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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与检察工作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检察官》笔会主题发言摘录
编者按：为了在检察工作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广大检察官的沟通与交流，中国检察官杂志社与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8月3－5日在河南省信阳市联合举办了“宽严相济与检察工作”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检察官》笔会。来自于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近80名检察官参加了会议。大会先后有15位同志做了主题发言。为了扩大会议成果，本刊特将主题发言录音整理刊出。由于篇幅所限，对发言内容作了部分删改。
议题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之内涵
■冯中华
（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院院长、教授）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它必将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的执行活动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区别对待，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今天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理内涵、价值内涵和执法内涵上作一些浅显的分析。
一、从法理内涵上进行分析。法理内涵可以从宽、严、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宽就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一是指该轻而轻，对于轻微的犯罪应当处以轻缓的刑罚；二是指该重而轻，犯罪行为较重，但具有坦白、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要予以宽容。所谓严，包括四层意思：即严密、严厉、严格、严肃。严密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格是指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严肃是指不徇私情，不枉不纵。所谓济，我认为有四层意思：相互救济，保持平衡，审时度势，宽严并用。
二、从价值内涵上进行分析。从价值层面上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宽严要有据，二是宽严要有度，三是宽严要有别，四是宽严要有效。所谓有据是指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宽严都要合法，不能随心所欲，要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所谓有度，主要是指宽严要有次序，有标准，有分寸，恰到好处，罪刑相适应，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宽大无边，也不能无限从严。所谓宽严有别，是指要区别对待。在全面把握案情，全面了解民情，全面掌握社情国情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犯罪做到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当宽则宽，当严从严，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到实处。所谓宽严有效是指：是宽是严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都要符合每个案件的实际，都要符合法治的精神，达到应有的效果，起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的作用。这四项价值要求是有机的统一，缺一不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法性、适度性、区别性和有效性。
三、从执法内涵上进行分析。在执法层面上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执法思想上坚决克服三种观念，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克服机械的执法观念，解决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问题；二是克服片面的执法观念，解决强调维护稳定时，就一味地严厉打击；强调宽严相济时，就一味地从宽处理；三是克服模糊的执法观念，要彻底解决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担心打击不力，在执法中长期存在的宁枉勿纵，宁严勿宽，从严比从宽容易，从宽比从严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执法的实践中要做到五个统一：从宽与从严的统一，实体与程序的统一，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与诉讼效率的统一，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
以和谐司法的视角
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
政策
■李红卫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稳定、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而是指一个社会的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对刑事司法工作提出的原则要求和总体部署。
一、和谐司法的内涵和要求。所谓和谐司法，是指司法的观念、过程、机制、方式等都应当以协调、和谐为目标，使司法工作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和谐。和谐司法的要求有四个方面：一是要坚持执法理念的科学性，二是要强调执法内容的全面性，三是要注重执法手段的完整性，四是要保证执法结果的公正性。
二、要以和谐司法的视角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首先要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精神实质。宽严相济的精神实质就是利用刑事司法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其次要科学把握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就是区别对待。对不同的犯罪，要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原因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三是严格遵守宽严相济的基本要求。宽严相济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宽和严进行全面把握。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四是处理好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四、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要在办案中注重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把化解矛盾贯彻于执法办案工作的始终，在办案中依法妥善处理人民群众和有关当事人的诉求，做好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二是慎用逮捕措施。对于轻微犯罪，应当依法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作用，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三是实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的适用范围，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期限。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搞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和帮教工作。
立法与司法宽严价值取向的冲突与调适
■刘晴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读
“宽”与“严”是一个对应的概念，二者相互参照、互相映衬。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界定必须结合一定的语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这一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从中央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西方国家流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中国化表达。宽严相济中的“宽”应当是宽大、宽缓、宽松的意思，而“严”应当是严厉、严格、严办的意思。而“济”不仅仅指司法中“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更主要涉及立法与司法价值取向的冲突与调适，即“司法的宽济立法的严”、“司法的严济立法的宽”。基于此，我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可以界定为：执政党及政府制定的，由严厉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其适用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方法及其政策体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是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的统一，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一）刑事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1.定罪的宽与严：合理划定犯罪圈。刑事立法应警惕对犯罪化的过度热情，对于犯罪应当保持克制的态度，合理划定犯罪圈。一味依赖刑法，过度的犯罪化无助于控制犯罪，反而会刺激犯罪，使犯罪率急剧攀升。2.刑罚的宽与严：合理调整刑罚幅度。我国刑罚存在问题：一方面，死刑过多、过滥、过重。另一方面，生刑（自由刑）过轻。应当对刑罚幅度进行合理调整。基本思路是，死刑由严到宽，生刑由宽到严。具体可考虑：一是严格限制死刑，二是将无期徒刑修改为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重要替代，严格终身监禁的减刑、假释程序，其最低执行刑期不应低于30年。三是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
（二）刑事司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1.侦查程序：兼顾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2.起诉程序：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严”的方针，对严重犯罪采法定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则要贯彻“宽”的方针，给予检察机关更多的起诉裁量权，以将检察机关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集中于起诉严重犯罪上。3.审判程序：从重处罚与从轻处罚。从重，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从重，从轻，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原则上只应减一档，不能减两档或三档。
（三）立法与司法宽严价值取向的冲突与调适
加强司法能动性，赋予检察官、法官更大的权限。在法律有偏私或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适当地突破法律，或者限制法律的适用，是非常必要的。在法律过“严”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适当从宽处理，以矫正法律的严厉性。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过宽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适当从严处理，有利于增加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轻罪从宽的理解及适用条件
■王惠中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轻罪从宽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具体体现。全面把握轻罪从宽的内涵，探讨轻罪案件从宽的适用条件，对维护法制统一、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一、“轻罪”的范围及判定
对何为轻罪，较多的论者主张把三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基准，即处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处罚较轻的犯罪为轻罪。我个人认为，把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包括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界定为轻罪具有立法与实践基础。“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是指法定刑还是宣告刑？实践中存在分歧。轻重罪的划分应以法定刑而不应以宣告刑来判断。
二、“从宽”的含义及度的把握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指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
具体如何落实从宽政策，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诉讼程序简易化和非刑事诉讼化、实体上的非刑罚化和执行上的非监禁化。具言之，一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二要严格按照立案标准立案；三是必须严格掌握强制措施的标准；四要加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力度；五要重视运用管制刑、财产刑、缓刑、减刑、假释等制度。
三、轻罪从宽的适用条件
轻罪从宽是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状况和国际潮流，逐步得到贯彻。对轻罪更多地少逮捕、少起诉、多适用轻缓的刑罚和非监禁措施。但轻罪从宽并不意味着所有轻罪都要从宽处理，而应坚持区别对待，对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该宽、当宽的，才从宽处理。既不能该宽而不宽，也不能该不宽而宽，以体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轻罪从宽应当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二是具备可以宽宥的因素。
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是轻罪从宽的前提条件。具备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是轻罪从宽的依据和根本。有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作为从宽的条件之一，尤其在侦查、起诉阶段较多。该做法要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在侦查、起诉阶段，事实尚在查证、审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予以否认，不应就此作出从宽处理，而应继续查清、审查或由法院依法判决。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主要犯罪事实认可，仅就一些细节问题或定性问题有不同认识，应当不妨碍其他从宽情形的适用。被害人的谅解是否是适用从宽的必备条件，也有不同认识。被害人的态度应当作为考虑因素之一，但把被害人的态度作为是否从宽的必备条件并不妥当，被害人不谅解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些可能是犯罪者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要具体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事检察政策调适
■蒋剑伟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干部）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要政治目标。刑事检察政策作为社会控制犯罪、促进和谐的重要工具，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首先，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了刑事检察政策的根本内容。其次，构建和谐社会明确了刑事检察政策发展的根本要求。第三，构建和谐社会规定了刑事检察政策的目的。第四，刑事检察政策调适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动反应。第五，刑事检察政策运行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检察政策提出了新的任务：一是要适应社会和谐的新理念，二是要适应刑事犯罪的新态势，三是要适应刑事法治的新趋势，四是要适应刑事检察的新形势。
刑事检察政策调适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政策调适的过程就是适应社会形势发展，实现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面对和谐社会构建，从价值层面看，刑事检察政策应逐步实现以下六个转变：
（一）刑事检察政策定位由“国家本位”向“二元本位”转变。刑事检察政策的价值观应从对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向社会保护与权利保障并重转变，坚持国家与社会“二元本位”。“二元本位”的刑事检察政策，强调检察机关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是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
（二）刑事检察政策功能由“维护稳定”向“促进和谐”转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稳定观，以“促进和谐”作为刑事检察政策的功能目标和价值尺度。“和谐论”是对传统稳定观的扬弃，目的不仅在于保持社会治安稳定，还要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三）刑事检察政策立场由“追诉犯罪”向“公正监督”转变。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刑事检察政策必须由“追诉犯罪”立场扭转和恢复为“公正监督”的本来定位。“公正监督”，就是要求刑事检察工作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主题，坚持客观中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执法。
（四）刑事检察政策旨趣由“严格执法”向“衡平执法”转变。刑事检察政策的旨趣由“严格执法”转向“衡平执法”，不仅强调政策对严格执法的指导作用，还应充分发挥政策在执法与社会形势间的“调节器”“润滑剂”作用，引导和指导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统一司法理念，规范自由裁量，增强执法弹性，促进刑事检察与和谐社会建设紧密契合。
（五）刑事检察政策目标由“报应正义”向“恢复正义”转变。“恢复正义”所蕴涵的“采取建设性措施恢复和平”的理念，契合了和谐社会理念，必然取代传统“为惩罚而惩罚”的“报应正义”观念，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刑事检察政策的价值目标。
（六）刑事检察政策取向由“重刑主义”向“宽严相济”转变。“宽严相济”是功利性与人道性双重考虑的结果，“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本发言由蒋剑伟同志代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徐汉明博士宣读）
当前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周文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
从当前检察实践看，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执法观念仍滞后、宽严尺度难把握、业务素质难胜任、执法考评不科学、矫治机制不健全、工作机制不协调和执法力量不充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一要切实转变执法观念。要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干警头脑，引导检察干警端正执法思想，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公正、公开、公平、统一、廉洁、文明、规范、程序、人权的执法观。二要加强执法素质建设。加强检察业务分类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检察人员在办案中自觉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加强执法作风建设。必须改进执法作风，坚持把执法为民、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贯彻执法办案工作的始终，做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的有机统一。
二、正确把握宽严尺度。一要准确把握政策的适用对象和条件。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各种犯罪情况进行合理的区别。二要准确把握政策适用的时机。从是否有利于案件的顺利查处、是否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准确把握适用的时机。三要严格政策适用的程序。应设置恰当的适用程序，并严格遵循之。
三、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评机制。检察机关应从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出发，科学确定考核各项业务工作的指标体系，使之符合办案实际，符合司法工作规律，防止为追求办案数量而办案，避免简单地以诉讼结果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
四、建立健全司法协调机制。一是认识要统一。公检法三机关应在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上更好地形成共识，解决执法分歧，统一执法尺度，形成落实合力。二是机制要协调。公检法三机关要加强联系与协调，建立健全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三是制度要衔接。公检法三机关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出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
五、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二是建立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三是完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机制。四是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五是加强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设。
