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英两国多元文化主义对比研究论文

2022-05-13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发源地的西欧,境内的许多王朝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锻造并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推动了社会高度同质化,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多,这些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逐渐向多民族国家转变,形成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移民问题及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一些西欧国家开始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目前公开宣称本国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欧国家主要有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瑞典等。

在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方面,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进行了阐述,且观点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指在一个国家内部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要求社会成员及组织机构平等地对待少数族群和外来文化,承认并尊重他们的文化及身份,倡导对文化差异进行包容,尊重文化选择的自由,并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支持,为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争取平等地分享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资源,最终实现社会平等。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沃特森(C.W.Watson)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文化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同时还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强调种族平等和宗教宽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平等。1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不同的国家从本国的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族特性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出发,针对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的教育、文化、宗教信仰、就业、入籍等问题实施了带有多元文化主义性质的政策。

对于西欧多元文化主义及其相关政策的发展,国内外学界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成果或以移民政策为中心,探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对外来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2或以难民问题为中心,分析难民危机对欧洲多元文化的冲击;3或以多元文化主义性质的政策为中心,研究相关政策对欧洲国家带来的影响;4或以具体国别为中心,对西欧相关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现状、发展及其影响进行分析;5等等。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欧国家中,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别,德国和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具有鲜明的特点,研究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相关论著中以对英国和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个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颇具特色。虽然对英国和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尚未有将两国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对比的论著,因此本文试图将这两个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对比,以此展现德国和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点和差别。

一、德英两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确立过程

随着二战后大量的外来移民和难民进入英国和德国,两国的族群构成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为了应对这些变化以及产生的种种问题,英德两国先后在教育、社会融入、反种族歧视等领域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

1.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确立

为满足二战后欧洲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联邦德国自1955年开始扩大引进外籍劳工的规模,到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时,这一阶段共约有1400万外籍劳工来到联邦德国,其中大部分为土耳其人,劳动期满后约有1100万人回到了来源国,还剩有约300万客籍工人滞留联邦德国,并通过亲属移民全家迁往联邦德国。6在这一阶段,联邦德国采取了拒绝外来移民融入西德社会的做法,迫使大部分客籍劳工回到来源国。针对留居联邦德国的客籍劳工(主要是土耳其人),联邦德国政府采取了分化排斥(Differential Exclusion)的模式,鼓励外来劳工保留其自身文化、语言与生活方式,从而使西德社会进入多元化。7

针对联邦德国社会多元化的转变以及中右翼政党排斥外国人的政治主张,于1980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德语:Die Grünen)不仅赞成少数民族(外来移民)应该具有“自己决定、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权力,还在其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少数民族应该通过自我管理来获得文化特征的意见。8在1989年5月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市(Münster)举行的一次特别联邦大会上,绿党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名为“为了多元文化社会——反对右翼激进主义和仇外主义”的宣言。一年后,绿党在全德选举方案中宣布:“居住在联邦德国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如何,都必须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 同时提出:“在联邦德国,所有移民和难民都可以以文化上自决的方式,享有与我们同住的平等权利。”9在德国社会进入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反对德国右翼政党对外来移民进行分化排斥的政治主张,由德国左翼政党绿党率先提出并进入公共视野。

1990年德国统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大量的外来劳工、难民以及科技人员涌入德国,使德国境内的外来人口比例不断提升。自2010年以来,又有大量的难民从中东、西亚、北非一带进入欧洲,而德国是欧洲国家中接纳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德国联邦内政部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年中,德国境内拥有各类居留资格的难民共约有177万人。10由于近10年大规模难民的到来,德国社会更趋于多元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公布的2019年度人口普查报告,2019年德国有超过2120万人具有移民背景,占人口总数的26%。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40.4%具有移民背景。11在此背景下,德国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2.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确立

