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力市场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当前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电力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发展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日本电力体制改革是受到改革各方好评的一次改革，因此，分析日本电力体制改革，并汲取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世界电力市场改革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电力市场改革分析论文 篇1：

深化电改

2013年开局之际，北京的雾霾天气、东部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全国转变能源增长方式的社会压力都逼迫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电力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成为建设中国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排头兵?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创新前提是否应该优先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自2002年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文件)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历经十年。但是，传统的集中电力管理体制与现代化的分布式电力能源管理模式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电网的集权管理模式与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越来越难以协调。电力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改革的合力越来越统一;改革的利益越来越明确，改造束缚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国家电网管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市场经济的国家以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电网的垄断模式解决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电力能量，这在世界大型经济体内没有先例，也不可能无限延续，推进电力市场经济建设，中国也不会例外;幅员辽阔的国家以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为主实行电力、燃气、热力等分业割据发展以形成高等能源效率，这在全球也没有先例，发展全国性的智能能源网，中国也不可能置身度外;限制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互动，国家电网为王，贵冠履轻头足，错配电力要素，阻碍能源互联网变革，这与新一轮城镇化建设难以兼容。

中国需要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置换出繁荣的电力市场经济体系、国际领先的高级产业能力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先进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效率。目前来看，电力体制既是我国行业改革的深水区之一，也是中国推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前提，而且具备诸多率先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有利条件，宜于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升级。

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创新改革

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电力消费即使包括节能因素，也将从目前的年度消费超过5万亿千瓦时提升到8万亿-10万亿千瓦时左右;电力装机容量也将从目前10万亿千瓦达到20万亿千瓦以上。

目前，中国每年需要维持8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的投资，用于新建电力项目和维持电力能源公共政策的平衡。这个电力发展的机会如果以国际通行的创新方式实现将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如果以国际非主流的传统产业支撑则将抱残守缺传统的利益格局，增加我国经济日后转型的历史负担。

因此，采用创新方式还是传统模式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电力需要正面临着历史抉择，也催生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正在成为透视中国市场经济的能力标志，也是打通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厘定中央和政府关系、推动新兴产业革命等集成变革的战略大通道。也可以说，如果不积极加快转变现有的电力体制，我国现代化建设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可以确定如下的中国能源改革的战略重点以及先后顺序，即：必然是优先二次能源，次后一次能源;先电力产业，后油气产业。前者程序简单、定价机制易行;后者牵涉国际、定价机制全球化。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必然成为能源战略改革的第一步，具有战略性、机遇性、前沿性、跨越性的特点。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便宣布了追求“能源独立”的目标，40年来，大型经济体没有一个实现能源独立，相反，它们却全部实现了电力独立。溯其根本，能源独立是增长与资源的平衡，能源资源价格具有全球性定价的基本属性;电力独立是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能力的平衡，电力产品和服务具有本国或本区定价的根本属性。这使得电力体制具有先于能源体制优先改革的社会基础。

电力独立，或者称为电力产业成熟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电力能源消费和生产能力的平衡，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能力，特别是高级工业能力的成熟度，经济体量越大这种要求越高，反之亦然;电力消费总量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电价的定价权属地性也越强，相反亦然。由此形成了电力成熟度与现代化关系存在着经济定律，即：一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电力现代化;电力现代化首先要发展高端产业能力的成熟度，它为世界核心经济体在创新和增长的优势方面提供基础，也使这些国家在技术上对世界行使相关的主导权成为可能。没有电力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村镇现代化。

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展开之前，应该优先推进电力现代化，实现新的电力体制改革。

突破口是构建现代新型产业制度

从目前来看，国家电网聚合了我们整个电力中枢的调度管理、电力输送、市场交易、价格上行、电力投资的主导权力，形成了类似人民公社的“超级电力公社”。这是一个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机构，它的超级体系的根源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体制的力量，从不同的参考系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不同价值。它既是经济组织，也履行着政府职能，还主宰着电力市场交易;它既拥有私权，也行使着社会公权，还主宰着电力创新的秩序。

