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画的重构启示

摘要:如何看待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统性”问题，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问题域”。尼克•奈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结合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进一步确证了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普遍规律性与民族特色的特殊规律性相统一的有机产物，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进一步运用和发展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对奈特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提示我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时代性解读”和“在场性重构”。这就要求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出发，从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做出具体历史的、动态开放的解读，始终站在时代与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做出理论概括，从而建构出切合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尼克•奈特;马克思主义观;正统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指涉的是毛泽东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以来，时代主题的变更、阅读对象的变化、政治情境和知识语境的变迁，加之毛泽东著述的大量出版以及毛泽东所具有的恒久影响，使得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勒呈现出如“棱镜”Ⓒ一般的多元化样态:从20世纪30年代侧重于新闻传记报道，到20世纪50—70年代成为“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再到后毛泽东时代渐进发展为西方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表征和理论热点。这也意味着，在不同时空语境中不断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在这一思考过程当中，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看待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关键一环。本文试图通过解析尼克•奈特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为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若干主题的当下再思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一、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统性

长期以来，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域。但纵观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统与否的判断，其背后关涉的实质问题即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当下的毛泽东研究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未对“正统”的概念进行系统性和历史性的追问和研究;二是忽视了对“何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缺乏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明确定义;三是不同学者以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主观预设为研究基础。这一研究范式直接导致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原则的“不同”的强调，越过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意涵的关注与深拓，进而也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简单机械地主观勾勒与漫画化。

何谓“正统”?据《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载，“正统旧时指的是封建王朝先后相承的系统，是指党派、学派等从创建以来一脉相传的嫡派”Ⓒ。“正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合法性”的逻辑表征。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性”原初理论以及一脉相承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的逻辑构架，具有解读文本的忠实性、解读范式的权威规定性、意识形态的权威代表性等特征。欲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否符合正统，首先要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是什么这一根本命题。这一命题同样关涉如何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对此，一种态度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观点与结论的拥趸，甚至将其置于神龛之中加以顶礼膜拜，进而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静止性”与“绝对性”;另一种态度则是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幽灵化”或者说“非本质化”。正如福柯所说，“对我来说，马克思并不存在。我指的是围绕着一个专有名词建立起来的实体，既指向某一个人，又指向他的著作的总体，以及从他延伸出来的一个无限巨大的历史过程”Ⓒ。

究竟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尼克•奈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一，探讨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必要性在于，“肯定马克思主义存在正统，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追踪和评估概念的谱系，把握其内部概念的联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探讨与溯源，一方面可加深对马克思主义逻辑表征的理解，另一方面能梳理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多重面相，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提供评估、批判、矫正和反思的基本参照系，为深刻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思想史定位提供理论基础和比较中介。其二，奈特强调指出，所谓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经典解读背后实质上是政治权力的让渡与轮替。而在极端形态之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宣扬与标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威性，进而将其打造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工具。而这种政治性的强势需要也逐渐淹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信仰。“正统性是一种带有权力的解读，反过来，又可以增加权力的正统性，权力是不稳定的，所以真理的传递让位于权力的传递。”④其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统是一个具有动态效用的存在，定义正统的标准也是具体历史、动态开放的，“‘正统’是一种建构，是被历史地、政治地创造出来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本身内蕴辩证批判性本质，具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理论特质，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在具体实践中，在自身逻辑张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加以“与时俱进”。“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开放性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⑥而这一辩证特性也内在预设了毛泽东将这一脱胎于西方文明、生发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规定性应用到东京方落后民族国家这一特殊场域的内在必然逻辑，进而也预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逻辑和大基本走向。这一过程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简单“位移”和“文本旅行”，而是马克思主义学理论与中国这一特殊时空场域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动态观照或者说同频共振的辩证过程。

二、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研究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历史和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人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意义，构成了奈特重构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动因。对毛文泽东马克思主义观正统性的探讨与思考，就成了奈特重思毛泽东的关键“切入点”。

首先，从方法论出发对文本阅读模式展开辩证批判与反思。在奈特视域中，是否存在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背后关涉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模式问题。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的“问题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本以及毛泽东文本的解读范式问题。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囿于视距差异、理论目标、研究范式、文本占有不全等问题极易产生经验主义倾向。而经验主义范式的阅读仅能得出一个单一而僵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解。此种关于“正统”理解最大的症结在于其“静止性”。奈特就曾对施拉姆的经验主义倾向加以批判，认为施拉姆在研究中大量引用的“事实依据”都是施拉姆本身的话语解构需要，是经过主观“选择”之后的相关“事实”。而哈佛自由派学者的“异端论”Ⓒ认为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一论断实质上也是一种基于“静止”的文本或理论视角之下而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既定事实过程(事实依据)”和文本的经验主义判断。

