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银杏雌株花芽分化期间内源激素变化及其花芽分化发端时间的确定
摘要 银杏是城市绿化的主要树种，也是重要的经济植物。银杏雌株大量结实造成的树势衰弱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其在城市中的应用，银杏结实的大小年问题也严重影响到银杏果的产量和质量，调控银杏雌株的开花结实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应用ELISA法和HPLC法测定了银杏花芽期间内源激素变化规律，叶部喷施GA3法确定了花芽分化发端时间。研究结果表明：在银杏雌株花芽分化期间，全芽中6-BA、IBA、GA3、GA4、GA7、KT和ZT这7种内源激素的含量为4～75 ng/g，且均在6月2日出现最高或次高峰;在心芽中除IAA外，ZA、KT、6-BA、ABA、GA3、GA7和ZR这7种内源激素含量多在500 ng/g以上，GA3含量于6月4日最高达4 130 ng/g，ZA、ZR和ABA的含量在5月29日—6月4日呈现低谷;果枝心芽中6-BA、GA3和GA7的含量在5月29日—6月4日呈现高峰。内源激素在银杏雌株芽中的分布呈现从外围向中心浓度急剧增高的趋势。叶片喷施GA3试验确定北京地区6月2—10日为银杏雌株的花芽分化发端时间。研究结果为调控银杏雌株的花芽分化提供了调控截止时间和调控药剂参考。
关键词 ELISA;HPLC;外源赤霉素;花芽分化调控;激素分布
Key words ELISA;HPLC;Exogenous gibberellin;Regulating the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Distribution of hormones
銀杏(Ginkgo biloba L.)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是公认的“活化石”[1]。其高大挺拔和具长短枝的树形，独特叉形脉序和扇形叶，以及金黄的秋叶使银杏成为非常重要的观赏树种之一[2]，在园林绿化中被广泛应用;其果实富含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糖、维生素和核黄素等营养成分[3]，果实和叶片中含有防止衰老、抗癌、保护心血管系统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类黄酮、内酯等功能成分[4]。《本草纲目》中记载，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因而作为经济树种被大量种植，仅山东郯城银杏果年产量达4 000 t，干叶产量达21 000 t，产值近23亿元[5]，银杏作为经济林种植面积十分巨大。
银杏喜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深厚土壤，不耐积水和土壤板结。但城市行道树土壤多透风透气性较差，导致作为行道树的银杏普遍出现夏季焦边、焦叶现象[6]，且雌株夏季焦叶、焦边率(94.2%)远高于雄株(37.4%)[7]，这与果实大量消耗树体中的水分和营养相关[8]，已严重影响了银杏的景观效果，成为制约银杏在城市中应用的最大障碍。而果用银杏林又需预防大小年的产生，提高其果实产量。为此，定向调控银杏雌株的结实量十分重要。
有报道表明，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PGRs)可调控植物的花芽分化[9]，笔者研究了银杏花芽分化期前后内源激素的动态变化，以精确银杏的花芽分化发端时间，以及不同内源激素对银杏花芽分化的作用。
沙波[10]测定了11月24日至翌年4月8日银杏雌株大年树和小年树芽内的内源激素含量，并分析了各内源激素对银杏花芽分化的影响。但银杏花芽分化发端时间为5月初—6月初[11]，结论存疑。史继孔等[12]研究了5月初—10月中旬银杏芽内源激素的变化，但其取样周期为1月1次，花芽分化期间的取样点不足。为此，笔者通过银杏花芽分化前后1周取样1次的方法研究了其内源激素变化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银杏雌株位于北京市园林科学院院内(116°28′21″E，39°58′52″N)，胸径20～25 cm、高8～12 m，处于结果盛期，且大小年严重。选取当年结果量极大的3株雌株，采集其结果枝条上的芽，称为“果枝芽”;选取当年结果量极少的3株雌株，采集其枝条上的芽，称为“叶枝芽”。
1.2 仪器与试剂
酶联免疫仪：InfiniteF50酶标仪(瑞士帝肯贸易股份公司生产)。
高压液相色谱仪：Agilent 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标准品：ZA、ZR、KT、6-BA、IAA、ABA、GA3和GA7標准品为Sigma 公司提供的 HPLC试剂。
其他试剂：甲醇为高效液相色谱纯;其他试剂丙酮、石油醚、乙酸乙酯、乙酸、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钠、氯化钾、氯化钠和明胶均为分析纯;2，6-二叔丁基对甲酚(2，6-Di-tert-butyl-p-cresol，BHT)为化学纯;试验用水为超纯水。
试剂1：在80 mL甲醇中加入20 mL超纯水，摇匀后加入1 g 2，6-二叔丁基对甲酚，现配现用，置于棕色瓶中，在4 ℃冰箱中预冷30 min。
试剂2：PBS缓冲液加入1%明胶，调pH至7.5。
1.3 试验材料获取及内源激素的提取与测定
5月中旬至6月下旬，约每周1次从果枝组和叶枝组银杏中上部枝条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上各选取1根3～5年生短枝[13]，共8根枝条。快速剪取具6片叶以上短枝饱满顶芽置于液氮中速冻，然后置于-60 ℃的超低温冰箱中保存。
1.3.1 ELISA法内源激素的提取。
将2017年样品芽剥去外侧褐色鳞片，剩余材料为直径3.5～5.0 mm的芽组织，称为“全芽”。
参照龚晓崇等[14]的方法提取银杏雌株果枝和叶枝芽的内源激素：准确称取0.500 0 g全芽样本，弱光下在研钵中加液氮磨碎，加入1 mL预冷的试剂1，4 ℃浸提过夜，4 ℃、6 500 r/min冷冻离心15 min，取上清液;残渣用0.5 mL试剂1浸提2 h，4 ℃、6 500 r/min冷冻离心15 min后取上清，合并上清，40 ℃氮吹至约0.2 mL，加入0.5 mL石油醚60～90 ℃ 萃取脱色3次，弃上层醚相，加入试剂1调节pH至6.0，乙酸乙酯萃取3次，收集上层乙酸乙酯相并氮吹至干，加入0.5 mL试剂2涡旋振荡溶解，经0.22 μm滤膜(上海密粒膜分离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过滤后待测。
2017年委托北京绿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常规ELISA法，测定样品内6-BA、KT、ZT、GA3、GA4、GA7和IBA这7种内源激素的含量。
1.3.2 高效液相色谱法内源激素的提取。
将2018年样品芽剥去外侧褐色鳞片，继续剥去外围绿色组织，直至剩余直径1.0～1.5 mm的内部组织，称为“心芽”。
内源激素的提取除称取心芽样本重量为0.150 0 g及冷冻离心条件为7 500 r/min和10 min外，同ELISA法。
2018年委托北京绿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样品内ZA、ZR、KT、6-BA、IAA、ABA、GA3和 GA7这8种内源激素的含量。
1.4 ELISA检测方法
采用双抗体一步夹心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即向预先包被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抗体的包被微孔中，依次加入标本、标准品、HRP标记的检测抗体，经温育并彻底洗涤。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黄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含量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OD)，计算样品浓度。
1.5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AkzoNobel N.V.公司生产Kromasil C18反相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01%乙酸水∶甲醇=6∶4溶液(使用前用0.45 μm 滤膜抽滤)，其他色谱条件为进样量10 μL，流速0.8 mL/min，柱温30 ℃，走样时间40 min，紫外检测波长254 nm。
1.6 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的确定
于2018年5月25—6月10日，每2 d 1次对20年生且结果量为大小年的银杏雌株的约10 cm中上部的小年大枝喷施0.1 g/L的GA3，每处理3根枝条。翌年4月中旬待对照银杏出现胚珠时，每处理随机剪取3根长有短枝的20 cm长的枝条，统计各处理时间银杏大枝的胚珠数量，分析银杏雌株的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2017年银杏雌株内源激素含量
由图1可知，2017年5月中旬—7月上旬，全芽中7种内源激素的含量为4～75 ng/g。其中果枝全芽中6-BA的含量极显著高于GA3和KT，二者又极显著高于IBA，GA7、GA4和ZT的含量之间无显著差异，且极显著低于其他4种内源激素;叶枝全芽中KT、6-BA和GA3的含量显著高于IBA、GA4、GA7和ZT。
果枝全芽中6-BA、IBA、GA3、GA4和GA7含量均在6月2日出现最高峰，KT和ZT含量出现次高峰;叶枝全芽中6-BA、GA3和GA4含量也均在6月2日出现最高峰，KT、ZT、IBA和GA7含量也均出现次高峰。因而，6月2日前后可能为北京地区银杏花芽分化的一个关键节点，即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
叶枝全芽中KT、ZT、IBA和GA7均在6月21日出现最高峰，而果枝全芽中除GA7在6月21日出现一个平缓的次高峰外，其他6种内源激素均未出现最高峰或次高峰。6月21日前后可能为花芽形态分化初期。
果枝芽中6-BA、ZT、GA3和GA7这4种内源激素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叶枝芽，但叶枝芽中KT的含量在6月29日前显著高于果枝芽。因此，在银杏花芽生理分化期至形态分化期之间，全芽中低含量的6-BA、ZT、GA3和GA7，高含量的KT有利于花芽分化。
2.2 2018年银杏雌株内源激素含量
由图2可知，2018年5月下旬—6月下旬，心芽中ZA、KT、6-BA和ABA这4种内源激素的含量均在500 ng/g以上，GA3和GA7含量在15～4 050 ng/g，IAA含量在100～600 ng/g，ZR含量在检测限以下(0.1 ng/g)至1 370 ng/g。
心芽中ZA、ZR和ABA的含量在5月29日—6月4日呈现低谷;果枝芽中6-BA、GA3、GA7的含量在5月29日—6月4日呈现高峰。因而，5月29日—6月4日可能为北京地区银杏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
5月29日—6月4日，ZA、IAA和ABA的含量在果枝心芽和叶枝心芽之间无显著差异;但果枝心芽中ZR、KT、GA3、GA7和6-BA的含量极显著高于叶枝心芽。因而，心芽中低含量的ZR、KT、GA3、GA7和6-BA有利于银杏花芽的分化。
2.3 全芽与心芽内源激素含量比较
对比图1和图2中KT、6-BA、GA3和GA7的含量可知，心芽中KT和6-BA含量是全芽中的17.6倍～50.9倍;6月4日时，果枝心芽中GA3和GA7含量是2017年6月2日全芽的78.8倍和136.1倍，叶枝心芽是全芽的8.5倍和99.1倍。且全芽中其他内源激素的含量最高为75 ng/g以下，心芽中除IAA外其他内源激素的平均含量在500 ng/g以上。因而，内源激素在银杏芽组织中呈不均匀分布，且呈现出越靠近花原基内源激素含量越高的趋势。
2.4 银杏雌株的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 由图3可知，银杏雌株小年枝条在2018年6月2日前喷施高浓度GA3后，翌年其短枝上出现的胚珠数量极少，极显著低于对照(P<0001);6月2—10日，同样喷施高浓度GA3，但随时间延后，其短枝上出现的胚珠数量急剧增多，且6月2、4、6日短枝上的胚珠数量均极显著低于对照(P<0001)，6月8日短枝上的胚珠数量显著低于对照(P=0001)，6月10日短枝上的胚珠数量与对照无显著差异(P=0451)。故可精确确定银杏雌株的花芽生理分化发端时间为6月2日前后。
3 讨论
3.1 植物花芽发端时间
植物成花过程分为3个阶段：诱导、唤起和发端[15-16]。花芽分化诱导是指植物通过翻译表达花芽分化相关基因引发成花过程的活动。花芽分化期又名花芽生理分化期，是一个成花因素积累过程，包含激素、载体、受体、细胞膜系统、促进或抑制因子、环境条件等因子的相互作用[16]。其长短已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若得不到充分时间进行生理转化，花芽就不能形成，一旦形成叶芽就不再转变为花芽，而花芽一旦形成，就不逆转为叶芽[17]。花芽发端是指被诱导的芽发育成为可识别的花芽而进入生殖发育，特征是生长点变平、变宽、变圆[16]。
目前对花芽分化发端时间的研究多通过切片法进行。如连翘(Forsythia suspensa)[18]、美洲黑杨(Populus deltoides)[19]、毛白杨(P.tomentosa)[20]和银杏雌株[11]等。切片法观察花芽分化时间常通过芽的形态来判断，未分化期芽的生長锥长、小而尖，分化初期芽的生长点逐渐变宽而后增大。但在形态分化初期的花芽顶端生长锥体积膨大较小，用徒手切片法难以观察到，因此切片法难以精确确定植物的花芽分化时间。如王冬梅[20]根据毛白杨花芽形态发生过程，推断北京毛白杨花芽发端时间大致在6月，8月出现花原基;陈旭辉等[18]推断天津连翘花芽分化期为5月中下旬至7月中旬;史继孔等[11]推断贵阳银杏花芽分化始于6月上旬，7月底为分化盛期。