一方面，消费者成为其下游产业的内部社员，消费者无法与生产者实现正常的市场互动，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电网与用户之间属于等级化、不平等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生产者也成为其上游捆绑的加工厂，生产者不能对消费者的合理需求直接有效互动，也可以说，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电网强权体制拦截了我国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活力，改造国家电网应该成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改革是必然的、迟早的。

电力体制改革需要“杀手级平台的集成”，颠覆旧的电力体制管理模式，实现13亿电力消费者与电力生产者两端对称的直接互动交易，推动占全国70%电力消费的200万大用户进入电力市场直接购电，推动3000万以上电力用户开展智能微网、节能管理的运营创新，政府需要为这些发展提供激励政策和发放有关牌照。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电力现期、远期交易，建设真正市场化的国际领先的电力体系。

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电力产业的政企分开，实现电力调度、规划、交易、结算等电力公权机构的独立运行;分拆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国家电网，改变国网公司的垄断经营业态，优化电网规模，实现电网从集权垄断型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重新确立电网是电力的输送者、服务者的产业地位;实现从不平等的电力社会模式转向智能生态化的电力社会模式;实现解决中央和地方电价管理、电力投资、电力政策扶植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更加高端的运转，以推动新产业革命和构建新的产业制度。电网主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时代扭曲了电力生产力和电力市场秩序，这个体制是不可持续的。

就国家电网公司的管理模式而言，这是一种单边垄断体制，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属于非均衡性的社会关系，强制控制和突然解体都是它的天然属性;从消费社会而言，这是一种消费代议制体制，或者在现代电力产业中展现的间接民主，即：电网企业根据它的主观调查和分析为用户提供电力商品和电力服务。在这里，口号里可以呼喊 “顾客是上帝”“用户是中心”，但是，实际上电力用户不过是电力产业等级体系里的社会底层节点，电力消费终究是被电网控制的劳动形式，电力消费者也是被电力企业控制的劳动者，这是中国能源低效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模式而论，我国至少有五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以国家电网为主导的内部转型的改革;二是以国家能源主管机构、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展开电价市场化、再建新型电力市场交易体系的改革;三是以修改《电力法》为契机，松绑地方电力体制为主的改革;四是以国家能源监管机构为主导实施政企分开的改革，此举需要拆分国家电网;五是以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为蓝本，实施以中央统筹主导的整体改革。客观上说，操作机制上，改革主导者的层级越高，效率越高，改革成本越小;改革运作上，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改革路径可以殊途同归，前呼后应。不同的改革者可能因应不同的位置表达不同程度的改革意愿，以及付诸不同的行动，这都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生命系统，它们具有相互进化、生态涌现、集成发展的互动结构，具有蝴蝶效应的社会机制，但是，改革需要实现符合市场经济的高度融合。

我们认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发展目标如下： 十年之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就是在能源领域特别是电力产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模式取代电力垄断经济体系;以生态文明的管理方式取代高碳、高排放的粗放生产方式;实现从不平等的电力公社模式转向柔性生态化的电力社会模式;实现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为电力工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提供助推动力。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布局，大约需要再营建60万到80万公里的城市燃气网络，这些网络既是热力的核心来源，也将是重要的分布式电源体系。作为堪与电网并行的第二能源网络，需要实现与现有电力网络的跨网互动，对此，新型电力体系需要建立打通城市燃气网的可行线路，着落于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以及更为分散化的能源布局，解决现有的电网体制难以因地制宜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的实在需求。

我们应该建设适合中国600亿平方米建筑的智能建筑能源网络;加快建设适合包括电动车在内的智能交通网络;力争建立适合中国30亿工业装备及构件的智能化的工业用能网络;力争建立多种能源互动的智能能源网、能源互联网，达到我国能源利用的最高端结构。

我们主张，实施电力体制改革应该成为继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之后的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市场经济只有在能源领域内取得主导地位，继解决粮食问题之后进一步解决能源问题，我国市场经济的宏观架构才能从容确立。

