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在我国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同，决定了二者行为方式的不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1：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摘要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②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关键词 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中央政府;演化博弈;数值仿真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丽中国发展理念。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支配当地经济资源中享有更大的权力，“财政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中倾向于主动牺牲环境赢取经济利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实施中是一种博弈关系，博弈结果受中央政府监管成本与收益、监管力度、奖惩力度以及地方政府执行力度、执行成本与收益的影响[1-2]。环境规制的监管与执行机制是一个多元主体的传导过程，忽略了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可能会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3]。目前一些学者的理论成果集中于分析这些常见因素是否对央地政府的博弈结果产生影响，尚未深入分析各因素如何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策略，忽略了相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对央地政府博弈结果的影响。然而，一个地区的环境政策是相邻地区具有竞争关系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反应函数，相邻的两个地方政府的福利水平存在双向影响[4]。朱平芳等[5]

指出排污行为损害当地居民福利，相邻地区福利水平提高对当地政府效用产生负效应。 为了研究现有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本文分析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将地方政府竞争情形下的环境投资执行力度，引入到所构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非对称动态博弈模型中，通过数值仿真，深入研究了不同情形下中央政府奖惩力度、地方政府执行力度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如何影响央地政府的行为决策，以期为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博弈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四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研究政府与企业二者间的博弈关系，Moledina等[6]运用演化博弈分析环境规制过程中企业应对政府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时的行为倾向，得出政府政策对企业行为具有引导作用的结论;金帅等[7]学者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动态惩罚机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趋势;Xia H[8]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框架研究了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型企业的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张倩、曲世友[9]

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排污税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行为的影响;焦建玲等[10]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碳排放奖惩机制下，碳排放约束标准对政府和企业群体行为演化结果。另一方面是集中于研究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彭皓玥[11]

考虑公众生态权益模糊情形下，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间博弈行为的影响;潘峰等[12]通过引入约束机制对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间博弈关系进行研究，对比分析存在约束机制和无约束机制下如何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以提高环境规制效率;李明全、王奇[13]基于博弈论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合作与不合作情形下的博弈模型，并进一步分析贴现因子对地方政府合作稳定性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集中探讨环境规制实施中的三元博弈关系，Kazemi A[14]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温室效应缓解中政府、企业与消费者的选择行为;Duan W等[15]学者综合运用系统动力学和演化博弈理论的方法研究排污奖罚措施及税收调控对政府、企业和公众间的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指出政策的组合策略可以更好地促进环境监管模式实现“理想状态”;曹霞、张路蓬[16]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消费者监督行为构建了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并重点分析了政府制定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王欢明等[17]以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引入激励机制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如何有效利用雾霾治理的相关激励手段规避环境规制失灵;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选择行为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潘峰等[1]提出“竞相到底”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央地政府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上目标不一致，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姜珂等[2]在此基础上引入地方政府执行力度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并对不同情形下的博弈结果进行数值仿真;李胜、陈晓春[18]运用博弈理论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决策均衡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地方政府间污染治理行为的博弈中认识央地政府的污染治理行为特性;张文彬、李国平[19]运用从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角度构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模型，并分析了博弈主体的利益取向;贺立龙等[20]在研究污染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关系的影响，并对降低政府与企业合谋概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众多学者主要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等四个利益相关主体展开研究，其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公众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已形成了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成果，而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博弈行为策略分析，尚未对博弈结果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结合相邻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非对称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不同情形下的博弈双方演化均衡策略，并重点分析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及相邻地方政府竞争的正、负外部效应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

2 模型假设与符号说明

2.1 基本假设

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的自由，同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隐瞒污染事实、执法不严、规避中央政府监督等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可能性[21]。中央政府作为委托方，无法完全掌握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22]。本文以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做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1：中央政府管辖范围内存在两个相邻地方政府a和b，地方政府可将总投资预算用于环境保护和经济生产，a和b总投资预算之和等于T，任何一方投资于环境保护行为能使双方受益，任何一方投资于经济生产行为能使自己受益，而产生污染物使另外一方受益减少，即经济生产行为为N类行为具有负外部性，环境投资行为为P类行为具有正外部性[23]。假设2：整个演化博弈过程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主体，中央政府的策略集为{监管，不监管}，地方政府的策略集为{执行，不执行}。央、地政府的环境规制态度分为积极和消极，当央、地政府的监管力度和执行力度等于1视为积极态度，否则视为消极态度，中央政府通过奖惩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情况进行激励。

