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法治体现论文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媒体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借助这一《决定》的东风，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宪法法治体现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宪法法治体现论文 篇1：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培训策略研究

摘 要宪法教育是培养法治观念的逻辑起点，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有效途径。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爱国教育体系当中，宪法教育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宪法教育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教改之后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增加了宪法专册，但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却普遍感觉困难。具有实操性的道德与法治教师培训策略设计意义重大且迫在眉睫。要实现“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转变，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培训实施须做到两个侧重：一是侧重宪法培训，二是侧重法治教育实践课培训。

关 键 词教材改革 道德与法治 教师培训 宪法教育 法治教育实践

引用格式胡慧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培训策略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2(03)：47-51.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解疑释惑的过程，宏观上是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1]这个论述让全国的思政课教师都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使命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標和要求是什么。

但是有相当部分论者却认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很低。根据杜时忠教授对学校思想政治课实效性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初中的思想政治课内容排序当中，重要内容排序前三位依次是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理想教育;而认为“不重要”的德育内容的前三项，初中生选择的是劳动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教育[2]。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初中教育阶段，的确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空洞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民主法治教育板块尤为突出。

道德与法治课程承担着初中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的任务大部分由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承担，要想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的培训策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教学情况的相关调研

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之所以不理想，是因为教师们存在很多教学实践方面的困难，为了解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困难和需求，笔者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对北京市大兴区和房山区的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相关的调研。

调研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式进行，调研发放关于《法治教育实践课程研修项目需求调查》问卷126份，回收有效问卷120份，回收率95%。

两区120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中，大学本科学历115人，硕士学历24人。所学专业为法学的有16人，占比为14%，其余104人为非法学专业，占比为86%。

在进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时，62.5%的教师认为：最大的困惑是法律专业知识不足，难以讲授相关法治知识;54.2%的教师认为：教学中最大的困惑是法律教学资源及实践活动资源匮乏，不知道如何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宪法专册教学问题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得知，95%以上的教师没有接受过宪法学的相关学习或培训;近90%的教师认为宪法课讲授有难度。

关于法治实践课方面的情况。63%的教师没有带领学生做过法治实践课，67%的教师认为因为没有法律专业的相关知识，在组织和开展法治教育实践课的时候有畏难心理，怕出错;46%的道法教师认为教学过程中缺少法律实践活动的资源支持，所以难以带领学生开展法律实践课程，15%的教师认为二者兼而有之。

对法治培训的期待方面，93%的教师提出了“提升法律专业知识”的期望;33%的教师期待组织法治实践和观摩活动。

在“最希望得到哪些法律内容的培训”调查中，75%的教师表示最需要的法律内容培训是法律基础知识的培训，其中宪法内容的培训需求最为迫切。

另外，在与教师的访谈中，大家谈及的问题有“《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理解与落实”“课程标准和要求”“法治教育与道德培育的关系”“新教材法治教育部分内容设计思路”“法治教育课程实践活动设计探索”等，但最集中的是“任课教师法治教育实际能力提升”的问题。大家都感到任课教师的法治教育能力尚不能满足新时代法治教育的要求。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对法律概念不清晰、表达不严谨、引导不自信

深入课堂听课之后发现，道德与法治学科法教师在讲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时候，对于法律方面的很多概念不清晰、不明确，在讲课时常出现表达不严谨，甚至表达错误的情况。如，有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包装袋上的重要信息时，到底是该用“三无产品”还是用“不合格产品”，无法确认，时而表述为“三无产品”，时而表述为“不合格产品”;又如，有学生提问“犯罪行为必定会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的教师会告诉学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理由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即使犯罪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显而易见，这位教师混淆了“刑事处罚”和“法律制裁”这两个概念，给学生传导了错误的信息。再如，有的教师只知道民法当中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不知道宪法当中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在讲解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往往只讲民法中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作为最重要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却往往被忽略，这样的法治课堂，要谈公民意识的培养无疑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八年级下册的宪法专册教材的讲解，如国家机构的设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和实施等知识点，很多教师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些制度的设计和知识点背后的学理，在对学生进行引导时往往就缺乏自信，存在不敢讲、讲不好的现象。

2.法治教育实践课流于形式、教育效果不佳

法治教育实践课在法治教育过程当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总体上看，法律进校园活动已经开展得比较普遍，有宪法日、法治手抄报、模拟人大、模拟法庭等等。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活动都是流于形式的任务：宪法日仅仅是朗读宪法，教师和学生对于宪法的内涵和本质仍然不理解;法治手抄报活动仅仅是将法治相关的口号标语书写在宣传栏里，对这些宣传口号的含义也并不清楚;而“法官进校园”等活动通常也是以单一的讲座、报告的形式呈现，刻板教条，没有趣味性;“模拟法庭”“模拟人大”也是徒具其形而无其神，均达不到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教育目的。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教学实践困境的原因

经过调研分析可知，导致目前道德与法治教师教学实践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1.国家提高了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要求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制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不仅明确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法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原则要求、系统规划和实施途径，还明确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

2.教材中法律专业知识的增加使教学难度增大

2017年教材尚未规范使用之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有11个版本，质量良莠不齐。2017年后，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统一使用人教版教材。这次教材改革将法治教育正式纳入学校教育课程体系，法治教育从此有了独立的课程地位。

