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户籍政策

第1篇：杭州户籍政策

政策终结视角下的户籍改革困境

摘 要：公共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政策终结能够更好促进政策发展与更新、提高政策质量、改善政策绩效。但在实际生活中，公共政策的完整过程却常常有始无终。阻碍政策终结行为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包括政策本身的惯性、政策终结所需成本和政策所涉及利益等。以政策终结的视角分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会发现改革同样因各种障碍因素而陷入困境，包括户籍政策的惯性、户籍制度改革所需高成本和户籍制度所涉及系列利益分配。

关键词：政策终结 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

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仅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还有政策实施后的评估与终结等环节。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围绕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环节来展开，而政策的终结环节却常被忽视。现实中，政策终结环节因受阻而难以推进，导致了政策绩效的低下和政策资源的浪费。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因障碍重重，存在着改革力度不足，成效不显著且耗时巨大等实际状况，改革陷入困境。

一、政策终结的含义

最早提出政策终结这一概念的是拉斯韦尔(1971)，他把政策终结理解为“关于取消政策方案，以及研究有关相信某种政策必须继续而采取某种行动或因政策终结而丧失价值的人们之主张的活动”。布鲁尔(1974)则认为“但凡政策与计划无法发生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计划予以终止或结束”。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在西方不断深入，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我国，国内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陈振明(2004)提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的一种行为”。曲纵翔(2013)把政策终结定义为“政府对过时的、无效的政策、项目、组织的活动甚至政府部门的职能的取消与废止”。张丽珍(2016)指出“政策终结是指政策决策者在政策运行中，通过政策评估将那些过时、无效、低效或不公平、违法的政策、组织、项目进行终止”。上述学者大都把政策终结看作是一种及时终结低效甚至无效政策，促进政策发展与更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传统户籍制度的利弊分析

传统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护着社会的安定。首先，保证了我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其次，避免了城市规模过大和城市病的加重。最后，户籍制度能够提供我国公民的基本人口信息。通过公民身份登记，既证明了身份，也为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同时打击了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的有序与安定。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户籍制度的弊端开始凸显。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移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迁移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户籍制度的限制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具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是不符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要求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达到资本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同时，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要求也提高，户籍制度阻断人口迁移，妨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戶籍制度造成了城乡的二元分化。传统的户籍制度饱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附着了太多的利益。相比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在教育、住房、医疗等众多方面享受着更多权力与优待。这种城乡二元分化也影响了公民的认知和观念，引发了不公平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由此可见，传统的户籍制度日益阻碍着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符合公平和谐的社会期盼，改革势在必行。

三、政策终结视角下的户籍改革困境

(一)政策惯性

政策终结面临着政策自身惯性的阻碍。终结并不是一项政策自身追求的目的，而是由于外在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的。安德森(1990)强调，“作为一种基本的命题，可以这样认为，某一政策、计划或机构存在的时间越长，它被终止的可能性就越小。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形成能使它们继续存在的条件和支持”。为支持和执行某一政策，政府往往会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通常机构组织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终结。当一项政策与其他社会领域发生联系，会形成交错复杂的网络，网络中各股力量也交错在一起，形成合力阻碍着终结行为的发生。当众多机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开始运行起来，共同执行某一政策时，自然产生了更大的政策惯性。政策与机构的惯性造成利益的固化，而利益的固化又反过来增强政策惯性，两者互相巩固，使得随着时间的增长，政策终结也越发困难。

(二)政策终结的成本

首先是现有政策的沉淀成本。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本投入的大量资源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甚至舍弃。投入到原有某项决策、某个项目或者某个计划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大量资源等已产生无法收回的成本，投入到决策、计划、执行的时间与资金无法弥补。政策投入的成本越高，决策者终结该政策的顾虑也就越多。其次，政策终结这一行为本身带来的成本。政策终结本身也需要人力、财力的投入，如人力资源、基本设施等资源都需要进行重新配置，再加上政策终结的设计、执行到善后所带来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可小视的数目。如对原有政策的受益者进行利益补偿，为被裁减下来的人员的再就业出谋划策。最后，也要考虑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需的成本。新政策的开启，同样需要大量资源支持，如为配合新的政策，需要成立新的机构部门，招聘培训新的工作人员。虽然从长远来看，政策终结是有利于整体政策系统的优化和资源节约，但短期内需投入的巨额成本，是决策者面临的巨大压力。

现行户籍制度已经在我国社会推行了几十年，前期的投入是巨大的。改革成本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例如，人口的市民化就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在李蓉(2013)的研究中也提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实地调研后测算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具体成本，包括社保投入、住房保障投入等各类公共服务投入，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辜胜阻也曾强调，户籍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且需要大量资金支持。①户籍改革，不得不考虑钱从哪里来。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撑，户籍制度改革便无法深入彻底进行。

(三)政策终结的利益障碍

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也来自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小小的户口本附着了太多的公共福利。户籍制度涉及公民的出生、教育、升学、就业、婚姻、住房、生育、医疗、养老、死亡等等，几乎渗入了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和社会活动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社会福利较好，医疗、教育等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大量渴望着更好的公共服务与就业机会的人，都希望能获得城市户籍从而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而没有城镇户口的外来人员，在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时，却不能享受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缺乏包容感与认同感。城市居民成为户籍制度的受益者，他们维护当前制度，意图保护自己所享受的公共资源，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股阻力。想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剥离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利益，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让外来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四、结语

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包括政策的惯性、政策终结的成本和政策所涉及利益。我国户籍改革制度的改革因受到户籍政策的惯性、户籍制度改革所需高成本和户籍制度所涉及系列利益分配的影响，改革成效有限。户籍改革需重视以上障碍因素，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使户籍改革顺利推进。

注释

① 辜胜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六大原则.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6/09/c_126596632.htm

参考文献

[1] Brewer G D.The Policy Sciences Emerge：To Nurture and Structure a Discipline[J].Policy Sciences，1974.

[2] Lasswell H D.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M].New York：American Elsevier，1971.

[3]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 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1.

[4] 李蓉，麻晓刚.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3(9).

[5] 孟兆敏.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北人口，2008(1).

[6] 曲纵翔. 政策终结理论演进中的基础性概念述论[J].理论导刊，2013(12).

[7] 魏后凱，盛广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障碍与推进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15(3).

[8] 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华夏出版社，1990：211.

[9] 张丽珍.理解政策终结：现象、问题及价值[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4).

作者：胡玥萌 孙建丽

第2篇：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与政策建议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问题

城乡户籍制度是目前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这一制度制定并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同时也被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也是众多改革之中最为充分的。但是改革幅度很小，至今尚未大规模起步。同时它也是近年来如此众多的改革领域内对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认识最不统一，被利益绑架最深，最缺乏改革动力的一个制度。

目前我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1.5亿多的农民工，他们既是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也是大部分工作和生活时间都在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城乡户籍制度却把他们挡在了城外，不能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和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当前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也成为社会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已成为当前促进人口城市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这是能否解决三农问题，能否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如何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如何破解这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难题是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回避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首先在总结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梳理了户籍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其次讨论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特别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最后归纳总结了当前户籍改革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对户籍制度的认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

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它的本质、存在依据和条件，改变的动力和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与危害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有深刻的认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产生解决户籍制度问题的社会共识、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

1、户籍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支撑它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户籍制度如果仅仅是一个制度性的歧视问题，我们既然有强有力的政府，那为什么不可以就一纸文件宣布取消了呢?难道政府希望维持一个对农村居民歧视的制度?实践告诉我们，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改革，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并非户籍制度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一整套财政、社会管理体制和法律权利体系使其改革步履维艰。它是涉及面最广，涉及体制改革层次最深，涉及利益人群最多的制度，其本质是附加在它身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权利的区隔。首先，户籍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所形成的城乡差别的制度性鸿沟已经经历了五十多个年头;其次，它并非一个人为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计划经济演进的一个制度性结果。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多元公有制体系。多元公有制的基本含义就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资源是一种有差别的，以某一核算单位为福利分享边界的制度。就城市来说，企业分为中央级、省级、县级，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的福利分享是不一样的。农村在整体上与当时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国家的社会保障并不覆盖农村。农村的社会保障依靠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实体，主要依托的是土地上的农业产出。