2.2 符号说明

Z为中央政府的总收益，当中央政府选擇积极监管时，监管成本为C2，对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行为奖励额为J，对地方政府消极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惩罚额为K;当中央政府选择消极监管时，r4为消极监管力度，监管成本为r4C2，对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节规制行为奖励力度为r1，奖励额为r1J，对地方政府消极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惩罚力度为r2，惩罚额为r2K;D为地方政府的总收益，当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执行环境规制时，执行成本为C1，执行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收益为R1，造成的经济损失为R2，当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执行环境规制时，r3为消极执行力度，执行成本为r3C1，S为地方政府完全不执行环境规制的环境损失，r3S为地方政府消极执行环境规制的环境损失。λ1为地方经济变化对中央经济变化的影响系数，λ2为地方环境质量对全国环境质量总况的影响系数。

3 央地政府环境规制策略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3.1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借鉴易志斌[23]的分析思路，设a、b两政府的投资效益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Ri=(Pi+uPj)α(Ni-wNj)β

式中，i，j=a，b且i≠j，0<α，β，u，w<1;α+β<1，u为正外部性系数，w为负外部性系数，两政府为了双方利益最大化，可采取合作与不合作两种策略，不同策略下二者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不同：

计算a和b两政府在不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最优环境保护投资效益P*a，P*b和Pa′，Pb′，得P*a=P*b=α-αwβ+βu+α-αwT

Pa′=Pb′=αα+βT。本文在此基础上计算存在竞争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为r3=Pa*Pa′=(α+β)(1-w)α+β+βu-αw，并在央地政府演化博弈模型中考虑r3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支付博弈矩阵[24]，如表1所示。

3.2 基于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均衡

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的概率为p，消极执行的概率为1-p;令中央政府积极监督的概率为q，则消极监督的概率为1-q。

情形一：当A1<0，A2>0，A3>0时，即无论中央政府消极监管还是积极监管，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收益均大于消极执行收益，且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积极监督收益大于消极监督收益，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情形二：当A1<0，A2>0，A3<0时，即无论中央政府消极监管还是积极监管时，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收益均大于消极执行收益，且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消极监督收益大于积极监督收益，ESS为(1，0)。

情形三：当A1>0，A2>0，A3>0时，即中央政府消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比积极执行收益大，中央政府积极执行时，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比消极执行收益大，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积极监督比消极监督收益大，(p*，q*)为中心点，其余所有的均衡点为鞍点，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情形四：当A1>0，A2>0，A3<0时，即中央政府消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大于积极执行，中央政府积极执行时，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比消极执行收益大，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消极监督收益大于积极监督收益，ESS为(0，0)，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执行，中央政府选择消极监督。

情形五：当A1>0，A2<0，A3<0时，即中央政府消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大于积极执行，中央政府积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大于积极执行收益，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消极监督收益大于积极监督收益，ESS为(0，0)，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执行，中央政府选择消极监督。

情形六：当A1>0，A2<0，A3<0时，即中央政府消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大于积极执行收益，中央政府积极执行时，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收益大于积极执行，地方政府消极执行时，中央政府积极监督收益大于消极监督收益，ESS为(0，1)，地方政府选择消极执行，中央政府选择积极监督。

4 数值仿真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央政府不同奖励和惩罚力度以及竞争程度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由上文分析可知，只有当满足二、四、五、六情形下的条件时，央地政府的博弈行为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且演化

稳定策略受到A1、A2、A3的正负情况影响，本文结合限制条件选取数值，用MATLAB分别对四种情形下央地政府选择行为等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仿真，并讨论各参数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根据变量定义可知0

4.1 奖励力度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由于r1只与A1有关，故r1主要是通过引起A1的正负情况变化对演化稳定策略产生影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A2>0时，A3<0，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r1在(0，1)区间内引起A1的正负情况变化仅有利于实现二、四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此情形下r1的影响，设r1=0.3，0.5，0.7，0.9，r2=0.5，r3=0.8，r4=0.6，如图1所示。

(2)当A2<0时，由表达式可知，必有A1>0，此时只有A3的正负情况决定演化稳定策略结果，r1在(0，1)区间内

变化对演化结果无影响。

由图1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形下奖励力度的变化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很小，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较大。从上图曲线的切线斜率变化可知，奖励力度越大，地方政府坚持执行环境规制意愿越强，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的决策时间越长，而对中央政府的决策结果和时间几乎没有影响。这是由于奖励力度越大，执行环境规制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越大，地方政府的犹豫时间越长，只要奖励收益小于执行环境规制成本，地方政府最终仍将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只是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的决策时间变长。当r1=0.3，0.5.0.7时，满足情形四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由图1可知，此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r1=0.9时，满足情形二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此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执行，不监管)的演化稳定策略。由此可知，在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中存在一个奖励力度阈值r1*，当0