但是，正因为这次教材的改革，给教师们的授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统一之后的教材增加了大量法律专业知识，涉及50多部法律法规、6部条例和司法解释，法律知识庞杂，法理难度加深，并且统编教材以宪法精神为主线进行编写，高度重视“法治”理念知识，尤其是八年级下學期的宪法专册，全册宪法内容对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宪法学专业知识和法治素养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现有的道德与法治教师法学专业化程度较低，难以胜任宪法专册的教学工作。

3.教师学科背景较杂，法律专业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大多是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甚至是中文、数学、外语专业背景的教师来担任，很少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专职法治教师。法治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非法学专业的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学训练，仅凭《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去进行教学，驾驭法治课堂的难度较大，而且，没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对于《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里的很多表述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很多教师对某项法律制定的目的、依据、具体要求也知之甚少，对于学生提出来的具体法律问题无法完全解答。

4.校外法治师资力量缺乏，校内法治教师力量薄弱

目前，中小学校与法律界联系相对较少，许多中小学没有稳定、长期的校外兼职法治教育师资队伍，法官、检察官、律师、高校法律院系教师等法律工作者的力量也不能深入中小学校园发挥作用。校外法治师资的缺乏，校内法治教师力量薄弱，导致法治教学活动实践无法有效开展。

四、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培训课程的设计思路及实施策略

1.培训课程的设计思路

对于目前我国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现状，很多学者都认为更多的表现为“法制教育”而不是“法治教育”。早在2017年，教材尚未统一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徐辉教授就指出：“以往各级各类教育所开展的普法教育主要是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是‘法制教育’，而‘法治教育’则更强调过程、强调养成，既强调传授法律知识，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和培养学生的法治能力，突出学生法治实践的体验，这与传统在教室里上法治教育课有较大区别。”[3]

中国教科院的郄芳也指出，目前中小学生法治教育开展的内容更多注重法律知识的获得，许多学校都将开展法律知识竞赛的活动作为法治教育的重头戏，在课堂上，教师也更愿意传授具体的法律知识，让学生知法守法[4]。

华东政法大学马长山教授也认为，目前以普法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偏重守法教育，忽视权利意识培养;偏重法律常识宣传，忽视法律价值和法治精神倡导;偏重“运动化”普法，忽视常规化法制教育，更无法做到常规制度性的法治教育[5]。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教授吴全华、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邹楠等多位学者都持相同观点。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根据前面对北京市两个区的道德与法治教师调研数据可知，目前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确存在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忽视价值引领的现象。针对上述现象，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培训需要实现两个转向：第一，由注重法律知识的获得转向重视法治观念和法律精神的培育;第二，由注重传授、讲座、报告转向注重活动、项目、实践。

2.培训课程的实施策略

(1)侧重宪法培训

要实现从“法制培训”向“法治培训”的转变，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宪法培训。

首先，宪法教育是培养法治观念的逻辑起点。2016年6月，教育部、司法部、国家普法办联合颁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规定：“法治教育要以宪法教育为核心，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要将宪法教育贯穿始终。”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因此专门将八年级下册教材设置为宪法专册，对宪法知识进行集中讲述，宪法教育的重要性不必赘言。

其次，宪法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有效途径。当前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国家基本的文化，任何国家都强调公民的政治道德。而宪法不仅是一个国家共同体发展的制度，更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宪法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我国宪法来说，不仅是序言，整个宪法都是国家发展和变迁的体现，学习宪法，能够了解国家成立之初，社会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同时，宪法还是民主的教科书。学习民主首先要学习宪法规定了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就我国宪法来说，人大制度为什么是根本制度?如何选举产生国家机关、监察、军事机关、领导人?了解了宪法就了解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了解了宪法就能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认同感，从而也就能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另外，宪法还是感受和学习人权的教科书。就我国宪法来说，宪法第二章就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90年代之前，因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我国政府“谈人权色变”，认为“人权”是“资本主义的货色”，谈人权就是“干涉内政”，但是2004年，我国宪法将“人权”写入宪法，发布人权白皮书，强调人权的特殊性时也承认人权的普遍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变化，通过学习宪法的这种变化，感受国家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从这个角度也能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因此，爱国主义在宪法上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构建中国的宪法爱国主义(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最早出现于战后的德国，它是为解决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西德国的国家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而产生的，经由哲学家哈贝马斯大力倡导而影响日著。哈贝玛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宪法爱国主义因而是指建构在公民而非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之上的，基于对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肯认和忠诚而产生和维系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甚至种族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之上的。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忠诚。人因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身份而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例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等，以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本价值关怀而建构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体系，使得国家呈现出自由人的联合而非民族的联合，即当公民身份的政治属性优位于民族身份的自然属性时，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通过宪法来培育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建立公民的政治忠诚，有着现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爱国教育体系当中，宪法途径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初中宪法教育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在目前的法治教育当中，学生对于宪法的了解，大多是那两句口号式的定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这两句话背后的学理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内涵和属性，却很少有学生清楚。要在法治教育的初期培养宪法心理，这种口号式、条文式的教育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对宪法的感性认识出发，给学生讲宪法故事，让学生从宪法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增强宪法意识，培养国家观和国家认同感[6]。

从调研的情况可知，目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大部分都不是法学专业背景，对宪法领域的专业知识都理解不透，不知道宪法的历史，不知道宪法的作用，不知道宪法与公民的生活关系，更不知道宪法教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地位和运用方式，导致道德与法治教师无法将正确的宪法价值理念传授给学生，无法在法治教育过程中指导学生学习宪法，甚至很多老师在给学生讲授宪法知识时有很多错误的表述和解释，使得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无法达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因此，在对道德与法治教师进行培训的时候，要重点培训教师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

