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2022-04-28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长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生产环境,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之一。多年来,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循环经济,我国不断加大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备等原因,环境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篇1:

增值税“扩围”改革引致效应及税制创新研究

【摘 要】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是继增值税转型改革后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又一项重要改革,因改革涉及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受多种因素约束,如何深入分析与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难题,避免其消极的影响与效应无疑是我国税收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在未来继续推进更具体税收改革及应用过程中均需正视和面对的重要课题。文章从增值税“扩围”改革造成影响的视角分析了此次流转税税制改革所可能引发的各种连带效应及其成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和抑制消极效应的税收征管制度创新机制或路径,以便能为我国各地增值税“扩围”改革及后续配套措施深入推进与取得更多税改成效提供积极政策建议。

【关键词】 增值税“扩围”; 引致效应; 税收征管; 制度创新

增值税“扩围”改革(主要指由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从2009年初开始酝酿,至今已超过7年时间,全国先后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及宁波、厦门、深圳3个计划单列市共计11个地区参与改革试点。此次税改是由我国政府及税务机关主导和推进的一项重要顶层制度设计,是深化流转税制度改革的创新行为,是调节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途径,是实现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变迁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继2009年1月1日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后的又一项重要举措。2016年5月1日国务院又正式决定营改增税制改革在全国货物、服务、金融和房地产四大行业范围内全面予以实施,对以税制改革配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的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实现国家以及各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序转变和国家“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战略选择等领域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与深远效应。由于增值税“扩围”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因而,笔者认为各级税务机关应当正确认识此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通过细化与配套系统化、差异化的税收改革制度及针对性强的治理措施来发挥正面效应,抑制与消除负面效应,以顺利实现借助推进税收制度变革来保障实现我国经济稳健增长的目标。

一、我国宏观决策部门实施此轮增值税“扩围”税制改革的多维需求动因分析

(一)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是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环节经济压力的外在需求

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是我国政府部门调整经济、谋取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现实需求。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世界经济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周期性阶段,对各国经济发展、财政经济政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我国经济发展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向全面市场经济接轨的历史阶段,作为调控我国宏观经济的主体,我国政府部门面临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增加、物价上涨、制造产业竞争力下降等一系列巨大困难与压力,为了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矛盾,我国政府部门正在利用“看得见的手”——国家财政税收政策这一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继续深化经济制度中的深层次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谐目标的现实需求。

(二)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是税务部门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

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流转税税种,涉及的税收利益相关方多、改革难度大,是一项相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而作为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国家税务机关肩负着不断改革包括增值税在内的现行税收制度弊端的使命,承担着促进流转税制结构合理化的责任,目的是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因此,为进一步改革现行税制,推动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有机统一,合理利用其引致效应,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无疑成为税务部门税收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不断规范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机制,在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同时减轻生产性服务业税收负担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企业国内外市场竞争力;还可借助税收杠杆逐步实现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以及促进产业经济结构优化等国家“十三五”宏观经济发展目标。

(三)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是我国财政部门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与优化财政预算分配结构的现实需求

作为公共财政收支的宏观调控与管理部门,对财政部门而言,如何变革与利用财政税收政策,采取更为直接与有效的财政税收调控工具,发挥税收可以灵活调节公共财政制度的独特优势,优化产业结构,调节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收支分配结构,适当有序地调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家庭及个人收入的合理分配[ 1 ],努力激活当前我国资本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是各级财政部门天然的责任和中心工作任务。因此,我国的国家税务机关利用增值税“扩围”的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税对象与范围,降低营业税征收范畴与规模,尽量减少或简化税种与税负,改革现有的税收征管制度,重新构建适应新常态环境下的新型财税体制,增强中央财政对公共财政收支的调控能力,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协调的关系,不断优化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分配能力,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更加充裕的财力支持。

(四)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是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与驱动供给侧改革目标顺利实现的紧迫需求

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要求,致力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产品供给严重过剩,产量需求严重低迷,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因而,推动我国以“三去一补一降”五项任务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便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深化经济改革的目标。而此轮以营改增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正好能够进一步深化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变革,借助税收特殊经济杠杆来间接刺激、分化和淘汰那些生产供给过剩的行业及产能,引导潜在产能向国家提倡的新兴或朝阳行业逐步转型,逐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增值税“扩围”改革还有助于实现让利于民、进行结构性减税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促进企业税负的进一步降低,实现过剩产能产业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调整、普遍化高债务杠杆的有效降低、高库存企业存货的高效周转,顺利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重要任务,尽早完成此轮供给侧改革目标,从而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事业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带来的引致效应与双面影响分析