4.2 惩罚力度系统演化的影响

r2与A1、A3有关，r2主要是通过引起A1、A3的正负情况变化对演化稳定策略产生影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A2>0时，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r2在(0，1)区间内引起A1、A3的正负情况变化仅有利于实现二、四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此情形下r2的影响，设r2=0.3，0.5，0.7，0.9，r1=0.7，r3=0.8，r4=0.6，如图2所示。

(2)当A2<0时，由表达式可知，必有A1>0，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此时r2在(0，1)区间内引起A3的正负情况变化仅有利于实现情形五、六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此情形下r2的影响，令r1=0.3，r2=0.3，0.5，0.7，0.9，r3=0.3，r4=0.8，如图3所示。

由图2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形下惩罚力度的变化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很小，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较大。当r2=0.3，0.5时，满足情形四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r2=0.7，0.9时，满足情形二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在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中存在一个惩罚力度阈值r2*，当0

由图3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形下惩罚力度的变化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很小，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较大。当r2=0.3，0.5时，满足情形六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r2=0.7，0.9时，满足情形五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在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中存在一个惩罚力度阈值r2*，当0

4.3 地方政府间竞争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4.3.1 正外部性系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r3与A1、A2有关，u主要是通过引起A1、A2的正负情况变化对演化稳定策略产生影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A3>0时，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u在(0，1)区间内变化引起A1、A2的正负情况变化仅有利于实现情形六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此情形下u的影响，设u=0.3，0.5，0.7，0.9，r1=0.7，r2=0.8，r4=0.9，w=0.2，如图4所示。

(2)当A3<0时，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u在(0，1)区间内变化引起A1、A2的正负情况变化有利于实现情形二、四、五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产生影响。为了讨论此三种情形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时环境投资行为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系数u在(0，1)区间内变化对博弈双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令r1=0.8，r2=0.8，r4=0.6，u=0.3，0.5，0.7，0.9，w=0.2，如图5所示。

由图4分析可A3>0时，u在(0，1)区间变化促进央地政府实现(不执行，监管)的演化稳定策略，且u对央地政府双方选择策略影响较小。

由图5分析可知，A3<0时。正外部性系数u在(0，1)区间变化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较大，对中央政府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很小，且u越大，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决策时间越长，而对中央政府的决策结果和时间几乎没有影响。当u=0.3，0.5，0.7时，满足情形二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积极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u=0.9时，满足情形四的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存在一个阈值u*，当uu*时，地方政府改变策略，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

4.3.2 负外部性系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

r3与A1、A2有关，w主要是通过引起A1、A2的正负情况变化对演化结果产生影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A3>0时，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 w在(0，1)区间内变化引起A1、A2的正 负情况变化仅有利于实现情形六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此情形下u的影响，设，r1=0.7，r2=0.2，r4=0.9，u=0.2，w=0.3，0.5，0.7，0.9，如图6所示。

(2)当A3<0时，根据四种情形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实现条件分析可知，w在(0，1)区间内变化引起A1、A2的正负情况变化有利于实现情形二、四、五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讨论三种情形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时经济投资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系数w在(0，1)区间内变化对博弈双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令r1=0.8，r2=0.8，r4=0.6，u=0.2，w=0.3，0.5，0.7，0.9，如图7所示。

由图6分析可知，负外部效应系数变化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均较大。当w=0.9时，A2<0满足情形六的演

化稳定策略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w=0.3，0.5，0.7时，A2>0，不满足均衡条件，央地政府的选择策略无法达到均衡。由上文关系式可知，r3与A2正相关，与w负相关，随着w增加，r3逐渐减小，A2逐渐减小，即存在一个阈值w1*，当w>w1*时，可通过调节负外部效应系数促进央地政府实现(不执行，监管)演化稳定策略。

由图7分析可知，负外部效应系数变化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较大，对中央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很小。当w=0.3时，满足情形二的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积极执行，不监管)演化稳定策略;当w=0.5，0.7时，满足情形四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轨迹模拟条件，当w=0.9时，满足情形五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轨迹模拟条件，三种取值下央地政府趋向于选择(不执行，不监管)。此时，存在一个阈值w2*，当0w2*时，地方政府改变策略，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

