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是什么学什么好

第1篇：技校是什么学什么好

什么是好作文？

摘 要 2020年底第36届“楚才杯”作文大赛拉开帷幕，初中组第四组赛题以“风从 来”为命题面向在鄂全体青少年征文。笔者通过分析入选决赛的三篇文章阐明自身对中学生写作要求与评价标准的认识。写作是现实语境下的“表达与交流”不仅是课程标准的要求，也应该是真实的发生。作文创作应有逻辑思维和真情实感，写作教学就是要鼓励学生以语言思维为前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真实的自我。

关键词 写作教学;逻辑思维;真实的自我

“楚才杯”作文竞赛接近尾声，初二组进入决赛的三篇文章广受关注与好评。从文章本身和评委会的选拔标准来看，都有亮点可寻。

中学生的写作不仅关涉中学语文教育，更关涉初中生如何准确且真诚的表达自己。评委会从语境、意境、文本出发，挑选出的三篇文章均属佳作。自不必说作文评价应从文本和意境入手，文本逻辑清晰合理是基础，语言塑造和意境创设是加分项。但无论是自由创作、考场作文还是作文竞赛，评阅人对作文评价没有绝对统一之标准，笔者试图通过从单篇到整体分析此次参赛文章，论证中学作文写作与评价应有的几点标准。

首先好作文的评价标准之一必然是考虑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对行文的布局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思考角度和深度。“风从 来”，这个题目本身就极具隐喻性，这里的“风”可能并非现实中真实的风，而是出题者设计的一个隐喻，其背后的深刻内涵需要学生通过推理和联想进行挖掘。三篇参赛文章的作者恰恰把握住出题人的用心，凸显较强的隐喻式思维能力，三篇文章既有具象世界故乡温柔的风，围棋领域潮流的风，奔跑起来的微风，又由表及里、虚实结合地把“风”引申为故乡的缩影，AI支配人类的担忧，要努力、热烈对待生活，勇于解决困难的态度以及在灾难面前的团结和大爱。从文章立意、构思、文笔来说三篇文章已是初中作文之上乘，笔者在下文进一步作了单篇分析。

初二1号作文：

风从故乡柳梢来

五六岁时，淮河畔种的是成片的柳树，和煦的微风便从这故乡的柳梢，缓缓而来。

早晨的雾气氤氲，淮河水涨来，刚好漫过青青的草地，岸边的草荡漾在脚边。清风裹挟着朦胧的水汽，拂过柳梢，带着柳叶的气息，轻点我的鼻尖，撩动我的衣衫。

直视江面，那绵绵无尽的波浪，仿着微风吹过的雾气，一阵又一阵地推搡着我。我仿佛要乘风踏浪，缓缓驶向对面。

那时家里烧的是草锅，我和爷爷便常常去柳树林里捡树枝。爷爷背着筐，带上浓浓的茶，拿着钩枯树的杆子，而我则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阳光为不远处的柳林镀上一层金辉，风吹柳条，好似波光粼粼。

地上开着各色的无名小花，柳林也恰逢那时开花。爷爷在后面拾树枝，我则左蹦右跳地踩着地上的柳树花。

柳树花大约半指长，淡黄色地翘在柳梢，毛茸茸的像毛毛虫，我指着柳树花一次又一次地问：“这是毛毛虫。”爷爷则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我：“这不是毛毛虫，这是柳树花。”这时，我便像听了什么高兴的事，咯咯咯地笑起来，清澈的笑声漫过水畔，被柳梢而来的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去。爷爷也不恼，眼眸含笑地望着我踩瘪一个又一个柳树花。

玩累了我便坐下来，折一条柳枝，编成花环，采几朵小花点缀其间，站起来戴在头上想象着我便是柳林里的小花仙子。

直到朱霞半天，璨然如焚。那天的夕阳最是美丽，粼光水漾漾，柳枝拂夕阳，到处都散落着金色的光芒。爷爷和我逆光而行，夕阳拉长了我们的身影。

走在半途定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爷爷喝口浓茶，描绘起远方的风景。他讲江南水乡漫山的花嶺，他讲金陵香醇的美酒，他讲北平粗犷大气的巍峨长城，他讲徽州小城不朽的黄梅腔调……我听得入了迷，觉得好似有风，把山河酿成千言万语，吹过耳畔。恍然惊醒，那风从柳梢来。

月镀银墙，离家的夏夜，心中潮湿而无助。我不舍这乘载我万千记忆的故乡。

走上离开的路，却又感到了那带有柳叶气息的微风，它卷着夜色。抚慰了我不安的心。我似乎又有了前进的力量，因为我明白，风永远都从故乡吹来，一如过去那样，自柳梢，一路至我心上。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多少个夜晚我枕风入眠，再回故乡，发觉柳林已砍光多年。可我心中却不再彷徨，那飘飘荡荡的雾气柳枝，在故乡的风中，成了我心中的画屏。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绾别离。”爷爷在柳树花开的时节去了天国，变成了一颗星星。可他留给我的，却是心上长存的柳林，和那翩然的风。

我靠着带着柳叶气息的风，就像靠在故乡的门楣，靠在爷爷的怀中。

立于窗前，闭上双眼，风从故乡柳梢来。

单篇分析：文章语言精练唯美，富有张力与诗意。作者词汇量远超同年级平均水平且词语运用巧妙，彰显了作者对生活中细节的观察与表达能力以及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如“柳树花大约半指长，淡黄色地翘在柳梢”的“翘”字的运用，真实写出柳树花的形态。再如“月镀银墙，离家的夏夜，心中潮湿而无助”，将离家后的阴郁落寞之感直观传达出来。从构思上看，文章先再现了陪同爷爷在柳林里捡树技的片段，画面真实且温馨，隐含怀恋故乡的根由。“月镀银墙”，笔锋转到现实却是流年暗换，柳树被砍，爷爷去世和思乡叠加的辗转难眠。回忆与现实对比交织，牵动读者心弦。但正是爷爷这个关键人物抚平了作者和读者面对现实和过去反差的伤痛。爷爷变成了星星，温暖的过去缩影成心上长存的柳林。故事完整，人物灵动鲜活，主题得以升华。思乡是写作常见的主题，作者把大的思乡主题用柳叶气息的风这样一个小点来乘载，让抽象空洞的感情，变得可感，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正是由于作者写得“小”、写得“细”、写得“真”，让整个行文自然无炫技之感，读罢却又能体会到作者精巧的构思。

初二2号作文：

风从AI来

2016年3月，由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开发的“AlphaGo”(阿尔法狗)与世界围棋棋坛“十四冠王”李世石九段进行了一场围棋人机大战，以4比1的总分获胜。

这在当时的世界棋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其“风暴”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聂卫平棋圣在1984到1988年的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十一连胜刮起的“聂旋风”。各路棋坛豪杰纷纷感叹：时代变迁了。

四年多过去了，可从AI刮来的风却一直在棋坛萦绕。无论是年长如聂棋圣，还是年少如十二三岁的“冲段”少年，看到AI围棋的厉害之处后，都纷纷向之学习。一时间，所有的围棋棋谱里面都多了一份“AI味”。可这真的对围棋发展有益么?

前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九段，他走出的棋被人们称为“宇宙流”或“自然流”。这种棋路被广大棋迷喜爱。可是在AI出现后，“宇宙流”便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AI给这类“宇宙流”的棋打出了较低的评分，认为其会“降低得胜率”，久而久之就没人再使用了。现在的围棋千篇一律，AI刮起的风刮走了人类那些富有个性的思想。

同时，智慧的先哲们总结出的精练棋谚，也被冰冷的机器用几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数字推翻了。千年智慧的结晶敌不过AI的几个数字，世界棋坛被这股从AI吹来的风刮了个底朝天。

这令我们深思：从AI来的风，是好是坏?

