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加强援非中国志愿者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摘 要】 目的:针对日益广泛的中非交流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支援非洲的这支队伍,应该强调在援非中国志愿者中加强艾滋病教育的必要性。方法:介绍非洲严峻的艾滋病流行特点,分析了加强援非中国公民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及实施方法。结论:只有通过加强援非中国志愿者艾滋病健康教育,才能有效减少艾滋病对援非志愿者的威胁。
【关键词】 援非中国志愿者; 艾滋病; 健康教育
1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加蓬时,提出新时期发展中非关系的三点倡议,即:坚持传统友好,推动中非关系新发展;坚持互助互利,促进共同繁荣;坚持密切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宣布:“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非关系在合作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往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全面[1]。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中国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将采取的八项政策措施,内容包括扩大对非援助规模,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向非洲开放中国市场以及为非洲国家提供人力资源培训,派遣农业专家,提供医疗和教育援助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不断向非洲派出医疗队,续写着中非友好的新篇章。从1963年到2005年底,中国共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115万名医生。截至2007年6月,仍有950名中国医务人员工作在36个非洲国家。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参与在非洲的7个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1273人,2007年又向苏丹派出维和部队。在国际多边领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呈多元化发展。中国与非洲在77国集团、世贸组织、不结盟运动、十五国集团、二十四国集团、亚非峰会联合国等框架下,都有很好的理解与合作[2]。中非合作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来自成都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支援非洲的这支队伍,他们将参与到当地教育、医疗、农业、救灾等领域的工作中,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双方传统友谊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众所周知,艾滋病在非洲发病率非常高,严峻的卫生状况及艾滋病的高发病率,时时处处威胁着志愿者的健康。面对艾滋病高发病率的非洲,如何减少艾滋病对援非中国公民的威胁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和挑战。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其在非洲的流行状况
2.1 艾滋病传播途径
艾滋病是由破坏人体免疫功能的艾滋病病毒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这种病毒侵入人体逐渐使人损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最终导致病人因各种感染或肿瘤而死亡。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但可预防。艾滋病病毒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汁和伤口渗出液这几种体液中,所以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绝大多数感染者要经过5~10年时间才发展成病人,一般在发病后的2~3年内死亡。
2.2 艾滋病在非洲的流行现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11月20日联合发布的《2007年全球艾滋病流行状况更新报告》估计,2007年全球共有332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非洲大约有2250万感染者,占全球的68%。非洲是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地区之一,自1981年非洲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非洲各国为抗击艾滋病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艾滋病在非洲大陆蔓延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4000万人,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艾滋病毒高感染率和艾滋病高死亡率并存。该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不到2%,而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却占世界总人数的30%,达2660万。仅2003年,这个地区有32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30万死于艾滋病。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平均达9%,有些国家和地区达30%到40%。南非的部分地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其中博茨瓦纳、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4个国家,目前人均寿命不足40岁[3]。据估计,在未来10年内,南非将有大约40%到50%的劳动力会死于艾滋病,到2005年造成80万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成为孤儿[4]。
3 对援非中国公民加强艾滋病健康教育
3.1 加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意义
艾滋病在非洲的流行形势非常严峻,由于传播快、病死率高及缺乏治疗措施,艾滋病已成为最令人担忧和恐慌的传染病。目前艾滋病尚无预防疫苗和有效治疗的药物,但其传播途径却十分明确。艾滋病是一种“行为性疾病”,它是由不安全的性行为、吸毒行为等传播的,而缺乏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知识是造成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中岛宏博士曾尖锐地指出:“艾滋病主要死于无知”,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行为性疾病”。让群众掌握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防治和控制艾滋病的治本之策[5]。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在尚无有效药物和免疫疫苗的情况下,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控制这种致死性严重传染病的主要措施[6]。许志威指出,预防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开展AIDS预防宣教,以促使人们改变与HIV感染有关的高危行为,从而预防和控制该病传播[7]。
笔者认为,对援非工作人员进行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非常必要。通过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对艾滋病的知晓率,从而让他们深刻认识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健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2 艾滋病健康宣教的内容
健康宣教作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工程,旨在通过一定的宣教手段引导人们认识、信念、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减少高危行为,提高保护意识和能力。宣教内容可以参照1998年卫生部下发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为标准,从性行为性卫生知识,AIDS/STD的一般知识和预防知识、正确对待HIV感染者的态度几方面进行。
3.3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实施
对于援非中国公民,应当开展出国前预防艾滋病宣教工作。艾滋病健康教育主要强调艾滋病在非洲的流行情况,介绍艾滋病的危害性,提高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和警惕性,强调个人染上艾滋病病毒将使整个家庭陷入不幸,甚至危及国家。同时进行健康的婚姻家庭观念和性道德、性健康教育,把预防的方法教给他们,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对于工作在非洲的援非中国公民也需要定期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很多中国公民去非洲都是独自一人,大多数是18~45岁这一性活跃人群,离家在外容易产生孤独,在异国、开放而又变动频繁的环境中就容易失去道德的约束发生高危行为,他们或许会为了一时的刺激而寻求性服务,从而染上艾滋病,回家后又传染给配偶和家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加重了艾滋病的蔓延。笔者建议在当地开设华人俱乐部,在那里华人之间互相交流聚会,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从而减少孤独。另一方面,可以在俱乐部组织艾滋病健康教育,让他们在那里了解更多的艾滋病防治知识,这样有助于减少艾滋病的感染的可能性。进行艾滋病教育可以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接受的形式,如公益性广告、健康与生活话题,免费发放AIDS预防的宣传资料及安全套,实施中采用讲授、讨论、游戏、知识竞赛、讲故事和小品,并辅以投影、幻灯片等技术加强教育效果;对重点人群的宣传可采用热线咨询、心理咨询。
4 结语
目前中非合作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支援非洲的这支队伍,而艾滋病在非洲的高发病率时时处处威胁着志愿者的健康。但是,只要加强志愿者的艾滋病健康宣教,提高他们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和警惕性,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就一定能有效减少艾滋病对援非志愿者的威胁,从而有效地控制输入性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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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建波. 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与中非关系[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8,(4): 75-81.
3 齐建华.预防艾滋病教育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1.
4 LoveLife 2000.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 resource book on the merging HIV/AIDS epidemic in South Africa. Accessed June 11, 2004, at http://www.lovelife.org.za.
5 薛茜.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读本[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7.
6 闫保华, 王作振, 王克利. 同伴教育者的选择和培训[J]. 中国健康教育, 2004,(10): 899-900.
7 许志威. 健康宣教在AIDS预防工作中的运用[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 , 2004,(01):46-48.
[收稿日期:2009-10-14]
作者：田俊英
[摘要]从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数量规模与构成状况、社会经济特征，需要救助的比例，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需总体经费预算、政策与服务，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优先领域与政策建议等六个方面描绘其生存与受服务状况。从中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和脆弱儿童生存与服务状况堪忧，迫切需要国家承担责任与社会保护、制定发展规划与行动策略，建立普及性和生活化儿童福利制度。
[关键词]孤儿；脆弱儿童；儿童生存发展；儿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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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数量规模与构成状况
本研究解决的首要基础问题是，中国孤儿和脆弱儿童的操作化定义、范围和分类标准，核心概念的界定角度、覆盖范围和分类标准将直接决定本研究所有问题的答案和干预模式。一般来说，弃婴、孤儿和残疾儿童，统称“孤残儿童”，其在中国社会是约定成俗的基本概念，主要是指那些由民政部门兴办儿童福利院所照顾的儿童。1990年出现困境儿童或处于困难条件下儿童的新概念。按照中国政府的界定，困境儿童是指处于困难条件下的儿童，主要包括农村的独生子女、女童、残疾儿童、离异家庭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流浪儿童、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等。2000年以来，“脆弱儿童”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之中，“脆弱儿童”的概念来源于“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的崭新概念，如何区分“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两个概念，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研究议程的基础性议题。与此同时，由于艾滋病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公众的视野和成为公共政策议题，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以及与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儿童成为人们关注的特殊儿童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基本需要成为决策者、公众和家庭高度关注的议题，政府实施相关政策和提供干预服务。
总体来说，由于缺乏全国性、基础性统计资料，孤儿和脆弱儿童定义内涵外延界定不清，尚无权威、统一的分类标准，目前中国关于孤儿、脆弱儿童、与艾滋病有关儿童的总体数量和各类比例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只能依据官方统计、零星调查和少量专题调查资料来估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儿童福利院床位数共有3万张，收养儿童2.8万，床位利用率93.3％。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2004年福利机构收养孤儿、中国和外国公民收养孤儿合计为55572人。这55572人的详细构成状况是，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3189人，外国人收养的“孤儿”215人；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弃婴”19287人，外国人收养的“弃婴”10647人；“社会弃婴”28729人；“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1165人，外国人收养的“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2人；“其他类型”的收养儿童3202人。这意味“收养儿童”的数量规模是估计全国“孤残儿童”数量规模的基本途径之一，直接反映政府举办儿童福利机构的规模和儿童分类状况。
此外，中国不同性质的收养类福利机构通常收养照顾一定数量的孤儿、残疾儿童和弃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机构兴办主体、儿童照顾模式多元化和孤残儿童数量变化。
这说明中国社会对孤儿、残疾儿童、弃婴和社会孤儿概念内涵已形成约定俗成的理解，长期以来，政府(主要是民政部门)主要通过福利院来负责养育、照顾孤儿、残疾儿童和弃婴，国家负责照顾的“孤残儿童”的数量非常有限。2006年3月，民政部等15部委首次颁布实施，《关于加强(社会)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将全国57万“社会孤儿”纳入国家保护的范围。单从孤儿的角度看，目前全国孤儿总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为0.0444％，其中高达86.3％的孤儿生活在农村，尚有20万，即接近总数三分之一的孤儿尚未得到制度化的社会保护。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数量规模与构成状况同样是个尚无权威、准确数据的基本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地方性、专题性调查估算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以及与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儿童的数量规模。目前中国专家估算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数量的基本方法有，一是如果每四名感染者或患者中一人有孩子，保守估计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有20万。二是从某些省，例如河南个案状况看，截至2005年底，全省共有艾滋病致孤人员3048人，其中艾滋病致孤儿童2542人，孤老506人；因艾滋病导致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4775人；艾滋病患者家庭中未成年子女28046人。河南省三类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总数达35363人。如果以每省3万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估算，全国七个重灾省，最保守的估计，全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总数达21万人。中国大陆(港澳台除外)共有31个省级单位，如其他25个省份按河南省总数的1／3估算的话，那么其他25省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估计在25万左右，七个重灾省的21万人和其余25省的25万人相加，全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总数估计至少达46万人。三是从云南省5个县的实地调查看，5个县共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34人，其中478人死亡。研究者对报告死亡的艾滋病家庭进行追踪，共发现543名艾滋病致孤儿童，这意味每个感染者死亡平均将带来1.14个艾滋病致孤儿童。如果每个感染者至少会带来一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和与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儿童)，那么按照全国共有84万感染者估计的话，全国至少有84万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加上因艾滋病人死亡带来的致孤儿童，中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总数将2100万左右，绝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四是按照“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宽泛定义，特别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单亲家庭的丧父或丧母孤儿、与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感染者共同生活儿童、通过母婴或输血感染艾滋病儿童的分类。
