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摘要：我国现行刑事预审法律制度存在规定不尽详细、更新慢的问题，需要尽快更新刑事预审法律规定。刑事预审制度自诞生时起即存在事前监督司法审查功能的缺失问题，需设置具有事前监督性质的司法审查功能的预审程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1：

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律师在场权是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辩护权利，其能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能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利。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并未确立这一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种条件成熟，我国应当确立这一制度。这对于我国提高人权保护水平，加强诉讼文明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 在场权 人权 非法证据

随着一些冤假错案的曝光，刑事诉讼过程要求对人权加强保护的呼声不断高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两高及公安部于2010年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真正切实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写进《刑事诉讼法》，并以五个法条的形式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但该法虽然实施了两年多，事实上的非法证据，仍然无法获得应予排除的法律效果，冤假错案仍然时有发生。非法证据能大行其道而违法人员并未获得法律的追究，应当说这与多种原因有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之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获得其应然的法效果，这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缺失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要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作用，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建立就应当成为当然的立法选择。

一、律师在场权定义

律师在场权，特指辩护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过程中所谓享有的一种辩护的权利，为辩护权的子权利。设立这一权利的目的，是为了让辩护人在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国家公权力进行制衡从而对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利进行保护的一种辩护权利。

二、律师在场权设立的现实必要性

律师在场权设立的现实必要性体现在对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从已经公开报道的一些冤假错案来看，之所以这些案件中被告人曾经都被判为有罪，与这些案件中的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最后这些证据又没有被法院予以排除有关。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人及被告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肯定是无所作为的，他是不能获取或保存证据证明侦查人员违法对其进行取证的。也就是说即使侦查机关具有非法取证的客观事实，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并不能证成其为法律的真实，这也就导致非法证据无法真正被排除。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更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等边三角形的诉讼结构模式，线性结构模式特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中仍有明显的表现。这恰如学者所说：“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的色彩仍然浓厚，整个刑事诉讼流程就像工厂里面的生产线一样，还是一个线性结构，这不仅不利于正确追诉犯罪，还会伤害无辜的人。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和监督。但现实中，侦查时公安机关一家独大，其后三机关又表现出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现状，这强化了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1]在我国刑事诉讼这种线性结构特点中，法律规定的侦查监督模式也是一元的，即仅授予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但当检察机关本身就是侦查机关时，实际上是自己在监督自己，这种一元监督模式也就无法获得监督的实效。因为“实践中，侦查监督制度未能实现对侦查的有效控制从而充分保障人权，这是由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模式存在重大缺陷造成的”[2]虽然法律原则上设定了检察监督权，但法律并没有具体设定监督权的运行机制，尤其对于侦查讯问阶段容易出现的刑讯逼供，法律更没有具体的监督措施，“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并没有建立起任何监督机制，更无实时监督机制，至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这些事后审查机制根本无法实现对讯问的监督。实践中，被告人在法庭上辩称遭受刑讯逼供的，控方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否认，动辄声称‘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甚至通过出具警方《办案说明》的方式以证‘清白’。”[3]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非法证据仍在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那么，要真正防止这些非法证据的出现，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成为真正的活法，就应当打破侦查的封闭性，法律应当引进律师在场权制度，以期对侦查权进行监督。因为：“律师作为辩护职能的重要行使者，能够发挥监督侦查的积极作用，其一，律师行使辩护职能，能够克服同体监督、内部监督的缺陷，从而实现异体监督;其二，律师数量众多，能够满足侦查监督的需要。”[4]

三、律师在场权设立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从我国参与的一些国际条约及承担的国际义务来看，我国也应当实行律师在场权制度。我国作为联合同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已经明确对一些应予承担的国际义务进行了承诺。如1998年10月，我国签署并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国家明确承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当事人拥有广泛合法的辩护权，这是一种重要的人权;2006年10月，我国亦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已加入的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作出了最低限度的保护要求，而律师在场权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如果律师在场权无法获得落实，无法杜绝公权力机关进行非法取证，非法证据无法被排除，这些国际条约可能会成为空头承诺，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

从国外一些国家实行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经验来看，落实律师在场权，能真正实现发现法律真实的诉讼功能，并能真正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从而最终实现刑事诉讼应然的社会功能。从世界两大法系对这一制度的态度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对这一制度重视程度较高，这也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有关。美国法律对律师在场权保护程度非常高，最高法院部分法官甚至认为律师在场权即是当事人享有的一种宪法性权利。[5]一些司法个案的法官甚至认为：“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对保护第五修正案的特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6]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如果辩护律师有场权，律师不在场时，警察所取得的辩认证据不能作为证据进行使用。英美两国之所以对律师在场权有如此重视程度，这一者与其法律制度有关，二者与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与实行无罪推定的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关系。

