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研究在记忆实践传播学视野中的路径转向

摘要在传播学视野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早期采用“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后来又出现了“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两种路径存在将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片面化的状况，未能解释集体记忆与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实际联系和这种联系的发生机制。近年来，在“实践转向”下出现了一条“记忆实践”的研究取径，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在最低限度上就是对人的各种记忆活动作一主客统一的分析。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实践研究可以媒介实践为中心出发点，将互为表里的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作为理论基础，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的可能路径。这一基于“关系”的研究路径，或可达成对集体记忆各主客观要素的弥合性理解，并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对话。

关键词集体记忆;记忆实践;媒介实践;媒介化;媒介学

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开创性地使用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用来指代每一个“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所拥有的记忆。[1]这一创造性的概念，以其跨学科的特征及普遍的阐释力成为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发生在历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并在后来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传播学领域内开展的集体记忆研究，首先以“叙事-话语”的分析路径展开，后来在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媒介-技术”分析路径[2]，近来在“实践转向”下又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集体记忆研究路径拓展的内在学术逻辑是怎样的?新近出现的“记忆实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研究路径?通达“记忆实践”研究的方法何在?本文对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并重点讨论新近出现的“记忆实践”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以期梳理传播学视域下的这一集体记忆研究新取径，解决当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落差与裂隙。

一、“叙事-话语”分析：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记忆文本

哈布瓦赫最初即阐明了集体记忆“现在中心观”的特征，即“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人们对过去的各种记忆和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3]传播学者们将“现在中心观”和“语言学转向”相接合，以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底，福柯的话语分析为工具，从记忆文本中蕴藏的集体表征和符号权力出发，形成了“叙事-话语”的集体记忆分析路径。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大屠杀记忆、战争记忆、宗教记忆、国族记忆是这一路径下的主要研究对象。彼得·诺维克(PeterNovick)对不同美国社会群体拥有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区分，发现每一代美国人“都会以令其满意的方式重构和表现大屠杀”，重构的原则是“我们对现实的感受而非现实本身”[4];巴里·施瓦茨(BarrySchwartz)围绕林肯的历史形象所展开的美国国家记忆研究也展现出了同样的集体记忆特点，即集体记忆的具体内容会随着社会和政治情境的变化而变动不居[5][6];摩西·齐默尔曼(MosheZimmermann)认为以色列通过反复讲述一个民族被迫害的神话，将犹太人塑造成被排斥的“他者”，这种“自我他者化”强化了以色列的国族边界感[7]。

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路径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中，周海燕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周海燕采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一方面对大生产运动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了社会史的梳理，考察与“大生产运动”相关的社会记忆是如何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对《人民日报》上的“南泥湾精神”相关报道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大生产运动”从起因到过程的讲述中，无不经过了权力的筛选、裁剪与建构，“南泥湾精神”成为至今还在不断被调用的政治财富。[8]此外，学界还常以代际、职业、趣缘等共同体为集体边界，剖析不同群体的记忆建构。

各类媒介记忆文本和口述记忆文本是“叙事-话语”研究的核心经验材料。在与历史事实和不同群体的记忆内容的比较中，集体记忆的建构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记忆叙述的变化、虚构甚至谬误都有着独特的作用，“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它们“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9]在贺萧的观点中，口述记忆文本中的谬误与善变正是记忆主体的建构实践的最佳体现。其他媒介记忆文本也同样如此—记忆的建构性是在“叙述”中，而不是在“见证”中，被凸显出来。

如此，集体记忆的建构性研究视角呈现出的是一幅多元化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后现代记忆图景。记忆研究的支持者最关心的是记忆的建构者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构建一个记忆版本，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对过去的再现在历史事实上是否准确和可靠。[10]传播学视域下开展的早期集体记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构研究，这就使得集体记忆研究对“叙事-话语”分析形成了路径依赖。[11]

二、“媒介-技术”分析：记忆媒介的技术分析

如同其他无形观念一样，集体记忆的存储与传播需要依赖具体的介质传递，没有媒介载体的记忆传递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12]在文本以外，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媒介，“媒介-技术”成为研究集体记忆的另一种视角。