(一)增值税“扩围”改革带来的积极引致效应

1.对生产服务性企业的税收成本负担产生明显的减负效应

对于交通运输业、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由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这些行业的企业在购买原材料、固定资产、相关服务时支付的增值税就可以在新税制下得以抵扣。因此,新税改有利于降低服务业企业的原有营业成本。同时,新税负的明显下降也有助于营业税金及附加中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税费负担相应下降,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整体利润水平[ 2 ]。增值税“扩围”将降低生产性服务企业、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因为受益于财政减税而导致的利润增加,这些企业的自有资金规模更大、现金流流量更足、对内外部投资的积极性更强,无疑这些有利的条件对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具有积极价值;同时,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产生积极影响。据统计,2016年5—12月全面营改增之后,四大行业企业共计减税近4 000亿元,加上1—4月营改增已经减税847亿元,全年营改增企业累计减轻税负近500亿元。

2.对我国现代服务性行业快速发展及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效应

根据我国目前税制征管法规的规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物流业等行业是我国营业税的主要征税范围。从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出发,增值税“扩围”改革将大部分服务性企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内,有利于其形成完整的税收链条。推行增值税改革后,物流及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将能享受到增值税抵扣所带来的税收优惠。这项改革将会降低我国服务业整个行业的税负,极大地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显然增值税“扩围”新税改将非常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加速实现“十三五”规划中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全面转型升级的宏观战略目标。从同一服务业内部的上下游行业企业视角而言,如果进行企业外购服务,就可以全额抵扣上一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相应地明显降低了下游行业企业的税收成本和对“扩围”行业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服务行业的分工、细化与标准化,有利于企业减税降成本与增加所得、优化产业结构和增强发展动能,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有利于促进服务行业价值链条各环节的协调化与可持续化,实质性地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运营效率与发展质量。

3.对我国众多消费者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

增值税实质上是一种在产品生产过程环环征收且允许抵扣中间投入已缴纳税收的流转税。这种税制设计优点是可确保增值税理论上不会对生产者中间环节的投入重复征税,产品税负不会因生产链延长、生产复杂程度提高而增加,有利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但是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下,增值税体系内并不包括建筑业和大部分服务业(这些行业采购环节的税款不能被抵扣),于是造成了增值税抵扣链中断。鉴于增值税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时,增值税链条会在生产过程中中断而产生严重的重复征税,最终产品的税负必然大于环环征收增值税情况下产品的税负,而产品间接税负的变化又将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影响,因此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可能导致对各类产品与服务的税负影响不同,使得增值税“扩围”后将进一步修复增值税链条,有利于消除增值税和营业税同时征收时因不能相互抵扣而造成重复征税的弊端[ 3 ],从而减少了社会最终产品(包括服务)的总体税负,更多地增加了消费者福利,也有利于刺激消费与生产。此外通过营改增减税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增值税“扩围”改革带来的消极引致效应

1.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减少、地方财政压力扩大

增值税“扩围”改革最明显的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收入递减效应。特別是营业税自2009年税改开始,其税收总量规模逐步下降。如表1所示,2015年国内增值税收入为31 109.47亿元,占税收总量的24.90%,仍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同期营业税收入为19 162.1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8.07%,连续7年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近7年间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收规模比重环比也呈下降趋势。2015年,在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中营业税收入19 162.11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5.46%(2014年为14.92%),环比下降0.54%,显然与增值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相比,营业税收入对财政收入递减效应影响更为明显。鉴于增值税已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若部分应税对象由征营业税改为征增值税,增值税规模无疑会继续扩大,接近全部税收总量的1/3左右(见表1)。因此,短期来看,增值税扩围后对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存量规模的影响最大,比如2012—2015年北京市“营改增”改革试行时间内,全市财政收入就减收近200亿元。另外,在一些国地税共存的省份推行增值税“扩围”改革时,将由国税部门来征收原属地税部门征收的税收,上缴中央财政的国税收入将大幅度增加,而归属地方财政的各省市地税收入普遍出现减少趋向,地方财政直接可支配收入减收效应比较明显,地方财政调控能力进一步受到约束,进而将直接影响其对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应有态度与后续落实税改政策及其配套行动的力度。

