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
【内容提要】 清洁能源外交是为了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所采取的外交协作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快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注入了内部动力，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不仅是清洁能源外交的外部推力，也创造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平台，这些都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新契机。针对目前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大国地缘博弈、生态脆弱性挑战以及政策标准的差异性等各种制约性因素，中国应全方位提升战略性能力建设，分别从绿色外交实力、制度性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绿色金融引领力以及话语性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清洁能源外交 战略性能力 命运共同体 能源治理
【作者简介】 李昕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3003
能源供应一般被视为国家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血液”。要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大力发展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开辟一条清洁、安全、高效的可持续性能源发展路径。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热、光伏发电、水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装机容量和绿色投资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带动与之相关的上下游绿色行业随之快速发展，形成区域低碳辐射效应。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指出，中国应抓住自身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优势，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绿色能源合作。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会上，清洁能源发展和绿色融资成为重要议题。2017年召开的德国G20系列会议，将发展绿色能源视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性路径。因此，清洁能源产业将成为推动国际能源合作迈向绿色低碳新里程的重要支点，也将为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不竭动力。“一带一路”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全方位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中国开展负责任大国外交不可缺少的一环。此外，清洁能源外交的有序推进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助推地区层面能源供给侧的系统性革新，而且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区域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也将为推进“一带一路”区域能源转型及建设绿色能源共同体铺平了道路。
一、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内涵与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能源安全经历了从强调能源的“外部供应安全”到兼顾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内部使用安全”的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被引入各国的能源发展战略之中，基于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和开发替代性能源的能源安全理念日益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这为清洁能源发展与外交战略的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以德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推进双边和多边清洁能源合作，建立清洁能源国际组织，以及构建区域伙伴关系网络等方面均先行一步。
总体而言，清洁能源外交是指围绕清洁能源问题制定对外交往的路线、方针、战略以及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如开展政府间合作，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处理危及国家利益的贸易摩擦和冲突，构建对话协调机制和制度性合作平台，拓展对外发展援助路径，等等。清洁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推进能源全面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
相較于西方国家，中国是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后起之秀，但经过一系列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学习与创新，中国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超越型发展。自2009年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引领性国家，在清洁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以及市场发展方面均处于世界首位。截至2014年底，中国拥有433兆瓦清洁能源产能，年度产能是美国的近4倍(图1)。2015年，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的投入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 这些都为清洁能源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中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在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指导下开启了清洁能源外交的新局面。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外交进入机制化提升阶段，2009年成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2010年成立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EC)。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加强，同时将清洁能源列入国家援助计划的重点领域，推进南南合作模式的不断创新。自2013年以来，清洁能源外交日益同中国的传统能源外交、周边外交、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等紧密结合，融入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多维度全球治理以及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总体而言，中国开展清洁能源外交的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清洁能源外交有助于在绿色能源利益共享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增进国家间亲和度和信任感。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必不可缺少的“血液”。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各国也急需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国内经济，但由于缺乏技术、投资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存在各种问题。中国可以通过卓有成效的清洁能源外交来推进沿线国家的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发展。例如，通过发展沼气、分布式风能和光伏等项目来彻底解决一些国家贫困地区的电力缺乏和能源接入问题，将清洁能源发展同当地的减贫、就业、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改善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以此来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并增强其对中国的亲近度与向心力。
