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新时代的语文教师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文化面前，社会对于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要求也在飞快地提高。语文教师不再仅仅是传统的讲解生字词，分析课文，以及指导写作那么简单，能不能适应飞快涌现的新生文化现象，并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消化吸收精简进而有效的将正确的积极地信息传授给学生，是对新时代的语文老师的新要求。
作为抓着八零后尾巴抢在九零后前头出生的我，不止一点的感觉到了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的认识上的落差。就像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代沟的存在，师生之间的代沟也是不能忽视的。当一个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用充满现代信息的话语传授知识，较之刻板的传统教学，课堂效率以及学生的接受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满嘴流行词汇永远站在潮流前沿的不见得就可以做一名合格的好的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格魅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一名学生，也是一名未来的语文教师，对于在现代社会中语文教师应该扮演的角色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学养。对于教师这一角色，当学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这时就需要教师上场“传道授业解惑”，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信条，是为人师者必须做到的，是不可颠覆的。这需要教师本身有雄厚的知识储备，且应该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祖宗的话是可以奉为经典的。作为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充实不断丰富，要永远比学生多学一点，这样才可以有教学的资本，在讲台上才能有话可说，有好话说。雄厚的知识储备，是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尤其是我们现在要谈的语文教师，更应该高要求。就算不能学富五车或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应该信手拈来，并且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教会学生更多的，更实用的正确的文学知识。
其次，修养。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个人修养是一定要高的。结合最近网络上以及身边发生的令人寒心的事，对教师本身的修养问题，我们应该加以更多的关注。教师对于学生的教授，不只限于书本知识，不只是教学生怎么学书本怎么考高分，最重要的是要交给学生怎么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试想一个品格不高追求不高的老师，能教给学生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师就像是模具，老师什么样儿，学生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浸染。所以，修养问题从教师抓起，让教师的高尚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引领学生，尤其是语文教师。语文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华几千年瑰丽文化的代言人，他们的个人魅力，对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民族的自豪感责任感的建立，其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第三，敏感性。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网络文化、手机文化各种新鲜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内容更是良莠不齐。各色文化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社会经验丰富的成年人尚且分辨不清，何况阅历不深的学生。而学生作为年轻的一代，接触新文化的机会，接收新文化的速度比较起来迅速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因为接受了不良信息而酿成的悲剧也是层出不穷有目共睹的。整顿社会风气是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面。有效的阻止悲剧的发生，重点还在年青学生一代的教育上，由此，学校，教师，扮演的角色更是重中之重。我们所接触的各式信息，不管内容如何，大都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的，也就是说，在学生的这方面教育上，语文教师的责任更重了。作为语文教师，对各色信息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接触新信息并消化之分析之，将精华的传授给学生，糟粕的更要教育学生摒弃之。通过课堂，告诉学生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仿冒的甚至是有害的。为学生点一盏明灯，教会学生怎样分辨面对的信息轰炸，提高眼力，学会判断。从教室走出去的不只是学生，更是积极的新文化。当这些融入我们的生活，和谐也就不再是口号。
年青一代是希望，在这个信息轰炸的年代，在雅俗高低各色文化的洪流中，能够不被污浊沾染，单纯靠社会的力量是不够的，也是不实际的。年轻人自身要提高眼力，自觉有效地分辨知识和信息的真假善恶，积极主动的传播健康文化。这些，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是行之有效的，语文教师更应该如此。
第四，才艺。做到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尽可能广泛的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现在的学生，个性极强，见识也广，教师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让学生心悦诚服，没有一点真本事是压不住的。用学生的语言传授知识，让学生自主的产生共鸣，对于教师展开教学，学生享受课堂，是很有帮助的。学生会佩服真正有水平的老师，反之，对于自己不承认的语文教师，学生的反抗威力是不容忽视的。我就曾有过亲身经历，眼见得一位语文教师被学生呛得哑口无言，形容之悲戚让人不忍一视。
总结起来，语文教师是不同于其他科目教师的，语文教师承担的更多，也更重要，这与我们的国情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一个以汉语言为母语的，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积淀的传奇的国度，语文教师既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也肩负着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积极文化追求的责任。可以说，语文教师，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师角色。
语文教师，既要有丰厚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品格，同时与时代接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引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新时代，语文教师不但是教授课业知识的讲坛上的老师，也是提升国家新一代的辨识力的老师，更是把握社会文化风向的舵手。
毛泽东时代，特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一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所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成绩和灾难怎么看?