六、推动立法完善配套刑罚、非刑罚制度和相关措施。一是增设替代短期监禁刑的刑罚措施；二是增设社区服务刑；三是改革和完善关于适用强制措施的规定；四是加快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议题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公诉工作
公诉部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史卫忠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处长、法学博士）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问题，第二个是公诉工作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问题。我们对全国公诉部门的做法作了调研，现把公诉部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做法给大家通报一下。
一、全国各地公诉部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做法
第一个措施是严打。目前涉黑案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公检法三家对涉黑案件的证据标准掌握差距太大，由于意见分歧，存在扯皮现象。有的地方采取对公安立的涉黑案件检察院要改变定性的，要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有的对个别刑事案件在当地公检法三部门形成统一意见，对统一当地的司法标准有很好的作用。
第二个措施是积极尝试公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些省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把提起公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为公诉部门的职能，取得了好的效果。
第三个措施是抗诉。有的法院以贯彻宽严相济为名对案件从轻处理，检察院怎么抗诉？对于死刑案件能不能和解，如果法院对死刑案件和解，对被告人不判处死刑，检察院能不能抗诉？这都值得研究。
第四个措施是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是近几年公诉改革的一个内容，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是公诉人口头在法庭上提出来，有的是经过审批之后正式提出书面量刑建议，有的是在起诉书上提出。各地的程序、方式、做法不一样，有待统一。
第五个措施是对轻微案件依法从宽处理。
第六个措施是在办案中强化化解矛盾工作。例如刑事和解，这是最热，理论界探讨最多，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第七个措施是实行非羁押诉讼。有的地方对外来人员犯罪，报捕的一律逮捕。现在观念有所转变，对于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同等对待。
第八个措施是建立诉前走访和跟踪回访制度。诉前走访是指公诉人员在起诉前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对被害人、被告人家属，单位进行走访，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跟踪回访制度指对检察院作不起诉，法院判缓刑的案件当事人进行跟踪回访，主要是对未成年人，在校生进行帮教。
第九个措施是对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
第十个措施是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程序。
第十一个措施是未成人公诉方式改革。一是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理机构，二是实行与成年人案件不同的办案方式，三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实行分案起诉。
第十二个措施是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案件区别对待。
二、当前公诉部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有待提高。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有三个不正确的倾向：受重打击轻保护思想的影响，怕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宁重勿轻；片面认为宽严相济就是宽就是轻；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宽严相济。
二是贯彻宽严相济的程序、方式、标准上有待规范。各地做法不同，有的出现明显违反法律的做法，如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检察官主持调解，对重伤害、严重犯罪也调解做不诉等。
三是贯彻宽严相济衔接机制上有待完善。公检法三家对怎么从宽怎么从严标准不统一，配套措施上公检法三家缺乏协调，跟综回访制度难落实。
四是监督制约有待加强。
五是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三、高检公诉厅采取的措施
一是不诉率的问题。取消经济犯罪、普通刑事犯罪不诉率考评，保留自侦案件不诉率考评。其他措施因时间关系不多讲了。
自由裁量是公诉工作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李伟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对于有效推进此项公诉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应当界定为: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恶性为依据,结合刑事法律的规定，充分考虑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立足公平和正义的法治原则,采取区别对待、宽严结合的运作手段,达到刑法最终惩治与预防犯罪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八个字。
公诉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在于结合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对具体案件作出正确的自由裁量。
一要严格把握起诉条件，裁量运用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应当严格掌握起诉条件，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的标准，可诉可不诉的予以不诉。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要严格把握案件质量标准，准确运用抗诉权。在对符合法定抗诉条件的案件坚决提抗的同时，要综合考虑案件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微犯罪案件以及其他具有从宽处理情节的案件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对于被告人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案件，人民法院处罚偏轻的，检察机关一般情况下不宜提出抗诉。
三要积极探索，不断改革创新公诉环节新机制。一是建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通过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专业法律人员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二是设置暂缓起诉程序。尽管在当前案件处理模式的立法过程中，考虑并赋予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但是对案件经过审查起诉后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未免过于绝对，其合理性值得怀疑。暂缓起诉是在起诉和不起诉之间作了一个缓冲，对不起诉附加一定期限的考察条件，既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于具体案件处理的慎重性，同时又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起诉自由裁量权，使刑事追诉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允许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监督，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考察监督的情况再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可以有效保证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和解现状之调查
■郭云忠
（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法学博士）
一、刑事和解的总体情况
从总体上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有违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之嫌，各地在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上差异非常大，造成了我国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和不平等，因此，从立法上为刑事和解提供一个明确而充足的依据是当务之急。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类型一般分为加害人－受害人和解模式、司法和解模式、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解模式三种。其中，司法和解模式运用得比较广泛，包括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主导的和解，检察部门主导的和解又占较大比例。刑事和解在强调合法、平等、自愿等原则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公开原则。
二、刑事和解的具体程序
实践中，确定和解的主持人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对案件真相形成共识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前提，但有时也很难做到。刑事和解实践还忽视了诉说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功效，应当从制度规范的层面保障双方有发表意见和倾诉内心感受的机会，应当重视赔礼道歉、社区劳动、定期汇报思想等方式，相应地也应当建立起配套制度，使刑事和解的应有功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当事人对赔偿金额的“久拖不决”是影响和解效率的一大障碍。立法上应当规定赔偿额的最高限，防止漫天要价；还应当按照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对适宜刑事和解的案件分门别类地规定相应的赔偿金额，以供和解时参考，避免不必要的讨价还价。此外，还要尽可能地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避免公职人员在“胁迫”中接受和解，实现和解中的相对公平。
三、刑事和解的监督和救济
刑事和解中的监督、制约与救济非常必要，应当贯彻公权力部门的相互制约原则。在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下，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救济职能是非常必要的。监督和救济是检察官的历史使命、传统职责和法定义务。
四、刑事和解的价值评判
刑事和解有助于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谅解，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程序正义理念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强调和解往往会忽视程序的价值，必然会对程序正义理念造成冲击。因此，从价值评判来看，刑事和解既有实现宽容司法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影响，也有冲击程序正义理念和司法公正理念的消极影响。
五、刑事和解制度的未来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比例并不太高。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普及，推广起来可能也并不会十分乐观。刑事和解乃至整个司法改革的利益驱动和狭隘动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期兴起的刑事和解，虽然步履蹒跚，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体现了刑事司法中的克制、妥协和宽容理念，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工作中的贯彻
■徐才良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为公诉部门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明了方向，为此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就在公诉工作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关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一）宽的适用。1、扩大相对不起诉的范围。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2、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为解决双方矛盾提供了机会，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3、依法扩大简易程序与简化程序的适用。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应当积极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化审理程序。4、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办案方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指定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来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起诉审查机制。5、建立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办案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
（二）严的适用。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提起公诉。
（三）济的适用。宽严相济最重要的还在于济，济是相互补充，渗透，结合的意思。宽严相济就是宽大与严厉相结合，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
二、宽严相济在公诉工作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在公诉工作适用中主要存在问题，一是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司法人员关键时刻不予贯彻，三是执法考评标准不科学。
三、解决宽严相济在公诉工作中适用的对策
一是尽快出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细则。上级检察机关应尽快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出台实施细则，让检察人员在适用有据可依。二是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刑事政策确定后，司法人员的素质是刑事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的关键因素。三是完善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按照司法规律与检察工作规律，从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出发，科学确定各项业务考评的标准和办法。四是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衔接的社会监管机制。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握社会治安态势。大力配合社会、学校、家庭开展帮教工作，在防止重新犯罪上下大功夫，对重新回到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落实好各项帮教措施，形成较完善的帮教网络与机制。
议题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职务犯罪侦查及侦监工作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冯仁强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博士）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诸多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上加以定位与选择。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读
宽严相济之“宽”即“宽大”，具体包括刑事法网的宽和与刑罚量的轻缓两个方面。刑事法网的宽和，即遵循刑法谦抑性要求对某些犯罪予以非犯罪化。刑罚量的轻缓，即轻刑化和非刑罚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职务犯罪之立法审视
（一）犯罪圈之立法审视
1、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人为拔高贪污罪的构成标准，这无疑有违罪刑相适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2、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渎职型职务犯罪因其具有“不入腰包的腐败”这一特点，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宽纵，从而严重背离了我国的从严治吏思想和政策。
3、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罪存在着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会造成一定的法网漏洞,放纵许多受贿犯罪分子,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惩处。
（二）刑罚圈立法之审视
1、死刑作用之夸大。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应当配置于最为严重的犯罪，职务犯罪适用死刑是不合理的。
2、资格刑功能之错位。职务犯罪是一特殊资格主体的犯罪，《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存在功能上的错位，使资格刑的独特作用受到抑制。
3、罚金刑地位之缺失。当前，职务犯罪并未得到遏制，某些地区还呈发展的趋势。对职务犯罪增设罚金刑，是严惩职务犯罪，取信于民的有效法律措施。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职务犯罪之立法修订
（一）犯罪圈之立法修订
1、降低贪污罪构成标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具体量刑数额，各地应分档制定，并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2、放宽渎职罪成立条件。凡职务犯罪其成立的标准应该比相似的非职务犯罪的标准宽松，同时在处罚上也应该更为严厉。
3、严密贿赂罪法网设置。第一,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第二,将贿赂的法定含义扩大为一切“不正当好处”;第三,取消数额规定,代之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第四,取消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和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第五,修改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在原来的“实际给予”贿赂一种行为方式之外,增加“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两种行为方式。
（二）刑罚圈之立法修订
1、废止死刑。对包括职务犯罪的所有经济犯罪领域中废除死刑已成我国目前之必然选择。
2、改造资格刑。（1）将现行的剥夺政治权利进行分解，以期能在对具体的职务犯罪人进行量刑时能作到罪刑相适；（2）增加一些新的资格刑内容，诸如剥夺从事特定职业与荣誉等的规定；（3）增加对单位犯职务犯罪的资格刑。此外，资格刑完善以后可以对罪行较轻的职务犯罪主体独立适用资格刑或结合财产刑适用，使刑罚适用可选择模式增多，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充分实现。
3、增设罚金刑
对职务犯罪适用罚金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也应仿照其他国家对贪利性职务犯罪规定罚金刑。在立法上应坚持罪罚相当，利于执行的原则，讲究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冯景合
（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博士）
今年以来，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采取了多种关注民生民和民安的措施，化解社会矛盾，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其中，在司法机关强调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其中的一项重大的举措。而在贯彻落实这项政策中，如何更好的体现在一般刑事犯罪和与之有一定差异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是当前司法实践一个既存有争议，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全面、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查办职务犯罪的内外在要求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
首先，要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语义内涵和外延。其次，要在职务犯罪检察工作中全面完整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认真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对检察执法的时代要求。最后，要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然从实体法、程序法等多角度加以考量和把握。
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适用与查办职务犯罪中的不和谐因素及成因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依照宽严相济的历史内涵和时代需求，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体现在：第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认识上没有深入人心，在具体的工作中缺乏践行的主动性。第二，现行法律缺失相应的具体操作规范，再加上此罪与彼罪之间协调不够，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导向和指引功能。第三，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再加上查案实绩考量的不科学，导致在查处职务犯罪逆向两极化现象突出，背离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要求。
