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摘要：从经济全球化、国家软实力建设、教育经济、校本建设四个维度，阐述我国教育国际化及高校外事工作所承载的社会发展意义与担负的历史使命，并将上述四个维度作为参照系，确定了高校外事工作应有的目标取向与定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1：

论我国会计准则发展的国际化路径

【摘要】 自从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会计准则以来，我国会计准则始终沿着国际化的路径发展，先是提出了与国际准则“接轨”、“协调”，近年来提出了“趋同”、“等效”，从2009年开始起草并发布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路线图”，向全球高质量的统一会计准则迈进。在国际化的发展路途上，需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是“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关系”问题。我国在经历了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国情需要”的阶段以后，提出了更为积极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和“互动趋同”等提法，目前正在响应G20高峰会议的号召，全面参与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加快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文章对“会计趋同”、“等效”等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并认为一旦条件成熟，我国有能力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共同承担制定全球会计准则的道义时，离直接采用全球会计准则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趋同”最终将向“统一”发展。

【关键词】 会计准则;接轨;协调;趋同;等效;路线图;统一

一、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文革浩劫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会计制度亦步亦趋，不断变革。30年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建立起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改革的一条红线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推动我国传统的会计核算制度向会计准则这一会计创新规范形式演化。因此，我国会计制度改革，选择了发展会计准则之路，并沿着国际化的路径前进。

然而，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并非一片坦途。围绕着我国会计发展方向，如是否国际化、如何国际化、向谁学习等，曾先后出现过多种主张。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建立“既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又保持中国特色的会计规范体系”。对此主张，理论界有争议。笔者也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以下质疑：1.何为“国际会计惯例”?英美国家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会计规范形式，究竟是谁更能代表“国际会计惯例”?2.“中国会计特色”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否中国特有但并不比国外先进的做法也能归结为“中国特色”而需要特意保留?20世纪80年代在宣传西方“责任会计”以及“投资中心、利润中心和费用中心”时，就有老同志提及我国50年代推行的“车间班组核算”类似于西方的“责任会计”，有人还将之称为“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3.过分强调“中国会计特色”是否会影响我国会计发展的国际化进程?4.在不排除中国会计有其特色的情况下，是否也应该承认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会计也各有其自身特色，但是，如果各国均强调自身特色，又何来“会计国际大同”?以上问题引带出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国际会计热点话题：如何正确处理好会计国际化和国家化的关系?

1992年以后，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资本市场的需要，我国开始正式制定和发布会计准则，但在转轨经济时期，会计制度还不能一时废止，于是出现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的特有现象。如何概括这种兼容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会计规范体系?有人提出“中国会计标准体系”的概念。另外，虽然可以选择会计准则这种规范形式了(不再继续强调中国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而坚持参照德法会计模式)，但仍然有美国会计准则(世界上最早制定且最为完善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代表世界多极化、各国博弈结果的会计准则)等谁更能代表“国际会计惯例”的问题，既然不能决定，还是提“国际会计惯例”为妙。再者，由于“中国特色会计”存在颇多争议，“中国国情”的概念则取而代之。于是，“建立既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协调)，又照顾我国国情需要的中国会计标准体系”这一提法，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我国会计发展的主旋律。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1.“中国国情”体现在哪里?在中国会计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照顾哪些“中国国情”?有学者为此总结了我国国情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不完善、资本市场还处于培育阶段、存在“一股独大”、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人员素质较低等特征，并归纳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协调存在着“制度障碍”、“法律障碍”、“市场障碍”、“人员素质障碍”等制约。2.如果使用“会计标准体系”这一概念，它与“会计规范体系”又有何不同?“标准”和“准则”在英语中都使用“standards”这一单词，我国官方文件在将“会计标准体系”翻译成英语时，实际上也翻译成了“会计准则体系”。虽然大家知道，我国使用的“会计标准体系”这一概念，其含义比“会计准则”更为广泛。

