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论文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需要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福建省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突破性成效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但也存在着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二元化、绿色金融供需矛盾加剧、企业“漂绿”缺乏监管、专业型人才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了绿色金融推动福建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进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论文 篇1：

发展绿色金融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摘 要]发展绿色金融，是将“绿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湖南省大力推动金融体系的绿色化转型，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诸多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湖南绿色金融推进绿色发展的效率，也影响了绿色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绿色金融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构筑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绿色经济

1 引言

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是将“绿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的重要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精准扶贫”、“三个着力”、“守护好一江碧水”、做好中部崛起工作的“八点要求”等重要指示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活力显著增强。新经济蓬勃发展，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加工度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等都快速增长;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全省新型能源发电所占比重显著提升，生物燃料和其他燃料消费企业数占比提高;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航空航天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等领域都迅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创新引领作用。总体来看，湖南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从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到湖南省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再到湖南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都无不要求湖南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走綠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早在2017年12月，湖南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长沙中支、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等8个部门就联合推出了《关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5大类14项具体内容对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湖南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湖南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行动。

近年来，湖南省不断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优化，在绿色金融自身如何发展以及如何支持绿色产业和绿色企业发展中，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开发以及具体操作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大大推动了湖南省金融体系的绿色化转型，也充分发挥了绿色金融在湖南省调结构、转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湖南省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力不足、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诸多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湖南绿色金融推进绿色发展的效率，也影响了绿色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文章试图在对当前湖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湖南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推进湖南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更加高效地助力湖南省高质量发展。

2 湖南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近年来，湖南省加快了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步伐，积极引导各种金融资源为绿色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提供金融服务。但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并不完善，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不足。首先，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结构不优，没有形成不同客户群体所需要的绿色信贷产品体系，对绿色信贷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把握欠精准。其次，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主体绿色投资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非常缺乏，投资者的数量少，投资规模小，社会资本扶持、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绿色化发展的规模有限。最后，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不够，受从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对业务流程的环境评估能力以及业务创新能力的有限，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难以真正有效对接到绿色金融所要支持的各个领域。

2.2 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金融机构在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险，但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普遍存在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一方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能严格执行，使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企业的环境状况。很多上市公司对环境风险认识匮乏、自身分析能力有限，导致在披露环境信息方面不能严格执行，金融机构难以获得企业或项目的环保情况，导致绿色信贷决策的失误。正是由于大多数企业的环境信息不透明，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绿色保险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对于绿色保险的法律制度仍停留在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推广实施阶段，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延伸至绿色保险的承保、投资、监管和消费者教育等方面，绿色保险在转移风险方面的独特优势没能充分显现。从各省层面来看，大多也仅仅只是对绿色保险制度体系有了初步的框架，但对于怎样建立绿色保险、激励绿色产业投保、提高绿色保险效率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由于绿色金融发展的风险补偿机制尚未建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绿色金融服务的风险问题。

2.3 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现阶段，湖南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保障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不能为绿色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绿色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滞后于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实践，主要表现为绿色金融标准的缺失和绿色金融标准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机构顺利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第三，绿色评估认证机构较少，目前专门针对实体企业或者项目和金融机构的绿色评估认证机构还为数不多，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证标准，不同绿色认证机构对于认证结果也不一定互相认可。绿色企业环境效益和项目资产质量数据资料库的建设滞后，没有形成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难以有效将绿色金融资源聚集到推动绿色发展最关键的产业上。

3 发展绿色金融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3.1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加强绿色金融机构体系和投资者体系建设，一是要培育一批专注于绿色金融发展的中小金融机构，打造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二是鼓励并支持本地银行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比如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者绿色金融专营支行等，通过这些专营机构来开展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率的绿色金融业务;三是引入和培育更多绿色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比如扶持建立更多的绿色金融评估认证中心、绿色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等，充分发挥其在服务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打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银行业要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绿色产业的融资需求特点设计配套产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绿色金融服务，找准绿色信贷的支持方向和重点领域。鼓励资管、投资公司开发更加多样化的绿色投资产品，培育绿色PE、VC投资者;引导证券与基金公司建立适合自身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进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将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债券作为常态化融资方式，提升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的服务能力。