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毛泽东的资料中，看到的主要是他的成就。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我想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是在现在的红色经典中看不到的部分。确实，毛泽东的成就，没有人可以抹杀。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可以列举很多，其中一些是举世瞩目、很让这个被人欺压了一百多年的多灾多难民族骄傲的。但我们必须明白两点，第一，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特别是因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多大;第二，假如换一个人领导或是另一种情况会不会有这些成绩?甚至会不会有更大的成绩?同时，代价是不是更合理、科学一些?当然，这不是叫我们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成就，只是要全面的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
与此相反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对由于毛所带来的成绩进行全盘否定，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灾难是空前的，仅以文革为例，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曾沉痛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如此，那么“文革”前的历次运动呢，解放前毛泽东在根据地和党内发动的各种清洗呢。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从广度看，完全可以说是冤狱遍国中，凡是他影响所及的地方，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除他一人之外，人人自危，甚至包括被千夫所指的林彪、“四人帮”。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彪的叛逃和“四人帮”也是他过度放纵的后果。如果要追究文化大革命的责任的话，毛应该是最大的责任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是没错的，但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联合一下国内外的形式再下定论。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更多的灾难也好，是成绩也罢，因为那已经成为了历史。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教训。1.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
2.防止个人崇拜。
3.不要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中苏关系恶化就是主权之争，但是，中方有人却说成是主义之争，即“苏联变修”。结果，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和做法也因此被联想为是修正主义。
4.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避免打击面过宽，避免冤假错案。
任何政治活动都不能以打断正常的教育和生产、生活秩序来进行。
5.严禁打砸抢烧等社会破坏性行为。
6.经济建设要注意规模和适度发展，切忌急于求成和盲目攀比。
7.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切忌不惜血本。
菖蒲九年一贯制学校 131班 佘佳怡
若你问我对“追星”的看法，我便会回答：“追星”对我们青少年有利也有弊。
“追星”能让人更好地追求成功。大家都知道，王俊凯有两个偶像——杨幂和周杰伦。王俊凯为了见到自己的偶像，发愤地学习音乐和吉他，努力地争取参加比赛，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才有了如今的成就——成为千万粉丝的追求者。王俊凯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最后他说自己是为了“追星”。据王俊凯自己所说，自己在没有“追星”时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孩子，在“追星”之后努力学习，成绩拔尖，还当上了班长。
“追星”能让人有动力，曾经有一个少年，他不爱学习，不爱体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到了后来，张杰去的故乡马来西亚参加比赛后，他就觉得张杰唱歌唱得很棒，就从路人变成了张杰的死忠粉。为了张杰，他报了音乐培训班，还报名参加了运动会，他不懈的努力都只为张杰。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中国新声代》的舞台，还见到了张杰，他就是余家辉——《中国新声代2》汪东城班级最有力的学员。
但“追星”过度会让人沉浸在幻想中，不肯回到现实中来。我有一个远方表哥，他是赵丽颖的脑残粉，他每天都幻想着与赵丽颖见面，他的成绩也因此下降，他还成了他妈妈眼中的败家子，他拿着家里的钱买了许多关于赵丽颖的物品，花去了不少的钱。后来，他妈妈再也不让他买有关赵丽颖的物品，他就在家发牢骚，最终得了痴呆症，整天呆在房间里。
“追星”过度也会让人不思进取。有些人“追星”并不是想和那些明星一样成为成功者，而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能守护他(她)，他们并不了解“追星”的真正含意，他们把“追星”普遍地理解为：有了明星们的同款呀或多一些关于明星的物品，他们并不懂得如何“追星”。