在西欧各国中,英国是较早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本土就开始在反种族歧视领域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对象为外来移民,其目标是推动外来移民融入英国社会。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62年,约有50万有色移民从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成员国来到英国。面对二战后的移民大潮,英国政府最初认为外来移民会逐渐被本土社会同化,移民文化与英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最终会消除,因此英国政府起先采取了同化政策应对移民问题。12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同化政策适得其反,反而引起了外来移民的反抗。随着外来移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境内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也随之高涨,从而引发了多起种族冲突事件。与此同时,反种族主义的运动也开始增多,在外来移民和一部分左翼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反歧视立法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

1958年,在英国诺丁汉(Nottingham)和诺丁山(Notting Hill)地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种族骚乱事件,对当地社会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二战后英国境内种族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这类种族主义事件导致白种人与有色人种关系恶化,对英国社会稳定与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种族冲突引起了社会关注,促使移民问题和种族关系问题走向政治化,从而推动了移民立法和种族关系立法的进程。1962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颁布了《1962年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 1962),对有色人种移民至英国进行立法管理,限制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公民迁入英国。之后,英国工党政府相继于1965年和1968年颁布了两部《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不仅禁止在酒吧、旅馆等公共场合的种族歧视,也禁止在住房、就业等领域的种族歧视,以此协调种族关系。1976年,英国出台了影响至今的《种族关系法》,引入了间接歧视概念,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骚扰”进行了严格的定义,规定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都为非法行为。2000年,英国又出台了《种族关系(修正)法》(Race Relations Amendment Act),该法扩大了1976年《种族关系法》保护的范围,要求公共机构担负促进种族平等的责任。13

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转变移民治理思路,时任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提出,英国应建立彼此相互包容、尊重文化差异的社会氛围,让所有社会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平等的机会。1966年,詹金斯进一步提出:我认为推动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不是简单地同化他们,而是在彼此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文化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并相互影响。14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詹金斯领导的英国内政部建立了外来移民群体与英国主体民族整合的新范式,即在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通过给予各种文化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开展同化,在相互宽容的社会氛围下达成各种文化的和谐相处。15詹金斯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詹金斯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观点逐渐受到英国本土社会的认可,被称为“詹金斯方案”(Jenkins Formula)。16詹金斯方案标志着英国开启了多元文化主义,推动着英国的移民政策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

二、德英两国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面对外来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德英两国在教育、社会融入、反种族歧视等领域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以此推动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德英两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在具体内容方面也具有一些相似性。

1.实施的原因相同

从德英两国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上分析,德英两国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是二战后大量外来移民和难民的迁入,对两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国内种族关系的紧张,从而推动了德英两国移民治理模式的转变。

由于外来移民和难民的不断增加,德英两国境内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改变,社会文化也趋于多元化,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德英本土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对德英两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英国早期的同化政策和德国早期的分化排斥政策遭受失败后,两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文化主义,以此解决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2.针对的对象相同

虽然德英两国境内都存在大量的世居少数民族,但两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针对外来移民,而不是国内的世居少数民族。作为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德国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但还有少量的世居少数民族(德语:Nationale Minderheiten),主要包括索布人(Sorbs)、丹麦人(Danes)、弗里斯兰人(Frisians)、辛提-罗姆人(Sinti and Roma)等。17对于世居少数民族,德国曾采取强制同化政策,例如在纳粹时期,德国政府拒绝承认索布人为独立的民族,索布人被认为是使用索布方言的德意志人,最终导致大部分索布人被德意志人同化,仅有少数索布人仍保留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18英国境内也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如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康沃尔人19等少数民族,对于英国本土世居的少数民族,英国采取了地方自治政策,赋予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20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德英两国世居的少数民族逐步走向融合发展,在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与主体民族同质化。反观外来移民,由于他们进入德英两国的时间较短,加之其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与本土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在德英两国认识到短时间内无法同化外来移民的现实后,两国最终都选择了多元文化主义,以此应对族群关系的紧张,调和社会矛盾。