从前围棋追求的是快乐，现代围棋追求的是“胜率”;以前围棋追求的是个性，现代围棋追求的是“AI吻合度”。AI之风给人类渐渐地戴上了一层枷锁——思想的枷锁。人类利用思想创造AI，而它又反客为主禁锢了人类的思想，磨灭了人的个性;这听起确乎可笑。

在AI之风的呼啸下，人类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答案无疑是那极富个性思维的人类思想。然而，不幸的是，AI正在蚕食这种思想，抑或是AI之风吹散了这种思想。韩国围棋界当红小生申真谞，据说他下的围棋中前25步中有24步与AI的下法一致。他已经遗憾地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围棋机器，失去了自己那丰富的个性思想。

韩国的围棋天才少女金恩持二段，在网络比赛中，未能禁住诱惑，使用了AI作弊，受到了禁赛一年的处罚。她，也在AI之风下，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个性思想，成为了一具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

时代的确变迁了，AI之风已悄然吹来。在AI之风呼啸之下，围棋棋坛路在何方?世界发展路在何方?人类文明路在何方?

临近傍晚，窗外萧瑟的风又吹下了几片火红的枫叶。但愿，覆巢之下，仍有完卵……

单篇分析：本文无华美的语言但胜在立意，文章抓住生活中一件小事——人机競赛，围棋机器大胜人类的残酷事实导致围棋界个性化的下棋之道向追求胜率的转变，由此引发作者对AI之风呼啸下人类逐渐失去个性和思考的反思。作者用申真谞和金恩持为论据反证自己的观点。AI之风带来棋手挑战热潮的同时也在侵蚀个性，引起个人价值观的偏颇和道德沦丧。与此同时，作者并未停留在围棋界和个人层面，而是进一步引发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深重忧虑。惜乎此点转折突然，辩证分析也不够充分，可略做补充。

初二3号作文：

风从奔跑中来

生活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题记

蝉声越发的令人焦躁，闷热的夏夜没有一丝风，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期盼能有一丝凉爽的风吹来。“你坐在那儿热不热呀?”外婆问道。“热啊……特别热……”我耸拉着声音，已然被热蔫了。“那你还坐着干嘛?跑起来呀!”“为什么?”“只有跑起来才会有风呀!”

是啊，跑起来才会有风。我于是下楼，心平气和地慢跑起来。如外婆所言，一阵阵清凉的风穿过我的手边、耳边、身边、发丝间，整个世界都凉爽起来，蝉的叫声也渐渐小了些。好像这一股风让整个夏夜，都变得不再难熬。

外婆看着我气喘吁吁却又满足的神情，笑弯了眼睛：“我告诉你哦，无论何时都要不停地奔跑，因为生活需要一阵风吹来。”彼时的我似懂非懂，只记得那一缕缕从奔跑中来的风，把外婆慈祥的话语吹成了天边的云朵，吹成了空中的星星，飘进了我的梦里，闪烁在我的心上。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一点点地长大了，生活不再像儿时那般简单纯粹，在无数个无风无云亦无星的日子中，每天的生活都沉闷而乏味。

在学校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回家要承受父母无边无际的斥责，脑海中是解不出来的题目，耳边是老师严厉的训话。我就这样在密不透风的生活中艰难地喘着气。我的世界被嘈杂如蝉鸣的噪声裹挟着，我感到疲惫，难以前进一步。我忽然明白，在沉闷的高压学习生活中，有一阵风，是多么重要。

我抬头，望见窗外的夜空中久违地闪出了几颗星星，蓦的，外婆的话又在脑海中回响，儿时那阵清凉的风跨越时空席卷而来，又一次吹过我的全身，吹过我死水一般的内心。

那个冬夜，我不顾严寒，跑下了楼。

“是啊，跑起来才会有风。”

我如是想着，在小区里飞奔着。此时的风不同于从前的风，它冰冷无比，却冷得很纯澈。我沉闷的世界终于涌进了久违的一道风，我的血液变得炙热起来。

我毫无顾忌地跑着，大口呼吸着，耳边是猎猎风声，而不是嘈杂的噪声。我不停地跑着，跑出一个全新的、简单纯粹的世界——那些令人厌烦的，扰人心境的东西都被吹走了。从奔跑中来的风吹走了我的眼泪，升华了我的灵魂。

我在这样的风的吹拂下，不断向前奔跑着。

几个春秋过去，新冠的爆发令所有人恐惧。 我待在家，足不出户。武汉变得死寂，连同我身边的空气也沉寂下来。然而武汉没有这么一直沉闷下去，每一位逆行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奔跑着，他们已然成了一缕又一缕的风，吹走了武汉的沉闷，吹醒了武汉。

“跑起来才会有风。”

我如是坚定地信仰着。

我在网上发布激励人心的文章，我用颜色鲜艳的画为武汉打气。我的笔尖在纸上奔跑，我的思想在深夜里奔跑，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奔跑，努力让希望的风吹遍武汉的每个角落。

无数人像我一样在疫情期间奔跑着，于是充满希望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向武汉，吹向全中国。

我时至今日仍全力以赴地奔跑着，因为风从奔跑中来，而这一股风，能将沉闷的生活吹得不再沉闷。我将在以后的人生中坚持不懈地奔跑，跑出一阵又一阵的风，跑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单篇分析：从构思上看作者通过平淡的叙述把时间线下的生活故事平铺向前，但巧妙在看似平淡却又层层掘进，逐层翻新，卒章显志，耐人寻味。先写在奶奶的劝说下，于闷热的夏夜跑步得微风解暑;次写在学校沉闷高压的学习中回想奶奶“跑起来才会有风”的话，于清凉的冬夜毫无顾忌地奔跑出纯澈的风，得以放松心情，昂扬斗志，勇敢面对压力;最后写凶险的新冠疫情席卷武汉，各行各业的逆行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奔跑着，汇成一缕缕的春风，吹向武汉吹向全国。由实入虚，浅入深出，风不再是化解酷暑的自然之风，而是心里的宁静和坚定;也不再是个人的得失和拼搏，而是同胞携手共克艰难创造新世界的壮举。全文思路清晰、内容饱满、立意深刻，细品之下让人内心温暖又澎湃。

其次，无论何种类别的作文，说“人话”应该是作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所谓“说人话”即要以语言思维为前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真实的自我。这说明作文创作的基本要求是顺畅的逻辑思维和个人的真情实感。在日常作文训练中写顺逻辑和写出真情实感是老师重视强调的点，也是让老师头疼的点。为什么真实表达自我如此重要且如此难呢?

第一，作文若不是为表达真情实感而创作，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如同八股文一样，只讲技法不谈逻辑和感情的文章将是一种表意混乱、没有内涵的“文字游戏”。三篇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风从AI来》，严谨的逻辑为文章增色不少。一个论证要有效，需满足前提真实和推理合乎逻辑两个方面。文章第1—6段作者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出发引出论点，满足前提真实。第7—9段列出论据，最后一段作结论。从形式上看文章从头到尾逻辑严谨，细看内容，论点真实，无论是申真谞还是金恩持的实例都简明扼要，紧扣论点，丰富了文章内涵，全文论述清晰明了，呈现出来的是小作者深邃的思想。语文有培养学生确证意识的责任。在美国，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教育孩子尊重引用材料的来源再恰当运用远比草草下结论完成一篇文章重要的多。回顾现实，中学生为完成作文滥用、捏造事例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发展到学术造假，又或者是为了炫技而作文，通篇读下来只有空洞，经不起推敲与细品。反之，只谈逻辑与感情不谈技法的作文又会毫无美感。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艺术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这三篇文章都避免了这一“硬伤”，小作者有高于同龄人的写作技法，又兼顾了表达的逻辑，全文思路清晰、行文流畅，寓感情于字句中，文章经得起推敲，感情引人细品，既能看出作者的语言功底，又能感受到作者的审美品味。