每个人都可以“追星”，但不可以过度追星，盲目追星，而应该适度追星，理智追星。
点评：“粉丝文化”是热点，追星的粉丝很多，为星而狂的粉丝也不少，但作者有自己正确的粉丝观：星可追，但不可疯狂，应从中受益。作者本人是粉丝，在做粉丝的过程中受益不少。明星正确追星，使自己有长进。这些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文章观点正确，论证具体有力。初写议议论文，难得可贵。 傅立平指导老师
《比较宪法》一书由武汉大学前校长王世杰先生于1927年编纂出版，开创了中国研究比较宪法学的开端，此后在30和40年代掀起了比较宪法学研究的热潮,并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造诣的著作。本人选此书一览，一则是丰富自己《宪法》专业课的知识，二则有感于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艰难与潜力并存。
王世杰其人
王世杰，生于1891年，卒于1981年，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先后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退往台湾后，担任了一些虚职，潜心研究古画，著成《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
王世杰先生在幼年到武昌读小学的时候巧遇在鄂兴办实业的地方大员张之洞，张问“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王答“为人杰，为尧舜。”张之洞惊奇之，并录取他进入其所兴办的小学就读。可见，王先生从小立志成为一名杰出人士，拥有一番作为，而他也就是这么去践行的。
先生深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倡导的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放弃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学习，回鄂参加革命，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任务。王先生的经历说明，晚清政府倡导的新政，培养的新式人才，正是为自己的覆亡充当了掘墓人——历史何其地讽刺。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进行独裁统治，推翻临时约法，引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相当不满和愤慨，遂爆发二次革命。先生基于对民主政治的渴求，毅然决然参加讨袁运动。由于革命党人与袁氏实力相差悬殊，二次革命失败。先生决定到西方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于是漂洋过海，求学海外。他在英国获得政治经济学士后，又赴法国攻读法学博士，可以说先生在海外多年研习各国法律制度颇有造诣，深谙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劣长短，为《比较宪法》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回国后担任了北大的教授，并于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现代评论》，为传播马列主义、鼓吹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对《比较宪法》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比较宪法》中，他没有基于他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而对共产党嗤之以鼻，也颇为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国民政府党政不分以及蒋介石专制独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表达了不满。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主持制订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改的。 这足以见王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法律界的学术地位、
国立武汉大学是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是其毕生之心血。在任内，他不仅开明办学，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纪律严明，深得蒋介石的好感。创建武大，发展武大，王世杰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他本人认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的遗嘱中对子女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先前的从政生涯早以厌倦，而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却始终倾注着无限的深情和厚意。
如果说先生的政治生涯有何污点的话，那么1945年他以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实在是有违先生个人之本意而为历史之不齿，为人民之唾弃。当然，他也是受蒋介石的授意而做出的不由衷之举。居其位而未能谋其政真的是先生的悲哀!