3.2 构筑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构筑绿色金融風险防范机制，首先，要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执行力，为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准确的环境信息依据。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并探索建立专门针对绿色金融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帮助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更加准确地识别绿色企业或项目，并能够更加合理地对绿色企业或项目进行定价;另一方面要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制上市公司及有条件的非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为绿色金融发展指明方向，更加高效地将资金有效配置到绿色产业中。其次，要大力推进绿色保险的发展，为绿色金融发展分散转移风险。重点要发展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代表的新兴绿色保险产品，鼓励更多企业参保环境污染责任险，支持保险公司助力环保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参与环境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加大与国内外保险业领先者的合作力度，对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充分发挥绿色保险市场在分散风险、资金融通、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再次，要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提升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对绿色项目环境效益、成本的定量分析能力和项目担保、再担保能力，合理分担绿色信贷风险。最后，要加强绿色金融专项统计，尤其要加强对企业或者项目资产质量、环境信息、环境效益等关键数据的统计，为防范化解绿色金融在服务绿色产业或项目中的风险提供数据支撑。

3.3 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绿色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建立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绿色金融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政策协调以及相关的配套支持。在组织保障方面，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明确分工和侧重点，争取引导并鼓励更多的资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在政策协调方面，要从法律法规、金融资源、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做好统筹协调，营造良好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环境。其次，要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夯实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标准、产品服务标准、信用评估标准、信息披露标准、统计和共享标准以及风险管理和保障标准，要做到国内标准统一;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全球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在标准针对的具体范围和涉及的不同领域、标准的精细程度和复杂程度、标准的执行力方面进行探索研究，推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最后，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绿色评估认证机构认证标准的统一、认证结果的互认，区域内和省内绿色企业和项目资料库的互联互通等，最大限度实现绿色金融供给和需求信息的共享。以此推进湖南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更加高效地助力湖南省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凤荣， 王康仕. 绿色金融的内涵演进、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基于绿色转型视角[J]. 理论学刊， 2018， 277(3)：61-68.

[2]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王元龙， 马昀，等.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发展战略[J]. 财贸经济， 2011(10)：38-46.

[3] 侯亚景， 罗玉辉.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9)：7-10.

[4] 胡宗义， 李毅. 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双重效应与门槛特征[J]. 中国软科学， 2019(7)：68-80.

作者：王小艳

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论文 篇2：

试论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需要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福建省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突破性成效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但也存在着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二元化、绿色金融供需矛盾加剧、企业“漂绿”缺乏监管、专业型人才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了绿色金融推动福建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进程。基于此，可以通过协同城乡发展一元化，优化金融工具使用，完善“绿色”考核问责机制，构建多元化监督机制等措施，以有效解决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共建的问题。

关 键 词：绿色金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协同共建

收稿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孙国峰(1969—)，男，甘肃通渭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转轨经济、土地制度、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等;王小洁(1993—)，女，福建宁德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产权基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JY0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路线图。生态文明建设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并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態文明建设不仅有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来护航，还需要有雄厚的建设资金来夯实基础，助推其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意见》的出台充分肯定了绿色金融，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力量，更是经济绿色转型的助推器。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办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了G20议程。但目前我国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仍参差不齐，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尚未实现协同发展。笔者以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建省作为研究范本，发现其仍存在绿色金融对于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程度存在明显偏移、绿色金融供需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既懂金融又懂环保的人才紧缺、企业“漂绿”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阻碍了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将在2020年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若是无法有效发挥绿色金融的关键性作用，将会严重影响其后续发展。因此，实现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迫在眉睫。

一、绿色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般性回顾

(一)绿色金融发展概述

绿色金融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传统金融行业在融合环境保护政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即金融业务与绿色发展的结合体;狭义是指侧重于金融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强调金融机构不得使用过度投机行为而置金融行业长远利益于不顾。[2]绿色金融工具较为丰富，目前国内最为活跃的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诸如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

⒈国外绿色金融发展概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强调的“节能减排”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签署使得绿色金融的推广速度逐渐加快。[3]国外一般将绿色金融称为“环境金融”或“可持续融资”，如美国学者若泽·萨拉扎(1998)认为，环境金融是传统金融业融入了环保理念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和环境保护的桥梁。[4]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国外绿色金融体系快速形成并逐渐完善。进入21世纪以来，绿色金融愈来愈受到国际组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国外绿色金融发展起步较早，发展基础较好，如美、英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金融工具的创新与使用也日渐多样化。

