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婚的法律常识（精选8篇）
1、涉外结婚
⑴《民法通则》第14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该条规定既适用于结婚的实质要件，也适用于结婚的形式要件)
⑵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我国也承认具有相同国籍的外国人双方在其本国驻华使领馆成立的婚姻为有效婚姻。
⑶外国人之间在我国境外结婚的要件，推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2、涉外离婚
⑴《民法通则》第147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⑵《民通意见》第188 条：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3、涉外离婚案件的管辖权
原被告一方在我国有住所或居所的，我国法院就有管辖权。
关于涉外婚姻法律常识
涉外婚姻是指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包括外国人、外籍华人、在我国居住的外籍华侨及无国籍人等)之间的婚姻。姻状况证明指有关组织或单位出具的公民婚姻状况(包括已婚、未婚、离异、丧偶、无 配偶、同居等)及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工作性质、住址。
1.什么是涉外婚姻?
这里说的涉外婚姻是指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包括外国人、外籍华人、在我国居住的外籍华侨及无国籍人等)之间的婚姻。
2.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在那里登记?
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结婚应到中国公民一方的户口所在地方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婚姻登记机关(一般是民政机关)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双方同意在外国公民一方的婚证登记机关办理申请登记结婚手续也是完全可以的。
3.中国公民办理涉外婚姻登记需要那些证明?
(一)中国公民须具备以下证明材料:(1)本人的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2)本人户口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或所在单位, 或人才交流中心(县级以上)等出具的本人婚姻状况证明及与何人结婚的介绍信;(3)本人和未婚夫(妇)的合影照片。
(二)外国公民须具备以下证明材料:(1)本人护照或具备其他身份国籍证件;(2)公安机关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证》或临时来华的入境居留证件, 或外事部门颁发的身份证件;(3)其本国公证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公证书(须经该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关认证和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认证)或该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结婚证状况证明。
(三)外国侨民须具备以下证明材料:(1)本人护照或代替护照的身份, 国籍证件, 无国籍者免交;(2)公安机关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证》;(3)本人户口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或所在单位, 或人才交流中心(县级以上)等出具的本人婚姻状况证明及与何人结婚的介绍信。
此外, 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还必须具备婚姻登记机关指定的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4.什么是婚姻状况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指有关组织或单位出具的公民婚姻状况(包括已婚、未婚、离异、丧偶、无 配偶、同居等)及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工作性质、住址等的书面证明。婚姻登记机关, 司法机关和公证机关等颁发的婚姻状况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关键词：公告离婚,公告送达,下落不明,恶意诉讼,间接侵权
公告离婚并非一种新型离婚方式, 而是诉讼离婚的一种。指人民法院通过公告方式送达文书, 公告期满后下落不明当事人仍未应诉, 缺席判决接触当事人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加之我国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的相对滞后, 当事人逃避家庭义务和躲避诉讼的现象日趋严重, 导致这类案件数量连年攀升。公告离婚固然可以解决送达不能的问题, 确保诉讼效率, 但凡事皆有利弊, 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趁配偶出门在外地等机会, 谎称配偶下落不明或提供虚假联系方式继而刊登起诉离婚的公告, 达到非法离婚、有利于自己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及争夺抚养权的目的。
公告离婚案件与其它适用送达程序的案件不同, 被告一旦过了上诉期才发现, 只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或者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 不得申请再审。即原告离婚的目的可简单达到。其次, 对财产或抚养权部分申请再审, 由于夫妻共同财产经过法院的分割已经转移了所有权, 将面对再审程序启动难和取证难的两个巨大的困难。
由此可见, 规范使用公告送达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行公告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
1、适用范围规定冲突
在新婚姻法颁布以前, 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告离婚作出了诸多规定,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旧婚姻法的空白。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 对方起诉离婚, 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 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 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未满两年的离婚案件是否受理的公告送达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夫妻一方下落不明, 另一方诉至法院, 只要求离婚, 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死亡的案件, 不论下落不明人出走时间的长短, 法院均应受理, 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规定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法律文书的送达依照公告送达的规定进行;199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诉意见》) 151条中也规定, 夫妻一方下落不明, 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 只要求离婚, 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至此, 公告离婚的适用条件为另一方下落不明, 勿需进行失踪宣告, 且不限制出走时间长短。