由图6、7可知，u*>w2*，在促进博弈双方实现(执行，不监管)理想局面过程中正外部性系数的调控范围更广，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更易于控制投资环境的正外部效应以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引入相邻地区间竞争的影响，建立了央地政府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博弈双方的动态演化均衡策略，在此基础上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研究了不同情形下博弈双方动态选择行为的变化趋势，探索了中央政府奖惩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对系统演化稳定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调节奖励力度能够实现情形二、四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奖励力度的变化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很小，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较大。奖励力度越大，地方政府坚持执行环境规制意愿越强。当奖励收益小于执行环境规制成本，地方政府的犹豫时间越长，选择不执行环境规制的决策时间越长，奖励力度对中央政府的决策结果和时间几乎没有影响。在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中存在一个奖励力度阈值r1*，奖励力度只有设置在阈值以上才能促进博弈双方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

(2)调节惩罚力度能够促进央地政府博弈双方实现二、四、五、六等四种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惩罚力度的变化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很小，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意愿影响较大。在环境规制的实施环境中存在一个惩罚力度阈值r2*，当惩罚力度在阈值以下时，中央政府才会选择监管，但无法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当惩罚力度大于阈值，中央政府放弃监管策略，而地方政府继续不执行环境规制。

(3)调节正、负外部性系数能够促进央地政府博弈双方实现二、四、五、六等四种情形下的演化稳定策略，正外部性系数u以及负外部效应系数w变化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较大，对中央政府环境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很小。只有当A3<0时，u、w均存在一个阈值u*、w2*，满足0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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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central government; evolution game; numerical simulation

作者：游达明　邓亚玲　夏赛莲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2：

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博弈及博弈均衡的改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在我国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同，决定了二者行为方式的不同。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建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模型，深入分析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及博弈结果，以期为加强政府环境监管、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水平，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和企业; 环境行为; 博弈分析

一、 博弈论的引入

建设生态文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生态文明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让政府合理有效的行使环境监管的职能，使企业和政府双方的环境行为在博弈中达到最优，使环境保护成为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利益和自觉行为，从而实现提高资源效率、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社会进步和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及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的理论。它改变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即决策主体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并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也就是在相互存在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个人选择问题。

环境资源由于其产权关系的残缺以及公共物品特点，在使用中存在着大量的外部不经济性，从而导致了环境问题。而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等决策主体利益行为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因此各方不仅要考虑自己对环境保护的支付，同时也要考虑其他方的支付。博弈论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就是把环境保护中涉及的企业和政府二者之间的决策行为数量化，更科学地表达和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所获得的环境收益及支付成本指标的量化，使得博弈论成为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企业和政府环境行为的有效工具。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建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及博弈结果和博弈均衡的改善，以期为加强政府环境监管、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水平，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政策建议。

二、 政府与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博弈均衡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过程中，政府更多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对于企业而言，环境保护意味着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往往会使企业增加即时生产成本，在短期内降低利润。由于资源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如果没有外在约束，市场机制是不能直接引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自发地保护环境的，即企业推行环境保护，实现生态转变，并不是企业的自觉行动，而是企业在外部环境和社会制度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性往往与政府追求生态文明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冲突，必然会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产生博弈。

1. 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博弈过程

在这场污染排放与规制的博弈中，一方面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环保目标会根据污染总量控制需要，制定排放标准，并监控企业是否按此规定合法排污。另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其生产函数的约束下，企业会决定超标排污与否及其程度大小。进而不同主体根据各自的目标和约束条件，进行博弈并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策略。在此，企业不仅要考虑进行治污的额外收益(主要是获得减税或政府补贴和良好的社会声誉等)，还要考虑自己减少污染的成本、不减少排污被发现后要交纳的罚金以及社会形象受損等成本;同时政府既要考虑对企业规制带来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及政府形象的提升)，也要考虑监测成本、对企业超标排污罚款的征收成本，以及环境规制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等。当企业治污成本较高或政府监测放松时，企业往往会减少治污的数量甚至根本不治理。与此同时，针对企业的策略行为，政府也会及时调整并做出反应，如增加监控力度或增大超标排污罚款数额。此时企业又会增加治污投资以减少排污数量，或通过某些其它方式降低受惩罚的程度，如向某些政府官员进行游说甚至行贿。如此循环往复，重复博弈，直至达到均衡。

根据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对该模型作出以下假定：

(1)整个博弈过程只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博弈方，他们的效用函数分别表示为U和V。