基于上述分析，在设计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培训课程时候，培训侧重点应该放在宪法内容上，需要着重增加宪法课的占比和力度。

从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来看，培训课程可分三个模块进行——第一个模块是理论研修，第二个模块是实践研修，第三个模块是展示交流。

宪法课的设置放在理论研修模块。培训时长若以160学时为例(一年的学时)，宪法课的课时占比可放到30%，也就是42个课时左右。以专题方式授课，开设“宪法之法治社会的本质特征”(培训内容要点包括宪法概念、宪法原理、宪法基本原则、宪法规范、制宪过程、宪法修正案等)、“宪法之国家与公民”(培训内容要点包括国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构设置、政治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法律价值观等)、“宪法之政治与民主”(培训内容要点包括民主政治观念、对公权力的限制、代议制政府、政治参与、司法制度改革等)、“宪法之权利与义务”(培训内容要点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权利救济的权利等)、“宪法之程序与规则”(培训内容要点包括程序的价值、宪法的实施、合宪性审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制度等)六门课程。

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补充系统性的宪法知识，强化教师的民主精神、公共理性、政治参与、公民责任、社会担当、自治能力。另外，其他部门法课程也应适当开设，如《民法》《刑法》《我国的法治进程》《课程中的法律问题》等，侧重宪法培训的同时，也要兼顾法治培训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2)侧重法治教育实践课的培训

传统的法治培训在道德与法治教师培训中数量比较少，即使有法治培训项目，通常也是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往往会采取大规模的、讲座式的集中培训方式，而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培训就比较少，甚至被边缘化。

大规模的、讲座式的集中培训往往一次培训数百人，大教室里几百名参训者，培训者一边强调教师要重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一边继续向参训教师进行集中的、单向的、灌输式培训。这种培训的模式不仅没有给参训教师提供法治实践体验的机会，更不能使教师们获得个人能力的成长。相反，这种培训模式直接成为中学教师错误的“榜样”，使得教师们在教学活动中也长期坚持单向度的、灌输式的授课模式。

因此，要实现法治教师培训的第二个转向，即注重传授、讲座、报告转向注重活动、项目、实践，就必须重视实践式、体验式、参与式的教学方式，

在设计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培训课程时，应该注重参训教师的情感激励和情感体验，注重发挥参训教师的主体性，不仅要设计具体形象的法治实践教育活动，还要增加法治教育实践课的比重，重视法治教育實践培训课的开展形式和组织技巧。

从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来看，法治教育实践课可放在培训课程的第二个模块(实践研修)进行。培训时长仍以160学时为例(一年的学时)，法治教育实践课应开设至少10次，共80个课时左右，在总课时中占比接近50%。法治教育实践课程可开设“法律教学设计”“法律优质课观摩”“课程中的法律问题”“走进法院博物馆”“司法实践课：走进检察院”“司法实践课：走进法院”“模拟法庭框架下的法律教学”等10门。

“走进检察院”“走进法院”和“模拟法庭框架下的法律教学”可设计为司法程序系列内容连续的三个阶段课程。第一个阶段课程：走进检察院和法院，进行现场教学。主要内容：①带领教师们走进检察院和法院，参观检察院和法院的设置和办案流程，旁听庭审，感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不同阶段的状态，参观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感受未成年人在审判环节的特殊保护;②借助法院审判庭场地进行第一次“模拟法庭框架下的法律教学”活动，让教师们感受真实法庭的庄严肃穆氛围，并请法官进行现场指导;第二个阶段课程：“模拟法庭框架下的实践反思与问题梳理”，此次课程的设计旨在承上启下，以课堂教学形式进行，对第一个阶段的现场教学进行反思与问题梳理;第三个阶段课程：“模拟法庭框架下的法律教学”，实操课，以现场教学形式进行，经过前两次的培训之后，请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帮助教师熟悉、夯实模拟法庭组织设计的技巧和能力。

法治教师培训内容的着力点在于协调社会资源。中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更应该鼓励和提倡多方参与，除了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协助，人大、政协、各类法学院校也应该参与进来。因此，设计培训策略的着力点及方向要放在协调社会各方的资源上，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联系，调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各领域法律从业人员的力量，打造一套法治教育培训服务的机制，将“走进法院”“走进检察院”等活动建构成为法治教育培训服务的常态化项目，定期组织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进入公检法司部门参观、旁听、调研，不断探索和发展法治教师培训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N].人民日报，2017-01-03(001).

[2] 杜时忠.学校德育实效的调查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02)：12-17.

[3] 徐辉.中小学法治教育地方课程改革的设计及实施[J].教育研究，2017，38(01)：154-158.

[4] 郄芳.当前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完善[J].中国德育，2019(01)：24-28.

[5] 马长山，李金枝.青少年法治教育中的公民性塑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7)：88-96.

[6] 梁钟毓.论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的目标和实施构想——从法制意识观念培养角度出发[J].学理论，2017(01)：146-147.