根据笔者对河南、山西、云南三省实地调查，笔者估计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最低层次的估计总数为20万上下，中等层次的估计总数为50万左右，最高层次的估计总数为100万。如果按照最为宽泛的“脆弱儿童”(vulnerable children)或困境儿童概念与分类标准，中国脆弱儿童的数量将达到难以想象的规模。目前，除“一般”、“正常”或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之外，中国社会中“脆弱儿童”类型多种多样，主要有农村留守儿童、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女童、流浪儿童、犯罪服刑人员的子女、病残儿童、童工、少数民族儿童、离婚、破裂家庭的儿童、普通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农村家庭中的独生女、流动人口和移民家庭中的儿童等。毫无疑问，这些不同类型脆弱儿童的绝对数量都是十分巨大的，例如上千万的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家庭中的儿童，他们基本没有或很少享受到国家的照顾和社会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儿童福利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设计基本原则是普及性和全民性，而非选择性。
二、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社会经济特征
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群体首要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基本特点是：首先，
绝大多数儿童生活在农村社区，生活在农村贫困家庭之中，反映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特征。2005年民政部全国社会孤儿调查发现，全国社会孤儿573373人，但是农村户口的孤儿数量达49.5万人，占孤儿总数的86.3％。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农村户口孤儿所占比重占孤儿总数95％以上。而且研究发现，越是经济欠发达的西藏、青海地区，孤儿发生率越高。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地理空间分布和社会生态状况同样是绝大多数儿童分布在乡村社区。例如河南省艾滋病患者和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集中在农村人口相对稠密贫困地区的38个村，30％自勺艾滋病患者分布在38个村，60％患者分布在156个村，10％分布在全省60个乡镇。云南德宏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感染者中农民所占比例高达79.8％，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状况同样如此。例如，全州感染艾滋病的儿童95人，只有17，89％生活在城镇地区，82.11％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城乡社区环境差异巨大。
其次，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呈现男童为主，占绝大多数，女童为辅，女童数量上少于男性的群体性特征。目前，从全国和整体的情况来看，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性别比例关系尚不清晰、准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的性别比例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我们只能从个别专题研究发现中总结普遍性规律。例如，2006年笔者对山西、河南、云南三省169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调查发现，受访儿童的性别比例关系是，男孩占58.33％，女孩占41.67％，受艾滋病影响男孩数量、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女孩，男孩比女孩高16.66％。与此同时，截至2005年底，云南省德宏州全州共有艾滋病致孤儿童991人，其中男孩527人，占总数的53.18％，女孩464人，占总数的46.82％，同样呈现男孩数量高于女孩特征。
第三，目前从全国和整体情况来看，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民族构成比例关系尚不清晰，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的民族构成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总体来说，汉族为主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民族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如云南德宏州991名艾滋病致孤儿童中，傣族儿童407人，占总数41.07％，景颇族儿童380人，占总数38.35％，汉族儿童174人，仅占总数的17.56％，其余82.44％为少数民族儿童。
第四，艾滋病影响儿童年龄结构与比例关系尚不清晰，我们只能从相关专题调查中发现其基本特征。例如笔者2006年山西、河南与云南三省调查发现：在受访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中，绝大多数(76.05％)儿童年龄在10～14岁之间，5～9岁儿童只占16.17％，15～18岁儿童只占7.78％。这说明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的年龄峰值为10～14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既是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期，又是儿童生理、心理迅猛发展和成长的波动期，特别需要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体贴入微的生活照顾，顺畅适当的情感支持和同辈群体的广泛接纳，充分反映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脆弱性和高危险的青春期特征。
第五，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受教育状况与年级分布尚不清晰。笔者2006年山西、河南与云南三省调查发现：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教育状况是他们生存状况的重要方面，因为受访儿童都是学龄儿童，上学和接受义务教育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是否上学，他们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如何，这是衡量他们生存与教育状况的基本层面。本次调查发现，受访儿童中绝大多数(95.83％)已“上学”，只有4.17％的儿童“没有上学”。需要说明的是，“没上学”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够上学年龄，二是初中毕业后不上高中的人。他们主要因父母是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家中生活困难，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其继续读书㈣。
第六，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营养状况与基本生活水平尚无清晰、准确的数据。根据全国部分地区几次调查，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儿童往往营养不良，这说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家庭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来源欠佳，难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普遍生活在农村、歧视、隔离、封闭、边远、贫困落后的社区环境中，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堪忧，迫切需要社会与政府社会保护。
总体来说，艾滋病流行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群体的家庭生活影响广泛多样。首先，艾滋病爆发、流行导致作为儿童父母的感染者和病人的死亡，家庭生活陷入困难境地，而且直接导致产生大批的儿童艾滋病感染者、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艾滋病致孤儿童，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共同生活的脆弱儿童，使正常的家庭和儿童成为，“问题家庭”与“问题儿童”，使正常家庭生活和儿童发展受到影响，导致艾滋病等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的产生。
其次，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和儿童常常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处境，由于作为养家糊口者和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的父母去世、感染艾滋病或成为艾滋病病人，他们既无法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还要将原来就微薄的收入用于治疗艾滋病，因此家庭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自然显著地下降，贫困家庭生活处境直接波及儿童生存状况，儿童生活面临诸多困难，部分儿童甚至失学。
第三，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成员和儿童常常更容易受到社会心理问题的困扰，在父母的工作和儿童的学习受到影响的同时，艾滋病引起的歧视给家庭生活和儿童的生活带来严重伤害，感染艾滋病的父母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担心面临找工作难、生存难和社会歧视等问题。孩子相互间的友谊、儿童的自尊和尊严都因为歧视而受损，精神痛苦、没有自信、被嘲笑或被歧视是儿童面临的主要困难，他们担心“被别人耻笑”，他们担心受到孤立和失去关爱。
第四，艾滋病的流行既严重影响破坏家庭生活状况，又严重影响破坏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打碎平静、祥和、有序的家庭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多数有感染者、病人的家庭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和社会保护，他们既缺乏预防艾滋病和艾滋病社会关怀的知识、信息和宣传教育服务，又严重缺乏保障基本生活的经济收入和物质，更缺乏道路、水井、路灯、学校、诊所和有效的同伴教育，迫切需要社会与政府的支援。
三、需要救助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占的比例
总体来说，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权威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儿童福利制度的国家性基础信息和统计报表体系，有关全国需要社会救助与社会保护的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比例尚不清楚、准确，目前需要社会救助与社会保护的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之间的结构关系与基本构成状况同样缺乏准确、权威数据，难以清晰描绘、勾勒一幅需要社会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生存状况和整体性生活学习图画，我们只能依据个别专题研究或实地调查数据来估算相关的比例关系，说明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迫切需要国家保护的程度和紧迫性，反映脆弱儿童生存困境和危机状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总体数量都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需要社会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比例自然相应地不断提高。这
种上升趋势成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制度、政策和环境因素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内外环境、历史、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等方方面面因素。具体来说：
一是中国人口总数尚处于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人口基数庞大导致问题儿童增多。
二是社会各界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日益深化和准确，越来越多的孤儿、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与脆弱儿童逐渐进入决策者、学术界与公众的视野。
三是社会各界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科学、精确，例如目前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概念至少包括“感染艾滋病的儿童”，父母双亡且其中至少有一方是因艾滋病死亡而形成的“孤儿”，父母中有一人因艾滋病死亡，或并不因为艾滋病死亡，但留下的家长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单亲家庭中的儿童”，“艾滋病感染者家庭中的儿童”，“艾滋病高发区中的儿童”等五大亚类，说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范围不断扩大”。脆弱儿童分类同样越来越细，范围越来越大，例如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和流动儿童。
四是中国政府对儿童福利与儿童发展的政治承诺越来越强，儿童福利事业和儿童福利政策框架日趋完善，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发现率”和服务“覆盖率”越来越高。
中国孤儿、残疾儿童和弃婴，即通常所说的孤残儿童有多少人或多大比例需要社会保护，或孤残儿童在儿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大，孤残儿童发生率和残疾率，这都是一些未知数。
按照2006年12月1日，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数为130948万人，据此推算2006年4月1日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6.34％。这其中残疾儿童占多大比例尚需有待研究。与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比较，当时全国残疾人总数约5164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90％。这意味残疾人总数和残疾发生率都在增加，意味中国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绝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残疾发生率同样如此。
根据2005年民政部首次对全国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孤儿的调查，全国共有57.3万孤儿，他们失去父母，无人抚养，处于生存发展的困境，是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重点对象。根据全国性调查数据，孤儿占总人口的比例，全国平均为万分之4.44，这意味孤儿发生率为万分之4.44。这些孤儿中，约6.9万孤儿生活在国有儿童福利机构之中；29.3万人获得国家制度化救助，这其中5.3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9.25％)获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全国平均每个孤儿每年获得1826元的救助，平均每个孤儿每月获得152.17元的救助；12.5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21.82％)获得农村五保救助，全国平均每个孤儿每年获得1191.1元的救助，平均每个孤儿每月获得99.26元的救助；11.6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21.82％)获得农村特困户救助，全国平均每个孤儿每年获得505.7元的救助，平均每个孤儿每月获得42.14元的救助；享受其他救助的孤儿人数达79886人。但是，全国未享受任何救助孤儿的人数达201588人，这意味未享受任何救助孤儿人数占孤儿总数比例达35.2％。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尚未考虑孤儿救助标准的足够和高低问题，只考虑覆盖范围与覆盖率。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分类统计总数、各类儿童的总数和需要社会救助、社会保护的比例尚无全国、权威、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专题研究报告和不同专家的估算来推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中国学者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概念，即以因艾滋病失去母亲、父亲、双亲的儿童、孤儿和父母一方死于艾滋病或一方为感染者的儿童都包括在内的话，分别按照高低两种不同方案来估算，结果是，就2005年的情况而言，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数量介于37万(低方案)到57万(高方案)之间，其中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数量大约为14万人；预计到2010年，在低高两种方案下，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数量将分别达到50万(低方案)和90万(高方案)，其中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数量介于20万(低方案)到27万(高方案)之间。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笔者倾向采取高估算的方案为宜。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需要社会救助、社会保护比例尚不清楚，相关统计数据比较缺乏，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知的相关数据和研究发现中估算需要社会救助、社会保护的比例关系。最新估计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200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新发病例约7万例，因艾滋病死亡约2.5万人。艾滋病疫情仍呈上升趋势。如以每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新发病例约7万例估算，2010年中国将有100百万感染者和病人。如以2名感染者和病人中产生一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全国至少有50万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此同时，那些已确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身份的儿童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必要的社会保护，例如全国累计资料显示，2005年底4.8％的报告感染病例为20岁以下；2386例小于15岁，只有114人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儿童只占2386例小于15岁感染艾滋病儿童总数的4.78％。这意味95％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尚未接受基本的医疗照顾和治疗。