2001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 应准予离婚。这是婚姻法第一次对公告离婚的使用范围予以限定, 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把申请宣告失踪作为公告离婚的前置程序, 却与《民诉意见》第151条及其他司法解释相冲突。这样的冲突使得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审理。有的选择适用《婚姻法》中的此程序规定, 有的依据《民诉意见》给与未申请宣告失踪的当事人立案审理。这就造成了相同的离婚事实在不同法院甚至在不同审判员之间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况, 在令法官困惑的同时给了个别法官枉法裁判的借口。判决的不平衡增加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不满, 影响了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社会形象。
2、适用条件把握不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公告送达只有在采用其他几种送达方式无法送达和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实际操作中的法律规定较笼统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造成公告送达这种补充送达方式在实践中的滥用。
首先, 下落不明判定模糊。审判实践中, 主张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证明材料多种多样:有的向法院提供村组证明, 有的提供乡镇政府证明, 有的提供当地派出所证明, 等等。有的甚至不需要提供证明, 仅凭原告的一面之辞。对于如何是“外出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 即便并没有法律规定出具哪些书面材料, 法院仍然需要审查是否原告提交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另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 无法应诉。任何案件的判定都是要有证据的, 判定下落不明也同样需要一个出具证据的程序。
其次, 我国法律规定, 只有在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方式都不能送达的情况下适用公告送达。有的法院出于效率、审限甚至“省事”的目的, 一律公告送达。
3、公告格式不规范, 易流于形式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就婚姻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后可主张公告离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对法院采取何种公告方式以及公告的范围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民诉意见》第八十八条规定, 公告送达, 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 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而涉外的民事送达案件, 是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人民法院报》上不再重复刊登。在审判实践中, 法院采取的公告方式和范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 即法院打印公告若干份, 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或者其父母住所地、单位所在地以及村、组、乡 (镇) 范围内张贴公告;有的在《四川法制报》或本省内其他报刊上登报公告;更多的是在《人民法院报》上登报公告。
《人民法院报》的发行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往往只在司法系统发行, 在普通报摊、报亭都无法买到, 更别说是外出务工人员, 而法院的公告栏更乏人关注。
二、对我国现行公告离婚制度的几点改革意见
1、统一公告离婚适用范围的法律规范
《婚姻法》第32条第4款与《民诉意见》第151条及其他司法解释相冲突, 将宣告失踪作为前置程序, 笔者认为是不符合制度理念的。这样既增大了离婚诉讼的成本和降低了诉讼效率, 且强迫当事人为和下落不明的一方当事人离婚而不得不提起宣告失踪, 这是与当代司法改革理念相悖的。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早日修订婚姻法, 统一公告离婚适用范围。
在实体上对确定“下落不明, 其他方法无法送达”制订查证规范要求。
首先, 法院应要求起诉公告离婚的一方提出规范的证据。笔者认为, 我国目前的户籍和人口是由公安机关管理, 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证明材料也应由公安机关出具。其次, 严格监督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公告送达, 按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 严格把握公告送达的条件, 避免随使用公告送达方式。
2、程序上尽可能保证让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多渠道获得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信息。
针对公告方式混乱的现状, 笔者建议公示张贴处应一律为法院的公告栏, 同时张贴于受送达人之住所处;对于登报公告的, 应统一刊登于受送达人原住地的大众媒体上。台湾地区的民诉法第152条就规定:“公示送达, 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牌示处之日起, 其登载公报或新闻报纸, 自最后登载之日起, 经20日发生效力。”另外, 公告媒体的选择应当由专业化走向大众化, 因为公告送达的目的是让受送达人知晓送达的内容, 专业性质的媒体普通老百姓无法知晓。笔者建议公告可以登在一般民众都知晓的市民报上, 作为出于维护受送达人权益的建议, 有待于法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3、加大对恶意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处罚力度
民事程序的恶意诉讼是指对民事诉讼程序的恶意提起, 而意图使被告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其害。在公告离婚制度中, 效率和送达的矛盾是辩证存在的。笔者认为, 加大对恶意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处罚力度, 及时弥补恶意诉讼中受送达人的权益, 处罚恶意诉讼一方当事人, 是平衡效率与送达的最重要的举措。笔者认为, 法院应当支持恶意公告离婚案件中的受害人提起的间接侵权之诉。
在恶意诉讼中, 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的行为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 是否构成间接侵权, 这在我国司法中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德国法律中通过判例承认这样的间接侵权行为, 即采用非法的手段获得一个合法的判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的合法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而《台湾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 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 得向有过失之他方, 请求赔偿。前项情形, 虽非财产上之损害, 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而这种间接侵权的行为, 侵犯了受送达人的婚姻自主权和人格尊严权。我国部分刑法学者也主张诉讼诈骗———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 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 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是典型的三角诈骗, 成立诈骗罪。
对于在公告离婚中的受害一方当事人来说, 权利的救济依赖于法律的相关规定和法院的支持。可是, 迟来的公平总归是不公平, 我们应当完善相关立法, 在案件受理和审理过程中, 法院尽到自己的义务, 才能让想要通过公告离婚规避法律的人不再得逞, 不要让我们的当时再次发出那样无奈的感叹:我怎么就下落不明宣告离婚了呢?