《比较宪法》概述
全书共为六编，分别是第一编《绪论》，第二编《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三编《公民团体》，第四编《国家机关及其职权》，第五编《宪法的修改》，第六编《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在内容上，本书探讨了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范以及实施，应该是比较全面具体的;在体例上，本书采取的是
编、章、节、目的形式分说，应该是相对科学严谨的。
“绪论”论
在《绪论》中，作者探讨了宪法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在“宪法的概念”中，作者将宪法的特性分为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宪法形式上的特性，即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修改异于普通法律。作者认为的宪法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只是任何普通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宪法发生抵触，否则即是违宪。我认为，作者过于简单地归纳了宪法形式上的特性，不只是宪法要有异于普通法律的内容;宪法的制定、修改都要异于普通法律，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都不得违犯宪法，都应归于宪法形式上的特性。
宪法实质上的特性即内容上的特性在于规定国家根本的组织，作者将它归于三点：
一、规定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二、规定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三、规定宪法的修改——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在这三点上都有规定。我认为他所归纳的毕竟缺乏一点，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宪法制定者必须要关注和协调的，并确立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如美国宪法所确立的联邦制——地方分权模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为主，结合地方分权的模式。而宪法在规定国家根本的组织时是必须对中央、地方关系作出某种抉择的。
现代宪法的一个特色即是，公民权利得到最大化的保障，私权利的某种合法膨胀。作者对权利和义务的精辟论述：所谓个人的基本权利亦即是国家权力的限度，所不应侵犯的权利;所谓个人的基本义务，即是人民所必须牺牲的自由。于第一点论述而言，近代流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思想正是对其的最好阐释，公权力非经允许不能干涉私权利的领域，这样才能使公权力机关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私权利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于第二点论述而言，义务即是必须牺牲的自由，我不敢苟同。其实，权利和义务是统一体，履行了义务才能更好地实现权利，实现权利也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基础。任何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集合中，如果人人只想着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想拥有权利，不想履行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将一塌糊涂。
在“宪法的分类”中，作者继承了西方的传统思想，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以及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两大类。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宪法分类可以有许多形式，如根据宪法颁布的主体分为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和协定宪法，根据宪法的性质分为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当然，基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阶级立场，我们不能苛求他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著作。
在“宪法观念的沿革”一节中，作者强调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观念，这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法典系有臣属起草，不具有代表性;由皇帝认可颁布，不具有民主性。中国的一切法律均有皇帝制定，任何法律的效力也是同等的，根本不具有宪法形式特性。至于实质上的特性，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有一点宪法的影子的。中国古代的法典不外乎两类：刑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我们暂且认为它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组织问题，虽然不涉及或是很少涉及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义务还是规定的比较详细的，这多少体现了专制社会的某些特色。另外国家机关的职权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也是古代法典的一大特色：君权至上，皇帝独尊，是专制社会的常态;而皇帝统率下的各个机关仍需要分工，并且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如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便是其中的翘楚。当然，国家各部门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不是有皇帝金口一开就能够完事的，是需要法律的明文规定的，这样才能促进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国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从而更好地维护封建皇权。
而对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宪法观念的变化，作者论述的则比较系统。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作者所处时代，西方宪法观念中有几点基本未变，即基本法(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组织和它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当然，古希腊罗马时代所谓的基本法尚不具备现代宪法的特性，但作为近现代西方法律渊源的鼻祖，其所确定的这些原则历来为西方社会所遵循，并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
而在“国家的概念”一节中，作者探讨了国家的几个基本问题：国家的名称、要素、主权问题和起源及根据。在此择“国家的起源和根据”一目发表个人见解。作者根据西方的传统观点，着重探讨了神意说、契约说、强力说。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唯物主义者，我们或许对神意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
神意说也有其合理之处，它的依据是国家的存在基于神意，那么人民便不能不服从国家。这其实是让人民心中有所敬畏——人还是需要信仰的——从而更好地服从、服务于这个国家。心中有猛虎，而心生畏惧。