第二，我们正处在图像文化异军突进、碎片化文字不断涌入现实生活的读图时代，在我们快速获取知识的同时，“文化返祖”現象也在侵蚀人们乐意沉下心来阅读文字、体悟感情的热情。大多数人在丧失拥有自己的思维体系的能力，习惯性地套用词汇、例子来堆砌成文。更可怕的是如此下去，最终不仅是丧失写好作文的能力，更可能造成个体无法感知世界、无法独立思考、缺乏审美、受信息技术支配的严重后果。从整体来看，三篇作文都从小切口入手，文章的“动情点”都很小，但是反而衬托出作者观察生活、体悟世界的能力。从小的点入手，通过一步步的叙述，缓缓推进写作，丰富文章内容。从心理学上看，三个小作者正值青春期，初中阶段是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们思考审视自身和身边的事物，不再盲从书本和权威。从行文看，三位作者都有良好的价值观和较高的审美志趣，他们对家乡和家人有浓烈的感情，关注人类文明发展，对世界饱含大爱。在繁芜的世界里，小作者们能沉下心来，去感受自己的情感，分析新事物出现给人类带来的弊端，去思考自身活着的价值意义和奋斗目标。他们拥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能敏锐察觉自己的情感起伏，察觉身边事物带来的变化，清晰知道自己的内心，并真情流露于文字中，实属难得。

第三，中学写作中模式化、不知道写什么的问题尤为严重。对于中学生来说，不花力气攻克“写什么”，“怎么写”就会落空。从作文的内容来看，作文是源于自我生命情景的再现，展现的是不同个体眼中丰富的世界。生命因与物质世界互动才“流动”。个体用一定的思维逻辑表达自我，本就是作文的根本。三篇文章篇幅都不长，只有短短几百字，但这仅是因为参赛要求限制，文章内容丰富，丝毫没有不知道写什么的难题。《风从AI来》打通了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小作者把思绪从时下围棋界的潮流风慢慢引入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哲学话题。此例亦可为教师引导学生开发写作内容提供思路。

所以作文创作要“说人话”，要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绝不是教师强调“同学们，要写出真情实感啊”这样的呼吁如此简单。“说人话”不仅要受到重视，更要成为一个“刚性要求”。统编语文新教材取消了“写作单元”，淡化了写作序列，倡导写作的真实发生。这些改革亦是朝着此方向努力。笔者认为要做到“说人话”，首先要做到用自己的眼和心去感知世界、思考世界的存在。其次，应多读经典书籍，不读大量的经典谈不上独立思考。再次，保持对碎片化词语的警惕，对碎片化的信息要加以处理，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最终落到自己创作时要尽可能的去厘清逻辑、驾驭词语、如实表达自己。

最后写作水平不仅受个体差异影响，也受家庭环境和作文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影响。褫其表象，深思原因，评价标准偏离轨道必然会对劣质作文创作推波助澜，形成不正确的价值导向。如今很多老师写作教学的观念是极其保守的，保守态度源自传统评价体系的藩篱，也有教师个人经验主义，把作文看作“样态观”，教师个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笔者曾固执臆断，没有经过高等的、系统的人文教育的人是不适合作为语文教师的。教师素质的提高受经济水平等复杂因素影响，是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过程，暂时无法飞速提升。但是，单从前两者来谈，是可以改善的。从评委会的评价标准来看，评委会对初中作文写作教学和作文评价绝对能起到正导向作用。

什么才是好作文?“楚才杯”作文竞赛评委会给出了一个范例：在重视作文的技法、掌握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关注学生确证思维发展、鼓励学生讲真情实感，独立思考。决赛脱颖而出的三篇文章着实让人激动、感动!在如今碎片化文字源源不断涌入孩子们的生活，图像文化异军突起的大背景下，还能看到如此真诚有深度的文字，不易不易!能看到一个国家最有希望的一代人有如此强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能独立思考并用语言表达真实自我的能力，以及对世界的审美能力，兴奋!此次“楚才杯”评选，对思考中学生写作教学与语文教育应把握的方向也有一定启发和导向作用。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作者：罗煜林

第2篇：女人才知道什么是好珠宝

Kim-Eva Wempe： 1984年开始在汉堡经济学院学习企业管理，同年成为Gerhard D. Wempe KG股东成员，作为公司股东之一，主要负责采购和规划、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2000年，开发新的首饰品牌Wempe，并于2003年，公司成立 125 年庆典之际，正式从父亲手中接管公司。

在父传子，子传孙，三代人的领导下，来自汉堡的家族企业Wempe在钟表经营方面成就卓越。

Hellmut Wempe 的女儿 Kim-Eva Wempe 接任后，Wempe出现了转型，

她很快便向人们证明，由女性掌舵，企业将会如何发展。

她首先对珠宝系列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定义，并根据企业风格对其进行调整，

然后便实现了伟大的突破——Wempe 自有珠宝品牌应运而生。

《舒适COMFORT》：Wempe品牌自你接手后，开始生产珠宝，这对品牌而言是一个突破， Wempe珠宝和其他品牌珠宝的区别是什么？

Wempe：在我加入公司之前，Wempe品牌侧重钟表。就珠宝这一块，多是通过参加巴塞尔珠宝展来选择卖家，那些珠宝看上去不错，但我是一个挑剔的人，我总觉得这款设计不好，那款手感不好，所以就决定自己做珠宝，成立自己的首饰工作室。我们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感，珠宝是女人戴在身上的，触感一定要好；其次，我们的珠宝创意十足，如“Plug and Play”系列，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组合；第三，就是我们每款珠宝的精致。

《舒适COMFORT》：你的珠宝系列名称，如Sensual（敏感、情感）、Cosmos（宇宙），都十分感性，Wempe珠宝希望向女性传达什么样的情感？你们的消费群体是谁？

Wempe：所要传达的情感源于我刚才说的三个特点。比如Cosmos系列，这个系列的大吊坠，手感很好，当你心情不安的时候，用手触摸，柔滑的质感能让你立刻平静，像有一种宇宙的力量一般。

我们的消费群体很广，从年龄上来说，我们有年轻一些的款式，也有成熟一些的款式；就身材而言，我们生产不同款式针对高大一些的女性和娇小一些的女性；在价位上，我们也有高低之分。我们虽然生产适于晚宴的珠宝，但侧重点还是在于日常佩戴的款式。好比我，我是一位母亲，一位职业女性，生活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和家庭。因此，我生产的珠宝必然是侧重于和我一样的女性，简洁、精致，让我们在努力工作时也能保持美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珠宝销售人员都非常专业，能为客人提供很好的建议。比如，一位男士来我们店里为太太买东西，我们不会轻易推荐戒指，因为很多男性不知道太太手指的尺寸。我们会根据客人的预算，对珠宝的喜好，推荐最合适的首饰。有时候，客人可能有3万的预算，但我们认为另一款1万多块的项链更适合，那我们也会建议客人选择价位更低，但更适合他们的款式。

《舒适COMFORT》：作为一名女性领导人，你聘请的珠宝首席设计师也是女性，在经营珠宝品牌方面， 女性的优势是什么？

Wempe：女性必然是有优势的，珠宝是为女人打造的，女人才知道什么是好的珠宝。就像我刚才所说，触感很重要，因为珠宝贴合我们的皮肤。男性往往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他们可能更看重价格和外观。当然，我们的企业也有男性，Wempe珠宝的两位顶级金匠就是男性。

《舒适COMFORT》：2005年，你收购了完全荒废的格拉苏蒂天文台，完成了祖父当年的遗愿，这个天文台现在是年轻制表师的培训基地，Wempe作为一个顶级品牌，肩负着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Wempe：我认为有两个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奢侈品牌不是只卖高价产品，奢侈品牌是一种手工艺的传承。前两天，我和卡尔·拉格菲尔德在一个派对上碰面，我们都来自汉堡，聊天时说起奢侈品牌，拉格菲尔德就收购了很多小的手工作坊。奢侈品的消费者也并不只为牌子消费，他们会思考，为什么我买这个牌子，价值在什么地方。WEMPE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一直都很注重产品的制作工艺。

