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的性质

户籍制度的性质（精选8篇）

户籍制度的性质 篇1

看一下上海高中政治教材第六课的标题就可以知道，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同属于经济制度，社保制度单列。那么，社保制度从性质上属于什么？为什么放在和经济制度放在同一课呢？

社保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应该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国民收入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单位内部进行的与生产要素直接相联系的分配。我国分配制度中所讲的各种分配方式就是讲初次分配的方式。再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财政收支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其中，社会保障就属于再分配的内容。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社保制度的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这些功能主要是社会领域的，而非经济领域的。所以，从本质上，社保制度应属于社会制度。（此社会制度是狭义上的，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相对应。）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因为社保制度属于社会制度，所以，它才没有与所有制、分配制度一起列为经济制度中。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以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温家宝把今年要做好的主要工作分为1）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2）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3）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4）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5）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6）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7）大力加强文化建设、8）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9）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10）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十个方面。如果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四个方面来分，其中，可以看出前4个属于经济建设，5、6属于社会建设，7是文化建设、10是政治建设，8和9是综合。其中，在第6方面中，一共列了就业、收入分配、社保、房地产调控、医药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管理等7个方面的内容。社保就位列其中。为何把收入分配、房地产这些本来明显属于经济领域的内容列到了“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里面？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更加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分类的时候，标准并没有那么绝对，很多时候要看其具体的情况。因为，社会问题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

为什么在教材中，社保会放在分配制度后面呢？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首先是因为分配制度涉及的是初次分配，社保涉及的是再分配，一前一后很合适。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社保的，有的是单位的全保障。过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对于员工是全面保障的，毫不夸张的说，那时候的国企，负责员工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教育的方方面面。虽说保障水平不高，但是，也算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了。

但是，后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企的竞争力出现了问题，开始经营不善、不堪重负，开始甩包袱，把除经济生产以外的其他事项全部都交给了社会，员工也不再是终身制，开始有了下岗失业，看病、孩子教育等等都需要自己掏钱了。但是，为了合理分配负担，国家开始建立社保制度，让员工个人、企业和国家三方共同出资，建立社保基金，为员工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户籍制度的性质 篇2

关键词：制度,生产力,多样性

生产力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它反映的是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水平。在生产力活动中, 人们的创造力总是在一定的规制和社会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换言之, 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规定了人类的行为及其创造力的发挥, 并且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科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经济社会关系, 决定着一定时期各种生产要素发挥的范围和程度。

一、制度与最优化行为

人类的活动或行为可分为两大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 这是一种“生产”行为, 它表示一种技术关系, 即人与物的关系是由人类的技术水平所决定并反映技术水平变化及人对物的占有、支配和使用能力, 经济学家可以用生产函数来度量这种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交易”行为, 它包括三个层面, 即市场上的交换关系、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关系和非货币化的服务关系。人类的两种行为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人类在其行为过程中总是以一定的目标为导向的, 我们将这些目标归结为最优化, 有时亦称最大化。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人类在追求最大化的行为中并不是一个无约束的行为, 人类的第一个约束便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 可以说推动人类进步的基本矛盾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这种欲望的资源的稀缺性 (或有限性) 矛盾,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克服这一矛盾对我们最大化选择的影响。由此, 最优化行为便演变为如何最充分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所以, 人类的行为活动总是以既定的资源为条件, 并努力地改变这些资源的使用而取得更多的效用。资源的总量可以是既定的, 但对它的改变却是可以不断进步的, 这种进步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知识是人类行为的第二个约束条件, 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知识, 但与我们的最大化要求相比, 知识总是有限的。它是我们永恒的苦恼, 也是我们改进的中心, 因为我们的知识越多, 我们就越能用物质资源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理论模型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 因而信息是充分的, 他可以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分析, 这种分析的结论不能使商务活动者信服, 因为他们在市场上面对众多的选择时往往无法决定其行为, 而问题的关键是苦于有限的认知能力。哈耶克将人类的无知和克服无知的问题纳入了经济学, 他认为, 经济学家用有限的知识冒险去设计的各种不恰当的建议, 往往对未来的行为产生错误的作用, 因为这种模型是一个抽象的、简化的而又似乎完备的, 但它与现实的要求即知识的容量产生了冲突。

知识的有限性使单个的行为者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及分工与专业化的协调来克服这种困境, 因此, 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依赖与他人的合作。这种合作使人们获取了更多的知识并用它们来解决其自身知识局限而产生的问题。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秩序, 没有一种秩序, 人们就不可能信任他人, 也无法对其行为产生预期。而要维护这种行为秩序, 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我们发现, 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缓解知识的不足, 而且可以保证合作的秩序, 从而使个人乃至社会能在既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最大化。

制度可以是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 也可以是人类设计的法规、准则等正式规则。我们对制度的分析较多地侧重于后者, 如法制、产权、契约等。一般来讲, 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软约束”, 而正式制度是一种“硬约束”, 但正式制度往往必须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 即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溶的条件下, 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并且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化程度越高, 通过正式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收益率也就越大。

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 (1968) 一文中, 按照制度的服务性质, 将制度进行了经典性的划分: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如货币、日历、度量衡等;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 如合约、合作社、股份制度等;用于提供职能性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的制度, 如产权、市场制度等;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 如国防、教育制度等。制度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影响行为活动的制度, 二是影响收入流的制度。但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行为活动必然改变收入流的流向, 而收入流的变动又引发人们调整其行为活动。

西方制度学派对制度的定义非常地广泛, 从法规设定到货币媒介都称为制度, 这种制度含义不仅过宽, 而且其分析的框架过于泛滥。虽然他们 (尤其是科斯) 较多地侧重于法律, 但很容易形成“制度决定一切”, 即制度泛滥。实质上, 人类在其最大化行为活动过程中对制度的需求并因此而产生的制度供给, 往往在乎的是人为设计的可实施的规则, 因为制度的存在是人们为了利益激励而展开的博弈均衡。如果人们不进行利益最大化选择, 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例如禁止和尚吃肉的制度, 对和尚的行为没有一点意义, 因为它并不是约束一个最大化选择的行为准则。

一项好的或有效的制度安排, 可以降低人们行为的交易费用, 因为制度保证了人们在有限的知识约束下去最大化地签订一个完备的合约, 从而使人们对未来能产生合理的预期, 减少了人类行为活动中的环境风险。这样, 即使市场是不完善的或不完全竞争的, 人们也可以找到一个“有约束的最大化”效率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 制度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机会主义行为被严格地加以控制。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一项有效的制度就一定产生出最大化的效率, 而是意味着如果没有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 最大化的行为就不可能发生, 至少对一个集体区域的单个元素而言, 这种制度保证是不可缺少的。

二、市场竞争的制度基础

人类早期的竞争主要是争夺生存的环境, 集中表现在部落之间和人类自身对大自然适应性定居点的竞争。在种植业出现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 竞争主要表现为安全、财产的保护, 在上层建筑中, 权力的竞争开始激烈, 并因此带动了世袭制度的演化。但是具有经济意义的竞争是在市场制度产生之后才形成的,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产品的竞争一直是主流形态。这种以买卖为核心的产品竞争表现为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市场供求双方自身内部的竞争过程与市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密切相关, 在此过程中, 人们基于多样性的偏好, 用货币对市场的产品进行投票。投票的核心是个人基于其知识在交易中对产品进行定价 (柯武刚, 2000) 。价格向人们传递着市场的信号, 使市场博弈的参与者对其进行评价, 并最终形成决策, 所以, 在产品竞争中, 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制度。