社会与政府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几乎等于零，经济援助也是微乎其微。如从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角度看，几乎中国所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都迫切需要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都迫切需要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环境质量和经济保障。
中国脆弱儿童概念的内涵外延最为广泛，凡是属于和纳入脆弱儿童范围的都迫切需要社会救助。总体来说，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和全社会普遍缺乏儿童福利理念，脆弱儿童是个刚出现的新概念，脆弱儿童的分类与标准正处于逐渐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中，谁属于脆弱儿童，谁有权界定脆弱儿童，脆弱儿童应分为多少种类型，他们需要什么服务，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基本理论与政策问题。目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流浪儿童、女童、贫困地区的儿童、病残儿童和离异家庭中的儿童已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自闭症儿童、患精神疾病的儿童、厌食症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儿童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城市贫困家庭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中的儿童，父母属下岗失业状态家庭中的儿童，少数民族地区家庭中的儿童等，都迫切需要社会与政府的社会保护，迫切需要正常家庭生活。
简而言之，中国需要社会救助与社会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比例议题，主要取决于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操作化定义和界定标准，定义和标准问题决定谁是需要社会、政府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谁是儿童福利与儿童福利政策的优先对象，这不仅将决定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数量规模，而且自然决定需要社会保护的比例和比例关系，从而间接决定政府在儿童福利事业发挥作用基本范围与基本服务领域。总体来
说，中国缺乏需要社会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数量和比例数据。
四、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需总体经费预算
中国社会、政府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需年度和五年计划中的总体预算、现金转移和财政支出的保障机制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衡量社会、政府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予以社会保护程度的最敏感指标和最佳视角，是观察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福利政策框架是否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是测量儿童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最重要指标，是观察公共财政体制是否建立、完善最佳角度，是体现政府福利责任和儿童优先的基本领域，其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战略性地位怎么估价都不算高。
中国政府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基本生活现行年度预算和总体预算、现金转移制度和财政支出的保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有效地保障脆弱儿童的健康成长。首先，中国政府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科目中尚无权威、统一、系统、综合和全国性“儿童福利”科目，有关儿童福利开支分散在多个不同政府部门间。其次，中央政府保障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健康成长的总体预算、年度预算、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和补贴制度的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的审判权分散在不同部门之间，财政部既难以对总体支出进行全面把握，又难以提供政府对脆弱儿童财政开支的清晰、完整图画。政策、规划和预算之间缺乏密切联系，特别是预算体制不完整不利于儿童福利的总体预算。第三，政府财政开支的儿童福利服务范围与服务领域尚不明确、清晰，尚未形成教育、卫生、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为一体儿童福利开支范围，某些政府开支项目尚未成为儿童福利科目。第四，中国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社会部门公共开支的范围与分配中的不足限制儿童福利发展。按照国际标准，政府在教育与卫生方面支出份额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政府支出总量较低；政府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更倾向于高层机构(高等教育和县级及以上的医院)，而基本服务主要由乡村两级提供；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高度的财政分权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差异和不充足的均等化政府间转移支付，使得卫生和教育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支出分配不平衡；社会服务总支出中，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相对较低，个人支出份额上升，较高服务收费既加重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又降低处于需要状况人群对服务的利用率。
中国政府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主要筹资渠道有五，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这是最重要的筹资渠道。以2004年为例，当年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筹资总额为12.647,元，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达8.1亿元，中央财政的支出占全部经费支出的64.29％。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2004年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达4.21亿元，占全年全部防治经费支出的33.41‰三是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等政府职能部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例如2004年民政部从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2000万，专门用于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的专项收养、寄养、教育、治疗、安置和其他社会保护类服务。四是国际、国内NGO、企业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如救助儿童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预防性病与艾滋病基金会、北京华夏基金会、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等组织。五是境内外公民个人捐赠资金和志愿服务，如河南高耀洁医生对艾滋病致孤儿童救助。
目前，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使用过程中，关怀救助资金所占的比例过低，国家艾滋病防治经费使用结构和不同工作领域的比例关系有待改善，目的是将关怀、救助和反歧视工作作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以适应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转移。1980年代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国家政策体系发生若干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提高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力度的同时，如何改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的分配使用结构，加大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和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关怀、救助力度，使艾滋病防治工作战略重点由宣传教育转向关怀救助，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一方面，国家的艾滋病防治经费重点投入在全国艾滋病流行较重的九个省份和地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艾滋病防治经费使用的三个传统重点领域是血液安全(27.4％)、宣传干预(25.9％)、监测与检测(24.8％)。随着全国各地疫情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艾滋病宏观经济社会影响和微观社会问题状态逐渐显现，国家、NGO和企业用于医疗关怀、社会关怀和救助经费显著增加，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儿童关怀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
总体来说，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生活成本与抚养成本，全国各地艾滋病关怀救助的实际资助标准与所需足够资助资金标准之间的差距缺口，这是个信息相对较少，缺乏全国、权威、系统统计数据的基础理论、政策问题，缺乏相关的卫生经济学研究。2004年5月民政部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角度，发布《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以及艾滋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鼓励社会各界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但中央财政并未提供关怀救助所需资金，关怀救助所需资金由民政部与地方政府筹措。而且，目前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关怀救助标准，各地通常根据当地情况建立本地区的标准。河南是较早建立系统、完备艾滋病致孤儿童救助标准的省份，省级财政负担80％经费，市县两级财政负担20％的经费。具体的救助标准是，艾滋病致孤人员每人每月补助160元，其中生活费130元，抚养服务费30元；对因艾滋病导致的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每人每月给予50元生活救助费；对农村因艾滋病导致的困难家庭每人每月给予不少于12元的生活救助。
目前地方政府的救助标准与受艾滋病影响人员生活成本、生活状况之间关系缺乏实证研究。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生活成本、抚养成本与现行救助标准之间差距的实证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筹资模式和所需年度总体预算的典型案例。2006年7～8月，笔者对山西、河南和云南三省艾滋病致孤儿童生存状况与养育模式实地调研发现，从儿童主要照顾者角度看，50％照顾者认为现有补助“不太够”，27.71％照顾者认为现有补助“严重不足”，二者相加为75.71％。照顾者认为现有补助“完全够”的为零，“足够”的有10％，“一般”的有14.29％。这种补助标准偏低状况从主要照顾者对“最希望得到帮助”问题的回答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83.93％的照顾者提出，他们未来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金钱支持”，7.14％照顾者希望得到“生活照顾”，5.36％照顾者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3.57％照顾者希望得到“照顾儿童的技巧”，希望得到“政策”的为零。这说明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救助标准与实际抚养成本之间差距较大。以河南省为例，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农村地区艾滋病致孤儿童“一般性”生活成本(衣食住行用和医疗开支)，每人每月应为300元(低标准)至450元(足够标准)之间。但目前实际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130，只有低标准的43％和足够标准的29％，难以保证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生活水平高于，或至少与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保持一致的状况，他们通常处于贫困处境。
从国家层面上看，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所需年度总体经费与现有资金规模间差距较大，中国政府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需要的年度总体经费预算的缺口巨大。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推荐的“艾滋病资源需求预测软件”，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所需年度总经费预算，低方案需要31亿，高方案需要52亿。但是，实际上，2004年来自中央财政预算和国际社会的资助经费约为12.6亿元，仅相当低方案的40％，约为高方案的24％。如将“四免一关怀”政策所需经费单独预算，2004年单是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所需年度总经费预算，低方案为8.9亿，高方案为12.5亿。但是实际上，这笔经费并不存在。由于中国关怀救助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支出中尚无关怀救助专项资金，因此，中国政府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所需要年度总体经费预算规模至少应为低方案的8.9亿，迫切需要中央财政和国际社会增大对艾滋病关怀救助工作资助力度。(待续)
作者：刘继同
一、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政策与服务
中国政府保护孤儿、脆弱儿童政策框架和福利服务体系建设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各阶段基本特征明显不同，反映中国制度安排的结构性特征。1949年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主导的发展模式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视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但是儿童福利服务范围主要局限于孤儿、无人照顾的弃婴和残疾儿童，因90—95％的弃婴是残疾儿童，孤残儿童成为民政部门举办儿童福利院照顾的主要对象。整个民政工作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最可怜的人”(困难群众)和“最可爱的人”(优抚对象)，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劣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生活照顾、社会保护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孤残儿童的概念，没有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概念与服务。政府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剩余性和城乡分隔，而非普及胜和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社会环境、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导致大量弱势群体、劣势群体和困难群体产生，导致大量新型社会问题应运而生，儿童福利、儿童发展、青少年犯罪和流浪儿童问题是核心议题之一，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儿童福利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预示儿童福利时代来临，1992年国务院关于下达《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就是典型例证。这是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首个国家级儿童发展十年纲要，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标志以“儿童发展”，而非“儿童福利”为主题的国家级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形成。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范围包括妇幼保健、食品营养、清洁引用水、基础教育与消除文盲、科技服务、体育场娱乐与校外活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少数民族、边疆和贫困地区儿童工作，儿童福利服务领域覆盖人口与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与营养，提高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加强安全引用水和卫生处置排泄物工作，基础教育与扫盲，社区、家庭保障，保护处于困难条件下儿童，儿童权益保护，优生、优育、优教等八大领域，形成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
