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韩梅（1970-），女，山东济南人，山东文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摘要：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对于有效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不受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侵犯等具有积极功效，因而其在征集主体资格的规定上应以充分发挥征集制度的积极功能为宗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论文 篇1：

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

【摘 要】在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中，可以分为一般的表决权代理和表决权征集。表决权征集作为一般表决权代理的“逆向”变形，既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又极易被作为控制权的争夺工具。因此，如何在保障这一制度积极功能的前提下抑制其负面作用，就成为表决权征集制度关心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表决权征集;主体资格;信息披露;民事责任

我国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征集实践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君万事件”，随后又相继发生“胜利股份之争”、“广西康达”、“ST郑百文”、“四川五粮液”、“电广传媒”、“华北制药”、“三一重工”、“上海宝钢”、“科龙电器”、“凤凰股份”、“深发展”、“ST兴业”等多起表决权征集的自发性实践，但由于立法的缺失及证券市场的不成熟，表决权征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信息披露不规范、委托授权过于概括与笼统、缺乏必要的程序控制与监督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对表决权征集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意义。

一、表决权征集的法律界定

股东表决权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它体现的是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对于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其既可由股东亲自行使，也可由股东委托他人代理行使。对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又可被分为一般的表决权代理和表决权征集。其中，一般的表决权代理是原始的最初意义上的表决权代理，其主要是根据每个股东的情况或每个人的信任关系选任各自的代理人。而表决权征集则是代理人主动征集表决代理权的行为，是享有投票权的股东无法或不愿亲自出席股东会，并且尚未主动委托代理人行使投票权时，由公司的现任管理层或反对股东主动向其他股东请求授予其表决代理权的行为。虽然本质上表决权征集仍属于表决权代理制度的范畴，但与一般的表决权代理相比，其又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

首先，在制度功能上，表决权征集不但可以被作为一种确保股东会议满足法定人数要求的手段，还可以被当作控制权争夺的工具。且这种工具本身带有“中性”色彩，其既可以被公司的现任管理层利用，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既有地位，又可被公司的反对股东利用，以此来推翻现任管理层，从而形成所谓的“表决代理权竞争”状态。可以说“表决权征集具有一种化腐朽(一般代理)为神奇(用于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效果”。

其次，在运作方式上，除特殊情况外，任何征集表决权的人须向受征集的股东提供已被“格式化”的委托书，且在委托书的格式和形式方面都有比较明确的要求。甚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委托书使用规则》对于委托书的用纸、股东的盖章与签名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在一般的表决权代理中，特别是在有限公司的表决权代理中，并没有形式上的特别要求。除此之外，一般的表决权代理涉及的人数不多，往往发生在个别股东身上，而表决权征集大多是以“集团化”的方式予以进行，由董事、大股东或欲争夺控制权的人集团性地向股东征集表决权委托书。

最后，在法律关系上，一般的表决权代理通常是由股东向代理人发出要约，股东处于“主动”地位;而在表决权征集中，当征集人依法发送委托书并劝诱股东让其代理行使表决权时即为要约，股东填写完委托书并交还于征集人时则为承诺。可以看出，在表决权征集中，往往征集人处于向股东要约的“主动”的地位，而股东则处于被劝诱的“被动”地位。也就是说，原先作为股东主体性权利的“代理权”，在表决权征集制度中被完全的“客体化”了，其已成为被他人“征集的对象”。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变化，既是代理权制度适应表决权成为股东获取公司控制权工具的需要，更是代理权制度在商法中的新发展。

二、表决权征集的主体资格

对于表决权征集的主体资格问题，一般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宽松型立法模式，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对征集人的身份未作严格限制，征集人既可为公司的股东，又可为股东之外的其他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调动了外部投资者的积极性，又对公司管理层造成一定的压力，进而实现监督管理层的目的。另一种是严格型立法模式，如我国台湾地区、丹麦、西班牙等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将征集人的范围限于公司的股东，甚至对股东的持股时间与持股比例都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采取此种模式的初衷主要是基于经营安全考量，认为如果允许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进行表决权的征集，将有可能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稳定。