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形成于封闭内生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家并没有限制不同区域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迁，使得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0年，全国人口的迁入、迁出的发生率，高达35‰到50‰，绝对数波动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而当时的城市总人口只有6000万到8000万。就城市的就业来看，当时的产业工人只有600多万人，失业人口在400万人左右，而在此期间每年涌入城市的人口高达500万人以上。面对当时我国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政府被动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入城镇的文件。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由此出现;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发文《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问题的严重。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做了一个说明，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这一说明当中明白地表述了政府当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罗瑞卿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这段话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我国城乡分割型户籍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是逻辑的起点。具体来说，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在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了单一的公有制，并承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保护全体劳动人民利益，而国家又不可能把推进工业化所必须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覆盖到全体国民的情况下，实行多元化的有限公有制，即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按区域、按所属层次、按核算单位分解开，形成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必然。差别的含义就在于，公有制是单一的，但在产权上并不单一属于国家，或单一属于“全民”，而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群体。就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我国几乎不存在覆盖全体国民的“全民”所有制或“全民”公有制。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有限边界内的公有制，才能保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建设。其次，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公有制对资源的垄断，导致原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价格、组合、分配、物流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直接的反映就是对市场供给与就业的影响。1953年，我国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该项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要保证对城市的粮食供给。然而，取消粮食市场反而造成粮食供给短缺，并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粮食供给，可以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城乡户籍制度走向分割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一步。1956年国家大力推进高级社以后，原本可以在农村从事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口，被挤向了城市。而城市大规模公有制经济的推行，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又恰恰缩减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两方面的逆向调节，使得当时的人口问题迅速激化，加速了城乡户籍分割和户籍迁移设限政策的出台。

正是由于这一内在逻辑的自身演化，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户籍管理为手段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分割、核算单位分割的多元公有制体系，也即多元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一体系之内，不仅仅是城乡之间不能自由迁徙，同时在城城之间、乡乡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也不能随意变动户籍。也就是说，当初的决策，并非是出于城市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才制定了专门的户籍制度，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形成。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具体来说，这种户籍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1)它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而这种社会身份一旦确立，其后代子女均按照这一身份确定户口类别。(2)这种户籍制度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定量配给相结合。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凭粮证和副食供应证等享受国家低价供给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农村户口的拥有者不享受这些供给，客观上形成了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3)这种户籍制度与国家垄断下的劳动人事制度相结合，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时规定》要求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还规定临时工亦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4)这种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城乡完全不同的医疗、劳保、退休、住房、子女上学等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各种优先权[1]。虽然这种户籍制度所确立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人口大量过剩条件下，保证了国家集中财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走完了由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历程”[2]。但同时，“在这种户籍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大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3]，留下了严重的后患，那就是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留在农村，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过程，这就使“城乡之间的藩篱日益严密。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受到很大制约”[4]。

总之，城乡户籍制度本质上就是将中国国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将中国国土分为城市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城乡居民的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都是按照城乡有别的权利体系，按照城乡各自所属辖区政府或者社区群体，依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保障的。说白了，户籍就是附着在每个中国公民身上的，从生下来就先天具有的一种福利身份制度。改革开放后，这种福利身份制度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而消解，反而伴随着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和改革开放的区域政策差异以及区位制度资源差异不断地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994年后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划分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支出责任并没有改变，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提供本辖区内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品供给责任，如本地区的行政人员开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支援农业建设等支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相对比较一致的地区和单位差异在市场经济时代被放大了。并且，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使得户籍制度的身份不平等的弊端在市场化过程中更加显露无遗。

农民工在城里干着辛苦的活儿，已成为新生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实际上受到的是不平等待遇。“离土不离乡，成为了离乡不离土”，即使离开了农业，离开了本地本省，农民工仍然归属于数百或数千公里外的出生地农村政府管理，而所在城市政府并没有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福利的义务。农民工成为了中国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称谓，表现了社会结构和身份变迁中的尴尬。中国的城市化率统计当中，存在两种城市化率的差异，户籍城市化率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异在20%左右，这20%就是农民工。他们是两栖的，当统计常住人口的时候算城市，统计户籍人口的时候算农村，使得中国人口分成三类，城市户籍人口一块，农村人口一块，还有农民工这一块。人口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造成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三农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缓解，经济内需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与不可持续。

总之，户籍制度是从计划经济而来的，户籍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为什么要改革它?现实要求就在于它与中国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从社会伦理正义来讲，它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宗旨、本质不相符合，与中国已签订的国际公约和一系列成文法律相抵触。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和所产生的问题充分反映了改革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通过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设立若干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区，来推动城乡户籍一体化等政策改革。各级地方政府也在这个背景下，力图通过社会管理体制的机制创新，突破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瓶颈，通过缓解户籍制度约束来促进本地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误区与进展状态

正如前述，随着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在理论上对于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大多数人并无异议。但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和动力不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如何推进户籍改革仍然无法形成共识。一旦涉及到实践层面如何改革，比如改革的重点放在哪里，改革的瓶颈、阻力和路径在哪里，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选择户籍改革的策略工具等一系列问题时，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错综复杂性就开始产生制约作用，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维下，户籍制度改革很难取得最终突破。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户籍制度改革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一定的误区。什么是户籍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会这么难?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对现阶段“城市户口”到底包含什么内容的认识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仅仅改革户口登记和居住登记管理制度，还是要改革附着在其背后的福利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是按照目前的政策以中小城市(镇)为主，还是应该大中小城市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应该让地方自主探索，还是需要中央的介入?是在给予流动人口户口时，要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放弃其承包地甚至是宅基地，还是不提出这类要求?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既有的户籍改革探索，还是目前的一些认识，都存在不小的误区。

实际上，户口只是城市的“门卫”，而后面的利益才是掌舵人。人们一直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矛头对准公安部，但即使公安部把门完全打开，人们会发现门后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最突出地集中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未来户籍改革成功与否、民众是否满意就看这三块。社会保障是改革最艰难的一块。户籍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单线直进地改革，需要系统设计、协同一致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统性。

虽然早在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目前户籍体制改革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采取局部改革的阶段。一些中小城市(镇)虽然改革进展很快，但由于其就业机会有限，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偏低，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本社会救助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上取得了较快进展，但这些保障体系只面对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但并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也缺乏积极性去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都已市场化，而随着就业市场化和非国有企业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也逐渐与城市户口脱钩，比如一些城市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比如环保、卫生之类的低端职位，也开始招纳外地人口。城市户口与就业的逐渐脱钩也就意味着户口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即所谓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脱钩，这些保险是由作为雇主的企业和作为雇员的个人(单独或共同)缴纳。因此，如果劳动者就业单位为其雇员上了这些社会保险，则不管该雇员是否有本地城市户口，都可以享受这些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阶段某地城市户口主要意味着那些由该地政府所提供的、与城市户口相关的、具有排他性的三项公共服务：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以及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其中最困难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中成本最高的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也即“低收入住房”问题。这在广义上是指由各种主体提供的，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基本居住问题的住房，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来提供保障，也不意味着福利社会，而是“居者有其所”。

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实质性的户籍改革应该主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而大城市、特大城市已太拥挤了，不宜进行户籍改革。但实际上，只进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户籍改革，其意义非常有限。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已经吸纳了、未来还将继续吸纳更多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就业。以北京为例，到2009年末，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人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726.4万人。上海2009年常住流动人口达542万人，广州2009年常住流动人口也超过600万，接近本市户籍人口，而深圳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但户籍人口却只有200多万。人口向大中城市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集聚，固然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有更好的行政、财政资源，但更主要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城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决定的。除非我们要违背经济规律把产业从这些城市转移出去，否则只能让这些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继续“流动”。

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全国已有近400小城镇进行了户籍改革试点。1998年，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200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开放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户籍进一步放宽，至此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本地区农民开放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小城镇户籍改革却并没有带来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后果。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往往针对的是本地区内、最多是本省内的农村居民，而本地农民一旦想获得小城镇户籍，还往往要放弃农村土地与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指标，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性去转为城镇户口。而在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本身能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口宁愿去发达地区打工，也不愿在本地小城镇落户。

同时，在绝大部分能够提供较好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也相对完善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则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要获得本地户口，外来人口一般要购买本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并获得有较高收入的本地就业机会。以浙江杭州这个在户籍控制方面较为宽松的城市为例，现有规定是外来人口只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就可以直接获得杭州市非农业户口，但这个要求对绝大部分到杭州打工的农民工而言仍是天方夜谭。而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获得本地城市户口甚至需要投资几百万、上千万，或在本地开办企业创造几百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应该给城市政府充分的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应该深度介入。但实际上，若无来自上级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指导性政策、跨区域的协调，乃至于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施加较大压力，跨地市、跨省的户籍改革问题基本上很难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观察现有的各地户籍改革试点，就可以看到其主要对象是来自本省或本市范围内的农村人口，甚至有的只覆盖本地失地农民(往往是在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之后)。但考虑我国人口迁移有相当比例是跨地区或跨省迁移，特别是从内地向沿海、从发达省份内部较不发达区向更发达区域的迁移，这种完全由地方推动的改革基本无法覆盖那些来自外省、市的流动人口。光靠地方政府自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很可能出现户籍改革中地方政府，尤其是作为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的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所谓“低素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排斥在外的局面。如果是这样，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有效进展和突破根本无从谈起。