第二，清洁能源外交有助于缓解严峻的地区能源地缘安全局势。以石油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因其储量的有限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成为各国地缘政治布局和争夺的重要目标，能源地缘纷争日益成为地区冲突乃至战争的导火索。 相比之下，清洁能源代表了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其供给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机、太阳能光板及储能入网等技术的革新，具有明显的“去地缘化”特性，这有助于各国在追求能源安全的过程中跳出“零和竞争”的窠臼。因此，清洁能源外交从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更容易实现“多边共赢”。
第三，清洁能源外交有助于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并体现道义性引领力。作为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1/4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的大国责任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耗第一大国，中国在全球传统能源治理格局中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话语权有待提升。而清洁能源外交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在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格局中的灵活主动性，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特别是为“南南合作”的开展提供新路径。例如，2010—2012年，中国已为58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包括风能、光伏、沼气设备在内的64个清洁能源利用项目。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出资200亿元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其中清洁能源项目已经成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
二、“一带一路”建设是清洁能源外交的重要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拓展对外合作和规划外交战略的核心，它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还有利于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地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政府颁布的《愿景与行动》中，着眼于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已日益受到重视。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和“南南援助”为中国开展相应的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绿色产业走出去”为清洁能源外交注入动力
近年来，国内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中的“绿色产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清洁能源视为构建“绿色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托，旨在根据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原则来推进并强化沿线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利用中国的优势来推进地区能源绿色转型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外，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国际投资前景广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清洁能源的关注度和投资量均不断攀升(表1)。这些因素均为清洁能源外交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6年报告，在气候变化“450情景”中， 预计2040年的发电量中近60%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近半数来自风能和太阳能光伏。 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上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并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在关键领域的差距。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日臻成熟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成本优势提升了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力，“一带一路”为“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来不断整合区域性清洁能源优势资源，在维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地位。2015年，中国广核集团率领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气、上海电气等多家清洁能源和电力企业赴哈萨克斯坦推介核电和清洁能源技术和项目。在了解到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优势和竞争力之后，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签署了开发清洁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2016年3月，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承办的亚洲太阳能产业合作论坛召开，外交部亚洲司、“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各国使馆等100多家机构的200名代表均出席会议，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外交的平台构建和实践。
(二)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助推中國的清洁能源外交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亚、欧、非三大洲数十个国家，其中多数国家是城市化或工业化处于起步或加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像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面临能源发展两难困境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使其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导致这些国家的能源可获性较低，自身的清洁能源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开发。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2016年报告，全球仍有12亿人口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沿线国家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清洁能源开发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环境容量紧迫、能源安全威胁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目前，沿线大部分国家均提出了自身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和支持性政策，这为国际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表2)。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方位的外交协调来加以推进，这为清洁能源外交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2015年8月，在中国酒泉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新能源博览会上，“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的能源部官员积极参与，不仅介绍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情况，也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例如，电力短缺问题已成为威胁泰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泰国政府已将清洁能源置于能源战略的首位，期待通过中泰合作在2020年将清洁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比例从2015年的13%提高到25%。巴基斯坦也希望利用中国的清洁能源科技推进其绿色发展。2015年2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巴基斯坦萨察尔风电项目在北京正式签署贷款协议，这成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首个绿色融资项目。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一些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也开始重视能源转型，认识到“后石油时代”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对同中国开展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2014年，伊朗计划于2018年实现光伏和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5吉瓦，并明确表示欢迎中国投资者，伊朗政府将为20年的长期合作协议提供补贴。2016年1月，中国与沙特签署了《中国国家能源局与沙特阿卜杜拉国王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城关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共同推进中沙在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互利合作。
