走向农村偏僻地区、各大校园内，还应走向城市大道、机关事业单位，让广大人民真正了解身边的法律知识，明白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

(三)完善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机制

要使我国的公民普遍树立宪法信仰，宪法监督机构的确立和宪法的实际应用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我国宪法虽有明确规定，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违宪案件，基本上最终都以宪法的非诉性而告终。并且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违宪审查制度，一些违宪行为因为缺少法律监督而成漏网之鱼。监督宪法实施本应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目前法律还未对宪法监督对象、程序、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宪法监督主体职责就难以一一对应，追究违宪行为就无法完全实现。同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公民需要的不是简单写在纸上僵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能够实际应用到生活的宪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需要宪法的实施，需要宪法从神圣的殿堂走向法院，走向大众内心深处，让公民感觉到宪法与自己息息相关。结合中国的现状来看，公民宪法信仰的树立，既要尽快完善宪法监督中的法律法规，还要确保宪法的真正实施，使宪法能够真正成为公民生活中的维权武器。

四、结语

公民的宪法信仰问题是宪法实施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自宪法实施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宪法相关理论也获得了巨大进步。在以后的法治建设和宪法相关制度完善中，我们需要理性分析公民的宪法信仰问题，及时总结宪法意识培养机制的不足和缺陷，抓住问题根源，恰当处理宪法信仰和时代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更新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宪法意识，培养公民向良好宪法信仰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艺津.论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的培养模式[D].湖南师范大学，2014.

[2]曾瑜.论宪法信仰[D].四川师范大学，2010.

[3][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4]韩大元，秦强.社会转型中的公民宪法意识及其变迁[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作者：王杨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3：

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摘要：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成就，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在立法上不够完善、宗教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还相互矛盾、法律位阶较低、司法保护渠道不够畅通等，这不利于宗教自由的实现，应当在立法、司法实践等领域中加强对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宗教自由;法律保护;问题;对策

一、目前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宗教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有些甚至还相互矛盾

目前全国的宗教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在：

宪法方面，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但没有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许多外国人、无国籍人(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纷纷来到中国，甚至长期在我国工作与生活，宪法的这一规定无法包括他们，显得不够全面。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其实，宗教自由的主体其实应该包括宗教团体，我国宪法里对此也没有体现。

专门的宗教法律少而且层次低。我国的宗教法律仅限于行政法规层次与国务院部门规章层次，法律层次上的仅有宪法、选举法等抽象规定，还没有制定出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自治法》等基本法律，因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无法可依”现象突出。

现有的法律、法规之间(尤其是地方性宗教法规)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打架甚至违反宪法的现象。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缺少评价标准或评价标准不统一，相互矛盾。比如，针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是否可以从事卜卦、算命及其对此的评价等规定尚不统一。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等活动如何定性?是否属于宗教事务?亦或属于民间风俗、信仰?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指出：“对于一切以看相、算命、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员，应当教育、规劝和帮助他们劳动谋生、自食其力，不要再从事这类利用迷信骗人的活动，如不遵守也应当依法取缔”。2002年7月18日，北京市通过了《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稿)》，规定今后北京市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将不再违法。而《上海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当然并不限于上海，而且还有其他省市，如黑龙江等)第28条却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两个地方性法规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定截然相反，并且，都是发生在我国大陆之内，這不仅违背法律的统一性原则，让人不知所从，而且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极不严肃的。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种自由和宪法权利就不能被效力处于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下位法所限制(除非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本身的目的或者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利益等)。以《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为例，《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第53条第一款规定：“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弘扬科学精神，遵守学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提高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和伪科学活动。”这里的“迷信”一词极有可能会侵犯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明显背离宪法第36条以及宪法第5条的规定精神。

另外，我国一些省市在制定宗教管理条例中只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列为宗教，而将其他所有宗教都排除在宗教范围之外的做法，与宪法是矛盾的。比如，《山东省宗教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公教)、基督教(新教);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县级以上区域性佛教协会、道家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区才、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按照此规定，除了五大宗教之外，不仅犹太教、印度教、东正教(包括五大宗教内的新兴分支教派和新兴宗教)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合法的宗教在我国这些地方却不被认为是宗教，而且没有合法产生的可能。这实质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而且剥夺了公民或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权力对宗教信仰及事务的不适当的干涉。

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使得上述违反宪法统一性的现象不能被及时而有效纠正，这不仅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而且，也不利于有效保障宗教自由权利的顺利实现。

(二)　现行法规的有些规定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

现行法规、规章的有些地方规定得不具体，语言模糊，可操作性差，这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表现在：

1.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善。法律责任规定要么很少，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事务条例》、《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等;要么过于简单，比如《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职、违法等根本就未作规定，这和法治的精神(有权必有责，权责一致)相矛盾。

2.缺乏对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职权、执法程序、监督、法律责任等的规定。就全国性的宗教法规或规章来说，对于宗教管理部门的相关职权很少有规定，地方性的宗教法规或规章更是如此。无论是全国性的宗教法规、规章或者地方性的宗教法规、规章，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宗教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本条例，尽职尽责。至于有哪些职权、如何实施、违法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作具体详细的规定，因而导致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