由于在植物花芽分化发端前施用PGRs可干扰植物的花芽分化而分化为叶芽，在植物花芽分化发端后施用PGRs，植物的花芽分化不受干扰而正常发育为花芽[16，21-22]。本文通过研究银杏花芽分化过程中内源激素的变化规律，推断得到影响银杏花芽分化的主要内源激素和北京地区银杏花芽分化时间，翌年在此时间段前后每2 d施用1次影响银杏花芽分化的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PGRs)，干扰银杏的花芽分化。研究结果表明，6月2日前施用GA3，几乎所有银杏雌株芽分化为叶芽，6月4—10日施用GA3，银杏雌株芽分化为花芽的数量从0.11个/cm枝条急剧增加到与对照1489个/cm枝条相似的1.484个/cm枝条。由此精确确定北京地区银杏雌株的花芽发端时间为6月2—10日。
3.2 GA对植物花芽分化的影响
植物的成花转变由多种信号途径控制，这些途径均又或多或少与内源激素和环境因子信号相关，而这些信号通常又被不同内源激素传递和/或调节。在不同内源激素途径中，赤霉素途径(GA pathway)起着主导作用，它通过GA调节的DELLA蛋白与其他开花途径联结，使DELLA蛋白成为不同信号蛋白的“通用交换模块”[23]。
GA可促进处于不适合开花条件下长日照和二年生植物的花芽分化[24]，外施GAs可促使处于短日照条件下长日照野生型拟南芥(Arabidopsis)成花[25]，促使苗期毒麦(Lolium temulentum)[26]和二年生植物甜菜(Beta vulgaris)[27]成花。但GA不能促进短日照植物成花[24]，外施GA3反而抑制草莓(Fragaria × ananassa)成花[28-29]。随后研究表明，GA在一年生和二年生植物的成花过程中起双重作用。即在成花诱导阶段起促进作用，而在花芽形态分化期起抑制作用[30]。然而GA在多年生被子植物苹果(Malus domestica)、柑橘(Citrus sinensis)、芒果(Mangifera indica)和麻疯树(Jatropha curcas)等植物的成花过程中[31-34]主要起显著抑制作用。如叶面喷施GA3可完全抑制温州蜜柑(Miyagawa waseunshu)[35-36]和龙眼(Dimocarpus longana)[37]的成花。GA在松科、柏科和杉科等裸子植物过程中又起显著促进作用，外施GA4/7可显著促进加勒比松(Pinus caribaea)[38]、红松(P.koraiensis)[39]和白云杉(Picea glauca)[40]雌球花，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41]雄球花、油松(P.tabulaeformis)[42-43]和花旗松(Pseudotsuga menziesii)[44]雌雄球花的成花。外施GA3可促进马尾松(P.massoniana)[41]雄球花、显著促进红松(Pinus koraiensis)[39]雄球花和北美乔柏(Thuja plicata)[45]雌雄球花的成花。但GA对银杏成花作用的影响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该研究结果显示GA3可显著抑制银杏胚珠的形成，不同于其他裸子植物。
3.3 银杏花芽生理分化期间芽中内源激素的分布
对植物花芽分化期间芽中内源激素PGRs变化规律的研究报道众多[46-50]，但尚未见内源激素在植物芽内分布的研究报道。
该研究通过ELISA法分别测定了结实量非常多枝条(果枝)和结实量极少枝条(叶枝)上的去除外围灰色鳞片后芽(全芽)的内源激素含量变化情况，以及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果枝和叶枝上的去除外围灰色鳞片和外围组织，仅留直径1.0～1.5 mm内部组织芽(心芽)的内源激素含量变化情况(内源激素含量超过ELISA法检测最高限)。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果枝还是叶枝，心芽中内源激素的含量多在500 ng/g以上，GA3最高可达4 050 ng/g以上。而果枝和叶枝全芽中内源激素含量为4～75 ng/g。因此，内源激素在银杏芽内的分布并不均匀，其浓度分布可能呈从外围向中心急剧升高的趋势。
3.4 内源激素含量与银杏花芽分化间的关系
激素平衡控制花芽发端假说提出较高的CTK/GA比值有利于植物花芽的分化[51]，在此基础上发展的Bangerth激素信号调节假说提出，植物从营养芽转向花芽发育为一个不可逆过程，需要通过植物激素瞬时变化进行调控[52]。抑制花芽发端的植物激素产生于正在发育果实的种子或旺盛营养生长的梢尖，花芽發端位点是营养芽，信号必须从正在发育果实的种子或旺盛营养生长的梢尖运输到营养芽，在营养芽中被转导为抑制花芽发端的效果。其中IAA、GA、CTK等植物激素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调控因子。运输到芽中的GA和IAA水平较高时，抑制芽分化为花芽[53-54]。
在银杏花芽发端(6月4日)期间，果枝和叶枝心芽中内源激素含量存在较大差异。果枝心芽中GA3和GA7含量极显著高于叶枝心芽，不利于银杏营养芽分化为花芽，同激素平衡控制花芽发端假说及Bangerth激素信号调节假说。但果枝心芽中IAA、KT和ZR的含量显著低于叶枝心芽，果枝中6-BA和ZA含量与叶枝差异不显著，果枝心芽中的CTK含量低于叶枝心芽，不同于激素平衡控制花芽发端假说及Bangerth激素信号调节假说中，低含量IAA和高含量CTK促进植物花芽发端的结论。由于果枝心芽中IAA含量在5月25日显著低于叶枝心芽，5月29日与叶枝心芽无显著差异，随后显著高于叶枝心芽，可能为银杏雌株花芽分化诱导期间需较低浓度的IAA，但花芽发端期间需较高浓度的IAA。果枝心芽中的CTK含量较低也可能是该研究检测的CTK种类较少，未检测可能为高含量的CTK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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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红 李 广 车少臣 任桂芳 任斌斌 仇兰芬 仲丽
摘 要：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对保险合同的效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但这个原则存在例外情况。与此同时，FOB、CFR、CIF三种价格条件下，由于风险转移的时间点不同，为保证被保险人能及时索赔、避免损失，对保险利益的转移进行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保险利益 风险转移 保险利益转移
一、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
一般情况下，损失发生时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第6条规定："6、（1）虽然投保时被保险人无需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但当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必须对其具有利害关系。如果保险标的是按'无论灭失与否'条件保险，被保险人即使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后获得其利益，仍可获得赔偿，除非在缔结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损失发生，而保险人并不知道。"这是对海上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一般规定，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理解"当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必须对其具有利害关系"。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保险利益的主体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订立合同时即存在保险利益，该保险利益始终存在直至发生保险事故，比如，CIF价格条件下，卖方为其货物投保，货物在运往装货港的途中灭失，此时卖方可据此向保险公司索赔；另一种情况是在订立海上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尚无保险利益，但可以预期即将获得保险利益。MIA1906第4条第2款a项规定"海上保险合同在下列情况下应视为赌博合同：（a）被保险人不具有本法规定的保险利益而且在订立合同时不具有预期取得保险利益的"。根据该条款，只要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对保险利益有合理的期待，其所缔结的保险合同就是有效的，即使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未能实际获得，该保险仍不应被认为是赌博行为，比如，FOB价格条件下，买方为自己购买的货物进行投保，即使在投保时买方并未获得货物的所有权，甚至在货物越过船舷前，买方对货物不承担任何风险，该保险合同依然有效。
我们再来看下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例外情况--"lost or not lost"条款，该条款虽然违背了"损失发生时"这一海上保险利益存在的基本时间要求，但却是国际贸易实际需求的产物。在标的按"lost or not lost"条件投保，并且在订立合同之前保险标的已经发生损失的情况下，除非被保险人在当时已得知该损失，而保险人不知情，保险合同仍然有效。这个条文的出现，明确规定了在合同订立前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也能获得保险利益的情形，不过前提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的损失均不知情。
这个条文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海运中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货物有可能在有关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即告损失，而此时被保险人尚未获得对标的的保险利益，尤其是在过去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所交易的货物已经灭失而买卖双方却都不知道的情况。这样买方获得其保险利益就已经是在货物损失发生之后了，如果买方此时所投的仍是标准货物保险，那么他将不能对损失进行索赔。而根据"lost or not lost"条款，即使被保险人是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才具有保险利益，他仍有权就其损失获得赔偿。
二、保险利益与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
保险利益与货物所有权转移及风险转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保险利益是随货物的所有权转移还是随风险转移对于确定保险利益的转移有决定性作用。以英国为代表的货物风险随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以所有权的转移为界确定买卖双方的保险利益；《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四章对货物的风险转移进行的单独的规定，对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没有规定，可以认为其采取了货物所有权与风险转移相分离的原则。
在贸易实践中，可能出现风险已转移给买方而所有权未转移给买方的情形，而发生保险事故时，真正遭受损失的是承担风险的一方，若以所有权的转移确定保险利益显然不能真正弥补损失。例如，FOB中，货物越过船舷后，买方付款赎单前，买方承担风险，但未得到货物的所有权，在这个阶段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买方是该依据所有权无法获偿还是该依据风险获得赔偿呢？因此，笔者认为应以风险的转移作为确定保险利益的依据。
三、FOB、CFR及CIF价格条件下的保险利益转移
FOB价格条件下，由买方负责租船订舱，派船至装货港接收货物，卖方负责将货物交至船上，货物的风险以船舷为界。FOB一般由买方负责投保货物运输险，在货物越过船舷前，由于风险由卖方负责，买方没有保险利益，此时若货物发生保险事故，买方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卖方由于不是被保险人也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货物越过船舷后，风险转移给买方那个，买方获得保险利益。之后的过程，由于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是给卖方，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买方付款赎单前和买方付款赎单后。毫无疑问，买方付款赎单后，货物的风险和所有权都归属于买方，买方拥有不可置疑的保险利益（如果不会出现退单，拒收货物的情况）；但在买方付款赎单前，就会出现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相分离的情况，买方承担风险，卖方有所有权，但此时，卖方不是被保险人，若发生保险事故，只有买方可索赔。
CFR价格条件下，由卖方租船运输货物，一般也由买方对货物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其保险利益的转移过程与FOB一样，在此不再赘述。
