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儒学的历史展望未来
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是很难做到客观地评价儒家学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
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在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也还是可以再分出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来的。此又当别论。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
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調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謂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
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7]。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來，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四、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
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
近现代新儒学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中国儒学的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起来、融通起来，我以为是从康有为开始的。由于康有为始终表忠于清皇室，又积极支持张勋搞复辟，因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康有为作为保皇派的形象超过了他作为一名维新改革派的形象。其实，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借用儒学，特别是抬出孔、孟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加以发挥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害;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从这个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已经是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了。康氏注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句说：“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卷十二《颜渊》)这里，康氏之意与上述程朱之意正好相反，而且他心目中的“博爱之谓仁”也不同于韩愈所谓的“博爱之谓仁。”他的博爱说中已含有某些近代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成分。他把“仁者爱人”和子贡所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联系在一起解释说：“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至于把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解释为“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论语注》卷十五《卫灵公》)以及把孟子所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解释为“共和之民，选总统也”(《救亡论》)等等，则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谭嗣同受康氏的影响，专门提倡“仁学”。他也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的体现就是“平等”。所以他说，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是：“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仁学》)
康有为对于儒学，特别是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尽管他反对彻底取消君权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现代新儒学的概念是指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融通起来的话，那么康有为应当是第一人。
但是，康有为为儒学现代转化的探索并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要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捆在一起。他不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这两个不同層面的儒学区分开来，甚至主张把儒学改造成为宗教，并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为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奋斗的人们所接受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贺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见《文化与人生》一书)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最为活跃、最为丰富、最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因为，迄今为止，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够超过他们的。
五、相对于儒学历史演变的回顾来说，对儒学的未来展望是一个
更为困难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1948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1958年由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197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认为，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對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我想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我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不必要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这样说时，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我一直认为，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拒斥之。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我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作者： 楼宇烈
摘 要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新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经历了从注重知识本位转向注重能力本位，再到发展综合职业能力的时代性变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呈现出注重全人发展的价值取向、倡导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模式、优化理实兼顾的培养内容、坚持适应岗位需要的培养方式等特征。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提高政策的协同性、坚持全人发展的理念、实现理实的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格局，进而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关键词 学科本位;综合职业能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既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工作，也是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职业教育工作者为实现培养目标，普遍认可并遵循的操作模式，即是对培养过程涉及的主体、目标、内容和方式，经过整合形成的培养规范和形式[1]。新时代，标准化、模式化、特色化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是应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迫切需求的应然之策，也是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实然之势。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梳理新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演进历程，勾勒其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展望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为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演进历程