参考文献
[1]、《新〈婚姻法〉实用案例精选》, 韩湘景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1、《新〈婚姻法〉实用案例精选》, 韩湘景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民事诉讼法学原理》, 江伟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民事诉讼法学原理》, 江伟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3]、《对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唐震著, 《政治与法律》, 2000年2月刊。3、《对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唐震著, 《政治与法律》, 2000年2月刊。
[4]、《审理公告离婚案件的二难选择与对策》, 韩凌、杨俊广著, 《法律适用》, 2006年3月总第240期。4、《审理公告离婚案件的二难选择与对策》, 韩凌、杨俊广著, 《法律适用》, 2006年3月总第240期。
案例一：“假”离婚，真买房
孙某和蓝某系夫妻，双方户籍均在北京，婚后两人购买住房两套。2015年年初，孙某判断一年内房价有大涨趋势，遂打算投资一套房产。但按照北京市限购政策规定，孙某和蓝某已无购房资格。为取得购房资格，孙某与蓝某商定办理“假”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两套现有住房及家庭其他财产均归蓝某所有，儿子孙甲归蓝某抚养，孙某每月支付8000元抚养费。2015年4月，孙某与蓝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孙某于2015年12月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然而，由于离婚后孙某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且还贷能力有限，银行贷款始终没批下来。到了2016年3月，房价暴涨，孙某想通过法院修改离婚协议，把其中一套房产划归为自己所有，但又怕“假”离婚被识破进而丧失购房资格。
案例分析：本案中，孙某为取得购房资格，与蓝某办理离婚手续，当没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事由时，应当认定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划分对于孙某及蓝某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孙某也就丧失了两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原有房产无法作为抵押财产。此外，假离婚属欺诈行为，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夫妻双方是假离婚，因此取得的购房资格和按揭贷款不受法律保护。
案例二：“假”离婚，真躲债
王某与赵某于2014年结婚，婚后两人经营一家水果店。由于经营不善，截至2015年年底，双方对外负有约6万元的债务。为了规避债务，2016年2月，王某与赵某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双方此前拥有的一切财产归赵某所有，王某“净身”出户。婚姻存续期间的一切债务均由王某承担，与赵某无关。此后，王某与赵某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
2016年4月，王某因确实无力独自偿还债务，遂要求赵某拿出原婚姻存续期间两人的共同存款2万元偿还债务，并提出复婚。可赵某拒绝了王某的复婚要求，并称她与王某已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明确约定，一切债务由王某承担，故自己不负有偿还义务。
案例分析：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有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上对债务的分割只能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而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债权人仍可以向王某或赵某任何一方主张偿还债务，并不受离婚协议约定之约束。赵某在偿还债务后，可依据离婚协议之约定向王某追偿。由此可见，为规避债务假离婚，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相反，王某还面临着失去全部共同财产并最终独自承担全部债务的巨大风险。
案例三：“假”离婚，真避罚
高某与李某于2010年登记结婚，双方均系二婚。李某与前夫育有一子。2013年，高某与李某生下一女高甲。2015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传出后不久，李某再次怀孕。由于李某与高某所处的北京市当时尚未颁布关于“二孩政策”的实施细则，高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告知高某，此次生育不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不予开具准生证，而且要给予高某处分并罚款。无奈之下，高某选择与李某假离婚。两人随即签订了离婚协议，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全部财产归李某所有，女儿高甲由高某抚养。
2016年3月24日，修改后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获得通过。该条例明确指出，再婚夫妻婚前仅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据此规定，高某与李某生育二孩有了政策的认可和保护。于是，高某向李某提出复婚请求，但高某与李某“假”离婚后，李某又与其朋友吴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且两人相处默契，十分投缘。于是，李某拒绝了高某的复婚要求。高某本来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处罚而“假”离婚，没想到因此失去了家庭。
案例分析：假离婚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夫妻双方只要通过民政部门或诉讼等法定程序，完成了离婚登记手续或取得了离婚判决，婚姻关系即告解除。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的规定，以及抚养、赡养义务的划分，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必须遵守。本案中，高某以“假”离婚为由，拒绝接受离婚带来的人身、财产关系的变化，如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欺诈、胁迫行为，很难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婚和复婚之间“折腾”的时候，夫妻共同财产和婚前财产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夫妻双方复婚后再想离婚，分割财产的比例只能按照最后一次婚姻状况和最后一次婚姻持续时间计算。
