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定依法治国

宪法规定依法治国（精选6篇）

宪法规定依法治国 篇1

家

雷丹玫：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2014-12-01 07:40 宣讲家

核心提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适逢我国首个宪法日来临之际，宣讲家网站邀请到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雷丹玫律师跟我们分享她的学习体会，帮助大家深入系统地学习四中全会精神。

雷丹玫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一、我国宪法发展过程

（一）宪法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起源于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但英国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成文宪法，是由一些宪法性的文件和法律组成的，包括“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等。美国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在1787年制定了宪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此后，各国都以美国宪法为模范制定了本国的宪法。

（二）我国的宪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在这四部宪法之前，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它以法律的形式总结过去，宣布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生的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并且规定了共和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共同纲领》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宪法，但作为一部宪法性文件则应无疑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产生的，确认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所有制形式。应该说，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适应当时的客观情况，它是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不仅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吸收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部宪法。这一时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义务领先，权利几乎没有，条文简陋，宪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宪法尽管有宪法之名，但很难说符合现代宪法的实质要件。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代替了1975年宪法。由于是“文革”刚结束，为恢复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制定的，所以，同样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不能真正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因此，宪法刚一出台，即被修改，两次修改后仍无法适应。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前三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它明确提出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三）现行宪法的修改

1982年宪法通过以来，至今作过四次修改，共31条。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要对现行宪法作一次修改，当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是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做，有利于宪法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至于修改宪法的方式，经过慎重研究，确定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借鉴美国修改宪法的方式（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220年来宪法原文一直未动，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18次，共27条），它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采取的修改宪法的办法要好，以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都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采取的都是修正案的方式。

第一次修改是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共两条（第一条、第二条），一是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二是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第二次修改是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九条（第三条至第十一条），主要增加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第三次修改是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三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六条（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主要内容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

第四次修改是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十四条（第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主要内容：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了“三个文明”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非公有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等。对宪法的这些重要修改，使宪法更加完善，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成为体现时代特征、符合国情、与时俱进的宪法，并没有因此影响宪法的稳定，也没有因此损害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二、宪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一）宪法的概念

宪法是集中体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和利益，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设置职权等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法律。

（二）宪法的特征

宪法是国家颁布的法律的一种，具有法的共性和共同特征，但宪法又不同于其它一般法律，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与其它法律相比，宪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1、宪法规定的内容与普通法律不同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即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原则、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国家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而普通法律只是规定国家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

2、宪法的法律效力与普通法律不同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种最高法律效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宪法是国家一切立法活动的基础，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二是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不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而且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举例说明。

3、宪法的制定、修改等程序与普通法律不同

由于宪法上述两个本质特征，决定了它需要比普通法律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此我国的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而普通法律的制定修改，只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即可。

（三）宪法的作用

宪法的作用，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国家意志的具体表现。宪法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

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不同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公民权利行使的原则；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防止国家机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2、在确认和维护政治制度方面的作用

确认国家权力归属问题；确认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又限制国家机关权力。

3、在规范经济生活方面

宪法确定国家的经济制度；宪法确认国家经济体制；宪法确定国家经济政策。

4、在法制建设方面的作用

宪法是法治的核心，是法制基础和依据。宪法为普通法律的制定提供立法依据；宪法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

三、宪法的内容

宪法包涵的内容很丰富，重点介绍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1、我国的国体（1）国体的概念

国体称为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体是国家制度的核心，决定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决定国家发展的总方向。（2）我国的国体

我国的国体。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第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权基础。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工农联盟构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基础。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一种实现形式。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结合。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专政就是对敌人进行斗争，人民必须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分子进行斗争。

（3）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2、我国的政体（1）政体的概念

政体又称政权组织形式，是指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去组织保护自己、反对敌人的政治机关。政体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实现国家权力的形式，国体是国家权力的阶级内容，两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适应和服务国体。（2）我国的政体

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的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组成整个国家机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地域广阔，不可能人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广大人民把本来属于自己的管理国家的权力，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或者任命以及制定法律，把一部分权力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包括选举政府行使行政权，选举法院行使审判权，选举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一府两院”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不能违反人大的立法和决定进行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1、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根据一定原则采取的调整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形式。