改革的总体步骤和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需要总结和借鉴先进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改善政府电力宏观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技术、产品和先进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电力体制。我们认为：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路线图可以包括“六个步骤”和“十项任务”。

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六个步骤包括：第一步“顶端设计、总体决策”。第二步“政企分开、公权独立”。第三步“强化竞争、分拆巨头”。第四步“产需互动、对称放开”：一是分批扩大用户直接购电，通过对称开放形成“多买/多卖”电力交易格局;二是将电网业务与非电网业务分离，组建省级电力购销服务公司，发放新的电力经营牌照，下放终端定价权形成权责对等的地方电力(能源)保障机制，在中央层面也相应地及时完善电力普遍服务标准及配套政策。第五步“三维并举、经略市场”：构建国际领先的电力工业网络、电力市场网络、信息网与电网融合的智能网络的三维网络，通过先进高效、高维度、多层次的电力复合网络配置资源，发展全国多层次的电力交易市场，推进先进的电力现期、远期产品和服务交易，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产消者互动交易的成熟化电力经济网络。第六步“做实基层、多网融合”：将电力发展重心下沉，促进电力与燃气、水务等基础设施有机组合，以城市为节点更加广泛地试点推进智能能源网建设，塑造能源产消者通过市场机制保障能源安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抢占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十项任务包括：1.组建国家电力调度及交易中心，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公权独立;2.组建国家电力规划及标准中心，提高宏观决策与控制能力;3.拆分重组全国电网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与比较竞争效益;4.放开大用户直接购电，建立多买/多卖的电力交易格局;5.放开电网末端市场，将网络业务与非网络业务分开;6.销售电价定价权下放地方，建立权责对等的地方保电机制;7.促进水/电/气/热有机构成复合能源网，实现网络优化;8.以城市为节点广泛试点建设生态化能源体系，提升城市化质量;9.建设智能能源网，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塑造经济新增长点;10.塑造能源产消者，进一步保障能源安全。

对现有的电力体制需要进行三个方向的拆分与优化：其一是行业权力拆分，将调度交易规划等公权机构划归政府管理，加强政府的决策能力与控制能力。其二是企业规模拆分，借鉴发电环节取得的改革经验和成效，可以采取划小电网企业规模的办法实现电力经营层面的优化，同时加强推进全国联网。对此，可以维持一个经过业务压缩的国家电网从事输电业务，也可以重组为4个-6个区域性输电企业，分区运营全国输电业务，还可以按照自然纬度特点组建若干综合性新型能源网络。其三是市场业务拆分，放开大型工商用户直接购电，将其他终端营销服务业务下放给地方性电力公司，形成均衡而活跃的电力市场格局。最终，电网环节明确为企业规模适度、经营机制单纯的输配电专业服务机构。

就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格局而言，其战略发展模式可能有三个：一是按照我国经济体系和自然禀赋的特点组建若干跨产业、跨平台的新型能源网络，实现电网企业的政企分开，实现电网管理现代化;二是保留一个经过较大转型、较大分立集中从事输电业务的国家电网;三是重组为多个区域性电网企业，分区运营电网业务。

电力体制改革战略前瞻

电力是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保障，没有电力的现代化增长就不可能确保小康社会建成;电力体制改革也是解决中国经济今后发展分蛋糕、反垄断优先主题，而且不像卫生、社保、保障房等领域，需要中央政府较大投入才能实施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不需要中央财政承担较大负担。

对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机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先期实施;边建设边改革的伴随型实施;建成之后的总结清算型实施。比权量力，先期实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并付出最小代价，2013年就具备启动改革设计的宏观条件，应该尽快纳入新一届政府战略改革任务的日程表，越早启动电力改革，社会代价越小。

20世纪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说明，战略上政府主导，体制上放松管制，发展上有效竞争，创新上适应突变，世界的创造力在人民头脑里，焕发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激情是改革的落脚点。

