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优势。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我们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明了努力方向。
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意义重大
近百年来，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意义重大。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在世界形势日益复杂多变、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保障我们党长期执政、我国长治久安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方面的优越性，为我们党执政建立起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趁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还有许多繁重任务，这对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执政后，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应当看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毕竟还不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不断完善，还有许多规律性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领导经济工作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发展经济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經济发展方式上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世界形势深刻变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潜在的风险。面对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外部挑战，趋利避害，提高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水平，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我们也要正视不少困难和风险的存在。我们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找思路、想办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我们要做好各方面工作预案，不打无准备之仗，既要防范“黑天鹅”，又要注意“灰犀牛”，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不断提高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对党的领导等理论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的显著优势，并就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基本要求。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三者密切相连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生态链”，这三者相互支撑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生态圈”。这些理论创新为当前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些年，虽然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少突破和创新，但在理论层面仍然有许多关系需要处理好，如怎么做好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经济制度体制的融合，党的建设与国企业务的融合等，还需要下大功夫探索。
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不断探索提升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方式和实践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加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机制，党中央形成了每季度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定期研究部署重大战略问题等制度，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继续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首先，要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提高立法质量(包括党内法规)，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其次，要不断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化能力。新时代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完善知识结构、增长专业能力，切实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各级党委要把握好研究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重大经济问题，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全局、提战略、定政策的能力。再次，要不断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的水平，关键在干部。一是加强培训学习和实践锻炼，提高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要求不断学习经济工作中的新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让干部到经济实践当中经风雨、见世面、长筋骨、增才干，不断提高干部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真本领。二是不断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要从选拔、任用、考核、培训等多方面入手，特别注重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充实配备熟悉宏观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外经外贸、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的干部，提高班子成员的专业化水平。对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素质和能力，要提出明确指标和刚性约束，尽快健全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三是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四有”等要求，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与完善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保障制度结合起来，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推进，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四是要彻底转变作风，真抓实干，靠实干兴邦，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们每个干部都要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靠成效来检验和完善我们的制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作者：张占斌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内部审计在防范企業风险、改善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在回顾党领导内部审计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我国各单位以及国外健全完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的经验做法，分析了当前领导体制下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加强党对内部审计工作领导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内部审计;党的领导;有效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7156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内部审计初步形成了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相结合的制度体系。我国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了内部审计新的使命，要加强党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因此，必须认真回顾内部审计的历程、经验与问题，深层次研究探讨党对内部审计工作领导的有效方法和路径。
1中国共产党领导内审工作的历史进程
回顾我国内部审计发展历程，其发展是伴随着我党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审计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起步建立阶段、稳固提高阶段、转型完善阶段、深化改革阶段。
（1）起步建立阶段（1978—1991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上来，改革开放就此拉开序幕。1982年宪法规定我国建立起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监督制度。1983年，国务院发布通知，强调建立和健全部门、单位的内部审计，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可结合实际工作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标志着我国内部审计监督的开始。1985年，国务院发布规定提出，政府各部门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1987年，为适应我国内部审计发展需要，我国成立了中国内部审计学会。198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审计条例》，推动了内部审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2）稳固提高阶段（1992—2001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内部审计也转型进入新阶段。1994年通过的《审计法》，首次将审计工作的制度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1995年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提出企业必须建立内部审计部门。1998年，审计署实施“三定法案”，将内部审计的行业管理工作全部交接给中国内部审计学会。
（3）转型完善阶段（2002—2011年）。2002年内部审计学会更名为内部审计协会，至此我国也形成了以国家审计为指导，以协会为行业管理的内部审计运行机制。2003年审计署再次修订规定，明确指出审计机关从直接指导与监督转变为通过内审协会进行间接指导、监督与管理。2005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中央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作了全面部署。2010年国务院《审计法实施条例》明确了行政单位的内审工作在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下开展。