⒉国内绿色金融发展概况。我国对绿色金融的研究是从关注信贷对环境影响开始的。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要考虑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影响;2007年，我国环境保险制度建设开始启动;2008年，环境保护部会同银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相继推出绿色金融新政，使绿色金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不断加大。同时，国内学者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绿色金融监督管理等方面也展开积极探索。如邓翔(2012)认为，绿色金融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但目前国内绿色金融研究体系尚未形成，发展相对缓慢;[5]周金带(2014)认为，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性作用;[6]温显红(2018)认为，开展绿色金融外部条件不佳，内部动力不足。[7]

(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概述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文明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则可能会导致生态危机，使环境不断恶化。部分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如澳大利亚生态城市——阿德雷德、新加坡绿色城市——新加坡、荷兰智慧城市——阿姆斯特丹等，[8]这些典型模式为其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样本。

国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建立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之上。我国首次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十三五”规划之中，在这五年中，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补上生态环保这块短板，是必须要破解的发展难题。刘思明和侯鹏(2016)认为，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在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绿色新政”的作用下，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还在继续扩大。[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维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公平的必然出路。通过采取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强公众生态意识，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三)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梳理

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从定义出发，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寄希望于通过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发展矛盾;二是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二者的不同点在于：绿色金融是一种政策工具，还可以细分成更具体的金融工具，其效用发挥主要是在金融领域;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布局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政策效用影响范围广泛，政策工具众多，机制建设复杂，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时间长、投资需求巨大、投资回报缓慢，而绿色金融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核心、最关键的资金支持。因此，绿色金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性政策工具，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起着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国外发展较为健全的绿色金融市场而言，我国还未真正形成绿色金融市场，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因此，理清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政府追求公共利益之間的关系，充分利用绿色金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

二、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现状

(一)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助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成效凸显

福建省作为南方地区的生态屏障，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力度大、生态基础良好，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行者，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10]“绿色、生态”“清新福建”等都是福建省近年来持续努力的方向，也是福建省的活名片，更是其在不断追求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坚定理念与行动指南。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不仅助推了厦门市、泉州市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宁德市、福清市等核电项目建设以及闽江、九龙江流域污染治理，而且在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导干部自然离任审计等方面都积极开展“先行先试”，力求摸索出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权威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投入，更需要资金资源作为关键撬动杠杆。2000年，福建省提出构建生态省的设想，并于2014年正式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绿色金融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福建省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宣传和引导方面不断加大力度。自2012年国家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以来，福建省银监局就积极推进省内各大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大力支持节能减排产业，不断扶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从理念上引导各大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在制度建设、产品创新、风险控制等方面广泛开展教育和培训活动。另一方面，福建省从环保企业的绿色标准制定、企业融资渠道和企业生态效益等方面入手，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构建合理的绿色金融体系。例如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积极探索碳金融建设，工行福建分行的授信限额管理方式，建行福建分行采取“环保一票否决制”，浦发银行福建分行积极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11]绿色金融要求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倾斜，加大力度推进资源节约型、环保节能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需要绿色金融的有效支撑。

福建省金融机构积极进行有益的尝试，绿色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初显：节约了煤炭资源，减少了碳排放量;节约了水资源，降低了水质污染程度;节约了森林资源，提高了植被覆盖率，等等。福建省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于绿色金融这一创新方式进行积极引导与宣传;政府对金融机构和绿色产业的补贴、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公众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不仅促进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也使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从建立武夷山生态功能区、三明林区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到邮储银行福建分行立足于福建山海经济特点确立绿色金融特色定位等项目的开展都是最有力的证明。[12]

(二)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⒈城乡生态环境二元化现象导致绿色金融重心偏移。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的具体要求。[13]生态建设不仅是城市的需要，更是广大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目前，福建省各大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均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北京大学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研究小组撰写的《2014年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报告》中，关于我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福建省排在第1位。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不仅水质优，空气达标天数在90%以上，而且城市绿化覆盖率在全省名列前茅。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明显得到了改善，但与此相比，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却变化甚微。一是城市生态建设使得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加剧了农村地区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程度。二是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特征本身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再加上农村地区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三是农村的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没有规范化的专业设备，生活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四是城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资金投入较为集中，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绿色金融体系相对健全，申请支持资金的渠道较多;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欠缺，且鲜有机构或个人会因环保问题而有申请意愿，致使金融机构的重心导向偏移明显。