2.造成分税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消失,征管机构再调整压力增大

我国当前由国税机关与地税机关构成的税收管理体制是基于分税制改革的需要而确立的,其中前者负责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收的征管,后者负责地方税收的征管。因增值税是中央地方之间分成的共享税,营业税是最主要的地方税种,是分税制得以施行的重要基础,随着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推行,即继续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逐步调减甚至取消营业税,原先的地方税将成为共享税,无疑会严重削弱现行分税体制存在的基础。由于我国地方财政对营业税的依赖度较高(由表2可知),增值税“扩围”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增幅降低。此外,近7年营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环比呈平稳递减趋势,其中2011年、2014年收入下降更为明显,递减7.7%,这些情况必然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有效行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所以迫切需要地方政府寻找新的财税收入来源或由财政部重新设定增值税分成比例。很显然,目前我国国税和地税机构分立,分别进行不同税收征管的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及其机构设置等问题都急需重新考虑与安排。

三、理性应对增值税“扩围”改革引致效应的税收征管制度创新路径与策略

(一)对现有税收征收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1.应明确提出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战略性目标与顶层制度设计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这项由国家主导和推行的增值税“扩围”税收制度改革是系统性、自上而下的,拥有强大的政治推动能力、严密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充分的改革资源,因此,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此次对部分行业由征收营业税转向征收增值税对我国各地的税务机关而言,确实是一项创新型税收改革实践与探索,尚无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应及时提出具有战略性、长远性的顶层制度设计,其基本内容:以深化税制改革为目标导向,择时、择地进行全面性增值税改革的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增值税“扩围“改革在各地实践的体会;逐步在全国推广成功经验等。应当坚持以优化增值税税制、调整税收结构与负担、服务经济建设为根本的目标导向,组织学者对重点改革地区与时期内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行试点推进、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渐进式“税制优化”改革。

2.应当制定全面性和动态性的增值税改革规划体系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环境,更加系统、全面地指导各地税务机关积极推进与深化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历史进程,我国的税务决策机关应当不断更新并进一步深化改革理念与路径,即要求税务机关制定方向清晰与措施可行的增值税“扩围”制度改革战略规划,该规划的战略目标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统、三分、两结合。首先,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总目标应当为实现简化税制、避免重复征税,由增值税最终取代营业税;其次,基于税制改革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多元性、整体货物与劳务税体系结构相互影响、增值税征管能力不均、具体改革内容操作存在困难、分税制财政运转体制的现状和需要保持税制连续性与稳定性等障碍因素的约束,不宜把全部营业税一次性纳入增值税范围,增值税的“扩围”改革还必须根据试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机关的工作机制健全程度,坚持采取分阶段、分重点、分步骤三分方式推进,即选择与增值税链条联系密切、可以解决税负不公问题的行业,分阶段地缩减营业税范围,扩充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便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增值税“扩围”改革;最后,因我国国情的复杂性,未来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应当进行整体税制改革目标的事前确定与具体改革措施的分步实践密切联系与相互结合,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才可能逐步实现各阶段增值税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最终实现总目标。

3.应完善与强化增值税“扩围”改革组织结构框架

由于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征税对象是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经营行为,涉及第三产业中的9类行业,即便是只在交通运输业进行全国范围的增值税“扩围”改革也存在相当的操作难度[ 4 ]。因此,要想取得增值税“扩围”改革目标的成功,首先需要健全和加强各试点地方税务机关的组织领导体制、变革与优化组织结构以及调整税务人员结构与职业发展方向,通过组织结构框架的完整化和整合,给予增值税“扩围”制度变革强化的组织动力与制度化的系统支撑。此外,为了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对现行分税制的影响,可以改革现行分税制下税收机构的设置模式,可考虑充实国家税收机构的力量,调整或撤并地方税收机构。

4.及时创造有利于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氛围与环境

为了扩大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影响,减少相关税务机构或地方政府对改革的阻挠与摩擦,争取更多支持,国家有关部门和税务机关应当加大税改理论研究与舆论宣传力度,如举办增值税“扩围”改革的专题讨论,组织专家与学者对部分增值税试点领域与环节的适当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酝酿讨论,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积极进行总体安排与部署,分步骤、分程度、分条件地组织实施。