厂商的市场竞争从现象上看是争夺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 但实质上, 竞争的核心却是“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 企业之间, 乃至个人之间竞争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市场竞争形态已从资源禀赋转入了制度优势。

1. 国家的制度竞争

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 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诺思认为, “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诺思, 1981) 。但是由于文化价值、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世界各国在制度安排及其绩效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讲, 国家主要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安排来降低意识形态推行、市场化交易和微观行为方面的交易费用。从市场竞争上看, 国家通过其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厂商的竞争创造一个独特的环境优势, 集中表现为:维持公平竞争的政策, 保证创新的激励,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降低市场风险, 克服宏观经济的波动, 努力消除经济的外部性, 以及为本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通道等。西方发达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适应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国家在推进厂商的竞争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完善的制度体系, 这也使西方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制度优势。相反, 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化推进时间较晚, 商务文明还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再加上面对西方的制度竞争, 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迅速地在国际市场取得比较优势, 较多的态势是“边干边学”, 即结合本国的实际, 在开发本国的经济优势的过程中, 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纵观亚、非、拉各国的制度建设的实际, 还没有哪一国在封闭条件下产生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当然, 发展中国家本身也具有较大的潜在的制度优势, 只是这一潜在要素如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充分表现出来。国别竞争, 核心是经济竞争, 而经济竞争重点是市场的竞争, 但谁能占领市场, 并不是他的历史有多悠久、资源有多丰富, 而是它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或促进企业的竞争。因此, 国家并不是通过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而是努力造就有利于企业竞争的制度来增强一国的竞争力。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在竞争制度设计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一方面, 由于国内的政治竞争, 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将经济发展作为其首要目标, 只有经济的高效发展, 统治者的垄断权力才能得以维护, 这一点无论是在多党制的三权分立政体中, 还是在一党执政的政体中都是如此, 因为即使一党执政, 它也考虑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 因此, 国家必须以经济发展而使民众的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否则, 国家也就失去了“主权基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必须从宏观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保护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所以, 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它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对于企业, 国家的重点是保护产权, 即通过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规则, 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 财产权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因此, 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 从对外关系上看, 国家又是保护其主权的最强力量。国家不仅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高其国际地位、发言权, 乃至对国际秩序的直接决定权, 而且要保护其“经济主权”, 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或至少取得“双赢”。但要达到这一目标, 国家在自由贸易政策、市场准入的条件和规则、法律的统一性及其执行程度以及在解决国际经济纠纷中的缓解能力都是厂商进行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制度前提。

2. 市场化的程度和秩序

竞争离不开市场, 无论是价格机制的灵敏程度, 还是企业的竞争能力, 都与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及其统一性;二是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的比例。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统称为“市场的治理结构”。在市场的治理结构中,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或技术性发达程度是最重要的, 它直接决定竞争的参与者在市场上的博弈能力。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市场的结构被分类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市场, 前者是理论中的极端市场形式, 而后两个市场结构是现实中大多数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形态。在一个经济区域内, 也许四种形态都可能混合地存在, 但从市场化的程度上讲, 一个企业越是具有“替代性”, 其面临的竞争就越强。影响企业“替代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大类, 一是制度性替代, 如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制企业, 其制度垄断性很强, 市场竞争中往往受到各种制度保护而使其在“长期亏损”的条件下也难以从产业中退出。在这里, 企业的存在不再以利润的多少而决定。问题的根源在于这种制度保护性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不是竞争性的, 不仅要素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的竞争, 而且其产品也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一般来讲, 处于这种产权保护的企业随着市场化的推广而越来越少, 但它的示范效应却很大, 这也是在很多计划经济很深的国家在国有制体制内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艰难性很大的重要原因。所以构建一个竞争的市场, 首先企业之间必须是一个可以在制度上进行替代的, 即产权的交易市场首先必须建立, 这是完善市场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二是产品性替代。它包括企业尽最大力量推行其“特色产品”, 以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别”, 差别越大, 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而要做到这一点, 有两个方面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是很重要的, 一是创新, 包括管理、服务和品牌;二是规模经济, 即在市场上产生一种“自然垄断”。由政府设计的市场制度安排与微观科层组织之间所形成的市场制度, 虽然在很多地方是混合存在的, 但这两种制度设计都必须保证其效应的一致性, 即推动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发展, 否则, 冲突的市场秩序将会导致竞争的丧失。

3. 人力资本的制度激励

一国生产力的整体强度集中地表现为该国产品的竞争强度, 但在形成产品竞争强度的过程中, 第一核心要素便是人力资本。文明程度、技术水平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和方向的力量, 但它们的背后却是人力资本在起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人是最重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人多力量大”, 而是如何使用人的问题。很多小国能战胜大国, 很多后来者能赶而超之, 重要的是有着一个充分培育人力资源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的推动力在于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作用, 并且这种激励使人力资本产生“合力”作用。所谓“三个臭皮匠, 能顶一个诸葛亮”, 但如果没有合力, 无论多少个臭皮匠, 仍然是臭皮匠。对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 首先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激励, 人类的进步就在于有创造力, 但人的创造力要转变成生产力, 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机制。这里的核心是尊重人权, 只有人权有了保障, 创造力才能发挥, 尊重人权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人格, 即人身的自由和平等;二是尊重人的思想, 尤其是创造力的思想, 在法律的框架内, 要充分体现思想的自由, 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人类的进步首先是思想的进步;三是对人的劳动成果的尊重, 即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实质上正是对“所有权”的尊重和保护才形成了激励, 个人的思想、人身乃至其成果都是个人的“财产”, 在市场制度下, 只有这些财产得到保护, 个人提高其人力资本才有一个理性预期。衡量一国乃至一个企业的竞争力, 尤其是这种竞争力是否具有长期性, 关键就看它对个人的人力资本是否有制度激励。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通过对西方经济革命的考察, 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能建立有效的组织来促进文明的进步,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没有所有权, 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诺思, 200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人口数量、资本积累等,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些要素的数量多少, 也不是单个要素的质量高低, 重要的是如何用制度来整合这些要素。在整合过程中, 人的要素的整合是根本, 所以技术发明本身也是一种增长, 而原因则是对这种增长的激励。

三、生产力与制度的多样性

好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坏的制度只能阻碍进步, 并且不同的文化会形成不同的制度, 这便是制度的多样性。也就是说, 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 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 (青木昌彦, 2001)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对于研究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诸领域的存在及其变迁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局部均衡现象, 而是多重均衡的结果。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 我们常常分析的制度是作为一个规则或组织来确定的, 但这种规则涉及三个层次的内涵。青木昌彦在其名著《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 按博弈论的视野对其进行了归纳, 即从博弈的过程看, 制度可分层为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制度的形成首先在于博弈的参与人、参与人的数量、水平及其行为是制度是否需要的前提。如在一个人的世界 (鲁滨逊的孤岛) , 制度无关紧要, 行为本身就是制度, 他可以随时更新而没有任何处罚。但只有参与人>2, 博弈的规则就是需要的,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它是人类设计的制约参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的,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约束来自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合同, 政治规则就是宪法秩序、法律和政府管制, 经济规则是指使用和处置经济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权利束, 核心是界定产权, 而合同主要是指交易的协议。但是同样的规则对于不同的社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是由于制度的实施机制、实施方式、行为规范和行为者的主观模式的差别, 由此造成激励结构和政策后果的不同。