3.涉及的领域相同

德英两国开展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涉及多元文化教育、反种族歧视、社会融入等领域。在多元文化教育方面,英国针对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先后颁布了《移民的英语教育》(English for Immigrants, 1963年)、《移民教育》(Education of Immigrants, 1965年)、《学校教育》(Education School, 1977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80年)、《学校课程》(School Curriculum, 1981年)、《兰普顿报告》(Rampton Report, 1981年)、《斯旺报告》(Swann Report, 1985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年)、《帕瑞克报告》(Parekh Report, 2000年)等一系列文件、报告和法律,以此引导和规范全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其中,英国政府于1965年颁布的《移民教育》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涉及外来移民教育的重要文件,《移民教育》明确要求学校提供与移民子女特点相适应的教育,同时要求学校教育关注其他族裔的民族认同感。21

在197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中,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英国社会是一个多文化的社会。1981年颁布的《兰普顿报告》是英国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标志,该报告明确英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对象为少数族群学生,尤其是来自穆斯林移民家庭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家庭的子女。由少数民族儿童教育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f Enquiry into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from Ethnic Minority Groups)于1985年提交的《斯旺报告》中提出,良好的教育制度应该是种族多样和文化多元化的,教育要针对族群的多样性进行变革,不仅涉及到教学人员,也涉及所有学生及其父母,英国政府认为境内的任何族群都应接受良好的教育,充分发挥其能力和才智,并产生对英国的归属感。221988年出台的《教育改革法》确立了多元文化的跨课程维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课程的概念。23通过各种教育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大多数地区已将多元文化教育整合到学校课程之中。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政治系主任埃里克·布莱奇(Erik Bleich)认为,截至1991年,英国境内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政策。24

在学校教育领域,联邦德国也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政策。1964年,联邦德国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德语: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建议在义务教育期间,不仅应该对移民子女教授德语,也应该进行相关母语教育。1977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以下简称欧共体)曾发布了一份指导纲要,提出出生于欧共体成员国境内的移民子女享有在当地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及其文化的相关权利。1979年,联邦德国政府根据这份纲要,制定了专门针对外来移民劳工子女的综合教育计划,在此计划的指导下,西德的一些学校开始向穆斯林学生教授伊斯兰教义课程,从而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宗教教育机会。25同年,西德联邦政府外事专员海因茨·库恩(Heinz Kühn)提交一份关于推动外来移民社会融入的“备忘录”(Memorandum),该“备忘录”建议对移民子女开展综合教育计划,制定了促使他们接受平等教育和职业训练的相关措施。26

为了促进外来移民子女入学接受教育,西德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及各州教育促进委员会于1987年发起了一系列以推动外国青少年及儿童融入德国教育体制为主题的推广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外来移民子女入学的正常化。271996年,德国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跨文化教育和学校教育》(德语:Interkulturellen Bildung und Erziehung in der Schule)文件,28提倡学生应了解其他类型的文化,加强对其他类型文化的理解,国家将对教师开展教育和培训,加强教师的跨文化能力。29从这一要求来看,德国的跨文化教育表现为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色彩。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外来移民较多的城市如汉堡、柏林等,针对外来移民子女开展了双语教育。30

在反种族歧视领域,德英两国政府采取了带有多元文化主义性质的政策保障外来移民的相关权益,以此缓和种族关系。例如,德国于2006年实施了《一般平等待遇法》(德语:Allgemeinen Gleichbe-hand-lungs-gesetz),这是一部涵盖劳动就业和一般民事领域平等权保障的综合性立法。31德国联邦政府依据该法设立了联邦反歧视局(德语:Die 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 des Bundes),规定如果外来移民由于族裔、性别或宗教原因而受到歧视,联邦反歧视局有责任向受歧视者提供政策咨询,告知受歧视者应享有的权利。例如,一家柏林公司曾拒绝录用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称该岗位只提供给德语母语者,随后该移民起诉了这家公司,当地法院依照《一般平等待遇法》判处该公司支付给原告3个月薪水的赔偿金(案件编号:55 Ca 16952/08)。322020年6月,柏林州通过了《国家反歧视法》(德语:Landes-Antidiskriminierungsgesetz),该法明确禁止包括警察和公立学校在内的公共部门基于背景、肤色、性别、宗教、身体或精神残疾、世界观、年龄和性取向的歧视。该法还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因缺乏德语能力、慢性疾病、收入、受教育程度或职业而受歧视。33英国也先后制定了《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1965年、1968年、1976年)、《就业权利法》(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年)、《就业平等条例》(Employment Equality Regulations, 2003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年)等一系列法规禁止歧视外来移民,保障外来移民的合法权利,规定认为受到种族歧视的外来移民都有向地方法院进行起诉的权力,以此调节种族关系,促进社会包容。