(2)企业和政府都是理性人，都关心自己的目标利益，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由此决定了双方的决策行为。

(3)政府与企业的战略选择假定:作为局中人的企业的纯策略选择是污染或不污染(治理)，而作为局中人的政府的纯策略选择是规制或纵容。

假设C1为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R1为企业治理污染的收益(获得减税或政府补贴和良好的社会声誉等);C2为政府规制的成本，R2为企业治理污染给政府带来的收益(主要有因污染减少而增加的环境价值的增值以及政府形象的提升等);F为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罚款额。显然R2>C2，否则，政府就会放弃规制;F>C1，否则企业会宁可支付政府罚款，也不愿治污。

如果企业治理而政府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R1-C1，而政府的效用为R2-C2;如果企业治理而政府不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R1-C1，政府的效用为R2;如果企业污染而政府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C1-F ，政府的效用为F-C2;如果企业污染政府不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C1，政府的效用为C2-R2。企业与政府的支付矩阵如表2-1。

表2-1企业与政府的支付矩阵

当R1-C1>0时，企业治理污染能够获得收益，此时纳什均衡为(治理，不检查)，这也是该博弈中最完美的结果，对企业和政府都有利。

当R1-C1<-F时，存在两种情况：若F

当-F

图2-1表示政府与企业间动态博弈的一个子博弈。用p表示企业污染的概率，q表示政府规制的概率，对方很难准确把握博弈方的得益。在此子博弈中，如果p=0，那么博弈提前结束。政府的规制对于厂商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q>1-q，则它是可信的威胁，那么企业在上阶段很可能选择“治理”，即1-p>p;反之，1-p

图2-1政府与企业环境行为博弈树

下面求该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概率分布。

设企业的混合策略S1=(p，1-p)，政府的混合策略为S2=(q，1-q)。计算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S1，S2)=p[-Fq+0]+(1–p)[(R1- C1)q+(R1-C1)(1–q)]= -Fpq+R1-C1-PR1+PC1。 (1)

按照纳什均衡定义，在给定政府的混合策略S2=(q， 1-q)条件下，求p值以使U (S1，S2)达到极大，因此对(1)式关于p求导数，并令导数为0，得–Fq=R1-C1。 (2)

(2)式左端是企业污染时的期望赢利，右端为企业治理时的期望盈利，说明在纳什均衡中政府所取的策略S2必须使企业在治理或排污之间的选择由于平均收益相等而没有偏向，因此q=(C1-R1)/F。

同样，求政府的期望赢利函数为：

V(S1，S2)=q[p(F-C2)+(1-p)(R2-C2)]+(1-q)[0+(1-p)R2]=Fqp-C2q+R2-R2pq-PR2。(3)

在给定企业的混合策略S1=(p，1-p)条件下，寻求q值以使V(S1，S2)达到极大，因此对(3)式关于q求导数，并令导数为0，得Fp-C2+R2p=0。(4)

同上，在纳什均衡中企业所取的策略S1必须使政府在选择规制和纵容时由于平均效用相等而没有偏向，因此p=C2/(F+R2)。

综上所述，得到这个博弈的混合策略解：

[S1=C2/(F+R2)，1-C2/(F+R2);S2=(C1-R1)/F，1-(C1-R1)/F]。

进一步，由(3)式和混合策略解计算得到在达到纳什均衡时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Fqp-C2q+R2-R2pq-PR2=R2-C2/(F+R2)。

2. 政府与企业博弈結果分析

显然，企业污染与政府规制博弈的纳什混合策略均衡与规制成本C2、规制收益F+ R2有关。C2和R2可视为固定，即增加F值，可以使政府的期望利益增加。F作为政府针对企业超标排污时的罚款额，由于其便于控制，成为政府对企业污染规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下面对上述结果进一步分析。如图2-2所示，横轴表示政府选择规制策略的概率q(0

图2-2 混合策略

同时在上面分析中得到了博弈的混合策略解，并且计算了在达到纳什均衡时政府的期望效用为R2-C2/(F+R2)。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到: F越大，政府效用就越大，因此政府有增大F的趋向;当政府对企业的罚款额由F增大到F'时，会使C1F下移到C1F'。如果政府规制的混合策略不变，此时企业污染的期望效用由原来的0变为u(u< 0)，因此企业会停止污染进行治理。但在长期中，由于企业停止污染会使政府规制放松，即政府规制的概率由q减到q'，而此时企业污染的期望效用曲线由原来的C1F下移到C1F'，企业也就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使它污染的效用由负数又恢复到最初的效用0，于是该博弈模型又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加重对企业污染的罚款力度并不能抑制其污染行为，只能短期内降低企业的污染概率。