三、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现实思考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要摒弃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只适用于一般刑事案件，不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念，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同等保护，司法一体化等观念，对此要全面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精义。二是正确把握查案重点与刑罚重处、轻处的关系。切实把握好类案办理与个案办理的关系，确保重点与一般，重处与轻处之间相得益彰。当前，要着重克服以下几种倾向。其一，注意克服重贪污受贿忽视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的倾向。其二，要注意克服重贪污贿赂查办，轻刑罚监督的倾向。其三，要注意克服重专项治理轻常规查案的工作，注意克服刑事严打等运动式查案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其四，注重克服宽严相济政策滥用，确保严肃执法、严格执法。三是改革和完善内部案件考评机制，在机制上保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四是制定完善相应的规则和机制，确保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得到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与职务犯罪侦查适用
■吴克利
（安微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检察院纪检组长、教授）
“宽严相济”的重要作用覆盖于全部的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宽严相济”与“趋利避害”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满足了职务犯罪人员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心理需要，从客观上建立了消除对抗、构建和谐、预防犯罪的认识导向，是全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司法宗旨的重要心理条件。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处于被检察机关侦查的阶段，其心理状态，就是要设法逃避法律的惩罚，把自己可能出现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职务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以后处于被侦查的状态的情况下，由于本能的“安全感”的需要，迫使犯罪行为的主体，在面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如何实施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导向就是要在司法实践中，消除对抗、促进悔过，构建和谐的实践价值和立法宗旨。
二、“宽严相济”与“主观恶性”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实施依据是“主观恶性”程度，“主观恶性”程度决定了“宽严相济”的条件。“主观恶性”的表现是通过两个阶段反映出来的：一是犯罪的行为情节，二是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因此“主观恶性”也贯穿于全部的司法活动，也就是说“主观恶性”不仅仅表现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之中和之后，也表现在全部的诉讼阶段。
三、“宽严相济”与侦查实践
在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中，必须认真的领会“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把“宽严相济”落实到每一个诉讼环节，严格兑现落实，才能赋予“宽严相济”的真正意义。“宽严”必须依法，“相济”必须规范，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宽严相济”与规范适用
首先是对宽严条件的规范。从宽的基本条件是：初犯、偶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具体的规范条件：对犯罪情节属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后能够主动配合调查主动讲清问题、能够交代全部犯罪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的，有悔罪表现的是重要的从宽条件。
其次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条件交易”的允诺。第一，在初查和侦查阶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要依靠办案人员来具体体现的，在很多的时候犯罪嫌疑人或者被调查人，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信任与否，也是从办案人员的执法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办案人员只有取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调查人的信任，才会把决定自己生死攸关的犯罪证据交给你，向犯罪嫌疑人或者被调查人做出允诺，也是取得信任的基础。第二，办案人员做出的允诺是有依据的，办案人员可以根据上述初查阶段、侦查阶段的“宽严相济”的规定，向其做出具体的从宽允诺。第三，对被调查人和犯罪嫌疑人提出交易条件的允诺，有利于降低侦查成本，降低社会对抗矛盾，促进已经犯罪的人员认罪伏法。
最后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保障。任何一项措施的实施必须与它的保障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在检察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侦查政策，就必然要与检察机关的内部保障制度相联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实践的主要障碍与现实性对策
■陈喆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一、宽严相济政策检察实践的主要载体判断
（一）捕、诉职能是宽严相济政策实施的主要依托。从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整体流程来看，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应当是实施“宽严”调控、体现区别对待的最重要职能。（二）宽缓措施是宽严相济政策实施的工作重点。尽管宽严相济政策强调宽严兼顾、宽严互补，不应偏及一隅，但从检察实践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工作重点应当实事求是地着眼于“宽”的一面。（三）相对不捕、相对不诉是宽严相济政策实施的关键手段。基于捕诉职能及宽缓取向在宽严相济政策检察实践中的重要性，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应当明确将“无逮捕必要”不捕和相对不起诉的运用作为政策实施的关键手段来看待。
二、宽严相济政策检察实践的主要障碍分析
（一）法律适用的突出障碍。就检察机关实施宽严相济政策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来看，包括缺乏检察调解程序规定、缺乏暂缓起诉法律依据、刑法的刑罚体系不健全以及部分实体情节认定争议等等方面，但实践操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还是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对不捕、相对不诉适用标准。（二）执法配合机制的突出障碍。由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宽缓措施的配合机制方面认识不统一，使大量不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采取羁押措施或进入审判环节。（三）执法心理的突出障碍。检察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主观心态和价值取向是影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执法心理障碍问题，突出表现为不愿意或不敢采取宽缓措施，有人将之归结为执法观念滞后、转换较慢。
三、解决宽严相济政策实践障碍的现实性对策
（一）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相对不捕、相对不诉的适用标准。适用标准的形式，不宜采用全面列举的选择性条款方式，而应当采用复合性适用方式，即“适用基本条件＋选择性条款”。如“无逮捕必要”不捕标准问题，可以先确定适用的基本条件。在案件具备基本条件基础上，采用列举式条款，对犯罪法定、酌定情节以及其他宽缓情形予以明确。在罪行轻重的划分上，根据长期以来实践情况，宜以过失犯罪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为标准。对特定主体，如未成年人、高龄老人、严重残疾人等，在进一步复合适用上述情形的情况下，明确“应当”不捕。
（二）加强侦检机关的沟通协作机制。对于公安机关以批捕数为刑侦工作主要考核指标的做法应当客观评价。建立犯罪嫌疑人信息沟通机制。确保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和审查起诉环节能够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前科、治安管理处罚等信息，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充分运用联席会议制度等建立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共同商讨解决检察机关建议撤销案件以及实行非羁押诉讼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力求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为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健全宽缓措施适用的内部配套措施。改进考评机制，实现数量和质量有机统一。建立不捕、不诉听证制度。建立宽缓措施激励机制。
“批捕阶段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张学利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干部）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审查批捕工作的具体要求
一是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应当把握四个基本要求：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严格依法；注重效果。二是切实把宽严相济落实到侦查监督各项工作中。三是积极探索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全面推行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数量、质量和效果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二、批捕阶段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批捕阶段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能够区分“宽”、“严”，但疏于“相济”；（2）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标准不统一；（3）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彻底。如存在过度取证及监督不力问题，造成一些重罪案件得不到有效处理；立案监督情况不容乐观，一些重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刑事处罚；引导侦查取证不力，轻微刑事案件耗费诉讼成本。
批捕阶段适用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批捕部分承办人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误区，二是公、检两家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差异。
三、批捕阶段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建议
一是加强学习，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针对性、实效性。批捕部门自身也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入日常工作。二是深化释法说理，尽量消除公、检两家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歧。对依法做出的三种不批准逮捕决定，承办人在制作《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的同时，要制作《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三是对案件全面审查，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相济。对个案的审查，不能一概以类罪名的轻重来认定个案的轻重，而是应该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量，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判。四是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制定措施，保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均衡。制定措施，既要保障外地务工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制定措施，切实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和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从案件源头上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录音整理：龚坚强 何晓波）
“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我们公司在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欢迎各位记者踊跃提问。”
一切都在有板有眼地进行着。台上的新闻发言人镇定自若，从眼神到手势，都一丝不苟；台下的“记者”更是群情踊跃，一个比一个刁钻的问题扔过去，希望能在台上发言人防不胜防的刹那，抢得自己想要的独家信息。
这是7月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企（事）业单位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模拟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按照现场指导徐泓教授的话说，就是“通过现场演练，实打实地检查一下学员们在过去两天半中的学习情况”。当然，这种检验方法也可以让大家更清醒的意识到：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不仅仅是听课就可以解决的。
“新闻发言人”的概念属于公共关系学，今天人们对这一角色常见的定义是：帮助政府、企业等机构与各自的目标公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
据了解，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当时的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而这第一位发言人就是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其后至今的20余年中，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矛盾冲突的加剧，国际化传播技术的提升和手段的丰富，再加上日益敏锐的传媒报道的触角，都令中国与外界沟通的需求不断增长，有效的新闻和信息披露成为包括政府和企业发展的必需。
因此，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内省级政府部门开始相继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1月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市局级以上的单位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开始实施这一制度的地区。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外媒体进驻中国，如何与国际新闻服务接轨，让世界更了解真实的发展中的中国，也成为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动力之一。不过，真正启动2003年中国“新闻发言人之年”的最直接的动力还是来自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危机”。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的声誉遭遇质疑的时候，人们终于对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真正产生了敬意。从2003年开始，国内各级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浪潮接连不断。直到今天，不仅全国各地主要省市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培训了一批新闻发言人，就连某些服务机关，比如北京市消防部门，也宣布将在火灾现场设立发言人，满足新闻媒体的采访要求。
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上岗浪潮汹涌澎湃，企业在这方面的热情也当仁不让。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国内市场，相反，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我们身边的企业因为意识到“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不再符合今天的国际化竞争规则，而开始重视经营品牌声誉的话，同样，今天这些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点头、不摇头、不开口”或者是经典的“无可奉告”而造成的“信息真空”，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可怕。
正如凤凰卫视首席记者曹景行先生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所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沟通方式的转变，但更重要的是心态的改变——从背对媒体，到转过身来面对媒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至少要找得到人，能知道谁来回应，能了解到这个部门的态度。政府部门从以前的回避媒体，转变为必须面对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公众，这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披露机制进步的体现，而对信息披露机制本身最大的考验更多来自危机出现的那一刻。有人说，中国人自古就有危机意识，像中国成语中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亡羊补牢”等等，都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晶。但奇怪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却更倾向于摒弃这些优良传统，转而采取“掩而盗铃”的发展策略，不断企图用谎言掩盖自己的错误。
我们生活中太多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在信息披露过程中违背了诚实的根本原则，有意制造虚假宣传并误导舆论，这种行为对当事人来说是十恶不赦，而对企业来讲，更是在劫难逃。就像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发言人许国祯先生所言：一开始你编造的一句谎话，可能会需要后面成百上千的谎言来圆，直到最后完全败露。
曹景行先生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是否见效，就是看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敏感问题和危机的处理，不是要求发言人必须披露很多东西，而是要使新闻发言人所属的部门可以控制好危机，不因信息混乱而造成更大的危机，让敏感混乱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但最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审计风暴中，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就不能及时代表自己的部门面对媒体，这充分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门并不知道如何运用新闻发言人的机制，因此，北京才有媒体发出了“新闻发言人哪去了”的追问。
此外，与公关顾问一样，新闻发言人也应该有机会参与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讨论。只有真正参与信息制定过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将有关信息消化掉。这样，新闻发言人才能够逐步摆脱中国发言人 “照着稿子念”的呆板、生涩形象。甚至有记者开玩笑式的说：扔掉稿子，可以让发言人的大脑有精力释放出一些幽默细胞，有助于改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气氛。
曾有人将新闻发言人制度比做是“危机中的那一根救命稻草”，认为它可以弥补因没有发言人而造成的“信息真空”。但是，在通过新闻发言人机制解决了“信息真空”问题的同时，如何在关键时刻正确发挥这个机制的效用，如何让公众透过这个看似通畅无阻的渠道获得可靠的信息，将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藏在知情权后面的信息陷阱！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官员，不要把记者当成政府的手下，也不能当成敌人；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拒绝记者采访就是违法。”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杨扬在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的讲话。
而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在重申深圳市推出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目的是“协助实现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告诫学员：“你可以不说，可以说不知道，但千万不能说谎。”