CIF价格条件下，由卖方租船并负责投保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为卖方，货物的风险仍以船舷为界，货物越过船舷前，卖方基于风险及物权具有保险利益；货物越过船舷后，由于货物的保险单与提单一起转让给买方，卖方作为保险单的受让人，拥有保险利益。
四、特殊情况下的保险利益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会发生由于卖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或少交货物是买方拒收货物的情况，此时保险利益发生回转。对此，我国的《保险法》、《海商法》都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我国《合同法》第148 条规定"因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CIF条件下，保险利益的回转比较易于理解。CIF中由卖方投保，并将保单随提单等有关单证交送给买方，当买方合法拒收货物时其有一项默示义务：将保单随提单一并退还给卖方。因此，买方拒收货物时买卖双方同时达成了一项返还保险单的默示义务，保险单有效转让给卖方，卖方可据此向保险公司索赔在这一时间段由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
而在FOB和CFR条件下，情况稍有不同。有观点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买方投保，并且买卖双方没有转让保险单的协议，一旦买方合法拒收货物，风险及所有权都回归给卖方，但此时买方已经失去保险利益致使保险单的转让无效，卖方无权就这一时段由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笔者认为该观点有争议之处。MIA1906第七条规定："（1）可解除或未定的保险利益均可投保。（2）货物的买方办理了货物的保险后，由于卖方迟延交付货物或其他原因，即使买方做出拒收货物或把货物的风险责任推诿给卖方的选择，买方对该货物仍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可得知买方拒收货物后，其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单转让的行为有效，卖方可以据此向保险公司就这一时段发生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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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明
摘 要：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月工资低于拟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赫克曼模型、倾向值匹配、托宾模型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率，提高了劳动者的周工作时间;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越大的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后延长的工作时间越多，并由此形成同质劳动力替代;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造成就业率下降而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效果相对较小;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总体上提高了劳动供给。
关键词：最低工资;就业;工作时间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03
收稿日期：2018-12-29;修订日期：2019-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工会企业中最低工资政策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效应均衡机制研究”(17BJY040)。
作者简介：袁青川，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易定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the Employment and Working Hours：
A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YUAN Qingchuan1， YI Dingh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School of Labor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一、引言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低工资劳动力被过度使用的现象，这与劳动力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第一，劳动力是一种租赁商品，这激励了雇主对劳动力的过度使用。第二，劳动力的使用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特点，雇主可将过度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社会成本转移给政府。第三，劳动力具有人身属性和不可储存的特点，在不存在非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劳动者要么“工作”，要么“饿死”[1]，即使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劳动者也会被迫参加工作。因此，劳动者一旦在市场上失去平等的议价能力，就只能被动接受雇主提供的最低合理限度的工资和雇佣条件[2]。上述特点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市场无法克服的，必须依靠政府对其进行规制才能解决。最低工资制度正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制的重要手段，其可通过缩小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赋予劳动者一定的议价权利，解决劳动外部不经济问题，间接调整经济成果在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然而，虽然劳动者愿意在最低工资制度下提高劳动供给，但市场均衡取决于雇主的有效需求。最低工资制度可能会使得雇主在劳动成本提升的情况下优先解雇低生产率劳动者，使最低工资制度最想保护的群体的经济状况由工资过低恶化为无业可就。所以，最低工资政策对低端劳动者的就业和工作时间等产生何种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劳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人数和就业者工作时间的影响还尚存争议。从最低工资对就业人数影响的研究看，有些研究认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会对低就业者产生负面影响[3-6]，且最低工资的积极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方面[5，7]。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8-11]，主要表现在破坏工商业分红制度 [12]、影响市场供求[13]、限制农民收入[12]、提高民营企业用工的实际成本与违约成本[12]六个方面。此外，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影响的研究结论也存在明显争议。萨比亚(Sabia)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零售行业劳动者工作时间存在着负面效应[14]。贾朋、张世伟等认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效应均不显著[6]。扎沃德尼(Zavodny)研究则认为那些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劳动生产率仍高于其工资的实验组劳动者会延长其工作时间[15]。
上述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源自研究方法和数据两个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很多文献采用了双重差分法[16-17]，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趋势性差异和同期冲击效应是这类模型的重要缺陷。也有学者采用了间断点回归法[18]，该方法的缺陷在于最低工资与实际工资之比为1的断点往往不能完全衡量劳动者是否受到最低工资影响，这和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的遵守程度有关。还有学者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6]，这种方法需要借助相应的交叉项、线性模型假设等，这可能与最佳拟合模型差别较大。在数据方面，多数研究使用了地区或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9，16];也有些学者采用了个体数据[8，19]，但尚未发现基于个体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不是同一群体，从而失去了实证结果的严谨性。除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的缺陷及不足之外，目前尚未发现有学者详细讨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的工作时间变化是由于高技术劳动者对低技术劳动者替代所引起的，还是
由于低技术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所造成的;也未发现有学者关注有效的劳动供给变化是如何在工作时间的边际变化量和工作时间的概率变化量之间进行分配的，而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更加关注二者的分配情况。
所以，为克服上述实证方法和数据缺陷，弥补研究内容上的不足，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于双重差分设计的赫克曼模型，研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并利用非参数倾向值匹配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克服结构模型的缺陷;通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OLS回归估计，研究最低工资提升造成的劳动替代问题;通过对Tobit模型的分解设计，将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变化分解为就业部分的工作时间变化和就业概率改变引起的工作时间变化两部分;最后从劳动需求角度来解释实证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实证策略
1.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劳动者周平均工作时间影响的实证策略
基于双重差分的赫克曼模型，并结合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估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其优势在于既可消除实验组目标变量的趋势性变动，也可克服实验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还可保证最低工资提升前后实验组样本不会发生变化。但这种方法依然存在线性假设缺陷，会由于遗漏高阶项或者交叉项而出现估计偏误的情况，也会错误地对没有交叠区域的控制组和实验组的结果变量进行解释。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与可信性，采用可克服上述缺陷的非参数倾向值匹配模型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基于双重差分的赫克曼模型设计。
如果雇主按照劳动者的边际收益来支付工资，那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期初边际收益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继续被雇佣的概率会下降，或者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对于高收入劳动者来说会下降。因此，采用伊萨 (Eissa)、利伯曼(Liebman)的双重差分设计方法[20]，结合研究内容，将低于拟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后的劳动者作为实验组，反之作为控制组。那么估计周工作时间的双重差分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hour为周工作时间，g为组属哑变量(g=1表示实验组，g=0表示控制组)，t为时间哑变量(t=0、t=1分别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前与之后)，