通过这种简化和抽象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到，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博弈的均衡取决于博弈均衡的激励相容条件。提供适当的激励相容条件，如加大对企业排污的处罚力度，可以改善短期博弈均衡，但是不能改善长期均衡。

3. 企业和政府行为的进一步分析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抽象分析，它假定企业和政府都对彼此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认识，即完全信息博弈;企业是只考虑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行为主体，政府是只考虑社会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行为主体。但现实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从企业层面上看，在现实博弈过程中，企业博弈方对其生产过程、生产技术、排污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了解较多，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向政府隐瞒真实信息，甚至不严格按照环保要求生产，不披露废弃物信息，假报产品性能等，造成动态博弈的政府博弈方无法全面了解企业博弈方的相关行为，是信息不完美的博弈方。因此博弈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博弈双方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使企业有更多的行为选择，将使双方的博弈均衡朝有利于企业方倾斜。如果企业只从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采取行动，将不可避免的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

从政府层面看，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也会出现“政府失灵”。从地方政府层面上讲，这种“失灵”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地方经济问题，它的经济利益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因为企业能增加就业从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通过企业缴税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可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在很多地方政府眼里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环境保护是软指标，经济增长是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于是就产生了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可能性，即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增长而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采取听之任之甚至保护的态度。二是政府为了取得排污费等环保收费，而在一段时期内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特别是当企业治理污染不能给政策执行部门带来效益时，执行部门有可能为追求处罚金收入而纵容企业的排污行为。

三、 企业和政府博弈均衡的改善

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博弈策略上都更具有复杂性。要实现政府与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行为博弈中的最优或次优均衡，就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既对企业行为的外部性产生约束，又能及时对企业自觉的环保行为给予激励，让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由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既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和企业“合谋”的概率，促进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又能提高政府规制的效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的双赢。

1. 尊重人民群众的环境主人地位，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分析博弈过程中假定只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博弈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保护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公众是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最大的利益动机，任何对于环境的损害都是对人的损害，是对全体公民根本利益的损害。缺乏公众的参与，虽然也能实现博弈均衡，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有可能因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放弃最优均衡。实际上，当前我国很多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公众缺乏参与权、监督权和话语权的结果。因此，在现实中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博弈均衡的完善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而要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首先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公民的环境主人地位。同时，要实施国民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参与意识。要明确公众参与和监督的主体既包括人大、政协，也包括基层社区、民间团体和每个公民;参与的方式既包括立法、信访，也包括听证制度、公益诉讼、专家论证、媒体监督和志愿者服务等;监督的对象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政府。

2.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虽然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但是，由于双方的地位不同和目标不同，在博弈中政府的行为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有的GDP评价指标体系下政府缺少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驱动力，甚至可能产生政府和企业在排污等环境问题上的“合谋”。因此，必须调整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以生态建设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将环境保护效果、资源利用率、人居环境指数等因素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对政府绩效、地区发展和官员政绩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激发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求政府在严格排污标准，加大处罚力度时，使行政部门对排污企业的治理、督导情况与工作业绩相挂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必要时应建立对政策执行部门的再监督制度和问责制度，严格规范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要完善管理体制，特别是排污费等环保收费的管理，坚持收支分开的原则。

3.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建立绿色企业文化

如同任何一种博弈一样，企业与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上的博弈有多重均衡，在这众多的博弈均衡中哪些会最终实现呢?博弈论本身不能给出答案。但是博弈论告诉我们，在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中，由于各博弈参与人要考虑到以后的长远利益，若以后的长远利益对现在来说影响足够大的话，参与人就会为了长远利益而作出“合作”的选择，从而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均衡。而当一个社会领域的博弈有众多均衡时，哪个均衡会最终实现，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作为最优均衡，这个最优均衡的实现取决于各方存在长远利益和自觉保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

树立长远利益的观念和培育自觉保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建立绿色企业文化。要使企业认识到只有将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与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只有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从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生产转变为减量型、清洁型的绿色生产，才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才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节能减排应成为更多企业的自觉行动，而不完全是一种被动的与政府的博弈。

4. 大力发展环保科技，完善环保市场，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现实中任何企业与政府的环境博弈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进行的。企业逃避污染治理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防止因成本增加而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因此，治理污染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和博弈的均衡。如果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有较大的下降空间，污染治理所获取的经济效益和企业声誉等大于治理投入，企业就会愿意主动采取污染治理行动。反之，若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成本下降空間很小，企业因污染治理投入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就缺乏积极性。