在社会融入领域,德英两国政府也通过制定带有多元文化主义性质的移民政策,反对种族主义和社会歧视,积极推动外来移民融入本土社会。例如,针对移民群体的不断增长,德国一方面承认了国内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1993年,德国修改了《国籍法》(Nationality Act),赋予了外籍移民入籍德国的选择权,之后又颁布新的《移民法》(Migration Act, 2005年),相继通过了《国家融入计划》(National Integration Plan, 2007年)、《联邦境内融入方案》(Nation-wide Integration Programme, 2010年)、《融合法》(Integration Act, 2016年)等法规和方案,为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创造条件。英国的移民政策也带有多元文化主义色彩,自1966年英国内政大臣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34后,英国开始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政策,具体表现为在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提高移民融入英国社会的能力。例如在语言方面,英国政府通过提供语言课程服务提高移民的英语水平。在社会服务方面,一些地区为移民提供社会培训服务(Social Orientation),帮助新移民了解英国的价值观、习俗、生活方式等。这些措施有利于外来移民了解并熟悉英国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促进其融入英国社会。

虽然德英两国开展的多元文化主义有诸多相似性,但在具体国情、文化和政治传统、社会治理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两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体国情不同。

相对于英国而言,德国缺乏多元文化的国情。德意志民族由古日耳曼人中的一些部落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自俾斯麦统一德国以来,德国逐渐向“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宗教”的方向发展,并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如索布人、丹麦人、弗里斯兰人等进行同化。在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党对国内的犹太人、罗姆人等少数族群采取种族灭绝政策,追求高度的同质化。1995年,德国签署了《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正式承认了国内共有4个少数民族——索布族、丹麦族、弗里斯兰族和辛提-罗姆族。35但是,这4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36因此,排除二战后进入德国的外来移民,二战前德国社会的同质化程度较高。

与德国不同,英国在历史上长期是多民族社会。在16世纪君主专制下,由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诺曼底人等结合而形成了英格兰人。37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1801年,英国又吞并了爱尔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英国境内民族众多,目前英国境内世居的民族主要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康沃尔人等。英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英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北爱尔兰地区、苏格兰地区、威尔士地区)实施了地方自治政策,少数民族享有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历史国情。在此历史背景下,英国开展的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像德国那样以追求社会的同质化为根本目标,而是赋予不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促进不同文化群体的和谐发展,以此对族群关系进行协调。

第二,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

英国拥有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英国的自由主义大约形成于17世纪,这一时期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著作《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曾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自由优先于权威,人民的赞同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洛克主张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通过实施宪政以及法律原则确立国家的权限,提倡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反对对不同的信仰者进行迫害,等等。38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其核心思想为建立宪政保障个人自由,主张在法律认可和保障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的权利。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体现在宗教方面,英国确立了宗教宽容和国家中立的原则,为基督教各派别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39体现在殖民地治理方面,英国根据殖民地文化、宗教的差异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种政策也为英国国内移民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智慧,分而治之的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针对族群、文化、宗教的多样性而开展的以尊重特殊性和多样性为基准的政策模式。因此体现在移民治理方面,英国根据族群、文化、宗教的差别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注重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与英国不同,德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分崩离析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德国资产阶级产生了对统一的强烈要求,新兴的资产阶级最初考虑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来完成德国的统一。资产阶级自由派曾试图以自由主义的模式统一德国,他们于1848年在法兰克福召开全德制宪国民议会,通过制定宪法来实现国家统一和宪政,但由于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地利等各邦国的君主们拒绝承认宪法,以自由主义模式统一德国的希望破灭了。之后,德国转向威权主义,以此完成德国的统一。俾斯麦掌权普鲁士后,激发了德意志民族崇尚威权的民族特性,将德意志带上了威权主义之路,以此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并形成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在纳粹统治时期,威权主义发展到顶峰,形成了高度集权统治,表现在社会治理层面,纳粹党主张建立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例如,纳粹党章第四条规定只有具有德意志血统才能为德意志的公民,犹太人永远不能为德意志的公民。第五条规定任何不是德国公民的人只能客居德国,并且必须遵守外国人法律。第八条规定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要求所有自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到德国的非德国人离开德国。40二战结束后,纳粹思想遭到了较为彻底的清算,但德国威权主义政治传统依然存在。这种政治遗产和民族特性的影响,也表现在德国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上,一方面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例如,在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和反种族歧视立法等方面,德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另一方面,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促进外来移民接受德国文化以便实现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德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第三,社会治理理念不同。

