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卫生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卫生法学教育的起步时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要晚很多，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定和师资力量的培养上，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就针对我国卫生法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改革策略，希望能为此类问题的解决做出一点贡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卫生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我国卫生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篇1：

加快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现实意义

【摘要】建設“健康中国”是党和政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缺失给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制定引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母法——《基本医疗卫生法》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在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又是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两种手段，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重视医学技术发展在立法中的作用。

【关键词】健康中国 基本医疗卫生法 法律调控机制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4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颁布并实施基本医疗卫生法，加强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的立法和修订工作等。加快制定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法》，既是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卫生领域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布局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内在要求。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法》缺失带来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从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角度，还是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国家层面都应该尽早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从国际上来看，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不同洲际的发达国家均有相应的“基本卫生法”;从历史层面来看，我国早在1995年便颁布了教育法，但迟迟未能制定自己的卫生法。[1]《基本医疗卫生法》的颁布实施是国家走向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建设“健康中国”、保障公民健康权益、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法治保障是关键。中国目前亟需在整合现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纲领性的《基本医疗卫生法》。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主要是由陆续颁布的单个相关法律法规构成，不够健全完整，存在监管缺位、陈旧冲突、技术落后等多方面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问题。最显著的问题是我国至今仍未颁布一部专门规范医疗卫生事业地位、性质、原则等的《基本医疗卫生法》，这一现实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我国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建设“健康中国”的宏伟任务以及十三多亿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极不适应。[2]由于医疗卫生法律体系的纲领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法》缺位，使得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法治体系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导致国家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卫生服务机构尤其是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面临资金匮乏、服务质量低下、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具体来讲，首先，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缺位，目前国内难以形成明确统一的“医疗卫生”概念，导致“医疗卫生”的外延界定不明晰，对于医疗卫生法律体系的内涵也难以界定。其次，欧美发达国家早已颁发纲领性的《卫生法》，在医疗卫生领域法治建设方面发挥了纲领性作用，同时成为指导地方制定相关法律的准则。第三，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主要集中在传统医疗卫生关注的领域，医疗卫生法律体系不完备，实践范围比国际社会对现代医疗卫生法的立法视野狭窄。

《基本医疗卫生法》的重大现实意义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落实民生问题。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民生难题，要防止因病致穷、因病返穷的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传染病、流行病、慢性病、突发公共事件等公共卫生领域的顽疾将造成较大规模的人群健康受损，对一部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对国家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建设“健康中国”，需要不断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需要不断建立健全完善的医疗卫生法治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同样要求在医疗卫生领域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通过法律形式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有效监管。[3]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系列数字进行概括，我们应该看到，医疗卫生法治建设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比如传染病的流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响，有时比战争、暴乱、自然灾害还要严重，因为传染病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流行病的爆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公共危机的突发，必然会引起特定人群乃至全社会的动荡，关系到党和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考验着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体现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4]从医疗卫生法治发展史可以看出，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需要融入医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新领域，需要切实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关系人民健康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促进人民健康、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是新时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经济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得以大幅提高，以往传统的医疗卫生研究关注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已得到良好控制，一些在过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已经消灭，但是，近年来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肆虐。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环境破坏严重、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使得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群的健康危害已经超过传染性疾病，也成为当前主要的卫生问题。世界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全世界致死和致残的首要因素，我国面临着预防控制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压力，此外，职业病危害、环境污染、心理性疾病、毒品泛滥等问题突出，进一步增加了医疗卫生事业建设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更加凸显出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的重要现实意义。[5]

制定《基本醫疗卫生法》是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医学模式是指以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去研究健康问题和发展规律，是对健康和疾病总体特征及其本质认识的高度概括。我国现在正处于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型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从社会治理视角观察，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可谓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正在向公共健康发展，社会人的公共健康包括三个基本健康元素：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心理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6]要保持这三个基本元素的良好状态，均需要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成。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健康不仅是个体行为，也是社会行为，是政府治理职能，如果缺乏良好的医疗卫生制度、缺乏有效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单凭个体是很难完全实现上述三种健康状态的。因此，新的医学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医疗卫生研究和实践，医疗卫生面临新的特点和挑战，对医疗卫生领域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更远的要求。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全面实施，应该在医疗卫生领域营造健康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增强法律的实用性。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实施路径

实现行政法调控模式向社会法调控模式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法治建设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但在立法实践中，主要采用的依然是行政主导型的思维和手段，这就使得我国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缺少社会力量参与，这种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法律调控模式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过程中存在难以解决的缺陷，社会群体、市场机制、个体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在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时，我们应创新法律调控模式，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公权力发挥作用的模式，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国家机器高效运作相结合，与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相结合，与社会化网络相结合，这样才能制定好适应“健康中国”建设需求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因此，创新法律调控机制，为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营造有利环境，解决传统行政调控的缺陷，实现行政调控和社会法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必然选择。[7]