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既是企业自身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责。政府督促企业治理污染，可以使用加大罚款力度的办法，也可以使用帮助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的办法。上述博弈模型的分析证明，加大罚款力度不能改善长期博弈均衡，而降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则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长期博弈均衡。因此，政府应转变以惩罚为主的思路为服务为主的思路，即大力发展环保科技，完善环保市场，帮助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实现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四、 结语

现阶段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但在企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如生产成本的加大、政府制度的变动、科技的不断升级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给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带来较大的风险，从而阻碍了企业的生态化和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同时，受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制约，政府行为也可能短期化和具有自利性，使得政府和企业进入更复杂的博弈过程。这种博弈必将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而长期存在。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双方博弈均衡及均衡的条件。但是，要推动这一博弈向最优均衡发展，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全社会生态文明氛围;政府要明确和改善职能定位，变惩罚为主的思路为服务为主的思路;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文化;促进环保科技的发展，降低企业环境治理的成本。这样，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最终会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共赢的良好格局，实现经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王玉庆.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3]王冬梅，李万庆.博弈论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4，(10).

[4]王斌，张英杰.环境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J].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4，(2).

[5]张伟丽，叶民强.政府、环保部门、企业环保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J].生态经济，2005，(2).

[6]王齐.政府管制与企业排污的博弈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3).

[7]韩贵锋.环境保护低效率的博弈分析[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

责任编辑刘凤刚

作者：邹伟进　胡　畔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3：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

摘要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环境规制;波动机理;契约设计;最优契约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环境的严重压力。据20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科学家联合发布的16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绩效排名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dex， EPI)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排名第116位。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制度因素或者说环境规制成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最重要推动力。

国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制强度变化方面，Oates and Schwab[1]模拟了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环境政策工具竞争资本的情景，认为地方政府会通过降低排污收费或增加排污许可来争取资本的流入。该结论与“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 PHH)相背，其认为环境规制差异仅带来生产成本差异，贸易自由化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向相对宽松的地区迁移，使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2]。与该假说对应的理论是“竞争到底”(Race to the Bottom)，认为地方政府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资本竞争中，会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相继降低环境规制的最终结果是环境零规制，所有地区环境都恶化[3]。Oates and Portney[4]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竞争到底”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尽合理的，指出资本流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同时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此外，也有学者从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5]、环境规制俘获[6-7]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国内关于环境规制的理论研究相对实证研究较少，赵玉民等[8]重新定义了环境规制的内涵，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并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内涵、特征、联系与区别等，为改善和优化企业环境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张崇辉等[9]基于CHME理论，构建双向可比动态指数测度了我国2003-2010年的环境规制水平，并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替代指标的差异，认为应完善和加强激励型环境规制，并相机选择中西部的环境规制方式。李郁芳和李项峰[10]基于公共选择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处于次优水平的原因并给出了政策建议。臧传琴等[11]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认为博弈会降低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用，因此政府应进行规制政策创新以提高规制效率。易志斌[12]以跨界水污染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总结。吴卫星[13]认为造成我国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是我国环境规制存在三种结构性失衡：公众与企业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诉讼失衡、环保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规制权利失衡以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竞争失衡，并依此给出政策建议。朱平芳等[14]基于环境规制和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博弈视角，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采用竞争到底策略。

可以看出，现阶段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研究多集中在评价和提高地方环境规制效率的静态分析方面，鲜有学者对地方环境规制动态波动及其机理进行研究。本文借鉴陈长石[15]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思路，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委托人)——地方政府(中间人)——企业(代理人)的双层委托代理模型，剖析环境污染事故(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中央政府强力介入、事故影响减弱和完全消失三个典型阶段的地方环境规制波动机理。

1 委托代理模型和最优契约

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中央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政策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和监督。但是，我国实施的“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和财政分权相结合的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使得发展地方经济会给地方官员带来经济上的激励[16]，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就和企业经理人一样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从政治决策中寻租，导致地方政府行为选择逐渐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相对缺乏提供生态产品的积极性。

本部分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环境规制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对环境规制最优契约形式及其性质进行讨论，以解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选择的特征。

1.1 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假设在一个仅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封闭经济体中，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总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环境规制政策，并负责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考核，根据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经济产品和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绩效对其进行奖罚;地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经济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活动进行监督，并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奖罚;企业负责提供经济产品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由此得到本文的最后一个结论。

