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制度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摘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渗透性、变异性、侵害性、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安全威胁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法律制度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法律制度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1：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中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构建

[摘要]中国-东盟信息港落户南宁，将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枢纽，为中国-东盟实现网络互连、信息互通搭建平台。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在开展与东盟各国网络信息共享的同时，必须确保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以保障我国网络主权。文章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前提下，结合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中我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危机、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厘清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制度的缺失，提出要建立网络信息分类管理机制、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网络信息安全防控制度等具体对策。

[关键词]中国-东盟信息港;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主权

一、网络空间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如何协调好新兴科技与人类基本权利的关系，构建安全的网络空间，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司题。网络信息是网络空间的核心元素，是网络空间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重要关注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司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根据此决定，中共中央于2014年1月24日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任主席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月27日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同时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大数据”时代下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是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尚为缺乏，导致我国不仅对于网民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保障有心无力，而且面临国外网络强国的网络监听监控、网络霸权主义和信息殖民主义威胁。

二、“棱镜门”事件凸显国家网络信息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2013年6月“棱镜门”事件爆发，美国政府利用九大顶级互联网公司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苹果等的服务器，肆意监控和收集各国政府、政要和网络用户信息的行为大白于天下，石激起千层浪，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纷纷谴责，美国鼓吹“网络自由”的虚伪面具亦被瞬间撕毁。受到美国国安局信息监视项目“棱镜”监控的主要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等十类信息。“棱镜门”事件揭露出来的美英政府监控世界各国、窃取全球用户信息不过是其监控计划的冰山一角，可是该事件却敲响了各国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警钟。

云计算作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服务模式，正在引发全球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凭借云计算技术强大的运算能力，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存储向集中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更加紧密地与国家政治与经济、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联系在起，成为国家独立自主、稳定繁荣的重要基石。但是，反观我国网络信息产业，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核心技术都已经由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所控制。我国的信息产业链条上，路由器、交换机、芯片和软件等基础设备用的是思科、英特尔的;操作系统用的是微软的;Office等应用软件用的是美国的;而国人热衷使用苹果手机，三大手机操作系统iOS、An-droid、Windows都是美国的。近年来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Twitter革命”“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事件中，以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和视频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政府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这只无形的手直接操控了阿拉伯国家的政变，并导致了一系列国家的政权更迭。目前，国外信息产品占据了我国主流市场，操作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掌握，应用软件缺乏安全审查机制，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已经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宏微观层面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制度的缺失

“网络空间安全”已经获批成为国家一级学科，我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完成了意见征集，我国网络安全提升到 个新的高度。《网络安全法》(草案)第二章标题为“网络安全战略、规划与促进”，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以立法方式来确定网络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全世界网络安全立法都属罕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反映了我国网络安全宏观战略的缺失。

(一)宏观层面我国缺乏网络安全总体战略

网络安全战略是英美发达国家借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同时争夺网络世界主导权、延伸其在现实世界中霸权主义的顶层制度设计，放眼世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将网络空间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自克林顿时代到奥巴马时代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网络安全的国家战略。2011年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更是成为涵盖经济、网络安全、执法、军事、网络管理、国际发展和网络自由等七大领域的网络空间全盘计划。2013年8月15日，我国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将“信息消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助推器。作为该意见的配套，2013年8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部署了未来8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正式将“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我国首份明确关于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的战略文件，宽带首次成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虽然比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计划整整晚了20年，但是却是我国信息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之前还发布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3]27号)和《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办发[2006]11号)两个涉及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文件，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制定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前瞻性的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成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的重大掣肘。

在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框架下，让信息产业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构建国家的整体安全，强化我国在网络空间中主导地位，对网络信息进行有效监管，促进网络信息的合理收集、利用与流通，让人们得以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福利，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让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行，让国家、社会、人民共同构筑网络空间安全。

(二)微观层面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缺乏

面对网络信息安全，我国陆续制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网络信息规范，是中国政府实施网络空间管理立法的里程碑，是中国网络信息保护立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遗憾的是该决定总共仅12条，只是从宏观层面对于网络信息的收集、利用、安全进行了框架性的规定，仍然未从个人信息权、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信息安全监控预警等具体制度层面构建法律保障机制。