2、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具体表现为：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只有一套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最高国家司法机关的中央国家机关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以及特别行政区在内的行政区域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不得脱离中央而独立；公民只有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法主体。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在单一制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特别行政区制度

宪法第二十一第规定：“国家在必要时期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指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在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设立实行高度自治的行政区域的一种特殊制度。

（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1、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

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调整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带有全局性的制度。宪法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2、我国的经济形式（1）公有制经济

根据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

第一，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集体经济，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2）非公有制经济

宪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包括：

第一，个休经济，是指城乡个体劳动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产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济。

第二，私营经济，是指我国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占有生产资料，存在一定雇佣关系，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我国宪法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目前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三种。

3、我国的分配制度

宪法规定：我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我国的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指经济的运行模式。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四）我国的国家机构

1、国家机构的概念：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国家机构是国家存在的表现形式，其本质取决于国家的本质。

2、我国的国家机构

（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国务院（4）中央军事委员会（5）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6）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7）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五）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1、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敌人而言。

权利，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公民可以从事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义务，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公民从事某项行为的必要性。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

2、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公民的法律地位平等，不受任何差别对待。平等权包括：所有的公民都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公民都不得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公民都不得强迫其他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2）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公民依法参与国家管理和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和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

第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年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条件，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二，政治自由。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主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监督权和获得赔偿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据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3）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4）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及与人身有关的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包括：

第一，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即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住宅不受侵犯。即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通信自由。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5）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

财产权：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劳动权：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参加劳动的机会，并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取相应的报酬； 休息权：劳动者根据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享有休息和休养的权利； 获得物质帮助权：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公民接受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文化权利和自由：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3、公民的基本义务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2）遵守宪法和法律（3）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4）依法服兵役（5）依法纳税

四、依法治国与宪法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二）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 1、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其作为宪法的第五条第一款。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破天荒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2、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三）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落实的首要问题

依法治国当然必须首先依宪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因为只有这样，宪法所承载的人民意志才能体现，所体现的主权在民原则才能得到保障，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本质要求才能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2、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3、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4、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宪法规定依法治国 篇2

一、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措施的出台与实施, 党政领导干部的宪法认知有所增强, 宪法理念相对提升,对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等宪法实施的举措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也应该看到, 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仓促应急的表象,有“一阵风”的成分,真正提升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虽然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但对宪法依旧不熟悉、不敬仰

经过30年的“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 广大领导干部对宪法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等,但是总体来看,对宪法的政治属性了解相对较多,对宪法的法律属性知之甚少,在工作生活中能想到宪法、应用宪法、信仰宪法者寥寥无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熟悉宪法历史和现行宪法的立法经过。 对新中国以来的四部宪法、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和四个修正案的历史经过了解较少,对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历史局限 、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认识不清。 第二,不熟悉现行宪法文本的内容。 很少有领导干部通读过138条、包括序言共计16500字的宪法全文,对宪法的序言、总纲、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的基本规定仅能说出一二。 第三,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用到法律,也只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很少考虑到宪法规范。 第四,对“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举措被动接受多,内心触动少,仪式感强,信仰感弱。 第五,由于对国内外宪法的发展历程一知半解,有时出现“西方宪政完美无缺、中国宪法仅为 ‘闲法’”的错误言论。

(二)虽然清楚“权为民所赋”,但在“民”面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官”与“民”的角色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对于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但在思想深处,不少领导干部依旧认为自己是在“管理”国家、“管理”人民,即使改变了说法,也是“治理”国家、“治理”人民,自己是权力的指挥者和发出者,广大人民理所当然要接受这些权力的管理和约束。 许多领导干部虽然能脱口而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但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也正是由于没能正确把握宪法赋予国家公职人员的真正职责, 部分领导干部过于看重或在意手中的权力,忘记了权力是把“双刃剑”,忘记了权力要为人民服务的本来属性,用肆意妄为的权力在自己与百姓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虽然明白权力要受到限制,但权力之手时常伸出笼外