⒉绿色金融存在供需矛盾，金融机构缺乏主体责任意识，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当前，企业转型已经是必然趋势，因此，应在严格控制“三高”(即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企业发展势头的同时，大力推进“三低”(即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绿色企业的发展。[14]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政策红利等方式大力支持环保节能绿色产业;另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都要依赖于资金的持续供给，资金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绿色金融政策不仅需要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也要满足金融机构的利益需求。为此，福建省金融机构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兴业银行提供的碳金融综合服务和排污权抵押贷款，浦发银行福建分行发行的绿色债券等，但由于福建省绿色投资体制不完善，没有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导致绿色金融的需求不能与金融机构的投资愿望有效衔接。突出表现为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金融机构在推进绿色金融过程中动力明显不足，绿色金融覆盖面也不够广，等等。此外，绿色金融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活动，它需要专业化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术，而福建省在相关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未采取积极措施，绿色金融领域人才尚处于较为紧缺的状态，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创新工具的研发，而且对于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也十分不利。

⒊绿色产业界定模糊，“漂绿”现象缺乏监管。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各个领域。金融机构在确定绿色企业过程中，出现了界定标准不明晰、贷款额度缺乏法律依据、风险预估与控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例如，南平市武夷新区在引进绿色企业过程中，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福建创四方电子有限公司和酿造企业兴华啤酒的引进标准虽然在《武夷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中有所体现，但是文件中的说明过于笼统，没有制定出具体产业的标准化细则，这对于绿色金融的风险控制十分不利。[15]另外，福建省绿色金融还存在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的情况。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正外部效应，但由于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管理方式不同，信息不对称，使得一些“漂绿”企业有机可乘。这些企业在申请贷款审核过程中通过制造虚假的生产信息而获得了巨额的发展基金，而真正需要资金的绿色企业则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漂绿”企业戴着“虚假帽子”进行污染生产，造成了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也是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缺失的表现。

三、促进福建省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制定并实施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一元化

福建省各大主要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缩小差距，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由二元化向一元化转变，需要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城乡自身的共同努力。

一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性绿色金融政策、相关计划及准则，发挥整体统筹协调功能，并监测绿色金融的实施及成效;地方政府则应根据本地不同行政区的特点贯彻落实中央绿色金融政策，履行定点监测、信息收集汇报等职能。地方政府要针对本地区情况制定配套政策，并依据国家既定政策指导市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具体工作的開展。具体来说，福建省政府应针对闽南、闽东、闽西的不同情况制定适应当地发展的政策，严格限制城市“三高”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建立健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构建城乡公平发展的保障体系。二是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金融机构要践行绿色金融政策，利用城市产业发展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保产业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重视农村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另外，金融机构在强化审核制度、规范风险管理、加强各方监督的基础之上，降低贷款门槛，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开展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服务，促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把“美丽乡村”建设落到实处。三是从城市和农村自身的角度出发，福建省的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等发展较好的城市，不仅要夯实之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和体制优化。农村地区可以开展“生态农庄”建设，谋求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新出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16]

(二)协调使用金融工具，缓解绿色金融供需矛盾

在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中，绿色信贷既是最为活跃的绿色金融工具，也是各大金融机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而其他金融工具的效力还有待进一步激活。为了解决绿色金融需求与金融机构绿色投资愿望有效衔接的问题，协调使用绿色金融工具十分必要。一是完善绿色信贷体系，规范绿色信贷管理。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点发展内容，福建省内的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发展，但绿色信贷在审批、贷款、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17]。因此，绿色信贷的实施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例执行，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绿色信贷发挥积极作用。政府与金融机构需要相互配合，全面了解申请企业的情况，从源头上规范绿色信贷管理。二是吸引社会闲置资金投入，缓解绿色金融供需矛盾。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可以根据绿色产业间的公共性和共通性建立相对应的管理部门，在原有部门的基础之上，开设分支机构或者专题小组，让专业人才处理业务问题，使其成为金融机构和绿色产业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手抓绿色金融，一手抓生态文明，以此形成高效运转的绿色金融信息流通平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推进绿色金融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强化金融机构主体责任意识，完善“绿色”考核问责机制