2000年以来，孤残儿童特别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概念、问题“显现”出来，有关儿童福利、儿童发展、儿童保护、儿童权利和儿童参与国家级政策框架日益完善、细化，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的服务范围更加明确、扩大，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服务体系初具规模。2000年以来，弃婴和残疾儿童问题日益突出，传统院舍照顾与新型儿童家庭养育、寄养、收养模式的争论议题形成，引发儿童福利院中孤残儿童院舍照顾模式转变和寄养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流浪儿童、服刑人员子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等脆弱儿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政策议程新议题。
200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完善儿童发展的政策框架与服务。2004年民政部颁布《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以及艾滋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救助保护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儿童福利政策议程核心。
目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救助保护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儿童福利制度创新突破口，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发展趋势是独立、综合、全面和系统，儿童福利制度开始萌芽。2000年以来，由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问题逐渐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从而促进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河南省首创的对艾滋病致孤儿童提供130元救助费，对因艾滋病导致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每人每月给予50元生活救助费；对农村因艾滋病导致的困难家庭每人每月给予不少于12元的生活救助艾滋病，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家庭津贴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儿童初步建立法律保护、社会保护、学校保护、家庭保护政策与服务。
中国政府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特征明显，一是从时间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从事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的制度化建设、政策框架设计与服务体系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说，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事业刚刚萌芽起步；二是从问题类型角度看，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逐渐成为独立的现实、理论与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前，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议题基本“隐藏”和“依附”在妇女解放、预防犯罪、社会管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更为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中，儿童福利救助尚未成为独立、社会性现实、理论、政策议题，儿童福利与儿童服务发展缓慢；三是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间，行政管理和服务提供主体呈现多元化、分散化倾向，缺乏以“儿童为中心”的整合性、系统性、综合性和一体化政策框架；四是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缺乏福利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基础，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运作缺乏相应的福利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服务连续谱”；五是儿童福利法制框架和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法制化建设任重道远，《儿童福利法》尚未纳入国家社会立法议程，尚未真正树立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保护在福利制度中基础地位。
中国政府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效果评价，既是个重大、崭新的政策议题，又是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保护政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途径。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战略重点是“道德化福利”，即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范围、内容、重点与方式是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指导，核心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社会主义接班人，谋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客观来说，“道德化”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既是时代产物，又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要求，在当时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其深远社会影响和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环境和儿童群体构成、儿童需要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传统运动式、临时性、节日化和道德化的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福利服务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建立新型儿童福利政策框架。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儿童福利制度创新实践证明，中国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积累宝贵的财富，为构建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指明方向，提供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首先，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儿童福利政策与福利服务体系的政治承诺，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是至关重要和最为基础的政治前提。一般来说，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实践政治涵义鲜明突出，国家与儿童关系实质是政府对未来公民的政治性投资，精髓是治理与被治理者的政治关系。其次，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和幸福美好生活的司法保护和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法律框架设计，是儿童福利制
度建设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制度性和战略性工作议题。《儿童福利法》和相关立法的背景、理念、基本原则、目的、范围、内容和资金来源渠道，决定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的质量，决定国家与儿童关系，决定儿童福利水平；第三，广泛宣传、思想教育、道德规范、组织动员、群众运动、社区服务、经济发展、对口支援和行政协调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儿童福利服务方法手段，具有鲜明突出的中国特色，深刻反映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逻辑，目前的任务是继承发扬和探索创新工作方法；第四，确保一定的收入水平、经济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这是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前提。1949年以来，除中央财政为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外，企业单位和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都尽可能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提供资金保障；第五，“以家庭为基础”和 “以社区为基础”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服务方式，是适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服务范围，还比较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目前，中国社会中有助缓解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不利影响的优先项目众多，首先，政府与社会应从战略高度培育、发展、设计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服务体系，将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将儿童福利置于社会福利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其次，摸清全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总体数量、基本分类和地区空间分布，摸清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在全国儿童总数中所占百分比与各种结构性关系。只有在全国总体情况清晰明了，掌握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脆弱儿童的真实生存状况后，我们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才能提供更加符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需要政策与服务。第三，全面了解、摸清、界定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各类脆弱儿童的基本需要和问题，确定他们生存、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和困境，确定他们最重要的需要和需要的层次结构，摸清环境需要、生存需要、基本生活需要、生理健康需要、精神心理健康需要之间的关系。第四，加强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艾滋病项目的国家级督导、政府部门间协调，提高现有项目的效果与质量，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有益经验教训，通过学校、同伴教育、社区为基础的融合服务和健康教育，提高儿童少年干预服务的覆盖率，以最大化改善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生存环境，培养合格和高素质公民。
二、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优先领域与政策建议
1 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环境，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构成，国家保护救助政策和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需要都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在全球化处境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政府需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借鉴国际经验前提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现实状况，重新界定、确立保护救助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优先服务领域和发展战略重点，完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适时调整国家与儿童的关系，确保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最大化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
第一，培育、发展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儿童权利、儿童需要、儿童优先和家庭福利的理念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为保护救助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确立、奠定儿童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至关重要，决定人们如何看待社会现实世界，决定人们行动模式和方向，不同的价值观对相同事务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政策框架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目标最为重要，是为所有儿童提供保护和福利服务，还是只为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提供保护和福利服务，是为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提供经济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还是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保护、综合性、连续性服务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这些问题都取决于儿童福利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取决于儿童在国家发展中地位。
第二，为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战略目标，尽快建立普及性(universal)和覆盖城乡所有儿童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将所有普通、正常、一般性儿童少年，而不仅仅是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都纳入国家的保护范围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建立普及性儿童福利制度并不意味否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优先地位和战略重点。儿童是个人生理、心理与社会角色发育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典型的依赖群体，他们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抚育，他们更迫切需要社会与国家的保护与服务。综观世界各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儿童福利制度是以国家所有儿童为服务对象，而且儿童福利制度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中最先发展起来的部分，儿童福利服务历史最为悠久和漫长，也最为基础和重要。
第三，尽快建立积极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改变问题式、补救式、补缺式、道德化和过分关注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传统消极被动的儿童政策模式，遵循世界各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发展普遍性规律，建立健全积极预防与社会投资为主、儿童发展和生活技能取向、覆盖城乡所有儿童、注重生活化福利的新型“积极性”儿童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以充分体现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不同于其他福利体系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制度精髓。儿童是家庭瑰宝，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栋梁，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消极被动、剩余补救和问题取向。