(三)“一带一路”为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多元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为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一个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的发展平台。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可因地制宜促进清洁能源合作开发。根据商务部2016年的统计，在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3 000万美元的项目中，有65%与清洁能源和电网优化相关(图2)。中国可发挥在光伏、风电和水电等技术和产品上的优势，来带动沿线国家的绿色产业发展。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跨境河流水能综合利用上的合作;中国与俄罗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水力丰富地区合作开发小水电;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南亚等国合作，推广光伏发电;中国在风能集中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等国家推广大规模风能项目;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各国推动沼气、生物乙醇、生物质发电;等等。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可优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供给结构，在提升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同时，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除高铁和卫星外，以光伏、风电和水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走出去”产业。从行业特点、先进程度、要素密集程度等来看，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都比较符合沿线国家的需要。2015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新能源的国际产能合作。具体来看，中国在非洲承建的电力项目中，清洁能源占2010—2020年间承建项目发电总装机容量的56%，其中以水电为主，但光伏和風电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超过7%)。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合作和援助项目提供了新的绿色融资机制。清洁能源和绿色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投资规模巨大，但回收周期长且存在很多风险。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融资机制已经开始运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也在筹划之中，这都将为清洁能源外交提供资金支持。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大力开展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但在推进清洁能源外交的过程中仍面临各种挑战。
(一)沿线国家内部风险威胁中国清洁能源海外资产安全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中亚及南亚等地区安全形势较为复杂，这对清洁能源合作带来了挑战。清洁能源合作项目的前期投资一般较大，风机、水利以及电力输送网络等设备资产的投资、运营和管理均需要安定的周边环境，否则中国的海外资产利益将受到威胁。“一带一路”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风险，包括各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以及国家间的利益交涉与武力冲突，这需要中国对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地区安全进行全面考察。例如，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的巴基斯坦对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直持积极态度，但也不能忽视其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军方接管政权的可能，新政府上台往往会影响上一届政府批准的项目。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泰国，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的不断交替使其政局走势不甚明朗。又如，受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以及菲律宾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2015年中菲电网建设合作曾几近破裂。由此可见，中国需要充分考察和评估合作对象国的国内发展环境和中国自身的危机应对能力，通过建设投资保险银行等措施来完善“一带一路”风险管理体系，从而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
其次是社会安全风险，包括国内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其中夹杂着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毒品与武器走私等安全威胁。例如，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地区的阿富汗，自2014年美国和北约撤军后，当地的恐怖势力有所强化，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频繁发生暴力动乱事件，直接影响中巴铁路项目建设。
再次是经济风险，包括合作对象国金融和经济体系动荡、脆弱，表现为国家外汇储备低、负债率高、本币持续贬值、抗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差。例如，巴基斯坦的美元储备有限，负债率有时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交易过程中可能因美元供需悬殊而要求远高于市场水平的汇兑溢价，这会使清洁能源项目蒙受巨额损失。因此需要中国采取投资与经验传授相结合的复合型实施路径，以降低投资风险。
(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
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均有重要的地缘利益，印度和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也在地区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力，大国博弈显然会增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虽然清洁能源开发具有一定的“去地缘性”，但各大国为了保持自身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并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相互间竞争乃至冲突的可能性均有所上升。例如，在跨国水资源合作中，美国通过“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MI)和“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区域机制加速自身的战略布局并使中国地位边缘化。
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形势进入高度不确定时代，这对“一带一路”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基于“实力及利益外交”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这种更加针对和防范中国的政策将影响整个地区安全局势，并使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另一方面体现为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奉行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提出严峻挑战，必然会冲击基于多元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清洁能源外交。