随着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的相继落实,广大领导干部逐渐意识到要限制权力、收敛权力,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但是必须明白以下问题:是主动情愿地关,还是被动不情愿地关? 由谁来设计、编织这个笼子? 由谁来掌管开启笼子的钥匙? 多年来“公仆”伤民现象没有真正得到扼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者自己设计、 编织了所谓制度的笼子,并掌管着笼子的钥匙。 在这种条件下,笼子看上去美观漂亮,实则松松垮垮, 摇摇晃晃,甚至漏洞百出”。[1]权力貌似关进了笼子里,却好像“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同时又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将权力之手伸出笼外,比如下发各式“红头文件”,将其打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软法”。 一些违法的“红头文件”涉及到审批、许可、收费等事项,直接影响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成为公权滥用的 “尚方宝剑”。

(四)虽然明知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但侵权事件依旧时常发生

30余年的宪法实践促使广大领导干部逐步意识到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是宪法的永恒主题。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追逐的是自己的所谓政绩,投的是上级领导的所好,“在管理不留空白的理念支配下,权力在不断超越法律而扩张自己的触角。 权力尤其是各级一把手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绝对性”。[2]不是认真对待权利而是号召动员民众为所谓的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放弃权利;不是在权利面前保持谦抑,而是任意扩大权力的边界;不是欣然接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而是对来自民众的意见、建议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不是用权力服务权利,而是忽视权利、甚至用权力侵犯权利。 在权力的侵害面前,权利往往不堪一击、难以自保。

二、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既有宪法自身属性和实施的原因,也有领导干部本人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的原因。

(一)宪法本身政治属性强,法律属性弱,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对宪法的认知出现偏差

“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涉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3]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统帅作用。 同时,宪法也当然地具有法律的属性,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规范,只是这类法律规范比起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似乎与平常人很少发生交集, 导致有的领导干部仅将宪法看做是国家的政治纲领,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宪章”,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关系不大,很少关注,更谈不上信仰。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过程中不必直接援引宪法规范,形成“宪法无用武之地”的错觉

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中基本会援引与本行业、部门密切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涉及到各类实体法和程序法,但是不必直接援引我国的宪法规范,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以为宪法无用,认为宪法所涉及的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是“居庙堂之高”的顶层设计,至于最终能不能“忧其民”则要看上级领导的指示或命令,由此导致对宪法文本的普遍不尊重。 或者不认真对待宪法文本,遇到问题撇开宪法,对宪法“敬而远之”,或者公然违反宪法条文,或者以批评宪法为习惯,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归结到宪法文本的制度设计上, 形成了“宪法虚无主义”的错误理念。

(三)多年来我国宪法实施不给力,使得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宪法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和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违宪追责不到位,很少有人因为违宪承担法律责任,“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理念淡漠,宪法素养低下,宪法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违背宪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着表面上尊重宪法,实际上远离宪法甚至架空宪法的问题”。[4]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法外设权,习惯以“红头文件”扩权、揽权;习惯以“领导批示”代替依法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迷信“强权政治”, 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橡皮泥”。

三、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路径选择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组织者和带领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其中, “ 法 ” 首当其冲应是 “ 宪法 ”, “ 法治意识 ” 首先应是 “宪法意识 ”,唯有如此 ,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一)不断提升宪法素养

宪法素养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质就是实现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宪法化。 所谓执政理念,就是为谁执政、如何执政;所谓执政方式, 就是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即权力从何而来、为谁所用、如何行使,就是要将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放在宪法的视阈下考量,弘扬宪法精神,恪守宪法原则,维护宪法权威,最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首先, 要在领导干部中进一步推进宪法教育。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的要求,加大宪法学习的力度,促使领导干部熟悉宪法文本,牢记宪法规定。 而且学要考核,考要真考,不搞“考卷与答案齐飞”的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本人也应充分利用书籍、报刊、 电视、网络等媒介加强对宪法的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以此牢固树立宪法至上、权为民所赋、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理念,真正将宪法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其次,要充分发挥“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引领作用。 “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虽然只是一个法定节日和一种外在仪式,但是它追求的是法治的实质, 表达的是对宪法的忠诚, 维护的是宪法的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必要形式。 当前关键是要克服仅在“国家宪法日”想起宪法、仅在“宪法宣誓”时忠于宪法的不良倾向,在内心建立起对宪法的真正信仰。 要以“国家宪法日”和 “宪法宣誓制度 ” 为契机 , 时常总结宪法实施的经验,反思违宪事例的教训,明确宪法的核心要义,强化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使“言必称宪法”、“行必遵宪法”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自觉反应和自主行动。