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国，由于实行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和对实体公正的追求，打击犯罪成为其主要功能。故在早期，辩护律师并不能享有在场权。由于近代刑事理论研究的深入，加上人权保护运动的兴起，客观上亦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律师在场权制度也逐渐获得了确立。我国台湾及澳门地区法律同样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享有在场权，应当说这是对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有益借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我国，但其2003年修改通过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8条明确规定：“(1)在侦查人员讯问被临时拘留的人和犯罪嫌疑人时，其辩护人有权在场，经侦查人员同意，辩护人可以向被临时拘留的人和犯罪嫌疑人提问;在其他的侦查活动中辩护人也可以在场;辩护人有权查看本人所参与在场的诉讼活动的笔录和与对本人所辩护的人所作出的相关诉讼决定;(2)要求侦查机关提前告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地点以便行使讯问在场权。”同时，其132条亦规定：“当讯问有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在场时，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其在讯问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和法定代理人都要在讯问笔录中签名。如果辩护人询问了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询问与回答的内容要全部记入笔录。”[7]从上述两条法律规定来看，越南明确确立了律师在场权制度。

从国际上对律师在场权实行的效果情况来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实行，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人权获得了较好的保护，刑事诉讼过程中基本上可以杜绝刑讯逼供的产生，这能较好的防止一些非法证据的产生。

在我国，一些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担心律师在场权的实行会导致国家侦查权力的弱化，认为不能更好地打击犯罪，从而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进行排斥。笔者认为：(1)加强人权保护已经成了国际的趋势，这也表征了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在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大趋势下，我们当然应当借鉴有利于对人权更好保护的法律制度;(2)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能成为我国反对实行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由，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我国，我们没有理由不实行这一制度;(3)如果仅仅靠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心理压力才能获得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这无疑是在为刑讯逼供寻找有力的借口。

四、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见，律师在场权对于保证刑事诉讼的公正有其独特的价值，反对建立这一制度的理由无论是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并不成立。英美国家刑事诉讼模式中：“反对用非法定程序的方式和不人道的手段获取证据，注重程序正义，注重保护嫌疑人的人权，强调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发现案件真实。”[8]这种刑事诉讼的目标应当具有其独特价值，律师在场权是维系这些具有价值制度的具体制度之一。因此，我国应当吸收国际有益经验，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建立这一制度。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亦已经具备实行这一制度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说，下面的国情和社情说明我国已完全可以建立这一刑事诉讼制度：

(一)律师业的发展成就为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我国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律师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截止到2013年，“注册的律师已突破22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18万余人，兼职律师1万余人，公职律师近5000人，公司律师1600多人，法律援助律师5000多人，军队律师1600余人。”[9]而且，每年通过司法考试人数近30000人。现有这一庞大的律师队伍以及广大已经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律师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并且，各地律师协会作为行业自律机构，其组织机构已经比较完善，基本都已建立了完备的行业管理制度，行业自律性较高。律师在场权本身要求具备足够数量的辩护律师为当事人提供刑事辩护，能够保证侦查机关在讯问当事人时有辩护律师在场，那么具备一定的刑辩律师人数就是这一制度的基本要求。对于经济困难或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也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因此，律师业及律师制度发展成就保证了实行这一制度应当具备的物质条件。

(二)国际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经验

英美国家建立这一制度已经有三四十年之久，并已取得了许多有益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利用。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越南以及台湾和香港的一些经验亦可以为我们在制度构建时提供参考样本，这些国家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三)实证效果较好

2002年7月至2003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次“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试验项目”。从试验结果来看，有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为：“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安排律师到场参加，对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基本上没有负面的影响，反而会有积极意义。”其二为：“在我国探索、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如录音、录像制度)，不仅对于提高侦查活动的公正和效率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既能保障实体公正，又能提高诉讼效率的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具有积极的意义。”[10]当然，从这次实验来看，律师在场制度，虽然有“明显的不足或局限性。”[11]作者看来，这些不足或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当时律师人数不足，社会需要支付昂贵的制度成本。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律师规模相较于当时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年每年通过司法考试人数差不多近30000人，这些当时的不足或局限性，应当说随着这些年律师业的发展，已经消除或极大的减弱了。从上述实验结果来看，我国建立这一制度也已被实证为具有可行性。