关于契约说，作者先是介绍了契约说的一般性质，然后介绍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每种学说的优点和缺点。在谈到霍布斯的思想时，作者认为“依着霍布斯的学说，这个造国的契约只成立于人民与人民之间，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者;因此，人民虽已将其一切权利自愿转让，而有完全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却可不受民约的束缚” “本为克伦威尔革命的一种反动，其用意即在为君主专制求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故其轻视民权，自亦理所应当”。至于洛克的思想，作者认为“其目的为当时的革命统治(1688年革命)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因为洛克认为人民相约以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与统治者，借此来保障人民所保留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是有限度的，即统治者不能侵犯人民所保留的权利，否则人民可以推翻统治者的政权。而对于卢梭的思想，作者先是分三点介绍：一是，民约系成立于人民之间;二是，契约内的条款必已给与人民一切平等的待遇;三是，一切人民必俱已承认将其固有的权利归诸国民全体，而听国民共同意志的支配。对于契约说，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它的不足，即它把国家的起源看成是由一群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民依着理性与意志根据一个契约组成一个国家。很显然，这是很荒谬的。当然，作者对契约说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对于卢梭的批评就是有失偏颇的。在卢梭看来，人与人在自然状态下市自由平等的，但这只是一种低级的无差别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必然向文明进化，而私有制就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卢梭认为私有制的出现——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表现引起了上层建筑—— 人权平等的变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卢梭认为，人民把一切权利让诸国家，表面上是丧失了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的权利，但换回的是社会的自由以及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这从某种程度上是由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渊源，值得肯定。
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和“公民团体”
作者把“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放到“绪论”之后，足见作者对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重视，而这也是作者出国留学多年接受西方权利观念的一种表现。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可以与人权等量齐观，作者采赞同态度，并将人权分为三类：积极的基本权利或是受益权、消极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
在作者看来，积极的基本权利即是“为谋个人知识、道德及身体上优性的发育，有时候国家尚须对于个人，积极地履行若干种活动”的义务，如公民的受教育权、接受国家救济的权利和劳工保护权;将消极的基本权利看做是个人自由，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等，并认为“为使个人知识、道德及身体上的优性，得以尽量发挥，国家对于这种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这是传统宪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它把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义务划分为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同时认为国家对自由权(即宪法上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负有消极义务，对社会权(即宪法上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负有积极义务。正是由于此种理论，国家可以合法合理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来干预公民的自由，对公民的自由进行诸多限制，或许在宪法典上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自由或是公民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具体到各部门法上则无明确的法律后果来承担此种违犯公民自由的行为。其实国家对每项基本权利的义务都具有复合性，即既有消极义务，又有积极义务。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两种义务不能截然分开，即不能认为国家对一部分基本权利即自由权负有消极义务，而对另一部分基本权利即社会权负有积极义务，这种认识不符合事实，是不准确的。譬如受教育与劳动，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依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看来，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全部转让给这个集体——这是主权在民思想的精髓。照此种理论看来，既然每个人都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国家与公民融为一体，公民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就是国家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就是公民履行对国家的承诺。
对于参政权，作者将其单独列出作为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一点，并将参政权细分为公民选举
权、公民直接立法权、公民罢免权。何为公民?在作者看来，公民系享有选举权的人民，如有些国家譬如英法，选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直接立法权和罢免权，故选民不为公民。从此种意义上说，选民的范围更广，公民的范围受限。姑且不论人民是否可以享有直接立法权和罢免权，选举权有多大范围的覆盖率和受益面也是值得探究的。依作者看来，选举权为一种固有权利和社会职务。既然是固有权利，则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近代各国在宪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适用都有各式各样的限制规定，如年龄、财产、性别、教育、国籍等，说明选举权是不平等的。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毕竟年龄不够、教育程度不足、国籍不明的人的选举权是必须受限的。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与公民政治素养的提高，对于财产、性别和教育程度的要求业已放宽，选举的范围扩大，公民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参与社会事务与国家事务，享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人与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在选举活动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是明显比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和一个学识浅陋的人大，故选举权在此种意义上是不平等的。放眼现实，被选举人的背景获是其所掌握的话语权，在选举活动中的造势，选举过程的舞弊行为等等，都说明了选举权是不平等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只存在于理想家的乌托邦之中以及政客的宣传鼓动之中。
