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我们在校园生活，还是参与社会工作中，公共场所中有效的表达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优秀的表达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基于一份优秀的发言稿。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专题讨论发言稿》，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登（之一）
[编者按]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和今后国史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国史研究可以通过总结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反过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为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契机。有鉴于此，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于1月25～27日在京联合举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现将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们的部分发言及提交的论文分两期摘登，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需要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支撑，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支撑。
国史研究的对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史或中国当代史。如果把中国现代史定义的上限由1919年改为1949年，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因此，国史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史学是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这些都决定国史研究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支撑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以及用这种历史观对历史的叙述、解释和评价，都是那个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阶级社会里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需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评价历史;反之，被统治阶级为了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和评价历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往历史上少数剥削阶级对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占据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既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又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它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到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史学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就是以历史唯物论或曰唯物史观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用这一历史观叙述、解释和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才能得到复兴的结论;就会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相反，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用唯心史观的观点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叙述、解释和评价这段历史，必然会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建国后的历史事件一件件泼上脏水，抹黑搞臭，最终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试想，这样看待和宣传国史，怎么可能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呢?又怎么可能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呢?所以，是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国史研究，对于建设和谐文化，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在国史研究领域，多数人都是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认为当前需要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国史研究者要实实在在地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著作，弄懂弄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不断发展的，不发展，总是老一套，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就解决不了当前的实际问题。但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学习绝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而且，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著作中。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法兰西内战》、《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一些有关唯物史观的书信等等。不看他们的书，怎么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怎么阐述的，又怎么可能了解唯物史观都有哪些基本原理呢?如果连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都不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人总是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要读一点马列的书”。就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这些都说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另外，对经典著作仅仅翻阅浏览是不够的，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一字一句地精读;仅仅读一遍也是不够的，必须随着自己实践的积累反复地读。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并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唯物史观在自己的思想中扎下根来。
其次，国史研究者要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分析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力求给予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回答
现在，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不少，例如，国史的主线、主流是什么，国史应当如何分期;还有，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应不应当否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不对，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化三改”是不是多此一举，对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应当如何评价，制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什么会由解决吃、穿、用改为备战，中苏关
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批判陈伯达，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为什么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为什么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还不十分清楚，有的原来清楚后来又被搞得不清楚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如果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些什么，却不能详细占有史料，不能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拿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和学术规范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能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历史经验上的支持，那就会如同毛泽东过去批评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称赞“好箭”，却总是放不出去。这仍然不能算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
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曾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作过许多精辟论述。例如，邓小平在1979年说：“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江泽民在1989年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说，我们党成立后的85年里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牢固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把它运用到了对建国后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上。他们虽然不是在具体地解决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但却为我们在国史研究中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树立了光辉典范。
再次，国史研究者要密切注意国史研究领域中唯心史观的动向和表现，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批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建国后历史的种种攻击与诬蔑
近几年来，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坚持和维护，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唯心史观的空前挑战。例如，有人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是什么“帝国史学”、“官方史学”、“马屁史学”、“垃圾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人，而是狼”。有人歪曲、丑化建国后的历史，说什么建国后的历史是“血雨腥风”的历史;土改是“红色恐怖”，“反民主、反法治、反人道、反科学，是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抗美援朝不合法”;“镇压反革命运动错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弄得全国从此鸦雀无声”;“‘肃反’和‘三反五反’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三大改造是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生产力”;“统购统销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实行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造成了普遍贫穷”;“反右斗争是预谋，完全没有必要性”，“搞战备是错误估计形势，三线建设多此一举”;“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出于个人恩怨”等等。总之，在他们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30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即使改革开放后，政治上也是“专制独裁”的。我们要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不拿起唯物史观的武器，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我们当然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中的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对于学术性的问题，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甚至对政治问题中属于认识性质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充分占有材料，遵守学术规范，摆事实讲道理，用真理说服对方，最大限度地扩大唯物史观的团结面。即使是政治问题中属于立场性质的问题，只要它以学术面貌出现，我们也不妨把它权当成学术问题，以学术对学术，先从收集、核实史料做起，然后通过充分说理的方法，戳穿其在论据上歪曲史实、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法的伪科学性;批驳其在论证中偷换概念，脱离研究对象的特定历史条件，混淆历史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等手法的荒谬性，指出其在论点上的欺骗性、复旧性、危害性，力求从学术上战而胜之。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毛泽东也说过：“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他还说：“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1页)他还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
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可见，敢不敢同唯心史观作斗争，能不能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仅考验着我们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战斗性，能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辨别谬误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倡导和谐，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果强调同唯心史观进行斗争，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错误言论，岂不是同倡导和谐的精神背道而驰吗?这是对我们党倡导和谐的一种误解。我们党过去有过过分强调斗争性的偏颇，犯过错误，受过损失，这个教训必须记取。但今天倡导和谐，绝不等于否定斗争性。试想，不同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贪污腐败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等等现象进行斗争，和谐社会能建立起来吗?攻击唯物史观和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本质上属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反映的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诉求，目的是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论据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来说，这种言论只能是噪音、杂音、不和谐之音，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破坏。我们批驳这种言论，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它同倡导和谐的精神不仅不矛盾，相反是完全一致的。事实反复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前苏联所以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丑化和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覆辙，我们绝不能重蹈。
邓小平曾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江泽民也曾指出：“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这种差异和多样必须以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前提。只要是攻击唯物史观、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管它来自哪里，出自何人之口，我们都有责任据理批驳。这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朱佳木