(二)现行税务征收管理方式变革方面的制度创新

1.合理确立中央与地方收益分成比例,实现增值税征收主体间利益协调化

增值税“扩围”改革一般会涉及不同征收主体(增值税或营业税)间利益分割问题,对于因增值税“扩围”改革受到影响的营业税征税机关应当在其他税种的征收任务、分成比例、返还比重等方面予以减轻或调整;为缓解基层政府财政的压力,对于规模扩大后地方分享的部分应合理设计其在不同地方级次的分享比利,增强事权比重较大的县级政府公共财政的能力。

2.公开业务办理过程,实现“扩围”后税收征管活动的透明化

由于“扩围”后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更大,适用法律规范更多,征税对象更广,税率变化更频,征收管理环节更复杂,因此对于“扩围”后的增值税需要在其征收制度方面更加公开与透明,通过程序化与集中化的征税改革方式,包括公开涉税法规、办税程序、征税步骤、减免税政策等制度内容,实现一点征税一次完成,避免不同税务机关的多头管理;通过建立电子征税信息平台,公开办税过程与结果。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制约因素,而且还有利于税务机关提高增值税的征收能力与效率。

3.改革征收制度,实现税收管理程序的科学化

在实施增值税“扩围”改革进程中,税收管理改革主要体现在:首先,在税收软件制度建设上进行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包括增值税的税则、税率、税负、税收减免等方面制度设计变革与创新思路[ 5 ]。如在税率方面,不能简单使用增值税税率,应合理设计原属于营业税“扩围”后属增值税征税对象的税率,可在增值税中注入产业因子,在扩大征收范围的同时延续原营业税差别税率,体现国家对不同行业产业扶持政策。其次,积极推进增值税征管系统硬件升级,改革传统增值税征收管理方式。如建立信息化征管模式,推动增值税征收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记录和处理增值税征收信息的数据库,使得范围扩大后的增值税征收在其事前税源测算,事中稅款征缴、税款资金入账、税款上解、税款缴入金库,征税事后返还、税收信息反馈等各个环节之间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运转流畅,最终实现税收管理程序的科学化。

4.强化内部制度管控,实现税务人员征管行为的规范化

增值税“扩围”改革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两大税种间的征管转换工作,会影响税务人员对不同产业税收征收业务的调整,需要制定一致性的行为准则、业务操作指南、内部控制制度、内部业务质量检查制度,以对税务人员日常征管及稽查业务行为进行控制与约束,有效地减少税收征管中税务人员的道德风险、业务风险和管理失控行为,从而实现税务人员征管行为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三)利用税收杠杆进行经济、产业和企业等方面更加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

1.国家税改决策部门应适当确定营改增改革试点范围

通过税负调整减轻服务性企业的负担,为更多社会人员提供机会来促进就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由于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对于流转税制结构变化、营业税税负变动、地方税制建设等方面有较大直接的影响,因此,税务机关务必注重对需要扩大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领域进行慎重选择,以便使得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能够稳步推进并取得成功。比如处于减轻税负、营业税对地方收入影响较低行业,体现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等原因,目前可以先对金融业、交通业、物流业等行业进行试点扩围,暂不宜对国家调控范围的房地产和征收难、减收大的建筑业进行扩围。同时还必须注意对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类税收的总体税负与单项具体税种税负水平的合理设计,使得营业税的减收和增值税的增收差距不致过大,使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更为有效和平稳,从而减少税改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2.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确会在短期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地方政府对税改的积极性

国家税改决策机关必须尽快通过此次增值税“扩围”税改实现对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关系的合理规划和重新调整,反复测算增值稅“扩围”后营业税减少对地方税收入的可能影响,尽早对现行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75%:25%的分享比例进行调整,及时将地方分享的收入编入地方政府预算;或通过提供其他转移支付的财政分配途径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减收的压力。此外,为了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税务机关还需要通过提供周转资金、减免税等税收工具来大力扶植和支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致力于长期涵养和培植税源,改变只取不养的思路,坚持税收“征”和“养”兼顾、“标本兼治”的原则,合理化调整财政收入的税收结构,扩大财政收入的存量,确保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逐步实现并达到利用财税制度调节和影响国家与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3.国家税制改革决策部门深入基础调研,完善税制改革