论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
本编论述并探讨了自清末立宪到作者所处时代的宪法沿革，及国民政府历次政制的变革，不无批评，更具勇气。作者系国民政府高官，而能从宪政层面委婉批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真独裁，假民主”，实属一名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真正宪政的渴望，对中国法治的希冀。个人认为，这是本书最为精彩，最值得一读的一编。
在此择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临时约法的历史定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都被灌输这样的一种思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我们对临时约法的历史意义无可指摘，对它的颁布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作者认为，临时约法存在明显的两点纰漏：代表性不足，缺乏一个民主的形式，其组成人员只是各省都督府所委派的人员,而不是国民选举的代表;新增的“人民”一章末条有“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实质使得“人民”一章的增添显得无足轻重，规定的权利只能去限制行政司法机关，而对立法机关无可奈何。
其实，对于临时约法的功过，我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在辛亥年的十月份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确立的政体是总统制，然而因以孙文下野，袁世凯上台为代价的南北议和成功，南方同盟会所控制的参议院就在临时约法中将政体更换为责任内阁制，以期限制袁世凯，维护同盟会的利益。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实在是画蛇添足，偷鸡不成蚀把米。凭什么孙文可以当有实权的大总统，而袁世凯要受你内阁的限制?袁氏难免心理不平衡，在后来的撤销临时约法也是情理之中了。况且，当时的参议院未有充分的代表性，广大北方省份未加入，袁氏更有理由去挑战约法权威。在临时约法颁布伊始，就决定了它的实施是异常困难的。再者，临时约法规定自约法颁布后成立国会的时间为六个月，确显仓促，在中国民主土壤发育的尚未完全或几乎没怎么发育过的情况下，以半年时间为限去成立一个具有代表性，民主性的国会是多么地可笑。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历次变迁。从民国十四年到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共更改了七部政府组织法，可谓朝令夕改，乐此不疲。透过这历次的更改，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以某些政治势力力量对比变化为表现的，以某些政客个人利益的满足为表现的。
在民国十四年的组织法中，它在中央采用的是合议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16人，汪精卫为主席，但重大事项的决定以委员会全体裁之。关于这点，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合议制的采用，系因孙先生亡故后，中国国民党党内尚分派别，一时尚无一个领袖全党的人物。
在民国十六年的组织法中，它废除了主席制，仅设常务委员5人，并明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只需“国民政府所在地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作者认为主席制的废除，盖因当时领袖间不能互相信任;出
席会议法定人数的缩减，盖因召集愈难，党内呈分裂之势。事实上，宁汉分立，分庭抗礼，实属必然。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成功，蒋介石个人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升，体现在民国十七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的就是“就军事而言，国民政府主席，依该法第九条的规定，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则该法第二条所定‘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的职权，自应由主席单独行使”。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中国实行宪政必须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军权最为重要，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在民国十九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蒋介石独裁的面目更为彰显。第十三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为蒋介石，行政院院长也是蒋介石。你总不能要求蒋某人自己否决自己的命令吧?作者坦言，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了。
民国二十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与十九年的无所谓大的改变，蒋介石仍处于独裁的位置，权力极大，几乎没其他力量对他有制约。但是民国二十年的组织法却有改变这一势态的趋势，通过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的任期和权限，大为缩减了国民政府主席权力，树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制。这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态度，但这只是立法的理想，具体到行法上那就另当别论了。蒋家王朝还是蒋家的，在民国这种政治生态下想改变，确属不易。
国民政府的严重党政不分，学术化的讲是合议制，难听点的说是一党独裁，一人独大。作者作为一名国民政府的高官，能以颇为委婉含蓄的方式去表达对国民政府党政不分以及蒋介石专制独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可谓难得。
第三个问题是国民党的党治问题。在《党治》一章中，作者开门见山，“所谓‘党治’即由一党统治，由一党独裁之意”。国民党的党治，即为国民党一党之治，政治完全取决于国民党一党的全体党员，可不问党外人员的意见。党的决议，实质上等同于法律;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法律。民国政府党政不分，以党统政，政府机关就是党机关的延伸。而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名义上都是党的最高机关，实质上只有总裁(蒋介石)具有真正的实权。这样，党治又沦为了个人独裁。而以大历史史观来看的话，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争锋就是法统之争，破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金身。另外，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覆亡，对于共产党的统治也有借鉴意义，即要健全党内民主和党外监督的体系，剔除个人崇拜的魔咒，真正的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后记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看完《比较宪法》!大家著作，名家风范，果然是与众不同。可看了以后总感到自己学识浅陋，知识储备严重不足，不够格对它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最后仍鼓起勇气为《比较宪法》写书评，不为别的，只是向著者致敬，向《比较宪法》致敬!