“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我们公司在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欢迎各位记者踊跃提问。”
一切都在有板有眼地进行着。台上的新闻发言人镇定自若，从眼神到手势，都一丝不苟；台下的“记者”更是群情踊跃，一个比一个刁钻的问题扔过去，希望能在台上发言人防不胜防的刹那，抢得自己想要的独家信息。
这是7月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企（事）业单位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模拟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按照现场指导徐泓教授的话说，就是“通过现场演练，实打实地检查一下学员们在过去两天半中的学习情况”。当然，这种检验方法也可以让大家更清醒的意识到：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不仅仅是听课就可以解决的。
“新闻发言人”的概念属于公共关系学，今天人们对这一角色常见的定义是：帮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各自的目标公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
据了解，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当时的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而这第一位发言人就是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其后至今的20余年中，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矛盾冲突的加剧，国际化传播技术的提升和手段的丰富，再加上日益敏锐的传媒报道的触角，都令中国与外界沟通的需求不断增长，有效的新闻和信息披露成为包括政府和企业发展的必需。
因此，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内省级政府部门开始相继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1月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市局级以上的单位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开始实施这一制度的地区。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外媒体进驻中国，如何与国际新闻服务接轨，让世界更了解真实的发展中的中国，也成为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动力之一。不过，真正启动2003年中国“新闻发言人之年”的最直接的动力还是来自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危机”。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的声誉遭遇质疑的时候，人们终于对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真正产生了敬意。从2003年开始，国内各级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浪潮接连不断。直到今天，不仅全国各地主要省市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培训了一批新闻发言人，就连某些服务机关，比如北京市消防部门，也宣布将在火灾现场设立发言人，满足新闻媒体的采访要求。
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上岗浪潮汹涌澎湃，企业在这方面的热情也当仁不让。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国内市场，相反，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我们身边的企业因为意识到“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不再符合今天的国际化竞争规则，而开始重视经营品牌声誉的话，同样，今天这些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点头、不摇头、不开口”或者是经典的“无可奉告”而造成的“信息真空”，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可怕。
正如凤凰卫视首席记者曹景行先生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所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沟通方式的转变，但更重要的是心态的改变——从背对媒体，到转过身来面对媒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至少要找得到人，能知道谁来回应，能了解到这个部门的态度。政府部门从以前的回避媒体，转变为必须面对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公众，这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披露机制进步的体现，而对信息披露机制本身最大的考验更多来自危机出现的那一刻。有人说，中国人自古就有危机意识，像中国成语中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亡羊补牢”等等，都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晶。但奇怪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却更倾向于摒弃这些优良传统，转而采取“掩而盗铃”的发展策略，不断企图用谎言掩盖自己的错误。
我们生活中太多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在信息披露过程中违背了诚实的根本原则，有意制造虚假宣传并误导舆论，这种行为对当事人来说是十恶不赦，而对企业来讲，更是在劫难逃。就像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发言人许国祯先生所言：一开始你编造的一句谎话，可能会需要后面成百上千的谎言来圆，直到最后完全败露。
曹景行先生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是否见效，就是看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敏感问题和危机的处理，不是要求发言人必须披露很多东西，而是要使新闻发言人所属的部门可以控制好危机，不因信息混乱而造成更大的危机，让敏感混乱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但最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审计风暴中，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就不能及时代表自己的部门面对媒体，这充分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门并不知道如何运用新闻发言人的机制，因此，北京才有媒体发出了“新闻发言人哪去了”的追问。
此外，与公关顾问一样，新闻发言人也应该有机会参与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讨论。只有真正参与信息制定过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将有关信息消化掉。这样，新闻发言人才能够逐步摆脱中国发言人 “照着稿子念”的呆板、生涩形象。甚至有记者开玩笑式的说：扔掉稿子，可以让发言人的大脑有精力释放出一些幽默细胞，有助于改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气氛。
曾有人将新闻发言人制度比做是“危机中的那一根救命稻草”，认为它可以弥补因没有发言人而造成的“信息真空”。但是，在通过新闻发言人机制解决了“信息真空”问题的同时，如何在关键时刻正确发挥这个机制的效用，如何让公众透过这个看似通畅无阻的渠道获得可靠的信息，将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藏在知情权后面的信息陷阱！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官员，不要把记者当成政府的手下，也不能当成敌人；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拒绝记者采访就是违法。”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杨扬在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的讲话。
而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在重申深圳市推出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目的是“协助实现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告诫学员：“你可以不说，可以说不知道，但千万不能说谎。”
这些格言警句在信息披露和新闻报道观念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早就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连国外的公关界同行都知道，现在中国国内最火的公关培训主题之一就是“新闻发言人”。这是笔者在与伦敦公关学院负责人Chris McDowall和ICCO（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nsultancy Organization）负责人John Dalton在北京见面的时候知道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热潮是多么的汹涌澎湃，想必这些海外同仁也已经透过多种渠道感受到了中国人追风的热情。
当然，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追风潮从本质上讲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为“新闻发言人”角色的出现代表了信息传播的透明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看到很多本意是好的、结果实施起来却完全走了味的政策或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会重蹈覆辙，是否会成为被地方政府巧名利用的又一个“形象工程”，沦落为“瞒报、谎报的窗口和造成舆论动荡的源头”，很多人为此忧心忡忡。
质疑是有理由的。尤其是在与信息披露与传播有关的法律缺席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失控的风险更大。
首先，已经有地方部门表示，设立新闻发言人可以更好地统一树立地方政府的形象。同样，也有很多企业表示，企业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企业规范化经营的重要体现，可以在业界赢得更好的声望。
这样的出发点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当事人关注的不是有效的信息披露、不是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不是对广泛监督的欢迎，那么他们所披露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就值得怀疑，“报喜不报忧”的悲剧就难以杜绝，以牺牲广大公众的利益去换取一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个企业、甚至是一个个人的“优秀形象”的事情仍然会时有发生。
其次，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会造成“信息限制”，甚至是“信息垄断”？
随着中央有关机构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视，尤其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先后于2003年9月、11月和今年5月主持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宣布，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将明确指定新闻发言人为包括媒体在内的公众提供相关信息，解疑答问。
于是，立刻有人，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提出质疑：如果指定了新闻发言人，这是否会影响新闻从业人员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否会成为某些地方官员逃避记者采访和发表意见的借口？此外，这是否会造成更多粉饰太平、虚伪的新闻通稿的出现？
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轻松地说“不会”。
有记者表示：“媒体不同，记者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新闻发言人统一口径，最后记者拿到的总是一样的东西，这就等于剥夺了记者独立判断事物的权利。”不可否认，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些地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限制政务信息公开的渠道，从而对政务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梳理与控制。
曾在佛山市培训班上给新闻发言人上过课的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林如鹏教授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政府信息的公布有一个具体的归口部门，避免信息的不准确，但同时也许会造成信息来源单一，成为一些人搪塞记者、拒绝接受采访的借口。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则认为：“一方面，它可能会防止记者把新闻事实‘挖’出来，也有可能会在记者把真相‘挖’出来后，以新闻发布的强有力的方式把其影响消除。”
毛寿龙教授的担心并非多余。过去几年，我们身边出现很多地方官员蒙蔽公众、限制信息传播、甚至封杀记者的现象，最典型的事件当属2003年兰州市公安局对当地几家媒体实施封杀的事实。虽然有很多媒体公开表示“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但据一些记者反映，2003年5月22日晚，兰州民警王建国酒后驾车撞死两人，公安局曾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此事。“当时封杀事件的影响还在，所以并没有记者如往常一样对此事进行独立调查的稿件见报。”
而一向以追求利润为终极目标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在这方面也不乏惊人表现。仅以广西南丹特大煤矿事故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2001年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后，漠视安全生产的个体矿主，迅速开始了一场黑暗的交易，用金钱炮制出一个弥天大谎，企图逃过法律的惩罚。
但是，南丹“7·17”事故的消息很快在互联网上发布并流传开来。随后，南宁地方的媒体也相继接到举报，使得事件进一步暴露。但是当媒体记者赶赴南丹现场调查采访时，却受到阻截、驱赶、甚至追杀，而事故有关责任人仍试图继续隐瞒真相。
事情暴露后，一些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曾四次派出调查组；其中河池地区也曾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两次派遣调查组，火速奔赴南丹。可惜四次调查均称此次事故为“传闻”。直到事件发生后的第14天，也就是7月31日，当地区经贸委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文件中，仍称：没有发现……伤亡事故，矿区局势平稳。
人命关天。当事人最终虽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仍然有企业拒绝认识到以诚实为基础的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包括山西繁峙金矿爆炸事故以及辽宁海城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在内，很多与百姓存亡相关的事件信息的披露依然十分有限，很多事件的真相甚至是由一些仗义执言、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记者，克服了重重人为阻碍之后，才终于得见天日。
中国像这样的地方官僚机构还有很多。于是有一些人开始担心，如果这样的地方机构设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为记者设置的提供事先设计好的、经过策划的统一口径传声筒，新闻记者的报道权从何体现？公众的知情权又从何体现？
因此，如何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某些腐败官僚机构和个人掩盖事实真相的工具，是所有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所有传播从业人员必须谨慎思考的新话题。