再次,要依宪行使权力,勇做宪法实施的“排头兵”。 虽然目前我国的宪法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做宪法实施的模范, 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 立法机关要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和体现宪法精神;行政机关要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制定各类规范性文件既要因地制宜, 又要合宪合法,完善制定主体、适用内容、适用对象、效力期间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经得起备案审查的监督与考验。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前就是要依托宪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原则以及根据以上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法制度,真正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少数领导干部肆意用权、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突出问题。

首先,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常思权力来自何方。 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部门的“一把手” 对待权力“唯我独尊”、对待百姓“狂妄自大”、对待下属“作风粗暴”、对待享受“趋之若鹜”,无一不是特权思想在作祟, 完全忘记了权力的本源与归属。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加强对特权行使者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彻底改观,创造一个“不敢耍特权”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次,强化权力限制,使“权力寻租”无可乘之机。 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成为掌权者谋求获取自身利益的筹码,进而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 因此必须进一步规定权力的范围,明确能够行使的权力应该有哪些、有多大,必须在什么范围内行使,防止已有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要将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使为公共利益行使权力,也必须有明确的边界; 要依法逐步缩小各项权力的范围, 削减直至取消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真正达到职权责任法治化。

第三,使用“好钢实料”,打造坚实的制度笼子。 笼子是否结实牢固,是否坚不可破,关键在于编织笼子的材料、也就是各项制度能否经得起考验。 当前, 除了充分发挥各项法律制度的刚性作用外,还要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落到实处, 使其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让人民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独立行使诸如公共财政、人事选任、官员问责弹劾等权力。 同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给“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保证、拍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戴上“紧箍咒”。

(三)善用宪法思维解决现实矛盾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 矛盾凸显期,需要解决的国内外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特别是宪法思维来思考问题、作出决策和处理矛盾,“通过宪法塑造社会共识,通过宪法治理解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展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信和主权独立。 ”[5]

首先,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界定了我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将“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列为核心利益,不仅仅是对中国核心利益实事求是的总结, 也对外宣示了这些政治制度不容质疑、不容妥协、不容干涉。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基本政治制度,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其次,通过宪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结果。 ”[6]各级领导干部应科学分析其成因,将合宪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合法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 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时, 要遵守宪法原则,固守法律底线,既要防止不顾宪法权威,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解决问题;又要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使运用宪法思维执政成为领导干部开展一切工作的自觉行为。

第三,学会使用宪法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宪法语言则是宪法思维的载体,它从来不是宪法学家、法官、检察官的专利,各级领导干部亦应加强训练,“出口成宪”,平时讲话、做报告、写文章、制定方针政策既可以引用上级指示、报纸观点、红头文件, 更要结合实际引用宪法条文和法律原则,切实改变宪法语言在公共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缺失现象,克服对宪法语言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使宪法语言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社会的“普通话”。

(四)将公民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公民权利是国家对公民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 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近年来先后通过了 《国家赔偿法》、《监狱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一系列法律,分别对《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诉讼法》等作出了修订和修改。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坚定决心,也为广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

领导干部须真心敬畏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依法执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公权力的最终指向与目标。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权力的自恃与傲慢, 深刻认识到自己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利,更不是对百姓的恩赐与施舍,唯有如此,才能忠于宪法法律,严格遵照法定原则、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来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为了在公民权利面前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领导干部应该以“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阻止权力的日益扩张,该放手时就放手,不能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自我设置公权力,也不能打着保护其他公民权利的幌子,肆意地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日，重提“依宪治国” 篇3

巴黎和马里相继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国际社会刚露出建立反恐统一战线的端倪，俄土争端旋即又岔开了主题。在东方，韩国爆发了7万人的反朴槿惠游行。

相较国际政局的不确定性，国内形势则像是在按写好的脚本演绎。反腐继续狂飙突进，高校频频有老虎落马，各地的十三五规划正在加紧制订中，破立之间，历史风云推进。

大事频仍，小事也可圈可点。这不，有一件“鸟事”就牵动万人心。河南大学生闫某与其朋友王某将自家门前鸟窝里的16只小鸟掏了出来，养了一段时间后予以售卖，被法院分别判处10年半和10年有期徒刑，因为那些小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大学生掏小鸟获刑10年，如此悲催的剧情让很多人唏嘘甚而愤怒，口水洒了一地。