另外，还注意到，我国从1992年11月发布基本会计准则、1997年5月发布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以后，截至2001年共发布了1项基本准则和16项具体准则。在2001—2005年这段时间内，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未出台任何新的会计准则，而这一期间我国却相继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似乎会计准则又开始向会计制度回归。2001年在世界会计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当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成功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IASC的使命是制定国际会计准则(IAS)，其目标是推动各国会计实务的“协调”(harmonization);而IASB的使命是制定代表全球会计准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其目标是促进各国会计准则向IFRS达到高质量的“趋同”(convergence)。因此，IASB的“野心”要比IASC大得多。令人遗憾的是，在2001—2005年期间，正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宣布直接采用IFRS或向IFRS趋同时，我国却更多地强调了应用国际准则的障碍，并仍在频繁使用“接轨”、“协调”等旧的概念。

二、我国新会计准则制定后加快与国际准则趋同与等效的步伐

2006年2月，我国出台了由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形成的新会计准则体系，我国会计准则重新回到健康发展之路。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是：“建立起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又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这一目标中起码看到了以下进步：1.困扰我国会计界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国际会计惯例”看待，作为接轨、趋同的目标;2.我国明确以“趋同”代替了“协调”的提法，并提出了国际趋同的四点主张(趋同是进步、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需要一个过程;趋同是一种互动);3.不再刻意强调“保持中国特色”或“照顾国情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平心而论，我国确定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目标，符合当前世界会计发展的潮流。理由是：其一，在强调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各国都很难接受某一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向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靠拢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其二，2001年美国发生安然财务丑闻事件后，已使美国会计准则大伤元气，在谁能更好地代表“国际会计惯例”的竞争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胜出;其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获得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包括证券委员会国际机构、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的支持;其四，最新的数据表明，世界上已有117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已经是今非昔比，它是由代表各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会计联合国”制定的，并且制定全球统一会计准则已经从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得到了二十国峰会(G20)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高度重视。

对于日趋强势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些国家选择了“直接采用”(如欧盟国家等);一些国家制定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同的会计准则(E-IFRS)(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美国采取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消除差异、逐步趋同的战略，并率先发布了趋同路线图(roadmap);而日本先是采用逐步趋同战略，后在2009年12月决定允许上市公司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即采用了先趋同，后直接采用的路径)。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美国的情况：在IASB设立之前，美国对于国际准则采取的是消极抗拒政策，而在IASB改组后，由于美国占据了这个“会计联合国”的“主发言人”地位，同时由于安然事件使美国会计准则声誉受损等原因，美国希望借助共同制定全球统一会计准则这个平台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施加影响。在此情况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IASB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差异，积极推动了两者会计准则的趋同。其间，发生了以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2002年10月，FASB与IASB签订著名的“诺沃克协议”，标志两者合作的开始(包括互派常驻人员、召开定期会议等)。2.2006年2月，FASB与IASB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即《2006—2008年准则趋同路线图》。(A Roadmap for Convergence between IFRSs and US GAAP——2006—2008)，希望为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直接采用IFRS扫除障碍。3.2008年9月，FASB和IASB签署了一份更新后的备忘录《完成2006年2月备忘录：进展报告和完成时间表》(Completing the February 200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A progress report and timetable for completion)，进一步细化美国GAAP与IFRS趋同的措施和时间安排。4.2009年11月，IASB与FASB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对改进IFRS和US GAAP 并实现二者趋同的承诺。该声明确认，将2011年6月作为完成双方2006年发布并于2008年更新的谅解备忘录中主要项目的目标日期，并描述了具体项目的特定里程碑目标，同时承认需要强化双方的准则制定工作以完成上述目标。5.2010年6月， FASB 与IASB共同发布了《关于承诺会计准则趋同和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进展报告》。该报告回顾了双方在趋同工作方面的进展，并针对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调整修改了双方拟在2011年6月前完成的重要项目议程。由此可见，在未来的全球统一会计准则制定中，FASB与IASB将共同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在G20、FSB的倡议下，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以及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制定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面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趋势的加快，我国也在不断调整我国的趋同战略和措施。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后，财政部一方面积极扩大其使用范围;另一方面及时启动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等效工作。会计准则等效是指我国企业在那些实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或地区上市，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不再进行调整，即使调整也只对个别项目作出说明或者编制极少项目的调节表，无须再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全面转换。实现“等效”后，可为我国企业跨国上市大幅降低报表调整费用。2007年12月和2008年11月，香港会计师公会和欧盟证券委员会(ESC)先后承认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在香港地区和欧盟国家实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等效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追求“等效”也只是权宜之计：首先，“等效”就是要求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家承认我国会计准则已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没有太大差别，可以在这些经济体国家被使用编制财务报表，这项工作的难度极大，花费的精力极多(即使是欧盟承认了我国会计准则的“等效”，但也是有条件的，欧盟设定了2009—2011年的过渡期，是否能被继续承认“等效”，还要经过预期在2011年底完成的“最终等效评估”);其次，只有采取趋同战略的国家才有可能寻求“等效”，而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如欧盟国家)就不存在要求“等效”问题;再次，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各国(包括我国)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一套单一的、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通过G20峰会或其他比IASB更有权威性的国际机构的倡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纳这套全球会计准则(或是现在的IFRS，或是采用一个新的名称都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再寻求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等效”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最后，IASB对“完全遵守”(full compliance)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其在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中早就有这样的规定：“除非财务报表遵循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所有要求，否则不应描述为遵循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即使要让IASB来决定某个国家的会计准则是否与其“等效”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在IASB看来，最好世界各国都能够完全地不折不扣执行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三、“趋同”与“等效”不是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并具有局限性