第四，为确保儿童优先、儿童保护原则的贯彻实施和儿童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应尽快在民政部内建立“儿童与家庭福利局”，以加强国家层面上儿童福利服务的协调发展。为儿童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服务体系发展提供政府机构式组织保障和制度化保障机制。目前，中国儿童绝对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儿童发展要求与战略地位需要国家政治承诺，然而，目前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分散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劳动保障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国际、国内NGO中，全国尚无统一、权威、综合的儿童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如与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妇女等“副部级”行政管理机构相比，建立“儿童与家庭福利局”理所当然和不足为奇，且似乎为几亿少年儿童设立一个“局”级单位显得规格太低。
第五，为确保儿童优先、儿童保护原则的贯彻实施和儿童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适应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需要，尽快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专门帐户和科目，确保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拥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体现政府的福利责任和保护责任。目前，由于国家没有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财政科目，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的公共财政开支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和NGO中，有关全国儿童福利开支的总额难以统一归类和准确地计算，也不知道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在国家总体社会福利与社会保护事业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关系，更难以进行国家比较和严格的学术研究，其最大后果是不利于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健康发展。
第六，如何尽快建立整合型和连续性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保护服务体系是当务之急，也是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保护救助服务体系发展的优先领域与战略性重点。长期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之中，因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呈现“条条块块”和“以部门为主”特征，不同部门从各自部门出发，只为儿童提供某些领域或方面的服务，人为分隔儿童，而非将儿童作为独立和整体人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涉及儿童身心健康的方方面面，保护服务范围广泛多样，儿童健康、食品营养、免疫接种、妇幼保健、家庭福利、基础教育、生活福利和技能服务，涵盖家庭福利、儿童健康、教育、福利和司法保护五大领域。如何建立“五位一体”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综合性和连续性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保护服务体系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第七，针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基本需要，目前中国迫切需要发展住房服务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以便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提供优质服务。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儿童群体分化程度和计划经济式社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与保护服务体系严重缺乏住房(儿童之家)、中途宿舍或庇护所一类服务，难以为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或有临时住房需要困境儿童提供暂时的栖身之地或庇护场所。与此同时，多个实证调查都发现，目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最迫切需要的服务是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健康评估，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思想和社区为基础的群体干预治疗模式，需要适合于中国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引入儿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服务。
第八，尽快建立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领域中的国家基础信息体系和国家统计指标体系，汇集和积累全国有关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信息、数据、资料、政策、法规、文献和报告，建立全国统一和准确无误的统计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以收集和积累有关的全国数据信息。全国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服务基础信息体系是国家宏观决策、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是描述分析、深刻理解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真实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的前提，是调整国家与儿童关系模式，促进儿童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条件。
第九，加强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基础理论、政策研究，特别是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亚洲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通过基础理论政策研究和比较儿童福利政策研究的途径，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保护服务体系，确保所有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长期以来，由于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实践不发达，相关基础理论政策研究多为空白，例如中国儿童的生活态度、儿童生活事件量表、儿童生活事件的适应周期、儿童心理特征、儿童基本需要结构、儿童福利政策演变规律和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结构性特征、全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总体数量和比例关系、社会经济特征和需要支援的数量与比例。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和战略目标，比较儿童福利政策研究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亚洲和非洲是艾滋病疫情和艾滋病影响较重的地区，又同属发展中国家，且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保护关怀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好于亚洲，因此如何借鉴国外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是中国面临挑战
三、主要发现与基本结论
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概念，既是困境儿童群体的三个基本类型，又反映困境儿童群体构成的历史变迁轨迹。从概念内涵外延角度看， “孤儿”概念内涵最小，一般来说，弃婴、孤儿和残疾儿童，统称“孤残儿童”在中国社会是约定成俗的基本概念。“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概念是2000年以来出现新概念。 “脆弱儿童”概念内涵外延最为广泛，它包括“困境儿童”、“问题儿童”和“问题家庭中的儿童”等类型。“脆弱儿童”同样是2000年以来出现的新概念，反映困境儿童构成由孤儿为主转为以在社会结构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多种脆弱儿童群体为主，说明需要国家保护的儿童越来越多。
总体来说，由于缺乏全国性、基础性统计资料，孤儿和脆弱儿童定义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目前中国关于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和脆弱儿童的总体数量和各类比例关系的数据缺乏，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总体数量规模只能估算。中国三类“孤残儿童”每年的总数约为12—13万人，他们基本能够享受政府和社会的保护。此外根据2005年全国调查，全国共有57万“孤儿”，全国孤儿总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为4.44‰，其中86.3％的孤儿生活在农村。尚有20万，即接近总数三分之一的孤儿尚未得到制度化的社会保护，他们迫切需要政府的保护救助和家庭关爱，以确保最低的生活保障。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数量规模与构成状况同样是个尚无权威、准确数据的基本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少数地方性、专题性调查估算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总体数量规模和群体构成。如果按照“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宽泛定义和基本分类，根据笔者2006年三省实地调查，估计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最低层次估计总数为20万左右，中等层次估计总数为50万左右，最高层次的估计总数为100万左右。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总数的绝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按照最宽泛的“脆弱儿童”(vulnerable children)或困境儿童的概念与分类标准，中国脆弱儿童的数量将达到难以想象的规模。目前，中国社会中“脆弱儿童”类型多种多样，主要有农村留守儿童、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女童、流浪儿童、犯罪服刑人员的子女、病残儿童、童工、少数民族儿童、离婚、破裂家庭的儿童、普通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农村家庭中的独生女、流动人口和移民家庭中的儿童等。这些不同类型脆弱儿童的绝对数量均十分巨大，例如上千万的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家庭中的儿童，他们基本没有或很少享受到国家的照顾。
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基本特点缺乏全国性、权威性、科学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统计资料。第一，绝大多数儿童生活在农村社区，生活在农村贫困家庭之中，典型反映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特征。第二，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呈现男童为主，占绝大多数，女童为辅，女童数量上少于男性的群体性特征。第三，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民族构成比例关系尚不清晰。总体来说，汉族为主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民族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第四，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年龄结构与比例关系尚不清晰。例如笔者2006年三省调查发现：在受访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中，绝大多数(76.05％)儿童年龄在10—14岁之间，5—9岁儿童只占16.17％，15—18岁儿童只占7.78％。这说明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的年龄峰值为10—14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既是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期，又是儿童生理、心理迅猛发展和成长的波动期，特别需要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体贴入微的生活照顾，顺畅适当的情感支持和同辈群体的广泛接纳，充分反映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脆弱性和高危险的青春期特征。第五，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受教育状
况与年级分布尚不清晰。2006年三省调查发现，受访儿童中绝大多数(95.83％)已“上学”，只有4.17％的儿童“没有上学”。第六，目前，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营养状况与基本生活水平尚无清晰准确数据。
艾滋病流行对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家庭生活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首先，艾滋病爆发、流行导致作为儿童父母的感染者和病人的死亡，家庭生活陷入困难境地，使正常家庭和儿童成为“问题家庭”与“问题儿童”，使正常家庭生活和儿童发展受到影响。其次，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和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处境，家庭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贫困家庭生活处境直接波及儿童生存状况，儿童生活面临诸多的困难，部分儿童甚至失学。第三，受艾滋病影响家庭成员和儿童常常更容易受到社会心理问题的困扰，形成反社会人格。第四，艾滋病流行严重影响、破坏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迫切需要全社会与政府的保护救助。总体来说，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宏观社会影响已经开始显露，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首当其冲。
由于多种原因所致，中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总体数量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需要社会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比例自然相应地不断提高。根据2005年民政部首次对全国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孤儿的调查，全国共有57.3万孤儿。这其中5.3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9.25％)获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12.5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21.82％)获得农村五保救助，11.6万孤儿(约占孤儿总数的21.82％)获得农村特困户救助，享受其他救助的孤儿人数达79886人。全国未享受任何救助孤儿的人数达201588人，这意味未享受任何救助孤儿人数占孤儿总数比例达35.2％。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尚未考虑孤儿救助标准的是否足够和高低问题，只考虑救助的覆盖范围与覆盖率。
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需要社会救助、社会保护比例尚不清楚，相关统计数据比较缺乏。而且，那些已确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身份的儿童也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必要的社会保护，例如全国累计资料显示，2005年底4.8％的报告感染病例为20岁以下；2386例小于15岁，只有114人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儿童只占2386例小于15岁感染艾滋病儿童总数的4.78％。这意味95％已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尚未接受基本的医疗照顾和药物治疗。
中国脆弱儿童概念内涵外延最为广泛，他们基本上没有享受政府的保护和社会的关爱。中国政府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基本生活现行年度预算和总体预算、现金转移制度和财政支出的保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有效地保障脆弱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且，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使用过程中，关怀救助资金所占的比例过低，国家艾滋病防治经费的使用结构和不同工作领域的比例关系有待改善，目的是将关怀、救助和反歧视工作作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以适应艾滋病防治工作战略重点转移。
中国政府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主要筹资渠道有五条，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这是最重要的筹资渠道。以2004年为例，中央财政的支出占全部经费支出的64.29％。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2004年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占全年全部防治经费支出的33.41％。三是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等政府职能部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例如2004年民政部从部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2000万，专门用于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的专项收养、寄养、教育、治疗、安置和其他社会保护类服务。四是国际国内NGO、企业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如救助儿童会等组织。五是境内外公民个人捐赠资金和志愿服务。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生活成本与现行救助标准之间差距的实证调查，为所需年度总体预算提供典型案例。2006年在三省调研发现，河南省农村地区艾滋病致孤儿童“一般性”生活成本-(衣食住行用和医疗开支)，每人每月应为300元(低标准)-450元(足够标准)之间。但实际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130，只有低标准的43％和足够标准的29％，难以保证艾滋病致孤儿童生活水平高于或与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保持一致状况，他们通常处于贫困处境之中。