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学者们的观点也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将征集人的主体资格限于公司的股东难免会有损公平竞争原则，这极可能使股东委托书沦为当权董事、监事长期把持公司权位的工具。也有学者认为，表决权征集制度中的征集人一般都具有利用表决权委托维护自身及其他股东权益或影响公司决策的特定目的，所以也同时存在利用表决权征集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的风险，尤其是外部非股东，如果其依表决权征集获得公司的控制权，由于其与公司并非息息相关的利益关系，往往会短视近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置公司的整体利益于不顾。

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第10条将征集人的主体资格限定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条件的股东”，但究竟何为“符合相关条件的股东”，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尽管证监会在2014年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提到“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但该规定仍过于原则，对于征集人的主体资格问题仍未作进一步说明。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市场透明度仍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为鼓励更多的中小股东参与到公司治理过程当中，保障其享有更多的行使股东权的机会，不宜对征集人的主体资格作过严的限制。

三、表决权征集的信息披露

由于在表决权征集过程中，大部分股东对于征集人及征集目的毫无所知，且在信息的获取上处于劣势地位，投票行为往往不能反映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为了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尽可能的反映出股东的真实意思，就有必要对征集人的信息披露行為进行严格规制。也只有如此，股东才能根据合理的判断行使“实质性的表决权”，进而可以防止股东大会的形骸化。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对表决权征集的信息披露制度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1.信息披露的监管模式。根据美国委托书规则的规定，征集材料都必须在使用之前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我国台湾地区《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规则》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总而言之，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对于表决权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均采用备案制的监管模式。而根据我国深圳证管办《上市公司征集投票权操作指引》第5条的规定，证监会对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采取的则是实质性审查标准，即只有在证监会未对征集材料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才可将其向被征集股东发送。

2.信息披露的内容。征集人在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时，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委托说明书、征集人的相关信息以及融资安排、对其他委托书竞争的参与以及与公司达成的关于雇佣问题的谅解协议等。而征集人向股东的披露则主要是指委托说明书的披露。委托说明书中必须包含与股东决策相关的信息、与股东利益冲突有关的问题以及其希望在股东会上提议表决的主要问题等。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进行表决权征集时，发布的披露文件主要包括：《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和《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法律意见书》。其中，《征集投票权报告书》披露的基本信息包括：被征集表决权公司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征集方的基本情况、本次征集投票权的目的与意义、征集方案的说明、征集方案及附随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表格等。

四、表决权征集的民事责任

表决权征集过程中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征集人的虚假陈述责任。因虚假陈述受到损失的股东有权要求征集人承担民事责任。与传统的欺诈诉讼相比，发生在表决权征集过程中的虚假陈述责任存在着以下不同：

首先，在诉讼主体资格方面，除了基于虚假陈述而进行授权行为的股东有资格提起诉讼外，在表决权征集过程中，那些没有受到愚弄而授予代理权的股东也都有权提起诉讼，因为他们可以指称其损失是由于受到愚弄股东授予了代理权从而使表决结果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导致的。

其次，在被告主观过错方面，主要存在“故意”标准与“疏忽”标准之分。在美国，法院往往会以“受益的直接归属”为基准进行区别对待。如对公司股东及管理层等内部人员大多采用严格主义标准，即“疏忽”标准，目的是为了强化内部人的责任意识，使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最少化。而对会计人员等公司外部人员则大多适用宽松主义标准，即“故意”标准，法院如此处理的原因在于：会计人员并未直接从代理行为中受益，提供代理权资料与其他报告附件的财务陈述是会计人员的日常性工作，若采纳疏忽主义标准，将使会计人员陷于巨大的潜在责任。