由于我国采取的也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而不是“直接采用”的战略，这里必然还涉及到对“趋同”的理解问题。前已叙及，我国在2006年推出新会计准则时，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际趋同的四点主张。对于“趋同是进步和方向、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是一个过程”这三点主张可能不会有太多异议，但对于“趋同是一种互动”，可能就会有人产生曲解。有人认为，在我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双向趋同原则”，即在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准则趋同的同时，也应当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向我国会计准则趋同。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未免天真。从“趋同”(convergence)英语的本意看，它是指“收敛”或“集中”，《现代高级英汉双语辞典》将其解释为“将线条、运动的物体、意见等从四面八方向一点汇合”的过程，因此“convergence”本意是单向趋同的;从IASB将IASC的“协调”目标改为“趋同”目标，将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使命改成制定“全球会计准则”的使命看，IASB是想雄心勃勃地制定一套可在全球资本市场统一使用的会计准则，并希望世界各国的国家会计准则均向其趋同。此外，随着近年来IASB地位的日益提高，实难指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向我国会计准则靠拢。

笔者经常将IASB比喻为“会计联合国”，联合国的宪章和决议各国可以积极参与制定，但要其符合某国法律或向某国制定的规则靠拢，恐为难事。早在2001年5月IASB改组成立不久，笔者就在《会计研究》发表的“全球会计准则：离我们还有多远”一文中指出：“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代表了一种趋势，并且将成为现实，它将无情地影响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影响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参与IASC的改组活动，并努力争取一定的地位，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赢回一定的利益。”因此，笔者所理解的“互动”，不是要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向我国会计准则趋同，而是应当通过积极参与IASB制定或修改会计准则的机会，充分发表我们的意见，由此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施加影响，改变其规则走向，为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回利益。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2001年IASB改组设立时，这个“会计联合国”的14位理事中，居然没有中国代表(整个亚洲只有日本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在现在IASB的16位理事中，已经有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仅如此，我国代表还进入了IASC基金会的“受托人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准则咨询委员会”和“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等各个层面，已经可以充分反映我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意见。另外，在关联方披露以及改制上市企业以资产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等问题上，我们通过“互动趋同机制”已经实质性地影响了相关国际会计准则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成为成功互动的典型案例。因此，呼吁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时刻关注国际会计发展动态，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使未来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能忽视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才是“趋同互动”的现实选择，企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整体上同时向我国会计准则趋同是不现实的。