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所需年度总体经费与现有资金规模间差距较大，政府保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所需年度总体经费预算的缺口巨大。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暑推荐的“艾滋病资源需求预测软件”，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年度总经费预算，低方案需要31亿，高方案需要52亿。但是，2004年中央财政预算和国际社会资助经费约为12.6亿元，仅相当低方案的40％，高方案的24％。2004年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所需年度总经费预算，低方案为8.9亿，高方案为12.5亿。但是实际上这笔经费并不存在。因此，中国政府保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所需要年度总体经费预算规模至少应为低方案的8.9亿，迫切需要中央财政和国际社会增大对艾滋病关怀救助工作的资助力度，缩小资金缺口，保障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基本生活。
中国政府保护孤儿、脆弱儿童政策框架和福利服务体系建设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各阶段基本特征明显不同，反映中国制度安排的结构性特征。儿童福利服务范围主要局限于孤儿、无人照顾的弃婴和残疾儿童，90—95％的弃婴是残疾儿童，孤残儿童成为民政部门举办儿童福利院照顾的主要对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孤残儿童的概念，没有“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概念与福利服务。政府儿童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特征是剩余性和城乡分隔的二元福利制度，而非普及性和一体化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社会环境、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大量弱势群体、劣势群体和困难群体产生，导致大量新型社会问题应运而生，儿童福利、儿童发展、青少年犯罪和流浪儿童问题是核心议题之一，预示中国儿童发展与福利时代来临。1992年国务院关于下达《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是典型例证，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以“儿童发展”，而非“儿童福利”为主题的国家级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形成。2000年以来，孤残儿童特别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概念、问题“显现”出来，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的服务范围更加明确、扩大，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服务体系初具规模。200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完善儿童发展的政策框架与服务。2004年民政部颁布《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以及艾滋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救助保护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儿童福利政策议程核心。
中国政府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特征明显，一是从时间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从事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的制度化建设、儿童发展与儿童保护事业刚刚萌芽起步；二是从问题类型角度看，1990年代以来儿童发展与儿童保
护逐渐成为独立的现实、理论与政策议题，三是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间，行政管理和服务提供主体呈现多元化、分散化倾向；四是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缺乏福种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基础，无法形成“福利服务连续谱”；五是儿童福利法制框架和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法制化建设任重道远，《儿童福利法》尚未纳入国家社会立法的议程，尚未真正树立儿童保护在福利制度中基础地位。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战略重点是“道德化福利”，即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范围、内容、重点与方式是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指导，核心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谋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运动式、临时性、节日化和道德化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福利服务已不合适宜。
中国救助保护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积累宝贵财富，为构建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指明方向，提供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第一，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儿童福利政策与福利服务体系的政治承诺，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是至关重要和最为基础的政治前提。第二，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和幸福美好生活的司法保护和《儿童福利法》法律框架设计，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基础。第三，广泛宣传、思想教育、道德规范、组织动员、群众运动、社区服务、经济发展、对口支援和行政协调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儿童福利服务方法手段，具有鲜明突出的中国特色。第四，确保一定收入水平、经济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这是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经济基础。第五，“以家庭为基础”和“以社区为基础”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保护服务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服务方式，适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服务范围，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
在全球化处境和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借鉴国际经验前提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具体情况和现实状况，重新界定、确立保护救助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优先服务领域和发展战略重点，完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适时调整国家与儿童的关系，确保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最大化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整体福利。
第一，培育、发展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儿童权利、儿童需要、儿童优先和家庭福利的理念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为保护救助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营造适宜的宏观社会环境，确立、奠定儿童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将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将儿童福利置于社会福利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
第二，尽快建立普及性和覆盖城乡所有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社会保护服务体系，将所有儿童，而非仅仅是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都纳入国家保护范围之内，确定儿童生存、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和困境，确定他们最重要的需要和需要的层次结构。
第三，尽快建立积极的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改变问题式、补救式、补缺式、道德化和过分关注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消极被动儿童政策，建立积极预防与社会投资为主、儿童发展和生活技能取向、覆盖城乡所有儿童、注重生活化福利的新型“积极性”儿童政策与服务体系。
第四，尽快在民政部内建立“儿童与家庭福利局”，以加强国家层面上儿童福利服务的协调，为儿童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服务体系发展提供政府机构式组织保障和制度化保障机制。加强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艾滋病项目的国家级督导、政府部门间协调，提高现有项目的效果与质量，提高儿童保护干预服务的覆盖率，最大化改善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
第五，尽快在中央层面建立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专门帐户和科目，确保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拥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体现政府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责任，确保基本生活。
第六，尽快建立整合型、连续性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保护服务体系是当务之急和战略重点。即建立“五位一体”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综合性和连续性儿童福利政策与保护服务体系。
第七，中国迫切需要发展住房服务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第八，尽快建立儿童福利的国家基础信息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收集积累有关全国数据信息，摸清全国孤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总体数量、基本分类、地区空间分布和特征。
第九，加强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的基础理论政策研究，特别是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亚洲与非洲国家之间比较研究，探索发现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演变的普遍性规律，改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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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继同
世界艾滋病大会 中国获奖者调查发现 昆明“低龄女”的威胁
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一场惨烈而罕见的空难使得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受到空前关注——6名正准备参会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在马航MH17航班遭遇空袭遇难。 和这起空难同样少见的，是本届大会颁奖礼上的一张中国人面孔——多年从事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状况研究的张旭东(女)获“妇女、女孩与艾滋病研究者奖”，这也是中国研究者第一次获此殊荣。
这项令张旭东获奖的研究自2012年开始，对象为昆明市20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岁。据310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 性病、怀孕多见
2014年7月21日，张旭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做题为《中国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报告。
世界艾滋病大会是艾滋病防治领域最权威、最前卫的学术会议。该奖项由国际艾滋病学社(IA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国际受艾滋病影响妇女共同体(ICW)共同颁发，旨在鼓励中低收入国家开展针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女孩的研究，让她们从中受益。
张旭东所从事这项研究自2012年开始，由昆明市卫生局立项、出资，对象为该市20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龄为18.7岁。真正有效的问卷只有310份，张旭东说。
该调查结果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过去一年有性病症状。44%的人有流产经历。在有怀孕经历的女孩中有54%人经历过与流产相关的后遗症。
这几个数据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对比发现：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张旭东还在昆明主持了关于性病和艾滋病感染与药物滥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风险性行为的关系的调查。201个样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种或多种性病。 当时调查并非专门针对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发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愿妊娠和流产的比例也很普遍。这些从未披露的区域性调查结果，让昆明市卫生局和当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怀孕的几率偏高?这是该获奖研究项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据调查，83%的低龄性工作者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其中92%辍学，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其职业选择的空间也就很小。但同时面临着生活和经济压力，她们更多进入收入较高的娱乐行业;而娱乐行业低龄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甚至有幼女情结、处女情结等。在201个样本中，93%的人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性交易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张旭东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群体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识，70%的人无法回答80%的相关问题，能完整回答的仅1%。“她们比较封闭，很少接触传统媒体、互联网等，也很少从学校获得相关知识。”
调查中，她们不肯反映吸毒情况，但会如实告知饮酒情况。在夜场，饮酒是受鼓励的，而酒精滥用者在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更少使用安全套，怀孕、性病感染等几率因此增大。“酒精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一直被忽视，NGO也很少干预。”张旭东担忧地说。
98%的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怀孕，但大部分仅依赖于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于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长效的可逆的节育方式，如宫内节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剂等。
张旭东说，对于此种高风险职业，双重保护才能既预防艾滋病又能减少怀孕几率，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的仅占2%。“竟有高达40%的调查对象仍使用传统低效危险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冲洗法、下蹲式等。”
显然，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殖健康的服务严重缺失。调查还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来自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少数来自学校;其他都来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联网、传统媒体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龄女”调查困境