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一直在争取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传统能源领域，中印存在竞争关系，均将中亚视为重要的能源来源地。在中国推进清洁能源外交的过程中，印度与中国也有着复杂的竞争和博弈。近年来，印度的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其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均已跻身世界前五位，同中国呈现出竞争之势。 另外，在水电领域，受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两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电开发上矛盾丛生。印度大肆宣扬“中国水威胁论”， 并借此在其非法侵占的藏南地区加快建设上西昂河水电站。此外，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也引起俄罗斯的担心和疑虑，这也增加了中俄在中亚地区竞争的可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性。俄罗斯担忧中国借助清洁能源外交来增强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进而获得在中亚地区更大的主导权。
综上所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必须避免与主要大国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努力扩大共同利益。
(三)沿线国家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往往生态较为脆弱，且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差，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滞后。具体而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面临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的风险。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的亚欧大陆的内陆地区往往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问题严重。一些国家由于水资源短缺，进而引发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在内的一系列连带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一方面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环境变化。如果不重视可持续发展及污染物排放的妥善处理，则会产生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引发当地群众对中国工程项目的抵制和破坏，也会为国际上所谓的“中国投资引起环境污染论”提供口实，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资产安全以及国家形象。因此，在投资过程中，中国要强调项目前期的生态脆弱性调研评估，并提高企业环境责任意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清洁能源项目，也要重视环保评估。例如，中国在境外建设大型水利设施因缺少相关的环保测评或环保风险评估一直饱受争议。从中国以前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来看，一些项目会因对外投资的环境责任不到位而引发贸易摩擦，甚至演化为敏感的政治性问题。特别是在政局复杂和社会动荡的地区，西方国家一直借环保问题来进行政治操纵，实现对中国境外投资的遏制， 如2006年签署的中缅密松水电站项目就因“中国水坝威胁论”及各类社会力量对电力分配额度的质疑，导致该项目从2011年起一直被搁置。由此可见，中国亟须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风险清单以及生态环境风险评估机制。 此外，中国还应重视官方与民间外交的结合，特别是为中国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创造机会。
(四)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支持政策及产业标准等领域的差异性
由于生产成本仍然高于传统电力，清洁能源发展特别是风能和光伏项目开发和运营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性政策。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法律规制、价格补贴、行业标准、管理体系、政策环境、社会接纳条件等都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异(表2)。如果忽视这些差异性，则会对清洁能源外交的有序开展产生消极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政策环境变迁的影响，以风电、光伏和水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项目通常具有操作环节多、周期长等特点，沿线很多国家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因此更要注意风险。一旦合作对象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必然会对中国的投资项目带来重要影响。二是标准对接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行业标准不一。由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实行不同的清洁能源补贴政策，在缺乏有效、順畅的协调机制和战略互信的背景下，很容易引发清洁能源反倾销案件、甚至上升为外交摩擦和纠纷。例如，近年来由于中欧之间的补贴标准差异以及欧元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2012年11月，欧盟光伏制造商联盟对中国输欧太阳能电池(板)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诉讼，这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3 500亿元的损失。 因此，中国除了同沿线国家进行政策沟通之外，更要强化各类工业标准的对接，特别是加快制定通用清洁能源标准。中国在采用已有国际清洁能源标准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新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抓住相关技术标准处于空白期的机会，及时提出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国际标准。三是后期管理问题。很多清洁能源项目对后期的项目管理和服务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检修，如在境外建设沼气和光伏项目往往存在后期工程维护困难的问题。这需要中国一方面在项目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后期运行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外方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其独立操作和后期维护的能力。总之，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不仅仅是资金“走出去”，更涉及包括标准对接、技术推广、政策落地以及后期服务等在内的系统工作。
四、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战略性能力
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实施效果根本上取决于外交战略性能力水平，而外交能力集中体现为外交实力、资源协调能力、制度建构能力以及话语性权力。针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升战略性外交能力。
(一)夯实清洁能源外交实力
清洁能源外交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国内绿色产业发展实力以及各部门协调能力的提升。目前，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最大的症结在于上游产业发展迅猛，即设备制造业和装机总容量发展迅速，但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迟缓，如入网问题和客户端使用便捷性有待提升。虽然2009年各方就提出通过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来弥补固定电价上网制(Feed-in-Tariff， FIT)的不足， 但是由于牵涉众多利益相关方且涉及现实利益的具体指标分配，导致配额制难以落实。此外，由于国际油价的持续走低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弃风限电”形势日益严峻，2015年弃风电量高达339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达到15%。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西部地区是推进清洁能源外交发展的前沿重镇，但是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并未给当地带来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国家只有尽快对清洁能源电力外送建立统筹协调的消纳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才能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例如，针对全国配额制推行困难的现实，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CNREC)参照国外经验推行配额考核制度，要求到2020年燃煤发电企业承担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应达到15%以上，否则会取消其发电许可证。 当然这一任务的完成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改革和系统性政策创新。2017年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全面实施将使清洁能源融入电力市场和碳市场，从而促进低碳治理体系的整体优化。另外，清洁能源外交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国内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一是设立国家级的清洁能源外交协调机制，促进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二是推进相关清洁能源产业协会之间的联合，整合好国内资源，克服企业“单打独斗”“走出去”遇到的困难。 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等组织推动的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于2016年正式成立，这一行业组织旨在优化区域产能合作，并在清洁能源产业海外发展中发挥交流、沟通及协调作用。