（4）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内部审计的改革步伐。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指出2020年要基本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审计监督体制。2018年，党中央组建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提到加强对内部审计的监督和指导;同年，审计署修订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新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推动内部审计履行好新时代的职责与使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中国内部审计必须坚持的主要发展任务。
2国内内部审计工作领导体制
在我党的领导下，我国内部审计的领导体制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及行业组织强制性变迁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归纳起来，内部审计的领导体制大致可分为5类：董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监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经理层领导的内部审计、董事会和CEO双重领导的内部审计、合署办公。下文主要以部分行政单位、中央企业为例，介绍主要内部审计领导机制的发展经验。
（1）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大多数的行政事业单位没有按要求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有的基本依附于纪检监察部门或与其合并、有的与财务部共同设立财务审计科，形式各式各样，基本上以外聘审计机构人员对其下属事业单位进行内部审计。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将受到限制。内审人员较容易被单位内部的利益关系左右，容易带有偏见，即使发现问题也可能不汇报，无法真正做到审计独立、公正、客观。审计结论也往往是常规问题，提出的审计整改建议基本流于形式。
（2）中央企业单位内部审计领导机制。中央企业的内部审计领导机制发展较行政事业单位成熟。大部分的中央企业由总经理管理，其他的分别属于董事会、副总经理、监事会管理。以我公司为例，在内蒙古公司党委的领导下，我公司独立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并向本单位董事会及管理层报告工作，同时接受总部及本单位的双重领导。其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的领导体制各有不同，例如，ZSH集团则独立成立审计局，下设审计分局，审计局直接归董事长领导，下属单位的内审部门归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领导，内审工作既接受本单位的领导，同时又接受审计局的领导。作为重要的中央企业，其地位已经决定了必须始终坚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3国外内部审计工作领导体制
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对于内部审计领导体制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例如美国，一般情况下公司董事会里都有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的委员是高层管理者以外的股东，审计委员会是内部审计部门的最高决策机构，内部审计报告可直接上报到审计委员会，这与我国企业不同，内审部门在组织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例如英国，董事会对公司内审系统的建设负有总责任，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批准审计计划及报告董事会等，为内部审计提供独立性保证，并且负责监督内部审计。公司一般采用双重报告形式，内部审计部门在向管理层报告的同时还要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当前领导体制下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題
（1）公司管理层对内部审计重视程度不高。内部审计能否发挥自身作用与管理层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对于企业来说，更关注业务发展和业绩增长，一些企业管理者未能充分认识到内部审计对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以及管理水平的作用。内部审计作为一个监督管理部门，往往被忽视和边缘化，有的中小企业甚至未单独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内部审计职责划分混乱，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被严重削弱。
（2）审计整改流于形式化。被审计单位对于内部审计普遍存有抵触情绪，对于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往往重视程度不够。后续整改工作也往往存在畏难推诿情绪，整改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整改工作流于形式化，存在整改不彻底、整改质量不高等问题。审计发现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正和解决，审计监督的效果被大大削弱，审计发现问题更是屡查屡犯。
（3）审计成果运用不到位。一方面，内部审计往往是事后审计，例如，经济责任审计，一般企业基本上都是在领导干部离任很久后才开展现场审计。审计工作成果较为滞后，审计发现问题对于业务发展未起到纠正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审计成果向管理成果转化不到位，审计发现问题最终仅仅以出具报告告终，后续对于审计建议如何被采纳、审计成果如何促进业务发展和管理水平提升，管理层也未予以关注和重视。
（4）审计问责力度不够。内部审计多数是针对业务发展领域，问题也都是针对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公司管理层一般只关注违反当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和处理，很少对审计发现问题进行责任追究，特别是面临提拔的干部，不愿暴露问题和追究责任。此外，内部审计问题也未真正纳入到被审计单位的业绩考核中，审计责任追究未能发挥作用，审计监督也未起到震慑作用。
5加强党对内部审计工作领导的有效工作方法和路径
（1）改革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实现党委直接领导内部审计。目前，大部分企业单位是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工作，审计报告向董事会汇报。加强党对内部审计的领导，可以借鉴纪检监察工作领导体制，集团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在集团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地方各级内部审计部门在同级党委和上级内部审计部门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由党委领导内部审计，审计工作对党委负责，有助于增强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强化审计监督力度。
（2）提高内部审计的政治站位。内部审计往往仅关注企业业务发展问题，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站位不够。在新时代，内部审计人员应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深入掌握国家的重大政策部署。以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局性来分析和对待问题，客观揭示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内部审计人员要把内部审计工作的全过程纳入政治轨道，始终坚持把握大局，推进内部审计工作全覆盖。
（3）党委执行审计问责，强化审计问责力度和审计成果运用。将内部审计与党建相结合，由党委直接决策审计问责事项，除了对审计问题进行整改及处罚外，对于重大违规经营问题，应该交由党委对相关领导及人员遵照党规党纪进行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4）建立审计与其他部门的联动机制，强化问责力度。当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中央企业要建立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责任追究工作由公司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对本单位责任追究工作负总责。内审部门作为归口部门，协同其他部门对受理的违规经营投资的有关问题进行核查并认定责任，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大力推进该项工作，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合规经营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抓手来落实，切实加强党对内部审计的组织领导。
（5）落实下级单位党委的整改责任。将下级单位的党委作为审计整改的主体，把下级党委书记作为落实整改的第一责任人，下级内部审计部门协同监督完成整改工作。对于整改不积极、不彻底的情况，由党委负责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督办，设定整改时限及要求，将整改工作作为党委任免领导干部的标准和依据，同党委责任追究、党建工作相挂钩，有利于推动整改工作，有利于审计成果向管理成果的有效转化。
（6）强化审计成果作为党委任免领导干部的重要作用。应当加强领导干部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改变当前领导干部任免与审计成果相脱离的现状，把任中审计成果作为领导干部任免、考核的重要依据，有利于将真正干实事的领导干部发展、提拔，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储备精英干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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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欣（1988—），女，满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中级审计师，硕士学位，经济学专业。
作者：孟欣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
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人民解放军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铸造不变的军魂，确保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军队始终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确保全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江泽民主席从新形势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央军委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确保广大官兵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普遍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委书记培训班，并组织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指导学习教育活动;各部队认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审视部队各项工作，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军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三讲”集中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团以上党委班子认真研究制定在新形势下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办法和措施;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一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治军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全军和武警部队把理论武装作为战略性任务。总政治部制定《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编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军队院校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部队共举办理论轮训班近万期，每年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达85%以上。