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始终是经济学争论的主题。人们之所以把这一矛盾的难题解析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缘由在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 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 也是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 这两大目标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 就成为各派经济学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
公平主要指公正和平等。公正就是尊重事实和公认的社会准则, 不偏不倚, 无差别、无歧视, 以同准则而非凭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好恶对待人与事;平等就是按一致的、同等的社会规范和标准享有同等的地位、机会和权利, 排除任何特权与垄断。公平是社会成员对特定制度下的权利及其后果进行评价的基准, 从本质上看, 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成员思想意识上反映。它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 形成相应的社会意识, 得到法律保障, 分别体现在条件、地位、机会、处理原则、人际关系、分配、收入、消费、生活层次、教育等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从抽象的“人性”去表达对公平的诉求;有的只是强调公平的某一方面, 如从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或收入平等、法律平等去解释或界定公平;这些都不能全面科学地表述公平的内涵, 更无法说明公平观念的特点。至于那种把公平等同于分配均等的观点, 有的是混淆了不同时代公平基准的认识错误, 有的则是为了凸显公平与效率不可得兼而蓄意歪曲的错误释义。对公平观念的错误理解当然无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关于效率, 西方古典经济学早先比较一致地将其内涵局限在资源有效配置的范围里, 将资源的最优配置当作高效率的准则;效用学派兴起以后, 又掺进了主观判断和边际分析的因素, 强调效用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则突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和经济增长。有些学者则把效率当成单纯的生产力范畴。这些意见都不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 带有片面性。效率, 从宏观领域看, 不能仅限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或社会生产的增长率, 还应包含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收益率以及人民收入的增加、福利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等等。所以, 效率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而且还存在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持续效率之别。应该全面地、长期地考察效率, 而不能只局限在某些个别方面。有些行为在某些微观领域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效率, 如获得较多的企业利润, 却无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 有的甚至还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妨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看, 就不是效率的提高而是效率的下降、损失和破坏。
第一, 公平与效率互相依存, 互为前提。一方面, 一种公平关系和观念要以一定的效率为物质条件。因为公平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种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之上的历史范畴, 没有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 不会发生公平含义的变化。另一方面, 效率是建立于一定公平观上的效率, 要以公平为前提, 因为离开了公平的支撑, 生产者、特别是劳动者就不可能长久保持积极性, 效率就无法维持或进一步提高, 甚至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 降低了效率。
第二, 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一方面, 公平待遇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调动、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好使用社会资源, 有利于提高效率。另一方面, 效率的提高可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 在为统治者提供更多财富的同时, 出现适当改善劳动者生活的物质条件, 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平观念。
第三, 公平与效率互相制约。表现在, 效率提高的根基在于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这一根基又取决于对人的公平待遇, 因此, 提高效率不得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如果牺牲公平而片面强调和追求效率, 必然挫伤利益受损一方的积极性, 破坏了效率提高的基础。而且, 效率既然还包含了人民福利的增进, 不公平可能为少数人带来较大的利益, 却会损害更大部分人民的福利, 这就是对效率本身的破坏。反过来看, 公平既然要以效率的提高作为物质前提, 必定会受到效率条件的限制。就是说, 对进一步的公平原则的诉求不得妨碍效率的提高, 否则不仅无法达到, 还可能因动摇了既有的利益格局, 破坏了社会生产的秩序, 导致效率的降低, 不利于既有公平观的实现。
第四, 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发展, 共存于不同的层次。效率本身意味着公平, 而公平本身也体现着效率, 公平和效率之间是种交互同向的辩证关系。
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到达一定的水平时就有利于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 就会诱发新的公平观的产生;新的公平观的形成又会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 进一步提高效率。从历史上观察, 公平与效率就是这样地朝着不断提高的层次互相促进, 同向发展。就个人收入分配而言, 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 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分配制度, 相对于按资分配来说, 客观上是最公平的, 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尽管我国法律允许按资分配这种实质上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 但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性就是没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公平分配。可见, 按劳分配方式的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阶级性和相对性。同时, 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平均”或“均等”, 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 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看, 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 已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 使劳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从理论上讲, 社会主义更加要求和更能实现效率与公平互相促进。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共同主人, 互相间建立了平等合作关系, 生活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这种关系赋予劳动者在所有制、发展机会、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原则等方面的平等。尽管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还不能消除人们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但它毕竟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剥削这种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不平等, 是适合先进生产力、远胜于以往各个时代的高层次的公平, 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配制,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同时显示了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反映社会主义所要争取的公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生产力, 即要求提高效率。这两方面互相促进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从列宁到我国几代领导人对此都反复论证过, 谁也否认不了。
然而,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方面,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只能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外, 还存在个体经济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性质不同, 人们之间的生产、交换、分配关系也不一样, 于是形成了各自的公平原则。就基本方面看, 各种性质的经济如果能够按照其公平原则运行, 就能促进效率, 发展生产。但是, 由于新的社会制度还不健全, 加上几千年来私有观念的影响, 许多人为了谋取私利, 在经济活动中大量产生破坏公平原则的行为, 对效率产生不良影响。