第三个误区是将征地拆迁或集中居住的农民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象，但这就涉及到农民获得城市户口需要放弃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我国近年来很多地方进行的户籍改革，本质上都是以给“城市户口”为名进行的“土地财政”行动。由于很多发达地区或城市郊区的农民，其土地本身就有较大的升值潜力，非农就业收入也不低，孩子原来就可以在本地公立学校免费入学，因此，城市户口对他们的意义并不大，但地方政府为了征收他们的农地和宅基地，却很有积极性为这些人“解决”户口。相反，对那些最需要城市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动力去解决。

总之，户籍改革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迁户口而在于待遇一体化，是以“住房、低保、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的重点突破方向是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核心是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外来农民工为主体。任何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努力，如果不能切实以外来农民工居主体的外来人口为重点，就容易变成表面功夫。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服务于人口城市化，科学而渐进地降低大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更有意义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更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开发区、新城的大规模建设，而是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增加。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是一个目标而非手段：目标不能和手段混淆，简单地“宣布”取消城市与农村户口，很难有什么现实效果;手段恰恰需要跳出户籍之外，需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和探索公共服务的筹资创新，让“土地的城市化”为“人口的城市化”服务。

户籍改革已经进入综合和攻坚阶段，地方政府已成为改革的主角。改革意味着福利扩大化，是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的。户籍制度改革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即一些创新与进步都出自地方政府。涉及到如此大的人群和根本性的制度，不是光喊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和各部委的浅层改革已到尽头，部分城市地区的单线突进也遭到阻力而夭折的根本原因。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失败就在于：过分强调适应性和渐进性改革，忽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改革;过分强调单线突破或者仅仅是基层实践改革，忽视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过分强调改革的应然，忽视改革所应具备的条件;片面强调现实条件，而不是力图通过制度改革创造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即财政福利供给水平与能力十分重要，其供应能力越强则越有能力应对和化解户籍管理放松之后城市居民数量以及社会公共需求增加的压力与冲击。但是，这也需地方政府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能力的政治意愿。第二，户籍改革的底线是不能降低城市居民的既得公共服务及福利水平，必须以增量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方式和路径。第三，户籍改革在仍不能脱离目前财政分权和地方分灶吃饭的情况下，改革进展也取决于各地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能提供的机会和空间。正是这种差异和地方政府的竞争形成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

三、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实践

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同于中央部门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改革具有综合性，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是登记或者管理制度上的城市化。它也不同于中央政府推动的、全国统一进行政策试点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那是一种集权式的改革模式，即中央政府没有在改革中赋予小城镇社区以自主权。对于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说，我国实行了一种分权型的改革模式。在政策实践中，尽管国务院于1998年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总的指导原则，但允许各大中城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改革试点。与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相比较而言，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各大中城市户籍改革的主动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目前来看，各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各具特色，一般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方政府总体上不以城市社区为中心设计改革方案，而把本行政区作为一个统一的社区，以拆除行政区内阻隔城乡的藩篱为目标，其典型是成都市、石家庄市及宁波市等。这种类型的改革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内明显具有集权式改革的特点。另一种是地方政府推行了以城市社区为中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外来人员和本行政区内的农村人口入户城区规定较为严格的审批条件。这一模式的典型是北京市，相对具有分权式改革的特点。

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是由各地政府按照各自情况来制定的，其适用范围也只限定在本地。具体类型可以按照区位分为沿海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和内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也可按照规模分为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其中以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影响最大，最具系统性和创新性。下面就三个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简要的评述和分析：

1、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很强、很鲜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被人们普遍称之为“重庆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能否复制到其他地方实施，对中国整体或者其他地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借鉴。

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同年8月，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启动，其目标是“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和制度设计，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体系进行了阐述。概括来讲，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分阶段推进，分群体实施，分区域布局。

一是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涉及群体多，推进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有序推进。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计划分两阶段推进。2010-2011年，力争用两年时间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37%。2012-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形成自由互通、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二是分群体实施。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率先在有条件的重点群体中实施。2010-2012年将重点解决两类七种重点群体的户籍问题，共338.8万人。第一类是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包括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在远郊区县务工经商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农村籍的大中专学生、农村退役士兵3个群体，约294.1万人。第二类是历史遗留户籍问题，包括已用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失地未转非人员、城中村未转非人员、农村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等4大群体，约44.7万人。解决好这两类群体的户籍问题，既满足了已在城镇长期生活的有条件农民工的转户需求，又解决了因城市化用地产生的户籍遗留问题，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是分区域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这必然增加城市的压力，对社会稳定、城市发展等造成重大影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分区域布局，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力图通过规范设定准入标准，促进人口在主城区、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合理分布，使户籍转移呈现梯次渐进、分布合理的良性发展态势。

按照“三分”的总体思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设定了土地、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政策，概括起来就是“335”。(1)3年过渡。对农村土地处置设定3年过渡期，允许转户居民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对转户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从而避免了农村居民转户急转身。(2)3项保留。即允许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照顾、农村种粮及农机具直补等与土地相结合的各项补贴共3项权益，最大限度地保障转户居民的利益。(3)5项纳入。农村居民转户后，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体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

重庆案例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户籍制度，而在于其背后的财政支撑以及获得财政支撑的制度逻辑。毕竟改革是有成本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城市化的土地增值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为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

重庆具有一个十分不同于任何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它是一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2009年人口3300万，其中2300万农民，重庆的40个县区包含20个贫困县区(其中14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多在三峡库区和与湖北交界的武陵山区)，城乡统筹始终是重庆市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它既是重庆发展要解决好的问题，也是重庆改革要突破的现实问题。

重庆与沿海发达的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相比，其工业化水平还处在一个上升和发展期，而沿海地区限于劳动力短缺、土地紧缺和对外来劳工的过度压榨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在地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通过激烈的地区竞争，重庆先后与四个较关键的、赖以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美国的惠普公司、台湾的富士康、德国的巴斯夫公司、长安汽车公司签订了巨额订单和投资协议，为重庆工业化、土地增值及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重庆成立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有投资公司。它们主要是八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国有投资公司，简称“八大投”，包括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发展、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水资源开发、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水力发电)以及水利(灌溉和水资源管理保护)等领域。重庆把地方税收视作“第一财政”，把卖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就是重庆国有资产收益。重庆国企每年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源和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市财政因此能够减少在基础设施上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更多地把钱用到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服务上。

由此可见，重庆财政模式的关键概念是用国有企业及其资源的收益和增值来支撑政府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国企盈利并非是由于自身的经营有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市土地开发和升值收益。

支撑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其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其独特的区位特点、工业化阶段特征和“第三财政”的制度模式。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说法，重庆由于国资增值而形成“第三财政收入”，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有了较多的财政收入，重庆也能在众多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作为，例如大力建造公租房。

重庆通过土地的工业化来促进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再通过人口的城市化释放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占用和过度拥挤，实现了以土地城市化来推动人口城市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形式严格保证农民利益不被侵犯。城市化和户籍制度的空间难题通过制度机制转换以及时间延缓，解决了瓶颈问题。重庆把农民工进城问题和转户问题作为城乡统筹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以农民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为基点的改革。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统筹把五个方面的一体化作为核心：首先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第二就是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类公共服务方面也要搞好，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第三方面就是要把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农民的养老、医疗，农村贫困户的低保等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个方面就是城乡的要素市场要实现一体化。因为中国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市场体系是二元分隔的，以至于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跟城市的各种要素互相不能畅通地流转，这也是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农民工户籍问题是需要用最大努力去突破的问题。前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怎么为农村服务的事情，农村的道路、自来水、污水处理或者其他基础设施是一个投入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扶贫帮困的低保制度也是一个投入的问题。所以，前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和社会如何积累更多的资金，向农村合理地投入。要素市场的流转则是一个市场体制深化改革的问题。第五个方面最为核心的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农民工怎么进城，真正成为城市人口的问题。通过规划，按属地化原则，农民工在主城工作就在主城转户，在县城工作就在县城转户，在乡镇工作就在乡镇转户，这样整个重庆实际上有三个级别的城市化概念，分层次分梯度地进行转移。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把农民工转户作为一个突破口。这项工作在具体推进的时候，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所有的农民工在户籍转成城市居民以后，同步实现所谓五个“一步到位”，实际上就是五个保障——养老保险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医疗保障同等待遇，低保同等待遇，住房、教育一视同仁，同等待遇;第二个特点就是农民工转户，是按照他的进城工作时间以及一些相关联的条件转户，绝不附加土地条件或者其他条件。农民工进城获得城市居民待遇，是以他的青春、劳动力和工作岗位为前提换来的，绝不用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这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也是宗旨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是通过土地升值和逐年分摊以及政府、企业、社会共担来解决的。