(一)注重学科本位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恢复，还是社会改造的进行，都急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有模仿苏联的印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在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渡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仍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生产实践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不太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突出学科本位的基础理论学习。
在培养主体上，强调企业与学校配合进行协同育人。1953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要求接受实习的机关或企业，根据工作需要，指定相关人员或机构，与学校派去指导实习的人员协同开展各项实习工作。随后，1955年，高等教育部颁布《关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设计工作的指示》，提出毕业设计要在学校和工厂协同开展，即校内人员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示范及全面负责，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辅导及意见反馈。1986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在联合印发的《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厂校要共同负责培训及考核，要求企业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装备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技能训练，学校要依靠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专业知识，给学生講授文化知识和基础理论。
在培养目标上，培养系统掌握理论并能指导实践的技术人才。1952年，教育部发布《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培养具备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一定现代技术的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1954年，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中等专业学校必须大力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制定和修订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四年制)教学计划的意见(试行)》，强调要培养牢固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中等专门人才。
在培养内容上，注重学习系统的学科理论知识。1950年，教育部在《专科学校暂行规程》中首次明确，专科学校需分设若干学科，奠定了技术教育课程采取学科思维进行规划的基础。据此，195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工业、农业、财经性质中等技术学校教学计划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明确要求理论课占总课程的60%左右，呈现出显著的学科知识本位取向。1979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条例》也指出，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要以学习具有相当高中水平的科学文化为主，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专业学习，克服轻视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错误观点，课程内容要兼顾科学性与系统性。
在培养方式上，侧重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办法》明确要求，中等技术学校每周授课36节，每节50分钟。《指示》将考核方式规定为笔试及口试，呈现出以知识讲授和理论学习为主的特点。1958年，刘少奇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中提出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主要出于满足当时社会劳动生产的需要，是一种适时兼顾生产实际的培养方式，而非改革理论知识的讲授方式。1986年，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转发《技工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要求技工学校的文化课和技术理论课教师均应承担相关课程章节的讲授、批改作业、辅导等教学工作。
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呈现出较明显的学科本位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对学科本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但难以在短时期内完全摆脱学科本位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中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产业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我国历来崇尚道与德而轻视技与术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一阶段，我国学科本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尽管存在颇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但其为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输送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和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技术技能人才的前期储备。
(二)转向能力本位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直接关系到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质量。1991年，在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发[1995]55号，以下简称《大力发展职教的决定》)，要求“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职业技能训练”“教学安排要注意增强适应性、实用性和灵活性”。根据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职业教育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加强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突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在培养主体上，强调学校与企(产)业的联合培养。《大力发展职教的决定》明确要求，学校要积极发展校办企业及生产实习基地，企业应支持并配合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开展实习活动，秉持职业教育“大家来办”的方针，开展行业、企事业单位联合办学的探索。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普通中等专业教育(不含中师)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校办企业加强实习基地建设，逐步建立教学、技术服务、生产实践三结合的培养机制。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职业教育全面步入法制化轨道[2]。职业教育以法治化的形式，要求职业学校与企业密切联系，实行产教结合。
在培养目标上，注重培養具备岗位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大力发展职教的决定》提出，职业技术教育要让大多数就业者接受岗位需要的专业性技术技能训练。《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要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为导向，着重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技术服务、生产实践相关的业务素质。1998年，国家教委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以下简称《原则意见》)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确立以能力为本位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在培养内容上，突出职业技能训练的专业课和实习课。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制定职业高级中学(三年制)教学计划》，强调职业高级中学以专业教育为主，着重职业技能的训练，根据具体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课和实习课占总课时数的比例分别为60%和75%。1993年，劳动部颁发的《关于深化技工学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提出，理论课程设置要适应操作技能培训的需要，教育内容以应用知识为主，生产实习要突出基本技能训练。《原则意见》提出，职业院校的课程开发要以社会和经济需求为导向，科学合理地从劳动力市场分析和职业岗位分析入手。这些政策围绕着能力本位进行课程安排和教学内容调整，实现以职业技能训练为主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