另一方面，就是培养人才，发展手工业，德国的教育体系和欧洲的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在Wempe，我们每年会划拨一笔经费，挑选60到70名，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到Wempe的各个部门学习。在Wempe，我们共有9项可以学习的工种，如制表、橱窗装饰、金匠、人力资源管理、销售、宝石鉴定、钻石切割等。

作者：黄冠南 Red

第3篇：什么是好制度与为什么好制度不可得：布坎南与诺思的思想比较

内容提要布坎南和诺思都关注制度及其对于福利和绩效的影响，但二者的概念框架存在显著区别。在中国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布坎南的规范分析应得到更多重视，而诺思的实证分析也值得更加关注。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规范和实证两种理论视角，前者提供了关于制度改革目标的基准参照系，后者则阐释了实现目标时的阻碍因素。中国的改革说明，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于是，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在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无法有效实施的好制度将只具有逻辑可能而无现实可能。

关键词交易费用一致同意现代化

〔

一、引言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要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主要在于制度的现代化。因此，以“拿来主义”的视角批判性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界对于制度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分析领域，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折桂者诺思(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主题初看来近乎重合：两位思想家都关注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institution)及其对于一个社会的福利和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

吊诡的是，虽然彼此熟悉对方的工作——布坎南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邀请诺思赴自己的工作单位进行思想交流，①但二者之间却极少相互引用对方的研究成果。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双方的主要专著中，布坎南只在1975年的《自由的限度》(The Limits of Liberty)中引用了诺思1973年的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②诺思对布坎南的引用略多一些，如在1981年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和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都引用了布坎南1962年所著《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又如在2009年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中分别引用了布坎南1980年所著《征税权》(The Power to Tax)和其同年编辑的文集《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诺思认为寻租理论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提出的研究制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诺思本人的交易费用范式和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方法。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理论》，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即使是在这些罕见的相互引用中，有关内容也往往是一笔带过甚或语含批评。

当前，布坎南和诺思都已经位列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的万神庙，故讨论同为制度建构主义者的双方为何会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是非常有思想史意义的。在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国内外学界关于布坎南和诺思的思想的比较研究寥寥无几。并且，已有研究没有回答布坎南和诺思的思想间的一个悖论性谜题：如果二者的理论不可通约，则如何解释两种理论框架在研究主题上的表面亲缘性;而如果二者的理论具有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可通約性”是个科学哲学概念。仅当科学家们可以用共享的术语讨论这些理论，从而决定哪一项理论更加健全和有用的时候，科学理论之间是可通约的。反过来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则意味着理论包含着极为对立的概念框架，这类框架在语言上不存在充分的交叠，故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进行理论比较，也无法引用经验证据来支持任一理论。则为什么彼此之间的正面借鉴如此之少?

本文将尝试从好制度及其可得性的视角来破解这一谜题。布坎南的理论强调要区分两种选择——对于规则的选择(宪则经济学的关注对象)和在规则之下的选择(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这一两分法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发现并在政治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理想的制度。此假设与诺思的制度分析理念完全不相容，诺思愈到晚年就愈发悲观地认为，由于路径锁死(lock-in)，一个社会很难跳脱无效制度的陷阱。于是，通过比较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范式，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规范理想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张力，对于好制度的辨识仅是好制度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远非充分条件。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讨论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否源于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第三部分将分析布坎南和诺思在研究主题上的实质差异，进而通过定位二者的学术坐标系来尝试获得关于经济学的制度研究的更清晰的思想史图谱;第四部分尝试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进一步阐发对于好制度及其现实可能的思考;最后是结论。

二、布坎南与诺思的理论分歧在于交易费用范式吗

布坎南与诺思之间不仅相互引用极少，且相关的批评看似温和实则严厉，二者之间的共识几乎只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同义反复的观点。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是，布坎南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诺思的框架主要建立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概念上。他似乎将一切可以解释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相当空泛的概念下来解释，而不再给出进一步的分析”。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布坎南对于诺思的批评所指涉的是对方理论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故两者的理论间似乎并不具备范式可通约性。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双方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布坎南与诺思之间的范式可通约性是一个不能仅凭只言片语来判断的复杂问题。双方之间的潜在可通约性的线索之一是布坎南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或隐或显地多次使用过“交易费用”这个他所谓的“相当空泛的概念”。

“交易费用”的概念毫无疑问来自科斯(Ronald Coase)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和在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选择第一杰作”《同意的计算》中，布坎南讨论了在达成更大多数同意过程中的“决策成本”(costs of decision-making)——“达成协议的成本”。[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按照布坎南和塔洛克的解释，“决策成本”源自讨价还价时投入的时间和其他资源。

在分析决策成本时，布坎南引用了科斯的上述两篇经典论文，并明显地借用了交易费用的框架。布坎南与科斯的关系完全符合科学社会学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布坎南195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托马斯·杰弗逊中心，并于1958年将科斯延请到该中心工作。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都是他们在该中心工作期间完成的。科斯于1964年赴芝加哥大学，布坎南则于1969年离开该中心。布坎南和塔洛克指出：“如果不考虑组织这样的行动的成本，那么，就肯定会做出”通过科斯谈判消除外部性的安排。结果是“所有这种类型外部性都将被消除，不是通过自愿地组织的行动，就是通过全体一致地支持的集体行动，同时向由于消除外部性所引发的变化而受到损害的各方支付充分的补偿”。②[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97页脚注。同页的脚注提请读者们关注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并更为明确地指出：若“交易有共同的收益，而且，如果我们不考虑所有的决策成本，交易是会发生的”。②

在同样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并不知名的文章中，布坎南对交易费用(决策成本)和外部效应的关系有与上述内容类似的阐述：“达成自愿的协议并非无成本的，而且对于全部可能的安排来说，达成协议的成本是不一致的”。James Buchanan， “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4， 1962，pp.341～354.故当存在负外部效应时，如果某种类型的自愿安排的决策成本相对较高，则毋需在全体成员间达成自愿协议的决策规则是正当的。

图1是对《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述的改写。在图1中，纵轴P为预期价值，横轴N为最优决策规则所要求的达成一致的人数。MD是决策成本D(集体决策的交易成本)的边际变化，D是做出集体决策所需要的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的增函数。ME表示外部性收益E的边际变化，E来自对集体决策时的负外部性的解决。《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达是认为“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共同决定了采取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赞同人数。其中，“外部成本”是指某人甲“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要承受的成本”(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成本就是负的收益，故我们可以把集体行动时消除了“负外部性”(或曰“外部成本”)等价于增加了“外部收益”。换句话说，E源于当集体决策的规则接近于一致同意时，则可在极限上避免对个人的广泛权利的可能侵犯，从而改善个体福利，此收益为集体决策所必须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的减函数。

在图1.1中，ME与MD的交点是均衡点，即集体选择的特定规则的净收益(R=E-D)的最高点。该点对应的人数K为最优决策规则所需要的达成一致的最低人数(代表了一种毋需达到一致同意的集体决策规则)。在图1.2中，假设集体选择的交易费用(决策成本D)为0。此时，K=N，即全体一致同意(unanimous)是最优集体決策规则。而在图1.3中，即使决策成本不为0，但只要边际外部收益在任何非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下都高于边际决策成本，则交易费用的存在仍然不会影响一致同意成为最优集体决策规则。高外部收益的情况反映了在制度选择层面，很多私人权利——如洛克(John Locke)所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容任何集体意志和功利性原因所侵犯，涉及此类权利的集体决策必须采用接近一致同意的规则。图1.4表现的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比较静态均衡：交易费用(决策成本)不为0，但边际外部收益的提高将要求集体决策达成接近一致同意或曰绝大多数同意(均衡点从K移动到K′)。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可知，我们完全可以追随和扩展布坎南的思路(将决策成本视为等价于交易费用或对交易费用的进一步细化)，从集体决策的角度重构科斯的交易费用的概念。即是说，布坎南的理论是可以容纳交易费用概念的。只不过，他对交易费用的理解不同于科斯。按照布坎南所坚持的伦敦学派-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立场，交易费用(决策成本)自然是一种预期的主观成本。[美]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刘志铭、李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与布坎南不同，诺思的交易费用概念并非直接来源于科斯，而来自作为科斯思想的最佳阐释者的张五常。按照诺思的自述：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度量财货、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参见[美]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黄进发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序言”和多篇学术自述中都表示过对张五常的感谢。诺思在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中指出，交易费用就是识别交易品特征的测度(measuring)成本(在物理和产权的维度上测度商品、服务或代理人表现的价值属性所付出的代价)和随后实施交易契约的执行成本(执行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方的报复以及第一方的内在自我约束)。Douglass North，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3， 1994，pp.359～368.显然，诺思对于交易费用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科斯的客观标准。