进城农民的土地流转与退出必须是自愿的，要按市场价值计算，不能低价征用，也不能强迫。政府要动用公共财政为农民工改善福利待遇，增大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容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满足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市民群体的内在需求。

重庆为落实政策，实施了“五个禁止”或者叫“五个不许”的工作制度。第一，禁止在整个转户过程中下指标。不是说你搞得好的就评先进，而是不跟任何考核挂钩。这是一场改革，改革的过程是要宣传，要努力，要让大家理解，但是没有指标要求。第二，禁止转户与利益挂钩。第三，禁止强迫农民转户。第四，禁止强迫农民退地。整个转户过程跟农民退不退地无关。第五，禁止各种各样的用工的变动。

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2011、2012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

重庆是否为中国户籍改革提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新路?目前还不能下结论，重庆还在改革路上，其独特的区位和直辖市等制度性优势也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但其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保证农民利益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着力于制度一体化，而不仅仅关注城市，也关注农村，把户籍和财政、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作为突破口，其制度和方式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2、成都户籍制度改革

2010年11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到2012年，成都将实现全域统一户籍，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

在此之前，成都已经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户籍政策调整，包括：2003年，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替“入城指标”;2004年，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6年，率先实现本市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实现本市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打破由货币筑起的阻碍农民走进城镇的壁垒。[5]

在《意见》中，成都市提出了户籍改革的12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居住登记制度。建立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居民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同时，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社会保险等基本信息于一体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改革，户籍成为居住登记管理的一种手段，城乡居民可以根据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登记时不但购房可以落户，而且租房同样可以落户。这样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在城镇购房或者租房的方式落户城镇，灾后重建城镇居民也可以购买农民宅基地建房，并迁徙到农村。户口也随着居民的居住地变动而变动，实现了居住和户口登记一元化管理的目标。

第二，统一了部分城乡公共服务政策。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统一失业保险待遇标准;统一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本市所有户籍学生统一助学标准。要求各区县对城乡居民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统一纳入城乡住房保障体系;要求各区县首先统一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对有条件的区县，建立城乡统一的低保标准;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区县，要求在2015年之前实现统一城乡低保标准。在社会保险方面，成都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将已有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第三，统一了部分城乡管理措施。成都市户籍制度改革文件在计划生育、义务兵家庭优待和退役安置、政治权利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措施。在计划生育方面，实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城乡全覆盖;要求各区县实现统一城乡义务兵家庭优待政策，并对入伍前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的退役士兵实行同等安置政策;提出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利。[6]

3、广东户籍制度改革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启动了“积分入户”的户籍改革探索。该《意见》指出，原则上农民工积满60分可申请入户，形式上很像加入外国国籍的技术移民，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人口城市化。

具体入户分值由各地根据当年入户计划和农民工积分排名情况调整确定。此后，广州、中山、东莞等地先后制定了农民工“积分入户”的具体实施细则。据悉，广东省计划到2012年，引导和鼓励180万名左右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广东户籍改革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条件设置上，将入户条件细化为学历、技能、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并赋予相应的分值，入户条件明确并量化。

第二，在社会导向上，既设有社会贡献等加分指标，又有违法犯罪等减分指标。比如，参加献血一次，参加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每满50小时，以及爱心捐赠每千元均积2分，但最高均不得超过10分;对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犯罪者设有减分条款。获得县级和地级以上表彰和荣誉的每次最高可积60分。

第三，在权限设置上，既强调全省的统一性，又注重赋予地方自主权。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指标由省统一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在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各市的自定指标可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政策设定。[7]

综上所述，由于各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制度条件、发展阶段以及政治意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他们的改革形成不同的约束条件，户籍制度改革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路径。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在各地都进行了试点改革，但往往是与其资源和能力意愿相一致的。由于重庆城乡一体化改革具有内陆特征，因此倾向于采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而广东有很多外省的农民工，要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原住民为主体的输入地政府似乎是不太现实的，而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中央部分买单才能解决。

四、结论和改革建议

户籍制度既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利益权益的问题，更是关乎自由迁徙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一个关乎个体和地方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中国能否走出困境实现未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户口问题，但实际上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农民歧视性的政策，是对基本权利和权益的侵犯;从表面上看，是户口准入和居住准入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否进入，而在于进入后能否获得同等的待遇，否则户籍制度改革只是一场文字游戏。

户籍制度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的社会公民权。所谓社会公民权是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的核心规范理念，代表的是国家对于公民面对社会风险时所负有的责任，以确保其生活福祉。社会公民权这个概念指涉的是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或服务时，如何界定命运共同体之中不同成员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在现代的认知中，这个命运共同体便是指民族国家，将社会公民权和政治、经济等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在国家疆界内受到主权的保障。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分配的政经机制不同，这样的空间意涵也没有改变。户籍制度中的“城镇/农村”区隔无疑是界定社会公民权的关键范畴，将市民与农民的相关社会权区分成两个世界，形成中国福利体制的“一国两制”，在国家疆域内用行政力量形塑出鲜明的阶层化社会公民权。地区性福利制度的兴起，重新划分了社会公民权身份的界线。地方政府在依据中央政府指示推行新的社会政策或是进行相关试点时，往往以自己的行政区划作为福利项目享有的界线;于是我们观察到“本地/外地”正成为一个更为明显的福利权利/义务边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正在更细致地分化为不同的“福利地区”(welfare region)，重新界定着社会公民权的形式与内容。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公民权确立过程，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对于国家认同、国家凝聚力和国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实现代际更新。从代际关系来看，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19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部分则是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进城务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进城务工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愿望，有的也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们就是不能获得城镇户口，只能在长期打工的城镇暂居，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权利;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城镇的住房，甚至不能租住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却很难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甚至不能获得基本的信任，遭受到各种歧视。凡此种种现象，一直客观存在并越来越严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央已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任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则是关键。据悉，2011年2月底，一份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内部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已经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指出了方向，定下了调子。根据文件精神，未来的“户改”仍将采取渐进式改革，不少人期待的“自由迁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能实现。不过，各地在遵循中央“户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综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城市化策略，推行适合本地的户籍改革举措。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刀切，需要因地制宜和鼓励创新，也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和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梳理重庆、成都、广东三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和领会中央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改革的精神，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和农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让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经济更有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扩大城市福利覆盖面，实现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进而通过人口分布转移，减少农村人口，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化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与土地、人口、财政政策改革相配套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认为需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深化和全面推行跨地区或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准备：

第一，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注重城乡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的制度衔接。

第二，加快农村宅基地的确权改革，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和权益，包括土地的继承抵押和转让的权利，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流转。

第三，大力开展城市廉租房的建设，促进低收入阶层的人口城市化。

第四，着力优先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废除对他们在教育、医疗、工作、住房等方面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促进他们融入城市，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第五，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以常住人口作为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依据。对于人口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和财政比较紧张的城市，国家应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相应的支持。

第六，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土地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实现户随人走，相应的福利保障也能够随着走。目前的人口流动是单向的流动，从福利低的地区向福利高的地区流动。各地需要为乡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出一定的特色优势，鼓励人口的双向流动。

第七，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城乡制度的一体化，应着力清理本身不合理的区域性政策，如入学和高考制度等，将过去注重效率取向的制度选择调整为注重公平取向的制度选择。

第八，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基本公民社会权。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人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2 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3 李源潮：《重庆的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新思路》，《重庆日报》，2011年4月19日。

4 施世骏：《社会保障的地域化：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空间政治转型》，台湾社会学工作坊“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阶级政治、公民权与社会福利”论文，2009年5月15日。

5 张玮：《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载《人口研究》2011年第5期。

6 李若建：《中国人口的户籍现状与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3期。

注释：

[1]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9-300页。

[2] 秦兴洪等：《中国农民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3]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4] 郑杭生：《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5] 郑其：《2012年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农民可带着“土地”进城》，《天府早报》，2010年11月17日。

[6]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城市中国网，http：//www.town.gov.cn/a/yuqing/2011/0110/758.html。