（北京 李雨石）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之间因民事行为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一方向对方书写欠条后，便对对方形成了债务关系，当其不能按期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可以依据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向另一方所打的欠条，应认定为是双方对部分财产的特别约定，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债的权利义务关系，合法有效。
但是，如果双方是因离婚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分割问题形成的债务，并私下达成了协议，那么该协议产生于夫妻关系之中，又分离于夫妻离婚关系之外，如果未能在离婚调解书中加以载明，当一方不能履行给付承诺时，另一方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权利，到头来，有可能双方重新进行离婚后的财产诉讼。
由于各国法律对离婚条件和离婚方式规定的差异，这就必然引起或产生法律冲突。因为离婚的形式主要涉及程序问题，对离婚的形式要件的法律冲突，各国一般都规定适用法院地法;而对离婚的实质要件的法律选择，各国通常采取以下冲突规则：
(一 依据法院地法(二 依据当事人本国法
(三 重叠适用法院地法和当事人本国法(四 适用利于离婚的法律
我国关于涉外离婚的规定主要集中于《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
(一 根据以上法律，离婚案件的管辖权规则是： 国家间的外交实践，表现为条约、宣言及各种外交文书;特殊情况下，对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离婚诉讼，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也有权管辖。
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从这些规定看出，我国法律尽量保护我国国民就离婚提起诉讼的权利，方便当事人离婚诉讼，同时为避免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 我国对涉外离婚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定比较简单，只在《民法通则》147条规定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地的法律。因此，如果法院地在中国，就应该适用中国法，如果法院地在外国，就适用外国法律。但是，如果法院地与当事人没有直接联系，其判决往往会产生承认和执行上的困难。因此，涉外离婚主要还是适用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
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
涉外离婚，是指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我国境内按照我国法律办理离婚的法律行为。
1、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原则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 “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的规定，如果由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诉讼，适用我国婚姻法和其他有关的政策规定。如该案件由外国法院管辖的，亦应适用外国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但不得违反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的涉外离婚以法院地法为准据法，包括离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适用受理离婚案件的法院所在地国家(或地区 的法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离婚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2、涉外离婚的管辖
无论是双方自愿离婚还是一方要求离婚，一律按诉讼程序办理。离婚当事人应按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我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我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所在国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 规定的除外。中国当事人一方持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经审查，如该外国法院判决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准则、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可裁定承认其效力;否则，裁定驳回申请，裁定后不得上诉。
3、出国人员的离婚问题
出国人员包括公派和自费留学生、进修人员、访问学者、劳务输出人员、驻外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在国外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其他华人。出国人员的离婚问题包括双方均在国外或一方在国外，一方在国内
两类。这些离婚主体上虽无涉外因素，但因至少一方不居住在国内，情况比较特殊，因此程序上亦有不同规定。
夫妻双方均为居住在国外的出国人员，如双方自愿离婚，并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没有任何争议的，可回国共同到原结婚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如达不成一致协议，则必须回国向原结婚登记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可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国内亲友或律师作为代理人代理诉讼，并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委托书和意见书均须经住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也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
夫妻一方为出国人员，在国外居住期间与其在国内配偶发生离婚纠纷的，如果原告系在国内居住的出国人员，可向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如果原告系在国外居住的出国人员，可向被告居住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提
出离婚诉讼。居住在同外的一方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参加诉讼或应诉的，可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国内公民或律师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但其本人应向法院提出离与不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书面意见。委托书和意见书均须经住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也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