另外，对于网络信息技术产品的安全测评机制缺乏法律规范，导致现在作为国家网络安全物质体现的网络信息技术产品被美国等外国企业垄断的局面。“由于网络信息技术产品是国家安全的直接载体，必须确保其符合相应的标准，特别是外资企业提供的网络信息技术产品，更应该通过严格的标准测评其是否具有收集国家机密、向境外私自传输我国信息等方面的漏洞或后门程序，确保产品不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从微观方面加强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法律机制建设，确保国家网络安全的“神经末梢”安全可靠。

三、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的法律机制构建

结合我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需要，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的法律机制，具体而言，包括构建网络信息传播规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制度、网络信息安全防控制度等方面。

(一)构建网络信息传播分类管理机制

网络空间中一切事物的本质均为信息，网络信息的无序传播，造成网络谣言泛滥、网络病毒成灾、网络犯罪猖獗等网络乱象，解决这些司题的基础在于构建网络信息传播规则，让网络信息有序传播。

网络信息传播规则的构建，首先在于将网络信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两大类别，分类管理。公共信息，包括诸如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方面的新闻信息、时政动态等信息;私人信息，为纯属个人私生活领域的信息。公共信息的传播，容易造成大范围的影响，必须加以严格控制，以保障网民获取纯净、准确、可信的公共信息，防止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泛滥。

1.公共信息传播的管理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发布主体限制，建立公共信息发布准入制度，即未经过政府许可、审批的机构或个人，均不得擅自发布公共信息;

第二，传播内容管理，公共信息的发布内容必须经过严格的内外部审查机制审查(云计算技术可以高效便捷实现海量信息审查)，避免不当内容的发布(如误报台风、地震信息等)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

第三，公共信息发布标识制度，公共信息的发布必须加以标识，让网民能直观感知该信息为公共信息，并根据标识追求不当信息发布者的责任;

第四，传播行为管理，即公共信息的传播应当在合法的轨道内进行，在传播过程中，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歪曲、篡改。

2.私人信息传播的管理主要遵循两个基本规则

第一，信息传播中不得侵犯信息主体的人格权利，包括其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

第二，信息传播必须遵循公序良俗的原则依法传播积极、健康的信息内容。

(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虽然2003年我国已经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纳入规划，但是12年过去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个人信息成为更加重要的权利与资源，可是我国仍然没有出台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的专门法律，目前只有依靠框架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作为基本法律依据。

云计算时代的到来，需要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来明晰用户权利，规范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共享利用。鉴于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程度和立法资源有限的状况，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分两步走

首先，借助中国正在制定《民法典》的契机，将个人信息权正式纳入《民法典·人格权编》，实现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确权，并构建基本的保护制度。事实上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的理论业已成熟，将个人信息权纳入人格权法可以充实人格权的类型与丰富人格权法的内容，发展人格权法的内涵使之与时俱进，同时个人信息权纳入人格权法使民法的人文关怀得以体现，符合信息社会人格保护的需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解放”。

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统规制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行为，捍卫云计算时代个人人格，保障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权是应当是包含个人信息决定权、保密权、查询权、更正权、封锁权和删除权等六大内容的权利体系，并且通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三大法律责任予以保障，方能适应信息社会人格权发展的需要。实现个人信息权的保障，才能有效捍卫网络空间“数字人”的人格，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三)建立网络信息安全防控制度

网络信息泄露将极大地损害到个人基本权利乃至国家安全，因此有必要构建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防控机制，具体包括网络空间中信息安全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

1.网络信息安全预警机制

网络信息安全预警是指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安全监测，发现有威胁到网络信息安全的情形时，按照威胁的程度，以相应的危险等级通知用户，以便用户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网络服务提供商首先应当设置信息安全中心负责系统安全的全面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总体监控;同时还要负责日常的信息安全通报，对可能出现的安全司题向用户进行预测和预报。其次，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建立例行性的信息安全通报制度;再次，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安全预警等级标准，安全预警等级般包括轻微、一般、重大、特别重大四个等级，并拟定每个等级所对应的网络信息危险标准。

2.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

为了保障网络用户权益，维护云计算环境中网络信息安全，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应当构建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该机制包括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应急程序、应急操作过程中对于用户权益的保障标准、应急操作结束后与用户的沟通等方面，以保证在网络信息安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响应，将事故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作者：陈星