统筹考虑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其他立法建设，重视地方医疗卫生立法。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大卫生”的概念逐渐形成，医疗卫生内涵逐渐扩展，涵盖了与公众健康相关的全部领域。因此，《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制定要统筹考虑其他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相关法律建设。从“大卫生”的角度来看，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食品药品监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立法都与医疗卫生有一定联系，因此，如何使《基本医疗卫生法》既全面系统又与相关法律协调统一是立法工作成败的关键。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国情复杂，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都有较大差异。国家层面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属于对全国范围内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纲领性、原则性、整体性的规范，难以有效估计地方区域差距，可能出现部分地方不适应的情况。因此，在国家层面的《基本医疗卫生法》颁布后，要督促各地根据统一的《基本医疗卫生法》，结合地方实际，拿出符合地方特色的配套法律法规。

高度重视医疗卫生法律中的技术性因素。《基本医疗卫生法》涉及全体公民健康，不仅需要政府、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样离不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学模式的改变、疾病谱的变化，对医疗卫生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多学科交叉、多部门协调沟通。医疗卫生法律体系是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是否成熟，缺失法律保障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将是海市蜃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出现了全新的变化，由静态概念转化为动态概念;由单维模式转换为多维模式，不再局限于关注单一“疾病问题”，视野扩大至身体、心理、社会、基因等维度;传统疾病和新型疾病的交叉、变异，给疾病预防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医疗卫生领域发生如此巨大转变的背景下，单纯的“预防性”立法就相当滞后，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爆发重大突发事件后，能否及时有效地应对，需要完善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和健全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这也是对《基本医疗卫生法》是否行之有效的重大考验。

注释

[1]殷啸虎、叶青：《法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407页。

[2]陈云良：《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第73～85页。

[3]刘莘、覃慧：《卫生法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55～67页。

[4]高静、王梅红、崔媛媛：《健康公平：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核心价值》，《医学与法学》，2016年第2期，第29～32页。

[5]明平静、刘胜军、刘涛：《新发传染病带给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思考》，《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7年第1期，第85～87页。

[6]张伟：《生物—环境—人文医学模式》，《医学与哲学》，2015年第10期，第92～94页。

[7]申卫星：《医患关系的重塑与我国<医疗法>的制定》，《法学》，2015年第12期，第79～91页。

责 编/樊保玲

作者：胡伟力

我国卫生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篇2：

卫生法学教学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摘 要】我国卫生法学教育的起步时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要晚很多，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定和师资力量的培养上，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就针对我国卫生法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改革策略，希望能为此类问题的解决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卫生法学 问题 改革

一、前言

卫生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集医学、药学、卫生学等重要学科于一身，间接地承担着治病救人的重任。医科生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都在医药卫生法上有着明确的规定，他们的任何执业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因此，加强卫生法学教育，解决现在医学卫生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是我国政府在医学方面需要做的主要研究工作。

二、卫生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历史遗留问题

我国的《周礼》是最早记录卫生法律制度方面知识的一部书籍，内容包括医生的分类、职责及待遇等等。在汉朝的时候，卫生法律开始出现一些更为细致的分类，把“医”“药”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机构，交予不同的官吏掌管。唐宋时期，有了关于从事医疗事业的人员数目和升降标准的详细规定。尽管医疗卫生法律在不断地完善发展，但卫生法学在实际教学中还是遇到了困难，使得卫生法学教学目标不能达到要求。

(二)新中国成立后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多次颁布关于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使卫生法律方面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但仍然不够完善的法制给我们的卫生法学教育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一，卫生法学教育的重要性被忽视。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医学教育重视技能培训，轻视人文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二，缺少专业的医疗卫生法学教育的教师。大多数教师只能做到教给学生实践方面的知识，而没有关于法学理论以及医疗卫生法律的知识，使学生对这方面的知识缺乏理解，不能准确地把握要害。其三，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三)卫生法学的教学目的不明确

卫生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互为指导，不可分割。目前，我国在卫生法学教育方面更加倾向于法学原理及其概念的解释阐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的教学比例远大于实践。但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以理论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在这个医疗纠纷严重、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时期，为了能与医学知识薄弱的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需要专业的医疗人员具备更加全面的医疗卫生法学知识和技能，保护患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安全。因此，在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同时，要更加侧重培养卫生法学学习人员的实践能力。