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引发的另外一个陷阱就是信息披露的法律界限问题。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披露？披露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事情必须披露？如果披露不及时不充分不诚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问责制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今天，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公务员中引入并实施了官员问责制，核心要旨就是“任何事情发生都将归责到人”。这一制度的实施，终于使中国的官员有了一种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做官也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在2003年12月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曾公开表示：在信息披露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是：在当前的中国，作为某一级主管的官员，如果不披露某类信息，他就不会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反过来，如果他披露了，却可能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遵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官员们当然会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向媒体披露。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应该首先从立法上下功夫，应该明确规定，有关机构如果对某类信息披露的程度不够或不及时，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将人们对新闻发言和披露机制的监察职能落实到实处，明确信息发布的合法程序，并将失职责任落实到人，才可以真正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责任不对称”的现象。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案例供我们参考。美国有关机构对9·11恐怖袭击和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展开的独立调查、以及最近发布的一系列调查报告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信息披露制度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行”那一天的时候，前面王京生所说的“你可以不说，可以说不知道，但千万不能说谎”的训诫也许就要重新改过，因为那时候，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事情可以说不知道，已经不是发言人和政府相关机构能够决定的，法律才是最终的准绳。
新闻发言人培训：应对媒体的艰难旅程
从去年到现在，国内很多营利性公关培训机构都组织了面向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综观整个培训市场在塑造新闻发言人方面的表现，由于很多培训的主调和受训者的目标是以“应付媒体”为主，因此有些人，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觉得，这样的培训课程难免有误导之嫌。
在今年春天由某个媒体组织的关于新闻发言人的讨论中，一位国内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认为，新闻发言人只不过是事件发生时企业用来暂时抵挡媒体报道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一观点提醒我们：一个机构设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有效，关键还要看其设立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一个企业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为了应付媒体，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挡”一下，那它的功能当然会止于此；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媒体让公众对自己有更好的了解，那它的功能也就会朝这个方面倾斜。
“现在有些培训过分关注博弈技巧，就像以前人们常讲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个别培训的重点甚至在传授发言人如何隐瞒信息，如何让媒体问不出东西。媒体与记者的天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信息与新闻。‘你越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越偏要知道'，这正是新闻发言人、官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一个角逐点。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考验的是双方对度的把握。所以在培训中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避免将培训过程游戏化。”
这是做了一辈子记者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对时下的发言人培训提出的建议。
确实，在听过几次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讨论之后，笔者发现，很多时候，人们谈论的焦点并不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权”，更多的讨论则集中在作为新闻发言人如何化解媒体调查的技巧上。显然，在很多人看来，新闻发言人培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对付媒体提问的培训。而这正是包括徐泓在内的资深记者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景，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教科书上讲到的十九世纪末美国新闻媒体盛行的“揭丑运动”。当时美国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很多大企业对社会和政策资源的掌控引发许多普通百姓的不满。于是，一些记者揭竿而起，不断在报纸杂志上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企业老板的阴暗行径，从而形成美国新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揭丑运动”。正是在这股汹涌的媒体和公众的抗议浪潮中，美国的企业意识到，只有与媒体进行很好的沟通，才能够树立自身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才能令企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公关顾问行业应运而生。
而在这其中，国际公关史上最优秀的公关顾问出现了，他就是Ivy Lee，他的至理名言更是有效指导企业和媒体之间既独立又合作关系的准则，即“The Public Be Informed”,也就是说，一切传播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可见，企业和媒体之间绝对不应该是应付和反应付的关系。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发言人许国祯先生认为：“中国传媒的发展与西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还是有一些殊途同归的地方。以前企业还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来安排哪些新闻应该见报哪些不应该见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传媒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企业处于一种相对的、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企业必须重视它的存在，反过来，媒体也在影响着企业的存在。”
关注媒体也确实是发言人工作的关键。因为“媒体是在代表公众实现其知情权”。奥美公关上海办公室业务总监褚文先生认为，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设置中对媒体的关注是正常的。“有很多企业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会心存疑虑，他们担心记者的职业道德，担心他们会随意炒作，会做失实报道，也担心自己不够了解对方，担心自己的话被错误引用，同时也担心自己说话不得体，甚至被迫回答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同时，他也希望企业认识到，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说，“任何一次与媒体的沟通，都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褚文认为，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守望者，他们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记者只是代表自己所服务的媒体在寻找一个好故事，仅此而已。这是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决不是企业公关部门的延伸。”“企业希望能够借助对媒体的有效利用，制造知名度以支持市场成就，借用媒体的可信性获得第三方认可，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建立美誉度，同时还可以介绍自己在行业方面的专业观点，以此来正确引导受众。”
由此看来，媒体和企业之间不断进行的智慧角逐是在所难免。作为企业，他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媒体和公众需要的是事实，而且事实终究都会大白天下；作为媒体，他们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他们肩负公众知情权的重任，不要浪费公众赋予的独立监管和报道职能。
记者为什么会提“傻问题”
■ 文/胡兆燕
有好几次，一些看完国内新闻发布会实况转播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说：“你们记者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
记者本来就是以提问为生的，因此提问的事儿被人说到智商上去，够让人惭愧的。
好的提问，记者是替观众在问，并与发言人迅速沟通，不失时机地步步推进，并且将精彩留给回答问题的人。记者自己的功力，在于激发对方精彩的回答，从而能捕捉到的信息新闻性、典型性、针对性更强，提问本身也更具有价值。
有些提问，确实显得很“傻”。要么问题提得大而无当——记者动辄就问，“您的感想如何？”“估计前景怎样？”“作用效果怎样评价？”……显然成了新闻记者提问的八股和套话；要么记者自身专业水准欠佳，提问内容拉拉杂杂，一箩筐的的话全不在点儿上，让回答问题的人不得要领；要么有些问题本身很敏感，而记者提问的角度又太刁钻，使发言人心理上产生反感，从而拉开距离，无法正面回答。
以上种种“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信息正常有效地披露，追根究底，大概应算是记者缺乏采访提问的技巧，不是记者存心要犯的。此外，还有一些“傻”问题被提出，却是因为许多记者成为熟手后掌握的另外一种“技巧”所致。
这种情形的提问，记者的角色只能算是个“托”。许多记者深谙现实，把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腾、挪、回、转”手法，移植到捕捉新闻事实上来。提问通常不愿意“得罪人”，因为记者心中早已有数，更多的时候，提问实际是在诱导。这样的问题只能让发言人按照既定新闻稿的思路再重申一遍。许多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不痛不痒，问得很“傻”，实际是在着力降低提问的“风险”。
对于记者和新闻发言人的关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过这样的话：记者和新闻发言人显然是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职业。记者是新闻人，追求的是新闻。记者不是新闻发言人的学生、部下、朋友，也不是敌人。他是新闻发言人的挑战者。
成功的提问，不能人云亦云，应有意突出其尖锐的一面。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是记者水平的一个体现。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问，为新闻而问，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事情。
（本文作者为《中国财经报》记者）
许国祯: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懂得倾听
许国祯：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新闻发言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效果。曾担任惠普科技公司传播事务经理，负责全面营销与媒体宣传，并曾在大学担任传播学教职。
《传播》：许总，您好。您本身就是福特中国公司的企业发言人，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向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企业应该注意什么？
（许国祯，以下简称“许”）
以我了解，大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都没有一个成文的关于发言人的制度或规章，供人遵循。我们福特公司全球被指定担任发言人任务的人大概有1100多人，也就是说全球38万员工中，有1100人被指定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做发言人，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张白纸黑字的东西说发言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做。
我个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定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件对外发言。一个企业最终的发言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发言人，关于销售、服务、市场等不同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发言人，应该专业合理地进行分工。
新闻发言人是一个24/7的工作，没有假期，发言人应该让人可以顺畅地联系到。比如说我是一个消费者，因为产品问题我已经气坏了，如果这时我可以联系到这个公司可以说上话的人，很可能在第一时间我的气就消了80%；反过来，如果找不到人，没有正确的渠道得到正确的信息，企业不能在最短时间找到答案，往往很多重大的问题就这样发生了。消费者情绪的爆发，事情愈演愈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找不到发言人。
《传播》：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全员公关”，也就是说，企业里不管你是在什么位置做什么工作，只要有需要，经过适当的准备，都可以代表企业对外主动介绍、说明、表明企业的立场和观点。您对此怎么看？
许：在美国2003年有一个关于企业沟通可信度方面的调查，调查企业内部从CEO、CFO、销售经理到前台接待人员、维修人员、或者生产线上的工人，什么人让你觉得最可信？答案是越低层的员工越可信。最不可信的是公关人员和新闻发言人。因此，企业应该更多地让内部管实务的人代表企业发言。
但是，“全员公关”作为一个理想的境地非常好，可是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镇静地面对传媒、面对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的同时侃侃而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专业的新闻发言人，正确理解媒体的需要，然后把我们要传达的信息适当地表达出来。
《传播》：不同岗位有不同的素质要求。在您看来，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那些基本素质？
许：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很多。我觉得首先他应该懂得倾听，要了解新闻界和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要说的东西不一定是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要问的。第二点就是要有很专业的知识，要对企业内外的信息有充分的掌握和了解。不管你在职时间长短，不管你的经验如何，记者打电话进来找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眼中的专家。所以新闻发言人真正要做到“与时俱进”。第三点就是要诚实、诚恳。诚实与发布信息的内容有关，诚恳则与发布信息时的态度有关。第四就是要临危不乱，个性平和。不要因为别人故意挑衅就发脾气，失去控制。其实我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很满意，我的脾气有时会很大。第五点是要对不同类别的传媒有深刻的了解。不同媒体的报道形式不同，从内容上讲，他们各自对“新闻差异性”的追求也不同。第六点是，新闻发言人要有同理心，也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你说的话要让所有人都能听明白，不要用只有行家才能听懂的专业词汇。在美国，有关机构对公关写作的要求是“要能够让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能够看懂”，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七点是要幽默。幽默可以化解很多问题。第八点是要知所止。知道话应该说到什么地方就不要再说了。同时应该清楚自己是在代表企业在发言，要分清为自己发言和为企业发言之间的界限。当然，很好的记忆力对于新闻发言人也很重要。
《传播》：很多企业让自己的CEO或老板担任新闻发言人，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许：在美国2003年的调查中，CEO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发言人之一，是股东和投资者最信任的人。但是作为CEO，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说新闻发言人非我莫属。短期来看，CEO或老板做企业的发言人，或者是唯一的发言人是没有问题的，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明智的。历史上有很多事件证明：往往CEO担任发言人的后果是，要么葬送了CEO自己的前程，要么是葬送了企业的前程。
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有不同层面的人可以分别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那么在公众心中，这个企业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更完整。
徐泓：避免“制度到位意识缺位”
■ 徐泓教授现场指导学员如何更好地向媒体发布信息。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从事对外报道为主的新闻工作20多年来，发表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约20万字，多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著有《大人物 小人物》和《新闻写作教程》（与人合作）。