我国法律制度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2：

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

摘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渗透性、变异性、侵害性、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安全威胁表现得尤为明显。自觉有效地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在提高安全意识、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法律制度、掌握核心技术和建设文化阵地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形成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提供安全保障和持续发展动力。

关键词：信息技术;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安全;安全威胁;安全保障

文化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家文化主权、文化价值、文化发展的展示与走向。网络文化安全属于文化安全的特殊类型，是最具现代性又备受关注的文化安全领域。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面临严峻挑战与威胁，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具体路径，采取科学而又合理的策略措施，努力构建网络文化安全防范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提供可靠安全保障和持续发展动力。

一、网络文化与网络文化安全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符号化的网络时代。网络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大众化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媒体，它的广泛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而且也摧生出一种与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兴网络文化。网络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网络的文化”或“文化的网络”，它是人们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形式为载体、以网络资源为依托，在从事网络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形式的文化①。网络文化就是为网络注入文化的灵魂，为文化插上网络的翅膀。因此，网络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技术文化，具有技术理性和工具价值。信息技术是网络文化的物质载体，网络信息是网络文化的具体内容，无论网络信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存在，还是表现为通信、视听、娱乐等活动，都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体现出网络信息技术的共同特征和精神积淀。

网络是一个无国界、全球化的信息系统，也是一个自由、平等、虚拟的世界，在网络中生成和发展的文化无不呈现出开放、自由、动态、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由于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类型都可以通过网络冲破国家疆域限制而走向世界，各样的主流文化和流行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可以在网络中寻找到展示的舞台，使网络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另外，网络社会不存在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别，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不必服从任何组织权威，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情感和价值需要，自由传播信息，发表言论，抒发情感，诉求利益，表达自我，使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享受到属于自己的自然权利，这样又使网络文化显示出高度的自主性。正是网络这种开放自由精神全面渗透在网络文化中，才使得网络文化成为当今社会最开放、最大众、最自由、最活跃的文化新领域。

网络是把文化的双刃剑。被网络技术力量所推动的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为满足人们从事文化交流和文化创作实践，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快捷通道与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信息的良萎不齐，又给网络文化健康发展埋下无数安全隐患，使文化安全问题凸现出来。文化安全是我国学者提出来的一个如何克服和消除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我国文化主权、文化生存与发展等方面的威胁的概念和命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国际学术界通常用“文化多样性”、“文化例外”、“非传统安全”等概念来表述此类问题②。所谓文化安全，主要指的是主权国家的文化领域不存在威胁的危险，能够保持国家文化的独立性;人们的文化心态和心理不存在担忧、害怕与恐惧，不被不良有害文化所侵蚀。文化安全是一种涉及层面广、内涵丰富、具有深层意义的安全。当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遭遇侵略与威胁时，必然会给这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带来深刻的危机，从而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③。所以，维护文化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防止外来文化对本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改变和重新塑造，阻止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与消解，并且消除不良有害文化对人们健康人格和品质的毒害。

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范畴，是安全在网络文化领域的具体反映。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化，由于具有高度无序化、难控制、“无政府”、“自由化”的特点，往往容易带来文化多样性危机、信息污染危机和文化结构危机，容易诱发重大的网络文化安全事件。网络文化安全问题，严重阻碍了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甚至成为现代社会又一新的公害。当前影响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多，防范难度也空前增大，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有必要加大维护网络文化安全工作的力度，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给文化安全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自觉担负起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重大社会责任。

二、网络文化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

网络文化以其独特的技术性质和文化精神使各种思想文化在交流中融合、在激荡中竞争、在碰撞中挤压，致使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体现在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概括起来，文化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渗透性安全威胁。利用并通过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施文化渗透，加紧西方强势文化入侵，一直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力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的重要途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按他们的意愿和价值导向去建构统摄世界的企图，他们凭借在当今世界中占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利用市场化和信息化的主导与传播，大肆向我国网络市场输入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片面宣扬和推销资产阶级的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主义，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所谓的“全球化文化经验”冲击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快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步伐，以达到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最终将我国纳入到西方体系。面对西方国家文化渗透与扩张这一咄咄逼人的攻势，如何维护好国家文化主权和独立性，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应对西方文化入侵、抵制西方国家险恶的政治图谋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网络中渗透性的文化安全威胁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实施的文化扩张战略上，只有充分意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在经济、文化、科技“西强我弱”态势下需要独立发展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反对和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