最后，在因果关系方面，传统的欺诈诉讼采取的是“信赖标准”，即由原告证明他是基于被告的虚假陈述而采取的行动，证明责任在原告一方。但在表决权征集中，原告的这种信赖并不重要，因为这种信赖来自于股东的集体行动，是股东的集体投票才通过了某项决议，对此，立法及司法实践均不能要求原告将成千上万的股东都拖到法庭上去询问他们是否在表决权征集过程中信赖了错误的陈述，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做不到。因此，英、美等国家的司法实践往往都不要求原告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是采用“重要性标准”(test of materiality)，即只要虚假陈述所涉事实具有重要性就会改变投票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该项事实被事先披露出来，股东知道事实真相后则很可能不会选择投票。但即使是“重要性标准”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实践中，对重大事实的认定仍由法官来具体操作与把握。尤其是当授权决议的事项是非交易性事项时，如选举董事，则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更加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重要性标准”的采纳使原告解脱了举证责任，同时也使信息公开原则得到了有效贯彻，这种真正维护股东知情权、表决权的做法，确实值得我国在相关立法方面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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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媛媛(1989—)，山东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作者：武媛媛

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论文 篇2：

表决权代理主体资格探讨

作者简介：韩梅(1970-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文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摘 要：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对于有效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不受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侵犯等具有积极功效，因而其在征集主体资格的规定上应以充分发挥征集制度的积极功能为宗旨。为改变我国广大的中小股东弱小无奈、无法形成自己声音的被动状态，有力地推动中小股东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觉醒，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不受股东身份或公司管理层身份的限制，依法赋予非关联的第三方征集主体资格。

关键词：表决权代理;制度价值;征集主体资格

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是我国近年来公司法学界、证券法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我国公司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运行起步较晚，表决权代理的征集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无人知晓。2000年胜利股份表决权代理征集之争，正式揭开了这一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实践的序幕。在以后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表决权代理的征集事件，如“郑百文”、“国际大厦”、“华北制药”、“广西康达”等均采用表决权代理征集的策略。但由于立法的缺失，在已有的征集案中存在许多问题，突现了建立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的必要性，而对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资格的探讨，则是建立并完善该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表决权代理征集的含义和制度价值

1.表决权代理的产生与代理征集

所谓表决权代理，是指股东以书面方式授权予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就该股东所持股份进行投票表决的制度。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源于股权不断分散化的现代公司。公司这种社会组织在产生初期，股东一般都能积极地亲自行使表决权，以便公司能按照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时的期望从事经营活动。但随着现代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和投资的多元化，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股东对公司投资后往往只关注投资的回报，而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表决权的代理行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表决权的代理分为股东主动委托和被动委托两种类型。主动委托的代理是指公司股东主动委托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代其行权;被动委托又称为表决权代理征集，也称征集投票权、委托书劝诱，是指公司外的人将记载有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于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者第三人代理其行使表决权的商事行为。本文所探讨的征集主体仅限于征集人即为代理人的情形。

2.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的价值

表决权的代理制度从最初的股东主动委托到公司“袭击者”的主动征集，“代理权”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从主动状态走向了被动状态，是代理权制度在商法中的新发展。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为了保护股东权益，现代公司法律通常规定公司重大事项如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其通过必须满足法定表决股份的要求。代理权征集制度可以使股东会的召开达法定出席人数，而使股东大会能有效进行，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其二，有助于股东大会发挥其监督功能，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表决权代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监控利器，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目前用以制裁、吓阻无效率或不负责任的经理人员或董事成员的重要机制之一。[1]137代理权征集实际上是代理权的争夺，代理权争夺作为一种治理机制，被认为是股东鞭策和罢免未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不称职的管理者的基本工具和标准做法。能有效地促成管理层提高经营效率，更好地为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最大化服务。其三，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中小股东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亲自参加股东大会，而委托他人在股东大会上对股东会议案和相应决议进行表决，表达其意思，维护其权益。同时，在表决权代理征集中，中小股东的力量受到明显的重视。管理者与持有异议的股东为了获得足够的支持，不得不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中小股东的意志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增长。这一点对仍是一股独占鳌头、中小股东对公司治理普遍冷漠的我国证券市场而言，意义尤为重要。