目前中国面临的就是要在能源，特别是电力产业启动松绑、竞争、突变这些改革机制，并推动先进的技术和市场交换网络应用到电力产业，保持创新和领先，优先实现从集权制电力管理转变到社会网络化电力管理模式。

电力产业这些管理的革命还将延伸进能源领域，能源领域的成功则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因此，以电力产业的市场秩序建设作为改革的支点和杠杆，将支撑起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创新。

课题总顾问：宋晓梧 课题主编：武建东 副主编：吴疆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电力体制改革研究组

世界电力市场改革分析论文 篇2：

日本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当前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电力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发展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日本电力体制改革是受到改革各方好评的一次改革，因此，分析日本电力体制改革，并汲取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日本经济;电力体制改革;发电售电放开;电价监管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等均走过了相似的道路。目前日本经济已成功跨越刘易斯拐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史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电力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学者将电力工业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又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改革的理论及路径均有很多争论，研究日本电力体制改革并分析其经验、教训，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日本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及改革历程

(一)日本经济发展状况

日本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和改革后，1955年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53-1973年的20年中日本经济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同时，日本在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完成了产业结构向高层次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两次爆发石油危机，对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经济形成重大打击，促使日本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但日本经济仍在稳步增长中。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日本经济进入泡沫期。广场协议后，由于汇率上升导致出口降低带来升值萧条，日本被迫降低国内利率刺激经济，国内货币供给大增;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间的竞争促使银行业将资金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全社会流动性大幅度增加。由此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进入周期性经济萧条，投资与消费均受到抑制，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萧条的阶段。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制造业逐步外迁，服务业不断发展。经济发展的变化及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投入大量精力用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能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的变化对电力体制改革产生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二)日本电力行业的特点

战后，日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东京、东北、北海道、关西、中部、中国、九州、四国、北陆、冲绳10家私营电力公司，每家公司负责本区域的发、输、配、售一体化管理，在本区域内形成垄断。另有两家发电公司经营发电业务。

战后，与其他产业一样，日本电力工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电力工业与宏观经济增长基本正相关。电力工业发展受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电力体制改革同样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日本电力体制改革起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电力工业增长也同步放缓。在经济增长放缓后，改革的压力开始增大，电力用户希望通过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从而达到降低电价、提高发展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改革的重点是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竞争机制，以市场的力量降低电价。

日本电力改革开始于经济萧条时期，1995年开始，日本开始第一次电力改革，主要措施是放宽发电市场准入，培育独立发电商，同时部分开放电力用户，独立发电商可以进入售电市场直接向用户售电。第二次电力改革开始于1999年，主要措施是进一步开放用户(2000千瓦及以上用户，约占用户30%)，同时开放电网的代输电业务，促使电力公司开始竞争。第三次电力改革开始于2004年，扩大销售环节的市场化(63%的用户参与市场)，设立中立的电力系统利用协会和电力趸售交易所，保证输电网络的无歧视开放和公平使用，实行统一的输电收费制度。2008年的第四次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监管垄断环节，确保电力市场竞争的公正。同时经过成本效益分析，推迟了全面放开售电市场的时间。

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日本电力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发电环节, 独立发电企业、趸售供电企业、电力公司和电力供应商形成市场竞争;在输配电环节,仍由日本9大电力公司负责运行全国所有的输配电网,提供公平、公开的电网准入和过网输电服务;在售电环节, 9大电力公司负责向各自区域内部50KW 以下的管制用户供电,本地电力公司、其他地区电力公司、电力供应商均可对50 KW 以上的自由化用户供电,形成了零售竞争格局。

二、日本电力体制改革的成果

(一)垄断打破，竞争的引入带来效率提高

电力体制改革后，在售电环节引入了特定供应商,打破了本地电力公司对售电市场的垄断。特定供应商市场份额逐步增大,其中在东京电力公司经营区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11%。同时特定供应商进入发电环节，可以针对特定用户新建扩建电源，并直接对特定大用户售电，从而在发电、售电两个环节同时打破原有区域电力公司的垄断，通过竞争机制带来效率的提高。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原有垄断经营者经营压力加大，9大电力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电价政策、环保政策、投资政策，使得这些政策更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而不仅仅满足于电力公司自身的利益。