赫尔维茨从实施和设计角度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的差异性, 他认为, 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 并且在参与人达到“纳什均衡”时, 制度的效率最大, 但要保证这种均衡的产生, 首先必须是制度的环境 (偏好、技术、资源禀赋) 与参与人的目标是兼容的, 而制度就是在这种兼容下来实现社会目标, 社会目标可以表示为在每一种经济环境下预期实现的一组结果。制度的差异是由环境的差异和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的, 因此, 一组目标对应一组制度, 或者说在环境既定条件下, 目标决定了制度的性质。从外部环境来看, 无论是区域性制度还是整体性制度, 制度之间并不是独立作用的, 制度模式的构建受到技术水平和市场的连接而形成互补 (青木昌彦, 2001) , 因此, 制度是复杂的, 即使是同为市场制度, 也会因其文化价值和历史路径不同而呈现多种模式。制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是稳定的,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演化的, 即使在初始时期的“原制度”是相同的, 但演变的轨迹却差异很大。如前苏联和中国, 其初始制度都是集权型计划经济, 但经过30多年改革后, 制度的差异已十分明显, 西方甚至将中国的制度变迁之路称之为“中国的示范模式”。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 虽然经济的全球化制度从1948年开始就由GATT的成员国加以实施, 而且伴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 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价值均不断地向“趋同”方向发展, 但人类并没有完全按“一体化”进行线性式制度演变, 而是地方性或本土化制度与“跨国制度”一起演进、混合、渗透和共生。特色的制度性安排依然在全球存在, 并由此而产生了很多具有制度活力的经济增长带。制度之间的交易与市场规则是一致的, 即竞争与合作共存。

参考文献

[1]柯武刚, 史曼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浅析股票期权制度的法律性质 篇3

一、股票期权的涵义及特征

1. 股票期权的涵义

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经营者在未来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股票的选择权，即在签订合同时向经营者提供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公司股份的权利。它是用来激励公司的高层领导者或核心人员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又称作经理股票期权或认股期权。

2.股票期权具有以下特征

（1）股票期权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股票期权是公司所有者赋予股票期权持有者的一种特别权利，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股票期权的持有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行权，或者弃权。无论行权或弃权，公司都处于被动状态，不能强行要求持有人行权或弃权。

（2）股票期权的权利是公司无偿赠送的，经营者可不付任何代价取得这一权利，但是与这种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公司股票不能免费得到，经营者需支付“一定的对价”才能取得股票，购买股票的价格不是行权时的市场价格，而是一个按合约规定的固定价格。

（3）股票期权是一种收益不确定的权利。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工具，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在于激励持有人努力奋斗，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股票市场价格。但是，股价的高低除了与公司业绩有关外，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稳定性。当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行权价时，持有人可获得较为丰厚的收益；当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行权价时，则无法获得预期收益。

（4）股票期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公司授予经营者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后，一般均对其转让行为加以限制，即禁止持有人将其股票期权转让给他人。

（5）股票期权必须通过合约来执行。公司应当与股票期权受益人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与有效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行权股票的来源、数量或比例等，均需在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中明确约定。

二、股票期权的法律性质

股票期权制度不仅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更是一项法律制度，其推行离不开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对股票期权性质的认识，关系到股票期权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股票期权法律性质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股票期权属于一种单务法律行为，是形成权而非债权

其理由是：形成权是一种变动权，是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其主要功能在于权利人得依其单方意思表示，使之成立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发生、变更或消灭。如果认为股票期权是债权，则债权内容在公司机关做出授予股票期权的决议时必须已经成立，且履行之债已经生效，双方互负履行义务：授权人须依约交付股份，受益人需依约支付对价。而实际上，股票期权只有受益人向公司做出行使权利的意思表示之后，才产生公司向其支付股份的义务，而且何时支付，是否支付都不确定，完全取决于受益人单方的意志。由此认为股票期权不属债权，而与形成权特征相吻合，即形成法律行为因一方意思表示而成立，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合作就能够立即改变法律形态。股票期权行权与否与授权公司无关，授权公司是否履行义务，全凭权利人是否发动行权的意思表示而定，一旦权利人将行权请求送达约定交付场所，即生效力，行权人享有股份交付请求权，授权公司负立即交付的义务，因此股票期权是形成权。

2.股票期权属期待权

其理由是：作为选择权要约的标的，股票期权是期待权。股票期权授予后，劳务提供完成前，选择权合同未成立，但选择权取得的过程已经开始，只是将其取得附以期限，如果经理人员按照公司授予协议的要求持续提供劳务，则选择权的取得就更进一步。从消极方面看，在公司授予期权时，取得股票选择权的过程尚未完成，权利还未发生；从积极方面看，权利取得虽未完成但已经进入完成的过程，当事人已有所期待。这种期待，因为具备取得选择权的部分要件而发生。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协议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是有一定期限的，在此期限内，公司要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得随便撤消、扩张、限制或者变更授予条件。因此，股票期权具备法律上之“先效力”，属于期待权。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要分析股票期权的法律性质，应当从股票期权的内涵及特征入手。股票期权一般是通过公司与股票期权受益人签订契约来授予的，股票期权受益人在获得股票期权时一般不需要支付代价，多为公司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股票期权只是授予股票期权受益人一种选择权利，持有人此时并没有获得相应股票的所有权，仅取得了股票期权的所有权，只有在公司业绩上升时，经营者才可能通过行权来持有股票，真正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的所有权利。因此，股票期权是经营者对企业的一种剩余索取权。这种剩余索取权通过股票期权受益人与公司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取得：首先由公司根据获股东会批准通过的股票期权计划拟定股票期权授予协议，这相当于向股票期权受益人发出一个选择权要约，要约的标的即为股票期权。在要约中规定股票期权虽为公司无偿赠与，但对取得该权利附一定条件（如等待期、持续受聘等规定），受益人只有待这些条件满足后，才能取得股票期权。而作为公司来说，该要约一经发出，公司应受拘束，在法定的有效期内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因此，股票期权授予协议可视为一个双务有偿合同，而作为合同标的的股票期权，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的看法，即股票期权是一种期待权，“系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是一种取得权利之权利。第一种观点混淆了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的股票期权与作为协议标的物的股票期权的概念，因而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美国《国内税收法典》，股票期权只可以通过遗嘱或法定继承形式让予他人

户籍制度的性质 篇4

引言

学界对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性质的观点，主要有“集体医疗保障制度说”和“集体福利事业说”。姚力等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般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集体医疗保障制度说”揭示了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公共卫生制度合三为一的特征。[1] [2]许三春等认为合作医疗是指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3]“集体福利事业说”则把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保险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依托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建立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卫生组织，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一、以集体福利事业方式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和地方病广泛流行，尤其是寄生虫病、血吸虫病、鼠疫、结核病、麻风病、天花等疾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国80%的地区有地方病，受威胁人群达4亿多。人口死亡率高达20‰，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医疗卫生服务。