对于一方出国后杳无音信，国内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向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对方不应诉的，法院可缺席判决。
跨国婚姻离婚法律适用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志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王某自取得美国国籍之日起就不再是中国公民了，你姐姐与王某的离婚诉讼属于涉外离婚案件。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涉外离婚
案件，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在中国境内办理离婚，不论是双方自愿协议离婚还是一方要求离婚，一律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按此规定，在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上，我国采用法院地法原则。不论是离婚的条件，还是离婚的程序，均以法院地法律为准据法。具体来说，凡是由我国人民法院受理的以中国公民为一方、外国人为另一方的离婚案件，适用我国的法律，即在实体法上适用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在程序法上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程序。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要求离婚的，不论是双方自愿离婚，还是一方要求离婚，一律按诉讼程序办理。这一规定主要是因为有的国家不承认经行政程序协议离婚的效力。为了确保离婚的有效性，我国对涉外离婚一律采用诉讼离婚的程序解决。
第二，关于管辖。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要求离婚的，只要被告在我国有住所或居所，我国人民法院就有权受理此案。对于被告不在我国境内居住的离婚案件，如果原告在我国境内有住所，那么原告住所地或居所地的人民法院亦有管辖权。
第三，关于代理。涉外离婚诉讼的当事人一方如果不在国内居住，法亲自到我国人民法院参加诉讼的，可以委托我国公民、律师或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担任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但其本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关于离与不离以及子女抚养归属和财产分割的书面意见。外国人一方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和书第一节特殊婚姻家庭关系法面意见应经过其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下称《解释三》），并自2011年8月13日起开始实施。该司法解释共19条，涉及亲子鉴定、婚内财产分割、妻子单方面中止妊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关房产问题的两条规定所引起的关注与争议最多。《解释三》第7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0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媒体和学界对《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之规定的批评不绝于耳，究其缘由，担忧这两条规定弱化了法律对家庭中的弱者（主要为女方）的保护，进而将扩大男女两性之间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可谓是其成为众矢之的主要原因。有论者认为，这种“公婆买房、儿媳没份”的现象违反我国传统的婚姻伦理，破坏了“修齐治平”的家国文化，它势必将严重冲击甚至于摧毁为国人奉行千年之久的婚姻伦理价值。摒弃特殊的国情和传统文化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违反“筑巢引凤”的生物定律和性别分工的社会定律，一味地推行“谁投资谁受益”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司法的社会认可程度将会大打折扣，司法的实际功效将无从产生，司法的权威将逐渐损减殆尽”。还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以个人主义压倒家庭价值，使得涵养道德、培养善良风俗和民情的家庭细胞，感染上个人理性算计的病毒，父慈子孝传统将烟消云散”。若将这一资本主义的个人财产原则引入中国的婚姻实践，“破坏的就不仅是婚姻，还有人心”。
然而，这些口诛笔伐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解释三》的改弦更张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女性和婚姻的立法理念发生了转向？是否真如学者所说，是一个“调拨婚姻家庭关系、败坏人伦亲情”的“离间者”？
二、离婚房产规定的法律述评
《解释三》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无论是从理论体系的厘清还是在司法实务的操作上，离婚房产规定的立法设计都是进步得，其积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符合《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发展趋势
建国以来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夫妻一体主义”向“夫妻别体主义”转变的趋势。“一体主义”的财产立法倾向于将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尽量纳入夫妻共有财产。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6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别体主义”的财产立法则会尽可能增加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一改先前的惯例，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不会因为婚姻的延续而转化为共有财产。《解释三》更是将婚后取得的赠与房屋和获得产权的按揭房屋从共同财产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对女性的保护却是越来越全面的，并没有随着财产制的变化而减弱。《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恰符合现代家庭立法从“一体主义”向“别体主义”的发展轨迹，更侧重于对女性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予以双重保障，不仅回应了新时代的性别平等诉求，也实现了立法理
念的更新。
（二）符合《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基础原理
