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补充删改保护生态论文

立法优先和突破当下正全面发力的文化立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立法密码？这是理解未来文化立法路线图的关键线索。梳理最近一年多的文化立法动向，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产业促进法。两法均是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立法规划作出重大调整后，由原来的三类立法项目升格为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一类立法项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宪法补充删改保护生态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补充删改保护生态论文 篇1：

环境义务入宪的路径分析

作者简介:金明明(1985- ),女,江苏赣榆人,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基础理论。

摘 要: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前提下,宪法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义务主体设定普遍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这应该是当下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

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1]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

最后,考虑到章名和行文的问题,如果将上述条文改为:“公民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也依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对环境的保护义务并不限于一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同样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又遗漏了“单位”这样的义务主体,对环境义务的规定仍不全面。

综上,笔者从比例原则和效率原则出发,建议对“环境义务宪法化”的完善采用“义责结合型”的设计模式,具体的做法是对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进行补充和删改,即删除第二款“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因为这一款一来与第一款关于国家保护环境的宏观规定在总体上不协调;二来需要国家组织和鼓励的“自然资源”并不限于森林,它与其他自然资源相比也并不显得更加特殊和更加重要,所以这样规定反而显得挂一漏万、得不偿失。删除这一款后,增加“个人和单位”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这样与第一款刚好形成“国家”、“单位”和“个人”三类义务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由于我国宪法的“总纲”主要是关于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原则、主要方针和基本国策的规定,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所以将其规定在“总纲”之中也应该不会显得突兀和僭越。□

参考文献:

[1]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2]蔡守秋.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J].河北法学,2008(3).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金明明

宪法补充删改保护生态论文 篇2：

理想很丰满 道路不平坦

立法优先和突破

当下正全面发力的文化立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立法密码?这是理解未来文化立法路线图的关键线索。

梳理最近一年多的文化立法动向，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产业促进法。两法均是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立法规划作出重大调整后，由原来的三类立法项目升格为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一类立法项目。这表明，对文化发展具有全局统领意义的基础性、综合性文化法律，已成为推进文化立法的优先选项。

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例，该法自2014年4月启动起草，到2016年4月法律草案正式提交立法机关一审，仅仅历时两年。与诸多长期酝酿却多年难产的文化立法相比，创造了文化立法史上的最快纪录。而作为促进文化服务供应、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部文化基本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呼之欲出，也将为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广播电视法等文化专门法的加速出台提供坚实的依托。

正在加紧酝酿起草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同样具有深远的立法价值。自2000年决策层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断增长，到2014年已占GDP的3.76%。然而对照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仍然总量偏小、实力不强，相比于文化产业产值已占GDP四分之一的美国，更是差距巨大，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多年来，我国文化立法一味强调管理思维，却忽略了扶持产业发展的立法考虑，保护知识产权、保障文化创新、促进文化发展的立法设计极为匮乏，在法律层面，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仅有一部已严重滞后的著作权法。由于文化产业基本只是依靠政策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多头管理执法、企业融资困难、市场交易失范等现象屡有发生。正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促进文化产业的文化基本法，从而为繁荣文化市场、振兴文化产业奠定高屋建瓴、权威稳定的法制基石。

与尚在孕育中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相比，已经抢先进入立法机关审议程序的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堪称文化产业立法重点突破的一个典型样本。

自2002年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我国影片年产量已从不足百部稳定到600余部，票房从每年不足1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近300亿元，2015年前9个月已突破330亿元，增速达51%。电影产业总体规模则保持着每年超过或接近30%的增长幅度，2014年已达650亿元。这一世界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不仅使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也使电影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先锋。

然而，作为市场化和开放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业，电影产业在焕发勃勃生机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发展瓶颈。比如，繁琐的审批制度、高企的准入门槛，直接引发了电影题材狭窄、内容创新受限、市场发育不足等弊端。另一方面，由于规制不力，频发不止的“偷票房”、盗版侵权等乱象，又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伤害。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由电影大国进一步迈向电影强国。可资佐证的是，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大片不足国产片的七片之一，却瓜分了近三分之一的票房收入。