(二)电价逐步降低，消费者福利增加

用户电价下降是日本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电力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评价标准。日本实施电力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发电燃料成本及国际能源价格均大幅度上升的前提下,电价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1995年到2003年，日本工业电价下降37.8%，居民电价下降35.3%。售电市场的放开给输配电环节带来压力，东京电力公司也采取措施积极降低过网送电费, 与2000年3月相比,东京电力公司2005年的高压用户过网送电费下降了23.2%，中压用户过网送电费下降了13%，输配电环节电价同样下降。

电价的降低直接导致消费者福利增加。由于竞争的引入，垄断经营者被迫压缩不必要支出，同时放弃超额利润，这部分福利直接让渡给消费者。另外，竞争不断加剧，原有电力公司压力加大，加快技术进步，应用新技术可以带来整体福利的增加，消费者也可分享其中一部分福利。电力是基础性商品，电价的降低导致所有商品的成本降低，有利于拉动全社会商品价格的降低，提高了日本商品的海外竞争力。电价的降低为日本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三)供电可靠性维持在高水平，用户满意度提高

电力市场化改革以来, 日本供电可靠性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电力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影响供电可靠性。客户满意度不断提高，而自由化电力用户满意度高于受管制电力用户。日本并未强制区域电力公司退出发电业务及售电业务，保持了原有垂直一体化电力公司的全业务，这一措施保证了供电可靠性稳定。

(四)促进电源多样化、电力效率环保情况有所改善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建立了CO2超标公示机制，形成了环保电源优先调度机制。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步提高，自由用户越来越倾向于向环保的企业购电，从而通过市场的选择，刺激电力企业主动控制其排放量。

三、中日两国电力行业体制改革的对比

(一)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日本相似，均为政府主导下的以出口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即参照日本当年的发展路径，因此，发展之后所产生的问题也必然类似。当前，中国同样面临着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大、流动性过剩、劳动力短缺、资产价格暴涨等问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均一一出现。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民间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缓慢，企业投资减少，从而导致电力需求增长缓慢。日本的发展过程可以警示我们，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后，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及时转变国内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避免经济过热和波动的必然选择，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模式的转变不可避免。

(二)中国电力行业的特点和发展状况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在发电环节逐步引入市场竞争，发电公司形成市场竞争，国有5大发电集团与大量地方发电企业同时进入发电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竞争局面。输配售电业务仍由区域电力公司负责，在输配售电等环节仍旧属于国家垄断。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中国电力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增长。

由表2可以看出，除改革开放初期受体制制约，电力工业发展迟缓，经济发展基本与电力工业发展同步，且快于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因此，经济发展对电力工业发展以致对电力体制改革有指引作用。

四、日本电力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对电力生产各环节予以分解，将发电、售电业务引入竞争

日本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在统一电网难以分解的情况下，发、输、配、售各环节逐步放开同样也能带来消费者福利的增加。日本的输配电业务仍由9大电力公司分区域垄断经营，而发电、售电环节的放开可以将竞争压力从两个方向传导到输配电环节，对垄断业务形成压力。日本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放开售电业务，即将电力零售业务放开，引入竞争者经营面对广大消费者的售电业务。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电力紧张局面将逐渐缓解，有利于在发电这一环节上形成蓄水池，真正形成各发电商竞价上网的局面。电量的充沛供应同时有利于售电业务的放开，可以引入若干独立的售电商，面向消费者开展售电业务，通过优质的服务、精细的成本管理实现竞争，完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局面。应明确售电与输配电业务之间的界限，与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类似，可将电网公司的主营业务界定在输配电业务，退出售电业务。将售电业务全部交给售电商，由售电商面向消费者。通过发电、售电两个终端环节的放开，形成对输电、配电市场的整体约束，从而实现对垄断的打破和效率的提高。