依据“物权性的期待”理论，在物权合意做出后，获得产权前，买受人享有物权期待，此时的债权具有物权的属性。买受人财产形式从债权到物权的变化都仅围绕其自身为主体而发生，在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到获得房屋产权证期间，插入一个结婚法律行为也不能改变按揭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的权属界定。在“物权公示原则”下，按揭房产的取得与变更皆以权属登记为依据，缔结婚姻关系不能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从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出发，仅在买受人和银行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既无需公示，也没有因婚姻关系的变化而当然地将所欠贷款从个人债务转化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相当于买受人的配偶以默示的方式自愿偿还他人债务，是典型的债务承担行为”。它只能在双方之间产生债权返还请求权，而不是共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释三》明确规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必须对另一方婚后还贷的款项及其相应的财产增值给予补偿，此处实为新司法解释的闪光点。
（三）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所形成的是民法上的赠与法律关系。在此问题上，原权利人（出资父母）的意思表示对于财产的移转起决定性的作用。从尊重现实的角度出发，由法律明确规定获赠房产仅登记在出资父母的子女名下，即视为父母做出仅将房屋赠与自己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也是最具有可信性、最接近赠与人真实意思和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则的法律推定。将获赠房屋一概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很可能导致出资父母用大半生积蓄为子女买房但其子女在离婚时却没分得房子的不幸结果，这将严重违背赠与人的意愿和利益，完全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如此一来，夫妻双方的“财产自治”就被架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也将严重减损。《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正是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修正，明确承认了父母赠送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自己儿女做出的这一“利己”的事实，使得赠与合同的标的不会因为离婚析产而“改名易主”。
三、离婚房产规定的助推效能
将《解释三》有关离婚房产的法律规定放到更加宽阔的视野中，它将对现存法律体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笔者认为，它的助推效能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诉讼模式的转变和契约精神的弘扬
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同仁反映，签订婚前协议的情况悄然增多，极具可能性的一个后果便是，以后离婚诉讼的模式或将有所改变——不仅仅是在法庭上进行博弈，还有签订婚前协议时的较量，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中最直接的便是司法成本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升。加之，双方当事人于择偶时、结婚时就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那随后一系列的行为也将不再盲目，整个社会活动的成本也将随之降低。另外，在个人财产权利优先原则确立后，当事人对双方财产关系的自我治理将得到增进，进而，社会整体的契约精神也将得到推进。这种重视契约精神的私法理念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会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市民社会的形成、私法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都至关重要。
（二）倾向性立法的重视
有学者一言蔽之的指出，对离婚房产问题的争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到底要用夫妻财产共有制还是用夫妻财产分别制来实现男女平等的问题”。德国、英国、瑞士以及中国台湾等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夫妻财产分别制在实际操作上的方法对保护女性、实现两性平等这一立法目标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在分别财产制下，女性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其实际上的劣势可以通过规定家庭共同生活费用主要由男方承担、增加离婚扶养费的数额、或者男方对女方做出补偿等等制度来弥补。毕竟，法律对权利的保护遵循的是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即“无财产即无人格”。
（三）婚姻家庭法多元化发展进程的开启
较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有关父母婚后赠房的法律规定，离婚房产的权属界定使得女性从婚姻中得到的利益却不如前，其婚姻投资的热情也有所降减。在女性经济地位普遍提升、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职业发展限制减少、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等诸多复
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国人的婚恋行为表现出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攀升、非婚同居悄然增多等现象。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降低了，非传统家庭的不断涌现给婚姻家庭法的适用情形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司法解释的规定使得回归家庭与发展事业的选择会导致女性在离婚时将面临截然不同的财产境遇。家庭形态的推陈出新必将促使“婚姻”一统天下时代的结束，而家庭法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也将随之开启。
四、结语
家庭暴力是长期困扰婚姻家庭稳定和睦关系的因素, 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普遍性, 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经济发达还是落后地区, 均有家庭暴力的现象存在。何为家庭暴力, 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规定, 可知家庭暴力的含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据此可知, 家庭暴力可以理解为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以暴力殴打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进行肢体上的残害或者精神的虐待的行为。
