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读书笔记 毛泽东（推荐7篇）
高中的时候看了《恰同学少年》，只记得当时看得有点热血沸腾，一直都很想更全面、更深刻地通过传记去了解里面的历史人物。而真正付诸于行动竟已经到很久以后的今天。花了近一个星期，断断续续将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读完，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合上书本后，感慨不已，也真正感受到了老师布置这份作业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传》是哈佛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一个中国通——罗斯•特里尔所著。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本书，是因为它能够赋予我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丰富自己有关党和国家的知识。特里尔在书的中文版序里提到，“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就作者来说，他把毛泽东看作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照样会进行，但是必定会逊色不少。”对毛泽东，这个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有崇敬的，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不论他们了解他与否。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必修课之一，如果能够真正系统地去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地理解毛泽东这些思想的源泉和背景，去发现一个生动活泼的真实的毛泽东，必将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发展，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与奋斗，这本书正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毛泽东思想，这在书中被着重描写。诚然，在毛泽东革命之初，由于中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路，中国的革命出现了很大的波折，但是毛泽东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势头。毛泽东的学习和革命经历不同于其他中共领导人。其他的领导人大多曾经留学，在欧洲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然而毛泽东出身于湖南乡下，性格反叛，可谓坎坷，虽从小向往革命，但没有找到一条好路。他来到过北大，但是没有正式上学，却做了一个图书馆员。在他青年时代在中国本土四处求学的路途中，他比其他人都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现状。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绝不同于马克思著作中的那种世界。这是他之所以能改变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的转机绝非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造成。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虽然最初没有寻对路子，但是他们在意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之后毅然拥护，这才出现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特里尔对于毛泽东一生的评价也是比较中肯的，他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他缔造了新中国，同时也带领新中国走了很多弯路。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特里尔曾这么评价毛泽东：就他的盖世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和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作为一位统一者，它可与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和明太祖等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则只有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而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他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毛泽东留下来的思想、中国传统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书中描述的毛泽东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让我很受感染。在第一师范的读书经历对毛泽东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学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在北大淡然图书管理员期间更是天天泡在里面看书，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每一本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这样的读书精神似乎在我们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魄力，这些也正是毛泽东称为一代伟人的原因之一。他身上的这股韧劲，毅力是我必须学习的。联系到自己平常所读书之匮乏，缺乏坚持，顿觉羞
愧。
其次，毛泽东所表现出的领导、带兵能力，以及在关键时刻能看得透，作出正确的决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井冈山上的绝处逢生，三次带领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正确决策长征路线，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在反围剿中双方兵力对比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优异的指挥才能。第一次：10万对3万，第二次，20万对3万，第三次蒋介石亲自督战，指挥30万，而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军零头，这种毛泽东自称为“以十当一”的战术，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还只是一个缩影，可以说正是凭着这样优秀的才能，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打开了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门。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05-12-01
阅读时间：2014.12.01—2014.12.07
读《李宗仁回忆录》有感