二、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资格的立法趋向

1.各国关于征集主体资格的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规定宽严不一，主要围绕着征集主体是否受公司股东身份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对征集主体资格是否为股东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形中又以公司章程是否优先而不同：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代理人(征集者)只限于本公司股东，禁止他人成为代理人。如意大利公司法明确将公司的董事、审计员、公司或其子公司的雇员、银行或其他债权机构和团体排除。[2]12二是法律规定限于本公司股东，但允许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如法国公司法。[3]423三是法律明确规定不限于本公司股东，但允许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如瑞士公司法规定表决权代理人不限于公司股东，但公司可在其章程中特别规定限于公司股东。[2]12四是法律完全授权于公司章程规定。如比利时法律对此未做规定，而由公司章程规定。[4]221

第二种，对征集主体不作限制，征集主体可以是任何人。如加拿大、美国的立法例：法律规定股东表决权征集主体不限于本公司股东。20世纪以前的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公司股东本身才有资格担任表决权代理人征集表决代理权，后来为更好地保护小股东利益，方便小股东行使表决权放弃了前述规定。[5]212现在英美公司法认为委托投票为股东的法定权利，对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不作任何限制。公司的主席或公司的职员及任何其他自然人和机构都可以作为表决权代表征集人去向股东征集委任书。

我国《公司法》第107条只对委托投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对表决权代理征集及征集主体的资格没有规定。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0条中有这样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由此，有学者将该条规定理解为：我国法律法规将征集者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待商榷。

2.对各国规定的分析评价

总体而言，各国立法例对表决权征集主体(代理人)的资格持越来越宽松的态度。

对征集人资格局限于本公司股东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本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将会比其他人更加关注公司的利益，更加负责地行使表决权，同时还可以排除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对股东会的干扰。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对大型的股份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而言，未免苛刻。股东分散各地，彼此互不谋面，将表决权代理主体局限于本公司股东无疑是给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增添了不合理的门槛。而且将征集者只限于股东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有损于表决权征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其结果可能导致表决权征集制度沦为不称职的管理层长期把持公司权位的工具。至于出现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干扰股东会的情形，则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加以避免或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方式来予以预防和救济，没有必要在表决权代理征集人的资格上强加限制。

法律不对表决权代理征集人的资格做出原则上的限制，而尊重章程自治的规定也有不合理性。章程自治能体现公司股东的意思，但是对于大型的股份公司而言，特别是公众公司(这些公司正是表决权代理征集战的源头)并不是所有股东都参与制定章程，公司章程是由发起人制定的，体现发起人股东的意思，而通过发行股票、买卖股票成为公司股东的后来者则被动接受公司章程约束，实际情况是，这些后来的中小股东大多对公司章程的内容根本不知。所以公司章程体现的首先是发起人股东的利益，若章程将征集人资格限定于本公司股东甚至仅限定于持一定股份数量的大股东，那么公司会陷入大股东控制的局面，该制度根本发挥不了公司治理的功能。

三、我国的现状分析与立法建议

1.我国表决权代理征集的主体

从我国证券市场发生的一系列表决权代理征集事件实践看，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包括三类：一是股东，二是管理层(包括董事会成员)，三是非关联第三方。2004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征集事件主体都是股东和管理层(不包括本身是股东的管理者)征集，其中公司股东的征集主要是公司的大股东。公司这两类群体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对公司治理、公司经营中的相关问题也最为关切。非关联第三方作为征集主体在我国实践中出现源于2004年宝山钢铁公司发生的“抵制宝钢增发，征集流通股东投票权”活动的表决权代理征集事件。

2004年，南京的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和新浪网主动扮演表决权征集人的角色，面向宝山钢铁股份公司众多的中小股东征集股东表决代理权。这一行为不仅在国内的投资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关法学界也表示极大关注，对于非关联的第三方是否具有合法的征集主体资格问题一时成为市场争论的焦点。