金融机构实施绿色金融的高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影响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导致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因此，福建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强化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商业银行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是由市场决定的，除了需要政府投资，更重要的是拉动社会资金注入，包括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利用公众满意度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律意识，加强监管;通过培养专业金融人才不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等等。

绿色金融政策执行之前、执行中、执行后的“绿色”考核问责机制仍有待完善。之所以强调“绿色”，是为了确保绿色金融的资金能够真正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为了有效降低绿色金融实施的风险，真正发挥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应设计并完善“绿色”考核问责机制。一是要保证考核指标的科学性。考核指标的设置不仅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也要与基本政策相适应，要确保基层工作可以达标;考核指标的产生与数据收集要尽量统一，避免出现指标交叉重叠、监测数据不准确等问题;要及时公布考核结果，公布方式可提前预知。二是引导公众参与。考核问责相关信息要及时、全面地通过新闻媒体、报纸、网络等渠道予以公布，对于考核结果与公众感知差异较大的内容，实行有奖举报，以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以保障考核问责机制的有效实施。三是增强考核问责激励效应。将考核结果与人事任免、干部考核紧密关联，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考核结果公开化，通过“抓人”实现“抓事”，以此确保考核问责机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四)培育生态保护的“公共精神”，建立多元化监督机制

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公众创造“山美水美生态美”的“清新福建”。[18]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一是需要培育生态保护的“公共精神”。任何个体都有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精神”要体现普遍性、非利益性、适用性、参与性等特点。“公共精神”就如人体基因，固有的形象与构造均取决于基因的改变，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精神”能够产生凝聚效应，强化公众的向心力，有效实现自我监督与互相监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二是生态保护“公共精神”的内化有赖于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如开展“生态建设，清新福建”“我眼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等征文比赛以及“生态建设，从我做起”等主题宣传活动;公开征集公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将宣传教育、文化熏陶等手段结合起来，将保护生态观念内化成个人的自觉行为，促进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示范区建设的协同程度由“波动起伏”逐渐过渡到“缓慢增长”发展态势。[19]

良好氛围的形成将不断提升公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绿色金融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济杠杆，其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绿色金融仅依靠考核问责机制，对于建设资金落实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还需要多元化的监督机制。一是政府应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绿色金融目标是否达成、主体责任是否履行。二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对自身的监督，除了自我约束之外，也要接受同行业以及行业协会的监督。三是要引入公众监督并且要不断强化其在监督机制中的作用。金融机构和企业为了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注重自身的声誉，基于此，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就会投入更多精力，也更易于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总之，以绿色金融推进福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有赖于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相关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共同努力，有赖于“公共精神”与多元化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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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鹏)

Key words：green finance;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first demonstration ar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 construction

作者：孙国峰　王小洁

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论文 篇3：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绿色金融研究

[摘要]

绿色金融是一场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产生的新时代金融革命，它与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首先探究了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机理关系，其次借助绿色金融发展现状指出当前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并针对所述问题提出參考性建议，以期对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

1 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一次性能源枯竭、生态恶化、环境承受能力受限、我国多地成为雾霾“重灾区”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社会的进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是必然要求。

金融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核心，而绿色金融作为金融领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和催化剂，是加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二之选。为此，对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就现阶段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十分必要。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对绿色金融的探索起步较晚，国内学者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协助企业降低能耗、节约资源，从而促进金融与生态的良性循环;是以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活动;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化和新型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绿色金融是在低碳经济下，运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组合的方式进行的金融创新，用以解决全球环境污染和气候恶化问题，是引领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2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2.1 绿色金融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实际上是指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融入了绿色发展理念，要求融资企业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双赢。这种手段一方面缓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使我国经济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业务的有效开展能够有效降低从事绿色发展的融资企业的环境威胁，为融资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营造一种较为安全的环境，助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绿色金融的投资导向效应能够使社会资金、专有技术、专业人才等生产要素由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的行业流向符合绿色发展的产业中来，从而优化产业结构;第二，绿色金融能够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为符合绿色发展融资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一定价方式大大降低了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效地支持了绿色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对于一些刚刚起步的绿色发展项目，在整个项目运营过程中风险威胁较大，而绿色金融可以充分利用其风险管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化解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集聚障碍，有效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3 绿色金融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是一种现代绿色发展理念，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仅能让开展绿色项目的融资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行绿色生产，也能动员广大社会群众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进程中来，重视绿色消费。绿色金融让环境保护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使广大社会群众对环境保护有更高层次的认识，有效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有效督促广大社会群众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用绿色行为约束自己，不仅可改善社会效益，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3.1 绿色信贷发展呈现良好势态