读了许多回忆录，但最能引人深思的我认为当属《李宗仁的回忆录》这本书了（以下简称《回忆录》）。这是一本让人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忘却时空的好书，花了7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接近50万字的上下册的《回忆录》，在图书馆里，宿舍里，抓紧一切空余时间，每晚读至0点而无睡意。而今读完，码书于桌上，内心颇多思绪与感慨。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也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最后一年中，成为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新旧不是评论人事的惟一标准，而为现代革命者所不齿的道德反倒可能是更具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评价标准。”这些话都能证明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该书从李宗仁的人生历程出发，像是打开了历史的另一面。让人对当年的历史了解得更加全面。因此北伐史、正面抗日战场、国民党元老、领袖、将军、军阀等各色人物纷纷登场、风云际会，生动上演着民国历史的演进。各色人物不再像教科书中的一个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一个个人物的故事也是跃然纸上。
虽然只是个人的回忆录，但却不仅限于李宗仁个人的发展，其涵盖社会背景、政治形势、民国风俗、军阀名流、各种政见思想、分析等，写作范围非常大，涉及人物繁多；同时，从国名党内部人物的角度，李宗仁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各类高级将领详尽的描述与评价就像一个纷飞的战乱时代的众生相。《回忆录》正是以自己人的口吻来分析国民党一步步走向成功，然后一步步走向败退的历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李宗仁的一生可谓是“有足多者”。他从农民出身，入军校，参加各种各样的军队及讨伐战争。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两广统一”、“北伐”、“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台儿庄战役”等，李宗仁均是关键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李宗仁对我最大的影响来源于“台儿庄战役”，以一群“乌合之众”挫败了日军的精锐之师，其指挥才能，还有领导艺术起到了很大作用。
李宗仁认为现代中国变化激烈，政治文化以趋新为特色，“革命”本身成为目的，举凡一切传统的道德和价值秩序均被视为“保守”和“反动”，惟恐打倒之不够，为一党之和，一团之和，甚至一人之和，党人无法无天，不择手段。李宗仁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融合着崇高理想和坚毅行动的革命，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同时，之所以一再给民族的人民造成深创巨痛直至浩劫，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革命者以革命之名行攫权之实，以解放之名逞一己之欲，由人民代表而成为人民救星，直至以秦皇自居。对此，章太炎，熊十力等辛亥老人物均曾为之痛彻心扉。李宗仁作为现代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更具痛楚经验。他发现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
政治组织和主义信仰有所新旧，但是做人道德和政治品格却超越新旧。李宗仁对其同志的评价，多在其与旧军阀的对比中进行。北伐七个大军中，作战最勇敢、功劳最大的是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深、主义信仰最忠诚的黄埔系第一军。政治不是道德，然而革命包括革旧道德。但党人无德无义无信，“革命”势必受害。北伐尚未进行，国民党内部即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党权无法统一；北伐尚未成功，国民政府即已宁汉一分为二；北伐成功，在同一面“青天白日”的党旗下，各派系力量分合无常，“新军阀”拥兵自重，“事变”层出不穷；蒋介石一心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不断演出派系倾轧、同室操戈的闹剧。革命军队并没有避免此前北洋军阀的甫一成功即陷入混战的宿命。李宗仁以自己的独特视角深刻阐述了其本质。
于此之外，读完《回忆录》，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蒋介石。与李宗仁性格的正直、老实恰好相反，蒋介石则是阴险狡诈、心胸狭隘、多疑、专制独裁。李宗仁是这样总结蒋介石的：蒋介石先生在军事、政治上低能，但在玩弄权术，嫉妒贤能方面确是天才。蒋的成长背景是常年混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多年十里洋场的熏陶，使得蒋形成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事作风。李宗仁先生说蒋无军事上的智慧不无道理，蒋没有从军队的最底层做起，虽说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有没有学到真材实料，有没有军事才能，则是大家都明眼看得到的。有人才他不用或者是不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分资源时优待自己的黄埔军队；西安事变后，长期软禁张国良、杨虎城；作战过程中时而说往东时而往西；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了“劫收”；作战时将领有好的建议屡屡不采纳；后期有一次李宗仁请其到家中吃饭，而蒋却派儿子蒋经国在厨房验菜，确认无毒后才让人上菜。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细节能反映蒋介石的性格，或有趣，或让人感慨。
在《回忆录》中我几乎没有看到李宗仁做错过事，所有的错貌似都是蒋介石的。但“完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倾向于以一种有利的角度叙述自己，对此我做一些阐述。
以前只知道李宗仁的妻子是郭德洁，其回忆录中也只提到郭。而其第一任妻子李秀文却并未提及。在李宗仁生活的时代，三妻四妾也不是影响品节和声望的事，只是在《回忆录》中对原配妻子只字为提，多少有些不公平。
若说两个妻子的事只是德公的私事，不提及反而显得《李宗仁回忆录》作为政治活动经历的历史作品的严肃性。但实际上还有重大的军政事件没有提及，典型的就是“王公度事件”。王公度确有不法之迹，李宗仁枪毙他也说得过去，之所以不提及，可能是因为一提及王公度，就会引出李宗仁授意的特务活动，这显然与其光辉形象背离。
还有一点疑问也在此提出：在其《回忆录》中，1943年9月，李宗仁被任命为汉中行营主任，可后来查证，其实是1945年2月。这么重大而又容易核查的日期如果弄错了，很难相信会逃出唐德刚先生的法眼，他对李宗仁的记忆错误通常会有错必纠的。有学者认为，李宗仁这是为了逃避1945年豫湘桂大溃败中第五战区的责任，可溃败发生于1945年3月，2月即离职的他并不用担此责任，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抗日之初，李宗仁预言欧战即将爆发；爆发后，又预言英法将会速败，还预言日本会南进，与美国开战，则中国抗日必胜。这种高明的见识现在很难考证出是当时即有的。由此可见，李宗仁对当时革命的认识尤为透彻和具有远见卓识。
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5．毛泽东：《实践论》 6.毛泽东：《矛盾论》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节选）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节选）10.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二卷：《论持久战》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第三卷：《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 《为人民服务》 《论联合政府》