雖然存在关于交易费用概念的理解差异，但其显然不该成为导致布坎南与诺思在理论上相互冷漠的根本原因。因为布坎南与诺思的工作都是在细化交易费用的概念以使之适用于自身的分析目的。布坎南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存在着一套法律制度，存在着一套道德规范，你于是可以开展交易活动，你可以计算交易费用的高低，你可以加深和扩张劳动分工与专有化的程度，可以计算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果这整个市场体系运行良好的话。可是当……没有一套(可以支持广泛交易的)道德体系，或者没有一套(用于监督交换行为的)法律体系，那么你也许根本无法从事交易，更谈不上降低交易费用，你将疲于处理契约的监督执行方面的种种问题”。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布坎南的以上认识正是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从事的主要工作。于是，如果仅从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性概念本身来看，对于交易费用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不可能成为布坎南与诺思之间理论可通约性的根本障碍。

三、制度分析的规范维度与实证维度

1.布坎南与诺思在制度分析聚焦点上的分殊

既然思想的分歧并非主要来自术的层面——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性概念，那么我们对于思想分歧的原因的考察就只能追溯到道的层面——研究主题的背景性预设的区隔和此区隔背后的聚焦点分殊。正是这种区隔，造成了布坎南和诺思在制度分析领域的问题意识分别聚焦于规范维度和实证维度。

从研究主题的背景性预设来分析的话，布坎南和诺思对于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的理解看似类似，但实际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区隔。布坎南的理论是美国化的，不见得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布坎南的理论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化民主决策机制为基础性前提，即“在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中，权利都是明确定义的”。[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基于这一基础性的背景预设，布坎南在方法论上将制度改革这一主要的政治活动视为一种交易(exchange)。此种“作为交易的政治”的方法论实质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政治领域，从而在方法论上可认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者都代表着由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的合作。……两个以上的个人会发现，合力完成某些共同的目标，对彼此都有好处。在某种非常实在的意义上，他们为获得共享的产出而‘交换’投入”。②[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6页。于是，我们可以“把政治活动视为某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在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都互有收获”。②因此，所有的制度改变都是这种政治交易的结果。此时，“同意，即隐含的互利，是唯一能够确保一项改变有益的检验”，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在政策形成中确实存在一个实证的角色，他的任务是诊断社会情境和向正在进行选择的个人提出政策变化的可能性的集合”。James Buchanan， “Positiv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 1959，pp.124～138.

布坎南的背景性预设(自由开放的市场机制和民主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特征(作为交易的政治)是非常美国本土化的，且在此意义上，其理论不仅具有规范的也具有实证的含义。但是，当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制度变迁或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时，布坎南暗设的理论前提——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开放秩序——何以能够实现恰恰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本身。于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各类制度背景的国家来说，布坎南的理论的实证意义是极为有限的，更有借鉴价值的是布坎南关于什么是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规范研究。在对于制度的规范分析中，布坎南提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合理性的评判标准：一致同意检验。

由于在一致同意原则下的任何集体决策必须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故政治领域的一致同意等价于经济领域的帕累托有效。同时，布坎南强调“仅仅宣布非帕累托最优是无意义的，关键是有没有改善现状的条件”。James Buchanan， “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 4， 1962， pp.341～354.即是说，立法者在考虑了交易费用(决策成本)后，其所选择的毋需达到一致同意的集体决策规则符合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即使这种主观的准最优可能不符合客观标准的效率。[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44页。于是，主观主义的一致同意原则成为了关于什么是好制度的一种规范性效率评价标准。不仅如此，当涉及根本大法性质的制度时，由于此类法律规则的长期稳定性和普遍性(generality)，人们的制度选择会在一种类似于“不确定性之幕”(veil of uncertainty)的状态下进行。此时，由于幕布屏蔽了绝大部分关于既得利益的信息，人们可以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同意。此时的集体选择既体现了效率(因为一致同意本身就保障了每个人的利益)，也符合公平(因为幕布背后的选择代表了程序正义)。所以，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考虑，理想的好制度在规范层面都需要符合一致同意原则。

诺思显然意识到了布坎南的研究背景预设及方法论的特殊性，其对于布坎南的最严厉的批评就在于：虽然布坎南的选票交易或互投赞成票“进路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意识到议员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来便利地进行交换。但这种进路有些过于简单，以至于它无法解决议员交换方面的那些根本性问题。这种方法假定：人们事先就可以了解所有可能的法案以及其报酬，并且丝毫也没有考虑时间层面的问题。而事实上，从今日之立法过程中的交换来看，议员只是事先对其未来的行动作出承诺。这样，要降低这类交换成本，就还必须创设出一些制度安排，使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换成为可能”。[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按照以上批評所给出的思路，诺思的全部制度分析的工作就是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一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以及为什么能提高效率的制度变迁往往难以实现。诺思的理论体系中存在一种制度的典范模式——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开放秩序。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49， no.4， 1989，pp.803～832.这相当于为诺思的比较制度分析设定了一个默认的规范参照系，但是，诺思最终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如英美等国一般地朝向开放秩序的根本性制度变迁是一种极小概率事件。

实际上，诺思的制度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制度变迁反映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故制度变迁一定是符合效率的。在1981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效率视角被放弃，统治者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设计制度，而交易费用会使得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成为常态。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则回答了交易费用所催生的无效率制度为什么没有被竞争所淘汰，一是制度矩阵的规模报酬递增导致了制度变迁的锁入效应，二是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的不完善也会使制度陷入无效率的路径。2005年的《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接续了已有的对心智结构的研究，强调了信念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将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视为对人类处境的内在表达，而(为了在此处境下获得可欲结果而构建的)制度则是这一表达的外在显示。基于以上工作，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诺思及其合作者给出了其对于国家性质及制度转型的最终认识：除非机缘巧合，理想化的国家制度并不是可以期待的普遍现象，从而少数国家的制度转型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起飞更近似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显然，诺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从最初的解释为什么制度变迁一定是有效率的，逐渐演变为回答为什么(能提高效率的)好制度不可得。

按照诺思所创立的概念框架，好制度不可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限认知问题。即是说，对于什么是好制度可能发生求真意义上的方向性争议。典型的例如在中国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争论。对于这类认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在部分领域(如农业)和部分地区(如深圳等特区)开展局部试验，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积累经验和争取共识。

在诺思的框架内，好制度不可得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朝向有效率的制度的变迁可能不符合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意愿，而这些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又往往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power)。既得利益阻扰改革的机理是制度变迁的跨期影响会导致时间进程中的内生不确定性。就是说，即使改革的受益者在t0期对于改革的受损者(例如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事前就做出了补偿的承诺，这一承诺也缺乏可信性。在改革完成后的t1期，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将损失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权力。于是，对于改革后的新兴阶层来说，他们在t1期选择不履行事前的补偿承诺是事后最优的，因为改革的受损者们已经失去了恢复旧制度的权力。所以为了避免承担改革风险，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可能在改革中明明摸着了石头却赖着不过河，甚至还阻挠别人过河。对于这类利益冲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解决方式是进行顶层设计，并通过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十九大描绘的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蓝图等，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