《传播》：徐老师，您好。自去年以来，从政府到企业都在纷纷建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泓，以下简称“徐”）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实现公民知情权、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一个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政府，它应该做到政务公开；而企业也是为公众提供服务、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特别是当它进入股市，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也应该做到信息透明、披露制度化。我们能够在SARS以后，把原来只在个别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做法，在政府各部门制度化，这是政务公开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而知情权是一个公民在履行所有权利，如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知情权，其他权利的行使将无从谈起。
此外，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不善于面对公众。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社会中，能够直接面对公众、直接与公众沟通并解决问题，应该是官员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为政府官员与公众面对面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尤其是在面对问题、面对危机的时刻，如何与公众迅速实现沟通，提供了一个便捷而最具有传播力的平台。
《传播》：不久前您在北大组织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曾讲到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您能否具体讲一下，您讲到的问题是指什么？
徐：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它可以促使一些部门将原本应该公开的信息定期公开。同时这个制度的实施，给新闻媒体增加了一个主流的、权威的、重要的信息源。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重要信息。现在的问题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不能成为记者采访唯一的、单一的信息源，从而形成信息垄断。我所指的垄断是指新闻发言人用一种统一口径的方式答复问题。在过去没有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候，记者还可以通过其他信息渠道去获取信息。而现在媒体需要的许多信息要去找新闻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提供的都是统一的程式化的东西。这反倒会成为阻挡新闻采访的一个新的门槛儿，出现“我发布你就有消息，我不发布你就没有消息”的情况。
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对形式与内容的认识上。现在大家从形式上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认识，但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内容本质，也就是对政务公开、对于向公众和媒体公开信息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还不够。或者说“制度到位了，但意识不到位”，以至于出现在需要发言的时候，新闻发言人用一种官话、空话、套话或者是宣传味很浓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发布新闻，发布老百姓真正想要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信息，这样反倒变成了信息阻断的一个环节，这就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和媒体的期望相悖了。
企业的新闻发言人也一样。如果企业发布的新闻都变成广告式的东西，发布会不过是整合营销的一种手段，我想这也不是媒体所期望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应该做的工作。
《传播》：您认为在保障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实施方面，我们是否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信息披露行为？
徐：我记得在SARS之后，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已经发布了一些条例或规章，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法律文本，但是从中央文件到政府各部门职责的要求，都清楚地描述了执政过程中各个岗位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所以，有关人员不能说因为没有把握就不披露。我觉得真正束缚他们的还是一种意识，即认为“这些没有必要让公众知道”，这还是全能大政府的心理在作祟。现代公民社会所呼唤的有限责任政府，从来都把信息披露制度作为执政与管理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手段。眼下明显的例子就是 “审计风暴”。审计报告公布之后，被审计署点名的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反应。从新闻发言人制度上看，现在正是他们应该说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态度，而且媒体和老百姓也需要他们有态度。
《传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杨扬在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曾这样讲：“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拒绝记者采访就是违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新闻发言人在日后的工作中将面临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失去主动权？
徐：其实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把主动权掌握在发布者的手中。你不发布，你沉默，主动权反而旁落。作为主流和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当你没有声音的时候，媒体就会从其他渠道去获取信息，这时候如果再来责备媒体的报道失实就不应该了，是因为你的缺位、失语和沉默，才造成这种信息的不平衡。“流言止于智者”，为什么你不说话？你应该先发制人呀。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媒体是良莠不齐的，特别是今天媒体市场化运作程度很高的情况下，确实有炒作新闻和报道虚假新闻的情况。但这是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先从发言人的理念、态度、行为方式上找原因。我很赞成杨扬局长的意见，对媒体的态度就是对公众的态度，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媒体是在代表公众实现其知情权。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后，媒体和记者也面临着压力。新闻发布会越多，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信息的披露，媒体获得新闻的机会就越多，很多记者都在共享同样的信息，新闻同质化竞争的态势也就越严重。这时考验媒体和记者的就不仅是利用新闻发布会平台获取足够多信息的能力，进一步要求的是如何解读信息、综合梳理与分析信息。
《传播》：现在很多社会机构都在推出不同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不过有很多人反映说，现在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更多的是在告诉发言人如何对付记者。您从事记者行业多年，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博弈。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应该加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功能与运作的认识与了解，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与媒体沟通与合作，特别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从根本上就是看民心所向，民心实际上就是舆论的向背，而现在舆论的载体就是媒体。所以了解媒体并与其进行很好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
至于培训的内容，由于我直接参加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不多，不好点评。但我觉得这个培训更应该关注理念上的培训，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那些信息应该披露，怎么披露传播效果更好。现在有些培训过分关注博弈技巧，就像以前人们常讲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个别培训的重点甚至在传授发言人如何隐瞒信息，如何让媒体问不出东西。
媒体与记者的天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信息与新闻。“你越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越偏要知道”，这正是新闻发言人、官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一个角逐点。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考验的是双方对度的把握。所以在培训中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避免将培训过程游戏化。
《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政府部门开始，现在这股热潮已经延伸到企业。您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和企业新闻发言人在培训方面有哪些不同？
徐：我觉得企业新闻发言人培训市场很大，在规模上可能不亚于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市场。但这个市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不同。政府自身的职能就是要建构与管理公共社会与公共事务，而媒体的功能也体现在积极介入这些公共事务发挥舆论的作用，所以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更自然一些。而企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因为企业本身是要盈利的，因此，媒体在和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就要慎重，以免自己的报道最终成为企业的软广告。由于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我认为，企业新闻发言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的设置也应该有所区别。而且上市公司应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于其他企业不一定采取这种形式。
媒体培训:从容应对采访
■ 编译/朱燕芳 荔枝
记者对那些说起话来像是企业机器人似的采访对象越来越反感。在当前人们大力反对炒作以及媒体迅猛发展的绝好时刻，全面自如应对媒体采访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在理想世界中，企业发言人也许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去分别接受针对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在内的三类媒体设计的不同的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应对这些媒体的采访。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媒体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特质；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因此，专家们都一致认为，一天的培训已经足够让企业的新闻发言人拥有一定的能力恰当地应对上述三类媒体。
大多数媒体培训课程都是从早晨的平面印刷媒体开始，很多关于媒体的一般性的话题都在这段时间内处理，下午的培训以电视和广告为主，这时的注意力以非语言沟通模式为主。
美国全国储蓄与投资机构的媒介与公关经理Wendy Franklin在主持了一个培训项目后表示：“关于三类媒体培训的本质是一样的：你要清楚你的话题，要使你的介绍更富有人情味，要表述清楚，并事先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你可以通过观看政治人物在媒体采访中的表现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乔治·布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新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要求布什介绍一下他从9·11事件的后果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Media Training Masterclasses首席执行官Warwick Partington认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布什却吞吞吐吐并停顿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这表明他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与其个人有关的简单问题。
最终布什的回答还是落在伊拉克问题上。Partington解释说：“很显然他已经惊慌失措，伴随这个问题一起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大的负面事件。这说明，就算培训师在培训过程中一再告诫学员要记住‘我绝对不能提及负面事件'，在采访现场的压力之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答案可能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负面信息。”
信心能有效地帮助被采访者应对难关。然而，媒体培训课程不应该把新闻采访描述成滋生谣言或令人恐惧的场所，那只能让那些参加培训的人变得战战兢兢。
其实，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客户所面对的采访并不是那么难以处理。因为媒体编辑队伍缩编，现在最常见的采访模式是电话采访。同时，由于媒体发展迅猛并不断细分，有更多的人要面对新闻采访机会。此外，很多记者都希望得到独家分析素材，因此市面上的采访机会就更多。
对独家新闻的激烈争夺意味着记者会竭尽所能从制造轰动效应的角度进行报道，以吸引受众注意。Quadrant媒体培训机构主管Mike Slater的建议是：“被采访者现在经常被要求对某事作推测，面对这种要求被采访者必须慎重。记者还可能要求被采访者做一些情感性的表达，如果不同意记者提出的某些观点，被采访者就应该明确指出并做出修正。否则，那些错误的观点就会成为第二天的新闻头条。”
理解媒介
当然，有一些人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又太过简洁。如果被采访者在回答中只讲自己的观点，而不谈任何其他的内容，记者很有可能会从心底里对此感到厌烦，以后也不会再对他进行采访。
拒绝发表评论同样也会使媒体感到失望。当James Gryce在两年前加盟惠普担任耗材产品销售总监时，他对所有媒体的提问一律以“无可奉告”作答，结果导致了一些失实报道。
Gryce和其团队随后接受了一次为期一天的媒体培训，培训涵盖了电视、广播以及印刷媒介。他表示：“这次培训让我知道，我必须了解不同的媒介，不过总体来说，不管是面对哪些媒体，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分析你的受众，二是不要使用行业术语。那一天的培训很辛苦，但绝对物有所值。我感觉更自信，效果立竿见影。”
虽然只接受这样一天培训并不意味着学员将有能力顺利通过著名主持人Jeremy Paxman的“严刑拷问”，但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开始。只要被采访者具备一些采访诀窍，他们就可以建立自信心，而这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克服障碍，从容地应对各种新闻采访，不管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
广播采访提示
- 采访前，尽可能多地了解和节目有关的信息。如果是新闻节目，重点是“吐字清晰”而不要重复，如果是专题节目，关键则是重复要点；
- 不要忽视采访者的存在，不要用与第三方谈话的方式接受采访；
- 回答采访者的提问，因为他们是通向听众的通道；
- 在一个真正的演播室环境中练习很有帮助，这可以让学员了解现场各种设备的运用情况。很多媒体培训专业机构都会有或租用一些专用设备，用于培训课程；
- 不要离开话筒，这会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沉闷或距离遥远；
-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尽量在演播室接受采访，而不是接受电话采访。这可以让你更容易进入话题，更容易被理解；
- 如果你是通过电话接受广播采访，尽量站着说话；这样可以使你感觉更有掌控力，感觉更自信；
- 不要照着稿子念。如果这能使你更有信心，可以在卡片上记下要点；
- 不要指望采访者会一直注视你，因为他们在现场通常会非常忙；
- 要透过你的声音传达活力、热情与激情。你的声音必须要吸引听众注意；
- 为了强调重点，你可以适当停顿，但停顿时间不要太长。
电视采访提示
- 认真检查你的仪容；将头发梳理整齐，不要有头屑；
- 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华丽，受众希望与自己相关的人对话；
- 注意你的肢体语言和个人习惯，例如不要在座位上来回扭动，将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是做一些手势；
- 注视采访者的眼睛；
- 检查你身后的物体，不要让你在节目中看起来像是脑袋上长出了一棵树或者是一根灯柱；
- 在采访到结尾的时候，不要擅自移动或讲话；
- 只要不会让别人感觉你对谈论的话题不在乎，你就应该尽可能微笑，即使你正谈论的话题很严肃；
- 如果是录播，一则电视新闻一般只有20秒，所以不要担心反复重复自己的观点，也不必迫于压力发表一些并非你所想的观点；
- 熟悉采访设备，和广播采访培训一样，多数培训师都备有相关的采访设备；
- 不要担心自己采访过程中会紧张，尤其是现场采访。如果不紧张，你的表现或许也不会很好；