“媒介-技术”分析路径主要探讨记忆媒介的技术特征如何影响和形塑了集体记忆的特征。阿莱达·阿斯曼较早注意到记忆与其承载媒介之间的关系—不同载体中的记忆存在特征冲突，并且不同的媒介技术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属性、存储和传播。[13]近年来，新媒体正在强势整合印刷、视听等其他传统媒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元媒介。全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体现在集体记忆当中，因此，数字记忆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新对象。在数字记忆的研究领域中，也有对记忆文本的阐释性分析，但其分析目的是为了讨论新媒体技术特征对集体记忆内容的影响。

全球化是国外学者讨论数字记忆时的重要背景[14]，数字记忆会导致全球性记忆的异质性还是同质性是这一议题的争论焦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记忆的本质特征是多元化：Reading等认为互联网

用户可以同时管理多个身份，身份的多元性导致统一的宏大国家记忆发生了萎缩[15];ElizabethBird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了多元记忆的出现，并对传统媒体的叙事形成了“反记忆”[16]。与上述多元记忆的结论相反，BarbieZelizer用“蚕食性记忆(CannibalizingMemory)”这一概念描述了在数字时代全球新闻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地方记忆被转化成同一性符号和意义传播，从而被抹去的技术化特征。[17]

国内外的数字记忆研究还常常讨论新媒体的技术特征给集体记忆带来的种种影响。李明认为网络虚拟社区是一种线上强化与交流集体记忆的方式，而作为记忆术的搜索引擎正在成为对集体记忆的宰制[18];胡百精认为互联网为集体记忆的书写和阐释带来了集体记忆的祛魅、族群记忆的认同断裂、社会记忆窄化为社会记录、公共舆论主导、常人社会消费和部落化等一系列挑战[19];王润认为，新媒介为多种记忆话语的交汇与争鸣创造了技术条件，构建出多元话语的记忆阐释社群[20];AnnaReading提出，数字时代的记忆场具有六个总体性动力特征：跨媒体性(Transmediality)，传播速度(Velocity)，扩散广度(Extensity)，载体形式(Modality)，多重价值(Valency)和信息粘度(Viscosity)[21]。

总的来说，“媒介-技术”路径主要对记忆媒介和媒介记忆的技术特征进行分析，将集体记忆及其变化视为媒介技术的客观产物，遵循的是明确的技术逻辑导向。

三、问题意识与新的转向

以上路径构成了传播学领域中集体记忆研究的两大传统，但这两种路径与集体记忆的经验现象之间的落差逐渐暴露出现有分析框架的不足，集体记忆理论推进后继乏力。

首先，“叙事-话语”分析路径中隐含的记忆主体视角仅展现了集体记忆的一个侧面，即记忆的建构性。这一路径下的集体记忆研究变换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程序却已经可以被预见。这类研究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事实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但对于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来说，它已经无法提供比“相互竞争的”“多元的”“协商的”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了。多元的集体记忆除了可以被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记忆互动的过程如何?影响记忆互动结果的要素有哪些?以上问题在“叙事-话语”研究传统中被悬置，集体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被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有传播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采用传播学经典的“功能-实证”范式去检验媒体在公众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以此解决媒介记忆的效果问题。[22]然而，试图量化集体记忆的方法很可能会减少集体记忆的复杂性，因此，这种方法仅被看作是对深入的定性分析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实证的层面上，要么无法证明媒介是影响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要么无法证明长期的宏观维度上的集体记忆效果。与当下的政治问题不同，集体记忆的认识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过去的认识可能由通过大众媒体以外的其他记忆渠道施加影响，比如学校教育、博物馆陈列和节庆仪式等。当媒体介入记忆性的事件时，公民可能已经对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了相对不变的固定看法。此外，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带有感情色彩，并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基本认同感联系在一起，这让他们早已形成的记忆更加具有韧性。[23]正因如此，媒介记忆效果的实证分析并未能够解决集体记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鸿沟，研究成果也不多。

其次，两大研究路径的内在逻辑中蕴含着不同的主、客二元认识论基础。“叙事-话语”分析侧重经验阐释，“媒介-技术”分析侧重客体分析。集体记忆在前者中被视为主观主义的建构产物，在后者中被视为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产物——在建构主义传统下，集体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记忆的公开表征上，将集体记忆的变迁因素归结为记忆社群的能动性选择和加工;在媒介技术分析传统下，集体记忆的变迁被归结为媒介可供性带来的技术影响。如何将主、客分析弥合在一起，搭建起集体记忆的运动机制，从而更接近集体记忆的动态化本质，是既有研究路径中浮现出的另一问题意识。