各级把学习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广泛深入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中央军委批转《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总政治部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中，各部队以抵御“酒绿灯红”影响为突破口，狠抓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并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全军各部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着眼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官兵接受信息更加广泛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和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积极开发信息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开通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不少部队还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为积极稳妥地开展心理疏导，总政治部编印《心理科学知识读本》和《士兵心理指南》，具有我军特色的以心理素质教育为主，政治工作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在部队逐步建立。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军人道德组歌》迅速在大江南北、边疆海岛的军营中唱响。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建设。广大官兵高举旗
帜、维护核心，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10多年来，全军部队涌现出以徐洪刚、李国安、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许志功、范匡夫、叶景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军人。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动8年来，全军共评出先进连队6万多个(次)、优秀士兵360多万人(次)，全军基层建设出现了协调发展、整体进步的局面。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基、发展之魂。90年来，我们党围绕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成功探索。认真回顾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于进一步强化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军魂”意识，真正把“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建连育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对要不要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及如何领导这支军队，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鲜明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军队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注重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和先进理论武装官兵。从“三湾改编”开始，我们党就在红军中进行革命理论和理想信念教育，让官兵认清革命前途。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在后来的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紧贴时代发展、使命任务和官兵实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军魂”意识在全军官兵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历史给我们深刻启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本质上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面对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切实把“忠诚于党”确立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必须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作为基础工程来抓，铸牢部队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确保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键在于创建科学的领导体制——必须不断完善以党委制为核心的领导原则和制度，真正实现军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须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来实现。真正实现军队指挥权由个人掌控向政党控制的飞跃，必须创建一套符合中国党情、国情和军情的科学领导体制。90年来，我们党不仅创建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这三大组织制度，形成了以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科学领导制度，而且从法规制度层面对军队党的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党内监督、请示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作了详细的规范。正是有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制度，使我们这支原来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军队建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确保我军从未有过在重大关头偏离党的政治方向。历史反复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的军队领导原则和制度，是最正确、最管用的。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领导制度，又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制度机制;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完善党对作战领导的具体方式;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新需求，进一步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赖于绝对忠诚政治可靠的人——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确保军队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中的“绝对”二字，不仅表明党是领导军队的唯一主体，而且要求造就大批绝对忠诚于党、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以确保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90年来，国内外敌对反动势力同我争夺军权的斗争，说到底是对人的争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考察干部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选人用人的主导权;坚持把政治素质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条件，保证选用听党话、跟党走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建立和完善干部政策和法规制度，保证选人用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多年来，面对重大政治斗争和重要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我军总能做到红旗不倒;面临严酷的战争环境、无数次艰难险阻和敌对势力的利诱，我军都能打不散、摧不垮、拉
不走，始终保持政治合格，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头脑清醒、政治合格、才华出众、卓有建树的名将名帅，掌握着一支政治坚定、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中坚骨干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武装、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断完善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选任机制，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官兵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军队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一如既往地从严教育管理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把人管住，从组织上把人管牢，从制度上把人管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领导能力——必须以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为主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历经数百次战役，消灭了上千万敌人，靠的是党在军队中各级组织的坚强领导与党员干部的高超指挥，既出凝聚力，又出战斗力。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坚持把先进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军队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之中，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净化党员队伍，提高党组织领导能力和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既经受了考验，又保持了先进。然而，保持先进性、提高能力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危机感和本领恐慌感。当前，一定要坚持以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大力提升各级党组织把握部队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能力、统筹谋划和领导部队科学发展的能力、带领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创造性推进部队建设全面发展的能力;坚持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官兵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坚持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努力在广大党员中造成一种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风气。
马克思主义视野论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论文科学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视野论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论文科学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