在培养方式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教学。1990年，教育部在《关于制定职业高级中学(三年制)教学计划的意见》中，要求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特别重视实验、实习、生产劳动等实践性教学，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或社会业务紧密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强实验实习基地建设，改善生产现场实习的设施，综合开展教学、技术服务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原则意见》提出，要建设好、运用好教学实习基地，加强实验、实习、职业技能训练等实践性教学，注重产教结合。
这一阶段，为了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注重能力本位，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职业岗位需求对接，强调学校与企(产)业进行联合培养，初步形成以技能操作为核心的培养体系。
(三)发展综合职业能力阶段(21世纪初至今)
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职业教育承担着高级技工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因此，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在培养主体上，强调校企一体化协同培养。2002年，国务院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大力推进的决定》)中提出，企业和职业院校要通过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等方式加强合作。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以下简称《加快发展的决定》)要求，“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在此基础上，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进一步关注校企双方的内在发展要求。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要求，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实现校企育人“双重主体”。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促进办法》)，进一步要求职业学校积极提供资源，企业依法供应要素，通过开展学徒制合作，实行校企双主体育人。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强调校企双方要总结学徒制试点经验，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在培养目标上，注重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2004年，教育部在其印发的《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以形成职业能力为宗旨和目标，着力培养学生适应企业工作岗位的实践能力、职业道德等综合职业素质，标志着以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2008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深化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学生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2014年，教育部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意见》)中提出，推行招生与招工一体化，结合职业教育人才成长规律，培养适应工作岗位实际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若干意见》要求，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要侧的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
在培养内容上，注重职业精神及创造力的培养。200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全面改革的意见》)，要求开展现代课程模式改革，加强实践教学，提升职业技能和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职业教育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加快发展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立双标准联动开发机制，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等要素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若干意见》还强调，应加强劳动教育与生产实践活动，促进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与此同时，《实施方案》创新启动“1+X”证书制度，夯实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巩固职业活动及生涯发展的综合能力。
在培养方式上，注重实习实训的情景化教学。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关于积极做好职业学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出，要建立学校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劳动力市场有机联系的运行机制，实现双证书并重的目标，从而提高就业能力。《大力推进的决定》要求，教学活动应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等紧密结合。《加快发展的决定》强调，通过推进项目、案例、工作导向等情景化教学模式，加大实习实训占比、创新顶岗实习形式等，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此基础上，《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意见》要求，校企双方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学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企业承担真实的岗位技能训练，学生在师傅的带領下体验完整的职业场景。《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健全实习实训制度，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
这一时期，为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就业的时代要求，校企一体化协同育人逐渐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这既符合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基本规律，也契合我国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对综合职业能力人才提出的基本要求，并成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
(一)注重全人发展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熟练技术技能和以个人为本位的健全人格发展之间摇摆，并复归全人发展，逐步渗透终身教育的价值意蕴[4]。在培养目标上，其价值取向经历了由注重培养掌握系统理论并能指导实践的技术技能人才，到注重培养具有扎实岗位能力和掌握相关理论的技术技能人才，再到注重培养与综合职业能力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轨迹。这种价值取向在国家意志与受教育者主体意识间发生位移，主要是源自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因素与职业院校、个人主体意识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下，国家、企业、职业院校、受教育者等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进而调适和融合，兼顾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并注重全人发展。
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博弈中，随着社会思想的不断解放，以及对职业教育规律的正确把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逐步回归教育的本质，开始注重遵循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当前，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项目的试点是践行全人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因为现代学徒制更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5]，通过重构课程体系、拓展校外基地、优化教学团队结构等[6]，将追求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基本环节。自201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意见》以来，全国已启动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共有552个试点单位，这些试点单位紧紧围绕职业教育现代化、终身化的教育理念，结合国家有关战略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模式，注重工匠精神的培育与传承，持续丰富中国特色的全人发展教育理念。