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针对电影产业的制度规范，除了1996年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多为低层次的规章、“红头文件”乃至领导批示等，且管制色彩极为浓重。而适应电影产业化改革、更加合理的高层次立法设计，却付之阙如。事实上，早在1981年，《大众电影》杂志刊发的《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一文，就发出了立法呼声。2003年，有关部门已启动电影立法起草工作，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直到2015年10月，借助文化立法提速的推力，原先仅仅位列人大立法规划二类项目的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一反常规，捷足步入审议殿堂，难产整整12年的电影立法，由此一朝破冰。

与立法速度逆袭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所秉持的“鼓励”和“开放”立场。草案明确要求政府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立了一系列扶持电影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和保障机制，并鼓励社会力量以投资捐赠等方式参与电影产业。更大的亮点在于，草案在简政放权的方向上迈出大步，同时取消两项、下放5项行政审批，包括取消单片电影摄制许可证、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等等。由此，为保护创作自由、激发市场活力松开了诸多制度捆绑。此外，草案在保留电影成片审查制度的同时明确，制定具体审查标准时，应增设公共参与、专家论证的程序，并要求电影审查时应组织专家评审。由此，为提升审查制度透明度、公正性，尤其是防止以往屡见不鲜的“关门审查”现象，提供了全新的制度支持。

从目前的立法态势看，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是“中国电影第一法”，也很可能成为率先出台的“文化产业第一法”。就此而言，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将为电影产业注入强劲的动力，也将为其他文化立法尤其是文化产业立法提供鲜明的标杆。可以预计，该法所确立的一些重要法律理念、原则和制度，将被文化产业促进法以及其他文化产业专门法加以吸收，从而以一法的重点突破，带来全局的示范效应。

文化立法的版图

按照决策层的顶层设计，当下我国文化立法抓紧推进的立法项目，除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外，另两个重点方向是，有关文化市场管理的法规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方面的法规。依据这一立法路线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等法规的制定和修订，亦在加速孕育中。

但从长远看，上述立法项目还只是文化立法的短期目标。相对于我国文化立法的贫弱状态，显然还需要规划更为精细齐备的文化立法体系。然而，究竟如何划定立法范围，确定哪些立法项目，既是文化立法的首要议题，也是争议已久的难点。

有主张认为，类似民事领域的民法和刑事领域的刑法，国家法律层面的文化立法仅仅需要制定一部文化基本法，如此既有助于各种低位级文化立法的协调统一，又能减轻立法机关的压力。但这一主张却难以获得认同，众多反对意见指出，从传统印刷到现代互联网，从媒体到文物保护，从有形物到无形物，文化领域包罗万象且处于不断变动中，调整方式、治理原则、约束手段等均存在极大差异。试图将如此庞杂的内容糅合进一部法律，在立法技术上存在巨大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勉强出台，其科学性、操作性等也不容乐观，很可能导致立法的失败。

相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雄心，学界更倾向于将普通法律层面的文化立法分为文化基本法和文化专门法两大层次，按照分层设计、分门别类的理路进行架构。颇具代表性的是，有学者据此具体划分了文化立法的四大方向，描绘了极为辽阔的立法版图。

其一，文化基本法。此类文化立法旨在确立文化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立法基本原则、文化组织设置、文化行为规制、文化权利保护等规范，并作为顶层设计，明确相应文化领域的基础性运行原则和规则，协调整合相关的文化单行法。具体立法项目则包括文化事业促进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市场管理法、文化权利保障法，等等。

其二，文化产业法。此类文化立法旨在调整文化产业领域。除了作为基本法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市场管理法外，文化产业的专门法项目应包括电影产业促进法、文艺演出法、广播电视法、新闻通讯法、印刷产业促进法、网络产业发展促进法、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法、网络传播保障法、旅游法、文化娱乐产业促进法、体育产业促进法、文化企业法，等等。

其三，文化事业法。此类文化立法旨在调整文化事业领域。除了作为基本法的文化促进法外，文化事业的专门法项目应包括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等文化遗产保护单行法，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法、文化馆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法等文化基础设施单行法以及广义文化定义下的教育、科技、体育立法。

其四，文化权利法。此类文化立法旨在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除了作为基本法的文化权利保障法外，保障文化权利的专门法项目应包括著作权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文艺创作权利保障法、宗教事务保障法、档案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以及有关特殊群体保护方面的文化立法。