首先，近年来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呈现稳步上升趋势。通过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2月所提供的数据，我国绿色信贷资金主要投放于交通、环保、能源等领域。截止到2017年6月，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达8.22万亿元，较2013年末相比，增长额已达到3.02万亿元。其次，发展绿色信贷的实施效果日益凸显出来。截至2017年6月，我国的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产生的环境效益预计平均每年节约标准煤约2.15亿吨，节约用水量7.1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91亿吨。此外，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并未对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性产生负面影响。截至2017年6月，国内主要银行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不良贷款余额241.7亿元，这类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37%，在其他各项贷款不良率之下，表明我国绿色信贷资产质量大体良好。

3.2 绿色债券规模快速扩张

首先，我国绿色债券数量增长显著。根据2018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我国绿色债券数量为48只，发行规模为523.72亿元，发行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为26%。其次，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上升。有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债券市场总体利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相比于2016年绿色债券融资成本为3.26%而言，2017年融资成本有所攀升，绿色债券平均发行利率达到4.82%，融资成本增长率高达47.85%。此外，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呈现多元化走势，其中主体信用级别下沉至A+，同时通过第三方绿色认证的债券数量表现为稳定上升的形势，绿色债券市场越发规范化和透明化。

3.3 绿色股票指数逐步成长

我国绿色股票指数可分为可持续发展指数、环保产业指数和碳效率指数。早在2008年发布的上证公司治理指数是我国第一只绿色股票指数，随后又相继发布了一些其他指数。截至2017年3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发布19只绿色股票指数，其中这三类指数发行数量分别为5只，12只和2只。这些股票指数涉及范围主要集中于环保、汽车、新能源、电力等行业，而对绿色交通以及绿色建筑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较少。目前，我国绿色股票指数类型也不断由可持续发展向环保产业的碳效率指数倾斜，这一趋势有助于将社会资金引入到绿色产业中来。

3.4 绿色基金大有作为

我国绿色基金可分为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类型基金。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265只节能环保、绿色基金中，各类型投资基金数量分别为159只、33只、28只和45只，各类型基金占比分别为60%、12.5%、10.5%和17%。通过以上数据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绿色基金主要集中于股权投资，其他几种基金形式数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有众多省市不断建立了绿色发展基金或环保基金，如河北、河南、重庆、贵州等地都在积极推动绿色基金的发展。各地级市也在不断对绿色基金进行尝试，如中美绿色基金与张家口市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张家口市绿色发展产业基金”，旨在促进作为2022年冬奥会协办城市的张家口以及其周边地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3.5 绿色保险不断推进

环境污染责任险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因其污染环境致使第三者遭受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目前，我国绿色保险产品主要以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2008—2016年，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投保数量逐年攀升，已由700家投保企业上升至4000家，由1200万元投保收入上升到28000万元。

4 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绿色金融专业化人才短缺

绿色金融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在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研发、推广等各个环节都应该配备高素养、高技术水平的专业化人员，因此一个合格的绿色金融专职人员不仅要精通金融相关知识，还要熟练掌握财务、环境科学、法律等方面的专业内容，用以评估绿色金融项目技术可行性、度量节能量、设定技术尺度等。然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关于绿色金融的专职人员业务综合素质不达标，在现行的人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员工只在某单一专业比较擅长，缺乏综合能力。具体表现为，在现有人才结构下无法对绿色金融项目的实施进行有效追踪以及不能根据差异化的市场环境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绿色金融产品，更无法依托现有市场结构设定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细则。