二是变异性安全威胁。网络文化是一种开放程度高、信息容量大、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时效性强的新型文化样式，其快速发展必然引发全球文化结构的重建，也必然对我国的文化存在形成挤压，产生文化变异。在我国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通过网络被进一步放大，过去那种传统的思想文化控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人们面临的则是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选择。然而，受网络高度自主性和弱规范性的影响，人们对网络文化的选择也容易偏离正确方向而陷入文化的挤压与消解之中，会使人们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错误的判断。譬如，在现实生活中被极力反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在网络中得到空前培植，非主流文化在网络中滋长蔓延，而主流文化却遭到非议或抛弃。在网络中，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非理性、情绪化、世俗性、消费性特征显现得格外明显。网络文化中夹杂的各种杂音、噪声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流文化、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严重挤压了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加剧了多元文化之间激烈碰撞所造成的无序与失范，造成文化判断与选择丧失了正确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底线。这种网络文化安全威胁需要在防止国家主流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变异中加以排除。

三是侵害性安全威胁。网络既是一个文化信息传输的重要平台，也是一个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巨大市场。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影视、网络文学等音像制品和文艺作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产品。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与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相结合，使网络信息文化产业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是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规模达4.2亿，普及率占到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仅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2009年就达到258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9.5%④。如此巨大的网络文化消费市场吸引了国外众多跨国公司强势登陆，而我国目前在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尚处于劣势地位，结果为信息产业发达国家留足了市场空间。国外大量的网络文化娱乐产品通过网络输入我国，直接侵害了国家文化利益，吞食了我国的经济利益，掠夺了我国的文化资源，并且又通过他们制造出的文化产品有意识地在我国培养具有外来文化风格的消费群体，输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在网络文化消费中潜移默化地改变审美情趣，弱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四是腐蚀性安全威胁。网络文化作为一个自由的文化领域，它从来就不是又不可能是一块干净之地，里面充斥的色情、淫秽、暴力、迷信等垃圾文化信息，腐蚀着人们健康的心灵。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全球已监测出的色情网站多达二三十万个，每天有几百万人在其中浏览。在网络这个隐蔽性极强的虚拟空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沉溺于黄色网站不能自拔，或者痴迷于暴力游戏而浸染上网络毒素，致使他们社会责任观念弱化，道德意识下降，身心健康严重受损，引诱他们放纵自我，迷失自我，甚至违法犯罪。近些年来，我国的各种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相结合的案件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利用网络传播色情、淫秽以及从事暴力、赌博等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日趋增多。这种腐蚀性安全威胁扰乱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直接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禁止网络中大量有害文化信息对青少年的腐蚀应成为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一项重要整治任务。因为大约占网民人数71%的青年人和未成年人是我国网络的主要受众和消费者，他们正处在生理、心理全面发育时期，由于心理发育不够健全，自控和辨别能力都较低，可变性和可塑比较强，很容易被不良有害文化信息所误导。消除网络各种垃圾文化信息的污染，净化网络环境，是顺应社会大众强烈愿望、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

五是破坏性安全威胁。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实现信息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的统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网络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倡导网络业务部门和网民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网络制作、复制、发布和传播违反我国法律法规、侵害国家和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受技术和人为因素影响，我国网络信息流动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制造网络病毒、垃圾邮件、网络蠕虫等恶意消耗网络资源，入侵和攻击计算机与网络的犯罪活动禁而不止;网络中剽窃他人作品、侵犯知识产权、泄露国家和企业机密、侵害和扩散个人隐私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网站频繁遭受黑客攻击和网络病毒感染，已成为世界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9年，我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⑤。由此可见，我国的网络信息流动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到网络文化生存与发展，需要进行综合整治，切实夯实网络信息自由流动的安全技术基础。

三、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

构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络，必须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基本互联网政策⑥，从切实维护好网络文化安全着手，认真解决各种文化安全问题，使网络能够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面对我国网络文化存在的种种安全威胁，我们应当在提高安全意识、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法规制度、掌握核心技术、建设文化阵地等方面下功夫，确保网络文化发展不受安全威胁。