[摘要]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自我军诞生之日起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从军队与阶级、国家的关系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三个观点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对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这一根本原则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视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科学性 回顾我党我军的光辉历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最根本在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治军根本原则。正值建党90周年之际，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对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这一根本原则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虽然马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由于社会历史和无产阶级自身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领导武装力量还没有成为他们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是在论述阶级、国家和暴力革命学说时，揭示了军队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从阶级、政党、国际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原理，论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
一、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接受本阶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总是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及其政党，超阶级的军队是没有的。军队是为进行战争而建立起来的武装组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而军队则是以战争形式完成阶级政治任务的特殊组织，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政党从不掩饰建立军队和领导军队的政治目的。列宁指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因此，世界上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并由这个阶级来领导的。建立与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各种组织进行革命斗争，应该也必须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等一切组织。只有掌握了军队，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国家，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我军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是无产阶级新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必须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成为真正的党领导的军队。
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分，必须由统治阶级的政党来领导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谁要想取得并巩固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国家这个统治工具。军队与监狱、法院和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一样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分，是“国家
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不仅仅有国家属性，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属性。执政者离不开军队的支撑，同时军队的国家机器只能作用的发挥，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工具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而不是超阶级、超党派的军队，它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首要条件是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任务，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要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用革命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军队，“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它”。无产阶级不领导军队，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时，就对党独立领导无产阶级军队有了原则性的指示：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
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必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都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没有对国家、阶级、群众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夺取政权后同样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即管理职能和专政职能。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的这两种职能将始终存在。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西方敌对势力还不断对我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专政的坚强柱石，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军队问题、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提供了根本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发展奠定了科学方法论基础，也是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世界政党国家军队相互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胡锦涛主席指出：“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在国际风云剧烈变换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新世纪新阶段，要确保我党完成“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
三大历史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军必须始终不渝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军治军思想，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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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并置于首要位置。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导 一、为什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而教育既是重大的民生，又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因此，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是习近平想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和重视教育，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我国教育发展改革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求“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并把“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列为“九个坚持”之首，视为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指导。所以，坚持和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求 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本质上，我们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大优势。离开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因此，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的体现，是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保证我国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三)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验 发展实践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使我国从一个文盲充斥(占总人口的 80%以上)的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教育大国，教育总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富有成效的，保证了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干扰，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度受到了严重破坏，给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70 多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经验，也是新时代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根本保证。近些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地方特别是个别学校对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还存在着党的领导和基层党建弱化、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发挥不足、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现象。一些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认识不到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最大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的实际，盲目引进和照搬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和模式，无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以及对教育领域的渗透从未停止且有加剧之势。为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导 二、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首要政治原则。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贯穿教育发展、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全过程。