相对于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当时的卫生资源却严重不足。1949年我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0.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密度仅为0.029%;医院2000所，病床80，000张，人均0.15张，其中农村地区仅有20，133张。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设备严重缺乏，药品供应奇缺。[4] 新中国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国家不得不采取以农补工的策略，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筹集工业发展资金，农民对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被压缩到极限，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

土地改革以后，面对疾病流行和农村医疗资源缺乏情况，如何保护农民仅存的健康资本?中国农民创造了依附于互助合作社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50年前后，东北各省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倡采用群众集资和合作的方法，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农业合作社成立之后，由农业合作社建立“保健站”。保健站、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一条藤上结的三个瓜。一条藤是农业合作社，即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一条藤，长不出三个瓜。三个瓜实际是一回事，一个是机构，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5]

因此观之，农村合作医疗是依托大队或公社这一农业经济组织而建立的农民集体福利事业，它与农民极低的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相适应。

二、“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发展历程

1953年山西高平县米山乡三家私人药铺和十个民间医生自愿组合，创办了高平县首个联合诊所。1955年5月1日，全国第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站——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正式成立。保健站资金来源渠道包括由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15%—20%的公益金、医疗业务收入(主要是药费)。每个农民每年缴纳5角钱保健费，其中从社员工分中代扣3角，集体另外补助2角。[6]保健站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合作社，政府财政没有任何投入，也表明保健站和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不同地区、不同大队或公社的经济状况不同，农民的出资额不同，医药费的报销范围、报销比例也因此不同;相对富裕大队的筹资标准高于贫穷大队，如有的大队每人每年缴纳1元，有的则是交1个鸡蛋，有的规定社员看病除交挂号费外，其它费用由合作医疗负担，有的规定社员只交药品费，免除检查费、出诊费、手术费等，有的规定转到外地的医药费用由公社医院承担。由于地区、公社或大队的经济实力不同，决定了农民的缴费数额和保障程度也不同，说明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很多地方农村合作医疗以保障日常性疾病为主，即所谓的保小不保大，且保医不保药，是一种保障程度很低的福利型合作医疗。[7]其实，农民的疾病风险，主要来自急、危、重症等大病。大病发生的概率低，而一旦发生则医药费用巨大。要分散大病风险，需要跨越公社或大队这一集体组织的地理藩篱，建立足够大的风险池。要分散大病风险，还需要农民具有风险意识，信守保险合约。显然，这些在当时难以做到。集体组织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合作医疗的保障内容。

从纵向看，公社、大队、自然村三级集体组织经济力量强弱不同，应对大病报销的能力也不同，决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层次。如为了解决队办合作医疗经济力量相对薄弱、难以承受大病报销的问题，1975—1981年，河北省深泽县普遍实行了社队联办和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公社卫生院成立合作医疗总站，大病由总站报销，小病由大队卫生室报销。[2]集体的规模，决定了集体办福利事业的能力。

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大队、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福利型合作医疗制度难以抵御村干部的特权和农民的道德风险，必然演绎“公地悲剧”现象。由于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村干部在医疗服务时理所当然地享有特权，出现“群众交钱，干部吃药”和“农民吃草药，干部吃好药”现象;由于是几乎免费的服务提供方式，使有些农民小病大养，无病取药。许多地方合作医疗呈现春建秋散，或“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局面。不同集体组织的合作医疗，运行效果不同。

计划经济不同时期集体经济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水平。全国大队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1968年为26%，1977年为85%，1985年降到了5%，1989年进一步降至4.8%。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衰退，严重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许多农民面临生存危机，无力缴纳个人部分的费用，农村合作医疗遭受大面积挫折，滑入低谷。“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普及。在当时，是否搞合作医疗，不仅是关乎农民健康的问题，更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瓦解，动摇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农村合作医疗逐渐解体。

三、“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和重建失败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是孕育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环境。1978年，我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解体，同时伴随着财政体制改革，乡卫生院陆续下放到乡政府管理，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集体经济被家庭经济取代，农村合作医疗纷纷解体。1985年，全国村(行政村)办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5%。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和苏南地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瓦解而解体的事实也证明农村合作医疗是集体举办的福利事业。

20世纪90年代，由于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农民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为此，党和政府试图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4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全国7省14县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和调研工作。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但全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1996年为行政村的10%，1997年为23.57%，1998年为20%左右。尽管略有上升，但丝毫改变不了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失败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尽管集体经济解体，但集体的剩余索取权转移到农民个人手中。即使政府不出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也没有很大困难。但为什么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建依然以失败告终?说明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需求不足。公社时期，农民个人缴费是由生产队代扣代缴，个人缺乏加入或退出合作医疗的自由选择权，可见农村集体组织是否拥有分配权，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集体福利事业，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集体福利事业存在效率问题。

四、“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限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较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的效果。198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4.7‰，人均期望寿命1982年升至67.9岁。许多学者将之归因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诚然，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费用分摊制度，有一定的促进人群健康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集体福利事业，有其内生性缺陷如特权和道德风险。故理论上，作为集体福利事业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作用是有限的。除非寻找到更为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那就是依靠集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制度和低廉的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倘若医疗服务昂贵，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分摊费用作用必然微乎其微。

赤脚医生(人员)、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被称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其中赤脚医生和农村保健站属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制度，起着基础和核心作用。合作医疗属于医疗保障制度，其可持续性依赖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制度高效率运行。当时，在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下，赤脚医生(人员)、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实行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实现了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服务供给制度一体化，解决了医疗服务供方的过度医疗问题。保健站实行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坚持“三土”上马、“四自”创业。“三土”指土医、土药、土方，“四自”指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主动地寻求低成本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有效地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赤脚医生制度与农村集体组织和经济息息相关。赤脚医生的选拔方式是从大队、生产队挑选政治思想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好苗子，经公社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培训。赤脚医生实行队来队去，亦农亦医。从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看，包括农村居民常见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从赤脚医生工作方式看，实行挂签报病、巡回医疗、医生分片负责管理;从报酬支付方式看，赤脚医生采用工分制而不是工资制的报酬支付方式，直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分配，与一般劳动力报酬相当。到1975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1，559，214人，生产队的卫生员3，282，481人，接生员615，184人。[8] 赤脚医生制度进一步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它落实了公共卫生工作，做到了因病施治，杜绝了过度医疗的行为。

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篇5

物理性质钠为银白色立方体结构金属，质软而轻可用小刀切割，密度比水小，为0.97g/cm3，熔点97.81℃，沸点882.9℃。新切面有银白色光泽，在空气中氧化转变为暗灰色，具有抗腐蚀性。钠是热和电的良导体，具有较好的导磁性，钾钠合金(液态)是核反应堆导热剂。钠单质还具有良好的延展性，硬度也低，能够溶于汞和液态氨，溶于液氨形成蓝色溶液。在-20℃时变硬。 [3] 已发现的钠的同位素共有22种，包括钠18至钠37，其中只有钠23是稳定的，其他同位素都带有放射性。钠对身体有什么作用?