3.语言模糊，有些规定不是法言法语，这不仅不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而且也不利于对公民人权(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国务院刚颁布不久的《宗教事务条例》为例，《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是什么，这里没有任何说明。这就为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和贯彻本项规定埋下了由于理解不同而产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条例》第3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此项规定的关键在于一切宗教活动首先必须是“正常的”，才能受国家保护。现实社会中，有多种宗教，就一种宗教之中，也可能存在有多种教派，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正常”标准。这一规定不符合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从立法角度看，是不严肃的;从执法角度看，该规定的操作具有太大的随意性，赋予了政府太大的任意干预宗教活动的权力，这显然不利于人权保护。

(三)　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司法渠道不畅通

西方有法谚说，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此言不虚。宗教自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并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理应受到尊重和切实的保障。与以前相比，我国在保障宗教自由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人们的宗教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和保

护。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纠纷应该是不少见的，但是，围绕宗教自山而发生的司法裁判却似属少见。遗憾的是我国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争议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尚未被激活。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虽然我国《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了一些救济措施，比如《宗教事务条例》第46条规定，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该规定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对于司法救济也是不利的。

以与公民的宗教自由有天系的所谓中国教科书诉讼第一案为例。。案情是这样的：2004年9月12口，福建律师丘建东向成都武侯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他在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学习期间，该院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178页关于“宗教在本质上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的陈述，对他的宗教信仰自由构成了伤害。他认为四川大学这一选编教材的论断，违反了宪法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他要求四川大学赔偿精神损失费1.00元，并对教科书内容进行书面更正。9月28日，法院裁定此诉求不在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内，因此不予受理。丘建东不服提出上诉，2004年底，二审维持原裁定。丘建东转而寻求向教育部捉出行政复议，也未获受理。中国的教科书诉讼第一案由此以失败告终。

该案例反映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与宗教信仰自由所可能发生的矛盾，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普遍性。就该案中涉及的教材内容是否构成对公民宗教自由的侵犯而言，由于本案教材不是给宗教信徒使用的，因而减少了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如果教材只是代表了编者私人的观点，那么私人确实有自由表达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因为宗教信仰不仅意味着尊重信教者的信教自由，也包含了不信教的自由。那显然是宗教自由的正常行使。但是，由于教材代表官方立场(因为我国的教材是通过出版社作为官方单位的审定，且在原则上需要经过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因而即使普通教材也带有一定的官方特征)，显然国家应在宗教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不应简单将宗教等同于“精神鸦片”，这有违反政教分离的嫌疑性。实际上，中国在教育上存在诸多与宗教信仰冲突的问题。如在新疆，学校中学生封斋、做乃麻孜、穿戴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服饰、传阅宗教书刊等。这些行为是否合法，国家对此类活动的管制是否影响他们行使宗教信仰自由?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定途径解决。

此外，宗教执法中由于种种原因，宗教执法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我们曾经去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司、监等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他们说这不是某一个地方性的现象，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发现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现象就是“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和死刑犯”的宗教自由利，尤其是宗教活动自由没有办法落实。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虚没的基本权利。这不仅违反法治原则，而且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因为，宗教信仰对于改造罪犯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还有宗教执法监督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虽然制定了一定数城的宗教法规与规章，但由于对宗教执法监督的规定很少，监督机制不健全，缺少程序规则约束，导致权力机关监督软弱，执法机关内部监督涣散，司法监督形同虚设，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不普遍，监督渠道不畅通。比如，国务院1994年1月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此后两年，国家宗教局虽然接到了不少上访信，反映登记中乱收费或对聚会点不予登记等问题，但尚未发生一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

宗教自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并保障的基本人权之一，当然要受到尊重和切实的保障。权利总是存在着被侵害的可能，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宗教自由也不例外，这一权利一旦受到侵犯，而得不到救济，就会导致宗教自由权利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如果宪法第36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受到侵犯，实际上没有任何可诉的途径加以救济，通常采用法定途径以外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势必会影响到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因此赋予遭到侵害的宗教自由活动以救济途径是对公民宗教自由予以保护的最后屏障。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机制中最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公民宗教自由的司法救济十分微弱。

二、完善宗教自由法律保护的对策

(一)　修改现行宪法第36条的建议

关于宪法第36条的修改，有学者认为，本条旨在强化对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保障，限制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建议修改为：

个人与公民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在不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公共秩序及煽动排他性仇恨的前提下，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方式表明和传播其宗教和信仰。国家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任一宗教或哲学、道德体系，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信仰。

有人指出，现行《宪法》第36条的内容是1982年针对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内容修改的，通过修改，摒弃了原来“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内容。因为，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后面，加上“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自由”的内容，实际上就否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对当时“文革”期间全面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的现实的法律确认。修改后的第36条，比较好地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于冲破“极左”路线在宗教问题的束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時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宗教问题上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较深，因此，《宪法》第36条的内容，不同程度仍然存在对宗教的防范性和歧视性规定。从体例上来说，存在着与整个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体例不符的情况。因此，应当把《宪法》第36条的内容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上述有些建议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些建议在我国目前则不具有可行性。为此，我们认为，可采用如下方式予以修改：