念 (一)牢固树立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观念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对“四个意识”是否牢固、“四个自信”是否坚定、“两个维护”是否做到和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重要检验。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在思想上重视、感情上认同，牢固树立党对
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观念。首先，各级党委要把教育发展和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当成重要职责，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真正关心教育、研究教育，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指导和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其次，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作为第一责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积极探索和自觉遵循教育领域党的全面领导规律、办学规律和教育规律。再次，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党员要确立教育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理念，提高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认知，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在党的领导下，不负重托，尽职尽责。
系 (二)建立健全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具有相应完善的制度保证。一是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健全各级党的教育工作领导机构，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得到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得到贯彻和实施，保证教育发展正确方向并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和保障。二是建立教育系统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加强教育系统党的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和教育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和办学方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三是健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的机制。加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部署的宣传教育，明确教育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的职责、任务，确保每项职责、任务得到全面、有效履行。四是完善教育领域党建工作机制。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教育系统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执行党的建设总要求，完善党建工作制度和机制，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党组织在教育改革发展、办学治校、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发挥。五是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原则，完善教育系统政治巡视巡察制度，严格实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打造教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作为巡视巡察重要内容，对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和导致党的领导弱化的行为，严肃追究问责。
平 (三)不断提升党全面领导教育工作的水平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工作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不断提升党全面领导教育工作的水平。各级党委要重视教育改革发展，党政主要领导要熟悉教育、关心教育、研究教育。教育系统党的工作者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熟练掌握党的建设规律、党纪党规，具有开展党
的工作的能力，还要懂得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熟悉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具有善于领导和管理教育的本领，能够将党建工作与教育工作有机融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是加强学习，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深入学习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党章党规，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善于以正确理论为指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保证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的全面贯彻和落实。二是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经常深入教育实践，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善于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执行力。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应对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党的领导转化为推进教育工作的实效。三是加强教育系统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选优配强教育系统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把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懂教育的人选拔充实到教育管理干部队伍中来。四是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加强教育系统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建设，健全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载体，不断提升党组织工作水平，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向心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坚决同一切攻击、否定和削弱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争 的言行作斗争
青少年学生向来就是不同势力争夺的焦点，教育领域从来就是充满斗争的领域，学校特别是高校一直就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各种矛盾、风险与挑战凸显，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抹黑、诋毁和攻击在不断加剧，教育领域的风险和挑战更加复杂、剧烈。在这种形势下，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旗帜鲜明地同一切攻击、否定和削弱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首先，教育领域的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面对有损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言行时，要挺身而出，敢于斗争，勇于亮剑。其次，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加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力度，健全“三全育人”机制，加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广大师生紧紧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坚信党的理论，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知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危害，坚决反对各种不利于党的全面领导的言行。再次，强化教育领域意识形态管理。树牢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把牢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筑牢意识形态防护网，严防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传播渗透。严明课堂教学纪律，落实教书育人责任制，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校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严格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的管理。
近年来，境内外反对势力把军队作为重要目标，加紧渗透破坏，极力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动摇我们党重要的执政基石。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第一章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一些武装力量，要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军队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开展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科学把握中国革命斗争客观规律基础上形成和逐步完善起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军委主席时，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2004年9月21日， 胡锦涛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一文中说，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观点的影响。赵可铭说，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坚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持中国军队性质的根本前提。赵可铭尤其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前提，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根本要求。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是解放军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党对军队地绝对领导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出的真理性道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这是确保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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