这些格言警句在信息披露和新闻报道观念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早就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连国外的公关界同行都知道，现在中国国内最火的公关培训主题之一就是“新闻发言人”。这是笔者在与伦敦公关学院负责人Chris McDowall和ICCO（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nsultancy Organization）负责人John Dalton在北京见面的时候知道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热潮是多么的汹涌澎湃，想必这些海外同仁也已经透过多种渠道感受到了中国人追风的热情。
当然，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追风潮从本质上讲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为“新闻发言人”角色的出现代表了信息传播的透明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看到很多本意是好的、结果实施起来却完全走了味的政策或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会重蹈覆辙，是否会成为被地方政府巧名利用的又一个“形象工程”，沦落为“瞒报、谎报的窗口和造成舆论动荡的源头”，很多人为此忧心忡忡。
质疑是有理由的。尤其是在与信息披露与传播有关的法律缺席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失控的风险更大。
首先，已经有地方部门表示，设立新闻发言人可以更好地统一树立地方政府的形象。同样，也有很多企业表示，企业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企业规范化经营的重要体现，可以在业界赢得更好的声望。
这样的出发点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当事人关注的不是有效的信息披露、不是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不是对广泛监督的欢迎，那么他们所披露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就值得怀疑，“报喜不报忧”的悲剧就难以杜绝，以牺牲广大公众的利益去换取一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个企业、甚至是一个个人的“优秀形象”的事情仍然会时有发生。
其次，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会造成“信息限制”，甚至是“信息垄断”？
随着中央有关机构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视，尤其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先后于2003年9月、11月和今年5月主持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宣布，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将明确指定新闻发言人为包括媒体在内的公众提供相关信息，解疑答问。
于是，立刻有人，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提出质疑：如果指定了新闻发言人，这是否会影响新闻从业人员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否会成为某些地方官员逃避记者采访和发表意见的借口？此外，这是否会造成更多粉饰太平、虚伪的新闻通稿的出现？
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轻松地说“不会”。
有记者表示：“媒体不同，记者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新闻发言人统一口径，最后记者拿到的总是一样的东西，这就等于剥夺了记者独立判断事物的权利。”不可否认，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些地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限制政务信息公开的渠道，从而对政务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梳理与控制。
曾在佛山市培训班上给新闻发言人上过课的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林如鹏教授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政府信息的公布有一个具体的归口部门，避免信息的不准确，但同时也许会造成信息来源单一，成为一些人搪塞记者、拒绝接受采访的借口。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则认为：“一方面，它可能会防止记者把新闻事实‘挖’出来，也有可能会在记者把真相‘挖’出来后，以新闻发布的强有力的方式把其影响消除。”
毛寿龙教授的担心并非多余。过去几年，我们身边出现很多地方官员蒙蔽公众、限制信息传播、甚至封杀记者的现象，最典型的事件当属2003年兰州市公安局对当地几家媒体实施封杀的事实。虽然有很多媒体公开表示“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但据一些记者反映，2003年5月22日晚，兰州民警王建国酒后驾车撞死两人，公安局曾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此事。“当时封杀事件的影响还在，所以并没有记者如往常一样对此事进行独立调查的稿件见报。”
而一向以追求利润为终极目标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在这方面也不乏惊人表现。仅以广西南丹特大煤矿事故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2001年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后，漠视安全生产的个体矿主，迅速开始了一场黑暗的交易，用金钱炮制出一个弥天大谎，企图逃过法律的惩罚。
但是，南丹“7·17”事故的消息很快在互联网上发布并流传开来。随后，南宁地方的媒体也相继接到举报，使得事件进一步暴露。但是当媒体记者赶赴南丹现场调查采访时，却受到阻截、驱赶、甚至追杀，而事故有关责任人仍试图继续隐瞒真相。
事情暴露后，一些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曾四次派出调查组；其中河池地区也曾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两次派遣调查组，火速奔赴南丹。可惜四次调查均称此次事故为“传闻”。直到事件发生后的第14天，也就是7月31日，当地区经贸委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文件中，仍称：没有发现……伤亡事故，矿区局势平稳。
人命关天。当事人最终虽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仍然有企业拒绝认识到以诚实为基础的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包括山西繁峙金矿爆炸事故以及辽宁海城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在内，很多与百姓存亡相关的事件信息的披露依然十分有限，很多事件的真相甚至是由一些仗义执言、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记者，克服了重重人为阻碍之后，才终于得见天日。
中国像这样的地方官僚机构还有很多。于是有一些人开始担心，如果这样的地方机构设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为记者设置的提供事先设计好的、经过策划的统一口径传声筒，新闻记者的报道权从何体现？公众的知情权又从何体现？
因此，如何避免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某些腐败官僚机构和个人掩盖事实真相的工具，是所有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所有传播从业人员必须谨慎思考的新话题。
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引发的另外一个陷阱就是信息披露的法律界限问题。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披露？披露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事情必须披露？如果披露不及时不充分不诚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问责制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今天，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公务员中引入并实施了官员问责制，核心要旨就是“任何事情发生都将归责到人”。这一制度的实施，终于使中国的官员有了一种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做官也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在2003年12月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曾公开表示：在信息披露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是：在当前的中国，作为某一级主管的官员，如果不披露某类信息，他就不会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反过来，如果他披露了，却可能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遵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官员们当然会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向媒体披露。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应该首先从立法上下功夫，应该明确规定，有关机构如果对某类信息披露的程度不够或不及时，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将人们对新闻发言和披露机制的监察职能落实到实处，明确信息发布的合法程序，并将失职责任落实到人，才可以真正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责任不对称”的现象。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案例供我们参考。美国有关机构对9·11恐怖袭击和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展开的独立调查、以及最近发布的一系列调查报告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信息披露制度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行”那一天的时候，前面王京生所说的“你可以不说，可以说不知道，但千万不能说谎”的训诫也许就要重新改过，因为那时候，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事情可以说不知道，已经不是发言人和政府相关机构能够决定的，法律才是最终的准绳。
新闻发言人培训：应对媒体的艰难旅程
从去年到现在，国内很多营利性公关培训机构都组织了面向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综观整个培训市场在塑造新闻发言人方面的表现，由于很多培训的主调和受训者的目标是以“应付媒体”为主，因此有些人，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觉得，这样的培训课程难免有误导之嫌。
在今年春天由某个媒体组织的关于新闻发言人的讨论中，一位国内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认为，新闻发言人只不过是事件发生时企业用来暂时抵挡媒体报道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一观点提醒我们：一个机构设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有效，关键还要看其设立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一个企业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为了应付媒体，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挡”一下，那它的功能当然会止于此；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媒体让公众对自己有更好的了解，那它的功能也就会朝这个方面倾斜。
“现在有些培训过分关注博弈技巧，就像以前人们常讲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个别培训的重点甚至在传授发言人如何隐瞒信息，如何让媒体问不出东西。媒体与记者的天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信息与新闻。‘你越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越偏要知道'，这正是新闻发言人、官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一个角逐点。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考验的是双方对度的把握。所以在培训中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避免将培训过程游戏化。”
这是做了一辈子记者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对时下的发言人培训提出的建议。
确实，在听过几次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讨论之后，笔者发现，很多时候，人们谈论的焦点并不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权”，更多的讨论则集中在作为新闻发言人如何化解媒体调查的技巧上。显然，在很多人看来，新闻发言人培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对付媒体提问的培训。而这正是包括徐泓在内的资深记者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景，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教科书上讲到的十九世纪末美国新闻媒体盛行的“揭丑运动”。当时美国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很多大企业对社会和政策资源的掌控引发许多普通百姓的不满。于是，一些记者揭竿而起，不断在报纸杂志上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企业老板的阴暗行径，从而形成美国新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揭丑运动”。正是在这股汹涌的媒体和公众的抗议浪潮中，美国的企业意识到，只有与媒体进行很好的沟通，才能够树立自身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才能令企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公关顾问行业应运而生。
而在这其中，国际公关史上最优秀的公关顾问出现了，他就是Ivy Lee，他的至理名言更是有效指导企业和媒体之间既独立又合作关系的准则，即“The Public Be Informed”,也就是说，一切传播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可见，企业和媒体之间绝对不应该是应付和反应付的关系。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发言人许国祯先生认为：“中国传媒的发展与西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还是有一些殊途同归的地方。以前企业还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来安排哪些新闻应该见报哪些不应该见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传媒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企业处于一种相对的、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企业必须重视它的存在，反过来，媒体也在影响着企业的存在。”
关注媒体也确实是发言人工作的关键。因为“媒体是在代表公众实现其知情权”。奥美公关上海办公室业务总监褚文先生认为，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设置中对媒体的关注是正常的。“有很多企业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会心存疑虑，他们担心记者的职业道德，担心他们会随意炒作，会做失实报道，也担心自己不够了解对方，担心自己的话被错误引用，同时也担心自己说话不得体，甚至被迫回答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同时，他也希望企业认识到，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说，“任何一次与媒体的沟通，都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褚文认为，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守望者，他们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记者只是代表自己所服务的媒体在寻找一个好故事，仅此而已。这是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决不是企业公关部门的延伸。”“企业希望能够借助对媒体的有效利用，制造知名度以支持市场成就，借用媒体的可信性获得第三方认可，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建立美誉度，同时还可以介绍自己在行业方面的专业观点，以此来正确引导受众。”
由此看来，媒体和企业之间不断进行的智慧角逐是在所难免。作为企业，他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媒体和公众需要的是事实，而且事实终究都会大白天下；作为媒体，他们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他们肩负公众知情权的重任，不要浪费公众赋予的独立监管和报道职能。
记者为什么会提“傻问题”
■ 文/胡兆燕
有好几次，一些看完国内新闻发布会实况转播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说：“你们记者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
记者本来就是以提问为生的，因此提问的事儿被人说到智商上去，够让人惭愧的。
好的提问，记者是替观众在问，并与发言人迅速沟通，不失时机地步步推进，并且将精彩留给回答问题的人。记者自己的功力，在于激发对方精彩的回答，从而能捕捉到的信息新闻性、典型性、针对性更强，提问本身也更具有价值。
有些提问，确实显得很“傻”。要么问题提得大而无当——记者动辄就问，“您的感想如何？”“估计前景怎样？”“作用效果怎样评价？”……显然成了新闻记者提问的八股和套话；要么记者自身专业水准欠佳，提问内容拉拉杂杂，一箩筐的的话全不在点儿上，让回答问题的人不得要领；要么有些问题本身很敏感，而记者提问的角度又太刁钻，使发言人心理上产生反感，从而拉开距离，无法正面回答。
以上种种“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信息正常有效地披露，追根究底，大概应算是记者缺乏采访提问的技巧，不是记者存心要犯的。此外，还有一些“傻”问题被提出，却是因为许多记者成为熟手后掌握的另外一种“技巧”所致。
这种情形的提问，记者的角色只能算是个“托”。许多记者深谙现实，把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腾、挪、回、转”手法，移植到捕捉新闻事实上来。提问通常不愿意“得罪人”，因为记者心中早已有数，更多的时候，提问实际是在诱导。这样的问题只能让发言人按照既定新闻稿的思路再重申一遍。许多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不痛不痒，问得很“傻”，实际是在着力降低提问的“风险”。
对于记者和新闻发言人的关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过这样的话：记者和新闻发言人显然是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职业。记者是新闻人，追求的是新闻。记者不是新闻发言人的学生、部下、朋友，也不是敌人。他是新闻发言人的挑战者。
成功的提问，不能人云亦云，应有意突出其尖锐的一面。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是记者水平的一个体现。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问，为新闻而问，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事情。
（本文作者为《中国财经报》记者）
许国祯: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懂得倾听
许国祯：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新闻发言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效果。曾担任惠普科技公司传播事务经理，负责全面营销与媒体宣传，并曾在大学担任传播学教职。
《传播》：许总，您好。您本身就是福特中国公司的企业发言人，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向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企业应该注意什么？
（许国祯，以下简称“许”）
以我了解，大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都没有一个成文的关于发言人的制度或规章，供人遵循。我们福特公司全球被指定担任发言人任务的人大概有1100多人，也就是说全球38万员工中，有1100人被指定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做发言人，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张白纸黑字的东西说发言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做。
我个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定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件对外发言。一个企业最终的发言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发言人，关于销售、服务、市场等不同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发言人，应该专业合理地进行分工。
新闻发言人是一个24/7的工作，没有假期，发言人应该让人可以顺畅地联系到。比如说我是一个消费者，因为产品问题我已经气坏了，如果这时我可以联系到这个公司可以说上话的人，很可能在第一时间我的气就消了80%；反过来，如果找不到人，没有正确的渠道得到正确的信息，企业不能在最短时间找到答案，往往很多重大的问题就这样发生了。消费者情绪的爆发，事情愈演愈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找不到发言人。
《传播》：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全员公关”，也就是说，企业里不管你是在什么位置做什么工作，只要有需要，经过适当的准备，都可以代表企业对外主动介绍、说明、表明企业的立场和观点。您对此怎么看？
许：在美国2003年有一个关于企业沟通可信度方面的调查，调查企业内部从CEO、CFO、销售经理到前台接待人员、维修人员、或者生产线上的工人，什么人让你觉得最可信？答案是越低层的员工越可信。最不可信的是公关人员和新闻发言人。因此，企业应该更多地让内部管实务的人代表企业发言。
但是，“全员公关”作为一个理想的境地非常好，可是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镇静地面对传媒、面对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的同时侃侃而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专业的新闻发言人，正确理解媒体的需要，然后把我们要传达的信息适当地表达出来。