钠离子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离子，它是维持机体渗透压最主要的离子，也是维持细胞膜电荷稳定的主要成分。

临床上，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低钠血症或者高钠血症，都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正常人血钠浓度是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钠的异常，比如说内分泌系统有疾病，摄水过多或过少。低钠血症最常见的就是水摄入过多或者内分泌疾病所造成的钠排出过多，或者抗利尿激素不适当的分泌，都有可能造成低钠血症。高钠常见的原因包括糖尿病高渗昏迷，还有一些脑功能调节代谢障碍所出现的这种高钠血症。无论是高钠还是低钠，都有可能造成机体内环境的紊乱，需要及时的纠正，严重的时候是会危及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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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的化学性质

1、钠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常温和加热时分别与氧气化合，和水剧烈反应，量大时发生爆炸。

2、钠还能在二氧化碳中燃烧，和低元醇反应产生氢气，和电离能力很弱的液氨也能反应。

3、钠能与大量的无机物、大部分非金属元素和大部分有机物反应。当它与其它物质反应时，它被用作还原剂，从零价上升到+1价(由于ns?电子对)，通常以离子键和共价键的形式出现。

4、金属性强，其离子氧化性弱。钠的相对原子质量为22.98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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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吃多了会怎样?

钠存在于盐中，钠占盐总重量的40%，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每人每天摄盐量为五克，相当于钠为两克。吃太多盐会危害人体健康，要当心隐形盐对人体的慢性毒害。

吃太多钠会导致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肝肾疾病，肾结石，骨质疏松，胃癌，肥胖等。

钠除了含在盐中以外，还包括在味精，挂面，方便面，吐司面包，火腿，甜品中也含有盐。因此，除了少吃盐，还要注意其他食物中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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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摄入的钠怎么排出体外?

一时摄入的钠多，经多饮水，会随着尿液及汗液排出体外，但如果长期高钠饮食，或肾功能有问题，这就要注意了，会引起血压增高的心脏和肾脏负荷增大，甚至引起心肾功能衰竭!如果有高钠血症，可以静脉输注低张液体，并应用利尿剂来排出多余的钠!

低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低钠血症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电解质紊乱，它的定义是血钠水平小于135mmol/L。常见的低钠血症有如下原因：

一、摄入过少，这种情况最常见于饮食比较差的病人。

二、丢失过多。丢失过多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经过肾脏丢失过多，这种情况可以见于应用利尿剂的病人或者是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糖皮质激素缺乏的病人。

另一种情况是经过胃肠道丢失过多，这种情况见于恶心、呕吐、腹泻的病人。

如果血钠很低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低渗性脑病，导致神志不清，甚至昏迷。

户籍制度的性质 篇6

教学目标：

1.理解商不变性质。会用喜欢的方式表达商不变性质。

2.在自主探究、尝试中，经历猜想、验证的数学过程，学生在交流中提高反思意识。体验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

3.通过多次探究活动，树立学习数学的信心，体验成功的喜悦：我能行，我也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发现商不变性质并掌握这一性质。

教学难点：

理解被除数除数商之间的关系，能用商不变性质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一）第一次探究

1）文具店买本子推出了三种套餐第一种6元3本，第二种12元6本，第三种60元30本，哪种最合算呢？

2）师：那你的算式是什么？是啊，这三个算式的商都一样，那什么在变化？

出示6÷3=2

12÷6=2

60÷30=2

小结：算式中的被除数、除数有变化。商没有变化。

二、新授

（二）第二次学生自主学习、探究

1）师：老师给这三个算式进行了编号，请你们同桌两人讨论一下，被除数和除数有没有什么变化的规律？

2）同桌互相讨论，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板书规律。

3）师：看来这组算式中确实存在一些规律，那是不是因为这组数据尤为特殊才有这种规律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商不变的算式。思考一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律呢？

4）学生汇报

5）师：通过刚才的学习，你发现了什么？（概括初步规律）

6）师：同学们都是这样想的吗？那我们就来用这个规律写一道与24÷8=3商一样的算式看看。（在学习单上写算式）

7）师：看来同学们找到了个非常棒的规律，关于“被除数和除数怎样变化，商才不变”还有谁有补充么？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组判断题。（一道判断题补充一组关键字）

如：第1题，师：错在哪里？

你是不是想说“同时”乘或除以一个数？，所以在表达的时候要说清楚……（板书补上“同时”）

……

8）师：看来刚才同学们在表达时还不够准确和全面，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知道了：（指黑板，让学生一起读一读）。这就是“商不变性质”（贴板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商不变性质。

9）把书翻到P8，看一看它的字母表达形式是否有疑问。

10）完成书上试一试练习。

11）老师这里还有一组算式，12÷6=2，18÷9=2，他的商也是2，那你可以用商不变性质来解释一下么？

小结：被除数除数同时乘除的数只要是相同的非零数即可。

三、巩固练习

1、师：那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商不变性质，也掌握了被除数除数商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要活学活用了。

2、试一试

1）填空

66÷18=（）÷9=22÷（）=44÷（）

2)判断

师：（指黑板）我们已经知道了，同时“乘或者除以”（音量响一些）一个相同的数，商不变。你们有没有什么疑惑或者其他猜想？

48÷12=（48＋3）÷（12+3）………………（）

48÷12=（48＋48）÷（12+12）………………（）

3)20÷3，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乘10，商是________

师：我们除了整除的除法以外还学习了有余数的除法，那在有余数的除法中商不变性质还成立么？（拓展在有余数除法中，被除数除数商余数的变化）

师：那商不变化，余数会不会有变化呢，我们下节课再一起讨论。

四、总结

户籍制度的性质 篇7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

最先, 关于黑社会的定义与范畴因黑社会有类似企业经营上经济性、复杂性、垄断性等特点, 有人采用了“Enterprise crime”这一说法, 即“企业犯罪”。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黑社会一词在英文中被表述为“Underworld Society”, 字面意思为地下社会、下流社会等。这个词语突出两层含义, 其一, 黑社会具有社会性;其二, 黑社会的特点在于非法性、隐匿性和反社会性。我国黑社会犯罪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 在刑法学界被学者惯称为有组织犯罪。

2、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在我国刑法规定中, 黑社会性质犯罪与黑社会犯罪在形式上都属于共同犯罪。其实, 黑社会性质犯罪和黑社会犯罪等均不属于法律上的专业术语, 只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被经常引用。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有很多学者的观点, 其中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规模小, 内部结构不固定, 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成员, 犯罪活动也处于有组织犯罪中的低等阶段、多以暴力为基本特征。”也有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本质特征, 即非法控制性;二是组织成员;三是犯罪手段;四是基本目标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五是内部组织等级明确;六是政治相关性。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概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特征是较为准确的, 也较为准确的结合了《刑法修正案 (八)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特征的概括。其理由表现在:首先, 黑社会性质犯罪受到刑法的规制可以看出其具有法律上的社会危害性, 其本质上是非法的, 并具有一定的控制性;其次, 黑社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并有一定的政治利益需求,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同于其他有组织犯罪 (如恐怖组织犯罪) 的重要方面所在;最后, 伴随现代经济的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保护伞”和群体事件形成非法控制的趋势表现的很明显, 其与政治上的相关性愈来愈强。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评析