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全面提高网络文化主体的安全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断增强维护文化安全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抵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侵害，使网络主体成为网络文化安全的守护者和实践者。保障网络文化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网络信息技术而是掌握和运用网络技术的人。网络文化安全需要高、精、尖的物质技术作保障，更需要有高素质的网民队伍做基石⑦。应当承认，我国网络文化遭受到的安全威胁，最薄弱的防线还是体现在网络文化主体的身上。许多网络行政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安全意识淡薄，缺少必要的警觉性，安全防范措施缺失，甚至有些网站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任其网络黑客的攻击和网络病毒的侵害;大多数网民往往只忙于网络知识学习和技术操作，对网络发生的安全威胁思考甚少，对危害文化安全后果认识不足。网络发生的文化安全事故也大都与人的无知、麻痹和懒惰有关，与人的自身素质较差有关。所以，维护网络文化安全必须把提高网络主体的安全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重要位置上，广泛深入地开展网络文化安全教育活动。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教育资源，采取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灵活多样地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网络文化安全方面的科学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使他们能够以理性、成熟的态度支配自己的网络行为，做到自知、自省、自律，自觉摒弃网络滥用行为和低俗之风，不侵犯他人利益，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鉴别能力中学会利用网络这一先进的文化载体来完善自我和发展自我。

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发挥文化管理的监督、引导、规范和惩罚职能，加快形成依法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网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网络自由和有序是一个有机整体，有序与规范是自由和谐的前提。网络文化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完备程度，也取决于对维护网络文化安全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设计。国家政府部门作为维护文化安全的行政主体，应当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合理配置资源和明确权责界限等途径，积极推动网络文化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不断赋予网络文化管理新的内涵。针对当前我国网络文化管理存在的多头管理、应急式管理、传统式管理等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有必要建立规范有序的文化管理新机制。在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管理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基本管理制度，如接入服务管理、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日常监管、年度审核、行政处罚等，这些制度对维护网络文化安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些管理制度还难以解决网络文化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制度性障碍还相当明显。从文化安全管理角度看，我国的文化安全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和文化安全决策的咨询机构都不完善，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测、预警和控制还不到位，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应急指挥和安全通报制度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管理方式的创新和提高管理效率来实现。

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积极完善文化安全法规制度，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把网络文化立法纳入国家整个法制建设的思考设计中，使网络文化建设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做到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依法治网。法律法规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规范，网络文化安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保障。为了依法维护网络文化信息安全，我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作出的相关规定，对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网络立法的难度。网络是一个特殊的物理空间，其空间的虚拟性与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网络的全球化与法律的地域性以及网络的去中心化与国家管理的集中性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传统地域为基础的法律可行性和合法性在网络世界中受到挑战，需要创造与现实物理空间不同的法律规范和司法机构，制定不同于传统的领土管辖权的新规则来约束这一新事物⑧。网络立法应当兼顾维持秩序、防止犯罪、保护言论自由、鼓励传播、繁荣创作，以促进发展为目的，科学立法、审慎立法。既要照顾国家发展的现实，又要顺应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一切围绕安全问题和安全管理而展开。要把立法的重点放在规范国家有关信息管理部门、网络服务商以及用户的权利义务、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信息市场安全上，加大对网络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切实保护网络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文化装备制造技术水平，重视网络信息安全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为网络文化安全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网络技术发明于美国，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掌握着计算机网络大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信息产业中，支撑信息技术主要软件的生产也在美国，其中CPU(中央处理器)的产量占全球的92%，系统软件产量占86%，全世界网民赖以生存的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在美国，占互联网信息的80%之多⑨。我国虽然在短短不到二十年时间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并且实施“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等一系列科技重大项目，有些互联网过渡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网络信息技术整体水平还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安全检测保护技术还相对落后。要解决这种技术制约的瓶颈性问题，必须瞄准世界信息技术发展的战略前沿，借助世界先进信息技术平台，加快我国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研发速度，在入侵检测技术、网络病毒防治技术、新型加密技术、操作系统增强技术、网络穿透技术、搜索引擎技术上取得突破。要组织新一代网络“防火墙”、“电脑密码”等重点领域的技术攻关，努力提高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国产化率，为网络文化安全构筑坚固的技术防线。