《传播》：不同岗位有不同的素质要求。在您看来，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那些基本素质？
许：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很多。我觉得首先他应该懂得倾听，要了解新闻界和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要说的东西不一定是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利益相关方要问的。第二点就是要有很专业的知识，要对企业内外的信息有充分的掌握和了解。不管你在职时间长短，不管你的经验如何，记者打电话进来找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眼中的专家。所以新闻发言人真正要做到“与时俱进”。第三点就是要诚实、诚恳。诚实与发布信息的内容有关，诚恳则与发布信息时的态度有关。第四就是要临危不乱，个性平和。不要因为别人故意挑衅就发脾气，失去控制。其实我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很满意，我的脾气有时会很大。第五点是要对不同类别的传媒有深刻的了解。不同媒体的报道形式不同，从内容上讲，他们各自对“新闻差异性”的追求也不同。第六点是，新闻发言人要有同理心，也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你说的话要让所有人都能听明白，不要用只有行家才能听懂的专业词汇。在美国，有关机构对公关写作的要求是“要能够让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能够看懂”，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七点是要幽默。幽默可以化解很多问题。第八点是要知所止。知道话应该说到什么地方就不要再说了。同时应该清楚自己是在代表企业在发言，要分清为自己发言和为企业发言之间的界限。当然，很好的记忆力对于新闻发言人也很重要。
《传播》：很多企业让自己的CEO或老板担任新闻发言人，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许：在美国2003年的调查中，CEO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发言人之一，是股东和投资者最信任的人。但是作为CEO，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说新闻发言人非我莫属。短期来看，CEO或老板做企业的发言人，或者是唯一的发言人是没有问题的，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明智的。历史上有很多事件证明：往往CEO担任发言人的后果是，要么葬送了CEO自己的前程，要么是葬送了企业的前程。
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有不同层面的人可以分别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那么在公众心中，这个企业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更完整。
徐泓：避免“制度到位意识缺位”
■ 徐泓教授现场指导学员如何更好地向媒体发布信息。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从事对外报道为主的新闻工作20多年来，发表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约20万字，多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著有《大人物 小人物》和《新闻写作教程》（与人合作）。
《传播》：徐老师，您好。自去年以来，从政府到企业都在纷纷建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泓，以下简称“徐”）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实现公民知情权、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一个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政府，它应该做到政务公开；而企业也是为公众提供服务、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特别是当它进入股市，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也应该做到信息透明、披露制度化。我们能够在SARS以后，把原来只在个别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做法，在政府各部门制度化，这是政务公开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举措。而知情权是一个公民在履行所有权利，如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知情权，其他权利的行使将无从谈起。
此外，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不善于面对公众。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社会中，能够直接面对公众、直接与公众沟通并解决问题，应该是官员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为政府官员与公众面对面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尤其是在面对问题、面对危机的时刻，如何与公众迅速实现沟通，提供了一个便捷而最具有传播力的平台。
《传播》：不久前您在北大组织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曾讲到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您能否具体讲一下，您讲到的问题是指什么？
徐：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它可以促使一些部门将原本应该公开的信息定期公开。同时这个制度的实施，给新闻媒体增加了一个主流的、权威的、重要的信息源。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重要信息。现在的问题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不能成为记者采访唯一的、单一的信息源，从而形成信息垄断。我所指的垄断是指新闻发言人用一种统一口径的方式答复问题。在过去没有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候，记者还可以通过其他信息渠道去获取信息。而现在媒体需要的许多信息要去找新闻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提供的都是统一的程式化的东西。这反倒会成为阻挡新闻采访的一个新的门槛儿，出现“我发布你就有消息，我不发布你就没有消息”的情况。
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对形式与内容的认识上。现在大家从形式上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认识，但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内容本质，也就是对政务公开、对于向公众和媒体公开信息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还不够。或者说“制度到位了，但意识不到位”，以至于出现在需要发言的时候，新闻发言人用一种官话、空话、套话或者是宣传味很浓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发布新闻，发布老百姓真正想要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信息，这样反倒变成了信息阻断的一个环节，这就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和媒体的期望相悖了。
企业的新闻发言人也一样。如果企业发布的新闻都变成广告式的东西，发布会不过是整合营销的一种手段，我想这也不是媒体所期望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应该做的工作。
《传播》：您认为在保障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实施方面，我们是否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信息披露行为？
徐：我记得在SARS之后，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已经发布了一些条例或规章，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法律文本，但是从中央文件到政府各部门职责的要求，都清楚地描述了执政过程中各个岗位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所以，有关人员不能说因为没有把握就不披露。我觉得真正束缚他们的还是一种意识，即认为“这些没有必要让公众知道”，这还是全能大政府的心理在作祟。现代公民社会所呼唤的有限责任政府，从来都把信息披露制度作为执政与管理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手段。眼下明显的例子就是 “审计风暴”。审计报告公布之后，被审计署点名的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反应。从新闻发言人制度上看，现在正是他们应该说话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态度，而且媒体和老百姓也需要他们有态度。
《传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杨扬在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曾这样讲：“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拒绝记者采访就是违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新闻发言人在日后的工作中将面临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失去主动权？
徐：其实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把主动权掌握在发布者的手中。你不发布，你沉默，主动权反而旁落。作为主流和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当你没有声音的时候，媒体就会从其他渠道去获取信息，这时候如果再来责备媒体的报道失实就不应该了，是因为你的缺位、失语和沉默，才造成这种信息的不平衡。“流言止于智者”，为什么你不说话？你应该先发制人呀。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媒体是良莠不齐的，特别是今天媒体市场化运作程度很高的情况下，确实有炒作新闻和报道虚假新闻的情况。但这是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先从发言人的理念、态度、行为方式上找原因。我很赞成杨扬局长的意见，对媒体的态度就是对公众的态度，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媒体是在代表公众实现其知情权。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以后，媒体和记者也面临着压力。新闻发布会越多，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信息的披露，媒体获得新闻的机会就越多，很多记者都在共享同样的信息，新闻同质化竞争的态势也就越严重。这时考验媒体和记者的就不仅是利用新闻发布会平台获取足够多信息的能力，进一步要求的是如何解读信息、综合梳理与分析信息。
《传播》：现在很多社会机构都在推出不同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不过有很多人反映说，现在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更多的是在告诉发言人如何对付记者。您从事记者行业多年，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博弈。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应该加强他们对新闻媒体的功能与运作的认识与了解，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与媒体沟通与合作，特别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从根本上就是看民心所向，民心实际上就是舆论的向背，而现在舆论的载体就是媒体。所以了解媒体并与其进行很好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
至于培训的内容，由于我直接参加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不多，不好点评。但我觉得这个培训更应该关注理念上的培训，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那些信息应该披露，怎么披露传播效果更好。现在有些培训过分关注博弈技巧，就像以前人们常讲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个别培训的重点甚至在传授发言人如何隐瞒信息，如何让媒体问不出东西。
媒体与记者的天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信息与新闻。“你越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越偏要知道”，这正是新闻发言人、官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一个角逐点。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考验的是双方对度的把握。所以在培训中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避免将培训过程游戏化。
《传播》：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政府部门开始，现在这股热潮已经延伸到企业。您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和企业新闻发言人在培训方面有哪些不同？
徐：我觉得企业新闻发言人培训市场很大，在规模上可能不亚于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市场。但这个市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不同。政府自身的职能就是要建构与管理公共社会与公共事务，而媒体的功能也体现在积极介入这些公共事务发挥舆论的作用，所以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更自然一些。而企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因为企业本身是要盈利的，因此，媒体在和企业接触的过程中就要慎重，以免自己的报道最终成为企业的软广告。由于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我认为，企业新闻发言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的设置也应该有所区别。而且上市公司应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于其他企业不一定采取这种形式。
媒体培训:从容应对采访
■ 编译/朱燕芳 荔枝
记者对那些说起话来像是企业机器人似的采访对象越来越反感。在当前人们大力反对炒作以及媒体迅猛发展的绝好时刻，全面自如应对媒体采访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在理想世界中，企业发言人也许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去分别接受针对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在内的三类媒体设计的不同的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应对这些媒体的采访。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媒体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特质；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因此，专家们都一致认为，一天的培训已经足够让企业的新闻发言人拥有一定的能力恰当地应对上述三类媒体。
大多数媒体培训课程都是从早晨的平面印刷媒体开始，很多关于媒体的一般性的话题都在这段时间内处理，下午的培训以电视和广告为主，这时的注意力以非语言沟通模式为主。
美国全国储蓄与投资机构的媒介与公关经理Wendy Franklin在主持了一个培训项目后表示：“关于三类媒体培训的本质是一样的：你要清楚你的话题，要使你的介绍更富有人情味，要表述清楚，并事先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你可以通过观看政治人物在媒体采访中的表现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乔治·布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新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要求布什介绍一下他从9·11事件的后果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Media Training Masterclasses首席执行官Warwick Partington认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布什却吞吞吐吐并停顿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这表明他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与其个人有关的简单问题。
最终布什的回答还是落在伊拉克问题上。Partington解释说：“很显然他已经惊慌失措，伴随这个问题一起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大的负面事件。这说明，就算培训师在培训过程中一再告诫学员要记住‘我绝对不能提及负面事件'，在采访现场的压力之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答案可能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负面信息。”
信心能有效地帮助被采访者应对难关。然而，媒体培训课程不应该把新闻采访描述成滋生谣言或令人恐惧的场所，那只能让那些参加培训的人变得战战兢兢。
其实，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客户所面对的采访并不是那么难以处理。因为媒体编辑队伍缩编，现在最常见的采访模式是电话采访。同时，由于媒体发展迅猛并不断细分，有更多的人要面对新闻采访机会。此外，很多记者都希望得到独家分析素材，因此市面上的采访机会就更多。
对独家新闻的激烈争夺意味着记者会竭尽所能从制造轰动效应的角度进行报道，以吸引受众注意。Quadrant媒体培训机构主管Mike Slater的建议是：“被采访者现在经常被要求对某事作推测，面对这种要求被采访者必须慎重。记者还可能要求被采访者做一些情感性的表达，如果不同意记者提出的某些观点，被采访者就应该明确指出并做出修正。否则，那些错误的观点就会成为第二天的新闻头条。”
理解媒介
当然，有一些人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又太过简洁。如果被采访者在回答中只讲自己的观点，而不谈任何其他的内容，记者很有可能会从心底里对此感到厌烦，以后也不会再对他进行采访。
拒绝发表评论同样也会使媒体感到失望。当James Gryce在两年前加盟惠普担任耗材产品销售总监时，他对所有媒体的提问一律以“无可奉告”作答，结果导致了一些失实报道。
Gryce和其团队随后接受了一次为期一天的媒体培训，培训涵盖了电视、广播以及印刷媒介。他表示：“这次培训让我知道，我必须了解不同的媒介，不过总体来说，不管是面对哪些媒体，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分析你的受众，二是不要使用行业术语。那一天的培训很辛苦，但绝对物有所值。我感觉更自信，效果立竿见影。”
虽然只接受这样一天培训并不意味着学员将有能力顺利通过著名主持人Jeremy Paxman的“严刑拷问”，但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开始。只要被采访者具备一些采访诀窍，他们就可以建立自信心，而这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克服障碍，从容地应对各种新闻采访，不管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
广播采访提示
- 采访前，尽可能多地了解和节目有关的信息。如果是新闻节目，重点是“吐字清晰”而不要重复，如果是专题节目，关键则是重复要点；
- 不要忽视采访者的存在，不要用与第三方谈话的方式接受采访；
- 回答采访者的提问，因为他们是通向听众的通道；
- 在一个真正的演播室环境中练习很有帮助，这可以让学员了解现场各种设备的运用情况。很多媒体培训专业机构都会有或租用一些专用设备，用于培训课程；
- 不要离开话筒，这会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沉闷或距离遥远；
-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尽量在演播室接受采访，而不是接受电话采访。这可以让你更容易进入话题，更容易被理解；
- 如果你是通过电话接受广播采访，尽量站着说话；这样可以使你感觉更有掌控力，感觉更自信；
- 不要照着稿子念。如果这能使你更有信心，可以在卡片上记下要点；
- 不要指望采访者会一直注视你，因为他们在现场通常会非常忙；
- 要透过你的声音传达活力、热情与激情。你的声音必须要吸引听众注意；
- 为了强调重点，你可以适当停顿，但停顿时间不要太长。
电视采访提示
- 认真检查你的仪容；将头发梳理整齐，不要有头屑；
- 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华丽，受众希望与自己相关的人对话；
- 注意你的肢体语言和个人习惯，例如不要在座位上来回扭动，将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是做一些手势；
- 注视采访者的眼睛；
- 检查你身后的物体，不要让你在节目中看起来像是脑袋上长出了一棵树或者是一根灯柱；
- 在采访到结尾的时候，不要擅自移动或讲话；
- 只要不会让别人感觉你对谈论的话题不在乎，你就应该尽可能微笑，即使你正谈论的话题很严肃；
- 如果是录播，一则电视新闻一般只有20秒，所以不要担心反复重复自己的观点，也不必迫于压力发表一些并非你所想的观点；
- 熟悉采访设备，和广播采访培训一样，多数培训师都备有相关的采访设备；
- 不要担心自己采访过程中会紧张，尤其是现场采访。如果不紧张，你的表现或许也不会很好；
- 在采访现场，如果采访者的态度从之前的热情友好一下子变得挑衅和质疑，你也不要感到沮丧。就算你觉得采访者的提问不公平，也决不能生气，否则采访的效果不会让你满意。
印刷媒体采访提示
- 尽可能利用时间优势阐述并解释自己的观点。在采访过程中核实记者的采访记录，以确保你的表述清楚无误；
- 不要立即答复。你可以问记者他们文章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方面的信息，然后告诉他们你将很快给予答复；
- 印刷媒体受发行量下降的商业现实影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以促进其在报摊上的销量；
- 就算你感觉交谈得非常顺利，并与记者建立了友善关系，也只能讲你希望在印刷媒体上印出来的内容；
- 与其他媒体相比，印刷媒体记者在内容上的议程倾向性更强。尽量在采访中找到记者的话题议程，然后围绕这个议程来组织自己的观点，确定记者需要的是什么：数据、意见还是声明？
- 由于印刷媒体对采访的内容议程有所设定，所以接受采访前需要更充分的准备。要阅读该记者以前写的文章，了解他们的写作风格以及他们在采访中可能采取的角度。
- 从视觉角度思考。问自己：有哪些图片资料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问一下记者他目前还在准备哪些方面的报道，以便日后建立联系。
作者：王晓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副部长 孟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论坛主题鲜明，深入探讨交流“党建+金融”模式，促进农商银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我谈几点体会和认识，和大家分享交流。