4.2 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动力不足

就目前绿色金融的发展形势来看，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亦或是社会公众，发展绿色金融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该机构作为盈利性机构，无法摆脱追求利润的商业属性，在开展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始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与宗旨，这与发展绿色金融践行社会责任的目标不一致。相比传统金融业务，绿色金融业务的盈利空间较小，因此金融机构在业务选择过程中会避重就轻地选择发展传统金融业务。对于企业以及社会公众而言，一方面对“绿色金融”的认识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对“绿色投资”、“绿色消费”的观念还不够强烈，认为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过程中项目审核、跟踪手续过于繁杂，同时对环保要求过高，影响自身盈利能力，因此常常在融资过程中更多的选择民间借贷融资的方式。

4.3 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起点较晚。随着生态保护工作和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我国绿色金融事业的发展速度日益提升，但是国家针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其中针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有关政策比较少。目前，我国就绿色金融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有：《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指导意见》、《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能效信贷指引》等等。总体而言，这些政策缺乏针对性、执行力，法律监管不到位，无法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各金融机构针对绿色项目的界定、审核、评价标准等口径不统一，各金融机构在对项目的认定上存在主观判断的差异，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对该过程给予规范和细化的指导，影响了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

4.4 綠色金融地区发展不平衡

就我国而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尤为显著，具体表现为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雄安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就城市而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经济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平均水平。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势态良好、人才济济、发展理念较为先进、对绿色金融的认识较为全面，同时对绿色金融的认可度较大等，因此，在这些地区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比较顺利。就西部、北部地区而言，其对外开放度不够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人才短缺、人口老龄化严重、对绿色金融这一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较低等，综合以上因素，使得这些地区绿色金融业务的推广进程举步维艰，最终导致绿色金融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产生。

5 绿色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绿色金融专业队伍建设

培养和储备一些能够胜任绿色金融业务的卓越人才在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相比传统金融，绿色金融在环保、节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难度和挑战性不断增大，因此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离不开一支专业化的队伍。首先，要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岗前、岗中、岗后培训力度，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绿色金融专业知识培训以及环保教育，并定期对其业务水平进行考核。其次，定期开展内部人员工作交流活动，各成员分别进行工作汇报，分享在绿色金融业务开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工作心得，以这种合作共赢的方式促进工作人员的共同进步。此外，国内金融机构应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积极引进国外有经验的优秀人才，以便为我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合理的发展思路与建议。

5.2 政府加大对绿色金融业务的扶持力度

目前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亦或是社会公众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并不高涨，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为绿色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激励机制不健全，为此，加大政府对该业务的扶持力度尤为关键。就内部而言，提升金融机构的股东、投资者、工作人员的绿色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约束激励机制，通过给予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定的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进程中来。就外部而言，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担保等手段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企业给予资金和信用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设立绿色基金支持企业绿色项目的顺利开展，借助政府少量资金充分带动社会资源流入绿色金融项目。同时，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简化企业在申请绿色金融业务中的冗余手续，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企业对开展绿色项目的兴趣。

5.3 健全绿色金融法律法规

首先，我们应该在充分学习“赤道原则”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这些国家在设立关于绿色金融法律制度时注重细节设置，使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因此我国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尽量细化、详实，规范交易主体行为，明确交易主体责任和义务;其次，绿色金融是一个概括性概念，具体又细分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各具特色，因此应该分别制定出针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的相关法规，提高绿色金融法律的执行力;同时要统一和健全金融监管指标，鼓励金融机构与企业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此外，我国应该依托国际发展绿色金融的经验，制定统一绿色金融的界定、审核、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行业行为准则，实现绿色金融的统一发展。

5.4 引导绿色金融区域平衡发展

首先，各地区之间应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产品资源共享平台，以便调剂各地绿色金融产品的余缺情况，将金融产品引入到需求量大、发展较快速的地区，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认可度;其次，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学习交流力度，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领头羊”，应该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通过为其他地区传递优质资源、共享经营理念、引导政策方向等方式以优带劣，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全面平衡发展;此外，应该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借助一些具有优势的政策引导当地年轻人回归属地就业，改变某些地区人才外流的现象，这有助于平衡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有利于绿色金融区域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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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