除了设计普通法律层面的文化立法，如何完善宪法中的文化条款，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发展文化事业还是保护文化权利，都需要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作出引领全局的制度设计。尤其是，文化权利是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并列的公民三大基本权利之一，只有充分进入宪法视野，确立为宪法性权利，才能获取最高层次的制度关怀。

综观我国现行宪法，已对文化事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人才培养、精神文明建设等作出了规定，并对部分文化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如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及文化参与权、妇女的文化平等权等等。但总体而言，宪法所确立的文化基本权利并不充分，尤其是没有作出科学的分类，文化教育权、文化分享权、文化交往权、文化经营权、学术自由权、文化创作和表达自由权等重要的文化权利，宪法均没触及。这不仅使部分文化权利无法受到有力的宪法保护，也使不少文化立法难以获得充分的宪法依据。正因此，填补现行宪法的文化权利条款缺失，全面构建起宪法框架下的文化基本权利保护体系，理应列入未来修宪时的重要选项。

立法难题与路径选择

与勾画立法版图相比，文化立法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应对未来立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比如，文化体制改革是当下中国改革的重要一脉，涉及所有制结构重组、治理方式变革等诸多复杂问题，且不断处于变动中。这就要求文化立法合理解决改革探索性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既遵循“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则，以立法形式及时肯定改革成果，同时又秉持审慎的态度，为改革留下充分的余地。

再比如，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等特质，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差异，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因而，文化立法不应仅仅着力于国家法律层面的顶层构建，也应重视地方立法。事实上，近年来的地方文化立法已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年5月的统计就显示，全国地方性文化法规达154件，地方政府规章达138件，其中，14个省、直辖市的地方文化立法数量已超过10件。此外，有关文化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更是多达13000余件。诸多地方文化立法不仅满足了地方文化发展需求，也为国家文化立法积累了经验。典型的例证有，早在2000年就出台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开了立法保护传统文化的先河;而湖北、北京等地出台的图书馆条例以及深圳、太原等地出台的文化产业促进条例，也为公共图书馆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文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宝贵样本。

文化的特殊性还在于，既有经济属性，又有公益属性，因而文化发展不能简单依靠市场竞争，而是需要国家扶持。这就要求文化立法厘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尤其是强调政府的相应责任，在保障文化基本权利、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创造文化发展环境等维度，以立法形式设定详尽的政府责任。

更复杂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特别需要自由创造的空间。坚守文化自由原则，保障、尊重乃至解放文化创造的活力，理应是文化立法的基点。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价值观。因而，文化立法的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妥善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关系?如何合理划定文化自由与文化监管的边界?

在现实的文化生态中，对创作自由的过度“监管”屡遭诟病。尤其在文学艺术界，外行管理者将文艺作品删改得面目全非的事例时有出现，一纸行政命令甚至一句领导批示“枪毙”一部文艺作品的现象亦不鲜见。许多作家、艺术家对此抱怨连天;创作热情严重受伤，创作个性被磨灭，有的甚至无奈放弃社会责任，转而埋首“安全”题材。著名导演郭宝昌就曾公开质疑：文化缺乏立法保护，文化人究竟有多少自由来创作?一个命令让一部戏下马，几千万投资被拦腰斩断，这个损失谁来买单?郭宝昌甚至发出炮轰：“‘文化杀手’比那些贪官污吏还要恶劣!”