(二)倡导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和鼓励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也由“自产自销”向双向自主选择改变，但协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始终是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核心。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校办工厂、以厂养校”的模式，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都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之所在。
改革开放前，在校企合作中，企业能全方位全过程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校办工厂、以厂养校”的模式，加上当时社会技术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的社会背景，校企双方形成了育人与用人并举的利益共同体。在资源相对短缺的时代，校企双方通过符合社会经济需求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半工半读”形式，共同制订相关的生产实习实训规程等，切实保障校企并行、合作育人的有序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日益松动，企业开始掌握选人用人的权限，依靠行政手段难以推动校企合作。在育人与用人方面，当企业拥有选择的自主权时，便会更加务实地选择后者，逐渐“缺席”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的发展需要，技术技能人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培养人才的水平。为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被重新定义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法宝，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热点议题。《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意见》《若干意见》《促进办法》等政策，积极引导和多方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并探索校中厂、厂中校、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等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校企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办学的总体要求，也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模式。
(三)优化理实兼顾的培养内容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理实贯通，虽然经历了从偏重系统理论知识，到侧重实践操作技能，再到注重情景化体验的转变，但始终以促进理实贯通为核心，致力于构建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体系。在工业1.0到工业3.0的历史演进进程中，我国职业教育界对学科化的系统理论内容学习进行了反思，并对国内外各类职业教育课程进行借鉴和吸收，以工业经济技术为导向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课程，实现了从“教学简化”式的系统理论课程模式，到基于DACUM方法的CBE/CBT等课程模式，再到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理论的项目课程模式的进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在工业4.0时代，面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变革，职业教育紧紧围绕《实施方案》的要求，通过更新教学改革理念、完善教育教学标准、启动1+X证书制度、推进学分银行建设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顺应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工作与终身学习的趋势，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学国家标准，创新了基于工作的个性化培养课程体系，逐渐建立起适应工业4.0时代且以理实一体化为基础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四)坚持适应岗位需要的培养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通过理念更新、项目规划、标准重构等多种方式，不断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努力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业生产技术同频共振。
一方面，我国工业生产技术的岗位能力需求，呈现出从直线式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技能，到低结构的流水线生产技术技能，再到高结构的智能化生产技术技能的变迁。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经历了从强调实践课时的占比规定，到注重浅层互动的实训基地建设，再到重视深度互动的顶岗实习、学徒制等过程，逐渐实现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岗位工作生产的有效衔接，从而适应不同生产技术岗位的能力需求。另一方面，基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现实需要，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呈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特点，以此实现培养过程与工作过程的精准对接。针对专业岗位的技术技能差异，依据培养目标和培养层次的不同需求，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形成了中高衔接、高本衔接、中高本衔接、高本硕衔接等不同的培养模式。同时，根据培养内容的变化，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调整为工作岗位型或工作过程型。在工作岗位情景的导向下，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更好地适应工业4.0时代的要求。可见，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日益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技术多元化、个性化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未来展望
(一)持续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提高政策协同的针对性
校企协同育人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普遍遵循的规律，我国职业教育也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技能、知識、素质、体力依赖等多种类型，政策需求呈现出鼓励、保障、制约、规范等不同取向[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先发展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长达十年的“课证共生共长”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向人们呈现了职业院校服务知识、素质依赖等企业类型的经验成就[8]，也验证了深圳市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积极效应。在智能化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要求产教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策应调整主体要素需求导向，构建多样化主体合作形式[9]，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首先，针对固有技能、体力型企业，在加强保障、规范扶持及给予技术引导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巩固并强化生产性实习实训。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区域发展多元化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区域特色化是政策可行性的基本要求[10]。其次，针对知识、素质型企业，政策保障需要向技术共长激励机制及人才保障机制靠拢。据相关调查显示，此类企业的政策缺口——技术的支持及人才的保障，已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困境[11]。对职业院校而言，技术性服务创收也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应然之势。为此，既要鼓励校企建立以利益为共同体的技术共长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势，促进产教深度合作，同时也要完善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保障技术共长机制的有效运行。
