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新ICT技术产业化应用路径驱动力

一、引言

当前，全球数字技术创新进入新一轮加速期，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简称新ICT技术)快速演进。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更是让人们深切感受到新ICT技术的无限力量。数字科技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全方位参与到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中，增强了政府、企业、公众早日走出新冠阴霾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也成为复工复产后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可见，新ICT技术不仅在抗击疫情的各类微观领域发挥着作用，也作为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做好“十四五”规划开局的重要手段，开始登上宏观经济调控的舞台。

二、新ICT技术的分类与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与产业持续变革、深度融合，人类社会已经由二元世界快速进入到物理空间、人文空间和数字空间交融的三元世界，而新ICT技术成为了关键的加速力量。

从技术所属层级角度看，新ICT技术分布在基础层、数据层和应用层等。从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定位看，新ICT技术可分为环境型技术、动力型技术和保障型技术，多种技术融合发展，催生了更多的新产品、新服务(见图1)。

环境型技术指构建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映射的新型自然环境的技术，主要包括物联网、5G等，提供全方位数据采集和高速数据传输能力。动力型技术是指驱动数字空间的数据价值深度挖掘、并呈现于人文空间的技术，确保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驱动，把数据从资源变成资产，最后变成资本;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驱动，并与其他技术充分融合，从而更好地支撑更多应用场景。保障型技术指对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应用提供保障能力的技术，主要包括云计算、区块链等，云计算提供能够快速部署的数据存储、计算能力;区块链能提供透明、安全的信任机制，保障数据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疫情引发的数字化需求

社会主体多元共治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数字化应用的不断下沉，促使社会的数字化需求也在不断发生裂变。新ICT技术的融合互动，有助于满足社会多层次、多领域的需求，还能充分考虑伦理道德等社会因素的约束力，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泛在化、智能化、快速化、透明化。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社会主体的需求裂变过程整体呈现以下特征：

1.需求场景从线下移到线上。“无接触”需求导致传统线下企业服务缺位，大量市场需求转移到线上，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娱乐，以及需求更加旺盛的在线消费服务在此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2.需求频率逆向变化。由于需求场景和需求重点的转移，需求频率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随着“宅经济”的发展，外卖点单、线上买菜等以往相对低频的需求大爆发，形成绝大反差的是服装、化妆品等销量大减。由此也引发了诸如“共享员工”等新业态的产生。

3.需求市场加速下沉。随着在线业务的频率上涨，在线业务的市场正在加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下沉，从城市、区县向街道、社区下沉，从青壮年群体向低龄和高龄群体下沉，在线业务的使用时长上也有大幅上涨。

4.满足需求的方式从人工变为智能。疫情期间，由于人工的暂时缺席，各行业对自动化、智能化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人力成本的提升、人口红利的锐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将继续转变生产方式、提高自动化能力，这也成为智能技术大发展、大应用的巨大契机。

然而，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满足通信运营商、政府部门、传统企业、公众的相关需求方面，这次疫情也暴露出数字化建设的诸多不足。

一是在通信运营商方面，通信基础设施和网络早已成为人们与世界保持联系和互动的关键通道，在公共突发事件之下，更应当充分发挥基础通信业的巨大价值，但目前通信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仍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具体表现为：

通信基础设施有待优化。与自然灾难性事件相比，疫情突发并未对通信设备和网络造成显著的物理性伤害，但由于全社会都依托远程传媒、娱乐、社交、电商、视频等信息化手段降低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可能导致局域甚至全网的网络拥塞，对快速部署、即时运维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亟需融合5G等先进数据传输技术，依托网络优化和信息通信技术设施优化空间布局，真正形成无所不在的信息高速公路;同时，需要加速云信息基础设施部署，强化云网端的资源调度能力与应急保障能力，技术上充分发挥AI的智能化运维与快速部署能力。

通信大数据价值有待挖掘。这次疫情对运营商的大数据分析和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以运营商的信令数据、计费数据、用户登记数据等为基础，提供基础的人口流动监控和疫情态势预测服务，包括重点人员实时定位与动态监控、重点区域人流监控、高危涉疫人员的轨迹分析，并结合政府、公众数据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的大数据支撑能力。同时，运营商需要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隐私保障机制，在关键环节利用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安全防护技术手段，确保充分保护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

运营商业务数字化水平有待升级。疫情凸显了互联网的社会服务功能，也折射出运营商发展的转机与挑战。运营商应抓住“宅经济”的重要窗口期，大力发展5G和家宽双千兆业务，把握“边缘网关+智能路由+智能家居控制中心”三融合的入口优势，打造差异化场景和业务形态。依托通信加密、专用通道等技术，围绕“安全”核心能力，建立安全可靠的远程类业务，成为政府远程指挥调度和信息传递的“盾牌”。强化通信勘察设计、运营维护等传统业务的智慧化升级，延伸战“疫”状态下的服务末梢，有效缓解基层网格化防控以及“最后100米”的通信服务需求。