1、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沿革及现状

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前, 我国并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进行系统的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活动中,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刑事处罚封建会道门。之后在1979年刑法典中, 用第99条和第165条两个法律条文对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犯罪活动的会道门和邪教组织进行专门刑事立法。同时为严惩会道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涉及反革命罪作出补充规定:组织反动会道门、利用封建迷信, 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可以在《刑法》第99条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直至判处死刑。针对1979年刑法典颁行实施以来出现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985年9月5日发出《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司法解释依据。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发展, 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废除了反革命罪, 并同时规定了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封建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一亡罪两个罪名。随后, 为了针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犯罪活动日益猖狂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0月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决定》, 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基于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黑社会组织犯罪, 所以对于这类犯罪通常依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犯罪集团等规定进行处理。直到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 将黑社会组织犯罪规定在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这为有力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根据最新《刑法修正案 (八) 》的规定, 将第294条修改外改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可以并处罚金。”

2、《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评析

《刑法修正案 (八)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新增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有梯度的设置该罪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 (八) 》对《刑法》第294条作了较为全面的修订,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从罪状表述到法定刑幅度设置都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明显提高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并且在主刑设置上, 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员划分为三个阶梯: (1) 组织领导者; (2) 积极参加者; (3) 一般参加者。并且分别制定法定刑, 而刑法294条除了在罪状上表述上存在欠缺,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划分上也不细致, 即组织领导者和其他参加人。

其次, 设置了财产刑。如前诉述, 黑社会性质犯罪区别于其它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经济获利性, 即通过违法行为谋求经济利益。于此, 对这类犯罪本身除了要对自然人主体处以自由刑处罚外, 还要追缴或者没收其财产从而达到切断其组织再运行的可能性。

最后, 取消死刑规定。对于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我国从立法上并没有直接规定无期徒刑、死刑, 这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还会触犯其他罪刑, 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进行数罪并罚。因此, 立法机关在设置组织领导者的法定刑时, 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环节, 取消了该罪原法设置的死刑。

3、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中存在的缺陷

第一, 罪状表述缺乏准确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 此罪状的语言描述没有从法律角度对该罪状进行概括, 而是采用这种模糊性的语言描述代替严格的立法表述, 从而给司法带来了混乱。

第二, 立法缺乏前瞻性。从国际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发展的一种低级状态, 黑社会犯罪组织是黑社会犯罪的高级状态, 因此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打击黑社会犯罪相对落后, 因此当时我国在立法上没有考虑到有组织犯罪本身的发展壮大, 这样立法无疑牺牲了法律的预见性和长远性追求。

第三, 财产刑的设置缺乏执行力度。黑社会犯罪的过程中, 如果仅将其组织成员处以徒刑或者监于牢狱中, 而该犯罪组织的资产仍可继续运行, 由他人继续操纵, 对于整个犯罪集团或者犯罪组织来说并无影响。于此, 设置财产刑将黑社会组织犯罪之打击力度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但是新修正案设置的财产在执行的力度上有所欠缺, 指定较为详细的财产刑执行措施是必要的。

三、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建议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存在与发展已经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存在。如何厘清黑社会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是建立相关司法制度的基础, 在立法上完善黑社会犯罪的罪名、刑罚与其他配套的刑事法律与刑事措施也是现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其立法制度予以完善。

第一, 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犯罪行为, 但对于我国公民“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或“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在立法上并未规定。于此, 可以增设“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和“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罪”, 完善立法上这一疏漏。

第二, 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财产刑, 加大其执行力度。《刑法修正案 (八) 》只规定部分涉黑犯规规定了财产性处罚, 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增设了财产刑的处罚, 但仅限于组织领导者, 对于“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我国领域内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的我国法律并未做财产刑的规定, 对于该类犯罪不仅要严厉惩处“组织参加者”实施财产类的处罚, 而且对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的也应该增设财产刑的处罚, 对于涉黑犯罪都应该设置财产刑罚, 以实现法律之公正、合理。

第三, 完善证人、被害人保护制度。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证人可能出于对黑社会的恐惧以及本人或家人受到黑社会的各类人身、财产威胁而不敢出庭作证, 黑社会的内部成员被捕之后, 往往也怕报复, 或者恐于“组织”里有“纪律”的惩处等很少出庭指证犯罪行为。从我国证人保护的方面来看,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原则化, 而且没有相关的具体措施, 使得司法机关以各尽其职, 在实践中难以有效的对证人的保护。现实中, 我国的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这一情况也是基于我国对于证人保护的力度不够。证人和被害人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合作者, 对打击和惩处该类犯罪起着重要作用。该项措施的不完善将会使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更为艰难, 虽然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有涉及证人保护的规定, 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人保护体系。于此, 笔者认为在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尤为重要, 应当从一般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出发, 积极汲取国外相关制度的优缺点, 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从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存在已久, 而且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 其犯罪活动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其它犯罪的特征。在立法上建立健全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障机制是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先决条件, 必将利国利民。本文从立法方面重点阐述现阶段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 希望从立法方向出发, 为当前新时期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建言献策。

关键词：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法保障,研究

参考文献

[1]浦如一.黑社会组织犯罪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2, 6.

[2]马雯晴.论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2:6, 24.

制度、技术与企业性质 篇8

关键词：制度；技术；均衡价格；企业性质

中图分类号：Ｆ27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50－05

一、零交易费用假定与科斯的企业性质观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谈到，“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① 也就是说，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经济行为主体将通过无成本的讨价还价和交易活动最终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状态，制度因素和生产组织形式对经济绩效不产生任何影响。零交易费用假定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一貌似简单的范畴却囊括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论证的基本前提和结论，同时化解了来自现实经济事实的各类冲击，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新的基础。我们知道，新古典理论的前提在于一系列连续可微的外生性技术向量、要素和产品的稀缺性和可替代性、最大化目标假定和边际分析方法。这些前提假定实际上也设定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通过对要素与产品进行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率（效用）的比较，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生产技术替代和消费品替代，这种选择与替代结果同时也改变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最终达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状态，表现为各种要素单位报酬均等于其边际产值，要素所有者实现私人成本（收益）内敛。上述过程并没有考虑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技术选择”是生产者行为的最主要内容。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垄断、公共产品、道德风险等外部性现象，背离了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们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新古典理论理想化的假定前提与其现实解释力之间的矛盾。面对传统新古典理论的困境，科斯引入零交易费用假定，其意义首先在于保护了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内核。零交易费用假定在维护以往理论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论证成就的基础上，成功化解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确立交易费用为零假定，即使是垄断者也将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方式行事；公共产品、道德成本的存在并非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的结果，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此类具有外部性特征现象将不复存在。然而，科斯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对新古典理论特征的概述，科斯引入交易费用分析的根本意旨在于用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为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奠定新的基础。正交易费用世界里企业制度的现实存在成为科斯佐证其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合理性的工具，科斯希望通过对企业组织的性质讨论，将制度因素纳入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构架。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新古典厂商理论提出质疑：既然生产可以按照相对价格关系自发调节，而价格机制又是如此完美，为什么还存在企业这种区别于市场的经济组织方式呢？科斯的解释是，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没有成本，恰恰相反，有时这种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使市场机制失去作用，无法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佳状态。科斯延用新古典理论的边际替代分析方法说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制度边界：“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个点必须被达到，那就是说，在企业内增加一项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这项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个企业主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②