概括而言，布坎南和诺思在制度分析中展现了求真与求实两种取向。布坎南以美国式民主作为基本的制度环境背景。由于在此背景下各种权力相互制约，故可以将制度变迁的过程视为一种相关各方的交易。既然是自愿的交易，就必然各方都受益或至少没有任何一方受损，因而制度变迁可以视为一种正和博弈。所以对于布坎南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类似于市场活动中商品选择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活动中的制度选择，且可以通过规范分析认知什么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理想化的好制度。虽然使用了非常类似的分析性设置(“不确定性之幕”和“无知之幕”)，但是布坎南与罗尔斯对于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认知方式是有显著差异的。罗尔斯的推理获得了明确的结果——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布坎南则强调在程序上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布坎南看来，只要通过了一致同意的选择程序(从而达到了程序正义)，什么是好制度的结果是开放性的、非唯一的。而诺思的制度分析的视角则是实证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由于不完备认知的限制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制度变迁需要在冲突的语境下来理解，故制度变迁应被视为所谓的零和博弈(如果补偿承诺没有兑现)甚至是负和博弈(如果因制度变迁而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以对于诺思来说，制度选择的自由空间极为有限，理论上的好制度在现实中往往不可得。

2.制度分析的两种视角的思想史定位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来说，上述的学术思想差异既反映了布坎南和诺思所受到的前辈和同辈经济学家的不同理论路线的影响，也会化作思想的力量去形塑学术发展的未来路向。图2描述了布坎南和诺思的学脉渊源的主要情况，其中单向箭头表示接受了或给予了其他学者单方面的影响，双向箭头表示相互影响。

从图2可知，布坎南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除了受其导师奈特(Frank Knight)的直接影响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罗尔斯(John Rawls)相互产生了影响;在后辈学者方面，布坎南则直接影响了1998年的诺奖得主森(Amartya Sen)和2009年的诺奖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当然，科斯作为同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布坎南。相对而言，诺思的学脉渊源比较简单，科斯通过张五常间接为诺思提供了概念框架;而巴泽尔(Yoram Bazel)作为同辈学者和同事与诺思产生了相互影响;在后辈中，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创立者格雷夫(Avner Grief)格雷夫是诺思的亲传弟子。和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直接受到了诺思理论的影响。此外，布坎南和诺思还都接受了哈耶克(F. A. Hayek)的学术滋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布坎南服膺于交易范式的经济学，并自认为属于奥地利学派，也可以说明诺思何以在晚年愈发乐于研究时间进程中的人类学习、意识形态、心智模式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概念。

如果把经济思想史中的路线之别上升为科学哲学的范式分歧的话，那么结合图2和图3，我们可以从“制度发生的建构和演化”与“制度分析的规范和实证”两个维度，来比较前文中涉及的部分主要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们各自在经济思想谱系中的位置。

在图3中，布坎南的思想位于由“建构”和“规范”两个维度构成的第一象限，与布坎南在思想上有亲缘性但更具规范色彩的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又由于受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影响，布坎南的建构色彩弱于罗尔斯。同为建构主义者，诺思的理论倾向于实证，故其处于第二象限。在位于此象限的诸理论代表中，诺思是受哈耶克影响最深的，故其建构色彩要弱于巴泽尔、格雷夫和阿西莫格鲁。第三象限的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主要体现为“演化”和“实证”两个维度，但由于受布坎南的影响而演化色彩并不明显。第四象限的哈耶克的理论则主要由“演化”和“规范”两个维度构成。

由图3易见，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象限之中，故二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交流和理解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理论没有任何互补性。布坎南的规范制度分析提供了一种基准的理论参照系，而诺思的实证制度分析却告诉我们实现这种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诸多现实阻碍。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因为我们既要清楚制度改革的目标，也要知道是哪些因素阻碍了目标的实现。

四、全面现代化背景下的好制度及其实现路径

虽然布坎南与诺思在理论上各执一端，但二者的思想都有可资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改革借鉴之处。布坎南试图告诉我们符合什么检验标准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诺思则尝试探索为什么好制度的出现概率如此之低。在上述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准备批判性思考的问题是：在全面现代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这一问题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好制度只有唯一的模式吗?好制度在中国国情下应如何实现?

大多数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实际上都会重复一个西方人热衷于听到的故事：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而要实现经济赶超就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式的市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制度体系。但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非常不同于西方标准的制度特征。于是，如何实现符合中國国情的好制度的问题就可具体化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同于西方模式却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好制度，其理论逻辑是什么?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看法，决定人们的选择乃至“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页。其中，经济的力量即是物质利益的激励，宗教的力量则是人的内在价值观的激励。马歇尔对于两大激励来源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仍忽略了对二者关系的讨论。按照哈耶克和布坎南等坚持方法论主观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利益(商品和行为有益与否和收益大小都是主观评价)，故经济激励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制约。因此，一个人是否做出某一行为选择由其对于价值的认知模式所决定。

布坎南和诺思都意识到了超越物质利益维度的内在激励对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实施的重要性。“布坎南一直将其重要著作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动机相统一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他也对下述观念进行了探讨，即选民可能因为表达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想实现和日常经济活动中相同的目标而投票”。[美]肯尼斯·阿罗：《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选民们不计个人成本来发出政治呼吁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体现了超个人功利的政治伦理。无独有偶，诺思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批评是“支撑其理论的行为假定是不充分的”，④⑤[美]道格拉斯·诺思：《期待着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联姻》，[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341、342页。因为“综观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行为总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信仰、偏见和粗疏的事实基础之上”。④此外，诺思也意识到，人类是有学习能力的，故时间进程中的学习会形成“人类思维和信仰的方式、人类偏好和信仰的演变路径”。⑤即是说，人们普遍持有的共享核心价值体系是动态渐变的，是人类学习水平和速率的函数。

诺思的动态理论映射出了布坎南的静态的规范制度分析的局限性，布坎南假设美国式的主流价值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偏好是稳定的，然后以这种静态不变的政治偏好作为输入，通过一致同意检验程序就可以得到什么是好制度的输出。这种隐蔽了学习问题的静态偏好假设在中国的情境下是完全不适用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的学习渴望和速率要远远高于稳态的发达国家，故我们难以按照布坎南的规范标准得出什么是好制度的确定形式。

即是说，制度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标准的，在不同的文化利益场境(medium of cultural interests)下什么是好制度各有其自身的标准，故西方标准并不具有普世性，其逻辑在于：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有各异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利益评价→利益评价决定行为选择→行为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实施效果。从价值观的视角来说，中国有两点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第一，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共享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人的体系。例如，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故更容易发挥制度的顶层设计功能。在同样广阔的地域内，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在内战之前州政府的权力甚至更大)，欧洲则从未统一过。第二，中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期(故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故在共享的核心价值观领域拥有极快的学习和演变速率，而欧美发达国家则已经处于稳定期，核心价值体系相当牢固。于是，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如布坎南所认为的那样去识别什么是唯一的最优制度均衡，而是设法实现从上一个较好的制度均衡过渡到下一个较好(不一定非要是最优)的制度均衡，从而适应转型期的不断演化的价值观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所谓“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既然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好制度一定是中国特色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哪种推动力量可以令中国跳脱英美式的好制度标准的窠臼，找到符合中国特色的较优制度的均衡状态，并能够最低成本地从一个较优的制度均衡点过渡到下一个较优的均衡状态?