[7] 邓圩：《户籍改革新突破：广东农民工积分可以转户口》，《人民日报》，2010年6月8日。

责任编辑：林官宝

作者：于建嵘 李人庆

第3篇：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与政策选择

[摘要]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口的自由迁徙，制约着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多由各省、各城市政府发起，必须从改革全局出发，构建与人口自由迁徙相适应的户籍制度目标模式。应该是在完善准入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继续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另一方面，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制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实现人口城乡间自由迁徙。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目标模式；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赵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河北石家庄，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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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素向城市的聚集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需要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人口自由迁徙将大大推动人口城市化进程。户籍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行政管理制度，理应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保护公民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促进人口城市化。

一、户籍藩篱：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性障碍

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口的自由迁徙，制约着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1．限制了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模式运行的必要前提。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劳动力要素被打上了身份烙印，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拥有了城市户口，在就业市场中就拥有了较优越的地位；拥有了发达地区的户口，就意味着获得较好职位的权利。而且，农村人口和落后地区人口只能通过上大学、参军等极其有限的渠道改变劣势地位，这种身份还具有世袭性质，将传递子孙。在僵化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即使流入城市也不能平等参与城市现代化产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在有限的非正规行业寻求就业与生存空间；而城市劳动力凭借其优越的市场地位垄断着体制内就业岗位，即使劳动效率低下，也不能顺利实现劳动替代。社会劳动力以户籍为介质被人为固化在不同产业、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内，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具有明显制度特征的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劳动力市场，市场竞争规则被人为破坏，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通道被阻断，经济效率受到极大损害。

2．增加了人口迁移成本，延缓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既是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0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36．06％，仅为工业化率的81％。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过低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在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下，农业户口要转为大中城市户口往往需要跨越一道道鸿沟，动辄几十万的投资额及住房条件对于月收入不到千元的外出打工者来说是根本达不到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户籍制度的每一次改革都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着人口迁移制度性成本的多寡，并通过对加入城镇户口所设立的道道门槛加以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集资建房、集资建镇为入户条件的“集镇自理户口”，到90年代盛行的以投资、购房为入户条件的“蓝印户口”，再到目前大中城市实施的以吸引人才为目的的“居住证”，作为市场经济有效配置人力资源的内在要求在行政管理制度变革中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迁移的户籍门槛，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强烈的城市本位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各大城市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对各类人才和投资者等高租金收入者实行政策优惠，向他们开放城市户口或降低落户门槛，而对一般劳动者则实行严格的准入限制，剥夺了后者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权利。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取得城市户籍，难以在城市定居，不得不像候鸟一样来往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既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也使城市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固化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

3．弱化了外来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助长了城市居民的惰性和排外思想，不利于城市健康发展。我国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成地位不同、权利不等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大社会集团。农村居民即使流入城市依然改变不了其弱势地位。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外来人口只能在体制外寻求就业岗位，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干的粗、重、累、险工种，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和福利，不能参与城市的政治选举和社会管理。他们的交际范围往往局限于同乡之间，很少与城市当地居民交往，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也确立了城市居民的强势地位。他们既离不开外来人口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所提供的方方面面服务，又担心外来人口分享城市资源并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习以为常地享受着制度所赋予的种种权利并凭借其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游说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在城市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在就业机会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在社会资本、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既增大了外来人口的被剥夺感和挫折感，也助长了当地居民的优越感和排外感，更助长了当地居民的惰性。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加大了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心理对抗，成为外来人口犯罪的内在诱因。城市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增加，影响了城市机体的健康发展。

4．影响了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困难。现行户籍制度的户口登记职能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人口迁移严格限制条件下的静态管理方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频繁流动对人口管理的现实需求。一是公安机关的户口登记仅对经过审批的户口变动加以登记，而大量的非户口迁移活动则被户籍迁移统计排除在外。按照国际惯例，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即被视为人口迁移，而我国大量的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甚至十几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都没有统计在公安部门人口迁移之列，因此，户籍迁移资料大大低估了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二是我国的非户籍迁移是通过暂住人口的形式进行例外登记的。在实践中，由于流动人口在所在城市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不进行暂住登记，没有任何机会成本；相反，如果进行登记，则要缴纳若干元不等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或者由流动人口自己缴付，或者由所在单位代为缴付，均形成一笔额外负担。因此，往往瞒报流动人口。由于人数众多，公安机关往往对此无能为力，从而形成人口管理真空地带，为社会治安管理埋下隐患。三是流动人口又是逃避计划生育的重点人群。由于户籍管理理念落后，手段僵化单一，导致许多育龄妇女处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不管状态，多生超生。四是我国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区

域性，在同一城市内，户口所附着的社会利益是相同的，因此，只要不离开所居住的城市，即使居住地已发生改变，也没有迁户口的内在动力，造成城市内部的人户分离现象更加严重。而且，为了让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家长往往将孩子户口迁到学校附近辖区，而居住地往往不变，户籍登记信息更加混乱和失真。五是我国的户口登记被赋予过多的社会功能。比如，作为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处罚，不给计划外新生儿上户口；或者缴纳一定的罚款后，方可上户口。六是出生不报、死亡不销以及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不及时等问题突出。

二、目标模式：与人口自由迁徙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我国户籍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对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的限制。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多由各省、各城市政府发起，出台的地方性改革文件多为行政规章和措施，法律层次较低，系统性、约束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而且，各省市户籍改革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地区之间缺乏政策的衔接，削弱了政策效果。实现迁徙自由需要更大的“国土”空间，“各自为政”式的局部改革仅能提高人口迁徙的自由度而不能保证人口自由迁徙的彻底实现。必须从改革全局出发，构建与人口自由迁徙相适应的户籍制度目标模式：

国家法律保证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彻底打破农业与非农业及各种形式的户口界限，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依据居住地登记户口；消除依附在户籍上的特权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恢复户籍管理“证明公民身份”和“统计人口信息”两大基本功能，加强管理和服务职能；建立动态化的、开放性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模式，形成中国公民在境内享有同等待遇的自由迁徙的户籍管理制度。

具体来说，理想的户籍制度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其迁居活动主要受市场和法律调节。户籍登记遵循“事后登记”原则。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将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每一个公民为了生活或者工作或者从事商品经营的需要，既可以在国家领土范围内自由选择居住地，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每一个公民为了探亲访友、旅游、求医治病、经商或者留学的需要都有出入国境的自由。公民的迁居活动还必须受法律的调节。宪法和法律在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对这一权利的限制。迁徙自由必须以维护公共秩序以及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不受到侵犯为前提。公民的迁居活动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对劳动要素的内在需求，因而受价格机制所制约。从迁移的微观决策分析，公民的迁居活动是建立在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基础上的。在人口城市化背景下，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在经济理性前提下作出的迁移决策，既出于个人意愿，又受国家法律所保护，因而在户籍登记时一般遵循“事后登记”原则。登记内容是对公民自由迁移结果的记录。当公民按自己的意愿前往新的居住地，居住期超过一定期限并符合当地的居住要求条件，当地有关部门即为其办理户籍登记，既不需要有关部门事前审批，也没有投资、学历、自有住房、纳税、职业等准入门槛。在公民的迁移活动完成之后及时进行户口登记，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自由迁徙的内在要求，符合经济效率原则，与“事前审批制”和“高门槛准入制”相比，可以降低人口迁移成本和制度管理成本。

2．不同地区居民具有同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拥有获得各项社会福利的同等权利和机会。制定适应迁移自由原则的户籍登记法律，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所有公民统一登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将不复存在，所有居民按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人户分离”现象将根本改观。由传统户籍管理所衍生的诸如地方城镇户口、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农场户口、居住证户口等各种户口形式也将一并废除；户口仅仅是个人居住与身份信息的体现，而不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不论因何种原因而移居他地，只要是合法的迁移，就应当与当地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同的义务。地方政府不得对移居居民实行歧视或实行不平等待遇。移居居民与原有居民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业市场准入、教育资源分配与占用、社会保障与住房福利获得等等均不再与户口相联系；计划生育、退伍安置、拆迁补偿、土地承包、控制人口地区分布等附加功能也将与户籍管理脱钩。户籍登记管理要按照自己的合理定位，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退出。

3．户籍管理的本原功能回归。户籍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社会及公民个人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户籍登记管理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证明公民身份，二是统计人口数据。其目的是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便利，为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为社会各界的人口信息需求提供服务。