二、价值理想状态与马克思的企业性质观

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思想进路与科斯极为相似，马克思也是从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理想绩效状态入手，开启了对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制度的性质分析。马克思在其价值决定论中阐释了价格机制运行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基本特征。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假定：（1）社会总产品在结构与数量上的整体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专业化分工；（3）每一分工领域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且生产者之间存在生产技术水平差异。在封闭的商品经济中，排除竞争、技术变迁、生产组织形式等因素，我们可以构设一种社会总产品的静态供求均衡状态：此时，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各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加总，恰好与社会对该生产部门产品的需求总量相一致，这样，尽管部门生产者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异，但所有的私人劳动都能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折算为社会必要劳动，并可用劳动时间统一度量。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社会总产品供求平衡理想状态，既是一种社会劳动总量在各生产部门内得以恰当配置的效率状态，同时也是每一生产者凭借其私人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获取等量价值回报的公平状态。

那么，在上述理想状态下，哪些因素决定了每一生产部门内社会劳动量的配置呢？马克思认为，当一个生产部门处于不同的技术状态时，等量抽象劳动在该部门内配置，所产生的产品数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在考察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依照部门使用价值的市场需求数量来确定部门内抽象劳动的最佳配置量。技术水平决定了在部门内投入抽象劳动的产品产出效率，而市场需求则设定了部门产品成其为价值产品的数量界限。马克思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体现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和部门产品的市场需求数量。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部门产品供求均衡作为默认前提，侧重于反映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技术水平。它是部门内所有劳动者个别劳动时间相对于各自产品数量的加权平均数③，用公式表示为：

Ｔ1＝Σｔｉ·qi/Σｑｉ（1）

相应地，此时部门应当配置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满足部门产品供求均衡的使用价值数量分别为：

Ｔ2＝Σｔｉ·ｑｉ（2）

Ｑ＝Σｑｉ（3）

通过上述关于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关系的描述，马克思使技术因素成为他的经济理论的内生变量，技术这一中介也成为我们理解市场与企业关系和马克思的企业性质观的关键：一方面，在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上，技术水平与部门产品数量这个变量的内生化，建立了价格波动、价值量决定等宏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微观生产者行为基础，个别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以及由技术水平决定的产品数量分别构成他参与部门产品价值决定的条件与权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数；另一方面，在与企业组织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基础上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是生产者参与价值决定、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必然途径，也是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本质意义。尽管马克思在价值理想状态将技术因素内生于理论模型，但这一静态均衡排除了技术革新、生产者间竞争等因素对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影响，也暂不考虑生产组织的制度因素。一旦通过分析资本总公式矛盾回归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打开企业“黑箱”，上述两方面因素将成为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在性质上兼具有技术创新方面的一般意义和因资本组织所产生的制度特点。

从技术意义上看，企业内要素组织的自觉有序性特点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应用，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更好适应价值规律作用的不确定性要求的根源。“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④ 以企业方式进行生产，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数量将大于他们分别单干后的产量加总，从而在既定市场份额中占据较大比重。这意味着企业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确立参与单位产品价值量决定的权重优势，这是企业生产方式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一个重要表现。企业的技术优势根源于其组织结构特点——如集中劳动、在统一意志指挥下组织有序的一体化内部分工等——渗透着企业权威的自觉意识，为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与应用提供了可能。这既是企业与作为无意识自发力量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区别所在，同时也是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一定时期人们应对价值规律不确定性表现的自觉能动适应机制。

从制度特征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组织安排的整体有序性并非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意识，而是源自资本的权威，渗透着资本家的意志，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特点使局部个体工人在劳动技能上陷入片面、狭隘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必须通过“总体工人”和相应的生产资料有序系统中得以体现，而这恰恰是资本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这一制度特征造成企业无法满足基于技术的理想绩效要求。首先，企业中权威意志的支配范围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受资本规模的制约，组织内生产的有计划性与市场竞争的自发无序状态同时并存；其次，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是企业组织把握价值规律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必须诉诸资本家的自觉意志才能得以实现，资本为了获取技术优势不断扩大积累，这将导致“对抗性分配方式”，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再次，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对有利投资场所争夺的结果，形成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为条件的现实制度均衡，偏离了以部门平均技术水平为基础、代表着社会需求恰当满足的价值理想状态。

三、马克思与科斯探析企业性质逻辑的比较

科斯与马克思都从代表市场机制作用的理想一般均衡状态出发，从生产组织与市场价格机制的关系入手分析企业的性质，都将人格化“权威意志”视为企业的重要特征，并通过“权威意志”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的作用解释企业的性质。但很明显，两者在技术、生产组织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的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就企业权威把握价格机制的可行性基础和必要性意义而言，在企业性质解释上，科斯认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⑤ 企业组织形成有利于减少“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我们发现，科斯只是用企业与市场两种组织机制的成本比较说明企业组织形成的意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并不改变新古典意义上各要素的均衡价格体系以及相应的技术关系？事实上，引入交易费用后，科斯的理论讨论不得不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者是目标层面，即所要“发现”的相对均衡价格体系本身，这是在零交易费用假定下，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各种要素和产品比较和边际替代，最终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该均衡状态的标志是各要素的均衡价格与其边际生产力贡献相等，并存在相应的满足上述条件时各要素间的技术关系。目标层面讨论的基础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约束给定、行为主体的最大化目标以及技术条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终将导致要素均衡价格体系，但在正交易费用条件下，这种均衡价格体系只能停留于一种潜在的可能；另一者则是方式层面，即在“发现”相对价格的方式选择上，究竟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通过企业组织才能够以更少的“定价成本”发现相对价格与各要素的贡献率差异。方式层面的讨论基础在于存在正交易费用，科斯默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体化组织，只不过两种一体化方式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易成本差异。

我们注意到，在企业性质解释中，科斯仅仅是用定价成本比较，即从方式层面上说明企业的意义。这似乎意味着，企业组织的形成并不影响理想均衡状态下价格体系及技术关系。在企业规模扩张中，只要企业和市场两种定价机制都是充分竞争的，且可自由替代，企业家（权威）就可以根据要素组织内定价成本与市场定价成本的不同，决定究竟是以企业一体化形式还是以市场讨价还价形式完成要素交易。而一旦确立定价机制，我们只需要依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主体最大化目标和外生性技术关系等假定条件，就可以得出要素的均衡相对价格体系，此时，要素单位报酬（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贡献。也就是说，定价机制的选择与更替并不能改变要素相对价格体系本身。只要给定生产的技术关系和要素稀缺性约束，实际上就已经设定了目标层面上最优技术安排和报酬分配的潜在可能，余下的只是实现机制的问题。按照科斯的逻辑，在无摩擦的经济运行条件下，不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同样也能够达到要素报酬与其生产力贡献相等的理想状态。但很明显，由计划权威组织要素生产，评判要素贡献和分配要素报酬，与新古典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是两种存在根本区别的机制：后者是在市场分权状态下通过要素供求之间讨价还价最终形成均衡价格这一新古典报酬分配机制，而前者则诉诸于极端集权权威的绝对智慧。