四、期盼我国在“全球会计准则”制定中发挥更重大作用并审慎对之“直接采用”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会计准则趋同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趋同”(international convergengce)进一步向“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演化。G20领导人在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等地举行的峰会中，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均强烈呼吁尽早建立高质量的全球统一会计准则，并要求在2011年6月底前完成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我国作为G20的代表国家之一，对上述呼吁作了积极回应。2009年11月，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全面趋同路线图(征求意见稿)》。2010年4月2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去掉了“全面”两字)。我国“趋同路线图”在高度评价新会计准则已有成效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新会计准则在2006年已经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以前是提“实质性趋同”，因为还存在企业合并、资产减值、关联方披露等准则的“三大差异”)，现在则是强调实现趋同后的“持续性趋同”。 我国“趋同路线图”充分肯定了IASB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改革举措，支持IASB为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所作的努力。同时，再次明确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立场，坚持持续趋同是在国际互动基础上的趋同，并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时间作了规划，对我国下一阶段会计准则建设工作作了部署，设想配合G20匹兹堡峰会提出的在2011年6月底前完成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在2011年底前完成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修订。我国“趋同路线图”的发布，向世界发送了一个积极信号，进一步表明了我国会计改革的决心和对外开放的姿态。

笔者有时在想，在实现趋同以后再干什么?那应该就是实现会计国际大同。会计国际化沿着“交流——协调——标准化”的路径发展，最终应该走向标准化，也就是实现会计国际大同。本来是一个遥远的梦，却因为IASB的成功改组、安然事件后的会计变革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鞭策，有可能提前实现(至少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实现)。如果我国能够在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定中发挥重要影响，如果未来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够充分考虑我国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特殊诉求，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套全球性会计准则?还需要刻意强调“中国会计特色”或“我国国情需要”吗?因此，趋同、持续趋同之后的路径，最终还是应该走向“直接采用”。

2010年6月30日至7月1日，我国财政部与IASB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本次会议为贯彻落实我国“趋同路线图”，深化中国与IASB的互动交流创造了良好平台，有助于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质量。会后，财政部会计司发表了《贯彻落实会计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全面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掀开新篇章》，对IASB与FASB正在加快趋同的合作项目提出了我国的主张。IASB认为，中国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处于领先地位，在具体准则技术方面，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具有共性，确立中国主导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制定格局的时机基本成熟。理由有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建成并有效实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准则体系，已经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他国家参考借鉴的范例。世界银行、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等独立地对2005年以来中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实施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评价，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及其成功实施，使得中国成为致力于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领先国家，中国会计准则建设、趋同和实施的经验，可以被其他国家借鉴。二是中国与IASB之间近年来的趋同互动，为促进IASB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殊情况，更好地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质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三是中国会计准则面临的许多技术问题，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可以成为国际准则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的重要平台。四是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培养了一批通晓国际准则和中国实务的专业团队，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具备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制定的能力。五是中国主导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是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内在需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必须考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和意见，这是G20领导人峰会形成的共识。基于上述理由，我国财政部充满了自信，认为中国主导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制定的格局已基本确立。应该说，这是可喜、可贺之大事!

综上所述，不管我国早先提出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还是后来提出的与国际准则的“协调”、“趋同”、“等效”，甚至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对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直接采用”，30年来，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那就是采用了一条“国际化路径”。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采取更加积极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战略，体现了一个大国在制定全球会计准则中的责任和信念。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全球会计的发展潮流中，一定能够跻身于世界前列!●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军.加强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会计国际趋同与发展——在亚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研讨会上的致辞[Z].2006—3—25.

[2] 财政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Z].2010—4—2.

[3] 财政部会计司.贯彻落实会计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全面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掀开新篇章[N].中国会计报，2010—7—9.

[4] 汪祥耀.全球会计准则离我们还有多远[J].会计研究，2001(5).

[5] 汪祥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6] 汪祥耀.美国会计准则研究——从经济大萧条到全球金融危机[M].立信会计出版社，2010.

汪祥耀教授简介

汪祥耀，1957年7月生，浙江杭州市人。1985年和1997年先后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境外工作，担任财务总监和投资公司总经理等职，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金融投资与资本运作等方面的经验。现为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博导、上海财经大学硕导。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中国会计学会企业会计准则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浙江省人大财经监督委员，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制度咨询专家，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等。研究领域主要为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国际会计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在《会计研究》、《会计之友》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作者：汪祥耀

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2：

教育国际化及高校外事工作的目标定位

摘要：从经济全球化、国家软实力建设、教育经济、校本建设四个维度，阐述我国教育国际化及高校外事工作所承载的社会发展意义与担负的历史使命，并将上述四个维度作为参照系，确定了高校外事工作应有的目标取向与定位。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高校;外事工作