2009级法学一班张骏2009300080020
我看《羚羊木雕》
今天，我读了课文《羚羊木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我”因看到好朋友万芳喜欢，便将爸爸从非洲带回来给“我”的羚羊木雕送给了她。她也十分激动，送给我一把小藏刀，可是妈妈却认为小孩是不能赠送如此贵重的物品，使我被迫讨回羚羊木雕，然而万芳妈妈却误解了万芳。虽然万芳原谅了我，但我却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
读了《羚羊木雕》后我感慨万千。文中细腻地刻画了多个人物，他们年龄差距很大，性格各异，形象鲜明。爸爸和妈妈重财轻义，完全不了解孩子的心灵，不尊重孩子的感情，对孩子采用一种简单生硬的态度。奶奶很体贴“我”的感情，知道友谊、亲情和孩子的自尊心比金钱更重要，但是奶奶当不了家，不能使事情有所挽回。万芳妈妈也不了解孩子，误会了孩子。而我和万芳则非常注重、珍惜友谊。万芳善解人意，体谅我的难处。文中倒数第二段“我”呆呆地望着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激动的泪水：朋友体谅了自己的难处，友谊依然完好;这也是伤心的泪水：父母完全不了解孩子的心情„„
但是，我们在平时，不能总认为大人不理解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从小学会有主见，但是另一方面，做事情要跟大人商量后再做，这样可以避免误解和矛盾。 ：、
这几天感冒，鼻涕不止，难受得很，原来鼻炎作怪，今日吃了药，感觉稍好。可没想自己身体欠佳，竟更关心他的感冒是否好转，为他人考虑多于自己，真是痴。也不知他今日好点没，咳嗽还厉害吗。
前几天痴迷于《蜗居》，一口气在PPS里观看完。还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感慨。城市里房奴一族真是可怜：每天早上起来，想到的就是交通费，水电费，房子按揭费，孩子教育所需费，家里生活费，每天必须进账多少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郭海萍过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当然也就不免会为一棵葱还讨价还价。可是她很踏实，她的老公苏淳也很老实，老实到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说了算，她凭借着自己的脚踏实地，清白做人，最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学校。郭海藻则不然，她很单纯，从小享受的父母的呵护，后来读大学离开家，又享受着姐姐的爱护，再后来谈了恋爱，又享受了小贝的照顾。所以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小女人，最后去做宋思明的情妇，也不奇怪。
不过我更觉得有探讨价值的是，海藻是否值得宋思明喜欢，而海藻喜欢的是宋头顶的光环还是真实的宋。宋为什么会喜欢海藻，用他老婆的话来说“我想看看那个女人有什么三头六臂，结果要胸没胸，要腿没腿，要魅没魅。只有皮肤稍微白点。”如此普通的郭海藻，宋思明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去喜欢。我认为这恰是《蜗居》的一大败笔。想想宋这样的人，什么没看穿，什么没体验，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他更知红颜祸水，当然明了婚外情只可以玩玩，不能当真。可是宋对海藻的爱却如此轰轰烈烈，甚至可以为之付出所有。从现实来看，可能吗?宋最后的政治翻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海藻，这更让观者为宋思明这个角色遗憾了。生活中，官场上，商场上的宋思明滴水不漏，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棋子，他都运筹帷幄。可是他竟然会爱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郭海藻到了发疯的程度，这真实吗?有人说，海藻单纯，精明的女子宋见多了，他家里就有一个，他找情人当然不会去找那种精明能干的。可单纯的女子也不少啊，大学校园里多得不得了。更让人遗憾的是宋在最后难保自身的时候，将海藻及未出生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妻子，这一举动是否也太荒唐了，他的妻子怎么可能如此伟大，会在老公离开后，去抚养他背叛自己的婚外私生子。