此案的是非曲直仍在发酵之中，我这里无意评说，不管是什么说法，这样一场讨论都是一次很好的法治操练。尤其是在12月4日“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即将来临的时候，这个案例更是恰逢其时。

国家宪法日是2014年开始设立的，创设这一节日的背景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宪法监督”。明年3月，宪法宣誓制度也将开始启用。种种行为表明，“依宪治国”正在快马加鞭地推进。

但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国家治理中，宪法还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在整个社会治理理念中，宪法还没有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因为宪法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行政权滥用或权力任性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从国家立法到地方立法包括行政法规，也经常出现要么跟宪法精神相冲突，要么远离宪法精神的情况。

宪法实施效果不太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实践。修改后的《立法法》第99条其实预留了违宪审查空间。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违宪违法，五大国家机关可以提出违宪审查要求，其他团体公民可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但到目前为止，五大机关从来没有提过，公民个人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建议也基本上没有得到反馈。

宪法规定依法治国 篇4

治国新征程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心得体会：依宪治国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于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对于更好发挥宪法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审议通过，是一部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好宪法。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将党领导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有效做法、指导思想等写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能够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需要。此次修改宪法，只是修改部分内容，而不是大改，这对于保持宪法权威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具有重要作用。

论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篇5

论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现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自由公民的大宪章。宪法规定的权利叫基本权利，它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最主要、最根本和不可缺少的权利。这些权利理应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否则将对宪法的权威以及尊严造成极大的挑战。同时也会阻碍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不够周密，体系也不完备，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没有被列入宪法典之中，虽经多次修宪但始终为能触及筋骨。所以针对一些案例，对此问题做出一些分析。