“确认公民身份”，主要通过户籍登记来实现。国外的户籍登记管理多称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项目和内容尽管有简有繁，但与我国户籍登记并无实质区别。登记的主要项目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宗教信仰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户籍登记为公民行使各项民事权利及履行各项义务提供了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出生事实、出生时间和地点，对公民继承财产、接受义务教育、认定就业与服兵役年龄、认定选举与被选举权、界定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年龄、办理人寿保险事项、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死亡事实、时间和地点，为处理死者后事、办理死者遗产继承、认定死者家属抚恤金、保险金领取资格等提供了法律依据；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公民的婚姻事实，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抚养义务履行及财产分割提供了法律依据。

“统计人口数据”的功能是户籍制度社会管理职能的反映。作为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户籍制度除了为公民的民事行为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的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以及厂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人口信息资料。通过提供准确、完备的人口信息，使政府各部门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提供合理规模和必要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建设部门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教育、卫生、邮政等部门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税务部门确定税额，社会保障部门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及时了解侦察对象身份，统计部门及时并准确发布人口迁移信息等等，均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私人部门也可以通过户籍登记信息得到自己所需资讯。比如，对招聘人员个人身份的查询，

对产品服务区域内居民人口学特征的了解等等。

4．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户籍管理模式更具动态化和开放性，管理手段更趋现代化。小农经济强调家族、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以“户”为单位束缚在土地上，缺乏流动。而社会化大生产则要求劳动力按照资本的意志自由地变换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更加突出对个体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尊重。在户籍管理方面，前者倾向于以“户”为中心的静态管理，后者则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动态管理。居民个人身份在社会生产、生活及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家庭、宗族、血缘关系的作用日益削弱。因此，在理想的户籍制度设计中，身份证内容能够准确反映公民实际的个人身份信息，作用将越来越大，而户籍管理将更具开放性，户口本的作用相对下降。人们的迁居行为总是伴随着户籍、人事、劳动、纳税、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域间转换。人口流动性的加强，不仅对人口管理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人口管理与其他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密切配合，做好各领域政策在不同地域间的配套衔接。

户籍管理模式的转变为户籍管理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户籍管理过程的广泛应用，为户籍管理及户籍登记信息的社会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公安系统已经实现了户籍管理工作的网络化，户口登记、人口统计、户口查询、编制身份证号码等环节的计算机操作大大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和质量。户政部门要以换发第二代身份证为契机，通过设计足够的、合理的个人登记项目，实现居民身份证的电子化管理，并将建成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公安部门的人口信息网络将与人事、劳动、计划生育、工商、银行等部门联网，组成更大的互联网络，既有利于政府各部门及时掌握各类人口动态信息，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也有利于社会信用监督体系的形成，促使公民养成诚实守信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三、总体思路：从降低门槛到自由迁徙

我国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在完善准入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继续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另一方面，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制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实现人口城乡间自由迁徙。

具体而言，在户籍制度内容上，首先降低“合法固定住所”这个条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即使在房价较低的石家庄市，购买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也要20万元左右，也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只有工作20年才能买得起住房，达到拥有合法固定住所这一条件。应降低这一条件，允许有能力居住具有一定标准房子的人员，包括租房者迁入城市。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稳定收入来源”这一条也可以把标准定得适当低一些。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仿照小城镇户籍改革经验，按顺次逐步实现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梯度改革。在降低准入条件的同时，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管理上的诸多行政管理职能，弱化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恢复户口管理作为民事登记的基本社会职能，建立由户口登记、身份证管理等制度构成的、以现代科技装备起来的科学的人口管理系统，实现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最终达到“国家依法规范，社会经济调节，个人自主选择”的自由迁徙局面。

四、政策选择：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1．创新观念，多途径、多方式拆除户籍藩篱。改革户籍制度，拆除户籍藩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各地解放思想，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途径、多方式组织实施。国家已经扩大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在不违背国家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尝试各种改革模式。外来人口不太复杂的地区，改革难度较小，可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调查分析显示，目前人口的迁移日益理性化，不必过多担忧城市病的发生。经济发达、外来人口较为复杂的地区可以考虑运用一些过渡性模式来缓冲户籍改革给城市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力，避免城市人口增加出现“井喷”现象。今后，各地应当深刻总结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借鉴其他地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多样化手段，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向人口实现自由迁徙的总目标迈进。

2．逐步使户籍与社会保障脱钩，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机制。进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为的城乡分割的行政藩篱，关键在于取消城市户口背后各种复杂的附加利益，逐步使户籍与社会保障脱钩，让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清除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第一，尝试建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机制，将农村土地产权作为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连接点，农民进城后，可以考虑通过土地的流转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使农民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用土地和城市身份进行交换，通过流转、转包等形式将土地移交给别人，并通过土地的转移，筹集一些资金进入社保。第二，对那些工作和收入尚不大稳定的流动人口，其社会保障尚不宜进入社会统筹的层面，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较为灵活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在他们有工作从而有一定的收入时，由所在企业与个人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工伤保险、大病保险和养老保险费，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这部分人口既可以进而以土地换保障，也可以退而回农村。第三，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特点，在社会保险账户设计上应该考虑能够随农民工就业地点的变化、地区之间社会保障账户的流转和衔接的问题。

3．降低准入条件。使更多有能力的人进入城市。降低准入条件，扩大准入条件涉及的人群，逐步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降低购房迁入条件。允许租房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迁入城市，能够租得起房本身也是能够在城市生活的表现。二是强化月收入标准，弱化投资限制。投资迁入涉及的人群过小，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月收入标准。因为达到一定月收入标准同样可以在城市稳定生活，这也扩大了受益人群的范围，促进了城市化。三是取消亲属投靠的各种限制，如结婚年限、子女年龄的限制，只要符合人道主义标准，都可以允许迁入。四是降低唯学历的人才标准。城市发展需要各个层次的人员，而不仅仅是高学历的人才。即使是没有学历的人员，只要其能够掌握一门熟练技术，能够在城市生存，就应当允许迁入。

4．依据市场化原则，加快相关配套政策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承载着许多附加的社会功能，人事、劳动、社会保障、计生、民政等部门把其行政管理职能附加在户籍制度上，把户口作为其推行本部门政策的前置条件。户口处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这反过来又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功能，加快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措施改革，避免和消除不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一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对进城农村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和职业工种限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介绍、技术培训、就业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向农村劳动力打开就业大门。对于城乡就业劳动力，应该按照公开、平等原则竞争上岗，并在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二是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稳定和完善现行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利于土地换社保的实施，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转移。三是改革住房政策。尽快修改购买城市住房与户口相联系的某些规定，培育和完善房地产的二级、三级市场，促进住房的开发和流转。要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特别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启动、搞活一级住房市场，使新进城人员买得起、租得起住房。流动人口众多的地区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和动员社会力量等方式，发展适合流动人口居住的“廉租房”、“微利房”。这样不仅能吸引流动人口定居，减少流动人口居住的不稳定性，也便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解决由于流动人口管理无序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上的混乱状态。

5．加强人口社会管理，促进人口有序流动。一要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过去出台的一些申报户口的各种限制条件，都应在当前城乡统一户籍管理的改革中彻底取消，使户口登记能够如实反映公民的居住状况和城市化水平。二要利用更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时机，实行一人终生一个代码制，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管理，使全国人口流动逐渐地有序化。三要制定严格、科学的户籍迁移程序，避免双户籍、空挂户的现象。尤其要加强新迁人人员的跟踪管理，包括了解其家庭生活状况及困难，使人口的社会管理更加人性化。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赵　巍

第4篇：杭州户口落户户籍政策2012版

因为工作关系，特整理出了杭州户口的落户政策，这里基本上包含了所有能落户杭州的政策，当然有可能还有什么办法没有碰到过，如果哪位朋友有知道其他办法可以跟帖，尽量做到最完整。

(1)人才引进落户政策(历届毕业生) 申报条件：

1、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者(45周岁以下);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者(中级45周岁以下，副高50周岁以下，正高55周岁以下;高级职称必须由省人事厅颁发，中级职称由市地人事局或省级部委办公厅局颁发);

3、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紧缺专业大专学历者(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必须与公布出来的紧缺钻专业一字不差);(35周岁以下);

4、拥有发明专利者(45周岁以下);

5、除硕士以上学历者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政策，其他人员在杭均要有就业单位;

符合以上引进人才随迁家属条件的人员，如随迁家属，需在杭有自主的合法固定住所。

以上4种条件只要符合一条就可以办理，这里的学历都必须是全日制统招生，不

包括MBA、在职研究生等学历。 (2)外商投资入户(外资) 申报条件 ：

1998年起在杭州市区新批或在该起增资10万美元以上并在本市或区缴纳税收满10万元人民币的外商投资企业。每投资10万美元外资可办理一名企业管理人员进杭落户。 (3)企业投资落户(内资) 申报条件 ：