确认人人(包括宗教团体)都享有宗教自由，这是宗教立法的核心内容。其中，对于内在的宗教信仰，应当受到绝对的保障，而不得侵犯;对于外在的宗教活动自由应当给予必要的限制。同时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不应当仅仅限于“公民”。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许多外国人、无国籍人(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纷纷来到中国，甚至长期在我国工作与生活，所以宪法这一规定无法包括他们，显得不够全面，因此建议变更“公民”为“人人”，把宗教信仰的主体公民修改为人人，明确承认人人有宗教或信仰自由，而不仅限于公民。

同时信仰的范围不仅包括宗教，而且包括其他许多内容，宗教只是信仰的一个方面，因此可以考虑变更“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等。一方面使信仰的范围更客观真实，符合实际，也是与国际公约接轨的需要，因为我国已经加入了这些国际公约;另一方面，也与宗教自由的平等原则相一致。这里的人人不仅包括遵纪守法的人，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和罪犯。从实际情况看，在我国，“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和死刑犯”的宗教自由权利，尤其是宗教活动自由没有办法落实。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虚置的基本权利。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在我国，正在服刑的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允许信教的罪犯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按照“允许信教的罪犯保持原有的宗教”的规定推论，罪犯实际上并不享有重新信一个宗教的权利。因此罪犯的宗教信仰权是残缺的。而且司法部在1992年1月26日《关于犯人、劳教人员信仰宗教和在狱所内从事宗教活动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两回事。鉴于监狱是专政机关，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场所，因此监狱内不得举行宗教活动。对于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应当为其实施宗教信仰提供相应的条件。有人认为，罪犯的宗教信仰权没有被剥夺，监狱内服刑罪犯被国家强制将其与社会隔离，致使其没有被剥夺的宗教信仰权利无法行使”。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罪犯的改造。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法律学者吴经雄先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　提升宗教法的法律位阶，完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实施细则、地方性的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

应当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国情，一方面提升宗教法的法律位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自治法》;另一方面，完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实施细则、地方性的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制定和修订其它法律时增加宗教专门条款或增加宗教专门条款的分量。同时，宗教立法需要处理好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公约的关系，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尊重国际公约的优先地位。宗教立法既要做到总体结构科学、合理，逻辑体系严谨，条款表述准确，遣词造句规范，理论依据充分，还要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取消一些模糊性的概念，如：可以改用“合法”取代“正常的”等。同时，通过启用宪法监督的制度，消除地方性宗教法规和其他法律中与宪法相矛盾的地方和不利于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之处(关于这点，后面将作进一步论述)，实现法制的统一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国宗教自由的宪法保障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又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地方。在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宗教自由宪法保障进程中，应当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对于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应当充分借鉴联合国国际人权标准，更多借鉴和体现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在处理涉及宗教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牢牢把握住法律根据与人权的标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宗教自由，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我国宗教事业和人权事业同时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从而实现国内、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激活有关宗教自由纠纷的司法，保障宗教自由的实现

应当为宗教自由权利的保护提供司法救济的渠道。值得高兴的是，我国党和政府选择了法治作为我们的治国方略，并在规定宗教自山的基础上，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尽管在保护宗教自由的路上还存在渚多困难，但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我们认为，针对当前的现实，在完善宪政设计、宪法监督的同时，应当完善我国的宪政司法救济，为此，应当做到：

应当通过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由的纠纷，改变过去针对宗教自由的纠纷不予受理或者作其他处理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确认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只有这样，公民才能针对自己的宗教自由权利以及相关权利被侵害而提起司法诉讼，等到条件成熟时，公民可以直接通过普通法院提起宪法诉讼，保障公民宪法诉权的实现，实现宪法司法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对公民的宗教自由的宪法保护。保障公民宪法诉讼权的实现是权利需要救济的必然要求，同时，法治也要求保障公民的宪法诉讼权，而且，诉讼也是现代文明社会权利救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鉴于宗教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认为，在诉讼管辖方面，针对有关宗教自由的案件，一审法院应当足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在审级上，可以实行三审终审制。同时，为了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顺利实现，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第46条的规定，即把该条规定的内容“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为：“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取消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

同时，在通過司法诉讼程序解决有关宗教自山的纠纷时，应当牢牢把握宗教自由的原则界限：第一，任何一教的信仰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自由。也就是任何一个人的信教自由不得妨害其他任何个人的个人信教自由，其背后的基础是人人平等的理念。第二，宗教自由不得侵害其他的公民自由权利。其道理与其他的自由不得侵害宗教自山一样，宗教自由之所以成为公民权利的理由，也正是其他公民权利确定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们是站在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上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就像各个宗教之间的平等一样，不能有轻重贵贱之分。第三，宗教自由不得破坏为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成员幸福所必需的其他价值理想。在不违背这三个大原则下的宗教自由，不能也不应该受到国家权力干预。除开第一原则外，第二原则和第三原则涉及到我国立法问题、传统文化以及社会所接受的价值或理想问题。当然，这些原则也适用于立法、执法和遵守法律的行为。

责任编辑：陈剑

作者：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