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蒋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 《论人民民主专政》 2.《邓小平文选》：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5）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6）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7）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9）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0）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1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3）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3.《江泽民文选》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
4）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胡锦涛：
1）《共产党要坚定自觉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7月2日。
2）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2年12月6日
3）胡锦涛《“七一”讲话》，2003年7月1日 4）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座谈会上的讲话 5.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求是》2006年第9期。2．罗国杰编：《理想信念与“三观”建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3．《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5月5日。
7.包连宗、黄建华：《人生的选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版。8.《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他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报：“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飞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读施耐庵《水浒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
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我从小时候就了解毛泽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一样没有我们新中国，毛主席是我们新中国成长道路上的辛勤园丁和引路人。
这学期我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这门课程，又一次阅历了毛泽东的传记。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我读到过毛主席在红军长征时候为炊事兵掌灯，作为一个军队的领袖，他平易近人；初中历史课本里我读到了毛主席在作战指挥的时候又神机妙算，在抗日战争时候撰写了《论持久战》如同诸葛亮一样巧妙的用兵法战术击败了军力占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在解放战争时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小学里看的电影《毛泽东与贺子珍》也讲述了毛主席在红军长征中，为了革命的顺利进行将儿子赠送给当地老乡的事迹。对于一位父亲来说，他是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精神，同样，将长子送上朝鲜战场，最后儿子不幸牺牲，毛主席忍受巨大悲痛，仍然日以继夜为国家辛勤付出。
小时候开始，不管哪个老师都会告诉我们伟人的故事，随着我的长大，有时候也会付之一笑，逐渐淡忘了。毕竟时代不同了，人心会有那么点变化的。现在上大学了，三年级了，有了毛邓三这门课，一年级时候上了思想政治，二年级时候读了马克思理论，我始终对欧洲的名人们不是很感冒，因为觉得人种不同天性是有差异的。也许我就有那么一点不求上进的思想在里面吧，不过中国的伟人们我一直觉得很伟大，因为中国不算是发达国家，很多国民至今还处于不怎么富裕的状态。在中国能够产生出了不起的人物，也许我是中国人，所以比较崇拜的。邓小平同志一手带领了改革开放，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带领我国逐步富强，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读毛泽东主席的书，我从小就喜欢武将，打天下的伟人我都是非常崇拜的。毛主席没有飞机坦克，带领了部队仅凭小米加步枪就解放了整个中国，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相当出色的。但是毛主席不是军校出身，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师出身的他又是怎么战胜了军校出身军官较多的国民党呢？
书中详细讲述了毛主席的爱好就是读书、写诗填词作赋，可谓满腹经纶，但是肯定有人会就此而提问，毛主席只是喜欢读兵书，就算熟读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也会犯如同赵括一般的纸上谈兵的错误呀？可是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红军进行了4次围剿，都被毛主席神奇的战术给挫败了，唯独第五次围剿，主要领导人李德和博古没有听取毛主席的意见，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作战方式，用阵地战和国民党大军消耗，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形势不同，红军装备没有苏军好，不能生搬硬套，才导致了失败的惨重后果，要不然，红军也不至于两万五千里长征吧。
在抗日战争中，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也是一部著作，他果断地预料到抗战必然会分为三个阶段，而在历史的事实中也确实如此，日军最终被击败。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和他的诸多将才们策划了三大战役，把国民党的450万大军一举打败，再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也敌不过几位聪明的领袖。
在松江大学城里三期和四期中的龙源路上有一个灯箱，上面写着毛主席的名句“孩儿立志出乡关，不学成名誓不还”我知道这是一句主席给自己勉励的话语，主席就是遵循了这句话而一学成名的。起初我一年级时候看到这句话，我没有加以理会，我还觉得这是书呆子才会去照这句话做呢。我一年级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挂了一门课，经过二年级在重修班的努力，以不错的成绩终于通过的时候，我再一次体会了这句话，因为每次从家里过来都要看到这句话的，我确实明白了学习是为了自己的。尽管我思想境界还不高，没有达到为祖国的崛起而学习这种境界，但是我明白了，至少要对得起自己，对得养育自己供给自己上学的家人。每个礼拜从家里大老远赶来学校，对于自己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既然来了，为什么要浪费在学校的时间呢，有人说在学校玩的很开心，没有拘束没有人管，但是这样对自己真的很不好，很不负责任，现在经济危机工作也不大好找，如果履历太差的话，会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不但家人12年供给的学习费用都白费了，而且自己花了这么多精力从小学念到大学也白费了。虽然我们不需要“学成名”但是至少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该对得起的人。