在诺思的概念框架下，他先是假定现代化进程中阻碍制度朝着更富效率的方向变迁的主要阻碍力量或者是封建君主和贵族(统称为统治者)，或者是集中了权力的现代的政治独裁者或政治寡头。然后，诺思再分析为什么统治者会创建出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原因在于统治权竞争(在位统治者可能被国内外的竞争势力取代)和交易费用(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交易成本过高反而可能降低统治者的净收入)。诺思的假定和结论显然都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换句话说，诺思的国家模型在中国并不适用。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升级到了强调抓好顶层设计的新时代。从权力的结构看，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主要实施者必然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核心决策层，而各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则是制度改革的执行者。决策层和执行者之间构成了制度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当我们分析这一委托-代理关系时，一种直觉是：屁股决定脑袋，好制度经常被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执行环节扭曲。某些权力代理者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使得改革在某些领域原地打转甚至有所倒退。例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九五”时期就提出的目标，却始终“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无论是后来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都是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重申同一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变不符合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中某些权力代理人的愿望，而继续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却可以不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

在不存在潜在替代者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治国者对于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故会重视长期收益。因此，中央政府的核心决策层是中国当前朝着更好制度改革的主要推手，而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则是这一进程的阻碍因素，其行为会增加改革的交易费用。所以，不同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分解中央政府的权力甚至完全建立新的权力分配秩序，中国当前可能更迫切需要限制部门和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如依靠扩大垂直管理范围和推进(弱内部激励的)官僚制来强化中央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掌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國的税收、金融、统计等领域就开始尝试由属地化管理变为垂直化管理。十八大以来，司法和纪检的垂直化管理也开始启动。这种将部分原属“块块”的事权收归“条条”的改革，其好处在于既能保证全国性公共品的质量，也能限制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还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应该通过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财权和事权来维持和强化国家政权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合法性，2018年1月底颁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是实现这一合法性目标的重要一步。

总而言之，什么是好制度不能仅关注理论上的制度质量本身。这既是因为好制度的标准依赖于价值认知，而价值认识是一个社会的学习速率的函数，故不存在唯一不变的好制度，也是因为同样的理论上的好制度在不同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格局下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换句话说，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的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这体现了布坎南的规范制度分析与诺思的实证制度分析的结合——无法有效实施的所谓的好制度只具逻辑可能却无现实可能。

五、结论

虽然布坎南和诺思的研究都围绕制度及其对效率的影响而展开，且布坎南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排斥经诺思充分发展了的交易费用范式，但二者的框架仍有非常本质的区别：布坎南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规范维度的制度分析，诺思则致力于对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

按照二者各自的概念框架略作进一步的理论延伸就可以发现：制度分析的布坎南式的规范视角与诺思式的实证视角之间的张力，尤其体现于二者看待制度朝着好的方向变迁的前景时的不同态度。布坎南不仅给出了“一致同意”这一好制度的评判标准，且总体上对制度变迁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其指出：按照主观主义的成本观，虽然交易费用必然存在，但是只要交易是基于自愿协议的，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率的。[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与之相反，诺思并没有把制度变迁视作一种人际间自愿同意的交易，而是意识到权力和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客观作用。因此，诺思固然认同好的制度可以降低社会运转的交易费用或者说租金损失，但其更为强调的是，由于认知和利益的限制，产生较高无谓租耗的制度在现实中往往无法被改变。虽然在理论上各执一端，布坎南和诺思的理论却都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因为我们既要知道什么是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制度，也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阻碍好制度的实现。

那么，在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对布坎南和诺思等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亦步亦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就连布坎南和诺思本人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基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甚至上溯到石器时代)，诺思认为，由于信念结构的差异，西方世界的制度不能被直接移植。诺思对于中国转型的核心看法是：中国不存在与西方世界一样的发展的制度根基，转型中的很多制度都有混合和过渡的色彩。于是，中国的成功说明，“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钟政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诺思愿意接受一种可能——“中国证明我们的理论是错的”，[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约翰·瓦利斯、[美]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因为中国的转型道路与西方经验是如此不同。正如布坎南、诺思、弗里德曼(Milton Frideman)等诺奖经济学家意识到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谜”。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于是，虽然还未有最终答案(因为肯定的回答需要等待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但中国40年改革发展的成就已经对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中国可望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牛泽东

作者：罗影 汪毅霖

第4篇： 技校学什么专业好？学广告设计,你的梦想便不再是梦想!

技校学什么专业好?学广告设计，你的梦想便不再是梦想! “快到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这是m豆的热门广告。你想不想让人家也记住你的广告词呢?想不想让你的产品家喻户晓呢?到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学广告设计，不出时日，你的梦想便不再是梦想!

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是一所为学生提供的高质量就业、创业指导和毕业后学历、技能晋升服务的技工院校，学院除了拥有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企业工作经验丰富的专职校外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外，学院还与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其中世界五百强、中国500强、广东省100强企业就有100多家。历年的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其中留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占90%以上。

而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的网络与数字媒体技术就是广告设计 ，属于计算机学院(系)。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计算机学院(系)成立于1994年，从普通计算机应用培训起步，秉承“就业导向、能力本位、面向市场、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白云精神，历经1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50余名双师型教师队伍、1200余名在校学生的骨干专业之一。

还在对着人家的广告流口水?让人家对着你设计的广告流口水吧!到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学广告设计一切都不用担心。你的梦想便不再是梦想，让你的梦想成为你的一技之长吧!

第5篇：技校学什么专业比较好？

技校学习什么专业比价好?这个无非是在关心专业技术以后的发展前景。目前技校设置的专业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什么技术才是适合你学习的，什么专业比较好，学习出来好就业，还能有不错的工资呢?这是大家仔细考虑的呢。

近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形式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改变，社会对职业技能的需求明显增大，职业院校也担负起了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重担。从职业教育现今的发展速度来看，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才刚刚起步。在这里北京八维教育小编就我所熟知的计算机技术做个介绍，给大家以后在选择学习专业的过程中做个参考意见。

由于Internet和IT技术的发展速度惊人，信息时代的知识成爆炸式的趋势扩展，不断需求掌握崭新IT技能的人才。IT行业(包括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电子商务)和传统行业和其他服务业不断和互联网结合，使得人才需求远远超过其他职业，排名第一。并且IT行业人才需求在不断的增长之中。其中软件工程师和网络工程师的人才需求量是最大的。各个IT公司为了抢购人才，大展身手。面对缺口，各大互联网企业在招聘上动不动开出“翻倍年薪”、“期权”乃至“房产福利”的现实，正大大刺激着从业者——看着腾讯“在3年内为员工提供10亿元无息贷款帮助员工购房”的消息。

北京八维教育的在校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同时毕业生大批毕业上岗。每年的薪资都在上涨，大批企业人才订单，保持供不应求。学习什么技术比较好呢?大家看后有了自己的主张了吗?

第6篇：技校学什么专业好范文

技校学什么专业好?透过现象看到软件技术

又是一个拿着手机在玩游戏的孩子……

技校学什么专业好?听过“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吗?你有没有透过这个现在看到了软件技术(JAVA开发方向)的前景呢?呵呵，没有。因为你可能压根连软件技术(JAVA开发方向)是什么神物都不知道!

如果你用过索尼爱立信的手机，你肯定经常有见到JAVA这个字眼。简单来说，软件技术(JAVA开发方向)就是设计手机那种小型游戏等等。现在基本都是手机不离身的吧?甚至有大部分人手机一离开身就会恐慌不安，俗称手机综合症。把手机拿在身上，虽说是通讯，但是现在基本都是在无聊时消磨时间吧?要么就是上网，要么就是玩游戏……但是上网要流量的，伤不起呀!所以，在手机上的单机游戏就成了首选，加上人总是贪新鲜的本性，这就造就了“temple run ”到“消灭星星”再到“找你妹”……只要有手机在的日子，游戏就需要更新，软件开发人员就不会失业。再坏点的情况说，就算没有手机，不是还有电脑么?

学软件技术(JAVA开发方向)，非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莫属!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在广东省技校中综合排名第一，重要的是该校计算机系成立16年来发展迅速，专业教师既具有企业工作经验，专业功底扎实，同时还拥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在职教师要求逐步具备“双师”资格。全系教师均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8人，在读硕士8人，中高级职称25人。

技校学什么专业好?透过现象看到软件技术。看到软件技术，就到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报名吧!