英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以承认区别、尊重差异为基础,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在殖民时代就已显现,例如,英国曾经对苏丹实行“分而治之”的“南北分治”政策;对印度实行的族群分离制度,以及之后实施的印巴分治政策;对斯里兰卡僧伽罗和泰米尔两个民族“分而治之”的统治;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等等。这种对不同族群区别对待的社会治理理念在英国国内社会治理方面表现为拒绝族群混合,但尊重文化差异。英国原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曾提出:英国避免将外来移民塑造成刻板化的英国人的副本,不需要将所有移民放在同一个模具中搞“大熔炉”,而是要让人们彼此尊重文化上的差异,在相互容忍的环境中获得平等的机会。41因此,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受英国社会治理理念影响的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特点。

德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以整合差异、推动融入为特征。例如,早在12世纪中叶,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就曾对国内的少数民族索布人进行同化,迫使索布人信仰基督教,排挤索布语人群;42纳粹上台后,以种族优生的名义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把犹太人、罗姆人等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并残忍屠杀。43二战结束后,虽然一些少数民族所在州(如石荷州、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等)的法律法规对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了规定,但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和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必须建立在掌握德语、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上。44德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整合差异的社会治理理念。这种社会治理理念表现在开展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方面,也以推动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构建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为目标。

德国于1998开始实施移民融入机制改革,一年后修订了1913年颁布的《帝国国籍法》,将出生地原则引入德国公民身份和归化政策之中,这一举措使德国外国移民的入籍归化率从1980年的0.3%、1990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2.5%。45之后,2005年德国新的《移民法》开始实施,2007年德国《国家融入计划》的颁布,以及2016年德国首部《融合法》正式生效,这些法律和政策为外来移民和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如相关专家所言,《融合法》体现了德国政府在解决移民和难民融入问题上的决心。46从德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德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一脉相承性,其最终目的是整合差异,使少数族裔通过接受本土文化而融入德国社会,受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影响的德国多元文化主义自然与英国模式不同。

三、德英两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动模式、最终目的及实施效果对比

德英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较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动模式和最终目的等方面。反映在实施效果层面,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1.推动模式不同

虽然德英两国都曾宣称本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具体推动过程中,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其中德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英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模式。长期以来,联邦德国为了保持社会的同质性,曾拒绝外来移民融入西德社会。德国著名的移民研究专家巴德教授(Klaus J.Bade)曾提出,在20世纪 80年代以前,西德的大量移民生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中——一个不是移民国家的移民环境中。47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德解决移民问题主要采取排斥模式,包括分化排斥(Differential Exclusion)和部分排斥(Partial Exclusion)两种形式,排斥模式在二战后西德长期施行的客籍劳工(德语:Gastarbeiter)制度中得到体现。48客籍劳工制度阻止了绝大多数客籍劳工加入西德籍成为西德公民,虽然一些客籍劳工获得永久居留许可,但他们不是西德公民,没有选举权利,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外来移民政策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控在西德政府手中。德国统一后,对待日益增多的移民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德国政府开始注意到推动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对于德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开始着手修改国籍法并制定移民法。在1999年修订的德国国籍法生效之前,外来移民无法通过入籍德国获得政治权利而对德国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加之德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传统,本土政治精英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处于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德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在相关执政党(主要是绿党)的推动下逐渐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