[作者：胡慧馨(1983-)，女，贵州都匀人，北京教育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学院，讲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 郑雪凌】

作者：胡慧馨

宪法法治体现论文 篇2：

依法管理新闻事业和媒体的思考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媒体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借助这一《决定》的东风，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要求媒体应结合自身的运作特点与规律，以宪法和法治理念管理新闻事业和媒体，解决新闻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面提升新闻工作者的法律素养，同时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推进新闻立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关键词】依法治国;新闻事业;宪法;新闻立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顶层设计为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我国进入发展关键期和攻坚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矛盾凸显，《决定》的出台对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历史性意义和重要作用。可以预期、令人振奋的是，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一个全面认真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施政的伟大时代即将开启。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现行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社会各个组织、各条战线以及个人都应积极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落实到当前进行的各项事业与工作中去，其中包括对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

当前，我国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新闻事业的管理部门及其官员、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工作者没有正确认识到宪法、法律和部门政策的关系，在实际开展工作过程中受到地方政策或法规的约束，未能从大局、全局、宏观利益出发;新闻立法的缺位使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未得到法律层面的根本保障;新闻工作者法治素养的欠缺导致新闻工作中存在新闻敲诈、媒介审判等现象。《决定》的出台对我国新闻事业和媒体的发展、管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宪法和法律精神，依宪、依法管理新闻事业和媒体，正确开展党对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媒体应该结合自身的运作特点与规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纠正当前我国新闻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面提升新闻工作者的法治素养，同时抓住这一空前契机加速推进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行为，保障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权利。

一、以宪法精神管理新闻事业，正确开展党对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

《决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媒体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同样亟须依据宪法精神管理、指导新闻事业的有效开展。

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和媒体的领导与管理。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前进的核心力量，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应该注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的领导，要指出规范媒体的政治方向、开办宗旨和无产阶级性质，使之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党开展工作得心应手的有力武器;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应该在法律所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党应该允许媒体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发挥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作用的广阔空间，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干涉媒体的具体新闻业务和活动。

党对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应借鉴政府权力清单管理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权力清单，是指对政府及政府部门行使的职能、权限，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行使权力，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确立的清单进行，不属于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职能和权限，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在近年来大大小小腐败案件宣判时，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是“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之便”。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把“职务之便”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媒体作为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在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发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权力实施清单管理制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放权”改革思路、彰显媒体自主权力的同时，对媒体也是一种约束。清单管理分为“负面清单管理”和“正面清单管理”两部分。现行的“正面清单管理”规定“只能做什么”，而“负面清单管理”限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方式进行列示。媒体的“正面权力清单”要明确媒体可以自由采访、报道、监督的对象，具体哪些部门、哪些级别官员、哪些类型和性质的问题要一一列出。尤其在媒体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正面清单”可以明确舆论监督的对象和范围，使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规可依。若以宪法精神为观照，媒体在开展采访、报道、监督的过程中，不存在“负面权力清单”一说，这就存在对新闻宣传管理审批的约束的问题，应配套建立对媒体审批的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哪些问题需要报批核准，这就意味着对媒体进行管理的权力也应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制度规范权力，让权力运行的边界公之于众，“让权力在阳光之下运行”。在明确清单后，应当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予以公开，向全社会公布，“安民告示”。这样，一旦媒体依据“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开展具体的新闻工作，各级党政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会视作是媒体的常规运作和规范动作，能够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猜测，也使一些惧怕媒体批评、监督的人失去抵制、拒绝的借口，同时还能避免媒体权力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宪法、法律、党和政府政策的关系，修改完善有关新闻管理制度，清理、废止有悖于宪法精神的新闻管理制度

中共十七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共十八大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进一步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但在新闻事业的管理过程中，一些地方经常会出现新闻工作者的管理规定、要求与宪法、法律冲突的情况，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和媒体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应该处理好宪法、法律和党和政府政策的逻辑关系。总体而言，媒体应该从大局、全局、宏观利益出发，分清主次、轻重，来处理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政策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意志，是根本大法，而行政性法规、政策，则是在宪法精神指导下制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规范。宣传纪律是党派和政府在特定时期制定的具体的宣传规定和约束，是短时间或一定时期内的，有时是针对某些情况、某一情况的规范。行政性法规或宣传纪律不能有悖于根本性的法律和原则，如果两者在实施过程中，一旦有悖于法律和党性原则，或被纠正，或被取消，或被放弃。媒体在实际工作中，应从大局着眼，坚持宪法权威，遵循宪法和党性原则。

这里仅以有关舆论监督方面的政策规定为例，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明令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即惯称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这一规定后来成为全国普遍实施的一项政策与纪律，日后无限扩张，党报不仅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还不能批评同级政府，甚至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个别领导。这一文件成为不少领导干部拒绝与压制舆论监督的“法律根据”[2]，致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阻碍重重，难以有效开展。《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等限制党报和其他媒体在宪法规定下开展舆论监督的规定，会很大程度影响、消解、阻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达成，同时妨碍媒体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为贯彻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应适时废除此类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

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应该举一反三，检查在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过程中是否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甚至存在有悖宪法、法律的政策和管理规定。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宪法、法律、党和政府政策的关系，修改完善有关新闻管理制度，清理和废止有悖于宪法精神的新闻管理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按照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央的精神和纪律，某些新闻可以报道，但由于个别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媒体在执行采访或监督工作时会遭遇有关部门和单位、个人的压制、刁难。媒体应该向上级党委机关甚至中央反映情况，以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不是错误地与地方党委或宣传主管部门对着干、顶着干。