(二)实现立法先行，以法律引导电力体制改革

由日本电力体制改革经验可以看出，前三次电力改革均以《电力事业法》的修订为标准和起点，美国的电力体制改革也以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为特征，如1992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同意开放电力输送领域，1996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第888号、889号法令明确了厂网分离的原则;法国电力改革以《电力自由化法》为推动。电力工业属于国家基础产业，且改革是新生事物，由国家主导，以法律为标准是改革成功的基础。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具体方案几经变化，但一直以国发【2002】5号文件下发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为指导，说明在巨大的利益博弈和调整中，明确的政府文件或法律是电力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三)建设智能电网，为新能源大规模利用创造条件

由于资源匮乏，日本对能源的高效利用非常重视。日本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这些发电形式虽然当期难以形成规模，但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随着资源价格的不断提高及环保成本的加大，新能源发电的优势将逐步体现。但新能源发电有其不稳定、受自然条件限制大等弱点，大规模新能源发电投入可能对电网冲击影响较大。为此需要加强对新能源上网技术的研究，建设更具兼容性的智能电网，通过智能电网建设促进新能源的开发。

(四)建立独立的电力交易平台，形成市场化的电价形成机制

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形成公平的价格，并以价格调节资源的流动，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政府的工作应侧重于监管，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同时负责核定政府管制的输配电业务的价格。在输配电价确定后，发电、售电业务的价格均可由市场竞争形成。通过发电机组竞价上网，可以促进发电商降低成本，提升内部管理。通过售电市场的竞争，可以促进售电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从而提高用户满意度。

(五)依托社会主义优势建立全国统一电网

日本做为先发国家，其经济发展对中国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但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性质，又存在诸多不足。体现在电力工业中，一个重要的弱点是在输配电网建设运营中，全国电力联网不足，9大电力公司分区域经营输配电业务，关东、东北、北海道电网采用50HZ频率输电，而关西、中部、中国、九州、四国电网则采用60HZ标准输电，两大电网间通过两条联络线互联，电量交换很少。这种电网结构在遇到重大事故时，无法实现相互支持。这一弱点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危机后体现地非常明显，东京电力公司1/4的用电负荷受到限制，区内分时限电，而关西电网仍有富余电量无法传送到东京电网。限电的发生，导致关东地区这一重工业基地、日本经济的核心地区产量受阻，工厂被迫间断经营，服务业定期停电，延缓了震后经济的恢复，电力短缺甚至可能持续3年以上，造成了公众对电力公司的极大不满。

中国做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电网的优势。建立全国统一互通互联的电网，加大区域电网之间的联系，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抵御重大灾害风险，满足公众对电力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方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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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源

世界电力市场改革分析论文 篇3：

电力体制改革中的立法滞后与立法驱动

摘要：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经多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受困于政府主导，其立法进程与体制改革并不匹配，由此带来与林业、交通等部门间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以电力与交通法律规范的比较分析为例，可以清晰地发现部门主导下电力立法的滞后性。应该采取专家立法、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的方式推动电力立法，促进电力体制改革。

关键词：电力体制;改革;立法

作者简介：何锦前(1979-)，男，湖南宁乡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促进型法研究”(项目编号：09CFX002)、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法律研究中心课题“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电力与公路建设中的土地权利冲突及其法律调整”(课题编号：2010FJS104)的研究成果。

电力体制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多年，有力地推动了电力市场化进程，但是，电力立法的滞后已经严重限制了电力体制改革的前进步伐，必须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一、政府主导型电力体制改革

1949年10月，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组建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实行统一管理。1950年，燃料工业部专门成立了电业管理总局，形成了政企合一、垂直垄断的电力体制。这种以满足国家指令性计划为目的的电力体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此时的电力行业基本上属于政府的附属物。