然而，作为科斯企业性质解释的前提和基础，零交易费用假定实质上延承了要素数量、技术关系等新古典一般均衡价格决定的外生性约束条件。正如德姆塞茨批评科斯时所指出的，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模型讨论的不是竞争，而是极端的分权化⑥。如果说新古典理论已经充分论证了市场讨价还价机制的呈现均衡价格的逻辑机理的话，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无摩擦世界中通过计划集权权威的意志实现均衡价格状态的可行性基础和依据究竟是什么——科斯却避而不谈。科斯是在新古典价格理论基础上提出零交易费用假定的，这已经默认了市场机制相对于企业组织的先在性。为了进一步延用新古典边际替代分析方法，在权威意志把握均衡价格逻辑路径论证缺失的情况下，科斯模糊了权威定价与市场讨价还价这两种“发现相对价格”的机制在运行机理上的异质性区别，也没有区分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定价成本的内涵差异，而是将它们笼统纳入“交易费用”范畴，并用这一“统一维度”建立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彼此替代的可行性基础。正如经济学家道指出的，倘若一项交易的特性并非保持不变，当一个管理机构被另一个管理机构所取代时，则有关的交易成本比较将毫无意义⑦。在企业权威把握均衡价格的可行性论证缺失条件下，科斯默认权威自觉意识同样可能达到要素一体化的最优安排，并继续用“交易费用”这一范畴解释企业替代市场的必要性意义。科斯认为，权威权力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所有者的共同委托，要素所有者委托权威组织企业一体化，可以以较少的交易成本实现各要素单位报酬与其边际生产力贡献相等的理想均衡状态。然而，一旦引入组织制度分析，对企业权威而言就产生了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行动目标：企业权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对价格进行技术关系选择，确保达到新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并实现对要素的最优技术安排，又要以交易费用为度量维度，对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以达到企业和市场的制度边界均衡。然而，权威努力的这双重目标是难以统一的：一方面，科斯认为，企业组织内各要素的定价成本随其规模的扩张而递增，企业与市场的制度均衡条件，是由企业组织同一笔交易所节省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场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可见，交易费用是科斯用以解释企业替代市场的必要性意义和企业规模的惟一维度，只要均衡价格存在的约束条件不变，发现相对价格机制之间的边际替代——企业替代市场或者企业规模变迁——所改变的只是要素的定价成本，而并不改变均衡价格体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替代方法与要素规模报酬递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厂商对同一要素的连续追加使用往往导致该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要素报酬随之相应下降，换言之，企业替代市场的规模扩张过程同时将在目标层面上改变了要素均衡价格体系本身和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对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一旦某种要素纳入了企业一体化组织，“这意味着，相对价格体系已发生了改变，新的生产要素安排将出现。”⑧这样一来，科斯就不能仅仅通过比较“所增加的内部组织成本”和“所减少的发现相对价格体系的成本”说明企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承认要素的均衡价格和技术关系具有组织机制上的依赖性，对企业的性质解释就不得不同时考虑企业制度形成对减少交易费用和改变技术绩效的双重影响，但很显然，这又违背了科斯对企业性质的直接判断。

科斯意识到他的理论努力陷入困境，然而，为了贯彻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科斯将企业组织的重要特征——权威意志的作用——解释为只是为了减少组织成本，并强化企业与市场价格机制之间的同质性关系，将企业相对于市场的异质性本质意义重新塞回“黑箱”，避而不谈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扩展对于理想市场交易技术绩效状态可能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延用新古典关于要素的同质可替代性和技术关系外生性假定，科斯关于企业权威作用的解释也只能停留于完成要素一体化的“交易成本”，企业相对于市场机制的异质性特点、企业权威在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等方面的能动作用无法纳入科斯的解释模型，而这正是马克思企业理论所着重强调的。

就企业权威把握价格机制的可行性方式和企业作用而言，马克思认为，企业与市场这两种劳动分工形式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在企业内部，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服从人格化权威自觉意志统一支配，而后者“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和价格无意识自发力量作用，体现宏观经济规律“内在的、无声的必然性”的客观要求。但是，除上述简单异质性划分之外，马克思更需要进一步分析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机理与权威自觉意志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通过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从某一部门既定时期平均技术条件和产品需求总量两个维度，确定价值（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与科斯外生性要素数量约束与技术关系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决定要素均衡价格（价值）的数量和技术因素内生于解释模型，并且两者存在紧密联系：技术变迁会改变要素的相对稀缺状态，进而引起产品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价值）的变化；并且，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变迁的根源在于部门内各生产者提高自身技术状态的努力。这样，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价值规律运动与价格波动的机理，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宏观经济规律变动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即个别生产者适应价值规律要求和参与价值决定的基本途径是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基础上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比重。而这正是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中权威自觉意志把握价格机制客观要求的可能性基础，也是科斯理论逻辑中缺失的重要部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讨论权威作用和企业意义，这只是以技术为单一维度解释企业的一般性质，并不涉及企业生产组织的具体制度形式。而从制度层面上看，企业同时也是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手段，并且企业的逐利功能往往超越了其技术创新意义，成为企业的主要功能。与科斯的调和努力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企业权威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上的目标不可能统一，其原因在于：首先，科斯延承了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定，将资本、劳动等纳入企业一体化的要素视为同质且可相互替代的，各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外生性、连续可微且可供企业权威自由选择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以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资本与劳动不是两种平等的生产要素，资本实现对劳动力的购买之后，劳动力就成为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资本的具体存在形式，要素之间的一体化组织形式与结构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客观既定的技术状态。其次，科斯认为，企业权威组织要素一体化，是受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所有者的共同委托，以减少要素所有者之间缔约成本为制度目标，同时又可以确保“发现”先验式存在的要素均衡价格和技术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企业权威对一体化要素结构与形式的安排，既服从于企业把握价值规律的技术目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又必须服从于资本追逐最大化利润的要求。最后，在引入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动态分析后，科斯调和企业组织制度与技术双重目标的理论努力在要素“均衡价格体系”问题上陷入自我矛盾；而马克思则是直接指出：由于资本对有利投资场所的争夺兴趣超越了技术创新的热情，符合资本逐利本性的现实生产价格均衡体系必将偏离了代表技术客观要求的理想价值均衡状态，并且，这种偏离将随企业规模的扩张、垄断组织的形成而不断加剧。

尽管科斯和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逻辑径路十分相似，但由于理论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两者用技术、制度、均衡价格等范畴解释企业性质，其结论也必然存在明显差异。“科斯革命”不彻底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斯力求维系并强化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调和新古典理论前提、方法与制度分析之间的矛盾。科斯既要用企业与市场的同质性说明两者间替代的可行性，又要用异质性说明两者间替代的必要性，这也是现代“企业契约论”和“企业能力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根源所在。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恰恰强调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和要素技术关系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开启技术因素在企业性质解释中基础地位的重要前提。通过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可以清晰凸现科斯企业理论的问题所在，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

注释：

①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页｡

②⑤⑧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1937,(4): 394､390､401.

③ 林岗:《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问题的探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7期｡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页｡

⑥ 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⑦ Dow,G.K.The function of Authority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 1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