(二)重视营造工匠精神氛围，落实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职业教育肩负着培育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高素质工匠，以及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工匠精神是智能化时代宝贵的价值引领，是新时代国家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12]。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德技并行”和“德艺双馨”是落实全人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校教育虽然历来有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但职业院校更为重视技术技能的习得，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养成似乎不够，其局限性不言自明，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只是培养“单向度”的人，无法培育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全人[13]。《若干意见》提出，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塑造学生兼学徒的双重身份，注重工匠精神的培育。从生命发展的视角来看，教育的本质是“使人得以发展”，包括生命质量和价值的提高[14]。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学校同样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其教育价值的广度和深度才得以体现。
学校作为教育原型的存在形式，应坚守“道德高地”和“社会良心”的社会担当，实现教育的应然育人目标[15]。道德自律在相对稳定的惯习背景下，可通过实践、学校教育等“场域”的文化熏陶和制约作用促进道德文化的内化[16]。职业院校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智体劳课程的考核，确保有效督促并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又要注重工匠精神与审美艺术的熏陶，为提高其生命价值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双方应共同致力于促进学生工匠精神及审美能力的内化，既要重视企业文化的营造，也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工匠精神植入全人发展的全过程，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三)兼顾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实现理实深度融合贯通
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构成了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虽然着力改革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技能训练，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从理实分离状态逐步走向理实融合，但仍未能摆脱理实“两张皮”的困扰。
为此，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建立并完善专业课程改革的督导制度，大力支持并协助教师进行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17]。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融合贯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具体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进行深度分析，并全面评估对接的可行性，以确保课程内容的安排与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适切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理实一体教师的标准化培养制度，助力课程内容的有效实施。实施理实一体化，除了需要重新设置课程体系、开发理实一体化教材、设计教学空间等之外，教师必须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这是实现理实深度融合贯通的关键[18]。据相关研究表明，“工匠之师”能从根本上提高职业院校师资培养质量与院校需求匹配度[19]。当前，建立职业教育国家标准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构建理实一体化的教师培养标准体系，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职业院校理实深度融合贯通奠定重要基础。
(四)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助力形成多元化格局
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化的背景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遇到的重要瓶颈是，难以较好地实现培养对象的全纳性及专业的市场匹配性。
目前，虽然我国已出台《关于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等政策，弥补了职业教育终身化政策的不足，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需要加快建立类别化的培养方式。职业教育是横跨三大产业的类型教育，其教育和培训对象囊括老中青少年群体。职业教育类别化培养正是由不同的产业、专业和不同层次的对象，以及不同的需求所决定的。为此，有学者呼吁职业教育进行类别化培养，正是出于专业类型多样化的考虑，也是对职业教育终身化的积极回应[20]。二是需要完善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专项激励制度。当前，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作为年度职业教育质量报告的重要内容，存在评估不够精细及实行不够积极等问题[21]。通过建立专项细化的制度，既能提高督导的针对性，也能提高职业院校的重视度，从而更好地服务转型时期快速扩增的技能培训需求。三是需要加大职业培训补贴的新媒介宣传力度。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的职业培训补贴，呈现出信息不对称、传播滞后、途径单一、效能不高等问题[22]，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面对抖音、快鱼等网络短视频传播平台的流行，選择并运用新媒体作为传播途径和方式不失为一种应时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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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德新 庄家宜
一、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教育
西藏文化教育自吐蕃王朝创造藏文字始，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但是，由于此后西藏长期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之下，社会整体发育程度极低，依附于这种社会形态的教育事业自然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影响，以至于到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教育发展状况不仅和当时世界蓬勃高涨的现代教育运动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与当时内地整体教育发展程度相比，也相距甚远。和平解放前，西藏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寺院佛学教育是教育的主要形式。其次，在主要城镇办有部分规模很小、规格不高的僧官和俗官学校，以及散布于各地的私塾学堂。据资料统计，除大大小小的寺院经堂教育外，当时西藏地方办的学校大约有20所，私塾所馆近百个，在校生最多时未超过1000人。旧西藏的教育大权长期被僧俗农奴主阶级把持，教育目的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浓烈的宗教色彩。学校以僧人、贵族、官员子弟为招生对象，以培养西藏地方政府所需的各级僧俗官员为目标。学习课程除领主贵族的道德规范外，这要学一些做统治者必备的知识技能。如：藏语言文法、书法、应用公文及算学、梵文、宗教仪规禁忌等。近代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几乎是空白。学校既没有合格的教师，也没有统一的教材、专门的校舍。“僧侣即教师，经文即课本，经堂、卧室即课堂”。没有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没有统一的学制，教学方法以读写为主，随遇而教，遇事而学。可是，就是这样简单而粗劣的教育，藏族广大劳动人民也是无权享有的。政府明文规定，不准铁匠、屠户子女人校，平民子弟即使有幸陪读，也不得和贵族子弟坐在一起，毕业后也只能回家劳动。因此，解放前夕，全区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率高达95%。总之，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教育和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一样萧条、空疏、衰败，现代意义上的正规教育尚未起步。