d为时间哑变量和组属哑变量的交叉项， 为可能影响工作时间的控制变量，ε1为扰动项，β1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前后周工作时间的变化，
γ1表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周工作时间差别，
τ1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对劳动者周工作时间的影响，
δ1表示控制变量对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在式(1)中，将α1+β1t+γ1g+τ1d+δ1x+ε1简写为x1θ1+ε1。
同样，关于就业的双重差分形式采用Probit模型可以写为：
在式(2)中，将α2+β2t+γ2g+τ2d+δ2x′+ε2简写为x2θ2+ε2。job为就业状态的哑变量(job=1表示就業，job=0表示失业)，
x′为影响就业概率的控制变量，β2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前后就业概率的变化，
γ2表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就业率差别，τ2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率的影响，
δ2表示控制变量对就业率的影响。
在可观察的样本中，劳动者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自我选择过程。为精确估计最低工资提升对工作时间的影响，结合赫克曼样本选择性偏差模型[21]，可以将双重差分进一步表达为：
hour表示可观测的周工作时间受限变量，job表示可观测的就业状态受限变量，job*表示不可观测的就业状态潜变量，
ρ为ε2、ε1的相关系数，σ2为估计就业样本的标准差。λ为逆米尔斯比率，其数学表达为：λ(-x2θ2/σ2)=φ(-x2θ2/σ2)Φ(-x2θ2/σ2)，其中Φ(·)表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φ(·)表示正态密度函数。σ2、λ可以由下面的Probit回归方程估计出：
(2)非参数倾向值匹配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非参数的倾向值匹配模型，将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匹配，消除个体属性差异，检验最低工资提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影响差别，进而判断其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
该部分借鉴赫克曼(Heckman)等人的方法[22-23]，基于倾向值匹配模型的周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双重差分表达式分别为：
其中，n1表示实验组的样本数量，g0和g1表示控制组和实验组，hour0、job0和hour1、job1分别表示控制组、实验组的周工作时间和就业概率，i、j分别表示实验组与控制组中被匹配的样本个体，sp表示共同支持域，t0、t1分别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前后的时间点，w(i，j)为通过i与j之间的倾向值距离推导出的权数，其表达式为：
其中， h为落入宽带中的观测值样本数。Pi、Pj、Pk表示通过Probit估计的倾向值，且Pi是宽带内的交点，G(zi)为内核函数：
2.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劳动者之间替代关系的实证策略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后，实验组中仍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者很有可能延长劳动时间，成为实验组中被解雇的劳动者最好的替代资源;高工资的企业也可能会利用高技术劳动力代替低技术劳动力以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其工资，从而形成高技术劳动力对低技术劳动力的替代。如果企业保持或额外雇佣工作时间更长的高技术劳动力代替低技术劳动力，那么平均每个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会上升，这种情况说明控制组的工作时间也会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那么基于双重差分的周工作时间估计结果会被严重低估。为明确最低工资提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劳动者周工作时间产生的影响，以及劳动者周工作时间的替代关系，利用劳动者月工资与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之差的绝对值(mwage_minwage)为解释变量，以工作时间提升(hourgap)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OLS回归估计。
3.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周工作时间变化分解的实证策略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的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变化，可以分解为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变化和就业概率改变引起的工作时间变化两部分。综合数据优势和研究内容考虑，依然采用双重差分设计，结合麦克唐纳(Mcdonald)、莫菲特(Moffitt)的Tobit模型来分解最低工资提升下的工作时间变化[24]。
其中hour*表示周工作时间的潜变量，hour表示所观测到的周工作时间受限变量，其他变量和参数与公式(1)中含义相同。ε1表示独立分布误差，假设该误差项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σ2。其中将α1+β1t+γ1g+τ1d+δ1x′+ε1简化为Xβ+ε1。
假设z=Xβ/σ，f(z)是单位正态密度，F(z)是累积正态分布函数。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就业概率降低，那么就业者周工作时间hour的预期值可以表示为：
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就业概率上升，就业者周工作时间hour的预期值可表示为：
是通过考虑第i个样本的x变量对hour的边际影响来获得，即：
因此，劳动者周工作时间(hour)的总变化可以分解成两个非常直观的部分：
①就业概率边际变化量，以就业者的hour期望值加权;
②就业者的hour边际变化量，以就业概率为权重。
这两个量的相对大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影响。
方程(14)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在Xβ的某个值下进行评估，通常选择在X的平均值上计算，并可以直接测算出f(z)、F(z)的值。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
就业概率下降和上升的情况下，引起的就业者周工作时间边际变化量
三、数据、变量及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CLDS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并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剧烈的变迁环境，又能同时兼顾横截面调查的特点。调查前对受访个体进行的劳动力身份甄别，保证了受访群体处于15—64岁之间，所以该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对精确的样本;同时该数据是动态追踪数据，保证了最低工资提升前后实验组个体的数量和组别不会发生变化;另外，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不具有统一性，且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也有不同标准，这就使得最低工资在基于个体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在数据处理中，排除负收入以及有收入但没有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排除自我雇佣者、雇主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等，排除2014年与2016年两轮调查中不同时存在的劳动者，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数据样本，样本总量为7464个。根据最低工资总额范畴，剔除加班加点工资等因素。在本研究中
采用剔除加班工资的税前年工资总额除以12个月的计算结果作为月工资。月工资低于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观测样本作为实验组，高于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观测样本作为控制组。另外，吉林、辽宁、黑龙江、安徽等地在2014年和2016年调查期间并没有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不论其工资高低均归入没有受到最低工资提升影响的控制组，该样本总量共计2026个。这种分组方式保证了实验组不论其所在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提升一次还是两年提升一次，在2016年调查的实验组均会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同时也保证了控制组在调查期间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提升的影响。
实验组和控制组个体属性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第(2)列分别表示控制组和实验组的个体特征值;低于拟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年龄相对较大(实验组和控制组平均年龄分别为44.51岁与42.94岁)，受教育水平更低(实验组和控制组平均教育年限分别为7.987年和9.738年)，今后继续留在劳动力队伍中的概率较低(实验组和控制组继续参加工作的概率平均值分别为91.4%和94.6%)，工作时间较少(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分别为41.84小时和44.98小时)，是党员的概率更低(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党员的平均概率分别为11.2%和13.3%)，而且两个群体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如第(3)列所示。
四、实证结果
1.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劳动者周平均工作时间影响的实证结果与检验
(1)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劳动者周平均工作时間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3反映了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前后的就业概率情况。第(1)、(2)、(3)列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前控制组、实验组平均就业概率以及二者之差， 第(4)、(5)、(6)列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后控制组、实验组平均就业概率以及二者之差，第(7)列表示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率的影响。
表3说明在最低工标准提升后不论是控制组还是实验组的就业率都有所上升，且控制组就业率均明显高于实验组，但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为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率的影响，还必须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个体属性特征等进行控制。