针对以上问题，阿龙·康菲诺(AlonConfino)建议集体记忆结合心态史开展研究，他认为心态同集体记忆类似，两者都应是更为体现实践性而非理论化的概念—它们都是人们用来建构历史感的方式——把集体记忆视为社会心态，将提供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观点，从而“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官方灌输和心灵习惯联系起来”。由此，多元的集体记忆之间将不再是隔离的，而是一种社会-文化性的行动模式，并在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视角下被理解。[24]

事实上，遵循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这一实践性的研究视角在哈布瓦赫最初的理论解释中并存在。对集体记忆经验和现象的重新审视使研究者对原有研究路径提出了疑问，并转向“实践”寻求突破。已有诸多论文以“实践”为关键词展开集体记忆的传播学分析，但何为记忆实践?记忆实践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其具体的研究立场、理论基础、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以上问题尚没有文献说得清楚。本文希望对相关文献与理论进行梳理，为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领域发生了一场“实践转向”，西未缺位—不同的记忆以各种社会方式发生联系，奥多·夏兹金(TheodoreR.Schatzk)i

解释其为“通其中介就是人们以各种方式结成的团体，科瑟称之为“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25]。后来的保罗·康纳顿(PaulConnerton)延续了这一研究模式，指出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社会记忆唤起和固化中的独特作用[26];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的“记忆之场”也呼唤着对集体心态、记忆行为和建构过程的关注，而非仅仅关注记忆的表征或媒介[27]。

国内学者的近期研究，也展现出了对这一路径的敏感体察，李红涛和黄顺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纹理研究即是一例，这一研究“并不流于对静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揭示了“创伤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介纪念空间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记忆之所里的记忆实践”[28];谢卓潇将春晚视为一种记忆实践，考察了媒介记忆被书写、承携和消费的过程[29];周海燕讨论了新媒体语境下个体记忆是如何与集体记忆进行联结从而实现代际传承的过程[30]。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集体记忆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次尚未被命名的路径转向。

四、路径之探：记忆如何实践?

实践中的集体记忆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和赋意系统中，也不仅仅是被媒介物质简单支配的存在——产生社会功能的集体记忆，是一个与记忆主体、记忆媒介、社会结构有广泛联系的系统性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31]。理论家对实践的具体内涵存在认识分歧，但在最低限度上，实践被认为“是各种系列的活动”[32]。同时，所有实践理论都致力于去中心化、去二元化[33]和去普遍性[34]。从目的上看，实践分析可以打破在传统记忆研究中存在的二元化和静态化局限。下文将从实践理论的普遍特征与共同结构入手，解析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要素、研究取径与具体方法。

(一)记忆实践分析的主客观核心要素

为了开展具体分析，夏兹金在实践形成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主客观元素进行集合分析，并主张在对组成元素主客互动的理解中达成对实践运行规范的理解。[35]对夏兹金所提到的实践因素进行归类，可将其大致分为行动者具身要素和行动中介要素两类。(表1)

如果将拥有某一集体记忆的每一个体看作是行动者，将进行集体记忆活动所依托的物看作是行动中介，就会得到记忆实践分析要素的类型集合。(表2)

1.默会记忆：实践分析强调具身化的默会理解(understanding)，这一默会理解有如海德格尔的“上手性”概念[36]。在记忆实践中存在的，无需理性观念的默会记忆可以来自于个人无意识，可以来自于集体无意识，也可以来自不被查觉的日常生活。在集体记忆实践中，人类共通的怀旧即是一种诱发了“旧日好时光”的集体无意识，其他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母题也以“默会”的方式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框架选取与形成;重复刻写还可能使得集体记忆最终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37]已有的神经学研究也指出，程序性记忆和语义记忆是人类重要的隐性(默会)记忆机制，这一记忆的认知分类学能推进我们对集体记忆不同特性和机制的理解。[38]

2.记忆的需求、动机与目的：集体记忆的需求、动机、目的一般与认同联系在一起，哈布瓦赫[3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40]、弗雷德·戴维斯(FredDavis)[41]分别在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中谈及集体记忆的作用。

3.记忆的计划：随需求、动机和目的之后而来的还可能有集体记忆的计划。如2019年4月1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国家数字记忆”计划，将新浪微博作为第一家互联网基地，有选择、分步骤地将新浪新闻、微博博文纳入国家图书馆馆藏。家庭和个体自行整理、拥有的相簿也都属于有计划的集体记忆实践。