(二)提升外交制度性能力
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制度性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强化自身在清洁能源治理中的议程设定权、规制制定权以及话语引领权，特别是要强化既有的绿色合作平台，同时打造新的合作平台。
首先，应充分利用和对接现有的多边合作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国家机制(BRICs)、中国与东盟(10+1)、亚信会议(CICA)、亚欧会议(ASEM)、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等，通过这些平台来提升中国在清洁能源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例如，2014年中国在APEC能源部长会议上宣布成立的“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APSEC)，旨在建立稳定、成熟的科研信息共享平台和高效的政策协调机制。又如，在中国的推动下召开了两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旨在促进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其次，应借助多边的全球治理平台积极发挥影响力。此外，2016年中国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也充分体现了建章立制的能力。2016年6月，G20能源部长会议通过了《2016年G20能源部长会议北京公报》，将清洁能源发展、能效提升、能源的可持续性以及落后地区能源可获性作为建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的突破点。 2017年德国成为G20主席国，鉴于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上的消极立场，中国可以利用G20平台加强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协调与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在气候和清洁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
再次，中国还应关注其他创新性合作平台的构建。2016年1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同中国环保部签订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备忘录，旨在建立一个信息分享和绿色金融平台，关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环境状况，对相关项目对当地发展、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引导资金更多投入到清洁能源项目合作中。 2016年9月，“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网站正式启动，借助大数据、卫星遥感等信息技术，对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标准、技术和产业发展等相关信息进行梳理，为企业投资和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提供环保基础信息和决策支持。 类似于此的工作，今后应继续加强和深化。
(三)提升外交资源协调能力
清洁能源外交协调的首要核心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则，以“绿色共赢”理念来推动灵活多样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并通过清洁能源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提升中国外交布局中的绿色资源性权力，以实际外交行动来诠释“命运共同体”的含义。中国应把握清洁能源发展优势，建立新型能源大国关系。一是建立大国制度化战略协调与沟通机制。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就某个清洁能源议题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或可尝试将清洁能源议题同其他地區政治经济议题联系起来，借助双边或多边平台进行沟通与协调。二是探索建立大国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通过与沿线地区大国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利用项目的开发，逐步建立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
另外，随着清洁能源全球治理的网络化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应重视通过既有的网络平台来增强自身的外交资源协调能力，同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合作伙伴(REEEP)、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等全球政策网络和国际组织加强互动，打造地区乃至全球性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IRENA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普及和可持续利用而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国自2014年加入该组织以来，积极推动建立低碳合作平台。2015年11月，中国与IRENA在苏州共同主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倡议设立国际能源变革联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并成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能源研究及交流合作中心以支持联盟活动。与此同时，以清洁能源输送为合作重点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这也成为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的重要抓手。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 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在特高压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打造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的“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建设。2016年3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日本软银集团、俄罗斯电网公司、韩国电力公社共同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并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合作组织。
(四)提升绿色金融引导能力