2.非关联第三方的征集主体资格问题

对于非关联的第三方是否具有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资格，我国目前尚无明确、具体、系统的法律规定。但是，从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国证券市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任何人都应有征集主体资格，对征集主体不应加以限制。

第一，我国《公司法》第108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股东表决权的授权代理，其中并未对征集主体作出任何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根据法无禁止不违法的一般民事法律原则，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均可作为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所以不能排除公司之外的个人或组织有权征集和接受委托。公司法是我国最高层次的立法，是判断征集主体合法性的重要的法律依据。

第二，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理行使同意权或者投票权。但是，任何人在征集二十五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依照这条规定，对征集的主体是没有限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征集，只不过25人以上的大规模征集必须履行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义务。

第三，2002年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由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规把征集主体限定于董事会、独立董事和股东。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待商榷。这条规定所使用的“可”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该规定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即只能由董事会、独立董事或股东征集投票权;二是该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即可以由这三种人征集，也可以由其他的人征集。

表面上看这两种解释在法理和文字上都有其根据，很难说哪一种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然而，结合《公司法》108条，尤其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的规定，可以排除第一种理解。因为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与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二者的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发生冲突，在前者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适用前者。而且根据一般法律解释原理，在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条理解不同的情况下，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的规定可以作为理解和解释第十条的重要法律根据。

从证券市场实践看，真正活跃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征集主体是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小股东对之冷漠。与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征集相比较，公司众多中小股东扮演征集主体角色面临诸多困难。

第一，征集费用严重缺乏，没有人员专业指导。表决权代理征集需要巨大的花费开销。需要律师，会计师，财务咨询师，印刷工人等。这些人中没有便宜的，即使是小事的花费。例如仅邮寄费用一项就可能因需要和数以千计的股东联系而会让小股东不愿承受或承受不起。而这些花费只有小股东们征集到足够多的投票权，使自己的方案被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大多数通过了，才有可能得到一点补偿，也就是说小股东必须要赢才能有获得补偿的希望，否则就得自掏腰包了。但是对于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来说征集费用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大股东本身往往是资金实力雄厚的法人或组织，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大多是由大股东选派，这两类群体的征集费用，要么由大股东自己承担，更多情况下则由公司承担。理论上，现任管理层并不能不受约束地进入公司的金库，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花自己的钱。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法律制度，要保证其合法的运行，离不开众多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中小股东们常常因征集资金的严重缺乏而不能雇佣到这些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指导帮助。

第二，信息、时间等因素的限制。首先，众多中小股东一般平时远离公司中心，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信息、管理人员信息缺乏，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公司征询所需信息，则公司常常会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兵家言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小股东们面对如此匮乏的公司信息，我想即使是一位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也不易作出正确的判断。其次，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的运行需要征集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参与人员的确定、诸多文件计划的审核实施等无疑要占用征集者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中小股东们大都有需要自己日常必须顾及的工作，有必须要处理的业务，征集行为只能是八小时以外兼顾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极大地影响了征集的顺利实施。但是对于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来说，一旦作出征集决定，那么征集就正式被纳入了他们八小时以内的日常工作，从而保证了征集行动的顺利进行。

严重缺乏征集资金;没有专业人员给予指导;对公司信息不了解;时间精力上无法保证……摆在小股东面前的诸多困难无法解决，于是就造成了小股东对表决权代理征集望而却步的现实。若法律法规限定只能由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扮演征集主体，实际上就会使真正活跃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征集主体只是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这也是目前我国的现实。现任管理层以其本身的优势征求表决代理权，更易永葆其权位，难保不会滥用职权，甚至中饱私囊，如此一来，股东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将沦为当权管理层长期把持公司权位的工具，有损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有违意思自治和公平竞争。因此，赋予非关联的第三方征集主体资格，能改变中小流通股东弱小无奈、无法形成自己声音的被动状态，有力地推动中小股东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从而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和制度的建设。