三、卫生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方法

(一)完善、优化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包括师资力量、教材选定、课程设置三个主要方面。在师资力量方面，需要政府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师进行系统的师资培训，通过出台一些专门针对医疗卫生法学教师出国进修、学术考察、科研奖励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鼓励教师提升自我专业素养，改变现在教师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以形成完备的教学队伍为目的，注重教师团队建设。在教材的选定方面，需要结合当地医疗需要及学校自身的发展，以自身的教学目标为指导，选择合适的教材。在课程设置方面，要遵从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原则，依据学生的现状与从业需求进行设置，同时增加一些选修内容，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二)运用多元化的教学路径

改进教学方法，提升传授技巧。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培养出高素养的专业型人才，必须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针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改革

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里，大多是以期末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然后给学生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导致学生过于重视考试的科目及内容，轻视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增强学生的學习动力，必须针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将学生日常的学习表现、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纳入综合考核的范围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处理能力，将其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现行的卫生法学教学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性人才。但是截至目前，我国的卫生法学教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关于卫生法的相关研究还在探索中。希望经过我国政府和医疗事业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可以应对如今的困境，解决存在的难题，通过所提出的一系列卫生学教学改革方针政策，能够尽快培养出高素养、高能力的专业型人才，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杨玉英，王春仁，朱战波.案例教学在动物卫生法学教学中的应用[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刊)，2011(04)：74.

[2]程景民，覃凯，李佳，等.案例教学法在卫生法学教学中的应用[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10(09)：900-902.

作者：张忆昕

我国卫生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篇3：

精神卫生法27年破茧

“终于通过了!”

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该法将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周荣焱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终于通过了!”

这声感叹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期待。13年前，因为一封对领导的举报信，周荣焱不幸“被精神病”。在经过不屈的抗争后。他终于摘掉了头上的“精神病”帽子(详见本刊201 2年第3期报道)。并积极投身于有关精神卫生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因此，对于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周荣焱比普通人有着更多的期待。

从1985年卫生部选派专家起草《精神卫生法》算起，历经27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精神卫生法》。

来之不易的进步

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以此取代了原来的“自知力标准”。据此原则，除非达到“危险性”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

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和精神卫生领域开展工作，曾协助多起精神病患者依法维权案件的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黄雪涛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说，过去我国精神病医疗上秉持的观念始终是，“只要有病就必须治疗，所有被诊断有病的人，都无权拒绝住院治疗”。从《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看，显然在修改这种观念和实践。精神病人拥有拒绝住院权表明，国家立法已经为医疗界指出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不仅仅是业内人士，舆论也普遍认为，《精神卫生法》确立的精神障碍治疗自愿原则意义重大。有评论就指出，违背精神病患者意愿的强制治疗行为，实际上造成了对这一群体的二次精神伤害。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有间歇性，在精神正常的时候本来就自卑，不愿意接受患病的现实。如果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行接受治疗，实际上又增加了“被精神病”的精神痛苦。

“从这个角度讲，《精神卫生法》的精神障碍治疗自愿原则，体现了人权的平等，从根本上保障了精神病患者的正当权益，让他们能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不再被歧视。”有评论文章认为。

此次《精神卫生法》中，还确立有“诊断、复诊、鉴定”的非自愿入院的异议机制以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司法救济条款。黄雪涛解释说，对于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住院的，患者或其监护人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复诊结论或鉴定意见表明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不得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从《精神卫生法》对防止精神病收治制度被公权力滥用以及事后救济的制度安排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良苦用心。”黄雪涛说。

在黄雪涛看来，《精神卫生法》还有一大进步，那就是部分解决了过去精神病收治“谁送来、谁接走”的制度弊病。对于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被收治的患者，《精神卫生法》确立了由医疗机构行使对于出院的决策权。这类患者经医疗机构评估“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曲折的立法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无论是医学界还是法律界人士，都普遍认为“是最大的进步”。媒体也给予了极高评价。有媒体报道称：这部承载着厚重权利期待的法律，不仅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而且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提升了私权保障的空间，勾勒出美好的公民精神权利图景。

一片赞誉声中。或许很少有人想到，这部被寄予保护精神病人权利、厘清精神科医生权力边界的法律的出台，竟然延宕了27年之久。

《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当年，卫生部医政司曾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5名精神卫生系统方面的专家参与了最初的立法起草工作。包括任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主任刘协和在内的五位专家鏖战三个多月后，拿出了精神卫生法草案的第一稿，并送至四川省卫生厅和卫生部。