公益组织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补充，但现在普遍生存艰难。 云南省是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盘龙区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较为集中的区。自2002年始，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进驻云南开展针对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因为有性工作者和妈咪的参与，调查和干预网络得以快速建立。
张旭东的研究正得益于这样一个网络。2012年，她主持并参与的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获得了昆明市4个区级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当地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务的NGO，比如牵手女性互助小组(以下简称“牵手”)也参与了其中的调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个人服务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时间单独交流，更易于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可以交换电话，所以工作效果很明显，她们也会积极参与检查活动。”“牵手”的同伴教育骨干吕唯唯说。
2010年国际资金撤资后，“牵手”只能暂时借用昆明市盘龙区疾控中心办公室开展工作，专职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现在的4个，所以只能同时面对多名性工作者的讲课，动员检查的效果大为下降。盘龙区疾病控制中心还为该组织发放工资，并组织医生于每周四为性工作者抽血、化验，但由于缺少经费，现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检测。
在盘龙区，“牵手”的4个专职人员需覆盖所有娱乐场所，该区约有四十多家娱乐场所，4个人分片区每月干预一次。主要是讲课，讲解和性病、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并动员性工作者们做妇检、VCT检测;传播正确的求医行为，因为她们常去小诊所，易上当被骗;还讲避孕措施。“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娱乐场所，很少有人没做过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会怀孕了”。
“关系好的主管会帮助维护秩序。为了能进入场所，要和娱乐场所的老板们搞好关系，告诉她们，我们没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执法单位。但负责人一开始都很反感，她们都会说„我们都很健康‟等等。我们只好反复做工作。特别抵触的，才会通过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协调。”吕唯唯说。
艾滋病感染者低龄化
事实上，将年龄作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个划分标准，在学术研究界存有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军认为，不应该以年龄来划分，而应该强调场所和从行业方式的差别。
“桑拿、洗浴中心等专业化、组织化高的场所，感染风险较低，因为这些场所有培训，既传授性技巧，也培训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识。而且这种场所还有同伴教育机制。所以在这种场所，即使低龄性工作者也有很强的安全意识。相反，如夜总会等，从业者安全意识就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较低。”赵军说，“这些场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场所也收台费，但睁一眼闭一眼。这种场所不对从业者进行培训、管理，她们交易的场所也不在夜总会、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状态，同伴交流也少。这种风险就比较高。”
和赵军的观点不同，在“牵手”工作了8年的吕唯唯说，“实际上在出租屋里，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风险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龄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从人流手术的情况来看，低龄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龄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调查的基础上，“牵手”向昆明市防艾办申请了为期一年的低龄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预项目，主要对24岁以下的性工作者进行单独干预。
“申请时也有争议。防艾办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专门机构，不应该有明确的年龄划分。但考虑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性，所以通过了申请。”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所谓“低龄”，是指24岁以下。“牵手”通过多年的调查和工作发现，24岁以下的女孩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没有生活目标，她们吃好的，穿好的，出门打的，从不坐公交车。花钱大手大脚。没钱了，又进入娱乐场所挣钱。“自我保护意识很差。遇到帅的，即使不要钱，也愿意上床。她们使用安全套的几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为不用安全套可挣更多钱。”吕唯唯说。 在娱乐场所，销售人员还给小姐们规定喝酒的任务量，她们的“老公”、“男友”一年换好几个，有的一个月换一个。实际上只是固定性伴，并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们发生关系时，她们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药。
“我们告诉她们，信任不等于安全。”吕唯唯说。一个明显变化的数据让其担忧，2014年前6个月，仅在“牵手”就检测出3个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均为16岁到19岁。以前，查出来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议独立开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牵手”的另一个发现，在盘龙区，24岁以下的超过50%，最小的14岁，不少是在校生，有职高、专科，甚至本科生，多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区的。
在2012年的这项调查中，昆明市防艾办还发现，80%的低龄性工作者进入这个行业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怀孕、流产、无保护性行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风险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计划短时间内赚到钱就不再干了，她们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会主动与公共卫生人员接触，躲避干预行为。因此相关机构和NGO不能只关注熟面孔，更应该注重新面孔，建议尽早进行干预。”张旭东说。
但让张旭东、吕唯唯等研究者、干预者担忧的是：近年大规模扫黄行动使得干预和研究网络中的性工作者目标人数锐减。据统计，盘龙区娱乐场所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扫黄前约有一千人，现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么转入县区，要么转入出租屋，或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工作。以前，“牵手”甚至可以对发廊、站街女进行干预，但现在她们都在深夜十一二点钟出来，或去城市小花园打毛线，行为更隐蔽。
等“牵手”再去娱乐场所宣传时，老板们的接受程度也不如从前了。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也称，尤其今年以来，由于扫黄等原因，开展干预工作时，寻找目标人群也变得非常困难。
赵军建议，应该尽快立法，确保卫生系统可独立开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与公安扫黄行动切割。“即使我们暂时不能改变法律，但应该改变观念，她们的安全是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
在赴墨尔本参加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张旭东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她认为：要尽可能地实现服务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别针对罪刑化和边缘化的青少年。“目前，计生服务机构已建立了庞大的体系和网络，但只为已婚人群服务。而占总人口20%的性活跃、性观念开放了的青少年，却被卫生系统忽略很多。所以卫生系统要把青少年的人权考虑进去。”
艾滋病是一种性传染病，这种疾病有着很大危害性，而且这种疾病具有很长的潜伏性，在潜伏期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疾病，一旦发现在治疗已经有点晚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及时的发现并介绍的治疗，那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这种疾病呢?下面就来看看专家的介绍：
若某人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上了艾滋病，那么建议他要注意控制时间。因为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有一个所谓的“空窗期”。
关于窗口期到底有多长的问题，目前医学界存在很多争论，有说6—8周的，也有说3个月的，最保守的说法是6个月!国内比较认同的说法是3个月。窗口期的计算应从高危行为之时或是接受输血之时算起，也就是说，如果你是1月1号发生高危性行为或是接受输血，那么，你接受抗体检测的时间应该是从1月1号算起6周后，也就是2月12日。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数量会在这时达到一个峰值，传染性极强。急性感染期也出现在这段时间。目前国际公认的窗口期是6个月，但随着检验方式的进步，窗口期已经大大缩短。
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后可能4—12周浮现抗体。当窗口期了结，HIV抗原被好多的HIV抗体中和，因而测不出来。所以在潜在期中，检查抗HIV抗体，以诊断病人是否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假如艾滋病病毒不多，病毒在体内含量较少，而且还易在混乱时被机体引发的抗体中和，这样，在潜在期内就测不出抗原，因而不能对急性艾滋病人做出正确的初期诊断。
潜伏期了结时HIV抗原飞速上升，分辨体内的艾滋病病毒的复制抓紧。艾滋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相继浮现，因此，在潜在期中，定期检测HIV抗原数量，可以及早发现艾滋病病毒，并作为药物治疗中疗效考核及预测艾滋病病症是否缓和的预后体现。
以上就是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一些检查的方法，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最后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引起的疾病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对全球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为防治艾滋病迄今为止有 24 种化合物实体和至少 9 种组合物被批准用于临床。这些化合物实体可分为逆转录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整合酶抑制剂和病毒进入抑制剂4大类，但主要以前两类为主，后两类仅有 3 种化合物实体被批准。HIV 进入抑制剂 (HIV entry inhibitors) 作用在 HIV 感染的早期阶段,能够阻止HIV 与靶细胞的融合,被认为在艾滋病的防治上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在 HIV 感染靶细胞的过程中，首先是 HIV 包膜与靶细胞的细胞膜发生融合。HIV 与靶细胞融合主要由包膜糖蛋白 gp120 和跨膜亚基 gp41 介导。第一步由 gp120与靶细胞上的 CD4 受体和辅助受体(趋化因子受体 CCR5 或 CXCR4 等)先后结合，导致 gp41 的构型发生改变，形成 6 股α-螺旋束(6 helix bundle, 6-HB)核心结构，将病毒包膜与靶细胞膜拉近并发生融合，完成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感染过程。因此，抑制融合过程的第一步，可以在病毒感染的初级阶段抑制病毒的感染，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药物治疗方法。2010年发表于《Science》的第329期811-817页上关于“一种以结构为基础提高中和HIV的宽度和力度的抗体——VCR01”， 它能够抑制 200 多种亚型 HIV 毒株中的 90%，这是截止当时分离得到的最广谱、最有效的中和抗体。VRC01 的结构与 CD4 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VRC01能部分地模拟 CD4 与 gp120 的结合。与CD4 不同的是，VRC01 在 CD4 与gp120结合方向上偏转了43°，并且离开了 0.6 nm 的距离。这使得VRC01 既能结合于gp120上易受攻击的CD4作用位点，又能克服gp120表面糖基及构象的掩盖作用。VRC01上CDRH2的Arg 61能插入到gp120上V5 与β24围成的空腔中 并形成5个氢键的作用。这项研究为抑制HIV的感染找到了坐标，使得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目标更加明确。
仅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针对HIV糖蛋白gp120的CD4结合位点的抗体，又有一种显示出卓越的效能和广度的新抗体。这就是发表在2011年12月2日于《Science》上的新文章：“我们确定的NIH45-46是一种较VRC01更有效的变异克隆体，能单独结合gp120。”NIH45-46类似VRC01，然而，相对于VRC01，NIH45-46
包含插入在重链互补决定区(CDRH3)中的四个残基是由体细胞突变获得的。与VRC01-gp120的比较结果表明，在重链互补决定区插入的四个残基(CDRH3)增加NIH45-46在gp120内部结构域之间互动，增强中和效能。NIH45-46是通过模仿CD4结合，而在VRC01和NIH45-46之间的最显着的差异是四个残留插入在CDRH3，三残基插入有助于结合的gp120，可减少中和效价造成的插入删除10倍左右。NIH45-46的发现为通过疫苗手段解除艾滋病威胁提供了可能和参考。
以上内容为个人理解并整理翻译发表于《Science》上的文章，能力有限，可能有部分内容不是十分理解而造成错译，希望予以包涵并斧正，谢谢。
09123364吴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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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时至今日，是否许多西方人还要知道这些真相，恐怕都很有疑问。因为我们总满足于认为，我们现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经过孤立无援的努力而达到的，我们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夸耀的主人。”这是美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在他的作品《thegeniusofthechina》---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的序言。这本1995年出版的书刊在学术界公认为是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浓缩精华本;李约瑟本人也在序言中赞许此书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精彩提炼。它用通俗的语言列举了中国古代的一百项天才的发明，书中的文字和图片仿佛把读者们带到了数千年前，带到了那些上观天象，俯察地理，通达人世变迁的祖先身边。
在感慨古代中国人卓越智慧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作者本身对于中国文化那股强烈的热情。反观自己，尤其是当我发现书中有近一半的发明项目是我闻所未闻的内容之后，我更是不犹得深感惭愧，而正是这些发明，曾改变过世界发展的进程。
目前在各国的学术界已经有个这样的共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量发明创造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正像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类似的或照搬的发明与发现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如雷灌耳，这些人类史上里程碑似的内容曾伴随着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程。在奉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今天，还来不及让国人了解中国绝不仅仅是四大发明，就因近代科技的缺乏，让很多虽然有着灿烂历史的中国人的内心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更是让这璀璨的历史仿佛陡然成为负担，更是引发了学术界旷日持久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中国人乐于从自然中寻找答案，在浑浊中思考真理，这是中国无法建立具备实验和理论体系的科学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科学。而最终争论上升到什么才是科学这一有关定义的层面上。李约瑟难题同样激起了文化领域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无从谈起。”这从本质上颠覆了中国古代发明的历史意义。
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在发展的道路上又饱受着新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的匮乏与挫折感使叛逆情绪在文化界弥漫开来，先进而普适的哲学与人文成为方向，人们心目中“价值”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大于“意义”。这使得我们丧失了去冷静而客观地衡量或者评判我们历史文化的能力，更是难以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祖先那些创造的激情。就象文章开始的那段序言所描述的那样，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对这些记忆淡漠了。