- 在采访现场，如果采访者的态度从之前的热情友好一下子变得挑衅和质疑，你也不要感到沮丧。就算你觉得采访者的提问不公平，也决不能生气，否则采访的效果不会让你满意。
印刷媒体采访提示
- 尽可能利用时间优势阐述并解释自己的观点。在采访过程中核实记者的采访记录，以确保你的表述清楚无误；
- 不要立即答复。你可以问记者他们文章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方面的信息，然后告诉他们你将很快给予答复；
- 印刷媒体受发行量下降的商业现实影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以促进其在报摊上的销量；
- 就算你感觉交谈得非常顺利，并与记者建立了友善关系，也只能讲你希望在印刷媒体上印出来的内容；
- 与其他媒体相比，印刷媒体记者在内容上的议程倾向性更强。尽量在采访中找到记者的话题议程，然后围绕这个议程来组织自己的观点，确定记者需要的是什么：数据、意见还是声明？
- 由于印刷媒体对采访的内容议程有所设定，所以接受采访前需要更充分的准备。要阅读该记者以前写的文章，了解他们的写作风格以及他们在采访中可能采取的角度。
- 从视觉角度思考。问自己：有哪些图片资料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问一下记者他目前还在准备哪些方面的报道，以便日后建立联系。
作者：王晓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副部长 孟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论坛主题鲜明，深入探讨交流“党建+金融”模式，促进农商银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我谈几点体会和认识，和大家分享交流。
第一，延津农商银行在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上，准确把握党建和金融的结合点，以金融活水激活了乡村振兴活力动能。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延津农商银行急群众之所急，探索“党建+金融”新模式，创造性地整合农村基层组织资源和金融资源，通过签约村党组织、成立联合党员小组等方式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着力点，通过基层组织平台把金融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支持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小微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有效结合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平台优势。延津县委组织部与延津农商银行党委联手打造的“党建+金融”三级组织体系，可有效跨越信息沟壑、增加业务对接几率，让党组织更全面、及时地了解农民与市场的需求，通过思想共建、组织联建、基层共治、资源共享、机制共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与金融杠杆力量深度融合，收到了“1+1>2”的效果，有效支持了“三农”发展，很值得总结。
第二，在探究农村融资难问题本质的深度上，突破传统信贷思维的理论束缚，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作为。在“党建+金融”工作的起步阶段，延津农商银行仍采用20年前做信贷的思维评定信用户，无法有效改善限制较多、手续烦琐、群众信任度不高、受惠面较小的问题。后来通过借鉴浙江经验，转变观念，将评信与用信既结合又分离，在构建信用评定体系、加强普惠金融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延伸出农业科技推广、经济信息发布、精准金融扶贫、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进行金融知识宣传、强化信用环境治理等业务板块，运用新理念、新知识、新科技、新做法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攀上了新高度，有效治理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的顽疾，给农村实体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
第三，在充分调研农民和生产需求的深度广度上，遵循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优化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实践。为顺利开展相关工作，在延津县委组织部和农商银行党委联合推动下，延津农商银行在充分对接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抓住了农商银行的发展堵点和乡村振兴的金融痛点，工作有想法，执行有保证。在不断优化放贷服务的基础上，持续提供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加强配套服务建设，助力信贷主体纾困发展，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农商银行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当然，作为一种新模式新探索，是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加以丰富完善，为此我建议：
进一步总结有益经验，巩固已有成果。以党建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发挥好组织建设的引领作用，继续夯实“党建+金融”的工作主线，聚焦造福人民的根本目的，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支持有意愿的各类金融机构参与进来，逐步培养支农惠农的金融服务体系，壮大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力量。
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加强风险防范。要进一步优化贷款风险的评定、预警和应对举措，采取多元的风险缓释措施，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防止盲目追求信贷投放规模、搞指令贷、介绍贷等问题，降低新增不良资产的概率，关注信息的安全运用与维护，防范用户信息泄露和不当使用。
更加聚焦主导产业，顺应改革方向不断创新。瞄准集体经济薄弱村，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安排信贷计划，结合乡镇支柱产业、村级特色产业规划，及时给予政策、技術指导，引导农户围绕主导产业上项目，增强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防止因盲目投资导致效益低下或亏损失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赵全厚：
我从2006年开始参与研究农村新兴金融这方面工作，多年来一直关注支小支微服务“三农”的经营活动，普惠金融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和跟踪调研，我认为，延津农商银行开展的“党建+金融”支持“三农”工作，不在于它创新了什么，而在于把“党建+金融”这个活动做实做细，做得很有特色，这是我的一个重要体会。
金融和财政之间有协调也有分工。财政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来扶贫经富，金融则更加市场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普惠金融应运而生，这就是金融的普遍服务性。
金融的普遍服务性和金融的信用等级不一样，从金融普遍服务的原则和金融的市场性来说，很多农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小微信用等级不够、抵押品不足，便形成一种金融排斥效应。换句话说，金融越发达、越繁荣，金融的排斥现象就越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延津农商银行通过“党建+金融”的有机融合，解决了在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党建+金融”的优势在哪呢?第一，解决了农商银行与农户之间的信任壁垒问题和银行获取“三农”信息成本高的难题。农商银行虽然扎根于农村，但毕竟是外在于农户的一个经济体，农户具有居住分散、流动频繁、个体经营的特点，收集农户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农村通过党委协作、支部共建、党员行动，形成逐级传导、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深度有机的联合，这种融合把一次性的尽调变成了与基层党组织构建人力、信息资源共享与联动机制建设，是一种获取动态信息来源的方式，可以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障碍、破除金融入户信任壁垒、实现信用资源向金融供给转化，真正解决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发展所需的小额信贷资金问题，减少了农商行获取“三农”信息的成本，金融资源的作用发挥将更加精准、更加到位，实现了党建和金融的优势互补。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不仅限于和农户进行金融交易，还组织乡村干部、经济能人进行产业观摩、农超对接等各类市场化、产业化的活动，让农民的农业产业发展得更好，让农产品销售得更好。既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又解决了贷款的安全性问题，这是一个让金融更加安全、让党建更加落在实处的问题。通过“党建+金融”，农商银行进一步加强和农民的交往，既增加了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同时又加深了对“三农”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反过来农村党员干部、广大群众更加了解金融知识和金融规律，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更强了，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基层党建和农商银行的发展也实现了良性循环。
第三，延津“党建+金融”工作的创新使得农商银行更加了解农村实际，掌握农村的经济发展动态和规律，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了解金融特性，只有在“党建+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把握农村的态势、掌握农村发展变化规律中超前性地设计产品，才能够在产品引领方面做得更好，这种创新非常有价值。
第四，从长远来说，“党建+金融”工作一定要长效化、常态化，同时要注重从产品、业务拓展方面把握好风险，金融资源如果被不当应用，对金融机构是一种损失，对贷款者也是损失。要做适合农民的产品，工作开展要适合农民的特点，适合产业规律，降低成本，对农民负责，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建议延津农商银行借力打力，更加统筹地开展“党建+金融”活动，比如说统筹利用政府的财政、普惠金融等各种政策，和其他行加强合作。同时，也要加强线上线下服务手段的创新，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普惠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崔长彬：
今天我主要分享4个方面的观点，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我想和大家分享“延津模式”产生的背景。一是现在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正在倒推中小银行向社区发展。其实现在的金融覆盖是从小企业向微企业过渡，很多大商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在利用数字技术做小企业的贷款，例如税银贷，就是以税务数据为依托的，还有存款的数据、结算的数据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小银行面临不小的压力。二是数字技术的突破，让一些原来不可能得到贷款的主体贷到了。要突破现有思维，加快科技化转型、社区化转型，要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农场车间跟农民朋友打成一片，这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区化转型，感情融为一体之后，业务就做起来了。
第二，“黨建+金融”这种方式，事实上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种机制创新。2014年我们国家核定的贫困户是7017万，到2020年年底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伟大壮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际上是加强了党与人民的再联系。我们再一次大规模地走入人民群众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探索一种长效机制出来，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加强和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只有这个机制长期发挥作用，我们的事业才会一直顺利走下去。这几年的调研过程中，我见到几个相对成熟的模式：一是以信贷为重点的代表，是体系经营完备的“江山模式”。江山是一个县级市，在浙江属于不发达的地方，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县级市，创造了浙江农信的“丰收驿站”的经验和信用评级的经验。包括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不同级别对应什么样的额度、什么样的利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二是巴马瑶族自治县五位一体的信用评级经验，它是以治理为重点。巴马的经验来自于广西百色田东县，因为10年前田东县开始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构建了农村金融组织、信用、支付结算、保证保险、抵押担保、村级服务等“六大体系”。“六大体系”的核心是农村信用体系，它的创新是把社会信用纳入指标占一部分权重，实现了相对贫困的农户同样能够因为诚信而非经济指标好得到更多的贷款。巴马从2016年开始，把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穿到这个指标体系当中，除了经济、社会的指标之外，还有政治、生态、文化的指标，它现在的经济指标权重是55，社会是15，其他三个指标是10。除了经济指标，其他指标都是有一票否决制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延津模式”，实际上把这两种模式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包括双向挂职的经验等。
第三，对完善“延津模式”的建议。一是信用评级体系可以进一步精细化，从户、村民小组、村到乡镇，看看怎么做成一个嵌套的结构，可以参考江山的经验，信用户达到70%的村可以评为信用村，信用村达到70%的乡镇可以评为信用镇，信用镇、信用村里的信用户贷款利率可以有一定的下浮优惠，这样可以促成乡镇、村的自我治理。二是治理功能的拓展，可以参考巴马的经验来推进，如果能把党的“五位一体”主题贯穿成每个农户自觉自愿的行为，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和谐富裕的农村社会。三是关于数据打通，要关注四维数据。第一维是入户调查，第二维是农商银行自有数据，第三维是政府的数据，第四维是线上大数据。四是把信用评级的应用场景扩大，包括商业场景的扩大、服务领域的扩大、行政上的优先序列。
第四，建议以延津经验为基础，将新乡申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普惠金融实验区进行推广，更加助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谷建全：
我研究延津县“党建+金融”模式有两年多了，经过这两年多的实践，延津县“党建+金融”的模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今天我围绕“党建+金融”的发展模式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实践成效。体现在五点：一是有效解决了信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村金融市场要面对的是广大农民群众，过去信息对称程度是比较低的。通过“党建+金融”建立三级的组织体系，有效发挥党建在基层的引领作用，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在信贷实践过程中，能有效识别优质客户，取得非常好的效益。二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信用评定难的问题。以前农村信贷风险比较大，要取得农民的信任，让其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难度比较大，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三是有效解决了信贷过程中群众信任难的问题。过去金融部门与群众打交道，给农民群众留下了追债的印象，很难得到群众的信任，现在通过这种工作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降低了信贷过程中的成本。四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优质客户不足的问题。在农村金融市场，我们面对的是一家一户的农户，如何解决农村优质客户不足问题?主要就是要通过培育、扶持产业发展，围绕农户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五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信贷风险处置难的问题。过去农村信贷风险比较高，农民的风险意识、还贷意识等相对比较弱。现在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党组织帮我们识别、把关，对控制信贷风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方面是实践价值。体现在五点：一是探索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通过延津县的这种探索，找到了乡村振兴中满足金融需求的一个有效路径。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方面，延津农商银行把一批懂金融懂农业的金融工作者派到乡里、村里，找到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二是找到了破解农村金融建设难的新方略。