自觉有效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网络宣传体系，不断加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让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辐射力和感染力，为网络文化安全注入文化推动力。文化先进性和文化安全性是相一致的，文化愈先进，愈是健康和谐发展，文化就愈具有独立性，也就愈安全⑩。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独立性和先进性的一种体现，先进性是安全性的基础，安全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当今网络是世界共同的文化产品，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传播本国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主阵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及文化霸权之所以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来挑战和安全威胁，除了他们拥有科技优势、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外，与我国的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尚不完善、网络宣传体系还有待建立有密切关系。我们党的理论、宣传、文化部门在如何利用网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宣传思想工作、让人们掌握科学理论、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向世界推介和展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网络文化阵地建设还缺乏统一规划，措施也不够具体。切实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已经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护国家文化主权及安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集中办好政府网站，建立一批竞争力强、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站，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灵活运用各种形式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发展的成就，着力开发宣传我国优秀文化的软件，逐步实现宣传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塑造我国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新形象，努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让人们在接受先进文化武装中消除网络文化安全威胁;也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用中国先进优秀文化消解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

总之，维护网络文化安全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艰巨的文化建设和管理工程，需要站在繁荣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战略高度，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技术、市场等手段，使我们采取的措施能够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增强针对性，提高有效性，推动网络文化健康发展。

注释：

①⑦ 姚伟钧、彭桂芳：《构建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③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⑤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人民日报》2010年6月9日。

⑧⑨ 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395页。

⑩ 黄旭东：《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作者简介：徐龙福，男，1951年生，湖北咸宁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邓永发，男，1985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徐龙福 邓永发

我国法律制度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3：

网络贷款平台法律规制问题与解决措施研究

【摘要】文章在简要论述了当前我国网络贷款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深化对网络贷款平台法律制度现状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网络贷款平台法律制度存在问题发展策略

网络贷款平台法律规制现状

1.一般性法律的规制

网络贷款属于我国传统借贷业务的衍生，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建构的有关借贷活动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也同样适用于网络贷款行为，法律制度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而规范性文件则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則》《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

2.专门法律的规制

近年来，我国网络贷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的借贷服务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停业、提现困难、跑路之类的问题，因此我国相关部门也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网络贷款平台的监管，仅2014年就出台了“P2P监管五条导向”“P2P十大监管原则”等。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部关于网络借贷行为的法律制度，却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范性文件，包括《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等，对网络借贷行为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网络贷款平台法律规制所存在的问题

1.网络平台的监管制度有待完善

(1)监管主体不统一

当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成立和运营网络借贷平台需要工商、网络监察、信息产业部三个部门的审核和监督，却很难对其日常运营活动进行实质性的介入，从而造成该机构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运营不规范，甚至是违法问题随之而出。

(2)现有监管法律制度滞后

我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网络借贷平台”界定为“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贷人与借出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基于此，我国对于P2P网络借贷活动所制定出的各项规制主要是以此种“中介机构”而展开的。事实情况却是，当前我国部分网络贷款平台在监管主体缺位、法律不健全、规制不明确、管理不严格的环境中，逐渐突破了单纯作为“中介机构”的业务限制，一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吸收网民资金;另一方面则直接向民众和单位实施贷款业务。这与传统银行业务无异，但能够满足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小额、即时贷款的需要，但因为监管主体缺失以及传统监管规制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控，从而也造成了其存在非法揽储的问题。

2.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1)平台主体的注册资本不明确

千呼万唤而出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也并未对网络借贷平台的注册资本进行详细说明，新修订的《公司法》也并没有清晰而强制性的注册资本规定。这带来了网络贷款平台注册资本不明确的问题，由此可能造成所成立的网络借贷公司资本实力弱、运营能力差、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不利于保护出借人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贷款平台的运营风险。

(2)从业人员准入制度缺失

当前，我国贷款平台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业务上不断丰富、借贷规模上持续扩大的过程中，却没有针对性、系统性、严格性的从业人员准入制度，从而造成该行业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职业道德、法律意识良莠不齐的现状，为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留下了明显的隐患，诸如平台违规揽储、违规放贷、违规披露信息，甚至平台关停、负责人跑路之类的问题。