3.立法建议

南京今日商报、大众证券周刊和新浪网主动承担起征集人角色，为保护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而起的“抵制宝钢增发，征集流通股东投票权”活动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处于弱势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关注，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关注。对我国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应该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同时立足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

为了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功能，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和公司内部管理层的侵犯，进一步讲，为确保股东表决权的合理行使和股东大会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经营管理层凭借其优势地位，滥用表决权代理征集措施，长期把持公司管理者职位，我国法律法规不应对征集主体作任何限制。法律应明确规定表决权代理征集主体不限于公司股东和公司管理层，从而赋予非关联的第三方征集主体资格，推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合理化，推动证券市场繁荣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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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韩梅

股东表决权征集制度研究论文 篇3：

上市公司委托投票征集制度探讨

委托投票征集(Proxy Solicitation)是指征集者为了取得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优势，而以公开的方式请求股东委托征集者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投票的行为。其最初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权力的行使，后来日益演化成为公司经营权争夺的工具。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2002年1月9日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第一次正式引入委托投票征集这一概念。但这一新的制度要真正为中国市场认识并加以正确运用，还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因而，研究委托投票征集制的具体运行机制，借鉴成熟市场国家的规范操作，对我国真正建立委托投票征集制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对委托投票征集制的相关规定

美国最早于1952年在上市公司中引入这一机制，经过不断的完善，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

1、关于委托投票征集中的信息披露。美国没有规定关于征集人的征集资格，而在特定的情况下，如进行投票代理权征集，就必须进行信息披露。美国将征集者分为两类，公司管理机构和非公司管理机构。两者都必须披露的内容，包括股东大会日期、地点和时间;授权委托书是否可撤销;持不同意见股东的评估权;说明征集投票委托权的是公司管理层、公司股东或是外人;游说支付费用;除邮寄外，是否还以其他方式征集;征集者或当事人是否有重大利益。此外，对两类征集者的不同披露标准。对于公司管理机构的委托投票征集，从其自身独立性方面规定必须披露公司的经营情况、所有候选人的背景和履历、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人员与公司有无利益冲突以及其他需要股东投票表决的事项。而对于非公司管理机构的委托投票征集，则只须另外简略披露反对派股东的自我背景介绍、提名候选人的背景介绍以及其他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

2、关于股东提案制度。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小股东可以通过“股东提案”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公司的管理机构向股东征集投票代理权，小股东可以提前120天向公司管理机构呈递提案。即使管理机构反对股东的提案，只要其提案是合理的，股东就有权在征集资料中附入500字以内的声明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大多数股东提案因为不切实际或其他原因而可能在股东大会上被否决，但至少可以引起公司管理机构对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予以重视，这也是股东和管理机构得以沟通的费用低廉、效率极高的工具，所以股东提案制不失为股东监督管理层的一种有效手段。

3、关于投票代理权争夺的特殊问题规定。在投票代理权争夺战中，反对派股东必须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才有获胜的希望。首先他要向其他股东游说，必须先获得有关股东的名册。美国SEC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发行的任何一种股票的在册股东超过500人，公司资产超过500万美元，反对派股东要求与股东联系，公司管理机构可以有两种选择：向其提供股东名册;让其支付邮资，由公司替反对派股东邮寄宣传资料。而目前美国公司管理机构一般选择后者，因为股东分散，邮资可观，不能有选择地针对少数股东，宣传效果不一定很明显，这当然对在职的管理人员有利。

我国建立委托投票征集制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规建设，严格信息披露责任。投票权征集虽然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同样会对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同样会有影响。因此，对于征集代理表决权达到法定比例的，必须同样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征集者必须披露其持股比例、持股时间、征集委托书的目的、所拟支持的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征集人与股东大会决议案的利害关系的说明等内容。此外，为防止-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利用“绿色邮件”进行寻租行为，必须规定委托投票征集的法定不司撤销期。另外，征集人在发布征集资料前，须将相关资料报证券管理部门审核，并履行相应程序，力求做到信息披露内容的法定最低要求及其规范化。