事实上，过于简单的监管方式，并不能带来良好的治理效果。以影视题材管理为例，试图阻止涉案剧扎堆黄金档的限制令一出，谍战剧却蜂拥而来。谍战剧限制令一出，抗日“神剧”“雷剧”又占据荧屏。几近恶性循环的“猫捉老鼠”游戏，不断反衬着禁令的被动不堪。更典型的例证是，近年来，一些演艺明星频频身陷吸毒、嫖娼、酒驾等丑闻，有关部门于2014年对劣迹艺人参演的影视剧等下达了封杀令，不少影视作品因此为“换角重拍”支付了高昂代价，损失惨重。这一禁令的公平性也随之引发强烈质疑，舆论普遍认为，真正合理的措施应当是建立演艺行业限入禁入制度，限制劣迹艺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演艺活动乃至终身禁入，而非以简单粗暴的“连坐”思维，殃及无辜的投资方和其他演艺人员。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自由”与“监管”的边界又常常处于模糊状态。最近的典型例证是，2015年6月，知名喜剧演员贾玲在东方卫视的一次小品演出中，因将民族女英雄花木兰演绎成傻大妞形象，引发轩然大波和社会激辩。“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等组织欲起诉贾玲，一些专家也大声疾呼立法禁止文化“恶搞”。但不少法律界人士却认为，文艺再创作属于创作自由范畴，立法禁止“恶搞”只会阻碍文艺的自由发展。众多网民更是反对小题大做，发起了一场“贾玲保卫战”。

而这样的纠结，也构成了文化立法深层突破的最大阻力。以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立法为例，尽管目前的法律草案大大提高了电影审查制度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但众多业内人士认为，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审查制度实施多年来，已不断暴露阻碍电影发展、束缚创作活力等弊端，与之相比，对电影产业更具实质推动力的制度创新，应当是自律审查性质的分级制度，由电影行业依照观众年龄、欣赏心理等对影片内容进行分级，但不禁止公开放映，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电影强国普遍采取的管理模式。事实上，电影产业促进法早期的起草文本中，曾一度写入了电影分级制，但因争议巨大，尤其是出于对行业自律不够成熟、色情暴力影片可能剧增等担忧，这一构想最终在正式成型的法律草案中消失无踪，业界和社会呼唤已久的电影分级制依然遥遥无期。

相比于电影产业促进法，与意识形态联系更为密切的新闻、出版等立法，更加凸显了“自由”与“监管”的冲突，其立法道路也更为曲折艰难。以新闻立法为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闻界就率先发出了立法呼声。1985年，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到1989年，新闻法草案和出版法草案已同时成型。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新闻立法的进程戛然而止，久而久之，甚至渐渐淡出立法视野。而在现实中，压制新闻自由权和滥用新闻自由权的现象交错出现，却又折射了新闻法多年缺失的尴尬。

这样的现实语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文化立法应当采取“先易后难”“缓急并济”的立法路径，对于已经取得共识、国际上有先例可援的文化立法，应快马加鞭，率先破冰;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条件相对成熟的文化立法，应把握时机，加速推进;对于敏感性强、难度大的文化立法，则应积极酝酿，适时启动。

如此，如今已进人快车道的文化立法，终将伴随时光的洗礼，跨越重重难关，逐步填缺补漏、由散到全，最终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以文化基本法律、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干，以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为补充的文化立法体系，从根本上重塑法制的面貌。

作者：阿计

宪法补充删改保护生态论文 篇3：

特朗普百日新政与中国智慧应对

就像当初制作真人秀时一样，这个至少导演美国四年剧本的新总统究竟做得怎么样?不断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的同时，特朗普自身的内政外交实施又有哪些特点?

特朗普的百日新政已过三分之二。

面对美国国内主流媒体对其新政府运行“混乱不堪、功能紊乱”的批评，特朗普仍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他给自己过去这段时间做的事情评了优;在新闻发布会上更是表示，自己领导的政府运行得像一架“调校精准的机器”，自就职以来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就像当初制作真人秀时一样，这个至少导演美国四年剧本的新总统究竟做得怎么样?不断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的同时，特朗普自身的内政外交实施又有哪些特点?

内政，麻烦不断

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

特朗普似乎一直自带“惹麻烦”体质，继1月27日颁布的“禁穆令”被流产后，3月6日公布了新版移民禁令，继续引发多地抗议。

上任后第一个星期五，特朗普推出首版“移民禁令”，即90天内不准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入境，同时禁止所有难民入境美国，禁令为期4个月。消息一出，世界哗然。除了伊朗、伊拉克等国表示反对，美国社会多个领域意见领袖也纷纷抗议，多个城市和大学爆发示威游行甚至暴力事件。当地时间2月3日，西雅图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做出口头裁决，在全美范围内暂停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禁穆令”。