在英国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过程中,外来移民及其社团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相对于德国而言,二战前英国拥有更广阔的海外殖民地,随着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英国迅速由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来自原殖民地的居民大规模涌入英国。从移民来源来看,英国的外来移民比德国更为复杂,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外来移民主要为土耳其裔,但英国的外来移民包括了亚、非、拉众多地区。根据相关统计,在1962年前进入英国的约50万有色移民群体中,人口居前5位的包括印度移民、巴基斯坦移民、非洲移民、孟加拉移民和加勒比移民。49与联邦德国在这一时期拒绝外来移民入籍的政策不同,50英国于1948年就通过了《1948年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规定了获得英国国籍的几种形式,从而为外来移民获得英国国籍提供了相关法律依据。《1948年英国国籍法》规定来自英国老自治领的移民可以在居住满一年后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进行登记。51这为外来移民及其后代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外来移民成为英国公民后可以在英国政府中工作,也可以在各种选举中参加竞选或投票。52《1948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后,大量的外来移民获得了公民权利,他们通过选票对相关政治议题形成影响,逐步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和回应,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模式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53这与德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2.最终目的不同

德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外来移民及其后裔接受德国文化,建立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而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建立在承认外来移民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并不以(或者说表现得不明显)促使外来移民放弃本民族文化而接受英国文化为主要目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联邦德国境内外来移民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联邦德国红绿联盟承认本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移民进程”。54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绿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之后在红绿联盟执政的推动下,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政界逐渐兴起。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德国右翼政党基民盟与基社盟仍然坚持文化同质性和同化政策,从而与绿党主张的多元文化主义产生根本分歧。55受不同政党执政理念的影响,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夹杂了同化导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对公民身份的获取途径进行改革,放弃了之前严格以德国血统判定德国公民的原则,建立出生地判定原则,56这一转变为外来移民获得德国公民身份并融入德国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德国还于2005年实施了新的《移民法》,采取惩戒措施促使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例如,新移民法制定了有关新入境移民参加融合课程的义务,并对不履行义务的新移民进行惩罚。2007年,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国家融入计划》,该计划从改进融合课程、通过体育活动开展融合、开展地方融合、增强跨文化能力、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对推动外来移民融入本土社会进行部署,要求联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承担相应的责任。针对《国家融入计划》中提出的目标,德国于2010年出台了《联邦境内融入方案》,制定了推动外来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细化方案。57为了促进难民的社会融入,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于2017年发起了青年难民文化教育项目,向国内18岁至26岁的青年难民提供文化教育课程,为其融入德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做准备。58

从德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外来移民和难民接受德国文化,体现了德国努力保持社会同质性的追求,这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式的包容差异、平等共处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不同。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关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实现文化和社会的整合。59因此,从最终目的来看,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法国的共和同化政策类似,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引导外来移民积极融入本国社会,接受本土文化和价值观。

与德国不同,英国政府注重保护外来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通过成立相关社会组织,如英国穆斯林委员会(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英国华侨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UK)等维护外来移民的权益,并划拨了相关经费。例如,英国政府于2009年设立了“消除种族不平等基金”(Tackling Race Inequalities Fund),总额度为9500万英镑,主要用于资助外来移民社团以及社区部门开展的推动种族平等的工作。60针对有些外来移民的特殊文化和宗教信仰,英国政府在相关法案中进行了豁免,例如在《1989年就业法》中,政府豁免了锡克教徒在建筑工地戴安全帽的要求,准予锡克教徒在建筑工地可以以戴传统头巾(Turban)代替安全帽;在《1976年摩托车防撞头盔(宗教豁免)法》中,政府豁免了锡克教徒骑行时戴头盔的要求,准予锡克教徒在骑行时可以戴传统头巾。61