第一，延津农商银行在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上，准确把握党建和金融的结合点，以金融活水激活了乡村振兴活力动能。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延津农商银行急群众之所急，探索“党建+金融”新模式，创造性地整合农村基层组织资源和金融资源，通过签约村党组织、成立联合党员小组等方式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着力点，通过基层组织平台把金融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支持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小微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有效结合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平台优势。延津县委组织部与延津农商银行党委联手打造的“党建+金融”三级组织体系，可有效跨越信息沟壑、增加业务对接几率，让党组织更全面、及时地了解农民与市场的需求，通过思想共建、组织联建、基层共治、资源共享、机制共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与金融杠杆力量深度融合，收到了“1+1>2”的效果，有效支持了“三农”发展，很值得总结。
第二，在探究农村融资难问题本质的深度上，突破传统信贷思维的理论束缚，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作为。在“党建+金融”工作的起步阶段，延津农商银行仍采用20年前做信贷的思维评定信用户，无法有效改善限制较多、手续烦琐、群众信任度不高、受惠面较小的问题。后来通过借鉴浙江经验，转变观念，将评信与用信既结合又分离，在构建信用评定体系、加强普惠金融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延伸出农业科技推广、经济信息发布、精准金融扶贫、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进行金融知识宣传、强化信用环境治理等业务板块，运用新理念、新知识、新科技、新做法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攀上了新高度，有效治理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的顽疾，给农村实体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
第三，在充分调研农民和生产需求的深度广度上，遵循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优化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实践。为顺利开展相关工作，在延津县委组织部和农商银行党委联合推动下，延津农商银行在充分对接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抓住了农商银行的发展堵点和乡村振兴的金融痛点，工作有想法，执行有保证。在不断优化放贷服务的基础上，持续提供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信用体系、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加强配套服务建设，助力信贷主体纾困发展，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农商银行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当然，作为一种新模式新探索，是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加以丰富完善，为此我建议：
进一步总结有益经验，巩固已有成果。以党建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发挥好组织建设的引领作用，继续夯实“党建+金融”的工作主线，聚焦造福人民的根本目的，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支持有意愿的各类金融机构参与进来，逐步培养支农惠农的金融服务体系，壮大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力量。
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加强风险防范。要进一步优化贷款风险的评定、预警和应对举措，采取多元的风险缓释措施，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防止盲目追求信贷投放规模、搞指令贷、介绍贷等问题，降低新增不良资产的概率，关注信息的安全运用与维护，防范用户信息泄露和不当使用。
更加聚焦主导产业，顺应改革方向不断创新。瞄准集体经济薄弱村，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安排信贷计划，结合乡镇支柱产业、村级特色产业规划，及时给予政策、技術指导，引导农户围绕主导产业上项目，增强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防止因盲目投资导致效益低下或亏损失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赵全厚：
我从2006年开始参与研究农村新兴金融这方面工作，多年来一直关注支小支微服务“三农”的经营活动，普惠金融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和跟踪调研，我认为，延津农商银行开展的“党建+金融”支持“三农”工作，不在于它创新了什么，而在于把“党建+金融”这个活动做实做细，做得很有特色，这是我的一个重要体会。
金融和财政之间有协调也有分工。财政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来扶贫经富，金融则更加市场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普惠金融应运而生，这就是金融的普遍服务性。
金融的普遍服务性和金融的信用等级不一样，从金融普遍服务的原则和金融的市场性来说，很多农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小微信用等级不够、抵押品不足，便形成一种金融排斥效应。换句话说，金融越发达、越繁荣，金融的排斥现象就越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延津农商银行通过“党建+金融”的有机融合，解决了在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党建+金融”的优势在哪呢?第一，解决了农商银行与农户之间的信任壁垒问题和银行获取“三农”信息成本高的难题。农商银行虽然扎根于农村，但毕竟是外在于农户的一个经济体，农户具有居住分散、流动频繁、个体经营的特点，收集农户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农村通过党委协作、支部共建、党员行动，形成逐级传导、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深度有机的联合，这种融合把一次性的尽调变成了与基层党组织构建人力、信息资源共享与联动机制建设，是一种获取动态信息来源的方式，可以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障碍、破除金融入户信任壁垒、实现信用资源向金融供给转化，真正解决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发展所需的小额信贷资金问题，减少了农商行获取“三农”信息的成本，金融资源的作用发挥将更加精准、更加到位，实现了党建和金融的优势互补。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不仅限于和农户进行金融交易，还组织乡村干部、经济能人进行产业观摩、农超对接等各类市场化、产业化的活动，让农民的农业产业发展得更好，让农产品销售得更好。既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又解决了贷款的安全性问题，这是一个让金融更加安全、让党建更加落在实处的问题。通过“党建+金融”，农商银行进一步加强和农民的交往，既增加了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同时又加深了对“三农”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反过来农村党员干部、广大群众更加了解金融知识和金融规律，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更强了，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基层党建和农商银行的发展也实现了良性循环。
第三，延津“党建+金融”工作的创新使得农商银行更加了解农村实际，掌握农村的经济发展动态和规律，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了解金融特性，只有在“党建+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把握农村的态势、掌握农村发展变化规律中超前性地设计产品，才能够在产品引领方面做得更好，这种创新非常有价值。
第四，从长远来说，“党建+金融”工作一定要长效化、常态化，同时要注重从产品、业务拓展方面把握好风险，金融资源如果被不当应用，对金融机构是一种损失，对贷款者也是损失。要做适合农民的产品，工作开展要适合农民的特点，适合产业规律，降低成本，对农民负责，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建议延津农商银行借力打力，更加统筹地开展“党建+金融”活动，比如说统筹利用政府的财政、普惠金融等各种政策，和其他行加强合作。同时，也要加强线上线下服务手段的创新，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普惠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崔长彬：
今天我主要分享4个方面的观点，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我想和大家分享“延津模式”产生的背景。一是现在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正在倒推中小银行向社区发展。其实现在的金融覆盖是从小企业向微企业过渡，很多大商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在利用数字技术做小企业的贷款，例如税银贷，就是以税务数据为依托的，还有存款的数据、结算的数据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小银行面临不小的压力。二是数字技术的突破，让一些原来不可能得到贷款的主体贷到了。要突破现有思维，加快科技化转型、社区化转型，要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农场车间跟农民朋友打成一片，这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区化转型，感情融为一体之后，业务就做起来了。
第二，“黨建+金融”这种方式，事实上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种机制创新。2014年我们国家核定的贫困户是7017万，到2020年年底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伟大壮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际上是加强了党与人民的再联系。我们再一次大规模地走入人民群众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探索一种长效机制出来，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加强和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只有这个机制长期发挥作用，我们的事业才会一直顺利走下去。这几年的调研过程中，我见到几个相对成熟的模式：一是以信贷为重点的代表，是体系经营完备的“江山模式”。江山是一个县级市，在浙江属于不发达的地方，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县级市，创造了浙江农信的“丰收驿站”的经验和信用评级的经验。包括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不同级别对应什么样的额度、什么样的利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二是巴马瑶族自治县五位一体的信用评级经验，它是以治理为重点。巴马的经验来自于广西百色田东县，因为10年前田东县开始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构建了农村金融组织、信用、支付结算、保证保险、抵押担保、村级服务等“六大体系”。“六大体系”的核心是农村信用体系，它的创新是把社会信用纳入指标占一部分权重，实现了相对贫困的农户同样能够因为诚信而非经济指标好得到更多的贷款。巴马从2016年开始，把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穿到这个指标体系当中，除了经济、社会的指标之外，还有政治、生态、文化的指标，它现在的经济指标权重是55，社会是15，其他三个指标是10。除了经济指标，其他指标都是有一票否决制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延津模式”，实际上把这两种模式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包括双向挂职的经验等。
第三，对完善“延津模式”的建议。一是信用评级体系可以进一步精细化，从户、村民小组、村到乡镇，看看怎么做成一个嵌套的结构，可以参考江山的经验，信用户达到70%的村可以评为信用村，信用村达到70%的乡镇可以评为信用镇，信用镇、信用村里的信用户贷款利率可以有一定的下浮优惠，这样可以促成乡镇、村的自我治理。二是治理功能的拓展，可以参考巴马的经验来推进，如果能把党的“五位一体”主题贯穿成每个农户自觉自愿的行为，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和谐富裕的农村社会。三是关于数据打通，要关注四维数据。第一维是入户调查，第二维是农商银行自有数据，第三维是政府的数据，第四维是线上大数据。四是把信用评级的应用场景扩大，包括商业场景的扩大、服务领域的扩大、行政上的优先序列。
第四，建议以延津经验为基础，将新乡申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普惠金融实验区进行推广，更加助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谷建全：
我研究延津县“党建+金融”模式有两年多了，经过这两年多的实践，延津县“党建+金融”的模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今天我围绕“党建+金融”的发展模式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实践成效。体现在五点：一是有效解决了信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村金融市场要面对的是广大农民群众，过去信息对称程度是比较低的。通过“党建+金融”建立三级的组织体系，有效发挥党建在基层的引领作用，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在信贷实践过程中，能有效识别优质客户，取得非常好的效益。二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信用评定难的问题。以前农村信贷风险比较大，要取得农民的信任，让其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难度比较大，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三是有效解决了信贷过程中群众信任难的问题。过去金融部门与群众打交道，给农民群众留下了追债的印象，很难得到群众的信任，现在通过这种工作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降低了信贷过程中的成本。四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优质客户不足的问题。在农村金融市场，我们面对的是一家一户的农户，如何解决农村优质客户不足问题?主要就是要通过培育、扶持产业发展，围绕农户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五是有效解决了农村信贷风险处置难的问题。过去农村信贷风险比较高，农民的风险意识、还贷意识等相对比较弱。现在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党组织帮我们识别、把关，对控制信贷风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方面是实践价值。体现在五点：一是探索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通过延津县的这种探索，找到了乡村振兴中满足金融需求的一个有效路径。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方面，延津农商银行把一批懂金融懂农业的金融工作者派到乡里、村里，找到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二是找到了破解农村金融建设难的新方略。通过“党建+金融”的工作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农村金融建设难的问题，对下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解决“三农”发展短板，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三是探索了党建高质量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进入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以党建高质量引领经济发展高质量，是当前工作的一个新要求。延津县的这种实践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广和复制意义。四是引领了新时代农村金融发展壮大的新潮流。进入到新时代，与传统的发展阶段相比较，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路径、发展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怎么提高竞争力，这是时代的命题。延津县的探索是引领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的新潮流。五是拓展了农村金融融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渠道。农村金融机构只有融入到、植根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延津农商银行在这一点做得非常突出，围绕县里的工作大局，围绕县里经济发展的主体，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员，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第三方面是经验启示。体现在五点：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强调创新驱动，延津农商银行这几年的探索就是一个创新。因为有了体制机制的创新、市场的创新，组织的创新等才能取得这么明显的进步。二是遵循市场规律。“党建+金融”可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三是突出资源整合。资源整合的能力代表了扩张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越强，对发展的作用越大，越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四是强化需求导向。只有以需求为导向，才能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理想的效果。五是堅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就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工作中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扎好根基，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河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皇甫小雷：
延津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探索很有特点，我有两点印象非常深刻：一是感觉到延津农商银行融合发展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个融合包括农商银行自身业务的融合，不仅支持农户的发展，还支持商户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支持城市的发展，还支持城乡的发展，在城乡方面加强了融合;另外是人才技能的融合，通过农商银行的发展，使很多人才成为复合型人才、交叉型人才、多功能人才。二是创新，不仅有信用评定工程、普惠金融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经济信息发布、微信群平台建设等业务的创新，还有乡、村、组三级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方式创新，党委协作、支部共建、党员行动的组织创新等，特别是党建和发展同频共振，引导各方面的资金要素进入农村。
在效果方面，我认为取得了三个发展效果。一是延津农商银行在实践探索中把外部的资金、信息、人才等下沉到农村，盘活了农村资源，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面貌，培养了农村人才，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整体上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延津农商银行探索金融支持县域城乡产业发展，服务触角延伸到了县域的方方面面，不仅支持农业，还支持县域的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县域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具有延津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据了解，延津农商银行的排位3年前在全省农信系统还是100多位，经过3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排到第27位。这种发展的活力和能力都是非常明显的。三是延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支持乡村的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反过来倒逼了农村的改革、开放和创新，推动了农村各方面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也是一个冲击，打破了农村的平静，让农村的衰败转向了农村的振兴。
接下来我提几点建议。一是建议拓展农商银行发展的业务，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不仅局限于农业、农户、合作社、特色产业等，更要进一步强化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文化建设以及农村商贸物流业的发展，支持农村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业务更加完善。二是建议更加注重风险的防控，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金融创新方面的风险，降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可以考虑把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村保险的发展融合起来、相互支撑。三是建议进一步强化农商银行数字经济、新经济和信息化的建设，用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让业务的发展更智能、更便捷、更有效。四是建议继续做好对延津“党建+金融”模式的总结提升，让经验更具有推广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会主席 朱金瑞：
延津农商银行“党建+金融”的模式内涵可以总结为让党建由虚变实、银行由实变高，两者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主要有三个典范、三个体现。