由于美国的判例制，罗巴特的裁决事实上为全国树立了法律上的标杆。即便白宫新闻秘书坚称，“总统的命令是为了保护祖国，他被宪法赋予权威和责任以保护美国人民”，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还是希望联邦政府遵守罗巴特法官的这一裁定。随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司法部均加入“混战”。

特朗普团队没有苦苦纠缠，而是推出“修正版”的禁令——原在7国之列的伊拉克被剔除、这些公民中有绿卡的可以避免审查。纽约联邦法院随后宣布，已经入境、正在入境的7国公民可以避免被遣返;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则带头起诉，要求推翻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因为“移民禁令明确地指出这种歧视是基于国家的起源或信仰，但是却违背了州的保护公民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历史”。

这还只是对特朗普的第一轮挫折，其上任60天以来遭遇的最大重创来自医改。3月24日，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推动的用以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美国医保法》因为众议院共和党自身的巨大分歧流产。

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是特朗普竞选时的一大重要承诺和亮点。果不其然，上任不足24小时，新官特朗普第一把就烧了奥巴马医保法案并积极寻找替代品。在其他行政令推行不顺、经济改革措施见效较慢的前提下，特朗普似乎认为“一项新的替代法案‘很快，甚至同时’就可以完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瑞恩主导的《美国医保法》仓促上马，并预计在奥巴马医保立法七周年时通过众议院。

然而，贸然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特朗普和手下没能提供一个更完美的替代方案。“一方面没有明确解决办法的同时甚至没有过渡条例，本身部署的随意性造成了更多混乱且危及众多中低收入者的健康与家庭负担。另一方面，运行数年的医保法本身就是两党在当前政治格局下的一个相互妥协和平衡。对于社会各界而言，添一分太浓，减一分太淡，可谓众口难再调。还能如何调整变得更好?”即便不谈一部医疗法案的出台需要长时间酝酿、修改和完善，废除方案本身也需历经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当中包含了法案、监管条例以及行政命令，是一篮子的政策措施。要完全推倒它，从政策制定过程来看，不可避免地要在这几个大类中逐个实施。即使所有过程中共和党人都能团结成铁板一块支持特朗普，全部搞下来也要到2018年了;再逐个变成政策获得实施，则还要三到四年的时间。这当中会有起码一次中期选举和一次国会和总统换届选举，变数非常多”。因为需要照顾各方利益，瑞恩的替代品只能删删改改，仓促成型的作品自然無法与之前的相提并论，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没能勉强达成统一。最终，因为无法取得共识，瑞恩不得不在投票前仓促将替代法案撤回。

此外，特朗普在执政团队组建过程中也屡屡受挫。虽然其在宣誓就职前就紧锣密鼓做准备，然而上任两个多月了，还有近半成员未能上任。其次其提名的内阁成员人选负面新闻不断，“钦点”的劳工部长人选安德鲁·普兹德因雇佣非法移民，逃税丑闻难以通过国会批准，因此放弃职位。闹得沸沸扬扬的“通俄门”导致上任仅24天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引咎辞职。教育部长德沃斯险些未通过国会投票，副总统彭斯动用自己的决定权才助其过关。同时，白宫团队内部流言不断，幕僚不和、发言人不力以及多方角力等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众多猜疑。然而，在特朗普看来，内阁形成进程如此缓慢，都是民主党惹的祸!他在推特上吐槽说：“我的完整的内阁仍然没有到位，这真是个耻辱!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延迟最长的一次。都是民主党从中作梗!”

执政，从商人到商人总统

纵观这位美国总统上台治国的轨道会发现，他的执政特点深受其个性影响：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真人秀明星，他不受制于传统政治框架，也不试图塑造一个儒雅的政治家形象，甚至不信意识形态这套。有媒体称他是一个“意志坚定，执行力强，具有冒险精神，注重商业谈判，强调实际利益”的“独行侠”。

首先，明确的利益至上。谈到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就像其在主持《学徒》时从不忌讳谈钱一样，成功转型的他始终把“美国第一”作为执政理念或执政方向，即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重。提振美国经济是他的第一要务，他的一切政策主张都是为谋取经济利益服务的。