毛主席的一生是值得去学习的，也许又有人要提问，毛主席是伟人，他是领袖，我们不可能达到领袖的境界，不必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样想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习的是毛主席的成功，我把毛主席当作一位成功人士，如同其他成功的人们一样，他是一位创造了很多历史、军事上奇迹的成功人士，我特别喜欢军事，所以更值得学习了，拿破仑不值得学习是因为尽管他神机妙算，以少胜多，但是在最后还是打了几场败仗，但是毛主席却带领了解放军一举胜利到了最后。而且在外交史上的贡献也非常多。我学习的是毛主席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好的物质条件，没有优越的环境，也能成功。
想象中的毛选应该是深奥难懂，枯索无味，会让人看的头皮发麻。可是当我深入拜读之后，却发现与想象的相去甚远。原来毛泽东是如此平易近人，原来我看的那么的意兴盎然。就像他们所说，清新之气如春风般扑面而来。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两篇为我们今天正确地观察事物、解决矛盾和指导工作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实践论》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认识论，结论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矛盾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矛盾论》着重论述了了矛盾的特殊性，用来反对教条主义。从逻辑上讲，这两篇文章上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其它著作文章是这个哲学在各项工作上的成功运用。
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是针对当时国内“亡国论”和“速胜论”发表的。当时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十个月。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当时却是各派分立。而“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争辩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民心难安。于是就必须得有一种理论，既能解释抗日战争的现状，又能指导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的任务，一在于廓清思想，把全国人民从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迷途中走出来，他要批判亡国论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的谬论，使被蒙骗的人清醒，他也要批判速胜论的幻想，使人民能脚踏实地的看清现实，他既要巩固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要向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阐明中国的未来，消除国际社会的顾虑。二在于军事上，在战略上对抗日战争作宏观的战略分析，提出战略决策，用以指导整个抗日战争，在战术上从微观方面提出有效打击敌人的战术，指导军队切实可行的实战战斗。《论持久战》担当了指导全民抗战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的作用。
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要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但是，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正是这些思想，指挥了中国战争，指导了中国革命，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选集》中还有另外一个提到非常多的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古代，官都是欺负民的，而毛泽东却提出了做人民的公仆，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熟悉的一篇文章，当时我经常在早晨朗诵这放篇文章。“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建立如此巩固的体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各个岗位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理论经验，更是主席的一种态度，对人对事，对待学习，主席都一贯谦虚谨慎，有着学者严谨治学的风范。主席指出：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万万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一代领袖对于学习的孜孜不倦的态度。我们祖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值得去学的有很多很多。对于历史，主席教导我们经验要给予总结，珍贵的历史遗产要继承。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掌握好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会团结互助，以更好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的一生都与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这些恩恩怨怨且细细说来。
毛泽东讲过斯大林四次“整我们”的情况，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左”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倾，一次是“不许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怀疑毛是“半个铁托”。（7）这些怨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毛泽东开始走向共产主义始于1920年，一开始他也追求和平的改良，不主张激烈的革命的，随着湖南驱张运动的失败（走了张敬尧，来了赵桓锡），1921年以后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放弃改良主张。随后商讨国共合作事宜时，毛泽东支持马林的观点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而深得马林赏识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中央局，成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对该文章亦是赞不绝口，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1927年毛泽东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虽然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当“朱毛红军”旌旗猎猎时，莫斯科称赞那是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毛泽东的六大上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另外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式。这毫无疑问的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但是接下来几年，毛泽东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所以当时的博古等人处处打压毛泽东，共产国际却重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而且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1934年遵义会议虽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因为苏联特别注意排序问题，共产国际却大肆宣传毛泽东，称“毛泽东是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中，就出现了近60次之多。（1）这说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是相当重视的。