为了履行2030年或之前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国际承诺，并实现国内环境治理目标，预计中国未来每年需投入3—4万亿元绿色投资，但财政资金只能解决15%左右的资金，八成以上的绿色投资需源自社会。 如果缺少多元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环保资金需求将对政府财政构成巨大压力。因此中国在提供绿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政府部门的能动性，还要调动私人部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为清洁能源项目的海外拓展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提升清洁能源外交的结构性影响力。从国际实践来看，如果缺少相关政策的引导，私营部门的资金不会自动流入清洁能源领域，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引入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以碳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碳金融体系来引导“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融资方向。2016年G20峰会筹备过程中，中英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GFSG)撰写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而且该议题最终被纳入《G20领导人公报》中。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预测，中国到2018年将成为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绿色金融的引导能力还体现在将市场标准、金融监管等规范金融市场的原则制度化和国际化。 目前，除了2016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批8.11亿美元贷款项目属于清洁能源项目之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尚未对绿色投资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清洁能源外交首先要推动各方接受“赤道原则”(EPs) ，建立高标准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充分披露环境信息，特别是在项目投资中强调“绿色采购”和“可持续性基建”等原则。这样有利于在沿线国家拉动清洁能源产品的消费，同时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加强中国的绿色金融引导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影响力和大国引领力。另外，通过改善全球投资治理，为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的构建提供动力。
(五)提升外交话语性能力
清洁能源外交凸显了中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性和规范性力量。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话语性能力，意味着要努力为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创新性观念提供包括科学依据、理性利益分析和道德原则阐述在内的因果逻辑论证和规范性话语诠释，从而将自身的优势理念转化为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国際主流话语。但需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更多注重“自上而下”的官方外交，即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公共产品供给中承担主要角色，非政府行为主体参与较少。事实上，在树立国家形象和塑造国际话语方面，以民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行业协会等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坚力量的公共外交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各类民间组织具有专业权威性和信息透明化的优势，它们在外交中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从各个角度向国外公众阐述和说明中国的国情及相关政策，可以尽可能减少国外民众因缺乏交流而带来的误解。
另外，清洁能源公共外交能够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作用，弥补官方外交缺乏弹性的局限，提升合作的灵活性。一些不便通过第一轨道传达的信息，通常可以通过第二轨道传达，并且更容易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多元行为体参与清洁能源外交，改进中国对自身清洁能源立场和主张的表达方式，开拓更多元的清洁能源外交手段。除了推进文化交流项目、召开记者招待会、利用国际广播和互联网宣传等，还可以通过参与国际会议、伙伴关系对话会等活动、发布相关研究报告、资助国内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国际清洁能源网络行动、资助清洁能源治理的学术项目及推进绿色融资等各种形式的合作。 例如，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它的工作领域包括能源与气候变化、投资贸易与环境能力建设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老挝—中国可持续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合作中心项目”和“斯里兰卡沼气修建培训项目”。 全球环境研究所通过融入当地社区，将清洁能源发展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对方国家民众，增强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提升了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规范性。
结 束 语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世界权力体系出现“东升西降”的结构性变化。“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整体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在重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基础上，使中国这一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成为新时代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引领者。这一区域合作模式一方面整合了现有的较为分散且影响因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机制，大大降低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中的负责任大国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全球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无序开采和环境污染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受到经济发展、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能力往往较差，因此绿色发展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意。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能源可持续性安全和气候变化在内的三重挑战，一场在世界范围内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产业革命已经开启，基于清洁能源的新型外交模式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发展中大国，可以利用自身在绿色发展中的优势和经验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清洁能源外交，以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更好地推动绿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契机，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面对特朗普执政之后在全球化、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上立场的倒退，中国未来的清洁能源外交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有所侧重、有所突破，特别要注重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性能力建设。在上述五种能力提升路径中，基于国内层面的清洁能源外交实力发展是基础。制度性能力和资源协调性能力是提升中国外交结构性权力的关键抓手，另外，全球能源互联网平台也将是今后发展的着力点，可以在网络性利益共享机制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进而推动国际能源气候治理秩序的变革。绿色金融引领能力则是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活力的重要催化剂，可以通过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利用多种金融工具来发挥金融杠杆作用，调动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积极性，提供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匹配的绿色金融服务。在调动私人部门积极性的同时，也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清洁能源公共外交，努力提升规范性话语权。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凭借国内清洁能源发展优势以及灵活务实的外交行动，可以构建一个具有发展包容性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并打造具有绿色、多元、网络化特征的能源治理新秩序。
[收稿日期：2017-03-02]
[修回日期：2017-04-07]
[责任编辑：石晨霞]
作者：李昕蕾