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后发外生”的基本特征，决定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低下，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可喜的是，我国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快了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步伐。高校外事工作正处于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及教育改革蓬勃发展的契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两个大局，争取在拓展我国教育国际化领域、创新教育国际化模式、提高教育国际化成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国际化视野下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创新与超越，需要我们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国际化必将是个在四个维度上共时发生的且耦合关联的动态过程，因此，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我国教育国际化目标的定位坐标和参照系(reference frame)。

一、经济全球化维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革，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恩惠日益强劲，各类教育机构深受其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反复表明：教育作为一种增长的动源，其战略意义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生产、管理、市场、劳动力、信息和技术的跨国界流动与配置。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作用，促使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的初露端倪。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的教育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国际化视野中探索既顺应世界潮流，又有助于本国长远利益的教育战略。于是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运而生。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使其在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中尽可能取得优势地位，从而成为国家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本”。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笔者深信，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教育全球化的进程。

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教育的封闭与僵化，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高校外事工作者应有这种国际宏观的视野与广阔的胸怀，以积极的姿态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从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出发，立足长远，确定外事工作的战略目标，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有为才能有位”，只有踔厉风发，学校才能在激烈的国际与国内竞争中脱颖而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认可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二是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抢占先机，做强做大学校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项目;三是加大开放办学的力度，并在开放交流、合作中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推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四是创造能够聚集国际精英人才与科学技术资源的学校环境，使其发挥出创新性知识与技术的孵化效应与溢出效应。

二、国家软实力建设维度

近年来，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等思潮，我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大了国际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hip)建设的力度，希望通过文化传播与教育输出塑造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形象，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这种策略显然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当然，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对改变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积极应对。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集团判断国家及机构‘力量’标准，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对于政治集团来说，强有力的军队、官僚体制，这一切在昨天还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柱。然而今天它们已经严重贬值了。是否有能力调节生产和分配机制与迅猛变化的技术、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被看作是反映一国力量强弱的指标”[1]。

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学、留学生教育和在海外成立孔子学院等重大举措对树立、塑造我国良好国际形象，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渗透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维度去深入思考，高校外事工作仍有很大的作为空间。良好形象的建立以彼此信任为基础，以理解与被理解为前提。因此，今后在注重对外宣传与文化推介的同时，也应该策划有助学生跨文化相互了解型(mutual understanding Approach)的长期活动项目。尤其是从“他者眼里的我”角度为学生提供关于我国形象的真实全面、丰富的国际信息，激发莘莘学子为国奉献的爱国之心。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国际团结，消除种族歧视，理解尊重他国文化。在文化推介过程中，也要超越仅仅将中华文化定位于传统符号表征(如中餐、筷子、节令、经典等)的层面，将推介展示深入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动态过程中，以信服的证据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让在我国高校工作的国际友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辛和为人类进步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三、教育经济维度

教育，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也是一个经济过程，至少是个准经济过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也必然意味着教育市场的全球化和知识生产的全球化。

综观当代世界教育史，不难发现，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趋势。[2]伴随着教育扩张过程，发达国家出于防止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3]和增加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of education)的考虑，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教育机构向国际拓展教育市场的政策，乃至出现了国际教育的功利化导向①(revenue-generating approach)，由于西方教育资源的强势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充当了优质生源输出国的被动角色。

应当说，随着教育实力的不断增加，我国已具备了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初步能力。通过拓展教育海外市场，积极与各类教育机构实行教育合作、教育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 of education)，既能提高我国教育机构的边际收益，又能促进教育的国际均衡化，获得先进教育技术引进的溢出效益。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校，要以科学理性分析的态度，在确认自身在国际教育分层及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拥有的特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与交换。改变过去将教育国际竞争视为“零和博弈”的习惯性单向度思维，要以渐进式的市场策略，遵循共享、共有、共赢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合作原则，获得更大的教育市场拓展空间。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3条规定：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范畴。它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所有WTO成员国均有权参与教育服务竞争。显然，普通高等院校外事部门可以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协同学校相关部门，利用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整合资源，重点突破，将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中国教育服务推向全世界。