外地户籍人员在杭州市区投资兴办在杭州市产业导向目录中属于鼓励类项目的企业每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可办理1名专职人员进抗落户。总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可随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同时企业纳税额需达到10万以上，并且稳定运营一年。 (4)、纳税落户 申报条件：

外地来杭州市区的个私企业经营者，从2000年开始凡连续两年内缴纳地税满10万元人民币的，业主本人可办理落户手续;连续两年每年缴纳地税满15万元的，业主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办理落户手续。

(5)、高技能人才落户 申报条件：

1、45周岁以下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人员;

2、35周岁以下符合当年我市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技能人才;

3、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我市高级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

4、其中

1、2两类人员需在杭工作满5年且在杭拥有住房，第3类人员需在杭落实工作单位。

(6)、省级在杭单位人员进杭落户 申报条件：

1、经省人事(劳动，(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厅批准，外地调动进杭在省级单位工作;

2、大专以上学历(包括成人教育)，年龄按杭州市现行户籍政策执行。

(7)、应届毕业生落户杭州办法

①各类成教学历的应届非在职本专科毕业生落户 申报条件：

取得本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现代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非在职省内生源本专科毕业生，且年龄在30周岁以下的未婚人员。(注意里面的条件，本省高校，应届，非在职，30周岁以下，未婚，须同时达到) ②各类全日制统招应届毕业生(通俗点就是高考上线的) 研究生落户可以先落户后就业，本专科毕业生必须在杭州有单位交社保，并且单位必须和报到证上的单位一致，如果不一致要做改派工作，杭州有房，直接到房子所在的派出所办理，没有房的到档案所在的人才市场办理。

(8)、夫妻投靠 申报条件

夫妻婚龄满3年，一方在杭有合法固定住所，人户一致的，由当事人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9)、老年投靠 申报条件

(1)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子女全部或多数在杭州市区，外地身边无子女，在杭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可以申请投靠在杭子女;

(2)原籍为杭州市区(不含萧山、余杭)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有子女在杭，在杭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可申请投靠在杭子女;

(3)夫妻双方均在外地，夫妻有一方原籍为杭州市区，且有子女户籍在杭州市区的，只要一方符合投靠年龄，另一方符合夫妻投靠条件(结婚满三年)，双方可同时申请投靠在杭子女。 (10)、部队随军家属投靠 申报条件

部队干部、士官家属随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办理家属农转非：

①军龄满15年;②副营职或技术十一级以上③年龄35周岁以上④现役

五、六级士官 (11)、购房入户

购房入户政策实施区域范围：杭州市区(萧山区、余杭区除外)范围。

购房入户时间：杭州经济开发区(下沙)、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钱江新城的购房入户办理以2006年4月12日起购房为准;新扩大区域的购房入户办理以2008年10月14日起购房为准。

购房金额要求：上城区、钱江新城购房单套总价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经济开发区(下沙)购房单套总价60万元以上(含60万元);其它地区购房单套总价80万元以上(含80万元),同时需付清房款。 申报条件

申请人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传染疾病;随迁未成年子女户口的，需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①申请人未被劳动教养或追究刑事责任; ②申请人在购房地实际居住且人户一致，有稳定生活来源; ③购置二手房的，房内原户籍人员户口已迁出。

这条要注意一点：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已经是杭州户口，那么另一方就不能通过购房落户政策落户了，只能通过人才引进或者夫妻投靠的方式落户。

(12)、萧山余杭户籍人员办理杭州主城区落户 申报条件

萧山区、余杭区户籍人员，本人在老城区有合法固定住所(持房屋产权证的商品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有效承租的直管公房、单位自管房，集体土地上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除外)，居住5年以上且人户一致的，允许1户(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户口迁杭。对房屋产权证上有多个产权人的，由共有产权人商定1户户口迁杭，其他人员作放弃。 (13)、出生户口申报

新生婴儿出生后30天内，应申报户口，需持证件为：

1、婴儿《出生医学证明》

2、婴儿父母的身份证

3、婴儿父母的户口薄

4、婴儿父母的结婚证(非婚生育除外)

5、其他视情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14)、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 申报条件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户口在大中专院校的除外)，可按自愿原则投靠在杭父母。

第5篇： 杭州户籍户口迁入政策 办理流程

如果你是在校大学生毕业后想在杭州落户应该怎么样做呢? 应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 申请条件：

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

普通高等学校硕士以上学历毕业生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的政策 申报准备材料：

1、《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

2、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或(聘用)合同、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缴纳社会保险情况证明或区以上人事编制部门出具的进编审批表。

3、本人房产证，单位或亲友同意接受落户书面证明及其户口本和在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

4、户口迁移证

办理程序：

如户口由学校迁出的，持上述材料向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直接申报。 如户口在原籍的,持户口本、身份证或户籍地出具的户籍证明及上述1-3项材料，按拟落户地分别到所在派出所办理即可。

杭州落户政策·落户杭州·杭州户口迁入

申请条件：

取得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非在职省内本、专科毕业生，且年龄在30周岁以下的未婚人员，一年内在市区落实就业单位

办理程序：

持毕业证书到市公安局领取《进杭落户审批表》及具体办理所需材料的须知，按须知要求携带准备好的材料及单位盖好章的《进杭落户审批表》到市公安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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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杭州 户籍证明

杭州户籍证明我的户口是杭州市下城区，是集体户口，现在人在外地，需要开户籍证明，不是本人去办理可不可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得需要你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

另外最好附一份委托书，你本人签字，内容主要就是你本人，身份证号，因在外地不方便，现委托谁，他的身份证号，代理。之类的话就好了。

最后加个本人签字(当然随便谁签，别人也不知道的其实)。

情况说明：

1.我的户口是外地的，已经开了户口证明;

2.我女朋友是杭州本地户口(下城区天水派出所)，但因她的户口簿没有在杭州;

想问一下：

1.我女朋友可以在下城区派出所开口证明吗?

2.我们两个人都带着户口证明，在她户口所在地的杭州，可以登记结婚吗?

应该要先去当地派出所的办-证-中-心那里先去咨询一下,然后才有头绪,才知道要带什么证件去办嘛!

1、法定的户籍证明是指公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户口本。如果是集体户，或身份证、或户口本遗失，则派出所可以出具你的“户籍证明”。

2、目前有些场合，需要户籍证明，你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去你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不收任何手续费，可能有些派出所会收取一定的工本费(一张纸)如果采用“鸿达”户籍管理系统的，则这个户籍证明叫“户籍证明书”，其他版本的也类似。户籍证明仅证明某人的户籍，因此是不另贴像片的，但有个人像片在电脑内的，在打印户籍证明的同时，会打在证明书上。如果不注明有效期的话，该证明没有有效期限制，使用时还是以公安机关登记为准，并不是以你提供的为准，这只能证明至你申请的当天。带

3、这种户籍证明是为公民应急所使用，不是法定的证明。

大、中专学生转学、退学落户：

自治区范围内办理转学的凭自治区教委主管部门批准文件，跨区办理转学的凭转出地和转入地省级高教部门批准文件办理，学生因故退学的，凭学校批准文件，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由当地派出所民-警审核后，所长批准办理落户。

新生儿落户

凡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的婴儿

1、随父母自愿选择。

2、出生证、准生证各复印件一份(落户时必须带上原件)两证章子必须盖全。

出生证(盖章处指妇幼保健站)准生证(盖章处指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3、三个月内新出生的婴儿直接落户，超过三个月经所长审批方可落户。

4、结婚证复印件。

父母投靠子女条件及申请落户

1、投靠人女性满55岁，男性60岁。

2、投靠人户口所在地出具身边无子女照顾证明。

3、个人落户申请。

4、投靠人原籍出具户籍证明。

5、被投靠人单位证明或办事处证明。

6、被投靠人身份证复印件。

7、离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

子女投靠父母条件及申请落户

1、子女不得超过十八周岁。

2、个人落户申请。

3、投靠人户口所在地出具户籍证明。

4、被投靠人单位证明及办事处证明。

5、被投靠人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证明。

6、父母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夫妻投靠条件及申请落户

1、结婚满四年。

2、个人落户申请。

3、投靠人原籍出具户籍证明。

4、非农业户口(派出所或街道办事处出具无业证明，兵团户口出具兵团社会保障局无业证明)。

5、被投靠人单位证明或办事处证明。

6、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7、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第7篇：户籍政策

