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形下, 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贸易交往过程中。
改革开放后, 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 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 并始终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 这给其他国家的国内产业和就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为保护各自的产业和就业, 各国必然会对我国的出口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一是现有的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存在差距。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二是现有的法律法规虽有较大的发展, 但仍存在体系不健全, 立法层次较低, 缺乏协调, 较难操作等问题, 与国际贸易规则或国际惯例不能很好对接或匹配, 有的甚至相冲突。
我国在加入WTO时, 被迫接受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殊保障条款”等一些限制性条款, 这是我国加入WTO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也确实给一些国家制造贸易摩擦提供了借口。
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 国内过剩的产能只能转向外贸, 加之政府职能部门缺乏预警机制, 调控不力;行业协会又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 常常出现低价抢单, 恶性竞争, 加剧了与他国的贸易摩擦。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慢, 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 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出口下降、中长期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巨任务, 导致各国均具有很强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动机。
从经济发展过程看, 当世界经济状况较好, 发展较快时, 贸易保护行为就少。而当出现经济危机或大范围的贸易不平衡时, 贸易保护就多。整体而言, 当前世界经济失速, 消费低迷, 就业压力巨大, 如何渡过眼前的难关是各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所以说, 国际贸易保护尚处高发时段。
贸易保护呈现出从低附加值、初级商品向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蔓延;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蔓延;从单个产业向多个产业蔓延;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蔓延。这既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不断普及有关, 也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优势出口产品不断增加, 与中国产生贸易逆差的国家正从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逐渐向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产品类型、比较优势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有关。
国际贸易保护大体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但关税壁垒随着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 贸易保护作用逐渐降低。而非关税壁垒则日益成为保护措施的主要途径。这类保护措施具有隐蔽、针对性强、纠错成本高、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一旦采用可极大地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它体现为以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生产性要素为特征的技术壁垒的初级阶段, 以安全、卫生、劳工福利等社会责任要素为特征的非技术壁垒的中级阶段, 和以气候、环境保护为诉求的绿色壁垒的高级阶段。
当前, 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已成为伴随经济发展的重大关切, 也是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世界经济安全规则。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 这是《京都协定》签订20年后实现的, 可想其中的难度。因为, 一旦协定付诸落实, 各国都将为此承担环保成本, 而这种成本对于尚需解决温饱、经济基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异常沉重的。可以预见, 今后, 以非技术壁垒为主要手段, 以绿色壁垒为后续方案的制裁措施定将成为发达国家对我国广泛使用的贸易保护形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世界经济格局、产业结构、分工协作的深度也进一步加深。但这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 无论你是否愿意, 利益冲突都无法回避。当前, 发达国家总结以往经验教训, 提出“再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即在自身的经济发展构成中, 增大制造业的比重, 完善产业结构, 避免产业“空心化”“空白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为摆脱贫困, 必然会加快工业化进程, 支持保护幼稚的民族产业发展。上述举措都是从供给端发力, 打破了现有的国际贸易格局和平衡, 加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几率。因此, 早做准备, 全面准备, 长期准备是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贸易保护本身没有对错, 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我们所要区分的是产生贸易保护原因是否合理, 以便妥善应对。如当初各级地方政府为刺激本地经济发展, 上马了一大批钢铁、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 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不得不加大出口, 低价销售。2015年, 全球粗钢产量共16.2亿吨, 我国就占49.8%, 大量不合理低价商品的出口, 必然给他国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引发国际贸易诉讼和制裁。而有些贸易保护则动机不纯, 掺杂了较多非经济因素。尤其是近年来, 为达到限制我国产品输出, 实现对我国经济遏制的企图。某些发达国家举着贸易制裁的大棒, 对我国实施歧视性贸易制裁。
对于前者, 一方面, 我们应做好自身的工作, 从源头减少引起贸易摩擦的缘由。在政策层面、技术层面、管理层面高屋建瓴, 科学布局, 合理规划, 积极引导, 激发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 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 在WTO的框架下, 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纠纷协商机制, 妥善解决贸易纠纷。对于后者, 我们要明确反对, 据理力争, 采取一切必要的自保措施。一方面要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号召同行业抱团应诉, 政府和行业协会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和业务指导;另一方面, 合理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震慑和影响对方政府, 并利用院外游说等非正式渠道, 双管齐下, 促使其谨慎决策。
要善于利用我国贸易大国地位, 团结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倡导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推进相关标准的落实, 分阶段地承担相关义务, 反对发达国家滥用安全、卫生、劳工福利、气候、环境等借口, 设置新型贸易壁垒,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当今的国际贸易规则都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 对于后来者是不公平的。但这是现状, 抱怨或祈求都于事无补, 必须主动适应, 积极面对。
第一, 主动参与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建设, 积极承担WTO、ISO秘书处的工作,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弥补后发劣势, 在原有的国际规则体系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权益, 努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完善双边和多边贸易规则。
第二, 积极参与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行业规则的制定, 以我为主, 努力取得制衡性的话语权, 平衡各方利益, 推动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第三, 完善自有体系、标准, 尽快顺应国际通行的标准, 倒逼我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提高产品附加值, 实现对外贸易在产品构成、科技含量、品牌建设、商业模式等方面的突破。
第四, 尊重知识产权, 鼓励创新。通过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产品, 实施品牌战略, 构建自有产品体系, 形成核心竞争力, 主动避开贸易摩擦。同时, 在优势产业或领域, 加快构筑我国独创的、国际通用的技术标准或行业门槛, 从而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把握主动权。
在国外投资建厂, 既可享受国民待遇, 避免贸易保护, 也可使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更符合当地客户的需求, 降低成本, 减少经营性风险。尤其对于那些资源型和耗能型的企业, 走出去不仅避免了国内残酷的价格竞争, 给自己争取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 通过将产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 协调国内国外两大市场, 充分利用自己在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参与全球范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加快跨国公司的布局和发展, 在今后世界经济复苏中抢占先机。从全局看, 这也有助于保持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平衡, 减少经常项目下的巨额顺差, 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有利于扩大出口。
我们应借助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和不断增强的话语权, 充分利用亚投行行长国、亚太经合组织和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国际、东盟主要对话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国的身份, 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国际贸易关系, 积极发展成员国和伙伴国间的经贸关系, 积极开展互利互惠的经贸活动, 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理解, 扩大话语权, 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
摘要：当前,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消费需求低迷, 各国为摆脱眼前的困境, 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用贸易保护手段来解本国经济的燃眉之急。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中国应如何应对, 本文从分析引起贸易摩擦的原因、特点入手, 提出思考和解决对策。
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成因,特点,应对策略
[1] 刘旭“.十二五”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贸易, 2012 (01)
[2] 邵卫华.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我国的对策[J].对外贸易, 2012 (03)
[3] 魏彩慧, 张开旺.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研究[J].北京市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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