下面来说毛泽东挨整的事儿，毛泽东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牢骚，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可是我们上面也说了这个阶段共产国际对他还是很器重的，毛泽东体会不到则是因为整他的人大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或者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人。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博古、王明同志的上台问题，博古成为总书记时只有24岁，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他们能上台则是因为他们是扳倒“立三路线”的功臣，而且那时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外派，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变节。随后他们的“左”倾路线使得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开始长征。这次的挨整为毛泽东以后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埋下了种子。（2）毛泽东说的第二次“挨整”，支持王明搞右倾。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是有出入的，事变发生时毛泽东的第一感觉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却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时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国帮助共产党正确对待与蒋介石合作的问题。但是王明回国后搞出毛泽东做“主席”，他做“书记”的一山二虎的架势，与毛泽东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好在季米特洛夫最后支持的是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不止一次的讲季米特洛夫是个好同志，帮过我们很多忙。（3）
“皖南事变”的爆发，毛泽东与莫斯科政策分歧，双发关系起变化。毛泽东认为国共合作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莫斯科却不这么认为，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这不难看出，苏联需要蒋介石来抗日维护苏联的利益，不得不一直安抚毛泽东，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种利益关系，清楚地认识到迅速改变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必要性。此时，毛泽东与莫斯科、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了。（4）毛泽东此时敢这么与苏联发生分歧，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去得了党的领袖地位，而且因为这个党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必须依靠莫斯科的援助才能生存和发展的小组织。它有着相当庞大的组织系统，有几乎独立的军队和证权，并且得到极为广泛的敌后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因此也就具有了足以支撑其生存和发展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有这样的党做基础，再加上毛泽东的强烈个性和勃勃雄心，他自然不会听任莫斯科的摆布。（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延安整风运动。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这样说过，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大批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来了，虽然这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的盛行问题。而此时恰逢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使得毛泽东得以大展拳脚。1942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得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可以放开手脚整王明了。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因为毛泽东反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父子党关系，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那是一字未提，因为，我们不愿意在和苏联闹的不愉快。（5）
毛泽东抱怨最多的莫过于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毛泽东解释：“1945年当我们正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讲的较多的一个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有种说法是斯大林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种说法太过简单化，斯大林一直在援助中国，虽然抗战时大批物资给了国民党，这不无是利益关系的催化而已。因为不援助国民党，蒋介石很可能垮台或者投降日本，这样日本人就可以轻易征服中国，紧接着以中国为基地扑向苏联。斯大林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共，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所以斯大林都在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7）
1949年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此行更重要的目的是订立一个中苏新约，一开始斯大林是出尔反尔不想签订，搞的毛泽东很不高兴，最后斯大林又同意了，这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了毛泽东极度失望的情绪，在与毛泽东的接洽过程中化解了他对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严重猜疑和顾虑，仔细权衡利弊后同意签订新约。这不得不看出中国是个不容忽视的国家。虽然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争取到完全的平等，但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废除了，大连、旅顺、中长铁路都回归中国了，这都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但毛泽东对补充协定、中苏合营公司产生了疑虑，认为苏联人这是把中国当成了后花园，拥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无法容忍。这里我们看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每一个条约签订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这不得不想到李鸿章，每个条约几乎都由他签订，虽被骂为卖国贼，在清朝这样的环境下，他也是一个人才，他都在尽力的为清朝争取最小的损失。（10）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便有夺取台湾的计划，但是当时中国海军、空军毫无优势，请求苏联帮忙，斯大林痛快地答应给中国提供飞机及培训飞行员的请求，但拒绝了派遣苏联飞行员参加对台湾作战的要求，说是避免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而此时金日成也打算统一朝鲜，斯大林赞同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他强调必须得到中国同意，这无疑丢给了毛泽东一个烫手山芋，毛泽东曾非常不满斯大林的不许革命，自然也不会充当这种角色，只能接受即成事实。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同日美国也宣布出兵南朝鲜，中国进攻台湾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了。毛泽东不希望