由于英国在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保护外来移民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像法国、德国那样不遗余力地推动外来移民改变传统文化,从而加重了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影响了英国的社会整合。对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由于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外来移民可以在英国社会中随意保持文化差异,最终形成了一种平等但又隔离的“平行的生活”。62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者宣称,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没有强化英国社会的凝聚力,反而强化了外来文化的自我封闭行为,破坏了英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弱化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从而阻碍了英国社会整合和文化融合。63即便有诸多批评意见,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在调节种族关系、促进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等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特点等得到了平等对待。英国甚至被当作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象征和缩影,因而备受关注。64

3.实施效果不同

从德英两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德英两国开展多元文化主义有着不同的目标,并针对各自的目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因此表现在实施效果上,两国既有成功的一面,比如国内移民问题得到了缓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内出现严重种族冲突的风险;也有不如意的方面,比如在英国出现的“隔坨”(Ghettoes)65和“平行社会”(Paralleled Societies)66现象,德国出现了穆斯林族群难以融入德国社会等问题。因此,很难比较德英两国多元文化主义谁优谁劣,只能比较是否达到了各自的预期目标。

在一些公开场合,德英两国的政府首脑都曾不约而同地表示本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失败。2010年10月,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在波茨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即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但这一想法已经行不通了。”67这一言论被外界解读为默克尔承认德国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失败。682011年2月,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英国过去在多元文化融合政策的指导下,政府推动各少数族裔文化独立发展,结果导致英国国民定位缺失,一些年轻人开始转向了极端主义思潮,使英国面临着极端主义的威胁。”69这一言论也被外界解读为卡梅伦承认英国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失败。70

实际上,从德英两国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客观效果来看,尚不能断定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走向了失败。德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以促进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为最终目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能达到目的,况且除穆斯林族群外,其他外来移民(如意大利裔、波兰裔、罗马尼亚裔等)在德国已经实现了较好的融入。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建立在承认区别、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不像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那样带有“引导融入”的特征,因此反映在社会层面,外来移民并没有完全融入英国本土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过着相对隔离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至于不同族裔之间的差异,以及对英国国家认同的削弱等问题,只是这种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自身具有的负面作用。

四、结 语

虽然德英两国都宣称本国实行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具体内容、推动模式以及实施目标等方面,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历史国情、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社会治理理念不同,表现在多元文化主义上,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即便德英两国社会内部对本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有诸多批评和争议,但从现实情况上来看,两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解决本国移民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比较符合两国的实际情况。试想一下,如果在英国实行德国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实现英国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将对两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以及社会结构产生更大的冲击,对国家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因此,很难离开具体国情去判断哪种多元文化主义更胜一筹,只有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制定的政策才是最适合本国的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欧债危机、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涨,这种政治潮流通过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退出欧盟、法国极右势力崛起、西班牙巴斯克独立运动、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等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一方面受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移民和难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多元文化主义在解决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时暴露出诸多问题,显现出力不从心,德国和英国通过不断地调整政策加以应对。例如,德国中右翼政党在2007年将主导文化(德语:Leitkultur)71的主张纳入了本党的执政纲领,以此反对德国绿党主张的多元文化主义,绿党的联合执政党社民党也提出了“以宪法价值观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宣言,以此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修正。英国工党政府也提出了共同体凝聚政策(Community Cohesion),72试图在对外来移民的治理领域内替代多元文化主义,以此应对地方上的族群分野和民族国家内部紧张局势。73这些措施的实施和政策的转变,使德英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面临转向。

摘要:随着二战后大量的外来移民以及难民进入英国和德国,两国的族群构成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以及产生的社会问题,两国先后在教育、反种族歧视、社会融入等领域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德国和英国都宣称本国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但由于历史国情、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治理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德英两国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动模式和最终目的等方面。这些差异使德英两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英国出现了“隔坨”和“平行社会”现象,德国出现了穆斯林群体难以融入德国社会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受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移民和难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多元文化主义在解决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时暴露出诸多问题,逐渐显现出力不从心。因此,英国和德国也在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对外提高移民门槛,对内大力推动外来移民融入本土社会,从而使多元文化主义面临转向。

关键词:德国,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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