首先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采用的是列举的方式，使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更明确，保护起来更方便，可以根据宪法进行立法或者直接适用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等原因，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种类规定还有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宪法和世界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规定，因此在宪法中增加一些公民基本权利很有必要。记得2009年十大宪法案例中有个“躲猫猫”事件。大致是说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死在了看守所，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结论遭网民一片质疑，后经调查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对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一系列宪法本身存在的漏洞。第一，是关于人犯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包括宪法保障、法律保障。因为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仅仅是依法羁押人犯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羁押并且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人犯一旦进入看守所以后，他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等都应该受到保障。李荞明仅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即使法院宣告他有罪，他的生命权、健康权仍然要受到保障，而保障人犯的生命权是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能因为公民触犯了法律而丧失，也就是说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人也不能够剥夺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权，然而李荞明只是受犯罪嫌疑暂时被羁押而已，他涉嫌盗伐林木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犯罪都没有确定，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乃至死亡，其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人格尊严，已经在“躲猫猫”事件当中被践踏殆尽。按照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一个牢头、狱霸，以玩游戏的名义殴打致死，《看守所条例》明文规定，看守所里，有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该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怎么会出现严重的伤及、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游戏呢？所以其中反映出坚守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担当。比方说，管理层的疏松，以及玩忽职守，基宁咸看守所的管理既不严格，也不文明，而且漏洞很多，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助长了牢头狱霸的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而且据说牢头狱霸是我们国家监狱、看守所一个普遍的产物。同时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如果有犯罪行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相关机关依法处理。但是当时看守所发生此事件后，却回避责任，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而是谎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玩“躲猫猫”游戏，并不小心撞到墙上致死的，以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另外据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平的透露，晋宁县看守所一些监管设备损坏达半年，因为监视镜头损坏半年，看守所没有进行修理，所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这样就使社会和公众永远无法明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还原事件的原貌，也许真正的死因也随之被埋没。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看守所的死亡，所引发的对特定主体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与某一个看守所有关，但反映出我们国家目前现行宪法与法律对这一权利保障的盲点。比如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特殊人权的保护。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个具体保障问题。第二，“躲猫猫”事件涉及看守所条例合宪和合法问题。已经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非常明确，看守所显然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抵触。首先是违法的、无效的。关于合宪性的理解，《看守所条例》首先将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界定为人犯。什么是人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犯了罪，这里显然是存在一个先罪后定的问题，是由罪推定的一个体现，违反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第二，既然将人犯界定为犯了罪的人，当然除了羁押以外，《看守所在条例》明确担当起对人犯进行管理、教育、生活、生活、保障、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看守所应该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形式的劳动教育，同时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等等，集羁押、侦破、教育、奖励于一身的多功能职能，具体涉及到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集权的机构。在权利过分集中的地方，权利就失去了保障，因此看守所定位的混乱和权利的集中，不仅使看守所自身的管理无法法制化，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刑讯逼供这种现象直接诱发的一个原因。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看守所，就好比关进一个黑洞洞的房子里，他们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实现羁押与侦查分离的原则，目的就是约束公安机关的权利，最大程度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而使看守所的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宪法人只有活着才能够享受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生命其他的一切权利根本无从谈起。因此生命权是人的首要权利，也是最高的权利。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其死亡，剥夺其生命权。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权益的根本大法宪法，应当也必须将生命权确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将生命权入宪有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完善我国宪法，同时也是我国实施国际公约的需要在宪法上设定生命权一方面意味着当有非法侵害生命的行为或危险发生时，公民有权采取防御措施，防止侵害生命的结果发生。同时也意味着当公民的生命遭受非法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公民的生命进行救济。建议宪法对于生命权条文可以如下表述：“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任何人不得以非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生命。” 还有就是中国现行宪法中对公民出版自由的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合理限制方面做的也不够充分。例如被评为2010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的谢朝平出版作品遭刑事拘留案。事件回放：2010年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在《火花》杂志出版了增刊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其中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2010年9月17日，陕西渭南检察机关对谢朝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谢被取保候审。对此事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对此做出评说说第一，渭南警方因谢朝平在作品中揭露了真实的情况和腐败的问题，就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追捕和拘留，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断定，警方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出版自由权。第二，渭南警方因为谢朝平的作品披露了真相，批评了当地的公务员，就对作者进行打击报复，这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批评、建议等监督的权利。第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很多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规定，渭南警方没有遵守这些规定，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国家工作人员一定要有宪法意识，应当按照宪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法律在执行中不与宪法相抵触，所有的部门法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而我国宪法也该对这类特殊言论自由做出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屡屡发生的“因言获罪”、“因言治罪”的冤案不再发生。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中国的现行宪法是从1982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漏洞，所以需要修改一部分宪法，以适合时代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依法辞退违反规定的怀孕女工案 篇6

【案例】

A是北京某公司职工，双方合同期限为1993年5月至1998年6月30日。1998年5月，因A感染伤寒，双方在劳动合同到期时又签订了医疗期合同，终止期延续至1998年11月30日。A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体检合格，公司通知A于1998年9月30日到公司办理上班手续，但A未按公司要求上班。同年10月7日下午，公司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在纠纷处理过程中，A向该委员会提交了由医院开具的1998年10月5日至10月19日妊娠呕吐病休假条1张，认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应视为出勤，而不是旷工。要求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补齐劳动合同解除期间欠发的工资、劳保和福利，以及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被告某电视中心辩称：根据《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的规定，孕妇进行产前检查视为出勤应具备3个前提条件，即怀孕的事实、依照医务部门要求的事实和进行产前检查的事实；而A未提供上述任何一种事实证明。我公司解除与A的劳动合同，是因为A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第35条第1款“员工因病或因伤不能上班，必须事先递交由医务室或合同医院的病休（诊断）证明书，经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方可休假，逾期按旷工处理”的规定。

【评析】

法院认为：公司规章制度，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应视为有效；与A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A称其1998年10月5日去医院产前检查，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为保证医疗部门对孕妇和胎儿进行有效监护有特殊规定，但这种检查，应该是定期的常规检查，A所提供的医院的医疗手册中没有1998年10月5日产前检查的记录，亦未提供任何与产前检查有关的证据。另外，A虽然向本院提交医院的建议休假证明，但未经公司有关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擅自休假，事后又不主动说明情况。A的各项请求无事实根据，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我国劳动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依据该法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第26条、第27条规定中并不包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