三、遵循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正视新闻事业存在的法治问题，实施依法管理

媒体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重要权力组织，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事业和媒体的发展、管理过程中，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因自身法治素养相对欠缺导致存在不足之处，这些不足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妨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遵循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前提下，应正视新闻事业中存在的法治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管理。

(一)当前我国新闻事业因忽视法治存在的问题与现象

媒体内外干扰因素的存在使公民监督权因“权力本位”受到损害。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监督权属于这一权力范畴。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明确的政治需要和长期的宣传工作使媒体形成了一些固化的运作理念和特有的运作机制，往往忽视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民意表达渠道的建立与疏导，对于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意见缺乏足够重视，这就导致当人民群众主动向媒体提供新闻批评或舆论监督线索时，经常会遭到阻碍。某些单位和个人无视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或拒之门外，或拒不提供相关信息、资料;说情现象盛行导致监督稿件夭折率高，一些被监督的单位和个人在了解到媒体的具体行动后，往往会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如请客、送礼等，对即将要登出的批评或监督稿件实施撤除。一些已发表的稿件也无后续报道，即使挣脱干扰发出的舆论监督报道也面临层次低、力度小、效果差的特征。

除监督权受到损害外，新闻敲诈和媒介审判也是目前新闻事业中较为常见的违法现象。新闻敲诈是某些新闻工作者以舆论监督或新闻批评的名义，对一些违背国家政策和社会道德的行为主体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和现象。新闻敲诈生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新闻工作者对公权力的滥用，将群众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的监督权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私器，这一行为除损害媒体行业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基础、扰乱正常的媒体舆论监督秩序外，对行业生态和社会秩序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危害巨大。2013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查处了《购物导报》《网络导报》《中国特产报》等多家报纸涉及的严重新闻敲诈事件，并做出吊销报纸出版许可证或责令停业整顿并调整主要负责人的处罚。为了坚决遏制新闻敲诈现象的再次发生，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秩序与行业健康发展，2014年3月，中宣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专项行动，但目前来看，新闻敲诈现象依然存在。

市场化的媒体在保持自身政治性质不变的条件下，过于强化自身利益诉求，导致媒体模糊了自身的职责定位——媒体不是具体的执法、执纪部门，不能妄自判断是非，草率作出结论，应该客观报道新闻，单纯作为信息的传递者，避免造成媒介审判。在市场化大环境下，某些媒体视利益为重为先，忽略了对新闻客观性、真实性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的追求，以彰显自己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公关形象为目的开展工作;媒体求“快”、求“新”的运作逻辑要求媒体应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新闻，这导致媒体往往尊重的是新闻事实而不是法律层面的事实，当新闻事实与法律层面的事实存在偏差时，由于媒体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媒体作出的判定往往会获得公众认可，因此媒体一旦“错误”越权，极易导致媒介审判现象的发生。造成这一结果大多是媒体的无意识行为，但在事实层面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媒体应该高度重视自身法治素养的培养，坚守自己的工作范畴，同时在新闻工作过程中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应始终坚持在宪法精神和党性原则的观照下展开采访和报道。

(二)新闻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新闻事业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新闻立法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意义重大。

1980年全国第五届人大会议期间，新闻立法被首次提出，后多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新闻立法的提案[3]，但目前新闻法并未出台。宪法规定公民拥有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建议权、批评权，但这些条文大多宏观、抽象，具体实施与落实较为困难。而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具备的采访权、报道权、监督权并非强制性国家权力，其本质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新闻立法的价值就在于在坚持宪法精神、落实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对宪法条文进一步展开、解释与延伸，通过对新闻事业及相关领域的规定，赋予媒体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4]，并最大程度限制行政部门制定涉及新闻事业的规章制度或文件。换言之，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建议权、批评权，同时制裁种种侵害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行为。必须强调的是，新闻立法不是单方面赋予媒体或新闻工作者权利，必须指明其承担的义务，应避免滥用权力，防止新闻敲诈、媒介审判等问题的发生。

当前，政府出台了一些新闻管理条例和规范性文件，如《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对新闻事业中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规范。但从当前新闻大环境来看，迫切需要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义务。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人员应该积极把握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协调各方力量积极推动立法，努力敦促我国新闻法尽快出台。新闻立法是新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而新闻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涉及对既有的权利、义务结构的调整和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难度较大。在这一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民群众，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立法的首要前提。此外，新闻立法的过程中，应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从而保证新闻立法能够最大程度符合当前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公民的权利，最终达成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加强宪法实施的目的。

(三)提高新闻工作者法治素养，避免新闻侵权等违法事件的发生

《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在新闻事业和媒体的管理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对某些法律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甚至存在认识偏差和误读。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进行监督的一项权利，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很大程度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展开监督。因此，媒体舆论监督是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监督对象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社会的普遍利益，监督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利益不受损害。个别领导不重视、不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认为媒体往往只能当吹鼓手，不能当批评者，这种意识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缺乏有力的保障，监督乏力;个别领导干部担心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或公开批评，会造成人心动荡，影响社会安定，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个别领导干部的片面政绩观认为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批评，会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给党和政府抹黑，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决定》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其带头遵守法律对人民群众所产生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是国家走上全面依法治国道路的原动力，因此，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全面提升法治素养，纠正自身认识偏差，做好领头羊的角色。此外，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能鞭策某些媒体领导干部重新审视自己的违法成本，从根源上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媒体领导要正确认识普遍提升新闻工作者法治素养对新闻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性。当前新闻事业和媒体工作中凸显的舆论监督滞后、缺位以及新闻敲诈、媒介审判等违法问题与新闻工作者的法治素养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必须严肃整理、清除。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媒体领导应该针对奋战在新闻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涉及的法律进行重点培养和培训，法律是新闻工作者的武器和保护伞，重点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尤其是对刑法、侵权责任法、保密法、合同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的学习和理解，能够帮助新闻工作者依法行使采访权、监督权等权利。[5]同时，新闻工作者应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新闻政策，加强自我保护，合法规避各种潜在危险。在实际新闻工作中，个别新闻工作者为获取一些重要的个人资料有意或无意忽视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偷拍、偷窃等行为。宪法第三十八条、四十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实施对公民的侮辱、诽谤行为，公民的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我国民法通则和刑法中也规定了相应的条款。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有意识地加强与新闻紧密相关联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并最大程度提高自身职业道德素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避免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