二、新西藏教育发展之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西藏的教育事业，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就制定了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的特殊政策。1950年10月，昌都解放，1951年3月，昌都小学成立。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新型学校，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现代民族教育事业的起步。在西藏人民教育的创建阶段，中央政府始终把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先在拉萨等地办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干部速成班，后又成立了西藏干部学校、咸阳公学和西藏团校。这一时期西藏共培养培训各级各类民族干部近万人，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策动的叛乱被平息和民主改革的进行，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解除了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经济上分得了土地和牲畜。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激发了群众受教育的积极性，原有学校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为满足群众需求，一方面积极恢复了一批1957年停办的公办小学，一方面制定了“民办为主、公办为辅、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支持鼓励群众自己筹资办学。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公办小学发展到87所，民办小学发展到1735所，小学在校生达66781人;普通中学发展到4所，在校生1059人;建立了全区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拉萨师范学校;建立了全区第一所高等院校——西藏民族学院。创办保育园9所，在园儿童700余人。这一阶段，在“稳定发展”方针指导下，西藏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出现了一个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育和干部培训的民族教育体系的雏形。1974年国家教委教科组决定派遣大批援藏教师到西藏学校任教，他们和西藏广大藏汉教师一道，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对教育工作提出：逐步发展小学教育，扫除藏文文盲，藏汉各族学生都要学习藏文。尽快把民办小学改转公办学校，有计划地发展初、高中学校。编印藏文课本，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一项全面发展西藏教育的战略规划和指导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到1983年年底，全区教育调整初见成效，教育内部比例趋于合理，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基础教育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提高，出现了一批比较合格的学校。这一时期，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对西藏教育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规定西藏城镇中小学全部免收学费，提高了人民助学金标准，对边境县学生实行“三包”(包吃、包穿、包住)。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决定每年拨出300万—500万公斤粮食补贴学生口粮。对教师队伍进行调整整顿。1980—1984年，国家拨款180多万元培训师资2224人，培训教育管理干部218人，并通过内地高等师范学校委培代培师资1500人。大中专招生实行了以少数民族为主，并增设藏语文、藏族历史、藏族医药、藏族艺术等民族专业系科。教育调整和改革，给西藏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全区教育调整还不彻底，许多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87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和智力援藏的实施办法。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重视，为西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1994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论述了西藏教育的战略地位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从政策措施上保证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西藏教育担负起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为确保西藏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安定，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的历史性任务。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全面贯彻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认真研究和制定了1996—2000年西藏教育发展规划，西藏全社会推行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制度。内地西藏校(班)更好地担负起既为高一级的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西藏建设培养大批初、中级合格人才的双重担子。2010年西藏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60.1%，文盲率下降到1.2%，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7.3%，西藏已形成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
三、展望西藏教育未来
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一些重要精神使西藏教育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尊师重教形成社会风尚，“科教兴藏”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各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从教育中寻找出路和发展后劲的局面已经出现。回首和平解放以来的60年，西藏各项教育法规逐步完善，教育内部结构得到优化调整，教育发展目标更贴近西藏经济、社会实际。可以说，西藏教育已从幼稚走向成熟。一条既切合西藏实际，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西藏教育现代化之路已展现在眼前。
(作者：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教体局副局长)
(本文责任编辑 吕红娟)
作者：德吉卓嘎
《建设幸福中国》征文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历史的长河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曲曲折折。回首建国六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华人民是在困境中追寻着黎明的曙光，在贫弱中勤奋探索，奋力拼搏，在荆棘丛中寻找到一条光辉灿烂的希望之路，强国之路。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光辉历史，积淀了东方文明古国的精髓，显露出人类科学发展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然而，历史不会是清一色的丽日，也会有乌云压城。因此，我们在感受到华夏的骄傲，文明的光辉同时，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中华儿女曾有几多哀愁，几多屈辱，几多痛苦!回眸祖国近代史，是一部多么奇辱的血泪史。
60年，弹指一挥间。旧中国的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已成为过去。现在，我们的经济平稳发展，我们的科技硕果累累，我们的教育日新月异，我们的体育突飞猛进，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在向世界宣誓：中国是腾飞的蛟龙，中国是屹立的巨人。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然取得了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粮食产量连续七年增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政治上继续完善村务公开，政务公开，自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在社会建设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初步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各个民族有效应对汶川地 1
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展望“十二五”，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十二五”同样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历史单元”，“十二五”规划建设明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他标志着中国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十二五还将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过名经济支柱性产业„„
诚然，我们的祖国政治体制还不够全面，国民经济还不够发达，但我们的祖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勤劳的人们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团结稳定，快速发展的崭新民族。作为祖国的骄子，新时代的宠儿，风华正茂的一代，我们应当把满腔爱国热情化为报效祖国的动力，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中国!