李约瑟在撰写《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的母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科学具有人类其他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等所不具备的特性，科学就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最佳手段。而科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客观。就我看来，科学并没有经验性科学和实验性科学的区别，只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总结，这些总结从来不带有任何好恶的感情色彩。科技和先进没有同等含义，科技不能因为它的质朴而否定它的存在。
无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这本书的作者出于什么动机，或者含有什么样的热情。或者书本身是否是“民科”，将会被赋予什么样的“使命”，这些并非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内容，作者只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将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类生活相关联的内容发掘了出来，并一一罗列，让人们有机会通过它们系统性地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成就。在这些林林种种的发现和发明间，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在乎它们是否是世界第一，但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了解的有关我们自己的过去，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内心深处感悟到这些发明和发现所存在的意义，我同样相信，我们的祖国不仅拥有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未来。
今天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1981年世界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至今，在短短30年间，艾滋病已肆虐全球，夺去2500多万人的生命。今年我国的宣传 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全面预防，积极治疗，消除歧视。我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如何，与过去相比，疫情发展产生了哪些变化，而艾滋病患者 又遭受着怎样的歧视„„以下是关于我国艾滋病情况的调查。1全球艾滋病毒携带者达3400万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1日发布报告，全球2010年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大约3400万人，比2009年增加70万。
感染者总数上升是因为去年全球就医人数增加，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因艾滋病病毒死亡的人数减少。艾滋病规划署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去年1420万就医者中，大约660万人正接受治疗，占总数47%，比2009年高11个百分点。
艾滋病规划署统计，全球去年大约18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原因，比2006年高峰值减少40万，大约70万人因接受治疗得以幸存。自1995年以来，中低收入国家大约250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就医免于死亡。
除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医人数增加、死亡人数减少外，全球2010年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同样下降。报告显示，全球去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新增大约270万，比2001年减少15%，比1997年高峰值减少21%。
2我国艾滋病感染情况
自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逐年上升。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3.4万人，其中死亡8.8万人。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估，截至2011年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病人15.4万;当年新感染4.8万，死亡2.8万。 性传播比例持续增加
据了解，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约占全球的五十分之一，仍属于低流行国家。中 国全人群的感染率大致为0.058%，但部分地区疫情严重。超过5万人的省份5个，占全国的60%;5千人以下省份12个，占全国的4.8%。比较显著的 是四川地区和广西地区，艾滋病疫情上升得很快，其中大部分是经性传播而感染上的。从1985-2010年全国历年报告艾滋病感染者的变化趋势分析看，经性 传播的比例逐年上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晚期病人死亡增加，艾滋病流行对中国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逐渐显现。
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4万人，其中经异性传播占44.3%。①在异性传播中，约1 / 3为配偶间性传播，2 / 3为非配偶间性传播。历年报告病例中性传播的构成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异性传播从2006年的30.6%上升到2007年的38.9%、2008年的40.3%和2009年的47.1%。②当前中国艾滋病疫情进展特点之一是性传播持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普通人群)缓慢扩散，且风险越来越大。
普通人的性实践与艾滋病风险关系日益密切。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艾滋病高流行区之一。静脉吸毒共用针具传播是当地艾滋病感染的最初和主要途径。自1995年从外地遣返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2010年6月底，已累计报告凉山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0214例。疫情已经波及全州17个县市、488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占乡镇及街道办事处总数的78%)，平均每年新发现HIV感染者以40%的增长速度递增。③而通过性传播途径导致感染的比率也在逐年加大。一种假设认为，吸毒人群基数越大，性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艾滋病也就越难控制。④从疾病控制的角度来看，加大对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干预已经成为当前艾滋病防控工作的一个重点。
我国56%的艾滋病感染者尚不知情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估，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存活34.6万。也就是说，目前还有大约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
我国正在扩大艾滋病监测检测覆盖面，加强对感染者配偶、一级密切接触者及高危人群的检测，加强医疗机构检测。2011年1至10月，已检测大约 674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超出16.5%，检测发现感染者和病人6.1万人。与此同时，对艾滋病的治疗和干预也取得明显进展。
“艾滋学生”“艾滋老人”逐年增多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青年学生和60岁以上者数量逐年增加，同性性传播特别是男男传播快速上升。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我国艾滋病感染几乎波及所有人群，60岁以上“艾滋老人”和20出头的“艾滋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同性性传播特别是男男传播快速上升。专家分析指出，艾滋病疫情已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0岁以上男性由483人逐年递增至3031人， 所占比例由2.2%扩大为8.9%;在艾滋病病人中，60岁以上男性由237人增至2546人，所占比例由5.4%扩大为11%。
另外，随着检测面的扩大，学生人群报告感染者人数显着增加。今年1至10月，新报告学生感染者和病人1252人，占学生历年累计报告数的21%。学生中，特别是20至24岁男大学生，近两年报告感染者数增加明显。 3聚焦：河南"艾滋病村" 部分家庭生活困难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是全省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重点村，曾经因大批村民卖血感染艾滋病引起社会关注，被人们称为“艾滋病村”。10年来，村民逐渐对艾滋病 防治有了正常的认识，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恐惧;但村民到外地打工时，却常常遭到冷遇。这里和周边的村子并没有不同，但不少家庭因为艾滋病生活困难。
目前，全村共有艾滋病感染者343人，其中现症病人331人，服抗病毒药人数270人。
据了解，上蔡县是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重点县，现症病人数量占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河南省，拥有艾滋病人100人以上的重点村为38个，而上蔡 县就占22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上蔡县现存艾滋病感染者6035人，因艾滋病造成的困难家庭4947户，全县1到10月死亡143 人。 4沈阳艾滋病人9成男性 70%感染来自男同性恋
11月29日，沈阳市疾控中
心发布了该市近年艾滋病发病趋势的统 计数据：近3年本市新发病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其中，男性新发病者比例之高让人担忧，是女性的10倍。男同性恋者感染比例高又是一大显着特点，其 占性传播感染者比例已经上升到70%，年轻化倾向严重。
今年男性感染者是女性10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性传播染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其流行速度明显加快。近3年来，艾滋病发病人数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
近年艾滋病发病出现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多个新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新发现的感染者以男性为主，男性所占比例上升到90%左右。这意味着，今年新增的男性感染者是女性的10倍!
6有医院对艾滋病患者100%拒绝
2010年8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研究与信息 室，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联合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对河南、北京、广西、云南和甘肃五省4家艾滋病定点医院、7家非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共20人进行了深度访 谈，作出了一份《我国艾滋病感染者看病难、手术难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的报告。
北京一家综合类三甲医院的医生说，知情情况下，绝对不给HIV阳性者做手术。甘肃一家综合类三甲医院的医生表示，一旦发现这种病，原则上都是要求转 院，如果术前检查出来，这种手术一般都不做，保守治疗的话一般也都要转到传染病院。在广西一家综合医院，调查组查到2009年1-3季度的手术前检测发现 阳性病例28例。只有21例有病例档案，其中15人未能手术，6名实施手术的均为急症。
尴尬：医院拒绝接收的原因有很多
艾滋病就医保护课题组调查发现，不少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认为，在医院里看病、就医、住院的还有其他患者，医院做出让感染者转院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其他病人。调查中很多医生说：“如果让感染者和其他病人住在一个房间，其他病人会不安、害怕，肯定没有人愿意。”
还有很多医护人员提出，医院的条件不够，无法收治。“手术室的器械必须要专门的，还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比如乙肝就有专门器械。如果是HIV，也得用类似的方法，万一出现医源性感染，责任重大。”北京一家综合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在调查中课题组也发现，有不少医护人员认为归根结底在于医院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一位甘肃医生说，感染者的手术比正常手术成本高2~3倍。
政策、法规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也是当前艾滋病感染者看病难、就医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定点医院的医生说，“医院都知道不能拒收HIV病人，但没有规定说，拒绝之后，对医院有什么硬性的处罚措施。” 7艾滋病感染者公考受歧视
个案：投考教师因艾滋病被拒
小吴、小军、小海分别是安徽、四川、贵州艾滋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三人均投考教师，虽然通过笔试和面试，因教师体检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他们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而被拒录。安徽、四川案均二审败诉，贵州案法院不受理，要原告“找当地政府解决”。
由于隐私被泄露，四川案当事人小军在过去一年里始终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安徽案原告小吴是三人中唯一有正式工作的。但目前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晚上九十点才下班，没有加班费，基本没有福利待遇。”
贵州案的原告小海，由于巨大压力，不得不更换学校，仍然做代课教师，每月工资600元。由于起诉了当地政府，一直担心隐私被泄露，只要校长找他单独谈话，都以为是通知他离职。今年，校长要求所有代课教师参加教师招考，但他不敢报考，担心考上又被拒。 感染者隔离治疗被指违背常识
日前，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司长聂生奎称，公务员考试不存在就业歧视。但建议信认为，现行的多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都对艾滋感染者进行了不合理的限 制。根据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艾滋感染者不能当公务员，不能当教师，不能当警察;特别是《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要求艾滋感染者进行隔离治疗，直至不 具有传染性时，方可恢复工作，“严重违反了医学常识”。
建议信称，政策制定者对艾滋病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医学的发展。以《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为例，其《体检操作手册》中称“HIV感染后几乎100%都 会发病，发病后如果不给予抗HIV治疗，大部分艾滋病患者将在进入艾滋病期后的两年内死亡。因此，HIV感染的诊断一经确定，即作体检不合格结论。”
建议信称，根据现有的医学水平，一个人在20岁时感染上艾滋病，通过规范化治疗，完全可以存活至70多岁。“进入艾滋病期后两年内死亡是十几年前的观念。”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原告小吴说。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负责人刘晓楠副教授介绍，医学研究和不少事实已经证明，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糖尿病一样，只要坚持服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都能够很好的控制，一样可以正常工作生活。她认为，岗位招考中对艾滋病的排斥，可能是整个社会对艾滋病歧视的一个缩影。
反歧视公益人士陆军表示，2005年制定的公务员体检标准和手册取消了乙肝、身高歧视，如果再消除艾滋病歧视，势必推动政府消除就业歧视。
人有恐惧的本能，但知识能战胜无知，善良能压倒恐惧。多年前，濮存昕在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大使时，也曾有顾虑，咨询专业人士之后，就放心地与感染者握 手、拥抱。科学证据已经很明确，除了那三种途径的接触，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良心的标尺。
正如邵一鸣所说：“如果没有感染者自己站出来，去接受检测，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是感染者。对他们的歧视，绝不会提高我们的安全感，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风 险。”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而已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为34.6万，也就是说，还有约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
本次“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Getting to Zero”--“朝零努力”：零新增感染、零歧视、零死亡。这是梦想吗?
与艾滋病的抗争，是全人类的战争，是在科技、公共防治和反歧视三个领域的多线作战。目前，在前两个领域我们已经收获颇丰。1990年代中期之前，感染 艾滋病毒后潜伏期约8-10年，进入发病期后预期寿命约1至1年半;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HARRT)出现后，目前预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存期比平均 寿命少5-10年，平均约少8年，已逼近70岁。如今，全球近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能得到治疗，而在数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0%。2003年，我国已开始 对艾滋病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
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
但全社会战胜艾滋病，真的实现“向零进军”还需要爱与关怀，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正视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开始，从不传播艾滋病谣言开始，从平等对待他们开始。因为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我们良心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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