通过“党建+金融”的工作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农村金融建设难的问题，对下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解决“三农”发展短板，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三是探索了党建高质量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进入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以党建高质量引领经济发展高质量，是当前工作的一个新要求。延津县的这种实践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广和复制意义。四是引领了新时代农村金融发展壮大的新潮流。进入到新时代，与传统的发展阶段相比较，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路径、发展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怎么提高竞争力，这是时代的命题。延津县的探索是引领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的新潮流。五是拓展了农村金融融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渠道。农村金融机构只有融入到、植根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延津农商银行在这一点做得非常突出，围绕县里的工作大局，围绕县里经济发展的主体，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员，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第三方面是经验启示。体现在五点：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强调创新驱动，延津农商银行这几年的探索就是一个创新。因为有了体制机制的创新、市场的创新，组织的创新等才能取得这么明显的进步。二是遵循市场规律。“党建+金融”可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三是突出资源整合。资源整合的能力代表了扩张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越强，对发展的作用越大，越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四是强化需求导向。只有以需求为导向，才能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理想的效果。五是堅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就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工作中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扎好根基，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皇甫小雷：
延津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探索很有特点，我有两点印象非常深刻：一是感觉到延津农商银行融合发展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个融合包括农商银行自身业务的融合，不仅支持农户的发展，还支持商户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支持城市的发展，还支持城乡的发展，在城乡方面加强了融合;另外是人才技能的融合，通过农商银行的发展，使很多人才成为复合型人才、交叉型人才、多功能人才。二是创新，不仅有信用评定工程、普惠金融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经济信息发布、微信群平台建设等业务的创新，还有乡、村、组三级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方式创新，党委协作、支部共建、党员行动的组织创新等，特别是党建和发展同频共振，引导各方面的资金要素进入农村。
在效果方面，我认为取得了三个发展效果。一是延津农商银行在实践探索中把外部的资金、信息、人才等下沉到农村，盘活了农村资源，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面貌，培养了农村人才，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整体上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延津农商银行探索金融支持县域城乡产业发展，服务触角延伸到了县域的方方面面，不仅支持农业，还支持县域的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县域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具有延津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据了解，延津农商银行的排位3年前在全省农信系统还是100多位，经过3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排到第27位。这种发展的活力和能力都是非常明显的。三是延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支持乡村的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反过来倒逼了农村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推动了农村各方面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也是一个冲击，打破了农村的平静，让农村的衰败转向了农村的振兴。
接下来我提几点建议。一是建议拓展农商银行发展的业务，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不仅局限于农业、农户、合作社、特色产业等，更要进一步强化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文化建设以及农村商贸物流业的发展，支持农村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业务更加完善。二是建议更加注重风险的防控，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金融创新方面的风险，降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可以考虑把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村保险的发展融合起来、相互支撑。三是建议进一步强化农商银行数字经济、新经济和信息化的建设，用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让业务的发展更智能、更便捷、更有效。四是建议继续做好对延津“党建+金融”模式的总结提升，让经验更具有推广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会主席 朱金瑞：
延津农商银行“党建+金融”的模式内涵可以总结为让党建由虚变实、银行由实变高，两者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主要有三个典范、三个体现。
一是党建由虚变实的典范，充分体现了组织力提升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基层党建存在着虚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点提出了要提高党的组织力的问题。组织力包括号召力、动员力、凝聚力、战斗力等，延津县通过把党建和延津农商银行的金融业务有机地完美对接和融入融合，解决了基层党建问题，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使党旗在延津老百姓的心中竖起来、立起来、扎下根。
二是银行由实变高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企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银行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主要运作的是资本，但延津农商银行把这个实做得很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信用或者说诚信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点建设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干扰市场经济有序进行的问题之一。延津农商银行将信用评定工作作为支持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经过这两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符合延津特点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这种示范带动作用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产品创新方面，通过对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群体、先进典型开发同款同名的红色信贷产品，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人得实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产品设立，本身就彰显着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价值导向，传递传播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在社会上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在2020年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新时代企业家应该拥有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的精神。延津农商银行在发展中的一系列活动机制、载体平台建设都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使命和担当。
三是聚焦乡村振兴、立足本职本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本色和底色。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马上要开启新的百年建设历程，就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系列问题。延津农商银行以高的战略定位，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非常接地气的探索，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本色和底色，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最好的一份献礼。
下面，我提三条建议：一是要由点到面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力。只有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老百姓信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不是一句空话，乡村振兴才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实现这些都需要党建的引领，需要党建由点到面加強与各行业领域的合作。
二是要完善信用体系，提升引领力。诚信建设在整个国家文明素质的提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津“党建+金融”模式已经探索出一条非常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子，这需要大力推广，进一步提升延津的县域文明和公民文明素质，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信心、信念和信仰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这是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撑。在信用体系建立过程中，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对新时代公民的文明素养要求融入其中。
三是要唱响“延津模式”，扩大“延津模式”的传播，通过立交式的平台打造和载体搭建，提升“延津模式”品牌影响力。可以把文化名人创作跟品牌传播结合起来，让延津的文化名人以延津话的形式把“延津模式”故事传播出去，让探索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身上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通过现代化手段、老百姓的手段得以传播，进一步推动延津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延津老百姓的生活更美好。
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涂小雨：
结合本次论坛“党建+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主题，我认为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体现了三个说清楚。
第一，延津“党建+金融”探索把政府与市场联动说清楚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我认为最重要是保市场主体，金融企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主体，不仅需要和政府联动，还要为其他的市场主体与政府联动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个市场主体只要存在，就能有财政税收，就可以保民生。只要企业一开工，就能安排居民就业，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消费，社会才能稳定，因此市场主体的作用非常关键，而促进市场主体和政府连接的金融企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延津农商银行探索“党建+金融”模式更好地把握了金融企业的定位，在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联动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把创新驱动，特别是管理和组织创新说清楚了，这是了不起的。按照常规理解，科技创新主要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原始创新、自发创新和兴趣创新，这是特别关键的，现在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紧缺的;另一个创新是问题导向的创新，对企业来说就是以项目带动创新，这是大家比较擅长的。但是要实现跨越发展，我们还要在原始创新、自发创新上下功夫，而能把原始创新和问题导向的创新连接起来的中介就是管理创新。可以看到延津农商银行的员工培训、业务拓展、党建发展、班子配备等方面，其实就体现了怎么样把管理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与企业的力量结合起来、如何把原始创新和问题导向的创新结合起来，延津农商银行的实践初步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第三，最关键的是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把党的领导说清楚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很快复工复产复市，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全世界只有中国实现正增长，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所以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在这一方面把党的领导说清楚了，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制度、责任和结合。在制度方面，延津农商银行真正体现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每一个党员干部包括业务骨干就是一个先锋模范，每一个先进模范都带领人民群众往前走，这就实现了党建引领发展把方向、谋全局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优势。其实制度优势就是党的全面领导、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延津农商银行的干部配备、干部选拔、业务骨干培养，甚至细化到具体的一个项目代表，都是以党建为前提的，这体现了共产党独特的制度优势。在责任方面，农商银行是党领导的农商银行，有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首先作为党领导的企业，延津农商银行的所作所为落实了国家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这体现了不一样的政治站位。其次是社会责任，延津农商银行扎根基层、服务“三农”，在信用评定、脱贫攻坚、社会公益、防疫抗疫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都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最后是经济责任，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结合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大振兴目标，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突出体现了产业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两者的结合，怎样让农村产业发展，“党建+金融”就是通过组织上的改革把老百姓具体切实的利益和金融需求呼应起来、关切起来，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了“1+1>2”的效果。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负责人 陈东辉：
我想首先谈六点感受：
第一，“党建+金融”适应了一个大势，这个大势就是时代的大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化发展的大势，二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大势。国家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党建+金融”的目的就是助推乡村振兴，这是我党建设的大势。中国共产党2019年出台了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抓基层大抓支部，这个时候如何把金融和组织联合起来，就适应了时代的大势。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找准了立足“三农”、服务微小的本位，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因农而生、因农而兴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资源越来越多。