五、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律师在场权对于刑事诉讼来说具有其独特的制度价值，我国建立这些制度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我们应当建立这一制度。但我们在建立这一制度的过程，亦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否则，这一本来是好的制度其负面效果可能会扩大。只要克服其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充分发挥其正面效用，这一制度才有可能达到我们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

(一)这一制度应当在刑事诉讼的哪一阶段设立的问题

上文已说过，这一制度对于保障人权，让律师参与对公权力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这一制度能有效防止公权力机关进行非法取证，对于消除刑讯逼供这一顽疾更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应当在哪一阶段设立这一制度呢?从现有建立这一制度国家经验来看，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以对律师赋予在场权。当然，由于非法取证主要在侦查阶段发生，那么对于不同的阶段，法律可以作出不同的要求。如在侦查阶段，制度上可以采取英美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性要求侦查讯问过程中应当有律师在场，当然如果当事人明确表明不需要律师在场，可以视同当事人放弃这一权利。如果当事人未明确表明不需要律师在场，自己又未聘请律师，国家就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律师参与讯问。对于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主要视当事人的要求，只有在当事人明确要求或辩护律师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当事人或律师才享有在场权。这样的制度规定，既可以保护当事人的人权，又可以尽量减少国家的诉讼成本。

(二)律师在场权的权利内容问题

律师在场权应当包含有许多内容，但从设立这一制度的意义来看，律师在场权的子权利应当主要包含律师的异议权及律师的签字权。所谓异议权，指律师针对公权力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有权利提出异议。一旦律师就公权机关的违法取证提出异议，公权力机关就应当记录在案，这些异议材料可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当事人作为证明公权力机关存在违法取证事实的证明。所谓签字权，指在公权力机关进行取证行为完备后，律师有权利对这些行取证行为进行确认，没有律师签字的讯问笔录，不应当作为审判时的证据材料使用。只有公权力机关有证据(如录音录像证据)证明律师不签字的行为属于不当时，公权力机关所取得的证据方得作为证据使用。应当说，只要保障了律师的异议权及签字权，这一制度完全可以成为消除或防止刑讯逼供的最为有力的手段。

(三)取证时应当配套设立录音、录像制度

对于如何证明公权力机关存在非法取证，如何证明律师在合法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应当说只有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才最为直接和客观。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在场，公权机关录制并提供的录音、录像完全有造假的可能。对于这些非法录制的录音、录像，当事人更无力证明其非法。因此，只有将录音、录像制度与律师在场权制度一并实行使用，才具有防止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两种制度也才能起到“共震”作用，仅仅单一制度，均无法发挥这一制度的本来功效。

(四)从律师在场权可能存在的滥用情形来看，律师在场权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

由于现实中律师素质参差不齐，律师在场权也可能被滥用。但切不可由于这一权利可能会被滥用，从而拒绝赋予律师在场权，这就会因噎废食。为防止权利被滥用，我们应当借鉴英美及意大利的经验，如果律师滥用这一权利，不当干扰公权力机关合法取证，公权力机关有权力终止辩护律师的这一权利。同时，应当借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公权力机关有权在律师不场的情况下进行取证，也即：“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出现正在进行的现行犯罪或重大嫌疑人有逃跑迹象的情况)，或者有理由相信如不及时查获和取得犯罪的物证，该物证则会由于人为原因损害和消失，或者在某地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时，司法警察直接实施搜查或扣押行为无须通知律师。”[12]当然，公权力机关如果主张律师未在场所取得的证据合法，其应当负有对上述事实存在进行证明的证明责任，否则，律师未在场所取得的证据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

注释：

[1]胡凯：《试论我国律师在场的确立必要性—基于对英美法系的考察》，载《法制与社会(中)》2014年第5期。

[2]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3]同[2]。

[4]同[2]。

[5][美]伟恩·让拉费弗等著：《刑事诉讼法(上册)》，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6]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7]伍光红：《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8]同[2]。