第7篇：去技校学什么专业好学什么比较实用

一、同声传译同声传译员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多和奥运会带来的会务商机”的涌现，需要越来越多的同声传译员。同传的薪金不是按照年薪和月薪来算的，是按照小时和分钟来算的，现在的价码是每小时4000元到8000元。”相关人士如是说。4年之后入驻中国和北京的外国大公司越来越多，这一行肯定会更吃香。”

二、3g工程师据计世资讯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称，估计国内3g人才缺口将达到50万人以上。由于目前3g人才比较少，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奇缺，预计4年之后3g工程师的基本年薪会在15万元至20万元。从目前的一些趋势来看，在无线增值服务行业里的一些精通2.5g技术的人才年薪都在10万元左右，3g到来之后这些人才的收入应该会更高。”业内人士表示。

三、网络媒体人才目前，类似于在新浪和搜狐的网络编辑的月薪都在5000元左右、中等职位的收入在8000元至10000元。相信4年之后整个网络媒体的广告收入越来越多的时候，从业人员会有一个更好的回报。”目前，不少网络编辑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都颇有信心。

四、物流师物流人才的需求量为600余万人。相关统计显示，目前物流从业人员当中拥有大学学历以上的仅占21%。许多物流部门的管理人员是半路出家，很少受过专业的培训。据相关人士透露，对此类人才有需求的某知名企业在国内招聘的应届大学生目前的薪金是每月6000元到8000元，在一年之后还会由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现在一年就能挣个7万元至10万元，估计4年之后只会多不会少，因为能源越来越紧俏。

五、系统集成工程师据悉，一名刚刚毕业，毫无经验的大学生应聘系统集成工程师之后的薪金是年薪8万元。用户对系统集成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从最初的网络建设到基于行业的应用，再到对业务流程和资源策略的咨询服务。未来系统集成工程师应该是一路走高的职业。

六、环境工程师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的从业人员仅有13万余人，其中技术人员8万余人。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计算，我国在环境工程师方面的缺口在42万人左右。据悉，随着国内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国内园林设计师、景观设计师的月薪都在七八千元左右。据预测，年收入应在8万元至10万元。

七、精算师我国被世界保险界认可的精算师不足10人，准精算师”40多人，在当今的国内人才市场上，精算师可谓凤毛麟角。随着国际保险巨头在中国开拓市场以及国内企业的需要，精算师是几年后保险业最炙手可热的人才，目前在国外的平均年薪达10万美元，国内目前月薪也在1万元以上。4年以后，随着人们对于保险认识的加强，保险行业的兴起必然会需要更多的精算师。

八、报关员入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对报关员的需求增加。有资料显示，报关员目前的收入每月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目前在贸易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报关员月薪都在七八千元。未来几年内，就业市场对报关员的需求将有数十倍的增长，报关员的工资涨幅一般在年10%～20%。

九、中西医师、医药销售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进入医院，急救医生、产科医生、妇科医生、眼科医生、儿科医生及牙医和理疗医师都将十分吃香;二是进入医药生产流通企业;三是继续深造。”业内人士表示，这个行业的特点是越老越值钱，目前的医药行业月薪水平在3000元到5000元，相信4年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薪金水平。

十、注册会计师根据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至少急需35万名注册会计师，而目前实际具备从业资格的只有8万人左右，其中被国际认可的不足15%。每年包括德勤、毕博在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会在高校招收毕业生，专业涵盖统计、法律、数学等。而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届毕业生月薪大都在五六千元，再加上每年丰厚的奖金，收入会超过10万元

第8篇：2012年女生学什么技术好？学什么技术好工作？

职业专家认为，女性普遍具有温柔、细腻的性格，感知能力较强，记忆较好，空间想象力较为丰富，沟通能力较强。这些特点使她们易与环境融合，讲究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工作中具有较多优势。

但由于大部分女生需要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因此在职场上也显示出的非持久性，而且劳动强度承受能力也不及男性，因而职业寿命面临较大威胁，这也是女生择业时更关注职业寿命、工作压力等因素的原因。而IT行业等职业市场需求量大、社会认可度高、劳动强度适中，适合女生的需求，所以正在成为女生求职的热门行业。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IT行业是男性主导的行业，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四川新华电脑学校资深职业规划专家王老师认为，“IT公司对人才甄选的条件不是性别而是能力，尤其像计算机开发和设计方向这种没有性别偏好的岗位。”他解释到，像E-BOSS高级电子商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广告传媒等专业，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女生就是打开用户群体渠道的最佳保障。

女生耐心、细心的特点符合计算机方向工作的要求，较好的沟通能力使其更易于和客户协调，从事计算机设计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IT行业重视积累，随着从业经验增长，个人发展也可获得较大的空间，从设计员到设计师、艺术总监，只是经验多少的问题。这个行业是越‘老’越吃香。积累到一定客户和经验后，能很轻松的自主创业。

职业规划专家指出，女生就业要懂得回避劣势，充分认识个人优势，做好长期职业规划，选择呈上升趋势、热中有稳的职业，及时培养相应的技能，随着职业发展使自己成为行业专家。如果感到职业寿命受到威胁，就应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使自己顺利完成转变。

第9篇：学什么好就业

学什么好找工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假如你本身拥有实力，机遇满天转，你总会抓住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假如你什么也不会，那么到处都是挑战，直到你筋疲力尽。

成长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从小在家长的保护下成长。当长大了，要面临社会时，就犹如温室的花朵突然遭遇烈日骄阳或者狂风暴雨。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摧残被压倒，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坚强。于是学什么技术好、学什么手艺好、学什么专业好等这些问题就会在他们的大脑里不停运转，并且积极的寻找答案。

孩子的担心

从小生长在家长的保护中，当他们开始在一次次小的接触中了解社会，了解竞争，了解家人的压力，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父母已然开始有白发、看到自己的父亲突然还没有自己这个小男子汉有力气、听见自己的父母在深夜里担心自己，他们也开始琢磨着能够找一个工作，能够学一个技术，选择一个好的专业，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的父母，支撑这个家。

而依照他们还很稚嫩的社会经验来说，他们的担心迷茫就体现在，不知道学什么技术好就业、不知道学什么技术好挣钱、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比较好，仅此而已。只要给他们方向，他们会努力奋斗，努力为自己为自己的父母撑一片天。

家长的考虑

孩子似乎永远是家长的心头尖。做父母的，干什么都想着为自己的孩子做好打算，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顺利。似乎一夜之间，孩子就长大了。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开始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逐渐成为一个大人了。突然之间，孩子也该学会有担当了，该学一门技术了，要为以后的人生作打算了。

于是，日日夜夜，俩人都在盘算着为孩子找一个选一个好的人生方向，在这最重要的时候能够帮助他，并且让孩子以后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是学知识还是学技术?学什么专业好?学什么技术好?这也是他们的烦恼。

社会的需要

无论是孩子的担心还是家长的考虑，最终的选择必定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让孩子满意的选择，才能确保家长不用时刻担心孩子的前途。

从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学技术优于学知识。仅从今年年后的新闻报道来看，一边是“用工荒”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技术成为众人选择的对象，社会急需技能型人才。

学什么技术好就业呢?或者直接一点，学什么技术好赚钱呢?

答案是：厨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厨师行业的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广泛。无论是中餐还是西点、西餐，都急需优秀的烹饪人才。因为人们的消费观念越来越开放，中餐厅、西餐厅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好。厨师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急需烹饪人才。

大多数家人的选择

既然厨师是一个好的行业，那么大家都选择到哪里学习的呢?

走访很多学生家长，他们的一致选择是：安徽新东方烹饪学院。学院采用半军事化管理，对学生要求严格，师资力量雄厚。所谓名师出高徒，这是原因之一。

另外，多数家人选择让孩子到安徽新东方烹饪学院学技术，是因为这里好就业。二十三年的办学经验，在全国各地积累了很多的就业合作单位，也培养了很多的优秀学子。这些都是可以信任的，孩子到这里学习以后是能够找到好工作，能够挣到钱的。

背靠新华教育集团，师资好、就业好、技术高。选厨师是个好路子，选安徽新东方烹

饪更加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