术业有专攻，为避免新闻工作者法律知识的漏洞，在新闻报道中，新闻界和法学界要寻求通力合作，互相帮助。首先，新闻机构与法学研究机构应联合召开一些新闻与法治研讨会，并使之成为常态、常规化会议，促进新闻工作者法治素养的持续提升。其次，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新闻工作者在采写重大法制新闻时要充分向法律顾问咨询探讨，形成较准确完备的法律意见后再写报道。新闻报道完成后，再通过法律顾问进行审查。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法律错误，二来可以通过个案探讨，使新闻记者能运用法律知识分析相关问题。

四、结语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决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划时代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描绘了新的蓝图，这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实践教训与经验的总结升华，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党率领亿万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过程中面对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媒体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重要构成，急切需要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管理新闻事业，与其他单位、组织、个人一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而奋斗，为实现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权力清单制度给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笼子[EB/OL].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40221/Articel04005MT.htm.

[2]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41.

[3]孙旭培.新闻法：最需要的法律 最困难的立法[J].新闻知识，1999(9).

[4]赵金.关于新闻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J].青年记者，2008(12上).

[5]孙风毅.新闻记者采访权略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3).

(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媒介发展与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智琦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

作者：靖鸣 潘智琦

宪法法治体现论文 篇3：

法治思维方式的确立与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

[摘要]确立法治思维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法治思维方式的第一要义是程序思维，其核心是宪法思维。确立法治思维方式，针对的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则尤为重要和紧迫。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学法动力不足、尊法观念不强、守法自觉不够、用法能力不高的现象，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法治思维方式的确立，进而影响了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因此，学习法律知识，投身法治实践;注重法治考核，强化社会监督;建设法治文化，营造法治环境，是提高干部法律素养，确立法治思维的现实路径。

[关 键 词]法治思维方式 依法治国 程序思维 宪法思维 现实途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批准号：14ZDA004，项目负责人：刘卓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四个全面’与科学思维方式的确立研究”(批准号：2015BKS002)、上海政法学院科研项目“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思维变革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森年(1956-)，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张光紫(1983-)，上海政法学院讲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历史关键时期，“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主体的法治意识的强弱则具有决定意义，它规约着“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依法治国基础的构筑牢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当全民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能形成强烈的法治意识，养成崇尚法治的科学精神，并且将这种意识和精神内化为法治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美好愿景方能灿烂呈现。

一、 法治思维方式理论向度之研究

思维方式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思维主体按照自身的特定需要与目的，运用思维工具去接受、反映、理解、加工客体对象或客体信息的思维活动的样式或模式，本质上是反映思維主体、思维对象、思维工具三者关系的一种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结构。

思维方式的基本结构由思维能力和思维关系所组成。?譺?訛思维方式在内容上包括认知结构、价值结构和思维方法结构三个组成部分。

从理论向度，即通过对思维方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的剖析，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选择确立新的思维方式的一般路径。

(一) 法治思维方式的内涵与特征

何谓法治思维?迄今学界没有统一的定论。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和定义。其中，从过程和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的视角加以解读的较多。

1. 对法治思维方式的内涵解读

(1) 从过程的视角进行解读

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它是指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维方式与推理过程。它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它是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它主要体现为对客观现实进行法律关系判断和推理的过程。

姜明安从过程的视角解读法治思维。他指出，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2) 从思维模式的视角进行解读

法治思维是由道、学、术为架构，即原理与知识和方法三种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性思维方式。?讁?訛它是在坚持法治理念的前提下，与道德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行政思维等其他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是“特定主体以法治理念为基础，运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以致形成结论，作出决定的思维模式”。它是按照法治的观念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指人们以崇尚法律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

(3) 以法治理念的标准进行解读

法治思维是“是一种思维模式，思维逻辑，基础是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是根植于法治理念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或者过程。?譺?訛法治思维是“人类符合法治的精神、原则、理念、逻辑和要求的思维习惯和程式”。法治思维是指人们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和形成决定的思想活动过程。所谓“法治思维”，就是要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真正地崇尚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考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前提”。

(4) 从法治理念与过程的综合视角进行解读

法治思维，是指公权力行使者依其法治理念，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和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它是指人们以法治理念为指导……的思维过程……逻辑推理过程。它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它是“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讁?訛它是符合法治精神与法律逻辑的思维……还表现为按照法治精神的指引进行思维。法治思维强调的是一种法治理念。

(5) 从立场的视角进行解读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法治思维是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一种新理念。同时，法治思维也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价值观。