表4反映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前后的周工作时间变化情况。第(1)、(2)、(3)列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前控制组、实验组平均周工作时间以及二者之差， 第(4)、(5)、(6)列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后控制组、实验组平均周工作时间以及二者之差，第(7)列表示双重差分结果。如表4，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之前，控制组的周工作时间均高于实验组，且控制组周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提升之后有所缩短，而实验组周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提升之后也有所下降，总体说明最低工资提升之后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但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以及个体属性变量差异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分别采用了赫克曼模型嵌套双重差分法(Heckman+DID)以及倾向值匹配嵌套双重差分法(PSM+DID)来对其进行估计。表5中第(1)、(2)列表示基于赫克曼模型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第(4)、(6)列表示组别的Probit估计结果，并利用该估计结果通过公式(5)和公式(6)计算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控制组和实验组在周工作时间和就业率方面的影响，第(3)、(5)即为倾向值匹配嵌套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
表5第(1)列数据说明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之后，由于时间因素导致周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提高了1.274小时;实验组周工作时间平均低于控制组5.575小时，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周工作时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别不同而造成的;逆米尔斯比率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选择性偏差导致可观察到的劳动者周工作时间样本偏低，周工作时间较高的样本是观察不到的，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将会被低估。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之后最低工资提升导致了平均周工作时间延长3.766个小时。第(3)列数据表明在控制组和实验组的样本进行匹配之后，由于时间因素导致周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降低了4.890小时;实验组周工作时间平均低于控制组5.938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平均周工作时间延长了3.923个小时。赫克曼模型和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结果均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周工作时间有正向影响。
表5第(2)列数据说明由于时间因素导致就业率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下降;实验组平均就业率高于控制组，但均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就业率下降。第(5)列数据表明在对样本进行匹配之后，由于时间因素导致就业率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提高11.9%;实验组就业率平均高于控制组7.7%;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平均就业率下降11.2%。由上可见，赫克曼模型和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结果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率有负面影响。
(2)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劳动者周平均工作时间影响的实证结果检验。
从实证结果来看，赫克曼模型和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该稳健性的可信程度取决于数据与模型的适应性，故需考虑进行相关检验。第一，一般情况下，如果采用干预点前后多年份数据，需要对双重差分估计进行共趋性检验，但由于本研究采用了干预点之前、之后最近的两个年份数据，无法做出共趋性检验，且采用干预点较近的年份，实验组和控制组出现非共趋性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故本文在此没有做出共趋性检验(Tobit模型下的双重差分没有做共趋性检验理由相同)。第二，在赫克曼模型的双重差分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选择确实具有显著的选择性偏差，该结果已在表5中得到检验。第三，如果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结果有效，尚需考虑实验组和与之匹配的控制组在个体属性特征等方面的平衡性，表6是针对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方法做出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多数实验组和控制组重要的个体特征在匹配后没有了显著差异，匹配数据具有良好的平衡性。第四，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工作时间和就业概率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6)，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实验组的周工作时间和就业有着显著影响，这也加强了倾向值匹配估计的双重差分结果的可信性。此外，由于PSM+DID估计结果更显著，接受其结果错误概率更低，加之其更容易克服选择性偏差以及群体性特征造成的误差，所以PSM+DID相比Heckman+DID的估计结果更有优势。
2.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劳动者之间替代关系的实证结果
利用劳动者月工资与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之差的绝对值(mwage_minwage)为解释变量，以工作时间提升(hourgap)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OLS回归(见表7)，表7第(2)列表明，期初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越大的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后延长的工作时间也就越多，且这种情况相当显著。平均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当劳动者的月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000元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其周工作时间将延长3小时。控制组中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者工作时间并没有受到月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之差的影响。这说明了工作时间的延长主要是基于实验组同质劳动力的替代，而非是控制组高技术劳动者对实验组低技术劳动者的替代，否则劳动者月工资与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之差的绝对值应会对控制组劳动者周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
3.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工作时间延长的分解结果
表8是基于双重差分策略下的Tobit模型(上限为168，下限是0)估計而得到的最低工资提升对劳动者周工作时间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列表示所有潜在样本周工作时间的期望值，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劳动者周工作时间提高了2.843小时。第(2)列为可观察的样本周工作时间的期望值，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可观测到样本劳动者周工作时间提高了2.828小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周工作时间延长了。
由公式(14)可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导致的可观测周工作时间的综合变化量可以分解成
：就业者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量和就业概率变化而产生的周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量。
根据双重差分设计，d变量系数反映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劳动者周工作时间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可观察周工作时间影响的综合变化量为：
E(hour|x)xi=F(z)βi=2.828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就业概率减少，最终使得可观测的周工作时间期望值的减少量为：
2.括号中为标准误。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仍处于就业状态劳动者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增加部分为：
P(hour>0|x)E(hour|hour>0，x)xi=F(z)E(hour|hour>0，x)xi=F(z)βi[1+zf(z)/F(z)+f(z)2/F(z)2]=2.828×1.0369=2.932
总体而言，当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观测到的周工作时间因为就业概率降低而减少的工作时间为0.1044小时，仍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者延长的周工作时间为2.932小时，所以，由于就业率的下降和仍处于就业状态劳动者工作时间延长的综合结果表现为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延长2.828小时。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与讨论
首先，Heckman+DID和PSM+DID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延长了劳动者周工作时间，降低了劳动者就业率，该结论符合传统古典经济理论预测结果。在传统的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分别是斜向上和斜向下的。一方面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另一方面传统型的劳动者会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提高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但因为雇主会解雇那些边际收益低于其工资的劳动者，最终使得就业人数下降。
其次，基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OLS估计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企业会延长实验组中处于就业状态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来弥补由于解雇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者而形成的劳动力短缺，最终表现为低端同质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同时，继续留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实验组劳动者也愿意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且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得越多，劳动者延长的工作时间也越多，其同质劳动替代程度也就越大。因此，企业和劳动者的双重因素导致了劳动者工作时间延长，进而很有可能形成过度劳动问题，降低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最后，Tobit+DID实证结果表明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变化是由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延长和就业率下降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双重作用造成的：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会延长工作时间，这大大抵消了由于就业率下降引起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减少的影响，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明显地增加。