当然这一愚蠢的托付导致海藻最后是死了孩子，还没了子宫，而宋自己最后是自杀式车祸丧身。我的一位同事大为海藻失去子宫叫屈，太可怜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子宫太残忍了。不过还好，这个演员还有子宫。呵呵，真是太可爱了!我认为这又是一败笔，从常理来看，宋在这个时候应该知道托孤给他老婆的风险的，所以剧情最后给我们的结果是海藻失去一切，那未免对小三的诅咒也太恶毒了。也许按照常规发展，宋去坐牢了，海藻会生下孩子，自己抚养，一个人带着孩子长大，也许以后也会结婚，过柴米油盐的日子。这样的剧情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当然编剧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想告诫那些企图走捷径，去当第三者的女子，当小三都没好下场，要么被甩，要么失去子宫。当情妇当然不好，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她们凭借自己的青春与美貌，去傍有钱，有权的男人。而那些所谓的成功男人也凭借着自己的钱和权，游戏这些女子的青春。他们是各取所需，彼此快乐，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游戏，又怎会当真，所以他们也会一直快乐的生活，年轻女子获得了想要的，便可以去做自己的事，男子玩腻了，又回家，或者在下一站，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等他。可是宋思明当了真，爱海藻爱得很深，深到会丢下家里的老婆和孩子;郭海藻当了真，深到还要为他生一个孩子，当然他们最后肯定都是悲剧的结局，宋思明死了，海藻的孩子没了，子宫被割了。
看《蜗居》看到最后，我还是为宋的痴情感动了，为了海藻他真的是付出了一切，最后托付海藻给MARK，希望MARK能给海藻及孩子新的生活。要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如此感人的故事，我想很多人是会为之动容的。可是现实毕竟太现实了，谁也不会把爱情当饭吃，因为没有爱情不会死人，但是没有饭吃就会死人。
回过头来看看《蜗居》里赤裸裸的台词，很经典的台词，仔细品味，不得不为编剧的才情所折服。那些直指人性，直指社会黑暗现实的话语，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吗。宋思明
老婆和她的朋友的对话，那些四十多岁的家庭主妇，人老珠黄，为了家为了孩子付出青春，人到中年，为了家庭幸福竭尽全力。可是男人却在外面潇洒，这些女人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辛辛苦苦买的房子别人去住，调教出来的老公别人去爱，宠大的娃儿拿给别人去打。熟了的西瓜眼睁睁被别人摘。可是她们却不敢离婚，男人在外面为所欲为，她们只能忍着。即使为了尊严离了婚，又会怎样呢，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还不如不离，即使再嫁也只能嫁一个差不多快步入老年的男人，还得去伺候人家，那又何必呢。况且那些成功的老年男人还要找黄花闺女呢。呵呵，现实真是天大的讽刺，家庭主妇怎么会那么悲哀，男人是越成熟越有魅力，越增值，女人却是越来越掉价。真是女人的悲哀啊!有人批评《蜗居》的台词太裸露，太阴暗。我倒认为这点恰好，现实就是这样，在城市里生活就是要买房子，没有房子生活没有自己的空间，孩子不能留在身边。社火最底层的人就是会成为房奴一族，为了房子肉舍不得吃，衣服舍不得买，头发不敢去做，坐车不敢打的。而那些达官贵人的老婆，也只能面对搞外遇的老公睁只眼闭只眼，不仅不能大吵大闹，并且还要表现出自己应有的涵养和气度。因为这就是现实，既然无法回避，那么就必须面对，而且像《蜗居》这样露骨的表现现实的电视剧，正是非常好的，是那么多年来很少看到的好剧。较之什么《金婚》，《士兵突击》这些电视剧的单一来看，《蜗居》更真实，囊括面更广，更打动人心。
看了《蜗居》，不尽想起大学时很喜欢的一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那部反映成都现实生活的小说，也是那么尖酸的语言，那么真实的社会生活。很久没被电视感动了，《蜗居》却做到了，那么多人在评论，我也不由也得有了灵感，加入行列。生活是现实的，现实到只剩下柴米油盐，衣服是葱绿色，衬衣是豆腐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