教师评语：这是一篇幸福中国的赞歌，更是一篇展现十一五辉煌成就，展望十二五美好未来的颂歌。
——金寨参观学习心得体会
7月7日一大早，我们合肥师范附小党支部一行六十多位党员，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乘车来到了被誉为 “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的美丽山城——金寨县。
当我们下车时，已是细雨霏霏，雨越下越大，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瞻仰的心情与决心。来到了革命烈士塔前，高耸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燎原星火”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碑上镌刻着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姓名，还有许多无名烈士为革命捐躯，这里虽然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在这翠柏环绕，鲜花掩映之中，仰望浩瀚苍穹，你便知道，这是先烈的英魂，在天宇间浩气长存。在这里，赵俊党支书带领我们重温了入党誓词，王玲玲校长给我们做了重要讲话。当我们手持鲜花，献上我们的敬仰和缅怀时，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我们深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上，责任重大。
接着，我们又冒雨来到了红军广场，从导游的解说中，我们知道了好多关于金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金寨县作为有名的将军县，有559位将军对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丰功伟绩，像洪学智上将，皮定均、徐立清、陈先瑞中将，丁世芳、于侠少将等等，他们的英勇事迹已被载人史册，他们的英雄精神也将永垂不朽。洪学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1 / 4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之为“六星上将”。洪学智将军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才能，对我军的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教育工作、装备工作，均有重要建树。在广场的将军塑像旁，我们三鞠躬，以表达对他敬仰与缅怀之情!
跟着导游员，我们来到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有八根大理石柱威严的矗立着，十六级花岗石台阶，前面有广场围墙，后面有回廊庭院，分别栽培着四季花木，正值盛夏之季，各种树木郁郁葱葱，苍翠挺拔。走进馆内，会让您肃然起敬。展览共分四个部分，即序厅、革命历史、烈士事迹、将军简介陈列序厅，正面悬挂着几位中央首长的题词，两侧放置前言和史迹电动图。展馆的革命历史部分，分别以分组列题，史物结合展示了自1921年党的成立至1949年整个大革命时期金寨建党活动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旧中国苦难的金寨人民在救星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开始觉醒起来闹革命的过程。烈士事迹部分，展出了140余名各个历史时期县团级以上烈士的画像，以及烈士生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将军陈列室里，悬挂着59位，以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少将——丁世方为首席的将军金箔肖像，每张肖像下有各位将军的成长过程简介，屡建功勋的战迹。这一幅幅威严的肖像，眼神里都蕴藏着含蓄的威严和
2 / 4 一种坚不可摧的革命斗志。他们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精英，他们是现代中国人无以伦比的楷模。
参观结束了，而我在思考刚刚开始。作为一位党员教师，我们要学习贯彻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关键是要紧密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升个人修养，严明工作纪律，脚踏实地工作，坚持以学生为本，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不断创新，努力进取，做出突出的成绩。在学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孩子们们看在眼里，而他们正处在成长时期，对各种行为处事的方式都会极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我们在做好平常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更要以以身作则，严谨治学，为学生建立榜样。
习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现在，党和人民更加需要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发扬这样的担当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作为教师，我们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地，寻求高尚情操，塑造良好的师德修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学生的榜样。
习总书记还要求我们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客观公允，
3 / 4 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因此，我们必须虚心接纳各方面意见，以博博大的胸怀，对出错的学生多一些宽容和体谅，对同事的某些建议多虚心接受和反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直，进而赢得同事的支持和学生的尊重。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展望未来，从现在就要脚踏实地。我们要认真践行党的群众众路线，不断加强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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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树立理想
展望未来
九十铺中学七年级(1)班 姜 伟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来自金安区九十铺中学的姜伟，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主题是：回顾历史 树立理想 展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受到海内外的热切关注。
几十年前，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经济落后，人们吃饭、穿衣服、理发、购物等都需要凭票来购买，买一斤粮食还需要排队。随后，又因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停滞，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选择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转变观念、改革创新的正确方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之路。
经过党的正确领导，加上中国人民辛勤的劳动，中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大发展”，“票证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中国的各个领域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国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二。到2003年7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到245亿美元，而在1989年时，这个数字还不足60亿，这是翻了两倍啊!另外，我国已经建设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是稳居世界高铁建设的第一大国。到2016年3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有余，占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
新中国在航天方面也卓有建树。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绕地球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31分，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中国也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由以上历史可以看出，经过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已经朝着伟大复兴迈进了 。
中国的百年强国梦走得极其艰苦，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牺牲无数的仁人志士之后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今天中国人的梦想是更加富裕、全面奔向小康!