2.政策建议
为解决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造成的就业率下降和工作时间延长问题，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应做好GDP、社会消费水平、物价指数、劳动生产率等基础数据的监测，并结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影响的历史数据，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适度平衡就业率下降和工作时间延长的关系。第二，政府需要通过对低技术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市场供求信息等方式提升其就業能力，通过对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等转移支付方式为低技术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以减少由于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导致的就业率下降。第三，政府应创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适当减少企业税收，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议价空间和市场谈判力量，进而减缓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技术劳动者造成的压力。第四，为防止企业通过过度延长工作时间来规避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政府须严格监督加班工资制度的执行，严厉查处企业无条件、无时限、无报酬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使企业能够围绕着延长工作的用工成本和招聘新人成本之间
做出理性权衡，此举既实现了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又达到了通过加班工资制度的工作分散化、工作共享化作用来提高就业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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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 玉]
作者：袁青川 易定红
安排一览表
最近发表了一篇名为《2018年北京市两会开始和结束时间安排一览表》的范文，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这里给大家转摘到。
2016年全国两会闭幕时间：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将于3月3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4日下午3时闭幕。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闭幕时间：2016年3月16日上午8：30-10：00 自1998年起相对固定，除了涉及换届选举的一次会议一般为两个星期(14-15天)外，历年“两会”的时间一般控制在
10-12天左右。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闭幕
2016年1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议大事谋良策”、取得重要成果后圆满落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作闭幕致辞。1300余字篇幅中“小康”、“小康社会”“全面小康”高频出现，透露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与信心。
“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梦想，承载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全面小康是惠及13亿中国人民的小康”。闭幕致辞简短解答小康社会承载着什么、惠及谁。
“全面小康不是等来的，工作总结必须坚守信念与定力，咬紧牙关、屏息聚力，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前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必胜的信心、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努力铸就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些表述透露出奔向全面小康怎么做。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计出力，是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责任。”致辞还对政协委员提出要求，把为“十三五”期间发展献计出力作为履职主线，“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问题、推动创新创造的关键问题，深度调研、集中议政、有效监督、努力提出更多真知灼见”，“坚持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事预则立。《礼记·中庸》之详解为，“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也正如俞正声在闭幕致辞中所言，历史大幕已经拉开，艰巨任务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如今，中国人奔小康的目标与道路已然定好，TOP100范文排行剩下的只是前行。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3月3日-14日)
2016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介绍会议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大家的提问前，我受全国政协大会秘书处委托先简要通报一下本次大会的日程安排。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将于3月3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4日下午闭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本次大会重点是围绕“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将围绕推动“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3次大会发言;在14次小组讨论和界别联组讨论中，专门安排3次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个人
简历举行4场记者会，主题分别是：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政协委员谈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政协委员谈提振经济发展信心;举办1次提案办理协商会，主题是“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大会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政协大会的开幕会、闭幕会将和其它全体会议对中外记者开放。对媒体开放的小组讨论和界别联组讨论将通过全国政协网站提前公布，部分委员的提案也将在网上公布，请大家留意。
今天政协大会开幕之后，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将开幕。连日来，来自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也陆续抵达北京。
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特殊的历史阶段也赋予了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意义。
在各大媒体对于今年两会的热点前瞻中，“十三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宏观经济走向、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动态、反腐倡廉等等，这些都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据报道，截至1日，今年已有32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报名记者中，范文写作境内记者有1900多人，港澳台记者有360多人，外国记者有1000多人，外国记者比去年略有增加。
以上是《2018年北京市两会开始和结束时间安排一览表》的范文参考详细内容，讲的是关于会议、全国政协、记者、闭幕、十
二、全面、大会、十三等方面的内容，觉得好就请收藏下。
北京师范大学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考生于2014年7月11日—14日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满足报考条件的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以及网报时打印的《2014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到各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经考生签字确认后，一律不得更改。
对于备考在职联考的老师来说，每天上班照顾孩子，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来备考教育硕士，为了提供大家备考的通过率，极大的缩短备考的效果，勤思考研的在职辅导部门根据大多数的老师当前现状重新调整了班型服务。并且经过20
12、2013年学员的检测，效果非常不错。如果您是当前备考在职硕士的老师，如果您也为不知道如何复习。如何高效率的通过考试，您可以直接向我询问了解，扣是二武陵期伍六九龄七九。
在刚刚过去的戊戌年春节，国人阖家团圆，共庆一年中最喜庆、最传统的年节。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春节除了传统的年味习俗给人们带来欢愉之外，还增添了一份来自体育的精彩。
2月9日至25日，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平昌举办。春节期间，国人守候在电视机前，共同观看精彩的奥运体育赛事。开幕式上朝韩运动员共举朝鲜半岛旗引领两国代表团步入会场、武大靖夺得本次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唯一一枚金牌、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国选手完成冬奥首秀、美国单板滑雪之王肖恩?怀特重伤之后奇迹般归来„„这些冬奥新闻成为了人们热衷的话题。
平昌冬奥场上精彩，中国本土场下也热闹。就在春节，北京开展了17项冰雪活动，市民们投入到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中;河北唐山的曹妃甸地区举办首届冰雪运动节，接待游客达到5万余人次;位于吉林省的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在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达3.35万人次，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冬奥会也掀起了一股冰雪热潮，让国人体验和享受着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
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春节假期结束之后，2月25日，平昌冬奥会闭幕。时隔14年，我们再一次在闭幕式上看到“北京8分钟”文艺表演。一场既结合现代科技，又充满中国文化特色的精彩表演向世界发出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四年之后，中国北京将成为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东道主，奥运圣火将再一次在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点燃，为世界带来一场冰雪运动盛宴。 集中力量办冬奥