4.记忆的情感与情绪：同情、怨恨、感激等等人类的情感情绪也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们既能形塑集体记忆，也能被集体记忆形塑。记忆的情感与情绪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联较为紧密。

5.记忆技能：记忆技能即“记忆术”，它与记忆唤起息息相关。记忆术的核心来自于视觉联想和编码入位[42]，它“给予个人一定的方法，来对其记忆加以训练”，是个人借以“储备大量知识以供日后使用”的记忆技巧[43]。

6.记忆的显性规则：夏兹金将“成文法、经验法则、明确的规范性指令”界定为实践中的显性规则。[44]在集体记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成文的、法则性的和明确的指令规则，例如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政策与文件会构成对“反记忆”的压制与规训、改造与收编。

7.记忆的物质媒介：典型的集体记忆的物质媒介包括但不限于地点、风景、纪念性物品、文字档案、日记、音乐、旗帜等，它是承载了集体记忆的自然物或人造物。

8.记忆的技术媒介：典型的集体记忆的技术媒介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它是承载了集体记忆的技术物。在技术哲学体系中，贝尔纳·斯蒂格勒[45]、许煜[46]等哲学家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进一步论证了技术物体的主客观性，并认为技术趋势改变了(集体)记忆的本质[47]。

9.记忆的实体组织：指大众传媒机构、节日仪式、博物馆、协会、集团、党派等可以进行集体记忆实践的制度化、机构化实体组织。李红涛和黄顺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媒介记忆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机构性媒介”及其记忆生产活动上，这些媒介就包括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大屠杀纪念馆以及新媒体赛博空间。[48]

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就是围绕上述主客观要素，即行动者和行动中介展开;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切入研究，亦即围绕记忆主体和记忆媒介展开。由是，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便可由传播学所熟悉的，也是其所独有的研究对象—媒介——入手，并结合其他主客观要素，形成记忆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取径。

(二)记忆实践的传播学理论基础与研究取径

媒介实践、媒介化与媒介学三者互为表里，进一步提供了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传播学领域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可能路径。

1.以媒介实践固定记忆实践。尼克·库尔德利(NickCouldry)最早将实践理论引入传播学，他认为“媒介导向实践(media-orientedpractice)是人们从事各种跟媒介有关的行为，因而要关注人们做些什么(实践)跟媒介有关的事情”。[49]Hirst等认为，集体记忆具有突发性，意思是说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群体在交流过程中动态构建的，而且群体回忆的结果与个体单独记忆时是截然不同的。[50]与集体记忆传播有关的媒介实践如何固定了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如何在媒介实践中发生并获得意义结构的形成就是传播学研究的应有之义。[51]

在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理论体系中，媒介特指“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52]，这就排除了非制度化的个人媒介实践，走向了制度化的媒介实践分析。但集体记忆的情况要比大众传播或数字传播实践复杂，除了在制度化的界面上进行的集体记忆实践，基于家庭、人际等小型社群开展的集体记忆实践本身就是非制度性的，因此，在媒介实践的研究取径下，那些非制度性的媒介实践也是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对象。

在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下，集体记忆研究更加侧重记忆个体通过媒介手段对集体记忆的参与互动，经由媒介使用引发的集体记忆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实践。它并不始于记忆文本，而是始于和记忆的媒介使用相关的松散性、开放性事件。[53]媒介实践是开放性的，经由若干个体的媒介实践，集体记忆嵌入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当中。[54]

2.媒介化社会中的集体记忆。媒介化的基本判断就在于，媒介已经内嵌到社会和文化中，成为当今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最基本的制度层面上发挥影响作用。[55]集体记忆作为一个研究议题与社会、文化、媒介、意识形态等存在广泛关联，当代社会文化因媒介的嵌入和渗透而出现的结构性变迁也体现在集体记忆当中。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与政治、资本、文化的流动密切相关的媒介化社会中重新思考记忆问题，集体记忆是“媒介化”了的社会、文化中的制度产物。[56]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媒介化的过程改变了集体记忆的分配—记忆的分配出现了变化，权力的分配随之出现变化—在前现代媒体时代，集体记忆的分配有赖于社群传递，集体记忆的社群边界较为清晰;在大众媒体时代，传播技术被国家权力或资本所垄断，大范围的同一的集体记忆的灌输得以顺利完成;在新媒体时代，人人能传播，众声喧哗的新媒体将使集体记忆的争夺变得激烈。集体记忆为了适应不断变迁的媒介化社会并最终胜出，也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化环境，并在形式、内容、组织和语境等方面被形塑。媒介化的制度视角使我们能够针对特定时空中的集体记忆展开互动式的社会分析，“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为集体记忆与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制度领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传播学视角的实践性分析框架。[57]