在我国农村地区, 家庭暴力所导致的离婚在所有离婚的原因中所占比例高达80%, 更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碍于各种原因只能忍气吞声, 委屈求全, 农村地区因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普法教育程度不高的原因,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数情况下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 或者维持家庭的完整以及顾及子女等原因, 多数情况下将家庭暴力看作“家务事”而采取默默忍受的方式, 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起步较晚,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家庭暴力在法律中未设置任何保护, 同时在对暴力事实的举证方面比较困难, 所以法律在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方面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农村地区的家庭暴力现象, 由于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的影响, 丈夫殴打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现象, 在实施暴力者看来是一种正常现象, 而抱着家丑不可外扬心理的受害者, 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的情况下, 极易导致离婚和家庭关系的不稳定, 严重者甚至引发犯罪现象的出现。
二、以家庭暴力为主线分析农村离婚率的成因
我国农村地区离婚率近年来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而综合农村离婚率的原因进行分析, 家庭暴力的因素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 就农村离婚率趋高的原因来看, 从家庭暴力的因素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认为, “夫为妻纲”“结婚生子”的思想, 对家庭成员的打骂被看做是天经地义。在夫妻关系中的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在承担着男尊女卑的地位的同时, 因生育子女等原因也会成为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 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的思想, 婚姻家庭中的妻子因生育女孩遭受家庭暴力或其他形式的精神上的虐待, 是造成农村离婚率的一项成因之一。
第二, 经济的依附关系。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长期以来是夫妻中的妻方依靠夫方, 女人的经济地位不能独立, 对丈夫的依赖程度较高导致男方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中心, 对妻子态度蛮横或肆意动手打骂, 妻子往往因不堪忍受虐待而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第三, 缺乏解决家庭暴力的社会组织或机构。农村地区对家庭暴力的现象往往采取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的态度, 这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处于诉求无门的困境, 而家庭暴力因发生地点较为隐蔽, 多为家庭等私人场所中, “清官难断家务事”, 即使发生了家庭暴力造成了严重后果,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机构也不愿插手夫妻感情问题, 施暴者不能得到教育和惩罚, 使家庭暴力的现象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三、针对农村家庭暴力防控的法律对策
农村家庭暴力是离婚率的主要原因, 而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 最大程度的防控家庭暴力是首要前提, 就家庭暴力防控的法律对策而言,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进一步细化完善反家庭暴力法,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预示着在反家庭暴力的目标上向前迈了一大步, 而反家庭暴力法仍然存在着许多框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仍需要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来解决这项法律适用的问题。
第二, 加强农村反家庭暴力的普法教育。“送法下乡”是解决普法教育的有力途径, 开展定期普法教育活动的宣传, 组织高校学生或教师开展农村反家庭暴力法律咨询活动, 定期开展法律课堂, 以多种形式促进反家庭暴力法的普及, 使受害者能够学习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对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者起到警示作用。
第三, 设立常驻的社会机构, 提供家庭暴力的咨询和帮助。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与普遍性, 一时的宣传或教育可能会陷入力度不够, 仅能隔靴搔痒, 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而设置常驻机构, 能够随时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或建议, 及时的进行情感上疏导以及劝解, 及时有效的化解家庭纠纷, 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结语
家庭暴力威胁着婚姻家庭和睦关系, 而社会又是由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的, 家庭暴力不仅影响着婚姻关系的稳定, 子女的成长, 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同样构成了威胁, 因而研究农村家庭暴力对离婚率的影响, 分析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对农村的和谐稳定的局面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目标均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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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苇.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以对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为主要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 2007 (6) .