根据党中央的计划，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谓全面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由现在的23%增至将来的40%，也就是说到2021年，中国8亿劳动者中有6亿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占比近80%。
当然，全面小康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靠我们用双手去建成。今天，我们是还在校学习的中学生，再过十几年，就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在我们的肩头上，肩负着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都要树立远大目标、好好学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敬爱的党组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前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活动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牢记历史、珍爱和平、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念。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全程观看了纪念活动的电视直播。不为仇恨，只为铭记历史守望和平。这是对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的纪念;这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意志的彰显;这是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和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的宣示!
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警示仍在，日本右翼势力却屡次公然践踏国际秩序，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从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防卫权;从抛出“侵略未定论”，到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进行所谓背景调查;从渲染中国威胁，到妄图拿走我钓鱼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14年12月13日，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阅兵式纪念，是为了警告那些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积贫积弱之民族;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同胞，铭记先辈们的牺牲，铭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是为了讴歌无数先烈浴血奋战、
1 穷其生命追求民族自强的精神。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更加热爱和平，更懂得珍惜和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凝聚中国力量，为了共同梦想努力奋斗。抗日战争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正是有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汇集起夺取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我们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心，捍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崭新的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 ，我们这一代，很幸运地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 ，不必吞糠咽菜，不必经历炮火硝烟，可是，难道和平岁月，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吗?不，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在惊觉生命无比珍贵时谨记：八年抗战，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更以自己的牺牲奋斗为抗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我们祖辈用生命换来和平，我们父辈用艰苦换来安康，我们和所有追求和平的人们一起，更要继续发扬彪炳史册的抗战精神，来捍卫这块美丽缤纷的土地。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同样作为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一份子，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努力地去珍视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和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为我们创造的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70年后的今天，我们举国上下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
2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这些青年入党积极分子，作为党的先锋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我深深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深深为抗战胜利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国际地位感到自豪;深深为自己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定感到自豪。
汇报人：
年 月 日
3
铭记历史，展望未来
敬爱的党组织: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承载了几十载的岁月历练，我们的党如今已生机勃勃，充满着春的气息，焕发着新的希望。
回溯历史，那一幕幕的惊心动魄，依然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一段段的峥嵘岁月，依然让我们难以忘怀。
1921年7月1日是每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运动在中国开始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际共产党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但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更是国际共产党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广大人民英勇奋战，中国共产党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束缚，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摸索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渐向先进工业国转变，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现已基本实现小康生活，国家科技、经济、文化实力逐渐增强，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大国。
我们铭记历史，拼搏现在，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带着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首先，我们要完善我们的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也是我们当人的责任，同时也要求我们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关注每天的新资讯新动态，时刻留意我们身边的事物，从小事做起。我们不但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而我们昨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而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能为了别人而做好，又怎能为整个社会做贡献呢?但无论一个多么平凡的人，他活着都有他归属的国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在这个国家里奉献着自己的人生，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大家都为了生存而不断创造，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足于社会，才能建设祖国的明天。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生存的大家庭，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构建美好而温馨的家。
现在，我们就要积极开拓视野，关注自己的生存世界，过去的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我们要珍惜，明天的我们要创造，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新的挑战。
汇报人：赵国兴
岳庆平：“中国梦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中央九三学社研究室主任岳庆平受邀走进第八十九期百姓大学堂。
报告中，岳庆平教授以总书记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的“中国梦”切入主题，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岳庆平教授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异同并揭示了两国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梦”作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展望未来，岳教授指出，在追求“中国梦”时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岳庆平教授的报告语言生动，思想深刻，举一反三，发人深省，启发了大家对“中国梦”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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