第三，延津农商银行把握住了建立信用体系这一关键，树立信用观念，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形成核心竞争力。
第四，“党建+金融”建立了三级体系这一有力抓手，形成党建优势和金融优势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1+1>2”的合力。
第五，“党建+金融”破解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直机关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解决“两张皮”问题，关键是找准结合点。延津农商银行是为农民群众服务的，让农民群众发家致富了，才有优质的客户资源，自身才能发展壮大。两者结合点就是服务人民，“党建+金融”模式有效找到了这一关键结合点。
第六，延津农商银行具有实干精神。延津农商银行的党员干部职工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一种活力、一种干劲。延津“黨建+金融”的模式，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实干，这种实干精神具有传染性、复制性和推广性。
接下来我想谈六点启发。
第一，只有激活区域经济才能厚植金融土壤。延津农商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用金融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不但满足了乡村振兴的需要，还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只有立足服务“三农”才能发挥比较优势。延津农商银行既姓农又姓党，党建引领是延津农商银行发展的根和魂，为农兴农是延津农商银行的使命担当，服务“三农”、促进乡村振兴是延津“党建+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牢牢把握服务“三农”这一根本，延津农商银行才充分发挥出比较优势，发展成为全县服务网点多、服务范围广、服务功能全、资金实力雄厚、金融效益明显的地方金融机构。
第三，只有结对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合作共赢。延津农商银行与延津县委组织部在各级党组织上相互对接，坚持结对共建共享，形成了抓基层党建、共促经济发展、共树文明新风、共同让群众受益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合作共赢。
第四，只有优化金融生态才能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延津“党建+金融”模式首先以信用评定为切入点，推行守信联合激励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治机制，不断提高全县各类经济主体的信用体系，优化了农村金融环境，助推了县域经营发展，保持了延津农商银行持续发展的态势。
第五，只有创新服务方式才能赢得客户资源。延津农商银行在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创新信贷服务方式、简化金融服务手续、优化审批程序、规范服务收费等，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赢得了更多的客户资源。
第六，只有突出需求导向才能拓展发展空间。延津农商银行坚持需求导向，组织客户经理走村入户提供差异化服务， 根据农村市场需求变化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满足了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需求，全县客户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自身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牢固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切实增进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增进服务人民群众的自觉，进一步强化“真抓实干、把事干成、造福百姓”的理念，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责任感和改进工作作风的自觉性, 为查摆问题、剖析根源、落实整改、转变作风打牢思想基础。
一、对“三问三思”的认识。
什么是三问三思?扪心自问“面对群众期盼，有多少为民服务的情怀;面对发展重任，有多少务实干事的担当;面对党的纪律，有多少清廉守正的自觉”，深入思考“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为后人留下什么” 的问题，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如何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领会和把握?通过这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和自学，对照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四个层面列举的25种不良作风现象，以及我市重点治理的慵懒散拖、推诿扯皮、麻木冷漠、坐而论道、好人主义、投机钻营“六大顽症”， 开展“三问三思”活动的目的就是加强党性教育，让党员干
部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和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充分认清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勤勉工作，以及在新形势下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筑牢清正廉洁的思想防线和道德防线，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查摆、对照单位工作职责和个人具体分工，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学习的自觉性不足，在学习制度坚持的不好，学习的系统性不强，理论水平低。
2、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对待一些工作还有应付过关的想法，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要求来要求自己;
3、一些工作只是按部就班，遇到困难有等待观望的情况，有时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工作被动滞后。
4、下县区了解情况时间太少，不够主动、不够深入，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整改措施。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思想上进行改造，行动上进行落实。重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来观察、认识和分析事物，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自觉把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树牢为民服务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进取心对待事业，以责任心对待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业绩。重视理论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区委、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首先从群众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到基层了解情况，工作中要把心思、精力、功夫用到了干事业、促发展、抓落实，时刻牢记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切实做到以知促行、立说立行，即知即改、立行立改，抓好本职工作。
马年伊始，全国各地都在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通过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领会了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和任务，明确了此次活动中党员教师肩上的责任。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活动主题是：整治“四风”优环境，真抓实干建胜地，主要任务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平常工作中，党员教师应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呢?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搞好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把加强理想信念学习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党员教师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和必读篇目，学习自治区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质，进一步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增强反对“四风”的思想自觉性和行动自觉性。
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师德修养。搞好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要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目的。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加强师德修养，查找自身不足，端正工作作风，做好学生的表率，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激励学生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面对学生家长，要做到举止文
明，言语规范，温文尔雅，谦逊有礼;对待自身，
要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克已慎行。不接受学生家长吃请，不拿学生家长钱财，不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故意刁难学生及家长，不向学生及家长索取钱物，杜绝“吃、拿、卡、要”，树立良好的清贫乐教、清廉正气形象。
三是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衡量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党员教师所面临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教书育人。党员教师除了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学生的表率外，还要不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作为党员教师，一方面要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关注本专业的前沿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新动态、新知识及时融入课堂教学，开拓学生的思路和视野，提高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学习，站好讲台，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技能，让学生满意，不仅要教给学生专业知识，还要吸引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引导他们幸福成长。总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师，人民群众赋予了我们双重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天下之忧而忧，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流于形式，要关心并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问题。既要加强理论学习，也要积极参加实践活动，积极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建言献策
2014年5月9日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一以贯之的要求。从革命战争年代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讲政治是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坚强保障。讲政治，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近年来，随着形势变化，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讲政治不那么重要了，讲政治的自觉性降低了，一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讲政治。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为此,总书记特别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讲政治是从政前提，是政治生命。因此，全党要把讲政治放在重要位置，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幸福奉献终身。
当前，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一个大国、大党，要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战胜挑战、破浪前进，保证我们党始终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力量，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外部风险、应对各种挑战，确立和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要法宝。现在，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2014年1月22日，《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日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塔西佗陷阱”(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通俗地讲，可以解读为：“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等所谓陷阱需要避免和跨越。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担当、忧患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摆在突出位置，从“老虎”“苍蝇”一起打、铁腕反腐到正风肃纪、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是党在组织上的“领班人”，也是思想上、政治上的主心骨，是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代表。当前，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体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中央权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增强和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胜利。
讲政治，必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四个意识”必然与“四个服从”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集中制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党的领袖和普通党员之间、党和人民之间是一种相互学习、互为师生的关系。党的领袖来源于人民，能够集中全党和全体人民的智慧，带领党和人民为了长远目标、整体利益而奋斗。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权威，才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避免和防止人们一盘散沙。这种集中绝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集权”，而是无数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过程、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过程。通过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获得了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现代化发展规律来看，现代化有着对民主化和权威、秩序的双重需求。但是，那些追求民主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常常缺乏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领导集体，从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当年孙中山也有过这样的告诫：“一盘散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苏联解体前，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公开反对党的决议、对抗党的政策，从无视规矩到破坏规矩，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在20万党员时建国、200万党员时卫国、2000万党员时却亡国，政治规矩动摇的教训，十分惨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言行有鲜明态度，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基本政治觉悟。