[关键词]离婚；股权分割；婚姻法；公司法
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是必经的程序。其中股权分割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从夫妻离婚时股权分割的难点这一问题入手，寻求股权分割方法。
一、夫妻股权的特性及分割的难点
夫妻股权不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权，其客体是证明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夫妻共同财产向企业出资并据此享有股东权益的股票或股单。“股权的产生基础是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股权的本质是“源于股东所有权的新型的物权性权利。”因此，不能把夫妻股权与夫妻共同财产混为一谈。
夫妻股权的分割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股权作为股东所持有的一项权利，当然可以成为夫妻财产权的客体，在离婚时可以被分割，但是股权权能的综合性及其非财产内容使之有别于一般财产的分割。股权分割之所以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主要是因为其价值的波动性，并且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没有可以直接援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法与婚姻法在股权转让方面的法律规定无法直接引用，缺乏具体操作的指导性。这是夫妻股权分割的难点。
二、股权分割的方法探讨
（一）夫妻双方共同投资的“夫妻公司”中股权的分割
1.夫妻双方均有经营能力，不因离婚而影响共同经营的，可保持企业整体不变，根据婚姻法关于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直接分割股权，双方各持一定份额的股权，共同经营，按比例分配盈余。
2.夫妻公司中一方仅是挂名不参与经营也无经营能力，双方离婚后无法共同经营，可将公司股权绝大部分归有经营能力的一方所有，给对方适当补偿。如补偿数额较大，为保护企业正常运转，应采取较长时间的分期支付方式。
（二）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投资与他人合作成立公司中股权的分割
这种形式的公司或企业，由于涉及第三人，处理起来难度较大。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依照《婚姻法》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兼顾其他股东利益以及公司的未来发展，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折价补偿：考虑公司所具有的人合因素，分割公司股权时，应限制股权的直接分割，而代之以保留一方股东股权，给予另一方相应股权约一半价值的补偿。
2.确定盈余分配：在一方股东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以企业纯利润的一定比例按期给付对方，对方不对企业承担责任，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三）夫妻双方共同与他人投资形成的股权分割
这种情形既不存在向股东之外第三人转让股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一方退出而无法组成公司的问题。分割时只需按照婚姻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对夫妻共有股权在二人之间进行公平分割。
（四）一人公司的股权分割
所谓一人公司, 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当欲离婚的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一人公司的股东时, 便涉及对一人公司股权的分割 。若夫妻双方能就财产分割达成一致, 自然按照协议办理 。达不成一致意见时, 就可能存在如下几种情形：
1.一人公司股东一方配偶不愿意继续经营, 另一方配偶也不愿意接手的，则依法对公司进行清算，了结债权债务后解散。若有剩余资产, 则平等分配给双方当事人 。
2.双方均想要公司股权,而不愿意获得经济补偿,并且愿意与对方共同经营的, 则一人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承担的推定的无限责任转换成有限责任, 这种情形存在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问题。
3.双方均想获得公司股权而不愿意获得经济补偿, 并且又不愿意与对方共同经营的, 则由双方竞价, 由出价高者取得一人公司股权, 另一方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若有一方不愿意竞价，则应当判令解散公司 。当然，解散之前必须清算,了结债权债务，有剩余资产的再进行平等分配 。
三、完善离婚时夫妻股权分割的立法建议
（一）建立夫妻股权的评估制度
1.夫妻股权的评估机构
由于股权具有高度风险性，对其作出相对精确的预测需要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担任。建议立法完善财产评估机构的资质、评估应具备物质、技术与人员条件、评估费用等方面的规定。股权评估应作为财产评估机构的一项职责，成为财产评估体制的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可以将夫妻股权评估纳入其中。对夫妻股权的评估应由当事人委托，费用的支付视具体情况可以由委托方支付或双方分担；因当事人有特殊困难无法委托或确有必要时可以由人民法院委托，委托费用由客观上受益方支付。
2.评估结论的效力和法律地位
由于股权的不确定性，评估结论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经济补偿的一个参考，当事人可以对其提出异议。所以评估结论不宜作出对股权价格的精确结论，而应该提出股权价格的参考范围，范围的大小应由法律授权具体部门作出规定。
（二）确定股权竞价机制
当夫妻双方对共有股权争执激烈，调解不成，可以在法院主持下，由双方公开相互轮番报价。整个竞价过程人民法院应制作相应笔录，经当事人核对无异议后签字。竞价结束后，如获得股权的一方反悔或另一方对竞价
价格提出确有正当理由的异议的，可以将股权判归另一方，由另一方以自己报价中所报最高价款给予对方相应经济补偿；如果双方反悔，法院应及时判决。
四、结语
综上，在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不仅要依据《婚姻法》，还要遵循《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夫妻平等。夫妻双方均等地共同共有公司股权，而不论工商登记机关登记记载的双方股权比例是多少；第二，自愿协商。协商优先，竞价次之，按比例平分再次之，最后是解散；第三，有利于生产经营和生活；第四，维护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也是其中必须考虑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贾明军.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律师业务[M].法律出版社,2008.
[2]葛保滨,刘晖,郑加龙.离婚案件中涉股纠纷的处理原则[J].人民司法，1995,(6).
[3]王洪伟.论离婚案件中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J].山东审判,1999,(1).
[作者简介]张秀，山西大学2009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