十年前，北京第一次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给予的评价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再次申办冬奥会，对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次，中国仍然以充满信心的姿态迎接挑战，期望给世界带来一场不负期望的体育盛会。
从国家到北京市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
早在2015年冬奥申请成功后，总书记在给申奥代表团的贺信中，寄语要“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此后的几年间，又多次就冬奥筹办出重要指示。2017年，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要全力做好每项筹办工作。
北京市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把全面做好冬奥会筹备工作列为北京“十三五”时期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并从全面推进场馆和配套设施建设、做好赛会组织筹备工作、发挥冬奥会带动效应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划。
回溯奥运会的筹备历程，2015年年末，申办成功刚过5个月，北京冬奥组委正式成立，冬奥会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2016年2月，冬奥组委会召开主席办公会，研究并审议通过了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总体规划;
2017年4月，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设计方案亮相，并于同年开工建设。这个奥运会速滑项目的比赛场馆将成为北京未来的新地标;
2017年12月，在历经一年多的征集评选后，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式亮相，将中华灿烂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进行了完美融合。
而就在平昌冬奥开幕的前不久，2018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将“全力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今后北京要抓的“三件大事”之一。《报告》提出，要“集中力量抓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了两年的筹备，如今，伴随着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手中郑重接过冬奥会会旗挥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进入了“北京周期”。 ?龉萁ㄉ琛笆∏?、省地”
要说筹备冬奥会的重中之重，无疑是场馆的建设改造工作。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文艺表演再一次向世界发出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北京张家口奥运会场馆分布在3个赛区，北京地区有北京赛区、延庆赛区，河北省有张家口赛区。北京市承担了所有冰上项目以及部分雪上项目。根据最新规划，北京市共有场馆建设改造项目18项。其中，国家速滑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单板大跳台、首体综合训练馆为5个新建场馆;北京冬奥村和延庆冬奥村为两个新建非竞赛场馆。大部分是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改造建设的。
冬奥会赛时的冰壶、女子冰球、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男子冰球比赛项目，将分别由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以及国家体育馆改造为比赛项目场馆。以国家游泳中心为例，在完成场馆改造后，将由“水立方”变身“冰立方”，成为冬奥会冰壶比赛场地。此后可以重复利用，拆除后可接着游泳，重新搭建又能作为冰壶场地。五棵松体育馆场馆相关改造计划已初步拟定，可以在6个小时内进行篮球场地和冰球场地的转换。
新建场馆建设方面，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延庆赛区的高山滑雪与雪车雪橇项目的建设工程难度较大，但雪车、雪橇两个项目的比赛场地目前也已进入到施工阶段，而高山滑雪的赛道地形整理都已完成。按照整体规划，预计2019年9月，新建竞赛场馆的永久性设施将基本完工。2021年6月，所有场馆将全部完工。
冬奥场馆中，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国家速滑馆，它将是2022年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以“冰丝带”为设计理念，灵感来源于速滑选手围绕场地进行比赛，体现出冰上比赛的激烈竞争;运动员滑行的轨迹被诠释为外立面的22条丝带，而这22条丝带又代表着北京承办冬奥会的年份。
“冰丝带”目前已完成土护降工程，即将进入基础桩和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场馆土方量超过50万立方米，挖槽面比“鸟巢”还大，预计2019年底完工，2020年进行测试赛。
国家速滑馆体量大，需要非常大的制冷量，能耗高，因此，从运维的角度来说，场馆的设计方案筛选和赛后利用非常重要。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专家霍建新此前参与了国家速滑馆设计方案的前期评选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所有设计方案中，“冰丝带”是最好的一个，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后续利用问题。方案中，“冰丝带”在设计上对主空间灵活划分，并做全冰面覆盖设计，可以提供五种以上冰面使用方式，并能独立控制空调、制冰系统，为赛后分割利用作好铺垫。
据悉，冬奥会后，“冰丝带”将能够举办冰上国际赛事，并将打造为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于一体的多功能冰上运动中心。届时，将能保证2000多人同时上冰进行大众冰上活动。
一直以来，奥运场馆的长期利用是世界性的话题，而除了“冰丝带”之外，北京冬奥会其他场馆的建设和改造也体现节俭办奥、科学规划的理念。已经奠基的北京冬奥村建设项目，赛时为各国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服务，而在赛后将作为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
除U型板、跳台滑雪、俯式冰橇等高难度项目之外，北京冬奥会后大量的冬季运动项目，老百姓是可以参与的，如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对于这些市民可广泛参与的项目，霍建新教授建议，“其场馆应以场馆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为日后全民健身服务，因此这类场地设施可作为永久建筑保存下来，而对于只适用于国际比赛的场地设施就可作为临时建筑，满足赛时需要，赛后进行拆除，改建为能够满足全民健身需要的体育场馆。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部分临建场馆就直接被拆除。2014年索契冬奥会也是一样。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在赛后利用上，既要借鉴前人经验，又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形成北京独有的冬奥会场馆建设发展模式。” 打破交通瓶颈
为了打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三个赛区的交通瓶颈，满足赛时和赛后的需要，交通配套设施建设是冬奥会筹备工作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提出：完善世园会及冬奥会基础设施。加强对外交通通道建设，建成京张铁路北京段，兴延高速、延崇高速、京新高速(国道110二期)等高速公路和昌赤路等骨干公路。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基础处了解到，截至到2017年底，2019年世园会、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工程全面启动建设。将进一步便利京张两地间互联互通，构建延庆与中心城多层次、多方式的交通联系。
其中，延崇高速将打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兑现两地50分钟转场的承诺。目前，北京段已开工建设，其中平原段计划2018年底建成通车、山区段计划2019年底建成通车。兴延高速公路起点在西六环，向北经过昌平到达延?c，全程42公里，最大的特点是“直”，明显缩短了市民从市区到延庆的距离，目前项目前期审批工作已全部完成，项目控制性工程已全面进场施工，计划2018年底建成通车。按照规划，兴延、延崇两条高速公路将相接，形成北京西北方向第三高速通道。
备受关注的京张铁路，项目共10座车站，起自北京北，途径沙城、下花园、宣化，抵至河北张家口。建成后乘火车往返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时间将缩短到一小时。2016年上半年开工，2019年底建成。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把筹办冬奥会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推进包括交通在内的领域协同发展率先突破，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引领、示范作用。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冬奥会的重要保障，同时还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联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地的有力交通工具。
兴延、延崇两条高速公路将作为京津冀一体化路网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疏解西北通道客货运交通压力，促进张北地区的经济和旅游发展。
而京张铁路的开通运行，则实现了延庆、昌平区以及八达岭风景区与中心城区的快速轨道交通联系，将张家口纳入北京“一小时生活圈”。未来，京张高铁将是联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的有力交通工具，不仅能够有力保障2022年冬奥会的顺利举办，更将带动北京科技、金融和人才优势与张家口市优良的环境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深入互补，以高速度、高效益促进京张两地的联动发展。
未来，京张高铁将是联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的有力交通工具，不仅能够有力保障2022年冬奥会的顺利举办，更将带动北京科技、金融和人才优势与张家口市优良的环境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深入互补，以高速度、高效益促进京张两地的联动发展 赛事服务保障迎挑战
从餐饮住宿、赛事组织，到媒体、运动员接待，冬奥会的赛事保障也是一项不得放松的工作。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加强住宿、餐饮、医疗、媒体和无障碍等设施建设改造，全面提升赛区综合服务能力，优化赛事保障软环境。
其中包括，着力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对接国际标准，建设延庆赛区星级配套酒店，落实签约酒店和床位，促进服务标准与国际接轨。
着力提升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改造延庆赛区定点医院，支持市属医院在张家口设立异地分院，加大对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医疗机构和人员的支援培训力度，提升山区医疗服务能力。
着力提升媒体服务水平。针对世界各地媒体采访报道冬奥会的需求，做好北京国际广播中心改造和延庆山地临时媒体中心建设，为新闻媒体工作创造便利条件、提供优良服务。
着力做好冬残奥会保障工作。按照设施无障碍、信息无障碍、服务无障碍的要求，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提升对残疾运动员和相关群体的服务水平，让更多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更好地传播残奥精神。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服务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按照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加快了竞赛日程编制、人才引进培养等赛事准备工作，并努力做好交通、餐饮、住宿、医疗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为了应对可能在冬奥会举办期间出现的极端天气，正在制定“一场一策”雪资源保障方案。