[9]参见网址：http：//www.nxlawyers.org/show.asp?id=1112，访问日期：2014年6月16日。

[10]顾永忠：《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9期。

[11]同[10]。

[12]屈新：《论辩护律师在场权的确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期。

作者：余尘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2：

完善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思考

摘要：我国现行刑事预审法律制度存在规定不尽详细、更新慢的问题，需要尽快更新刑事预审法律规定。刑事预审制度自诞生时起即存在事前监督司法审查功能的缺失问题，需设置具有事前监督性质的司法审查功能的预审程序。现行法律规定的侦查机关除逮捕外，可以自行决定实施关系公民重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需要加强预审对于侦查的司法控制，规定只有在取得司法授权后，侦查机关才能严格根据司法令状采取重大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由于预审与侦查混合致使其缺乏中立性，需要加强预审独立于侦查的中立性。

关键词：刑事预审;预审主体;预审功能

我国刑事诉讼中预审法律制度无论是法律规定、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着缺陷与不足，有着许多的争议。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不断丰富、法律规定更新周期逐渐缩短，有必要对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变革进行探索。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预审法律制度的含义与功能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预审法律制度的含义

结合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预审法律制度所下的定义，可以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预审法律制度的含义概括为：在刑事诉讼中的首个阶段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内设部门中具有侦查职能的人员，通过对于具有较大概率的可能性进行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拘留和其他法定刑事强制措施，收集证据，查明案件客观的实体事实;在前述基础上，再由侦查机关内设部门中具有预审职能的人员，对于前期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查明的案件客观实体真实性，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搜查等方式予以调查核实并且进行审查判断，对于调查核实为非法证据的，予以排除，对于审查判断后认为证据链条不完整、证据不充分的，进行补充侦查来收集证据;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符合移送审查起诉标准的案件，以侦查机关的名义向公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对于侦查机关的哪个内设部门承担侦查职能和预审职能，则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司法体制表现出了不同的樣态。在“侦审分离”样态下，侦查机关内设侦查部门承担侦查职能，与之并列的预审部门则承担预审职能，两个部门的人员各自独立。在“侦审合一”样态下，侦查机关裁撤了独立的内设预审部门，承担侦查职能的侦查人员同时承担着预审的职能。在“侦审适度分离”的样态下，虽然没有了独立的预审部门，但是在法制等内设部门当中设立了独立的预审机构承担部分预审职能，人员的职能相对独立。

结合上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当前的预审法律制度：一是预审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阶段，属于侦查活动，并不是独立于侦查的诉讼阶段。二是刑事侦查阶段的侦查活动可以分为前期的侦查活动和后期的预审活动两部分。前期的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是基础，后期的预审活动对于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对于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进行补充收集证据，并对前期侦查活动进行总结、核查、补充和监督。三是行使刑事预审的权力主体是侦查机关中具有预审职能的人员，参与过前期侦查活动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参与后期的预审活动，这主要与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司法体制有关。四是刑事预审的目的和功能是对侦查获得的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把关，使其符合移送起诉的标准[2]。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预审法律制度的功能

我国刑事预审程序的主体是侦查机关，由其承担预审职能可以说是一种侦查意义上的预审。预审程序在我国不是刑事诉讼中独立的诉讼阶段，其属于侦查阶段的最后一道工序。由于刑事预审制度的特殊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刑事预审制度具备如下的功能。

一是过滤的功能。每个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后期的预审程序都是前期侦查活动的过滤关口。通过预审程序对于前期侦查活动收集的证据进行核实调查以及审查判断，对于查明案件的客观实体真实性进行查验，将证据和客观真实不符合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过滤，使其不能通过这个关口进入到下一个诉讼阶段。

二是衔接的功能。预审程序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诉讼程序。虽然其隶属于侦查阶段，但是具有衔接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功能，通过预审的案件就由侦查阶段进入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三是监督与制约的功能。预审活动通过对前期侦查中存在的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责令侦查人员将没有查清的案件实体事实继续进行侦查，从而监督侦查行为，令其合法取证并将查明的客观实体事实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再行移送。

四是补充的功能。通过预审活动，对于不属于“确实”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达不到“充分”的法定标准的证据或者对于侦查后“不清楚”的犯罪事实，由预审人员(在“侦审合一”样态下同时为侦查人员)或者由其指导侦查人员(在“侦审分离”或“侦审适度分离”样态下不为同一人)进行补充收集证据或者补充侦查。

五是纠错的功能。通过预审活动纠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侦查行为，纠正侦查人员对于案件性质的错断，改变侦查人员错误的法律适用，规范移送审查起诉前所有的证据和法律文书等文件材料[3]。