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了，他后来曾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也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另外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有人曾说斯大林明知毛泽东急于进攻台湾而率先批准北朝鲜采取统一行动，就是不想毛泽东完成解放台湾的计划，造成中国出兵援朝的结果就是使中共更加离不开苏联，这只是一种猜测。（11）领导人的思想那是高深莫测了，国与国的关系那是奇妙啊。
事实是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出兵了，釜山遇阻，仁川遭难，苏联受限于雅尔塔体系不可能出兵，那只有中国出兵了，对于这场没有把握的仗也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的。据说斯大林得知中国出兵是落下热泪的，他终于同意毛泽东是个国际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将美军重新赶到三八线上，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又将美军赶到三七线，但是战争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中国志愿军所向披靡，是完全胜利的，毕竟中美之间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是不容争议的事实。美军反动全线反击之后，志愿军那是处处受限。中美双发皆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谈判。但是斯大林突发脑溢血逝世，使得毛泽东失去有力的支持，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不利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12）有时候联盟真的是会害人啊，虽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孤立存在，有的时候联盟的存在使一个国家越陷越深。中国就在朝鲜战争中充当了苏联的打手，损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可谓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头羊了，当时赫鲁晓夫也要仰望毛泽东的鼻息，所以主动给中国大量的援助，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因此极好。1956年赫鲁晓夫做了一件震惊所有共产党人的事，那就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一篇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毛泽东对此那是一喜一惧啊。喜的是赫鲁晓夫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了其丑陋的一面，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惧的是社会主义世界的震动，随后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都是明证。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毛泽东和莫斯科存在着分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最甚的是他肆无忌惮的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这对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额毛泽东来说不过是肃反扩大化地问题。另外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能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正因为如此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毛泽东欣然同意留下自己的。毛泽东会这么评价斯大林，而不是也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是因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思想体系是很相近的。波匈事件后，两党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内部公开化了。（14）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赴莫斯科，此行毛泽东受到了最高礼遇，但是两党两国关系渐趋恶化。毛泽东认为苏联那些人利令智昏，最好要臭骂一顿，毛泽东发表讲话不拿讲稿引起误解，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毛泽东的“东风压西风”“蛇无头而不行”“极而言之”理论都引起了苏联的误会。（15）随后中苏关系渐趋恶化，1958年长波电台事件，苏联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4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来指挥远洋活动的潜艇，遭中方拒绝。1958年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给予中国帮助，因为是尖端技术，赫鲁晓夫较为难，提出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令毛泽东大为恼火，认为苏联又在搞大国沙文主义，意图侵害中国主权。1958年还有第二次炮轰金门事件，毛只是想给美国人教训，并非真的想与美国人起冲突，而赫鲁晓夫的政策倾向于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毛是很反感的，所以才撤换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而毛在大跃进的假象下更是有恃无恐。中印边界问题。使得两党会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1969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苏关系就已经宣告破裂了。（16）但是两国领导人又及时刹住了车，会谈之后又延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1961年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急剧恶化以及苏共在二十二大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这都刺激了中国。1963年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