2、积极引进股东提案制。我国资本市场上，公司经营运作普遍缺乏参与的意识，更缺乏参与的热情。股东提案制的引入可以给中小股东——个低廉且有效地表达他们意志的渠道，这有助于唤醒中小股东的股权意识，提高中小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的兴趣，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但为了防止该制度被滥用，也可设置一些排除规定，如提案的内容与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直接关系;公司没有能力将股东的事项付诸实施;该提案与其他股东提案实质上重复;在过去5年内已有股东提出相似的提案，但没有足够的支持票等;并且，对提案的字数也肋口以适当的限制。

3、加快机构投资者在委托投票之中角色的转换。我国资本市场日益由以散户为主体过渡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机构投资者奉行“投资多元化”，其手中持有多家公司的股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投资，赚取投资回报，而不是介入公司的管理，但这并不是说机构投资者完全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机构投资者往往藉由“委托书战争”以及股东提案制度，积极介入公司管理和监控问题。另外投资于同一家公司的各个机构投资者基于共同的利益，避免相互影响，为了保证投资的回报率，几个机构投资团体会联合起来，统一制定策略，监督公司的管理机构。此外，一些机构投资者还可建立联席会议，定时议事，把分散的选票集中起来，通过委托投票征集，选举代表机构投资者团体利益的董事来参加公司的管现机构。因为各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份额本来就相当可观，一旦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更加雄厚，能够有效对公司的管理机构施加影响，改变内部人控制的格局。由于单个小股东无法承受投票权征集的巨额费用，因而可以预见在现代公司中，完全由小股东发动的投票权争夺公司控股权会越来越少，而大多数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将取代其地位，更多地利用委托投票征集这种方式来影响公司经营决策。

4、丰富委托投票征集方式，设立专业代理权征集公司。传统的委托投票征集方式主要是直接向主要股东游说;通过公司管理机构向所有股东寄送委托书以通过媒体广告征集。但上述方式要么受限于管理机构，成本较高;要么没有针对性，不易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因而，反对派股东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专业的代理机构作为其顾问或直接委托专业公司代其征集。这主要是因为，一是监管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来管理委托投票征集的程序，公司管理机构尤其是中小股东并不熟知，往往可能因为某个具体程序的疏忽而使投票权的争夺功亏一篑;二是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也越来越复杂，往往不仅包括一种方式的运用，而是多种方式的组合。如惯用的方式是先在股市上收购一定份额的股权，当资金不足时再运用委托投票征集集合其他中小股东的力量，占据优势。这些创新的设计和具体操作往往只能由专业的征集机构来策划完成。三是由于委托投票征集的过程花费巨大，相比而言，专业服务公司的收费比较合理，可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操作方法，省钱省力，这也是市场对其认同的原因。

5、加大公司管理机构发起委托投票征集的成本，平衡攻守双方的风险责任.在投票权的争夺中，由于两者的地位不同，管理层具有反对派股东无法比拟的信息和资源等方面优势。因此，根据公平竞争原则，在规则设计上应允许并鼓励委托书争夺情形的发生，尽可能改变反对派股东在争夺中事实上的不利处境，给双方以平等竞争的氛围。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而言，其发动的委托投票征集活动的费用通常是由公司负担，即使其在委托书争夺战中失败而被改选下台;而对于反对派股东而言，除非在委托书争夺中获胜，并经股东大会通过后，其发动委托投票征集活动的费用才可能由公司予以负担。这里反对派股东自己承担征集活动失败的风险自然无可厚非，但对公司管理层而言，如果其争取连任失败后仍然可由公司承担相关费用则不尽公平，还会导致管理层不计成本地滥用该制度。所以在我国委托投票征集中应规定现任公司董事会在争取连任失败或其提名的其他人选落选时应自行承担有关费用，以此使得双方都承担失败的风险。

作者：易先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