平昌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组委通过观察员项目、实习计划等形式，先后向平昌派出近200名观察和实习人员，综合学习掌握各方面赛时运行情况，取得了满意效果。以此来充分学习平昌冬奥会筹办经验，提高北京冬奥会的办赛能力。
据悉，赛时运行阶段，还将组建25个场馆团队，筹办工作人员将下沉到场馆一线，保障赛事顺利运行。
京张高铁施工现场 冰雪运动升温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初衷，是弘扬体育精神，并鼓励人们进行体育运动锻炼，增强民众体质。而冬奥会场馆的赛后利用，更需要冰雪运动需求和消费去支撑。因此，我国冰雪运动、冰雪产业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2015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申办成功后，极大地促进了冰雪运动在我国的发展。据《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2017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滑雪人次从470万上升到1750万;滑雪场数量则从225个上升到703个。
如中冰雪(北京)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乐年所说，近几年，冰雪运动的热度正在陡然升温。
这其中，除了和我国申办冬奥会、政府推动冰雪运动有很大关系，也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关联极大。因此，张乐年认为，冬奥会后，“冰雪运动的热度不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冰雪运动将成为受老百姓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而经过“北京周期”的培育，四年之后，冰雪产业的发展、冰雪爱好者人群的扩展将更进一步。
作为从事体育媒体工作30余年的体育人，张乐年曾经在中国体育报社担任常务副总编辑，他对中国冰雪运动非常看好，并对未来有“三个最”的判断。
首先，中国将是未来最大的冰雪运动消费国。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提出，到2025年，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庞大的人群带来的消费量不可小觑。
第二，中国将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冰雪设装备制造国。随着中国的雪场、冰场数量增多，参与冰雪运动人群的增多，冰雪设备、装备国产化会越来越高。
第三，中国将是未来最重要的冰雪产业资本输出国。冰雪是年轻人的运动，而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传统冰雪强国日本、欧洲的资本市场将会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中国的投资。加之，冰雪运动涉及装备生产、住宿、教练，甚至冰球联赛等，产业链长，未来，整个体育产业中，冰雪运动的产值占比会非常高。
正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并看好冰雪行业未来的市场，张乐年选择在冰雪领域进行创业，为行业提供信息服务、推广传播、咨询策划、专业活动等服务。
当然，目前我国的冰雪产业仍在起步阶段，仍然有问题需要去探索解决。对此，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从宏观上讲，目前大量的群众性冰雪活动主要推动者是政府，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何逐步让冰雪运动成熟起来由社会推动，是需要思考和规划的内容之一。此外，政府应做的是投资软环境的建设，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比赛，就要加强冰雪知识的普及。
从具体的运动层面上看，就滑雪产业来说，目前面临非雪季运营的瓶颈。
冬奥会后，交通基础设施、雪场住宿设施建设起来了，而如何利用雪场的空间资源、景观资源在非雪季维持运营就需要摸索。
“夏天也需要有事儿干”，张乐年指出，非雪季运营如果做得好，每年雪场的到达人次将会大于冰雪运动人数。雪场可以发挥想象力去策划活动，例如户外及山地运动、高尔夫、滑草、旅游，甚至音乐会等。为了更好地充分利用资源，延长运营时间，雪场在建设初期的?O计、交通、选址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北京是雪上运动的目标市场，未来，北京的冰雪产业将以冰上运动为主，尤其是冰球运动。
“滑雪是体验性项目，冰球是围观性项目，产业价值更高。”展望未来，张乐年建议促进冰球职业化发展，开展少儿培训、少儿比赛、职业比赛、国际比赛，期待未来将有国际性、标志性的重大赛事落地北京，有企业发心去打造冰球领域的“丰田杯”。
冬奥会进入了北京时间，世界的目光开始向北京聚焦。2022年之所以令人瞩目，并非只是金牌的光亮，北京、2022，将凝聚起每一个北京人、体育人点点滴滴的努力与奉献，这本身就是最为耀眼的光芒。冬奥进入北京时间，冬奥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骄傲地共同见证――新北京，新奥运;新时代，新辉煌!
北京2012中考时间为6月24日-26日
北京市2012年中考网上报名将在2月13日8时30分开始，将持续到3月2日17时。
中考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2012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网上报名”图标进入报名系统，核对个人信息并录入相关资料。报名结束后，学校会下发报名复核单，考生和家长签字确认。
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工作人员提醒，复核单不能涂改。如果考生信息有误，应及时告知学校，由学校更改后再次打印，交考生和家长签字确认。考生在报名时要确保收件人姓名与地址一致，避免将来投递录取通知书时遇到麻烦。
据悉，今年中招文化课考试日期为6月24日-26日。
6月24日(星期日)
上午8∶30—11∶00语文
下午2∶30—4∶30物理
6月25日(星期一)
上午8∶30—10∶30数学
下午2∶30—4∶10化学
6月26日(星期二)
上午8∶30—10∶30外语
2018年北京市两会召开时间,北京市两会什么时候召开和结束时间
最近发表了一篇名为《2018年北京市两会召开时间,北京市两会什么时候召开和结束时间》的范文，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希望对网友有用。
2016年北京市两会召开时间,北京市两会什么时候召开和结束时间
2015全国两会召开时间是什么时候?
2015全国两会召开时间：2015年3月3日和3月5日
2015全国两会召开时间表是什么?
2015全国两会召开时间表：
15:00两会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
15:00政协会议开幕俞正声作工作报告
09:00小组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11:00两会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
09:00人大开幕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15:00国家发改委主任答记者问
09:00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答记者问
10:00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
09:00张德江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15:00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会
15:00最高法、工作总结最高检工作报告
09:00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
09:00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09:00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10:30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
2015全国两会召开详情：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今天宣布，欢迎中外记者届时前来采访。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将在中国北京西长安街北侧的梅地亚中心(北京复兴路乙11号)设立新闻中心，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会议的采访。新闻中心将于2月27日正式开展工作。
凡要求采访两个会议的记者需提出申请。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地方随团记者由各代表团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TOP100范文排行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向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台
湾地区记者向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外国驻华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外国临时来华记者向中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我外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提出申请。记者报名截止日期为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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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两会等方面的内容，希望对网友有用。
留学生落户北京留服预约时间问题
最近因为留服政策调整，要求私营企业必须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才可以进行CA认证，很多不具备此条件的单位(之前审核通过的)因为CA证书需要每年一年检的问题，在2013年度逐渐会被淘汰出局，最近我们公司预约留服的时间明显加快，这也许也和很多企业年检不通过减少了留服受理总量有关系。
大家一直有一个误区，预约时间能不能加快。这个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留服有他们排名的规则，简单说就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企，高新技术企业等等的并不是完全排得一个队伍，是每个类型的单位排一队，所以说你单位类型决定了你站在那个队伍之后，这个队伍的长度和其他队伍的长度又决定了你预约时间的长短。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根据不同时间，留服受理量多少，有可能从其他队伍混合受理。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同一时间提交预约申请，一般办理速度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企〉高新技术企业。2013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尚未过期的企业(私营没有高新证书的)由于在2013年肯定会淘汰，但是他们又是尚未到一年有效期(要参加年检的日期，之前是有效期，之后就失效了，不能在给留学生落户了)，这样虽然在年检(有效期)之前还能为员工落户，但是这样的公司排名被系统默认为最后面了。最近我们公司(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有接收留学生，我是2013年6月9日中午预约的，能预约到2013年8月12。而同样其他公司(没有北京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早于6月9日预约，却约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时间，这就是上面说的原因了，系统默认外后排了。
再有一点，如果你预约的时间对于你超过2年的期限了，也不用着急，留服规定单位可以提交表格申请加急快速办理的，不会使你失去机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2年回国期限，错过了留服的受理时间，但是不超过半年，其实也是有办法继续申请的，这个我们公司就做过。
希望上面对大家有所帮助，顺利完成预约。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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