一是党建由虚变实的典范，充分体现了组织力提升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基层党建存在着虚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点提出了要提高党的组织力的问题。组织力包括号召力、动员力、凝聚力、战斗力等，延津县通过把党建和延津农商银行的金融业务有机地完美对接和融入融合，解决了基层党建问题，通过“党建+金融”的模式，使党旗在延津老百姓的心中竖起来、立起来、扎下根。
二是银行由实变高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企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银行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主要运作的是资本，但延津农商银行把这个实做得很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信用或者说诚信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点建设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干扰市场经济有序进行的问题之一。延津农商银行将信用评定工作作为支持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经过这两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符合延津特点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这种示范带动作用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产品创新方面，通过对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群体、先进典型开发同款同名的红色信贷产品，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人得实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产品设立，本身就彰显着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价值导向，传递传播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在社会上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在2020年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新时代企业家应该拥有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的精神。延津农商银行在发展中的一系列活动机制、载体平台建设都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的使命和担当。
三是聚焦乡村振兴、立足本职本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本色和底色。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马上要开启新的百年建设历程，就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系列问题。延津农商银行以高的战略定位，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非常接地气的探索，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本色和底色，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最好的一份献礼。
下面，我提三条建议：一是要由点到面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力。只有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老百姓信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不是一句空话，乡村振兴才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实现这些都需要党建的引领，需要党建由点到面加強与各行业领域的合作。
二是要完善信用体系，提升引领力。诚信建设在整个国家文明素质的提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津“党建+金融”模式已经探索出一条非常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子，这需要大力推广，进一步提升延津的县域文明和公民文明素质，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信心、信念和信仰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这是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撑。在信用体系建立过程中，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对新时代公民的文明素养要求融入其中。
三是要唱响“延津模式”，扩大“延津模式”的传播，通过立交式的平台打造和载体搭建，提升“延津模式”品牌影响力。可以把文化名人创作跟品牌传播结合起来，让延津的文化名人以延津话的形式把“延津模式”故事传播出去，让探索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身上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通过现代化手段、老百姓的手段得以传播，进一步推动延津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延津老百姓的生活更美好。
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涂小雨：
结合本次论坛“党建+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主题，我认为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体现了三个说清楚。
第一，延津“党建+金融”探索把政府与市场联动说清楚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我认为最重要是保市场主体，金融企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主体，不仅需要和政府联动，还要为其他的市场主体与政府联动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个市场主体只要存在，就能有财政税收，就可以保民生。只要企业一开工，就能安排居民就业，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消费，社会才能稳定，因此市场主体的作用非常关键，而促进市场主体和政府连接的金融企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延津农商银行探索“党建+金融”模式更好地把握了金融企业的定位，在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联动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把创新驱动，特别是管理和组织创新说清楚了，这是了不起的。按照常规理解，科技创新主要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原始创新、自发创新和兴趣创新，这是特别关键的，现在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紧缺的;另一个创新是问题导向的创新，对企业来说就是以项目带动创新，这是大家比较擅长的。但是要实现跨越发展，我们还要在原始创新、自发创新上下功夫，而能把原始创新和问题导向的创新连接起来的中介就是管理创新。可以看到延津农商银行的员工培训、业务拓展、党建发展、班子配备等方面，其实就体现了怎么样把管理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与企业的力量结合起来、如何把原始创新和问题导向的创新结合起来，延津农商银行的实践初步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第三，最关键的是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把党的领导说清楚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很快复工复产复市，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全世界只有中国实现正增长，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所以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在这一方面把党的领导说清楚了，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制度、责任和结合。在制度方面，延津农商银行真正体现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每一个党员干部包括业务骨干就是一个先锋模范，每一个先进模范都带领人民群众往前走，这就实现了党建引领发展把方向、谋全局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优势。其实制度优势就是党的全面领导、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延津农商银行的干部配备、干部选拔、业务骨干培养，甚至细化到具体的一个项目代表，都是以党建为前提的，这体现了共产党独特的制度优势。在责任方面，农商银行是党领导的农商银行，有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首先作为党领导的企业，延津农商银行的所作所为落实了国家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这体现了不一样的政治站位。其次是社会责任，延津农商银行扎根基层、服务“三农”，在信用评定、脱贫攻坚、社会公益、防疫抗疫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都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最后是经济责任，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结合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大振兴目标，延津农商银行的探索突出体现了产业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两者的结合，怎样让农村产业发展，“党建+金融”就是通过组织上的改革把老百姓具体切实的利益和金融需求呼应起来、关切起来，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了“1+1>2”的效果。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负责人 陈东辉：
我想首先谈六点感受：
第一，“党建+金融”适应了一个大势，这个大势就是时代的大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化发展的大势，二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大势。国家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党建+金融”的目的就是助推乡村振兴，这是我党建设的大势。中国共产党2019年出台了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抓基层大抓支部，这个时候如何把金融和组织联合起来，就适应了时代的大势。
第二，延津农商银行找准了立足“三农”、服务微小的本位，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因农而生、因农而兴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资源越来越多。
第三，延津农商银行把握住了建立信用体系这一关键，树立信用观念，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形成核心竞争力。
第四，“党建+金融”建立了三级体系这一有力抓手，形成党建优势和金融优势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1+1>2”的合力。
第五，“党建+金融”破解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直机关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解决“两张皮”问题，关键是找准结合点。延津农商银行是为农民群众服务的，让农民群众发家致富了，才有优质的客户资源，自身才能发展壮大。两者结合点就是服务人民，“党建+金融”模式有效找到了这一关键结合点。
第六，延津农商银行具有实干精神。延津农商银行的党员干部职工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一种活力、一种干劲。延津“黨建+金融”的模式，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实干，这种实干精神具有传染性、复制性和推广性。
接下来我想谈六点启发。
第一，只有激活区域经济才能厚植金融土壤。延津农商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用金融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不但满足了乡村振兴的需要，还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只有立足服务“三农”才能发挥比较优势。延津农商银行既姓农又姓党，党建引领是延津农商银行发展的根和魂，为农兴农是延津农商银行的使命担当，服务“三农”、促进乡村振兴是延津“党建+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牢牢把握服务“三农”这一根本，延津农商银行才充分发挥出比较优势，发展成为全县服务网点多、服务范围广、服务功能全、资金实力雄厚、金融效益明显的地方金融机构。
第三，只有结对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合作共赢。延津农商银行与延津县委组织部在各级党组织上相互对接，坚持结对共建共享，形成了抓基层党建、共促经济发展、共树文明新风、共同让群众受益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合作共赢。
第四，只有优化金融生态才能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延津“党建+金融”模式首先以信用评定为切入点，推行守信联合激励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治机制，不断提高全县各类经济主体的信用体系，优化了农村金融环境，助推了县域经营发展，保持了延津农商银行持续发展的态势。
第五，只有创新服务方式才能赢得客户资源。延津农商银行在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创新信贷服务方式、简化金融服务手续、优化审批程序、规范服务收费等，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赢得了更多的客户资源。
第六，只有突出需求导向才能拓展发展空间。延津农商银行坚持需求导向，组织客户经理走村入户提供差异化服务， 根据农村市场需求变化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满足了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需求，全县客户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自身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
体育工作计划发言稿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领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探索、深化改革、求实创新，体育工作计划发言稿。在体育教育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继续抓好校各项运动队的训练工作，力争在乡田径运动会上再创佳绩。
二、工作目标
1.上好体育课，加强体育课堂管理，提高体育教学质量，达到学生人人喜欢上体育课的目的。
2.抓好课间操，推广大课间阳光体育活动。
3.加大体育运动队训练力度，严抓训练质量，力争田径运动会获得好的成绩。
4.强化各类运动队训练工作，确保比赛获得好名次。
三、具体工作措施
1、严抓体育课堂教学工作，切实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1)加强备课管理。要求体育教师全面深入地研究把握教材，根据《新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备好每一节课。
(2)要认真制定学期教学计划要根据总课时数、学习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合理的学期教学计划，发言稿《体育工作计划发言稿》。 并积极做好体育档案的整理和管理工作。
(3)上好每一堂课，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要用新课程的理念指导体育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中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学会发展，更好地贯彻“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推进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4)加大体育教学检查力度，完善教学测评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教学检查制度，严格规范教学行为。学校领导要不定期地进行教学检查，督促教师提出要求和建议。
(5)认真贯彻和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逐步加以完善。抓好五项体育达标的训练和测验工作。全校体育达标率力争保持99%以上;学生体育成绩及格率97%以上。
2.创新课间操形式，推广大课间阳光体育活动，让课间操活起来，特起来。
(1)加强新操培训学习，实行评分制，纳入班级考核，不断提高广播操质量。
(2)各班以学生为主，自行开展设计、创作活动，形式各异、不拘一格，使我校即将实施的体育大课间活动拥有自己的主题。
(3)落实“学生在校一小时体育活动”计划，课外活动、兴趣小组必须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体育组负责定内容，具体由任课老师负责，所须器材由体育组提供，做好记录，下课及时归还。
3.强化体育运动队训练工作，进一步开发运动员内在潜力，在各项竞赛中争取达到最优。
(1)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好各种训练计划。有组织、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定期研究我校体育训练工作并及时发现和解决训练中的问题。
(2)加强体育教师的培训学习工作，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训练潜力及能量。培养运动员勤学苦练，勇敢顽强，胜不骄，败不馁的训练和比赛作风，树立为我校争光的雄心壮志。
(3)在训练中，注重梯队的培养，三四年级打基础，五六年级出成绩，每周坚持训练时间。
2012年部门半年工作及三季度工作安排
我部上半年工作指标：对公存款时点数万元，扣除老窖1亿元内转财政因素，实际较年初增长万元。对公日均数万元，较年初增长万元。完成中间业务收入191万元。
从以上指标看总体上我部门上半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还是比年初有较大的增长的，但是对指标进行分拆分解，还是有问题，首先从行业板块分析：、煤炭贸易板块，累计发放贷款25050万元，实现中收181万元;酒类板块累计发放贷款1500万元，实现中收10万元;酒类企业是我市支柱产业也是我行战略发展的重点，上半年才投放1500万元，客户数才有2户，其二，从个人完成任务数分析，(增加内容)存在有人完成的多有人完成少。综上反映出部门业务发展不均衡，业务营销力度不够，新增客户并不是靠部门主动营销，等客上门思想尤为突出。原因多方面，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首先是我，因为自成立贸易融资部后，就因个人原因请假和外出学习耽搁，在本部门的发展思路上以及在工作安排、执行督导上有欠缺。其次，部门的另外三位同志在工作也存在些不足：工作缺少主动性和执行力、拈轻怕重，敷衍了事思想存在，以后必须要提高工作的责任心，部门交待的事情必须执行落实，以团队、部门、全行利益为重，强调主人翁意识，少讲困难多想办法。
为完成好三季度目标任务，有以下几点思路：
一、对存量客户进行一次全面贷后检查，本部门每人每星期至少安排两户企业进行贷后检查，在去企业之前书面提交本次检查内容提
要和贷后营销目标，回来后填写执行结果，杜绝没有目的的贷后检查，贷后工作要围绕公私联动、拓展企业上下游客户为目标。要保证部门新增代发工资户数200户。
二、在对存量授信客户和新接触客户中，一定举一反三地关注客户全方面金融需求，要以信用为基础、资金为主线，把我行产品、信息、技术服务全方面的提供给客户，这样才能与客户建立稳定的银企业关系。特别是针对贸易类客户资金周转快，季节性明显的特点，我们以授信业务为基础，通过我行高效安全的结算支付平台，以及与核心企业关系，提供信息支持，牢固我行为客户结算银行的地位，提高客户忠诚度，提升客户价值，这些思路是我部门的工作指导。比如对煤炭客户，除了我行的资产业务外，对客户的固定资产投入可以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解决。
三、煤炭板块：
1、泸电上游煤炭供应商的保理业务，这项工作由淦华丽负责，与一部合作理出目标客户名单，
8、9两月每月至少完成三户客户授信业务报批，达到放款条件。
2、古叙煤田下游客户保兑仓、国内证业务，由谢雨航负责，与一部合作理出名单，储备客户五户以上，八月份实现至少一户成功放款。酒类板块：
1、保持好与宏鑫担保合作关系，其推荐的客户按照我行业务规定与综合收益，独立调查办理，由陈波负责。
2、以沙其实业为贸易链的酒业企业的贸易融资，七月底要完成鹤立酒业的报批和放款资料准备。放款成功后，总结归纳推广，要在
8、9月储备不少于三户酒类客户(达到放款条件)，由陈波负责。
3、谢雨航负责与白酒交易中心的日常联系工
作，每周有一次的上门或电话沟通，了解交易中心最近动态，并及时汇报。本人三季度完成双流项目上报、鑫福项目上报、长青变更项目上报、完成至少两户酒类或煤贸企业上报以及协助部门成员完成工作。为保证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将每周开展部门周会，检查工作进度，解决工作难点。
另外有一条业务办理措施，本部门以后在对贸易类客户授信报告的经营业务分析中要增加对公司上下游客户关系图的表述，通过图表的方法，既可以要求客户经理调查客户真实的贸易流程，还可以对客户上下游的主要客户心中有数，为部门下阶段目标贸易融资客户群做准备。
雷沁
2012-7-15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学生会信息中心主任 李青阳，很荣幸站在这里代表信息中心做工作汇报。今天我汇报的主题是《构建信息文化体系、共创校园信息文明》，我的汇报将以“一个体系、四个建设”进行展开， “一个体系”即“建立完备学生会信息交流反馈体系”，“四个建设”，即：中心组织内涵建设、学生会网站建设、舆情监控体系建设、宣传调研建设。用四个建设的不断完善促进信息体系的全面建立，以月份来推动四个建设的完善，最终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更加公开、透明，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参与到学生会的工作中去。
下面我就”四个建设”简要谈一下相关工作实施计划：
一. 中心组织内涵建设。中心组织内涵建设分为加强中心内部成员的素质培训和加强中心内部组织纪律建设。1.通过中心内部成员的素质培训，使学生会副主任干事，明确学生会在党委领导、团委指导下，强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迫切要求，坚定了秉承服务型和学习型的宗旨，面向全校，并适当走进社会，开展一系列优质活动的工作思路。
2.通过内部组织纪律建设，实现了中心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扩充了信息中心的人力资源分配，加强了中心的内部核心力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提高各成员的纪律性与集体性。
二、 舆情监控体系建设。舆情监控体系建设是信息中心现阶段工作的重点。舆情监控是校团委及其指导的学生组织针对学校安全等校园动态信息的收集、监控、处理的安全系统。该体系已初具规模，要求各部门根据舆情监控体系表委派相关人员到分管的区域进行巡查，并在最短时间内逐级汇报校园的动态信息，使老师能及时的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