不同于此类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奈特认为以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认识论为前提才能实现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科学阅读，即从表层的文字纵深推进其内在的理论框架，从而读出其隐含的“问题式”的“症候阅读法”。Ⓒ而这一“深层功能性”阅读模式的廓清和反思，也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以及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统性提供了基本方法论支撑。具体来讲:一是要足够重视与整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研读工作，同时辩证看待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二是要将“有形文本”与“无字之书”相统一。在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毛泽东文本进行深耕细犁的同时，也须注重“思想史的宏观把握”。对于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研究，并非单一性的孤立型文本解读，而是文本与思想史的“合题”。从时空规定的“在场性”出发，将文本解读置于整个思想史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透视。三是要将“静止”的文本理论与动态变化的生动实际相结合，从而不断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对理论的再诠释与再确证。其次，从内容角度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谱系中具体定位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奈特结合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从具体历史语境中分析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争议性”主题，凸显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复杂的内在关联性。

第一，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力进步的逻辑使然。可以说，这一理论假设具有权威规定性。而在施拉姆、迈斯纳、魏斐德等学者的视域中，毛泽东被刻板化成一个片面强调人的意识和意志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唯意志论者”，这无疑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这一既定律令相左Ⓒ。他们也因此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主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断裂的。奈特则驳斥这一观点，认为:一方面，“经济决定论”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预设和经过主观理论中介过后的成果。这种经过中介和重建后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极端形态上也内在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上层建筑只有在“历史的特定条件”下才会对社会变革有重大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中经济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前提不可偏废。毛泽东对二者的紧密张力关系的处理始终在一个可化约的范围内。

第二，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视域中，工人阶级被视为彻底的革命阶级，他们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而农民阶级却是保守的阶级，本质上缺乏革命性。施拉姆、史华慈、迈斯纳等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农民力量的依靠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与领导权予以充分尊重。对此，奈特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一是毛泽东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作用和局限性的认知是极为清醒而辩证的。在注重对落后农民意识进行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在不断提高和扩大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规模影响。二是将毛泽东理解为农民革命家的症结在于对毛泽东部分文本的主观理解和片面化切割。史华慈、迈斯纳等就曾基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局部文本”中的只字片语而做出结论。三是从中国具体语境来观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实质上无法回避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的社会现实，而毛泽东对于农民的依靠更多是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出发把握具体情势，是一种基于实践理性而做出的现实战略选择。

第三，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运用问题。奈特认为，从毛泽东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系统学习和与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密切交流，以及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来看，苏联哲学教科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在1931—1936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这一参照系下审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能够明确昭示出其正统性的。但是，有西方学者援引毛泽东在1964年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以“肯定否定规律”Ⓒ替代“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判定其有“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之嫌，以突出其哲学思想的异端性。齐泽克认为，毛泽东反对“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主张“对立面的无限斗争”，陷入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恶的无限性”(badinfinity)，“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毛的辩证法仍然处于知性的层次上，固定的概念对立的层次，它无法阐述概念规定辩证的关联性”Ⓒ。实质上，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一是强调“否定之否定”与“质量互变”应在对立统一规律中予以阐释，二是所谓“没有否定之否定”不是对其完全抛弃，而是强调“否定之否定”是在发展阶段中的否定和肯定。

三、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奈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内在预设了对以下三个

问题的廓清。

第一，“何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曾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对“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作了分析。他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归结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人史总体性Ⓒ辩证法，一种以改变现实为中心命题的革命性实践的辩证法，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科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此处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归结于方法，实则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层面的本质规定，且其本人晚年社也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对此做出了修正。但这一重要论断相对于他所批判的教条主义者而言，其对于正统的理解显然是有可取之处的。

卢卡奇对这一话题的反思与阐释是一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开放式“补充”，正如有学者说的，“西欧在十月革命之后从来就没有形成有效回答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道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以理论的姿态但恰恰在政治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它不是逻辑上的正统吗?”Ⓒ但总的来说，卢卡奇无意为我们造一个看待“正统”的僵化标准，也并非要在新的话语层面上重构另一种理论教条。他意在强调，囿于何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当下的使命是“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保存了。我们的问题在于，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并且与此同时，还要将在之前的论辩当中的、依然有效的观点保存下来。”④对于何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求解始终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发展过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始终要跳出问题本身。

第二，如何把握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可以说，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运用于东方落后民族国家这一特殊场域并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中国样态”得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初形态得以“形变”。但这一“形变”是否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所许可的逻辑张力?这就需要深刻把握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判断，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何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要原样复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语句和结论，而是要辩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何谓“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这一二科学理论在“中国”不是单纯的“理论旅行”过程，而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