政策内出生婴儿申报入户事项内容

法律依据

数量及方式

条件 政策内出生婴儿申报入户 1061,1060,996 无数量限制。

1、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2、父母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申请材料

3、拟入户地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1份);

4、政策内生育一孩的，提供母亲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政策内生育二孩的，提供二孩生育审批表(复

印件1份，验原件);

5、超过一个月申报，提交婴儿未随户口在外市县父或母一方入户的证明(原件1份)。

申请表格

申请受理机关 2489 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1、政策内生育一孩(含双胞胎或多胞胎)的，由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决定;

2、政策内生

决定机关 育二孩、政策外生育、双军人子女、国(境)外出生子女、收养子女及其他特殊情况补报出生登记的，

由深圳市公安局决定。

程序

1、政策内生育一孩(含双胞胎或多胞胎)，所需证明材料、手续齐全的，由派出所受理后当场核准

办理;

2、政策内生育二孩、政策外生育、双军人子女、国(境)外出生子女、收养子女及其他特殊

情况的补报出生登记，由派出所受理后逐级呈报分局、市局核准。

对于须呈报核准的事项，派出所受理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以内呈报分局，分局在10个工作日以内

时限 出具审核意见并报送市局，市局在40个工作日以内作出批复。受理和决定机关认为需调查或技术鉴

定的，调查及鉴定期限不计入工作时限。

证件名称及有效

期限

法律效力

收费

年审或年检

网上受理

状态查询 无。 经许可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即取得深圳市常驻户口居民身份。 无。 无。

第8篇：山东户籍政策2014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生登记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公通[2014]74号

各市公安局：

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办户口难问题，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严肃户口登记管理纪律，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公民出生登记管理问题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进一步明确出生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出生登记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行使法律赋予各项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公安派出所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及时做好出生人口 户口登记。《出生医学证明》是办理出生人口户口登记的法定证件，无需村(居)或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具落户介绍信。1周岁以内的新生婴儿，公安派出所应根据其父母申请、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和结婚证(非婚生不需提供)，当场予以办理。超过1周岁且持有《出生医学证明》申报出生登记的婴幼儿，公安派出所应在调查核实基础上报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予以办理;对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取得《出生医学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司法鉴定机构亲子关系证明、住院分娩记录等档案材料，在调查核实基础上报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办理。

出生人口落户要严格执行在经常居住地随父或随母自愿的要求，原则上不准单独立户或随他人落户。对父母双方死亡、失踪、出国(境)定居、服兵役或属在校学生等特殊情况的，公安派出所应将调查核实材料报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新生儿可在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处落户。对异地落户后投靠父母的，县级公安机关要及时与迁出地公安机关联系核查后方可办理准迁手续。弃婴、孤儿以及收养登记的落户仍按原规定执行。

二、进一步加大出生登记管理力度。依法申报出生登记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户籍民警要强化宗旨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户籍管理规定，依法保障出生人口申报出生登记的法定权利。特别是对未婚生育、计划外生育、超计划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绝不允许随意设立任何前置程序和附加条件，绝不允许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甚至拒绝受理，绝不允许造成“黑人、黑户”。经调查核实，基层派出所拒不受理或办理出生登记的，所在地县级公安户政部门应直接予以受理，在5个工作日内办理出生登记并将有关材料转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存档，责成派出所为群众发放《居民户口簿》;县级公安户政部门不予受理或办理的，所在设区市公安户政部门应直接予以受理，在10个工作日内办理出生登记并将有关材料依次转至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存档，责成派出所为群众发放《居民户口簿》。

三、进一步严肃出生登记工作纪律。规范公民出生登记是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解决办户口难办证难的部署要求，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实行刚性问责，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凡出生登记符合政策规定，基层派出所民警在办理过程中故意刁难群众、被新闻媒体曝光、群众投诉举报，或者利用职务之便办理虚假户口登记的，经调查属实，一律停止执行职务，并严肃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县级公安户政部门应当受理但不予受理或督办不力的，设区市公安局要给予通报批评，并由纪检、监察、督察部门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责任;设区市公安户政部门落实不到位的，省厅将视情约谈，并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

四、进一步准确掌握出生人口登记底数和情况。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精神，全面了解辖区户籍人口变动情况，健全完善出生人口登记信息通报制度，准确掌握“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的变化趋势，加强动态监测预警，省厅决定自今年起实行出生人口登记月报制度，各地要在每月10日前将本辖区上月出生人口登记情况填写《全省出生人口登记情况月报表》(附后)，以便为各级党委、政府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提供基础数据。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报告党委、政府，迅速传达到基层派出所和广大户籍民警，并做好本地户口登记相关规定的清理和警务公开内容的更新。以往规定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山东省公安厅 2014年2月15日

http://health.dz/shandong/yuanchuang/2014/0514/1988741.shtml

第9篇：杭州集体户籍西溪派出所办理准生证及围产卡

杭州集体户籍西溪派出所办理准生证及围产卡 (2011-11-28 14:58:54)

今天跑了一天，终于把准生证和围产卡办完啦!!!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愁了几个月啦!办理准生证需要的材料：双方身份证原件，女方结婚证，户口簿(集体户口用户籍证明)，红卡。

1. 身份证和结婚证应该是现成的啦，要不赶紧补办，需要一个月。我的杭州户口刚转过来的，杭州的身份证还没有拿到，目前使用的仍然是外地身份证。不过没关系，没有影响的。

2. 结婚证要是没有的话，怎么生孩子啊?这个当然不用说了，嘿嘿。

3. 户籍证明：偶是杭州高新人才市场的集体户，所以就到那边去开户籍证明了. 单位里也可以帮开的，偶是自己去的，所以拿了单位盖章的介绍信，到了人就给办了，超快!不过人才市场开的证明要派出所盖章才有效哦! 出来以后到西溪派出所户籍科敲个章，户籍证明就算办完了。

交通指示：高新人才市场：文三路199号公交站点：上宁桥(下车马路斜对面)西溪派出所：出人才市场往门牌号小号方向走，红绿灯左拐，一直往前走会看到西溪派出所标牌(右手边)，找不到的话别忘乐问路哦~~

4. 红卡：偶担心了老久老久的东东了，偶们的结婚证是在LG老家领的，领的时候没有什么红卡绿卡的，现在网上查办准生证要这个，愁死了都!所以一到西溪街道办事处计生科，偶先老实巴交地告诉阿姨说偶们没有发什么红卡，慈祥的阿姨没有说什么，让偶们填了3张表格，什么表格都忘了，反正就是个人信息之类的，没有关系的。所以哦，最后的结果就是红卡没有也没有关系滴~~ 后来想了一下，阿姨问了我们是不是初婚，所以偶想是对偶们初婚未育的小夫妻的照顾吧，或者说我们的历史问题比较清白?嘿嘿，反正已经过关了，顺利地拿到了准生证!真的要谢谢西溪街道计生处那位慈祥的阿姨的!交通指示：西溪街道办事处地址在马腾路农贸市场3楼除了派出所原路返回至文三路，延人才市场反方向走可以看到马腾路，右手边进去就可以看到农贸市场了。这样的话准生证就算办完了! 二围产卡因为偶们的宝宝已经3个月了，所以马上可以建围产卡了。办好准生证还要回西溪社区卫生所，和西溪派出所在一个地方，很好找的。听说如果不住在那边的话可以把围产卡转到自己所住社区的卫生服务处，所以我就和医生提出来了。医生说没问题，但是要看你所在的社区接不接受，早上刚有个人想把围产卡转到滨江浦沿，结果人家不收，所以又去找她了。然后说给我开单，如果我的社区不接受马上回去找她，我连忙说谢谢了!上午办完这些事儿的，回家吃中饭，不过还是挺担心的，偶们也是滨江的，社区会不会接受偶家宝宝还不定呢。担心到吃晚饭，偶就跑到楼下问社区卫生服务所的，被告之要去西兴街道卫生服务站。于是，偶直奔街道，到了那里，一位很可爱很好很好的黄医生接受了偶家宝宝，给偶建了围产卡!!! 事情到这里，偶们已经觉得很幸运很幸福的啦!所以一定要把这份经历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也能帮助和我一样忧愁的准妈准爸们。 三早孕检查其实怀孕了，就可以到你的街道服务处去做检查了，不用去其他医院，这样在建围产卡的时候可能会简单一些。我之前在其他医院检查的，检查了一些项目，今天去街道的时候，医生说没有检查全面，要按照街道卫生院的套餐来，所以又补了一堆的单子，周四还要去。不管怎样，还是蛮高兴的啦，最大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就等着宝宝健健康康地出来和偶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