改革开放后，计划色彩浓厚的电力体制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体制改革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渐进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至1997年，为了解决电力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中央政府决定开放部分发电市场，引入私人投资。但是，这仍是在没有改变计划体制大格局下进行的细微调整，基本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尚未进入体制改革的自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政府对于走市场经济道路具有较强的信心和底气。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力行业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变革，初步奠定了电力体制的基本框架，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将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转移到经济综合部门。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4月至今。2002年4月12日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被视为电力体制改革全面开启的标志。原国家电力公司按“厂网分开”原则组建了五大发电集团、两大电网公司和四大电力辅业集团。同年12月29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等12家涉及电力改革的相关单位正式成立。這些改革措施基本形成了目前的电力体制格局。

其实，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也是世界大潮流所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国家先后对传统的电力工业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电力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重组，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开放有序的电力市场”。不过，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大部分电力体制改革都是立法驱动型的，即由议会先制定新的立法，确定改革框架和程序，再逐步落实改革的具体方案。[1]立法驱动型的电力体制改革更有保障，改革更能稳步推进，也由于立法主体一般都是最高立法机关，因而可以协调各项法律的关系，调和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

而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性，以行政权为依托强制推行改革举措，不可避免地存在政府干预，政企边界难有十分明确的法律界定，[2]改革的协调性、一致性都受影响，也引发了各部门、各行业间改革步伐不一致所带来的诸多矛盾。例如，电力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电力与林业、电力与交通之间的线树矛盾、线路矛盾等等，[3]电力企业常常抱怨受制于林业、交通等部门繁琐的行政审批和难以招架的相关规费。[4]种种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但是，立法应该成为目前最为关键的环节。而且，电力立法的进程也与轰轰烈烈的电力体制改革并不协调、不匹配。立法问题成为体制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卡。

二、电力立法的滞后：以电力与交通的比较为例

既然电力企业普遍反映电力受困于交通等部门规制的情况，那么，不妨以电力与交通(本文仅指狭义的公路交通)的比较为例来分析电力立法的滞后性。

一般来说，一个单一法域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包含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若要保持国家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就应确保各种法律规范能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网”。法律位阶就起到了一种区分法律效力等级、形成法律体系的作用。具体来说，法律规范的位阶是任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六级，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根本法律、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通常情况下，也可以将法律位阶分为四级，即根本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我国现行有效的电力立法主要是：《电力法》(1995年12月28日通过)、《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1987年9月15日通过，1998年1月7日修正)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经贸委、公安部1999年3月18日通过)。而电力建设涉路工程中常用的交通法律规范主要有《公路法》(2007年3月16日通过)、《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1987年10月13日发布，2008年12月27日修订)、《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部2000年1月14日通过)、《路政管理规定》(交通部2002年11月26日通过)、《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交通部1988年6月28日发布，2009年6月13日修正)、交通安全法(2007年3月16日通过)、《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2002年6月19日通过)、《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交通部 2004年11月5日通过)等。

上述列举已经直观清晰地展示了电力和交通两方面法律法规的基本位阶情况。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是电力与交通法律的直接法源，对于电力建设来说具有直接的规范意义。更低位阶的是国务院颁布的电力和交通行政法规，其位阶低于全国人大或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再次之是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下面来看看电力法律法规和交通法律法规的立法数量、新旧程度、修法频次等方面都有何差别。

从表1中可看出，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10部)远远高于电力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3部)，从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个层次的绝对数量来看，电力法律法规都是少数的，尤其是从部门规章数量来看，交通法律法规是电力法律法规的5倍，而部门规章往往是非常具体、详细因而直接应用的规范。这就说明，电力法律法规的制定不仅较少，而且较粗，属于“粗放型立法”。而从法律法规修订的频次来看，电力法律法规也与交通法律法规存在很大的差距，电力领域仅仅进行了一次法规修订，而且是12年以前，而交通法规和规章进行了4次修订，这就反映了电力法律法规完善更新力度较小、速度较慢的现实。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的时间来看，所有的交通法律法规都是2000年以后制定或修改的(比较新)，电力法律法规都是2000年以前制定或修改的(比较旧)，这就说明了电力立法滞后性，甚至可以说电力立法已经停滞了10年。