讲政治,对党要绝对忠诚。我们的干部是党教育培养起来的干部，对党忠诚应当是基本的政治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时，都庄严宣誓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如果背离了入党时立下的誓言，党员就不成其为党员，党的干部也不成其为干部。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从思想深处打牢信仰信念根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补好精神上的“钙”，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真正做到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要始终跟党一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听党话，跟党走，向上看齐，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组织诚实，说实话、交实底，成绩不夸大，问题不缩小，个人有关事项如实报告，三龄二历一身份(“三龄(年龄、工龄、党龄)二历(学历、工作经历)一身份(干部身份))不造假，始终充满忠诚底气、坦荡浩气。
讲政治,要保持政治清醒。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多种话语体系、多个舆论场相互交流交融交锋，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共存、相互激荡趋势日益显著。西方国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不断变换花样输出“颜色革命”，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敌对势力挖空心思散布各种有害信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企图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企图侵蚀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破坏我们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对此，各级领导干部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以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让党的旗帜高高飘扬。
讲政治,要认真履行责任担当，落实政治纪律。在党的所有纪律中，政治纪律永远排在第一位。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大量事实表明，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来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一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遵守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
讲政治,要树立大局意识。要着眼全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自觉围绕大局有效履责、充分发挥作用，绝不能各行其是，因小失大，以私废公。要讲政治、顾大局，明辨是非，不谋个人私利、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把聪明才智用到干事创业上来;要以身作则，团结协作，凝聚战斗力和执行力，激发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激情;要做到小局服从大局、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讲政治,要树立廉政意识。德能勤绩廉，廉是基础，失之则一切皆无。“公生明，廉生威”，党员干部要守住廉洁底线，正确行使权力，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要做到慎始、慎微、慎独、慎行、慎权，管好自己的口、手和脚，算清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帐、自由账;要树立“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信念，始终对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歪风邪气，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明确指向，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制度安排。要使党的各项规章成为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动，关键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一方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我做起、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为全党带个好头、树立榜样。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亲自抓、亲自管，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检查和考核，严格落实执纪问责，完善抓落实的长效机制，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既不搞一言堂，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又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优异答卷迎接党的十九大。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
非常荣幸的能站在为大家作演讲，同大家交流、分享。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转变作风从我做起》。
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让我收获很多，也体会到很多。在学习和查摆整顿之后，我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努力。在大家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恪尽职守;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开拓创新;什么叫锐意进取。这些在报纸上看着是那么空洞的词语，在工作中却被大家诠释的淋漓尽致。
首先，转变作风，就要解放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出路和未来。正如一则故事所说：两个人一起到某海岛上去考察皮鞋市场，一个人刚去就回来，说岛上的人压根就不知道穿鞋子，没有市场可言。而另一个人却很兴奋，发电报给公司说太好了，岛上所有的人都还没有鞋子，我们的市场很大。同一个境况，不同的思想，导致了结果的天壤之别。可见只有开放的思想，才有腾飞的翅膀。我们的工作中也需要这种开拓的思想，要敢于尝试，敢于创新。
其次，转变作风，必须以人为本。一位从香港来的商人准备到内地投资，重点考察甲城和乙城。在甲城，有天他坐在街头擦皮鞋，他注意到大婶把他的一只鞋带解下来，擦好鞋付了钱后再系上。擦皮鞋大婶的这个动作，让他对这个城市死了心。因为这个细节瞬间让他悟出，这个城市市民的道德水准有问题。一定是有人擦好鞋后不付钱就跑掉过，擦皮鞋大婶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应对。而在乙城，他搭了五次出租车，下车前，五位司机都提示他：先生，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最终，他把企业放在了乙城，乙城因此有5000多人上岗就业，乙城的税务部门每年也因此收到上亿元的税收，这就是一位擦鞋大婶和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影响力，可见每一位市民都是城市形象的宣传大使。
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不经意的行为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足以影响一件大事。不要吝啬一句“谢谢”、“不客气”，弯腰捡一个垃圾，公交车上给老弱孕残让个座，这些都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近几年来公益广告越来越多，公民素质越来越受重视。借此转作风的活动，我也要从现在做起，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正心，把心放在工作上，把工作放在心上。争先，做就做到最好，争当先进。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朵花可以代表整个春天，作为开发区法院的一员，更应该从自身做起，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树立良好形象。做到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认为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要提升个人党性修养、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挥党员作用，砺练为民服务本领，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思想上要与时俱进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八荣八耻”、江泽民文选的学习，胡总书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系统学习、剖析、提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了党能领导我们搞好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自觉地把党的最高纲领和实现党在现阶段的任务统一起来，着眼当前、与时俱进，脚踏实地、立足岗位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进一步强化竞争意识。岗位没有贵贱之分，再好的岗位也没有贴上任何人的名字，优胜劣汰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不同的岗位上，唯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干出业绩来证明自己是好样的，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作为学校网络管理部的一名普通党员，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为全校师生做好用户服务工作。
二、工作上要率先垂范
1.珍惜岗位，尽职尽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珍惜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工作，明确本职工作责任、确立了工作目标、制定了工作措施，在实际工作中狠抓工作落实。并能够针对自己工作的特点，采取各种办法，主动出击，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各自的本职工作。
2.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做为一名党员，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要奉献的比别人多一点，因为党员比一般群众多一份信仰，就多了一份为理想奋斗的实际行动，多了一份付出，多了一份奉献。
3.牢记宗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每一名党员都应牢记宗旨，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将服务意识贯穿到工作中去，想事情、干工作要从这个意识出发，想生产之所想，及生产之所急。
三、坚持党性原则，生活上要严于律己
1.要提升道德境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客观的看待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各种腐败现象和社会问题，立足本职，为民、为社会、为集体多做贡献，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作用。
2.磨炼正确的心态。极力克服眼高手低，说功强，做功差，对人严，对己松，未老先衰，倚老卖老等各种不良风气，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心态，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岗位工作中。
3.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不要好高鹜远，心浮气躁，不要讲排场比阔气。看淡权力、地位和利益，抵得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惟有“心静自然凉”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每位共产党员都要站在维护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塑造自己的党员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全党的威望，永葆党的青春活力。我们的远大理想才能实现。
坚持根本宗旨发挥党员作用专题讨论发言稿
通过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通过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学习党的一些党规条例，结合自己的岗位职责，我觉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践行党的宗旨，发挥党员作用。
一、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自身素质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柱和前进的灯塔。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从井冈山精神到长征精神，从大庆铁人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崇高信仰、远大理想发挥着巨大激励和鞭策作用，让我们穿越90多年艰辛历程，写下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震撼”。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党的理想信念都是激励党员干部的精神动力。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更应该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听党的话，跟党走。
二、保持终身学习，强化专业技能
学习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当今世界，科技日新异，信息、知识、技术不断发展。作为“传道、授业、解惑”高校老师，特别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党员教师更要不断学习，顺应人类社会的潮流发展要求，及时转变教学观念，要把教师工作由“教书”转变成为“育人”，要使学生“学会知识”转变成为使学生“会学知识”，要使学生“接受”转变成为使学生“创造”，真正的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所以要站在终身学习的高度，力求而、把握机会，拓展未知领域，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带头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一切反映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新知识，做勤于学习，用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带头人。
三、以学生为本，发挥党员作用
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因为学习内容更加贴近党员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不再感觉其高大上、枯燥无味，而是真切的认为与自己息息相关，能够发自内心地在真学、真懂、真用上下功夫，去以学促做，增强看齐意识，履行党员义务，更加爱党忧党兴党护党，更加主动地立足岗位做奉献，真正去做一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学习心得体会，在学习上还有待于深入，认识上还有待于提高。但是当今社会，许多党员忽视甚至是违背党的宗旨。有的党员把为人民服务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主张摒弃，伤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纵观当今国内外形势，深刻理解我国发展改革的艰巨任务，联系实际工作中一些党员的作风和做法，践行党的宗旨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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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做真正合格的党员。
坚持勤学笃行，坚定理想信念。思想松一寸，行动散一尺。各级党组织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把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始终，切实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严守政治规矩，规范政治行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始终坚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将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第一准则，始终站在党的事业全局考虑问题，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说话办事，不折不扣地贯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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