3.集体记忆研究的媒介学取向。雷吉斯·德布雷(RégisDebray)认为，传统上集中于文本的叙事理性分析，未能说明从观念到社会的关键性环节是如何发生的：从“说”到“做”需要通过实践才能产生传递效果，对历史时期中观念的媒介化的关注即媒介学对实践理性的关注。[58]媒介学提出，不能将一个观念或者思想活动同那些记录、传递和存储它们的技术条件分开，这就构成了媒介学的实践分析逻辑。[59]

媒介学的关键性核心概念“媒介域”(medias-pheres)就是技术与社会的中间环境。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场域”概念，“域”不是一个场所，也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抛弃简单的二元论或决定论，从变动不居又相互勾连的关系出发进行思考的一个概念。媒介域中的媒介技术不能决定社会性质，但是可以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涉及时间性、压力感、知名度、支配力和等级制等”[60]。因此，与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不同的是，媒介学中的媒介“是一个兼具历史性和情境性的复数概念。媒介呈现出‘技术-文化’属性的一体两面性”[61]，它与观念、社会持续地发生动态耦合—媒介是需要考察的核心场域，但并非决定了其它场域的中心场域。每一时代独特的媒介域构成格局解释了在现实世界中运行的各种象征性思想活动的出现、壮大或者灭亡，这为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种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德布雷本人也经常使用“记忆”这一语词来突出附着在观念上的时间性特征。

当采用媒介学的研究视角去思考集体记忆的时候，也就是要将集体记忆当作一个媒介生态关系中的有机体看待。一个记忆内容要形成集体记忆，就是一个观念和信息扩散的过程，它的扩散要依赖一个个复杂程度各异的物质性记忆载体系统来进行。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没有有机体可以独立存在;在一个媒介生态系统中，作为观念的集体记忆也与周围的物质技术环境之间存在类似的依赖与互动关系。媒介学强调的实践就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可能串联起社会不同场域间的互动关系”[62]。媒介形式力量关系的博弈与记忆主体的角色博弈存在关系，这是在集体记忆研究中理解媒介学的基本出发点。[63]

五、总结：实践即“关系”

“叙事-话语”分析和“媒介-技术”是传播学领域中集体记忆研究的两大传统路径。当这两种路径与集体记忆的经验现象之间出现落差，研究后继乏力之时，集体记忆研究出现了实践的转向，即不仅聚焦谁记忆了什么的问题，还聚焦用什么媒介、怎么记忆、产生了什么影响的问题。采用夏兹金的实践分析框架，对集体记忆所涉行动者具身要素和行动中介要素进行集合分析，则可由“媒介”出发构建起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传播学分析框架。

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构成了传播学中的三大理论基础和研究取径，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为表里。[64]媒介学建立的从“说”到“做”、从观念到社会的媒介实践历史哲学，契合了当下欧美传播学研究“媒介化”的普遍思潮。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技术实践研究取向与媒介学也存在共鸣，即不仅仅是把媒介当作对象、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实践的语境里考察人用媒介做什么，社会中发生的什么事情与媒介有关系。[65]

总的来说，在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不再纠缠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从抽象的思辨中拉到具体的实践经验上来，更多地关注作为传递手段的媒介以及在其上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角度进去，提示我们在记忆实践中去把握媒介、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考察媒介透过怎样的集体记忆经验，如何编织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媒介的决定性力量在于它嵌入到不同层面关系的构成上，这些关系连结起的可能是新和旧的观念与实践，也可能是中心与边缘的重整。[66]实际上，传播学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实践研究讨论的依然是权力关系问题，但出发点不再是文本或媒介本身，而是从媒介出发的集体记忆实践相关的种种要素。记忆实践的多元性在实践要素的集合分析中与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关系，而这种基于媒介嵌入的实践关系考察构成了对传统研究路径的拓展、补充与超越。在这种超越中，传播学从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出发，也搭建起了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对话，这也是集体记忆这一理论最初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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