务实的企业家性格使得他跟前任的政治目标和动作大相径庭。“从废除TPP、重谈NAFTA、推翻巴黎气候协议、减轻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削减十余个政府部门预算及对外援助资金等动作可见，他的政策目标是要得到立竿见影的经济好转及就业效果，而不会像奥巴马在新能源等政策上那样，瞄准不切实际的未来目标。”有分析认为，奥巴马是一个“哲学家”，更多凭借一种理想和情怀在做事。特朗普反倒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是非常现实的，是计算条件和成本的，是凭借‘工具理性’推进工作的”。就像本月4日，他重申的那样：“我不想做全世界的总统，我只想做美國总统，以前有太多的国家依靠美国发财，这以后不会再有了。我们将使工作岗位回到美国。”暂且不论特朗普打出的“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贸易保护”组合拳能否长久振兴美国经济，但至少目前看来已成效初现，据特朗普本人表示，他成功使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拜耳医药、沃尔玛百货等大公司或减少美国的工作岗位外流，或承诺增加在美国的工作岗位。他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美国军方以史上最低价格订购了多架F-35战机，并表示他在和波音公司谈判以降低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价格。

其次，施政风格。明确的执政目标直接影响了特朗普实施政策的手段，入主白宫一个月就采取了46项总统行动，其中包括签署12条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令和12条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备忘录，他不会对后果顾虑重重，改革的路上更不会和风细雨。曾担任总统就职委员会主席的特朗普老友托马斯·巴拉克说，“他以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要快的速度带来了成果”。《纽约时报》网站认为，在现代史上从来没有哪位总统一开始就在这么短时间内在这么多领域采取过这么多行动。

“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方式反映出一名商人对政府应该如何运作的看法：发布命令然后付诸实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刊发文章称，虽然在医保、贸易、堕胎、环境、移民、国家安全、住房等领域连珠炮式的行政命令让那些希望特朗普改组华盛顿的美国人感到高兴，但这也展示出一种有时难以驾驭的流程，无法确定能否实现特朗普提出的目标。

文章称，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周，政府工作经验为零这点时常表现出来。行政命令在没有得到所涉部门反馈的情况下就被签署。政策主张被提出，随后被撤回，会议和公共活动安排也随之被取消。文章认为，几乎每一任新总统都会经历一条学习曲线，可能需要时间来确立一种谨慎审议提案、考虑反对意见和限制意外后果的流程。但特朗普的学习曲线似乎特别陡。为了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起步，特朗普选择了速度而不是流程。特朗普的老友、保守派媒体大全新闻网总裁克里斯·拉迪说：“他因为当一名行动派而得到了赞誉和掌声。另一方面，他的动作有点太快了，也许没有经过全面彻底的思考。”

特朗普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为尽快展现其百日新政的成果，他坚决把取消奥巴马医保法和制定新的医保法并作一步走，甚至不惜与本党议员发生争执。但急功近利换来的却是新法案的胎死腹中，甚至被党内极端保守主义者称之为“奥巴马医保0.5”。应该说，特朗普新政中有不少符合美国改革的必需的成分，也得到相应阶层人民的支持和理解，但作为超级大国的总统，特朗普还需进一步适应华盛顿复杂、敏感及微妙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

最后，典型的商人治国。不同于竞选时高呼的“反精英”“反建制”，特朗普的内阁人选基本来源于超级富豪，“按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估算，特朗普内阁成员的总身家达到147亿美元，是前总统小布什政府的30多倍：国务卿蒂勒森被提名时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曾三度登上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排行榜，身家3.25亿美元;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获得任命前是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财政部长努钦曾任高盛首席信息官;商务部长罗斯以收购破产企业著称，号称“破产之王”;小企业管理局局长麦克马洪的亿万富翁丈夫是特朗普最大的金主之一……”除了金融和企业家，特朗普团队中军队鹰派居多，在其搭建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团队中，持鹰派立场的退役将领基本占据要津;他还先后提名陆军出身的麦克·庞贝执掌中央情报局，任命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为国家情报总监，而曾经委以重任的总统高级顾问班农曾在海军任职。

想要在任期内有所作为，内阁成员的高效和志同道合至关重要。特朗普内阁班子的组成也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圈内外人选的兼顾正是特朗普商人治国逻辑的写照。而近来由其女婿库什纳领衔的创新办公室，更是完全由商人转行而来，旨在“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通过商业模式将美国建成一个“超级全球公司”。