此后，刘协和等人多次讨论，数易其稿，终于修改完成了第10稿，并上交卫生部后，此时已经是1991年。这一阶段的草案主要围绕精神卫生的技术性问题，如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保障等内容。未能脱离医学的范畴。此后，立法工作就音讯全无。

立法工作为什么会停滞?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从目前见诸报端的消息来看，对于立法工作停滞的原因共有三种说法：说法之一是“可能还是因为不够重视”。而国外精神卫生立法有一个“1000美元定律”，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才有精力关注精神卫生立法。而中国直到1999年，人均GDP才达到856美元。另一种说法是当时负责立法起草工作的国家机关只有卫生部，但在立法工作推进中发现，这部法律不仅仅涉及卫生部门，还涉及财政、民政、教育和公安等多家单位。还有人认为，精神卫生法所涉及的范围过大。只需要《精神病防治法》即可，这也是导致立法停滞的原因。

1999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倡议举办了首次国际精神卫生立法高层讲习班。随后，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得以重启。次年10月，精神卫生法立法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成员包括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教育部、司法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

一位当年参加精神卫生立法的专家回忆说，由于精神卫生问题涉及财政支持、社会治安、民政救济、学校教育、就业安置、社区观察和后续的矫正等庞杂的工作，部门利益冲突严重。专家组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大量调研，包括如何管理“三无”的精神病人，如何保护病人的隐私、知情权，以及后来争论最多的非自愿医疗问题。2007年，调研工作基本完成，经过17稿由六易其稿的草案上交到了卫生部。

当年的卫生部立法计划显示，《精神卫生法》已列入卫生部的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在次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然而，由于《精神卫生法》的实施需要政府较大的财政支出作保障，同时参与部门的权责还未划分清楚，《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工作又延后至2009年由国务院法制办接手。

移交国务院法制办三年半后。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终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经过这些过程，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在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医学上得到有机统一。草案在预防、治疗和康复等方面，在送诊、诊断、住院治疗、复诊、鉴定、监督、评估等程序设计上，尤其在“被精神病”社会问题的平衡和制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绕不过去的缺憾

虽然《精神卫生法》立法道路曲折漫长，但终获通过。

作为我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人们显然对《精神卫生法》的实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在专家看来，大众如果期望通过一部《精神卫生法》终结“被精神病”的历史，这种期望明显过高。

与感冒等身体疾病不同，精神性疾病的诊断标准有其独特性。据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病科主任崔永华介绍，精神疾病是现代医学中唯一依靠症状学诊断的疾病，没有实验室检测可以诊断。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检测学指标可以确诊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精神科医生的判断：一是来源于医生本人的观察;二是借助于本人或者他人对症状的描述。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疾病的病因至少有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而环境因素特别是童年期的经历和教养因素还往往决定着精神疾病的表现形式。因此，精神医学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而精神病的鉴定始终是一个世界难题。

精神疾病诊断的标准显然在短时间内无法建立，但是黄雪涛、周荣焱等人认为，如果精神病收治程序能够得到规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精神病”现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卫生法》本身有严重缺憾。

“《精神卫生法》最大的缺憾在于无法防止近亲属滥用监护权。”黄雪涛说，“精神障碍患者长期以来遭遇制度性歧视的根源，大多是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而患者得不到司法救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通过《精神卫生法》得到解决，反而被进一步固化甚至倒退。”

黄雪涛说，按《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如果就诊者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的危险”，家庭成员可以随便把当事人送入精神病院做检查，如果前面的检查不严谨的话，当事人很容易因此被“判定”为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然后他所有的权利都被监护人所替代。

“这就相当于绕过了民法和民诉法上的行为能力宣告制度，通过一个非司法程序的模式去轻易地否定一个人的行为能力。”黄雪涛说。

然而，在周荣焱看来，《精神卫生法》还有一个重大缺憾，那就是用医学鉴定意见代替法律文书对当事人实施强制住院治疗。

周荣焱说，精神病诊断书、复诊结论、鉴定结论，无论在程序还是实体上均存在多种程序违法或内容错误的可能，包括违反了《精神卫生法》所规定的回避条款、委托人没有委托资格、委托鉴定的材料捏造伪造不真实、鉴定机构没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等。

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鉴定意见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因此，精神病诊断书、复诊结论、鉴定结论都只是证据材料中的一种，并且不是法律文书，不能作为强制医疗或暂时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的依据。”周荣焱说，“不对鉴定意见进行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的审查，就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对其进行强制医疗，显然有悖法理。”

现实状况不甚理想，但是黄雪涛等人坚持认为。以《精神卫生法》替代现存更落后的零散规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们期待，只要整个社会更加注重对精神病患者权利的保护，“被精神病”事件终究将销声匿迹。

作者：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