四、校本建设维度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外事工作承担多种历史使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与领域，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种特定的外事工作，其核心任务依然是借助高校自身的外事平台，在国家的外事法规政策框架内，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变化趋势，为学校上质量、上水平、上层次服务。在固本强基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工作力度，使学校的国际知名度与美誉度、办学效益、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得以全面提高，使学校外事工作与学校整体建设工作之间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

校本建设导向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基本取向是其他一切取向的外事工作基础。如果高校的办学水平不高，教育质量低下，其教育国际化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事实上，目前制约我国普通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正是高校自身的因素。诚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领导所说，国内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有明显差距，主要表现为在国际学术界的显示度和影响力还不够;具有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少，真正的学术大师寥若晨星;教授能利用自身学术优势与国际同行展开平等学术对话的能力弱;科学研究“强强”联合协作少……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通用性、交流性、开放性等方面还十分欠缺，还需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努力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本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向国际先进水平和一流标准努力，力争为学术交流国际化、师资培养国际化、学生教育国际化、教学管理国际化、科研合作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校本建设为导向，从事高校外事工作的同志不能仅仅满足于妥善安排好“迎来送往”的接待事务，应加强学习，增强大局意识，进一步拓宽视野，全面提高外事工作科学决策、科学运筹、科学管理的能力，积极主动谋划发展，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成功的教学模式，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办学经验。通过注入国际化元素，推动专业改造升级，提升学科建设与科研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造就跻身世界前沿的学术大师，使学校办学更具特色，更具生命力，更具竞争力。

值得强调的是，高校在注重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不能在开放中失去“自我”，以牺牲高等教育的本土化、民族化和校本特色为代价换取国际化。各类高校可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地域优势、民族文化和学科优势确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使教育国际化步入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教育大百科全书：第1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42.

[2]COOMBS P H. 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FREEMAN R. The overeducation american[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6.

(责任编辑朱凯)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arget Identifying of Foreign Affai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ZHANG Lixia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210046, China)

Key words: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作者：张丽霞

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3：

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

摘　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工业化的产业主体,是社会进步与富民强国之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的影响、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基本原则与战略思路、加快我国制造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举措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

收稿日期: 2008-04-16

作者简介:王小明(1966-),男,四川邻水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E-mai:l wxm3163@yahoo.com.cn

制造业是指对原材料(采掘业的产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或再加工,以及对零部件装配的工业的总称。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提供日用消费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准确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效的措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我国制造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出区与转入区的影响

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及空间变动的过程,这种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产业转移对转出区和转入区有着不同的影响。

1·产业转移对转出区的影响

产业转移对转出区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将工资和要素成本上升、远离新兴市场的不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转移出去,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他新兴产业。转出区在实施产业转移时,总是首先把环境污染大、资源耗费多的产业转移出去,改善转出区的生态环境。通常情况下,转入区对所承接的产业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由产业转移形成的投资利润可全部或部分回流到母国,从而增加转出区的外汇积累。

产业转移对转出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产业“空心化”。按照现代国际经济学基本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首先会通过其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所谓“贸易抑制效应”显现出来:当面向出口的国内企业转移到国外生产时会减少本国出口,产生所谓“替代出口效应”;当面向国内市场的国内企业转移到国外生产时还会增加本国进口,产生所谓“逆进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对国家产业或总体经济的最终影响还要取决于净出口或贸易顺差的变化,不一定导致贸易逆差扩大,主要原因是它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来就是双重的:在产生上述“贸易抑制效应”的同时,还会产生所谓“贸易诱发效应”或“出口诱发效应”,即本国企业转移到国外生产,必然带来生产过程必需的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和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当这种“贸易诱发效应”大于上述“贸易抑制效应”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不仅不会导致贸易逆差,而且还将扩大贸易顺差。根据产业转移是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替代型,对产业转出区的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分析见表1、表2。

2·产业转移对转入区的影响

产业转移可带动转入区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加生产能力,扩大该产业的产出量和市场份额,由此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不单纯是资本的注入,往往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并增强区域产业的配套能力,形成一个有机的产业链体系,有利于产业集聚。但是,产业转移对转入区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如因受到转出区环保政策限制而转移到其他地区的产业,这类产业转入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价值,增加了产出,但它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可能远远大于它所创造的价值。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入区的贸易收支影响,具体分析见表3。