舆情监控体系将校园的动态信息及时的掌握在相关人员手中，对规范校园文明建设和保障学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该体系的建设以及维护该体系的后期正常运作。将学校团委，校会和各学院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动态的、信息化的校园网。
三.宣传调研建设。宣传、调研的制作是信息中心的常规工作。 做好这一工作有利于了解校外主流媒体、校园媒体、学生的各种信息动向，加强联系，做好正
面引导工作。
今年主要工作为：(1)联合校内媒体加强的宣传力度，以校台、校报、团讯为依托，利用工作简报、海报、展板等形式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校会。(2)进行相关调研，了解学生近段时间的思想动态，并及时总结分析，向学校领导进行汇报。(3)定期召开全校信息调研部部长会议，及时了解各学院学生会的工作动态，发现各学院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改正建议。
四、学生会网站建设。学生会网站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综合的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完成。
1、网站的制作
2、网站的运营
3、搭建学生会网上办公平台。学生会网站的建设现在已基本完善，我们将于12月底前完成网站的推广宣传，12月中旬前完成网站内容的填充，并于元旦前完成全部技术人员的全面培训。
学生会网站可以提供一个加强学生会内部交流、与各学院交流、与普通同学交流的平台，可以用更好的舆论引导人。计划设置网上留言、实践创业、学生会工作、新闻中心、建大青春、院部之窗、下载中心、工作简报这些栏目。网上留言栏目，方便同学通过网络向学生会提供意见和建议。实践创业栏目，紧密联系团委的工作重点，为实创中心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使各学院的就业创业工作得到整合，为广大同学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的机会。下载中心栏目，提供了学生会网上办公平台，使各中心对于常用资料、表格等的利用可以更加充分，还设置了公告通知这一栏目，这些都大大简化了学生会的工作程序。院部之窗栏目为各学院提供了一个展示本院学生会工作风采的平台。此外我们还设置了学生会工作这一栏目，可以更好的向外展示我们的学生会，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的学生会，它还保存着历届学生会的工作历程，这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档案资料，它对于学生会档案资料的保存是一项很好的补充，对于学生会精神的传承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新一届的信息中心将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大局，服务于广大同学，使我校学生信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全面搭建学生信息交流平台。
最后预祝各位领导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各位同学身心愉悦，学业进步。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一)坚持“两轮驱动”，持续改善街区市容环境面貌
加大社区改造力度，按照计划，扎实做好珠平川同漓社区改造工作，加强与上级、同级部门的沟通联系，综合考虑基础设施维护更新，按照“因地制宜、适当超前”的思路，突出重点，区分类别，在社区改造中解决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切实抓好五个小区改造(整治)，进一步提升我街形象。
按照区爱卫统一部署，结合项标准，逐一整改，并完善工作档案，提前做好创卫复查工作。
(二)充分发挥数字城管作用，提升解决问题能力
加速推进数字化城管建设。确保6月份建成中心城区数字化城管平台，并投入运行，逐步实现“网上巡查，鼠标执法”。利用数字化城管平台，推行网格化管理、绩效化考核，实现城市管理“全覆盖、无缝隙”。加强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建设，科学制定城市管理指挥手册，明确城市管理事件、部件处置标准和流程，建立“主动发现、精确指挥、处置快速、有效监督”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三)推进标准化精细化建设，打造品质街区
进一步落实和强化东海街市容环境日常巡查制度、卫生环境专项整治、小区管理等方面的城市管理职责，做到有领导、有机构、有队伍、有标准、有责任、有奖惩。树立以珠江、粤江全区精品示范社区为典型的标杆。按照高标准、高品质的要求，再选择可塑社区，重点打造，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带动全街环境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强化业务素质建设，打造一流城管队伍
正确处理服务和管理的关系，坚持将服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服务上用真情，在管理上用真心，赢民心。加强理论研究学习，重视源头预防，实现标本兼治。开展城管与社会各界的友好共建，营造良性的和谐城管氛围。开展演讲比赛、文艺演出、技能比武等活动，活跃城管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三学”和劳动竞赛活动，学先进理论、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做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形成积极向上、创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五)致力解决民生问题，建好便民菜市场
办事处一直以来把社区菜市场的建设作为惠民生的重要举措。自榆林菜市场拆迁后积极为东林菜市场的申报、审批和建设做服务，将此纳入惠民行动目标，在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相继出台了加强市场建设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文件，成立了以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菜市场建设领导小组。定期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场合伙人等的建设座谈会，解决市场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办事处在抓建设工作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市场的监管和督导力度，保障各菜市场正常供应，维护正常秩序，保证商品质量，指定专人对市场的管理和运营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不断提升菜市场管理和经营者的水平，确保社区便民放心菜工程长期高效运营。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鼓楼街道隆重召开大会，动员街道上下学长兴精神、比邳州干劲、促街道跨越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更好更快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这次动员大会安排我做表态发言，充分说明了街道党工委对计生工作的重视。街道计划生育工作将以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为动力，认真回顾总结上半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找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站在科学发展的高度认识计生工作，把后几个月的计划生育工作安排好、落实好，高标准、严要求把工作做细做实。使符合政策生育率、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率、群众满意率、统计合格率、出生婴儿性别比、流动人口管理等各项指标均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确保本计划生育工作一等奖。围绕这一目标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认识，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高标准、严要求把工作做细做实。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发展问题。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街道上下继续坚持一把手负总责不动摇，层层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各村居分区划片，明确责任，包保到人。。具体工作要求做到“三高”、“三严”、“三细”：“三高”即思想认识高、工作标准高、管理水平高;“三严”即查找问题严、整治措施严、处理处罚严;“三细”即清理排查细、管理服务细、入户询问细。
二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计生氛围。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知识宣传，准备采取制作一批高档喷绘宣传标语、印制宣传明白纸、发放计生便民服务指南等措施，着力建设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生育文化。抓好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通过办宣传栏、黑板报、面对面辅导和在人口学校举办讲座等途径，帮助育龄群众了解、掌握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法规。加强对未婚青年宣传教育，倡导晚婚晚育。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活动，广泛宣传新型婚育观念，促进群众婚育观念的彻底转变。
三是夯实工作基础，抓好日常管理工作，集中开展清理清查活动。对计划生育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微机信息采集、录入、反馈、修改及时准确，健全完善各种手工档案资料。各村居、各单位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定期开展集中清理清查活动，按照属地化管理的要求，突出抓好假、瞒、漏、错清理清查，重点加强对城乡结合部、新建住宅小区、单位宿舍的清理清查。逐楼、逐户、逐人、逐项清理核实，发现问题，立即落实整改措施，并及时上报。在清理核查过程中，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查缺补漏。消除管理盲点，堵塞管理漏洞，落实各项管理服务措施，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全面落实已婚育龄妇女计生管理地，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对流入育龄妇女做到流入一名，管好一名;加强对流出人口管理，充分利用信息交流平台进行定期联系，严厉杜绝流动人口和常住已婚育龄妇女漏管。加大对违法生育人员查处力度，狠抓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等工作;把好查体关，从源头上遏制违法生育反弹的势头。
四是深化优质服务，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以开展避孕节育全程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为重点，深化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切实按照服务承诺面向群众，提升服务水平，定期开展育龄妇女健康查体，及时掌握育龄妇女的婚、孕、育等动态情况，对有婚育现象的育龄妇女每月走访一次，对所有持证怀孕妇女健全《孕情跟踪服务卡》，每月进行跟踪走访。宣传婚、孕、育有关知识，引导育龄群众合理选择长避孕节育措施，提高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充分发挥计生协会作用，从满足广大育龄群众的需求出发，积极组织会员开展互帮互助活动，通过向计生协会会员发放会员卡和倡议书等形式，形成协会会员自我管理和街居干群齐抓共管的计生工作新格局。
五是加大检查力度，做好经常性考核，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计生办将把一半工作时间放在基层，定期开展督促检查，采取自查和互查的方式，从档案资料、日常清理、服务态度等方面对全街道计生服务工作进行不定期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反馈给所属单位、村、居委会，限期整改，根据督查情况严格兑现奖惩，通过各种检查，真正使各村居、各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做到经常化。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与市委、市政府签订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高点定位，细化指标，强化措施，振奋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真正做到5+2，白+黑，真正把学长兴精神、比邳州干劲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为计划生育工作争创一流而努力奋斗，为街道跨越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谢谢大家!
计划生育表态发言
五号村党总支书记 陈修保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村两委在这次计生服务月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毕竟效果甚微，起色不大，导致目前工作较为落后。下面，根据镇党委、政府的安排，我代表五号村两委就我村计划生育工作，作一表态发言。
一、基本情况：政策外怀孕补救手术任务2例、完成1例;在孕漏统情况13例、完成7例;上环11例、完成9例;结扎7例、完成1例;其中两女户1例、未完成;总出生8例、完成8例;二多孩3例、完成2例;二多孩(女)2例、未完成。
二、存在的困难：
1、计生工作手段弱化。说实在话，现在的计生工作不向过去采用强制手段，而是依法行政。对我们村干部来说其实就是靠摸嘴皮去政策解释，做思想工作。面对部分逃避、抵制计划生育工作的对象，就束手无策，这些人以一带十，从而造成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
2、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大。一是未婚青年管理难，近年来，80%的青年下学后便外出务工，居无定所，在其间，很可能组织了“家庭”，等他们回来时，已有一个甚至几个小孩了。二是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处理难。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大、分布广，调查取证和社会抚养费征收难度大。可以这样讲，我村绝大部分的违法生育来自流动人口。如：
3、政策执行难度大。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大张旗鼓的宣传了二十多年，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但个别对象仍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违法生育现象时有发生，镇计生部门对此依据法律做出征收决定后，很难征收到位。主要原因是：一是违法生育对象经济能力有限，承担不起。二是个别违法生育
对象抵制不交，作为计生部门的保障措施及强制措施缺乏法律依据，造成社会抚养费征收困难。
4、基础薄弱，工作不到位。客观上，我村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往年老帐多，立马转变局面很难。主观上，一方面是我们部分村干部平时存在着怕得罪人的思想，不能主动上门对其做思想工作，只是发现问题向上汇报，把工作都丢给上级领导处理。另一方面只注重突击活动，不注重经常性工作，往往就存在着超生隐患。
三、今后打算;我村两委通过今天的会议后，痛下决心，立即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下一阶段我们要一定要把计生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尽职尽责，自我加压，理清工作思路，自我剖析计生工作存在问题，寻找差距。
2、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村的好经验，好做法。
3、采取果断措施，加大计生工作力度。一要抓治理。开展集中整治活动。在接下来的阶段，清查环孕检、上环、结扎对象，落实节育措施，清查新婚/出生，及时完善计生资料台帐，清查流动人员，办理流动手续，加强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二要抓“典型”。实施依法执行。针对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集中治理活动，对拒配合工作的对象或造成不良影响的“难缠户”作为反面“典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通过依法强制执行，达到“治理一户、带动全村”的效果。
总之，我村两委将振奋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始终与镇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目标同向、思想同心、行动同步，争取在下一轮的计划生育调度会上有较大的起色!
以上是我代表五号村两委作的表态性发言，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XX村计划生育表态发言稿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我代表xx村两委就2009年我村各项工作，重点是计生工作作一表态发言，与大家共勉。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村级工作已发生很大变化，计划生育工作逐渐成为村级工作的主旋律。2009年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文章-找文章到]
一、计划生育方面
第
一、深入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计生氛围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知识宣传，着力建设科学、文明、健康的生育文化。利用春节和收割季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集中期，开展集中性的宣传活动。抓住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通过面对面辅导，在人口学校开办讲座等途径，帮助他们了解、掌握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法规。对特殊人群加强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对未婚重点青年男女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并倡导晚婚晚育。
第
二、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杜绝管理漏洞
大量人员的外出务工，在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抓好计划生育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抓好流动人口的生育管理。我们一是与育龄群众和未婚男女青年签定计生合同，在二月中旬，与包村乡干一起对各片的合同签订情况进行了互查，及时补缺补差，确保签订率100%。二是层层落实责任，谁包片谁负责，疑难问题集体解决。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3月4日，我们已深入浙江、江苏对历年计生疑难问题进行逐一排查、落实、解决。三是健立健全帐册，根据县乡政策要求，全面完善流动人口软件资料。
第
三、推行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09年，我们将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包村乡干的指导下，一是耐心细致地做育龄群众的知情选择工作，使育龄群众了解常规的避孕节育方法。二是努力提高随访服务质量，及时掌握育龄妇女的婚、孕、育、养等动态情况，及时传播生育、节育、优生优育知识。区分不同情况，不同人群，按月进行随访服务，并做好记录。
第
四、加强信息台帐管理，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水平
信息统计是最基础的工作，台帐资料是平时工作的翔实记录。我们已在二月底结所有计生资料开展自查，并请乡计生办专业人员检查审核，及时补充完善，确保各类资料齐全完整，台帐规范到位。
第
五、发挥计生协会作用，形成干群齐抓共管的态势
计生协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2009年，我们将继续发挥计生协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内练素质，努力提高会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意识，增强协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外树形象，从满足广大育龄群众的需要出发，积极组织会员开展互帮互助、互相扶持活动。
二、经济发展方面
认真贯彻乡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农业方面注重结构调整，在民营企业方面注重做好引导和服务，在旅游业方面力争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三、基础建设方面
在去年夏秋两委的自然灾害中，xx村遭受重大损失，荷花路被冲毁300多米，47.5亩良田被淤涨。在乡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灾后重建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效。今年我们将做好灾后重建的扫尾工作，重点是代
村民组47.5亩被淤良田的恢复。另外，我们还将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和寻求民间捐资，提高村级主干道路等级。
四、综治工作方面 以抓矛盾排查为突破口，促进社会稳定。善于发现矛盾、排查矛盾、及时调处矛盾，尽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做好渔政管理工作，防止渔事案件发生，保障人民群众和谐相处，安居乐业。
五、党建工作方面
以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抓好整改提高阶段的各项工作。开好党员会议、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提高全体党员的自身素质，发动他们为发展经济、建设家园建言献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党的队伍。完善党建软件资料，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总之，2009年度，我村两委将在乡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与乡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目标同向、思想同心、行动同步，并结合村情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完成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力争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进步，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以上是我代表明花村两委作的表态性发言，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200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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