二、当前我国刑事预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预审的法律规定不详细、更新慢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2012年、2018年经历了三次修改，但是目前关于刑事预审制度的法律规定仅仅为第三条和第一百一十六条两个条文。第三条明确了刑事预审的法定性质为公安机关的职权。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侦查活动是预审活动的基础，侦查活动必须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启动预审程序。预审的内容和对象是证据材料。历经1998年、2012年、2020年三次修改，现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三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刑事预审法律制度，但仅仅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持保守态度的拓展。第三条是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预审法定性质为公安机关职权的重申。第一百九十二条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基础上进行了极为有限意义的延伸，明确了预审对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以及调查核实的内容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四个方面。上述对于预审性质、启动条件、审查的内容进行的原则性规定太过于简陋，并且更新的频率实在太慢。虽然公安部曾经出台过专门的预审工作的规则，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变迁和刑事诉讼理念的更新发展和“侦审合一”等司法体制的改革，有关工作规则已经不再适合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4]。

(二)预审程序在诉讼功能上存在缺陷

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缺乏司法审查功能的事前监督，缺乏中立的第三方司法审查机制。对于侦查人员为了收集证据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侦查行为或侦查措施，应通过司法授权来达到事前监督的目的，实现对侦查权的司法审查，从而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在我国现行刑事预审制度当中，预审人员对于侦查人员侦查行为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间接监督。这种监督是指，在前期侦查人员通过实施强制性侦查措施、侦查行为收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后，才由预审人员进行预审活动，通过对非法侦查行为或措施取得的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形式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以及对于瑕疵证据进行补正，从结果上进行事后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审查最终结果而呈现出的一种对于侦查措施或者侦查行为的间接监督，缺少事前监督的司法审查功能，不能形成预审对于侦查的监督合力。因而，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缺少司法审查功能的事前监督，存在着明显的缺陷[5]。

(三)预审与侦查混合致使其缺乏中立性

在我国刑事预审法律制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预审程序缺乏中立性始终是一个制度弊端。在“侦审合一”样态下，预审人员与侦查人员是同一的，参与过前期预审活动的侦查人员，再以预审人员的身份进行预审活动，难免具有先断偏见和流于形式的倾向。在“侦审分离”或“侦审适度分离”样态下，虽然侦查人员和预审人员不是同一的，但是其都属于侦查机关，都受侦查机关负责人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部门利益。因此，侦查机关进行预审，实行内部监督，对侦查活动具有的控制作用非常有限。司法实践中，预审对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多是形式上的监督，直接影响着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在内重要人身权利的实现。这种制度性的先天不足极易产生侦查权的扩张，需要改革预审制度，立更为完善的监督管控机制对侦查权加以约束[6]。

三、改革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刑事预审法律规定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提及预审的只有两个法律条文，这对于确立一项法律制度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具体完善现行的刑事预审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定。建议《刑事诉讼法》设“预审”独立章节，规定预审程序的性质、预审程序参与主体及其权力、预审程序的救济途径等。以《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协同修改《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部门规章，使刑事诉讼领域关于预审的法律制度成为一个系统性、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7]。

(二)设置具有事前监督性质的司法审查功能的预审程序

加强预审对于侦查的控制功能，主要就是对侦查机关的重大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第一，在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采取有重大影响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原则上由侦查机关事先向预审法官提出书面申请，经预审法官审查批准，签发有关令状进行司法授权后方可执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采取上述措施，但事后需要立即补交申请。对于未经授权而采取的侦查行为获得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严格考虑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必须考虑到，如果不及时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是否不利于保障追溯活动的顺利进行，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他人重大人身权利的保护，更不利于公平地对待被害人，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第三，审查的方式。在对涉及重大人身权利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预审时，可以采用言辞和书面相混合的预审模式。在对财产权利采取具有重大影響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可以仅采用书面预审的方式[8]。

(三)加强预审独立于侦查的中立性

加强预审程序的中立性，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对我国刑事预审程序进行设置：1.预审的性质。预审应设计为具有司法裁判性质的独立司法审查程序，置于审判程序之前。2.预审的权力主体。预审的权力主体应由预审法官担任，拥有与审判法官相同的司法裁判权力，其在法律地位上属于司法官员。3.预审的适用条件。对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重罪案件必须预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辩护人提出的初步证据，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嫌疑的，应当进行预审。4.预审的运行。首先，预审法官应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初查，重点审查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明确，侦查行为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否达到法定的移送起诉标准。其次，由预审法官主持召开听证会，控辩平等对抗，对案件事实、证据、量刑等案件争议问题分别陈述意见，最后由中立的预审法官做出裁定，准予起诉或不准予起诉[9]。

四、结语

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早已经得到确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还没有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在历经了三次《刑事诉讼法》和三次《公安部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修改的背景下，我国刑事预审制度在总体架构和具体功能上需要重新设计，应该在原有侦查功能的基础上增添司法审查的功能，加强预审对侦查的司法控制[10]。

参考文献：

[1] 许昆，毕惜茜.预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2] 彭玉伟.中国公安预审制度改革：论争、反思与构想[J].公安学研究，2020(5).