二、国际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由于现代化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制造业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制造业的全球化趋势加强,企业竞争中技术创新的主导地位突显。

1·制造业全球化趋势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制造业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制造业全球化趋势,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产品制造的国际化迅猛发展。二是价值链中与制造紧密相联的各个环节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三是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重组和整合。四是制造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调剂、共享和优化配置。五是跨国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重视,全球制造体系正在形成。

2·技术创新中心与制造中心呈现分离趋势

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正与制造中心分离,制造中心地位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制造中心依附技术创新中心的趋势正在形成。技术创新中心对制造中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扶持委托加工制造中心、强化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核心技术对生产性技术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来实现。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以及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确立了领先优势,利用技术创新优势完成了制造中心与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对分离,开创了技术创新中心控制制造中心的新时代。

3·产业链细分的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正由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甚至网络分工,产业链被细分到空前的程度。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不仅将其低技术的产业转移出去,即使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也是尽力抢占各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将产业链中的低技术环节转移到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从而完成价值链的分离和转移,使其制造业的生产布局更加优化。

4·市场竞争上升为品牌竞争和服务竞争

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企业成本竞争和价格竞争有所减弱,实施名牌战略和依靠提高服务水平已成为制造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增值”成为共识,因为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因服务好而“增值”,也可以因服务差而“减值”。企业向客户提供的产出由过去单纯的实物性产品,转变为产品、信息与服务的融合。对多数消费者来说,制造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产品的服务属性,如创意、便利、可靠性、创新性以及按顾客的要求定做、及时交货等方面。生产概念也从传统的以制造为主,向研发、采购、库存管理、营销、财务、售后服务、用户和供应商关系等一切为创造和销售产品的活动延伸。

5·产业制造日趋环保化

产业制造趋势向环保化或绿色化方向发展。环保化制造或绿色化制造是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制造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循环经济重要体现,其目标和宗旨是使所制造的产品在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维护直至报废处理和善后处置的整个产品生

命周期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最小化、而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

此外,以加工制造为主转向更加重视营销和研发,向产业两端延伸是制造业开拓市场价值空间的普遍选择。从供给的角度,企业将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从需求角度,企业更加关注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重视生产环节以外的竞争。

三、我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基本原则与战略思路

1·基本原则

我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应坚持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充分发挥我国比较成本优势的原则,我国具有由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物流成本、信息成本、采购成本、管理成本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低要素组合成本优势。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纳入国家能源、资源、环境保护的总体中来统筹规划。三是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发展自主权原则。一方面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高的路径来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摆脱产业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状况。四是坚持梯度转移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提高产业转移的广度和深度。五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保障劳动者权益。我们不能为了给外资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而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战略思路

我国制造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思路:“战略协调,科学发展”、 “统筹兼顾,梯度发展”、“以为我主,双向流动”、“鼓励创新,推动升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战略协调,科学发展”的涵义是我国应制定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中长期战略,并与国家的其他战略相契合,减少国家战略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统筹兼顾,梯度发展”的涵义是我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既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已有的优势,承接高附加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又要为中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提供更宽松的条件,实现制造业的梯度有序转移。“以我为主,双向流动”的涵义是我国应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中掌握主动权,通过国家战略与系统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善于利用和驾驭国际资本,为我所用。“鼓励创新,推动升级”的涵义是我国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尽可能地推动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既要为国际先进技术在中国本地化生产中的适用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土壤,也要通过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实现创新要素的融合与互动,最终推动产业升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涵义是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创造环境、政策引导、规范秩序、营造环境、弥补市场失效等,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和缺位。

四、实施制造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产业集群的崛起是产业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趋势,是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具有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是其他形式无法比拟的。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应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

1·产业集群理论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波特(Michael E·Poter)教授认为,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s)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围绕产业集聚的理论主要有“柔性专业化理论”、“社会资本集聚网络创新模型”和“集聚创新钻石模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

“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基本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遇和政府)组成,“机遇”和“政府”影响四个基本因素。