其实，电力修法工作曾多次发起。例如，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关于做好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2000年6月22日)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电力工业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力法》中原有的一些规定和内容已不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亟需修订……各级经贸委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根据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要求，尽快实现职能和工作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认真做好修改《电力法》的准备工作。”但立法工作却一再延期，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政府主导性，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立法也在政府主导之下。这一点，其实不仅是电力立法，似乎已经成了我国立法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最为典型。[5]从上述两方面部门规章的立法主体来看，交通规章全部由交通部制定，而唯一的电力规章是由国家经贸委和公安部联合制定的，这也反映了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电力主管部门多次变换更迭对电力立法的巨大影响。将电力立法时间与电力体制变迁时间进行比对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密切的联系。电力工业部是1993年3月组建的，当时国务院将能源部等7个部委撤销，重新组建电力工业部等6个部委。1995年12月通过的《电力法》，恰恰是在电力工业部的主导下制定的。而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撤销，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所以，1999年《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立法主体是国家经贸委和公安部。而后来国务院几次大的机构改革调整，电力主管部门几经变迁，再加之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企分开、职能分化、权力分散，缺乏强有力的电力立法主导部门，在中国部门立法盛行、“部门职能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电力方面的立法进程就要落后于交通等其他方面了。

由于立法的滞后，也由于部门立法在立法技术和立法协调方面的局限，电力法律规范往往过于原则，明确性不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1995年《电力法》第5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修剪或者砍伐。但该条并未明确修剪或者砍伐的主体和程序。不过，2007年《公路法》第42条有更明确的规定：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当前电力与公路建设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和纠纷，与类似这样的法律冲突有很大的关系。

三、结语：走向立法驱动型的电力体制改革

由此可见，电力体制改革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与立法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推动立法，改革后的电力行业将严重受制于落后的电力法律规范，电力体制改革将难以继续向纵深推进。至于如何推动立法，根据立法的客观规律，借鉴各国经验，电力立法应该走专家立法、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的阳光大道，而应避免回到部门立法的老路上去。[6]

专家立法就是要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立法专家的优势，在当前尤其要重视立法专家的作用，认真研究立法的位階、术语的规范、法条的锤炼、体系的构造等相关问题，形成一个规则具体明确、较为完整合理并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电力法律规范体系。

开门立法就是立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行业、单个部门的局部利益和狭窄视野，而要从整体上、全局上进行谋划，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听取其他行业、其他部门的意见。要将电力体制改革乃至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经验新成果体现到立法当中去，巩固已有的成熟制度，构建明确的新规则，统筹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具体规定，协调各部门、各相关主体的权益。

民主立法就是要通过公开的、平等的、民主的机制制定法律法规，不能以长官意志、行政利益主导立法，而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考虑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呼声。由于电力产品和电力行业的特殊性，电力立法不仅仅是电力企业的事情，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务，因此，立法要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尤其是通过立法机关的途径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事实上，近年来，人大代表已经多次提交了关于《电力法》的修改议案和提案。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就先后于2002年、2006 年提交立法建议。

只有通过专家立法、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才能确保所指定的电力法律规范更科学更合理，也才能更有力地巩固电力体制改革的成果，才能确保电力体制改革获得更充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得到更广泛的民众支持。立法驱动型的电力体制改革将是改革继续深入开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国家经贸委.国外电力立法──英、美、澳、西、新、阿等六国电力立法概况[J].农电管理,2001,(5):11-12.

[2]夏珑.中美电力管理体制比较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

[3]李庚义.浅谈如何处理《电力法》与《森林法》之关系[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4,(11):108.

[4]欧阳昌裕,姜绍俊,陈望祥.电力项目审批办法亟待改革[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02,(8):19-20.

[5]封丽霞.解析行政立法中的部门本位主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8):31-32.

[6]吕忠梅.体制改革后的电力立法模式选择[J].理论月刊,2003,(11):101-104.

(责任编辑：刘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何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