国家税制改革决策部门如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等部门,应该深入各省市基层调研营改增税制改革后各地区财政收入增减趋势、不同行业税负差异和不同企业税收公平性差异等状况与存在的问题,通过改革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税目和税收缴纳时间,比如允许不同税制环境下的省市地方人大制定增值税的地方实施细则,实施区域差异化、时间差异化和范围差异化的增值税税率,对某些亟待扶持的产业,通过特别税收改革法规来减轻税负,支持与增强该行业有序、有效和有节奏地发展;或通过对部分税负依然较重的企业,分别情况和分类对待,即针对特殊时期、特别经营项目和特定环节采取特种税收优惠政策与措施,以便基于“营改增”的后续评价进行后续税制改革与调整,同时,通过实施差别化的税收制度分类改革与有序税收法律制度创新的角度,促进相关行业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和我国企业纳税人间的总体税制公平化及税收结构的合理化。

(四)关于增值税税收法规体系完善方面的制度创新

由于法律法规客观上为社会个体规定了行为的范围与尺度等根本特性,增值税“扩围”改革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与影响因素无疑涉及增值税与营业税征收管理方面法律规范的修订与完善。为了更快、更协调地推动国家相关立法部门通过对增值税“扩围”改革,不断对增值税征管法律规范(法规、条例和实施细则)的修订和调整,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近3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已经把增值税法作为重点立法规划项目。通过不断建立与完善现行增值税等税收法律规范,致力于实现对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我国税收法律规范的立体式制度性变革,逐步构建起适应我国税收管理特点与发展要求的、相对完善的、层次化的四级增值税税收征管制度规范体系(税法——增值税法——增值税条例——增值税实施细则),进一步创新和丰富我国税收管理制度安排,从而为推进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转型[ 6 ]、增值税“扩围”等一系列税收制度的变革提供强大的法律支持与保障。

【参考文献】

[1] 董其文.加快推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J].税务研究,2010(11):12-15.

[2] 平新乔.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福利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9(9):37-42.

[3] 刘明慧.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难点解析[J].税务研究,2010(11):47-51.

[4] 田颖.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路径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12):56-57.

[5] 王力玉.税制改革与我国税收结构的优化:基于我国增值税“转型”和“扩围”的分析[J].中国经贸,2016(6):61-63.

[6] 何登录.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与对策[J].会计之友,2017(4):120-123.

作者:叶陈云 叶陈刚 刘璐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篇2:

环境保护领域税法制度研究

【摘 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长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生产环境,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之一。多年来,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循环经济,我国不断加大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备等原因,环境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国需要开征环境保护税,实现税法体系的生态化。

【关键词】环境税;法律制度;环境保护

近年来,为了抑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采取了排污收费制度等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费政策,这些税费政策在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尚未设立专项的环境税,单纯依靠收费很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开征环境税已势在必行。

一、环境税内涵的概述

环境税,又称生态税、绿色税、庇古税等,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公认的定义。从内涵上来说,环境税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说认为环境税就是指环境污染税,包括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等;中义的环境税就是指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主体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和对环境污染的破坏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广义的环境税是指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税收。广义的环境税的内涵更广,结合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对环境税的理解不应过窄,采取广义说比较妥当。环境税是指政府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筹集环境保护资金和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征收的一系列税收的总称。

二、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必要性

排污收费是由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机关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污染防治费用。排污收费制度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部分资金,其一部分收入为各级环境保护机构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但是,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典型的“末端控制”思想的体现,不具备较强的防止污染的作用。首先,排污费收费标准长期偏低。我国确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低于防治污染设施运转费用,使得企业宁愿选择交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不愿意生产工具的改进,减少了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其次,排污费的收费范围小。排污费的征收对象十分明确,主要针对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海洋污染。征收排污费的对象是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而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对低于国家规定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不需征收排污费。再次,排污费的使用、管理不合理。排污费只纳入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不参与资金的分配,这样就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排污费应该纳入财政预算,作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污染防治,但是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经常以各种名目将排污费挪作他用。鉴于排污费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有必要推进费改税,开征环境保护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环境税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具有弹性大、效率高、透明公正的优点,通过环境税要求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缴纳一定的污染税作为环境治理的支出,不仅可以控制污染排放和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而且还可以为控制污染筹集资金,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促进资源流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可行性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各国通常采用构建环境税法律制度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尚未设立专项的环境税,但是近年来在公众和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开征环境税已具备了基本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1)国外环境税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环境税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许多OECD国家都将环境税收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环境税收制度已逐步成为各国保护环境的有力手段之一。针对我国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和现行税法中税收措施的不足,借鉴国外环境税经验是条捷径,但是切不可盲目照搬国外的模式,因为各个国家的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并不相同,环境税法律制度也应该要充分体现本国国情。(2)排污收费制度为开征环境税奠定了基础。排污收费是直接向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按照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征收一定的费用。通过近30年的实施和改革,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在理论基础、法律依据、测量标准、实践效果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效果,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征管体系。我国开征环境税,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适度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其征收标准,从而实现环保目的。(3)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税收法律体系为建立环境税提供了立法基础。我国于1979年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在修订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法。目前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和税收法规体系基本建立,为建立环境税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党和政府部门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通过利用税收与收费等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为环境税的出台和实施创造了条件。