(6) 从广义和狭义的视角进行解读

广义的法治思维，是与人治思维相对应的思维，是指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标准的思維，主体应该是自然人。狭义的法治思维指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逻辑和法律规范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狭义的法治思维有四层含义：一是法治思维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掌有者，二是法治思维是一种价值判断，三是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四是法治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

此外，还有从类型的视角对法治思维进行解读。所谓“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而言的，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约束权力，按法定职责和程序办事，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輥?輴?訛有从属性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整体性、战略性的社会治理思维，是一种现代国家治理的科学理念与思路。也有从现象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它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有学者从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突出其变动性。法治思维是指受法律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方式。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建设有不同的重点，因而法治思维的内容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譹?訛也有学者指出，法治思维，即法律思维方法，对此，赞同者甚寡，有学者专门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剖析。

2. 对法治思维方式特征和构成的归纳

法治思维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受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是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在价值追求上是一种趋于实现公平、正义，保护权利、自由的思维，是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理性思维。?譼?訛法治思维通过四个维度来体现：即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譽?訛法治思维是一种价值思维，它要以尊重和承认法治的功能和作用为前提;法治思维是一种形式思维，即通过一整套合理的程序设计，让参与者和观察者都能清楚地看到最终结论和判断形成的过程，从而相信正义得到了实现;法治思维是一种保守思维，即“不轻易挑战法律，而是尽量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法治思维是一种新理念，法治思维是一种方法论，法治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其包含主体合法、目的合法、权限合法、方式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结果合法七个相互统一的内容。

法治思维的具体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合法与否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权利义务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以平等作为处理问题的价值导向，以程序正义作为化解纠纷的理性考量，以规则底线作为制约权力的基本要求。其包含四方面内容并相统一：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法治思维是一种建构性的理性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五个主要特征。法治思维是一种法律至上的思维，依法行权的思维，权利义务的思维，公平合理的思维，法律责任的思维，权力制约的思维。”遵循和运用“法治思维”，需要做到五个方面的合法：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法治思维的限权从宏观上来说，是限制所有公共权力;从中观来说，是限制立法者和法官的权力;从微观来说，是保障公民的权力。这三个方面构成法治思维的整体。用四句话来说，法治思维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的思维。

学者们对法治思维的多维探讨和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科学内涵，同时也为我们探寻确立法治思维方式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引。

(二) 法治思维方式的实质与核心

1. 程序思维：法治思维方式的第一要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国家就是程序法国家。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都应该纳入法定程序的轨道，任何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应受到程序规则的规制。“程序的完备程度可以视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准。法治的程度，可以主要用国家和人民共同服从程序的状态作为标尺来衡量”。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运用程序思维的能力。要善于运用程序思维来提高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就是要“借助程序这个形式性操作杠杆，把利益的博弈以及特殊的价值取向都转化为合乎公平正义的、以法律语言表达的权利诉求，进而通过程序的过滤装置取得关于公共选择的实质性共识”，并把程序正义和程序人道作为各种决定和行为是否妥当的担保，从而增强立法、政策制定、重大民生决策、执法和司法的正当性与权威性，有效减少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减少法律、政策和行政决策出台后的震荡。

2. “宪法思维”：“法治思维”方式的核心

法治思维的核心，应该是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宪法思维之所以是法治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因为这是由宪法的地位和特征决定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是统帅，是基础和核心。宪法思维也不例外，它不仅是法律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法律思维。不能用法律思维掩盖宪法思维，而应把宪法思维摆到突出位置。

宪法思维的根本性还源自宪法的根本性。“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譽?訛对宪法的根本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宪法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宪法本身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根本性。

韩大元认为，“宪法思维”之所以是“法治思维”的核心，是因为，首先，宪法是一个国家中社会共同体价值观的体现，是实现法治的基础，作为行使公权力的领导干部，能否尊重宪法，并认真对待宪法，直接决定了他对这个国家中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否尊重和认可;其次，宪法是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合，它既体现了党的利益，也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不尊重宪法，甚至向宪法挑战，就意味着他既不尊重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不尊重党的利益。

二、 确立法治思维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一) 法治思维：“依法治国”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

法治是以实践为灵魂的，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需求相联系的。

由于我国是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过渡到社会主义，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人治传统，使得我国一方面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另一方面封建人治残余在社会各层面仍未根除，法治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唯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步履维艰的不懈探索和实践。

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制定完善法律(自建国初开始，改革开放后步入发展快车道)、普及法律知识(从1986年起开始五年全民普法规划，已进行到“六五”普法规划了)、树立法治理念(从2006年起)、运用法治思维(从2010年起)等几个关键阶段。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更是抓紧了相关工作。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中央全會议题，标志着中国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法治建设步履的加快，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强劲推动的结果，也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更是二者之间辩证运动的结果。伴随这一辩证过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法治思维逐步确立。

(二) 法治思维：“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强调“法治思维”这一概念。在2013年2月23日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提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此后，习近平多次提到“法治思维”的问题。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他专门就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守法律、重程序，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二是要牢记职权法定，明白权力来自哪里、界线划在哪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三是要保护人民权益，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四是要受监督，这既是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也是对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制度保护。”?譺?訛他的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刻理解法治思维的时代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法治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

法治(Rule of 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Ie by law)。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有机统一，是整个国家权力(国家立法权、监督权、重大问题决定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权力的法治化。