(3)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制度

我国网络贷款平台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制度。其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一个信息处理平台，没有运用自身信用为借款人提供融资性担保的可能性，因此自身即便是破产了，借贷双方的关系卻仍然存在，但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导致司法机关按照现有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借贷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当网络平台出现非法运营的情况下，更是大大增加了司法机关处理借贷双方关系的难度。

3.网络平台的交易法律制度不完善

(1)资金托管制度缺失

当前，我国网络借贷平台并没有与商业银行形成规范的用户资金托管制度，而是以自身的账户来吸收、存放客户资金，从而形成平台自身的资金池。这极容易造成平台违规使用资金、携款潜逃，或者是在关停时被当作平台自有资金来处理，从而给客户造成重大损失。

(2)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当前，银监会最新推出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仅仅规定“网络借贷机构应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定和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开展信息系统定级备案和等级测试，具有完善的防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却没有详细说明其内部应如何设置和实施风险隔离制度，导致其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暗箱操作、挪用客户资金、非法揽储、非法放贷等问题。

(3)缺乏清晰的合同制度

我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依照法律法规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中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督，制定实施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合同文本等标准化规则。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按照常规做法，由贷款平台提供合同，里面不免会出现各种免责条款，从而大大增加了其网络借贷风险。

网络贷款平台法律规制完善的对策

1.进一步明确网络贷款平台的性质与法律地位

我国相关规定虽然将“网络借贷平台”视为是一个纯“中介机构”，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其业务范围已远远突破了“中介机构”的权限，进入到更多的金融服务领域。对于这种基于市场需求而产生的网络金融服务模式，相关部门不能一概而论地以违法行为将其取缔或关停，而应从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管理的角度来保障其健康运营。基于此，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网络贷款平台的性质与法律地位，突破单纯“中介机构”的认知，分为单纯“中介机构”和独立“金融主体”两大类，进行分而治之，从而避免出现法律管制“一刀切”或者是“不到位”的问题。

2.在银监会下设立专门的监管主体

文章建议我国银监会应成立专门部门，集合专业人才，整合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力量，来具体负责网络借贷登记，为网络借贷平台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询，建构行业发展战略，监督网络贷款平台的运营行为等，从而保障网络贷款平台的健康發展。事实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也明确规定：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业务上的监管。

3.完善相关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针对当前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现状，文章建议银监会可以借鉴线下融资性担保公司或者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标准，再结合单纯“中介机构”型和独立“金融主体”型两类网络贷款平台特征，设置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注册资金数额，并且借鉴其他金融行业的经验，建构起一定数额的违规保险和风险准备金，降低投资者在突发事件中的损失。另外，银监会应对网络贷款平台创办人的犯罪记录、信用记录、资金储备、行业经验进行严格审查和限制，并要求其签订相关的承诺书，由此提高其平台运营的规范性。除此之外，银监会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从业人员资格的规定和限制，包括必须考核相关的从业资格，必须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素质，执业资格必须与工作岗位相一致，并实施相关的退出机制等，从而提高网络贷款平台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4.完善相关的市场交易制度

首先，我国银监会可以借鉴居间合同操作方式与操作经验，并根据网络贷款中平台、借款人、贷款人三方的交易习惯，由此制定出一份公平合理，尤其是保障三方利益，能够为三方所接受的标准借贷合同，甚至应根据各种借贷交易方式而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合同模板，从而进一步保障三方所签订合同的规范性。其次，我国银监会应将商业银行设定为网络贷款平臺的资金托管机构，要求网络贷款平台将流动资金托管于商业银行之中，并制定严格的操作制度，避免部分机构采取违规甚至是违法手段套取资金。第三，银监会根据单纯“中介机构”型和独立“金融主体”型两类网络贷款平台特征，制定出系统的机构内部操作规范，提高其操作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避免其基于组织利益最大化而实施各种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张劲松：《网络金融》，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5。

[2]张峰：《网络金融原理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

[3]谢平：《中国P2P网络借贷：市场、机构与模式》，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3。

[4]王家卓：《2014中国网络借贷行业蓝皮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

[5]冯果：《论我国P2P网络贷款平台的异化及其监管》，《法商研究》2013年第9期。

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咸阳

作者：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