[3] 周青莹.吴璨.反思与展望：侦查预审制度功能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 王彬.我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探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5] 冯瑛琪.“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我国预审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9(5).

[6] 彭玉伟.我国刑事预审职能定位之实然反思与应然转向[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7] 洪浩.从“侦查权”到“审查权”——我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的一种进路[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1).

[8] 龙振奕.刑事预审制度增设司法审查控制功能改革之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4).

[9] 侯海东.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我国预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7(4).

[10] 兰跃军.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侦查预审程序之改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作者简介：关华(1995—)，男，汉族，黑龙江大庆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关华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3：

浅议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国家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现法治社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内容。刑法作为我国重要的基本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颇为广泛，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刑法运行中一项基本制度，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司法制度中公平要求的内在体现，也是国家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平等的重要措施。对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司法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法律;法律援助;司法公平

法治社会的不断完善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环境下，公民对于司法的公平公正的认识也就会不断增强，这就促使很多司法制度在不断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最近几年，国家对于平等的提倡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法律制度完善的要求都在不断促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基本问题阐述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问题，目前学者的观念各不相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在我国的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文本中，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的定义一般为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那些经济确实困难以至于无法支付诉讼费用的被告人，或者在一些特殊案件，如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的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具有职业资格的律师义务性的为辩护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应用较多的一项基本制度。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特点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援助内容的广泛性，在刑事案件中，不管具体的涉案内容是怎样的，只要主体符合刑事援助的要求，在当事人要求下或法院的指令下，都可以援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第二，援助过程的全程性，刑事法律援助可以从某一案件的开始贯穿到案件终结，是对案件全过程的援助;第三，援助对象的特设性，根据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于那些经济确实困难以至于无法支付诉讼费用的被告人或者是可能判处死刑的而没有辩护人的人或者是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有可能适用刑事法律援助。

二、我国刑事援助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的确定以及其框架的形成，是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至今已经有近20年的发展，在这20年的实践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取得的成绩

刑事法律制度在近20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了我国《律师法》中确立的三项原则，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司法程序的公平展开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对于刑事法律制度的应用越来越多，从过去大多数依靠法院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到今天已经发展成当事人自己提出法律援助的要求占法律援助使用多数的情况。可以说，最近几年是我国法治不断完善的几年，也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迅速发展的几年。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援助对象范围相对较小。根据上面的介绍，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只有三类，一是经济确实困难无法支付诉讼费用的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第二类是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第三类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司法实践中，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当事人是很少的，而有些当事人确实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却因条件不合格无法得到援助，而这些人很有可能因此无法得到公平的法律结果，这对国家的司法建设是很不利的。因此，适当的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是有现实需求的。

其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保障基础需要提高，刑事法律保障，就是通过政府和国家的力量对于那些在案件审理中确实需要提供辩护帮助的人提供援助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的花费是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的，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来自于国家和政府，但是，目前我国财政中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的物质帮助与实际需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保障基础不足，这使得整个制度的应用启动起来很难，运行也缺乏保证。国家应该加强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重视，提高物质基础的保证，特别是对于偏远山区法律援助的物质保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更多的人享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利益，保证司法程序的有效运作。

三、我国实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人口组成复杂的国家，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贯彻落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坚持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是有多方面必要性的，最主要的有：

(一)实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对于平等原则的维护

平等原则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贯穿我国整个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可以保证每个当事人都享有获得法律帮助，获得公平辩护的权利，因此，他是保证当事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整个国家的平等环境的营造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对于人权的肯定与维护

人权是现在国际环境下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对于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是一个国家政治水平能力的反映，我国对于人权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视的，而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一方面保证了当事人平等获得辩护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于当事人获得公正法律待遇的保证，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其最终都能保证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取舍，更大范围来讲，就是保证了人权。因此，实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对于人权的肯定与维护。

四、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我国法制环境的营造，法治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将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伍浩鹏.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善和完善[J].湘潭大学法学院学报，2005(79).

[2]王新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7(05).

作者：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