结论5：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并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地方环境规制的条件下，保证地方政府不对当地居民进行收买的最优契约应具有以下性质：第一，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条件是松的，而其他约束条件都是紧的;第二，在满足最优契约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愿意支付的收买成本随其在总的收买成本中的占比增加而减少，随中央政府的奖励增加而增加。

结论5的经济含义是：①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当地居民的收买，小幅度的对环境规制水平进行调整，从而在企业增加的产量中获得收益，从合谋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将当地居民引入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中，使其成为其中的一员，分享部分合谋的收益;②地方政府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m′满足m′=p2(rs-ri)/[(1-p2)(2v-1)]时，地方政府就会放弃对当地居民的收买，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将发挥其职能，导致中央政府的介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以总fa的罚金;③地方政府通过对相关政策的变动影响v和rs，进而对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的收买成本m′进行调整。

与结论1相比，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被引入地方环境规制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关于环境规制的博弈就转化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三方的关于是否收买的博弈。这个博弈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m′，与之相比，中央政府更难察觉到地方政府在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m。

总之，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能够缓解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的冲动。首先，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时，地方政府不仅要与企业进行谈判，还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成本与当地居民协商和收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额外收益，制约了地方政府改变环境规制行为的选择;当地居民将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监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保护的权力，获取最大化的自身收益。其次，能够改善环境规制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真实性的掌控，为逐渐提高和稳定地方环境规制的水平，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改革思路。

4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契约设计理论，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环境污染事故影响消失——地方政府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发生下一次环境污染事故”周期性波动以及波动机理进行了描述。分析表明，这一地方环境规制波动机理诠释了中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但解决起来又异常困难的原因。认为破解现阶段中国地方环境规制的周期性波动需要引入第三方规制。将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的监督权法律化和制度化，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方博弈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的三方博弈，能够缓解博弈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的冲动，减轻由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所造成的恶性累积效应，这一制度改进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地方环境规制波动，但在现有的中国环境规制体系下，不失为一种解决地方环境规制波动的有效方式。

针对中国地方环境规制的行为特征，提出以下稳定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的政策建议：

(1)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保证地方环境规制部门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环境规制部门归属于地方政府领导所造成的寻租和低效率问题。地方环保部门虽然隶属于上级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但基本上以地方政府的目标为主，不具备行使“独立性”环保职责的条件，特别是其绩效考核受到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关方干扰，地方政府掌控着环境治理的局面。现行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往往以地方政府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成为引发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爆发重大污染环境事件的重要原因。完善地方环境规制制度的当务之急是改变地方环境规制部门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依赖性，尝试将环境规制相关负责机构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成立由国务院主管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副总理负责、由环保部统一管理的、与地方政府机构分离的环境规制体制。

(2)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便于环境规制机构对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为进行考核。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界定和产权明晰，由于中国行政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企业的产权尤其资源和环境产权缺位和模糊，这种产权状态严重影响了企业决策的独立性，使得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机构对企业的环境责任的追究存在难点。只有加快推动中国企业的环境产权制度改革，加快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增强企业的决策独立性，才能降低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的倾向性，提高企业履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环境治理责任的刚性。

(3)建立包含当地居民和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规制监管体制。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逐步提高当地居民组成的地方环境保护公益团体(即第三方监管组织)参与环境规制的决策地位。中央政府将居民在环境规制中的责任和权力纳入国家基本法如《宪法》之中，使当地居民享有清洁环境和对地方环境规制监督建议及部分决策的权力得以制度化，借鉴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由环境规制的所有利益方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地方环境保护管理协会，共同负责本地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确保当地居民在管理协会中占有重要席位，并逐渐提高当地居民和社会团体对地方环境规制的参与程度。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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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ts Fluctu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al Contract Design

LI Guoping ZHANG Wenbi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61，China)

conducts strong involvement

after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o choose a high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n the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ort level and production are low， b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is minimum，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is weaken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choose the relatively l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even unable to get extra income， and the enterprise production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also increases to a certain extent， when the impact of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completely disappears，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choose the low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get extra income and to complete the economic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has increased; in the event of a new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ters into the next round of cycle.Again， introducing local residents as the third party to collusion model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we obtain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tract including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key to the new contract i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cost to bribing the local resident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and introducing local residents can alleviate fluctu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reduce the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luctuation and realizing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tract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ending the subordinat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partment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to keep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partments independent，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o keep the enterprise independent and setting up the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social group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luctuation mechanism; contract design; optimal contract

作者：李国平 张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