四、我国环境税的立法原则

(1)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一国建立环境税的首要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所谓公平原则是指政府征税要使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并且须在纳税人之间保持均衡。对于拥有不同经济条件和纳税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其纳税能力征收不同的税收,对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主体,需要征收相同的税收。各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必须要受到平等地对待。环境税的设定必须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防范课税的过度,不能侵犯纳税人的生存权,要体现社会公平。(2)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就是在征收环境税的过程中,要控制环境税征收的成本,要做到以最小的税收成本来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以提高税收行政效率;效率原则还要求环境税收应当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的利用更具有经济效率,在设计税制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环境税效率原则还要求以最小的税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即税收社会效率原则。我国现行税法在许多方面都略显复杂,针对这一原则,我们要做的就是简化税制,使税收法律制度更加简单、透明,使我国的税制更加的科学。(3)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课征事项,法律均应该明确的规定,并且要严格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环境税收法定原则包括:一是税收要素的法定性,即税收应该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二是税收要素的明确性,即凡是税收要素的规定必须在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而不出现歧义。三是课税要素的合法性,包括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税务机关必须依法律的要求和步骤征收税款,其无权自行降低税率、确定征免范围等。四是课税要素的程序保障性,即税款的课征应该以适当的程序行使,解决法律争议的程序要符合税法。(4)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我国开征环境税应当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对于那些污染环境的行为我们要开征环境税,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然而开征环境税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对经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中应科学的设置纳税主体、客体、税率,考虑企业的整体税负,在保护环境开征环境税的同时,要把环境税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五、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之完善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专项环境税的构建还在积极的探索之中,我国与环境相关的征税规定和政策还比较零散,环境税收体系还很不完善。由于我国没有开征独立的环境税,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使得税收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使之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1)全面设置税种。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并不存在专门出于生态保护目的而设立的税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城市建设维护税。我国基本没有开征与污染物排放直接相关的环境税,税种少,覆盖面小,现行环境税收范围存在过于狭窄的问题,这些税的缺位使得税收手段在环保中的效用性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我国应该开征各种环境税,全面设置税种,在此基础上完善现有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种,调整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旧税,开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新税,以弥补原有税制系统环境保护功能的欠缺。(2)完善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征税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相结合。税收优惠政策指国家为了鼓励循环生产,在企业生产节能产品、环保设备以及综合利用资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征收环境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的收入可以作为税收优惠政策资金的来源。如果开征环境税的同时还采取宽松的税收优惠政策,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和个人,就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征税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冲突、环境税优惠政策力度不够、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单一、范围比较狭窄等等,所以应该完善我国的环境税收优惠政策。(3)加强环境税的征管。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方面,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环境管理事权的合理划分,适应分税制的要求,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建立地方税法体系,是构建环境税时应该加以考虑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地方税权基本上是缺失的,地方政府因为税权的虚设导致其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政府就会致力于寻求税收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从而导致各种行政乱收费现象的横行。因此,我国应该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安排的同时,调动地方积极性,把环境税收款项作为专项资金,用于环境保护。

环境税的改革和完善,应充分体现本国国情,考虑我国具体的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切不可盲目照搬别国的模式。环境税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在构建环境税时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不可操之过急,并且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改革,推进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措施中,征收环境税是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也是筹集环境保护资金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我国的税法体系中,还没有系统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期待不久的将来环境税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构建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环境税法律制度。

参 考 文 献

[1]陈少英.生态税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计金标.生态税收论[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李惠玲.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4]王金南等编著.环境税收政策及其实施战略[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5]张计超,许文立,刘帅.关于我国征收环境税的思考[J].企业导报.2010(12下):40

[6]郝妍.循环经济下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1

[7]彭昭锋.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1

[8]秦东生.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10

作者:袁海艳

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论文 篇3:

对我国税收负担问题的有关思考

摘要:我国对税收负担问题的思考和衡量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虽然目前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税收负担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国微观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却较重。因此,本文对我国税收负担问题进行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我国税收负担问题的可行性建议,希望对有效解决我国税收负担问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税收负担 宏观 微观

在国际税收发展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微观主体实际税收负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税收负担问题也成为长久以来限制我国国计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纵观我国税收负担的宏观现状,自1997年至今,我国的税收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左右,而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15%,这种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的现象导致我国宏观税收负担不断增大。目前,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税收进行研究,通过财政资金用途和支出效率对税收负担的高低进行判定上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税收负担问题进行分析。

一、我国税收负担问题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在国际上宏观税负的表示是通过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GDP的比重来实现的,具体表示方法由小口径法、中口径法和大口径法三种。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全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全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全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而言,国际上进行税负比较时都采用小口径宏观税负和中口径宏观税负。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自2004年以来的小口径宏观税负和大口径宏观税负都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尽管如此,我国的宏观税负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水平,2006年美国宏观税负为38%,瑞典和丹麦等国家甚至达到50%,而我国宏观税负不到20%,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自2006年以后,虽然我国宏观税负仍然在国际上并未有明显增大,但是我国宏观税负仍处于较快的增长状态。

(二)我国微观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过重

当前,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税收负担过重主要是根据微观主体的实际税负来判断的,微观主体的实际税负过重也是我国税收负担的一个重要特点。微观主体税收负担过重是立足于个人而不是国家,由于概念和角度不同,笔者认为将微观税负和宏观税负等同的比较方法是不科学的,二者应进行区别判断。目前,造成我国微观主体税收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征税缺乏规范性,非税收入成为政府税收收入以外的绝大部分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罚款收入等。非税收入虽然在性质上不属于税收,但是微观主体却必须向政府缴纳,这无疑增加了微观主体的经济负担。因此,笔者认为在衡量微观主体税收负担时应该采用大口径计算方法,但是由于我国对非税收入的数额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目前尚无法准确掌握我国大口径税收负担的具体变化趋势,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微观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微观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仍然过重,这主要是由我国不断增加的非税收入造成的。

二、解决我国税收负担问题的对策

(一)实施适当的减税政策

适时适当的减税政策可以说是解决我国税收负担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减税政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加快增值税的转型;完善“两税合并”后的相关配套规定;强化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基数的改革。首先,税收理论对我国增值税进行了分类,包括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三种类型由于在购进固定资产已经税款的抵扣上存在差异,因而对我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目前,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实行彻底抵扣全部外购货物与劳务所支付的税金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成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促进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税收环境的同时,有效减轻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要想真正发挥《税法》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的效用还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措施加以辅助;再次,我国对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改革尚未成功,税前扣除标准对减轻人们的税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

(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

从对微观主体的税收负担的分析中可知,微观主体实际税负过重不仅是由税收造成,更多地是大量非税收入带来的经济压力,因此,减轻微观主体实际税负最重要的是规范非税收入,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客观看待非税收入的作用,非税收入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性有着直接影响,而且对政府目标的实现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政府要减轻非税收入,而非取消。第二,要规范非税收入首先要明确非税收入的性质,合理合法的非税收入对政府财政有积极影响,各种乱罚款、乱收费产生的非税收入才是加重微观主体实际税负的主要原因。第三,要理顺税费关系,要合理控制数额庞大的非税收入总量,加快税制改革。

(三)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

解决税收负担问题需要税务部门引起重视,深化征管改革,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税收的征管最大程度的合理化,并适当减少非税收入,比如可以建立《税收征管减免办法》对税收征管过程中应当减少的税种进行规定,建立《非税收入法》对非税收入中不合理不合法的征收行为明确惩罚措施,鼓励合理非税收收入发挥作用,引导我国税收征管走向一个合理化的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税收负担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存在某些争议,但是整体而言我国税收负担呈现增长趋势,虽然从宏观税收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在国际上仍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微观主体的实际税负却比较严重,因此,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我国税收负担,使我国税收征管结构趋向合理化是我国税务部门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国内投资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朱青.对我国税收负担和减税问题的剖析[J].税务研究,2008(11)

[2]刘海庆,徐颖科.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30个省级单位的Panel VAR模型[J].兰州学刊,2011(2)

(刘珞,1978年生,辽宁康平县人,中国注册税务师,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大学。研究方向:进出口税收理论与实务、国际税收、税收征管)

作者:刘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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