平常心，中国式的应对智慧

只要稍微关注过美国总统竞选的人都知道，特朗普是一个“任性不羁，容易被激怒”的人。从他胜选的局面明朗后，大家就开始担心，中国将如何处理特朗普执政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其走马上任后不久，国际社会纷纷试图塑造这位“政治素人”的内政外交。“英国、日本迅速从押宝‘希拉里’的失误中清醒过来，德法为首的欧盟、以巴西和阿根廷为首的拉美处在观望阶段”，普京与特朗普开始热情互动、杜特尔特与特朗普亲密通话……

戏剧性的是，不论是精明的普京，还是谄媚的安倍晋三，又或者是谨慎如默克尔，一个个都踩着地雷铩羽而归。先是俄罗斯成了出气筒，美国内各种势力对特朗普当选的不满，一股脑全撒到了俄罗斯身上。“特普会”被延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因为“通俄”被搞下台，现在飞向叙利亚的 59枚导弹，更是使得美俄面临军事冲突。一时间，华盛顿谈俄色变;安倍心急火燎飞去华盛顿，想吃一颗美日同盟不倒的定心丸，结果造就了“超长尴尬握手” 的一幕不说，特朗普还是宣布美国退出TPP;扛着政治正确大旗的默克尔大妈义正言辞数落了特朗普一通，但殊不知，惹怒了特朗普总统，甚至连手都不跟你握，访问仅三小时默克尔就一脸阴沉离开了华盛顿。

反观北京，倒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淡定。对其竞选时就宣称的“中国是货币操纵国”或是后来冒出的“要让中国为贸易顺差买单”等言论，基本采取“一笑而过”的态度。对于韩美铁了心部署“萨德”，中方强烈批评并迅速反制，但矛头也始终聚焦韩国。

显然，这都不是事情的全部。当看客还在为表象担心、忧虑和猜测时，两国元首已经完成了气氛友好的通话，他的孙女阿拉贝拉一段背诵唐诗的视频在中国走红，在白宫未能向中国发出惯例的农历新年祝福后，伊万卡携女儿出现在了中国大使馆的活动上;接着，特朗普宣布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紧接着杨洁篪国务委员悄然顺利访美，没几天，国务卿蒂勒森开启东亚“三国行”，对中方首倡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予以主动承认!这些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其实都成为了首次“习特会”的基石，4月6—7日，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会晤。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国智慧的又一次成功。

第一，从目前的“习特会”安排看，中方很好把握了特朗普的个性特征，知道先和他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仍处在“学习期”和“试探期”，上任两个多月来，在重大涉华问题上，特总统还处在“轻率表态—补充认知—重新表态—可能再度轻率表态—再次补充认知”的螺旋式循环，“在中美经贸、朝鲜、南海、两岸关系等中美关系重大敏感议题上，特朗普缺乏对历史背景的基本认知。在补充相关认知后，他可能大幅扭转先前表态”。同样，中国对美国这位新总统的知识补课也非常重要，所以先冷静观察再私人层面“交朋友”再到建立一个双方高层都关注、可持续对话的大框架才是明智之举。

再者，特朗普还处在一个“干中学”的彷徨阶段。对他而言，两个半月的实战已经初尝失败的滋味，如何一边当总统一边更多地从国外牟利以实现美国经济的振兴还处在漫长探索期。因此中国必须对长期的中美关系放平预期，以平常心对待美国政府的每一次挑战或挑衅。其实以中国今天的体量，凡是外部挑战，都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挑战，保持常态也许是应对特朗普行为方式的好办法。

最后，中国最擅长和商人打交道。特朗普是一个意识形态落后、看重经济利益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尊重强者的人。无论是之前的往来还是这次的坦率交流，中国都在用时间证明自己是务实的、值得合作，有助于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国伙伴，中国发展的成果可以与美国共建共享。至于推进双方在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多领域的全球合作也自是一个水到渠成、双方乐见的过程。总而言之，特朗普对华政策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完全清晰，保持平常心才是中国现阶段最佳的应对策略。

作者：韩洁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