2·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产业集群

我国培育区域性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途径主要有: (1)找准产业定位。各地应紧密结合自身比较优势,把自身的发展放到全球大背景下考虑,选择基础好、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主导产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产业集群。(2)利用资源和企业基础培育产业集群。各地应充分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和既有的企业基础,通过规划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3)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相互依存是其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通过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从而形成产业集群。(4)以大项目为载体发展产业集群。培育产业集群必须谋划龙头项目,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集群发展。(5)通过园区的产业调整培育发展产业集群。全国各地的工业园区初具规模,各地培育发展区域性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对既有工业园区的产业调整实现,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集群。

五、对策与建议

1·科学制定我国制造业区域性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层次性,应根据不同行业和区域实际,确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一般需经历分散办企业、集中办企业、集中办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高地、地区品牌到虚拟市场等七个阶段。因此,各地应根据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会,接受世界产业链的分工,主动有选择地接受国际制造业的转移,为区域性制造业集群的形成创造条件;在刺激自发性产业集群不断出现的同时,突出产业链整体设计和战略联系,注重引导产业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横向配套协作,切实避免以“堆”代“群”,并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本地不可移动生产要素,促进区域性特色产业集群健康有序发展。

2·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科技工作必须服务于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促进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加强联系,按照“整合、共建、共享、开放、高效”的原则,加强对科技资源整体规划、战略重组,构建以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为关键环节的制造业创新链,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科技创新,逐步掌握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对制造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塑造中国经济的国家品牌,吸引全球服务设计研发资源向中国转移。此外,政府还要特别注意培养一大批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建立产、学、研合作培育人才的新机制;加强与完善中介机构和支撑服务体系,它们是创新系统中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中小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保障。

3·地方政府在区域性制造业集群培育中应积极发挥作用

从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ter)的“钻石模型”(图1)可知,地方政府影响产业集群

形成的四个基本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在区域性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中应发挥积极作用。首先,产业集群的产生需要地方政府的间接参与。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地方政府不应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发展。但是,产业集群在产生的初期,其各方面的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有效帮助,区域性产业集群的产生就会很艰难。其次,集群氛围的改善需要政府。集群内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产业的升级、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集群外部的市场环境等建设均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参与。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改善产业发展的环境,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解决诸如风险融资、中介服务、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产业空间布局等问题。

4·采用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我国制造业中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采用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不断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光电一体化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融入产品技术之中,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新产品,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使之功能更强或更完善、材料更省、体积更小、性能更好、品质更优、竞争力更强。二是不断将现代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方法融进传统产业之中,即用于设计、生产、检测、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和灵活生产。大力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传统产业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智能化和管理信息化水平;大力推广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推进制造业领域的优质高效生产;改造提升重点产业的关键技术、共有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水平、工艺和装备水平。

5·培育世界级制造业的“航空母舰”

世界级制造业企业的诞生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品牌的诞生,世界品牌又能促进世界级制造业企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壮大,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是我国构筑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必要条件。我国制造业规模大的企业较少,缺少可以和国外巨型企业抗衡的大型“航空母舰”,这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化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我国政府应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适当给予企业政策和智力上的支持,使企业加速壮大,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国内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借鉴国际大型企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成熟的管理经验,树立品牌意识,提高自身信誉度,积极打造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名牌。

6·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倡导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高效、清洁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自然生态的模式,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流动过程。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践,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循环经济模式,从过去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资源利用模式转到集约型利用模式上来。目前应采取措施,实现两个层次的循环:一是在宏观上,提倡社会公同节约,实现生产、消费、回收和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二是在生产流程上,做到“吃干榨净”,产业链首尾相连,实现零排放,使资源利用最大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能没有自己强大的制造业。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大胆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使之尽快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性产业;对于具有巨大国内市场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要更加积极地实施“以我为主”的发展战略,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对于具有高成长性和较大市场空间而我们又缺乏技术优势的产业,要大胆地实施“请进来”的发展战略,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集中优势力量,抢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制高点,加快培育一批新兴制造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唐德才,李廉水,杜凯·基于资源约束的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J]·工业经济, 2006, (10)·

[2]　王小明·21世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3, (7)·

[3]　刘尔思·关于产业链理论的再探索[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3)·

[4]　范卿泽,王小明·三峡库区产业培植与集群化发展[J]·探索, 2006, (3)·

[5]　陈恩·台湾地区经济结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孟　耀)

作者：王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