于是,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就出现了大量违反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行为。过去有段时期曾经错误地将平均主义当成公平, 使劳动好的人得不到应得的报酬, 实际上破坏了公平分配的公平原则。在认识和消除了这些错误以后, 又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不公平, 诸如, 某些垄断部门发放高额工资和奖金, 远远超过其付出的劳动, 而有的国有企业关停或改制, 造成了大批下岗职工, 生活无着;但少数公有企业领导人利用改革和管理漏洞, 占取大量公共财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非公经济成分享有社会给予的公平, 体现在它拥有法律维护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在创业、生产、经营、购销的自由权利和在市场、税负方面的平等地位。这不仅激发起资本所有者的发展热情, 还使他们能够获得各种资源, 尤其是人力资源, 并自主地加以安排、使用, 进行生产经营, 获取利润运用, 对劳动者起激励作用, 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 这种经济会具有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些相同属性, 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劳资之间在经济地位、发展机会、收入分配、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特别是, 我国非公经济成分现阶段还具有浓厚的原始积累属性, 不少企业主贪婪地追逐利润, 罔视劳动者福利, 迫使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劳动、引发频繁事故和矿难;多方压低、扣发工资, 加班加点不付或少付报酬, 借故处分罚款;任意辞退职工, 屡屡侵犯人身权利;部分企业只顾私利, 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哄抬价格, 牟取暴利, 损害消费者权益;偷税漏税, 侵犯国家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 破坏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少数富豪勾结官员和国企高管, 套取资金, 低价并购公有企业, 侵占巨额公有资产。
以上破坏公平的现象在造就少数富豪的同时, 形成了大批弱势群体, 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 既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也损害了公有经济, 危害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为社会秩序不稳留下了隐患, 绝不能听任它们蔓延发展, 必须寻找其根源并加以解决。
除了行业垄断因素外, 我国巨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根源主要在于所有制性质, 即阶级、阶层上的差异。因为, 在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内部矛盾不存在剥削, 由地区、城乡、行业差别和劳动差别导致的收入差距, 有的只不过百分之几十, 有的只有3倍多;而一般私营企业主靠占有大量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与劳动者间的收入悬殊更是难以计数。结果是, 一边有着千百万贫民蜷居于危房蜗室, 另一边是京城惊现价值几亿元的豪宅;我国城镇10%的家庭仅持有全部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1%左右, 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全国40%的金融资产。劳伦斯曲线的弧度和以它为基础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就是这样地被迅速拉大。
除此之外, 政策上忽视社会公平, “名兼而实不顾”是其重要原因。不少企业振振有词地大讲效率“优先”, 只求企业主的利益, 置公平于可有可无甚至不顾。有些工会和群众组织惟恐落实效率“优先”不够, 不敢理直气壮地呼吁、维护未被“兼顾”的公平。一些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当作效率的惟一指标, 片面追求GDP, 首先重视的是身拥巨额投资能力的商户, 争相给予超常的优惠待遇, 惟恐企业“挪窝”, 不敢限制其不合理行为, 而将劳动者的福利和合理要求视为效率的对立面, 对危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者视若无睹, 或者治理乏力。这些都必然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
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不可能实行共同的、统一的公平准则。现阶段私有经济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资本获得利润是这种经济的“天经地义”, 成为它的公平准则的组成部分, 在这种关系内部被认可。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完全消灭剥削, 在全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即社会主义公平。但是, 社会总要排除倒退危险, 不断前进, 发展到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 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这就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目标, 强调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以社会主义公平观教育、引导人民, 使之影响其他经济的公平面, 减少其他经济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公有经济中那些违反社会主义公平的行为, 坚持生产过程的平等和按劳分配;坚决制止私有经济侵犯劳动者权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 引导它合法经营。要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 并利用税制增强国家财力, 调节过大的收入和财产差距, 集中必需的资源, 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所以, 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 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 这样, 效率提高了, 生产力上去了, 社会财富增多了, 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 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 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 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一步的因素中, 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 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推动社会的进步, 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 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 公平就越充分, 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 产生的效率就越大, 所以, 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当今,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 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 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 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 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 效率优先, 对于企业来说, 在竞争中, 在同一市场条件下, 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所以就以效率为先, 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营销战略, 在企业内部, 要尽可能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效率。企业的效率好,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并不否认公平, 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 正确的做法是, 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 必须兼顾公平, 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 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 提高工作效率;反之, 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 降低公平效率, 所以, 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 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发挥作用, 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 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 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 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创造高效率。
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 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 对这些弱势群体,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政府应当兼顾公平, 通过种种措施, 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 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 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 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 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 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 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 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 提高效率。
总之,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 公正的;同样, 一个公正的社会, 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 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指出, 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 惠及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增加社会财富, 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 《公平与效率的新选择》吴宣恭,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18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32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3页
[5] 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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