二是在政府部门方面，依托多年来的信息化建设，政府部门快速反应，积极应对。从信息公开、辅助决策，到远程医疗、AI监控等新技术应用，再到政务事项不见面办理，体现了政府信息化建设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潜在弊端：城市治理现代化认识不足。部分地区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建设重硬件轻软件，重投资轻实效，重概念轻内涵，追求“大而全”，但缺乏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认知，背离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使命。在建设过程中，政府没有综合考虑当前需求、长远需求和基础支撑力，建设路线和里程节点不清晰，大量任务式项目快速堆砌，实际使用中却逐渐僵化或废弃，无法体现政府应有的城市治理职责。应急指挥平台功效不足。全国各地“指挥中心”“城市大脑”等应急指挥平台的热潮，整体来看重展示轻决策，重数据汇集轻核心算法，在预警、调度、应急指挥方面缺乏有效的模型算法来支撑政府决策。同时各业务条线的专业指挥平台之间缺乏横向联动和纵向调度，缺乏顺畅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渠道，导致疫情期间应急物资调度、信息舆论疏导、公共安全监管等一度停摆，无法形成覆盖全域的应急指挥体系和协同处置能力。

信息化载体效能不足。多地政府已建立了大量“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载体，但数据治理方式低效，社会数据汇聚不足，平台开放兼容性不高，导致无法撬动各方资源，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政府云平台大都是封闭的“私有云”，难以实现短时间内弹性扩容，因此在疫情期间业务量暴增时，系统宕机时有发生。一些社会创新应用系统由于兼容性问题，难以及时在政府系统中加载，导致政府无法聚合社会力量，实现管理能力快速提升。

三是在传统企业方面，协同办公和复工复产、远程营销和服务、生产和运营管理中的数字化方案得到广泛认可和采纳，各类远程、云端工具的需求骤增，但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丰富性和功能性与企业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员工远程协同和复工复产对企业流程重构带来挑战。为了实时精准地掌握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工作状况，众多企业需要远程会议、在线考勤、在线招聘等数字化解决方案，并与企业内部信息化系统嵌入对接。因此需要对员工招聘、培训、办公等业务进行线上流程重构，并满足疫情之下员工通勤、工作餐无接触预定等临时业务流程的创建。这给普通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快速迭代带来一定挑战，给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提出更高的响应要求。

客户数字化营销和服务中的大数据能力有待提升。为了确保疫情期间的平稳过渡，众多企业采取营销协同管理平台、线上直播、在线客户服务、电子商务等多种线上线下结合手段，多接触点洞察新客户需求，深挖老客户价值，提升客户体验。然而，对线上营销服务中积累的数据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难以积极快速的推进业务模式转型，更难以为应对未来趋势而提前布局。

企业生产和运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尚不明朗。财务机器人、电子采购、智能制造等数字化工具能够有效降低疫情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型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将实现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高度协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然而转型之初的大规模投资、以及无法立竿见影的效益提升，使得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四是在公众方面，“无接触”“不见面”“零聚集”的疫情防控要求之下，公众的基本需求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暴露出智慧城市、智慧应用发展中的诸多不足：

顶层规划与公众需求相脱节。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华而不实，公众的底层基本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合理满足。投资动辄千亿元的“智慧城市”顶层规划若无法充分关注公众的底层需求，不能扎根基层、为民所用，现代化治理的战略理念也终沦为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基层数据与政府决策不相融。在数据治理方面，数据采集重上层轻基层、数据平台重汇聚轻算法、数据共享重口号轻实践的弊端，未能给政府决策、指挥调度、城市运转提供真实有效的支撑，使得智慧城市成为形象工程、“花瓶”工程。

先进技术与需求场景不紧密。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兴ICT技术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噱头，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为了用技术而用”，而非遵循实际的需求导向，导致城市在高科技的外壳下仍然低速、无序运转。

焦点应用与价值落地不匹配：智慧城市应用层面所涉及的行业领域追求大而全、广而泛，应用之间多处于松散状态，缺乏协同效用，同时在部分关键应用功能上纵深不足，未能充分体现智慧城市的实用性价值。

四、新ICT技术数字化战“疫”

①以需求为导向：能够及时有效地满足疫情下的新需求，解决新问题

②适用的灵活性：实现新ICT技术与需求应用场景的多种适配性

③技术的动态性：统筹分析技术特征，考量技术先进性、成熟度、适用性及技术演进等因素

④兼顾社会因素：充分考虑社会因素的制约和相关诉求

需求进行归纳整合，结合新ICT技术特征画像，二者之间进行协同以找到最优解。基础的生理需求需要通信网络保障，映射并匹配5G、物联网等环境型技术;基础的安全需求需要存储和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保障，映射并匹配云计算、区块链等保障型技术;政府、行业和个人的各类智慧应用需求，则更多需要智慧应用、物联感知、数据及服务支撑等方面的保障，映射并匹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动力型技术，同时也涉及部分环境型技术和保障型技术。

模型的弹性可组合：需求与技术之间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菜单式组合，以技术的融合更好地满足各类需求的实现。模型的动态灵活性：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政府、行业、个人需求的变化，对新技术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可实时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匹配最合适的新ICT技术。

五、应用路径研究

(一)宏观层面，打造新

新ICT技术产业化与新技术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大致可本文结合疫情影响下的新需求变化以及新ICT技术的分类，对需求应用场景和技术特征进一步画像，探寻需求和技术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数字化战“疫”应用模型，以期在“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为政府、企业等相关方在应急或突发事件发生时提供相关的借鉴和路径选择，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当然，所构建的数字化战“疫”应用模型，对常态化的日常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