一般来说，法治国家主要是指确立法律统治、维护法律权威的国家，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决定性因素。有学者将三者统一的法治中国的内涵和要求简要概括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并对其作了简要说明。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中的法治梦的重要内容。梦的实现，关键在人。无论是一般社会成员，还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形成并确立法治思维，才能产生对法律的敬畏和尊崇，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之梦。

2. 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论述，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两方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明确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二者合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譼?訛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在一个社会中，法治能否取得成功，直接依赖于社会主体是否普遍接受了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否能够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形成预期、采取行动、评价是非，是否肯于承认并尊重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结论，尤其是在此种结论与自己的意愿、计划和利益相抵触的时候。所以，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有助于我们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有助于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项目标。

3. 法治思维是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市场经济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战胜挑战、回答课题的治本之策就是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让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三、 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现状及培养路径研究

经过30多年的法治化建设，全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守法意识不断增强，用法的水平不断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环境还没有全面形成，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模式还没有真正养成，社会治理方式一时还难以转变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 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在确立法治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学法动力不足，尊法观念不强，守法自觉不够，用法能力不高。

学法动力不足。有些领导干部往往专注于本职工作，或多或少地认为，只要将本职工作做好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缺少法治思维，是很难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的)，缺乏学习法律的意识和动力;有的应景式、应付式地学，遇事翻书本，临时抱佛脚;有的忙于应酬，耽于娱乐，却辩说没有时间学法。由于法律知识这一基础松软，法治思维根本无法确立。

尊法观念不强。尊法就是对法律的崇尚和敬畏，唯法至尊。在观念中表现为法律是最高信仰，在行为中表现为法律是最高行为准则。而在现实生活中，部分领导干部崇尚法律、敬畏法律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人治思想、权大于法仍在个别领导干部脑海中根深蒂固。

守法自觉不够。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权力意识很强，习惯于把自己当“官老爷”，用人治思维处理问题，蛮横专权、独断专行;同时，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甚至认为自己位高权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遵守法律，也没人敢去追究，所以常常突破法律这道底线。

用法能力不高。表现在部分领导干部身上：一是不作为，二是乱作为。这在突发事件應急管理和在处理维权和维稳关系中表现尤甚。

(二)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培养路径探讨

培养法治思维，主要是观念的培养。要从理念上贯彻宪法和法律至上原则，要在情感上充满对法律的敬重和敬畏。?譹?訛没有这一主观因素，法治思维的培养只能是空谈;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有以下设计。

1. 学习法律知识，投身法治实践

从构成思维方式的基本结构分析，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多种要素基础之上的，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知识，它是决定思维方式科学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基础成分。从认识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来把握客观事物的;当接触到新的外界事物时，会把新事物经过改组扩充到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去。确立法治思维方式，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是基本前提。一个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人不可能形成法律思维方式。只有既了解法律、法规在某个问题上的具体规定，又了解法律的原理、原则，才能更好地领会法律精神，养成法律思维，并运用法律思维思考和处理各种法律问题。

学习有自学和他学。自学靠的是主体的自觉。他学则需要相关部门的设计和推动。全民的普法和干部的培训是他学的两个主要层面。

对于干部来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常态化的、落地的包括新入职的、调任的公务人员在内的具有整体性的法治培训，不可以是碎片化的、短期的培训。在公务员的任职期间，每年都应该有相应的法治课程。对于大众来说，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宪法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教育。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法治思维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训练、培养和应用的思维习惯，脱离开活生生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是不可能养成法治思维习惯的。因此，确立法治思维方式，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如出庭应诉、主持复议案件审理、旁听法院庭审、调查研究分析案例、谈判等实践活动。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树立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培养公平、公正意识，使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融入脑海，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素养，外化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对自身存在的人治思维、权力本位思维等错误思维方式深挖根源、加以清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地根据法律规定的权力种类和范围，依据相应的程序行使权力、处理法律问题，从而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 注重法治考核，强化社会监督

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树立领导干部的“法治政绩观”。具体而言，就是把依法行政考核结果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紧密挂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法治考核档案，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可通过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抽查测试，了解其法律素质状况;可通过群众主动检举、反映或开展问卷调查，了解执法队伍的执法状况;还可通过对执法部门的明察暗访，发现群众反映强烈而平时疏于监督的问题等。政府法制机构和行政机关要将考核结果汇总后报组织、人事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调动、提拔和奖励的重要依据。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于在决策、执法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滥用职权、违法执政、违法行政等，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和损失的，要依法问责、依法追责。

任何时候，都要强化对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行为的监督。当前，除了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外，尤其要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习惯，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法治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层面，实施至今仅有十五年的时间。人治思维和人治方式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身上还表现得较为严重。中国有“人情社会”、“熟人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上“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现象在个别领域还比较突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培养法治思维，就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自觉维护法律的刚性。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讲：“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3. 建设法治文化，营造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是指存在于法治主体之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法治建设、法治过程与效果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譹?訛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法治环境是法治思维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它积极地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反过来，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增强了，就会自觉地运用法治方式，法治环境也会得到优化和改善。

改善法治环境，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要注重法治“内环境”建设。这既包括进一步完善推进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各项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也包括建立健全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种具体制度。二要注重法治“外环境”建设。这包括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这对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意义重大。要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权利的落实，要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三要注重法治“软环境”建设。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习惯的养成和法治思维能力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权威，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因此，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尊崇法治，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进而带动广大群众去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伟大梦想。

(责任编辑：肖舟)

作者：张森年　张光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