摘要：“一带一路”是国家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国内国外两个因素影响下做出的重大决策。不仅对中国，也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也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文章分析了“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影响，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商业银行；财务管理
“一带一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9月7日上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来在2014年11月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提出加快“一带一路”的建设，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最高战略出现在世人眼前。
一、“一带一路”对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为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带来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能力不强，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的联通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这从我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见一斑。战略的推进必然撬动沿线国家或地区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有建设需求就必然会有资本需求，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建设资金缺口普遍较大，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必不可少。
（二）推動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转型，形成“合争”局面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平台或平台类业务，商业银行这类业务受到法律法规或政府部门很大的限制，传统融资方式无力解决此类问题，需另辟蹊径，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利用诸如金融债券、信托投资、融资租赁、公私合作（PPP）和理财产品等，这将大大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由于本身经济能力不强或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必然需要大量资金融入建设当中，在这个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和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合作，为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融资活动提供支持。
（三）推动中国商业银行积极进行海外布局等国际化财务管理空间的拓展
“一带一路”不仅仅为人民币国际化和相关企业“走出去”有了一个突破口，也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第一，加快中国商业银行海外布局的脚步。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推进，各家商业银行必然借助这股东风加快海外机构布局的步伐，这也符合国家一贯推行的“走出去”战略。而且有的商业银行还在海外设立的代理行中心，更好地开展同相关沿线国家或地区进行商业银行业务合作。第二，为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大量的资源。“一带一路”将会催生大量的人民币跨境投融资、跨境资金归集、跨境并购、汇兑业务、套期保值等金融方面的需要，从而带动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高速发展。在人民币币值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稳定和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向好发展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必然会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或将人民币纳入本国重要的储备国币当中，这将大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第三，增强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管理能力。“一带一路”不仅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境内联动，协调运作，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联络，开展跨地区金融业务合作，构建优势互补机制。
（四）推动商业银行新的产品的发展，促进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不断创新
“一带一路”项目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之广泛、主体之多、资金使用量之大、结构之复杂，除了比较传统的信贷需求之外，必然会衍生出各种新的资金需求。第一，贸易方面的金融业务。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所要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这将会直接带动对外贸易、对外劳务输出合作、对外工程承包等的发展，这将大大促进对商业银行的贸易金融资金需求。商业银行的海内外一体化贸易金融、贸易结算、大宗商品方面的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全球现金管理等综合性业务，以上都将会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有一个长足的发展。第二，投资银行业务。在“一带一路”的进行过程中，各种企业或政府将会需要大量诸如债权融资、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私合作（PPP）等直接金融投资服务，以及财务顾问、工程保险、造价咨询、现金平台管理、融资咨询等其他金融服务支持。第三，资产管理业务。“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国的“走出去”，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走进来”，是一种双向的流动，而不仅仅是单向的流动。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普遍不强
国家提供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把握到就是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考验，谁拥有强大的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能力，谁就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目前我国除了极少数银行之外，普遍能力不足，能否适应“一带一路”的各种需求将是一个未知数。对于极少数银行可以单打独斗，而对于其他广大中小银行来说，可以“抱团取暖”，形成一个合力来应对挑战。例如，自身投资放贷能力较弱，可以与其他商业银行组成一个联合投资体或银团贷款的形式进行投资放贷。
（二）自身的战略管理意识薄弱和人才匮乏
面对着“一带一路”提供的重大机遇面前，我国商业银行能否拥有战略管理意识追求长远利益，相互合作以共赢共存为目标，而不是造成恶性竞争，形成内耗的局面，明确总体规划和战略方向。目前我国普通财务会计人员趋于饱和，高端管理会计人员十分缺乏，在“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财务管理知识，更应具有分析商业银行内外部影响因素的能力，进而从战略层面协助商业银行制定有利于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管理经营策略。
（三）参与“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第一，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法律风险。沿线国家或地区很多都是穆斯林国家，政治上并不稳定，法律上也不一定比较完善。有的国家或地区冲突不断或面临比较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法律上也对境外投资者有很多不利的规定。以上都会加大融入“一带一路”企业的政治和法律风险。第二，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风险。沿线国家或地区普遍经济能力低下，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资源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人民消费能力不足等都会制约融入“一带一路”企业的发展。第三，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技术风险。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普遍比较落后，能否适应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环境对于融入“一带一路”的企业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增加外派人员无疑又加大了企业的人力成本。第四，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风险。沿线国家或地区大多是伊斯兰国家或地区。并不是对于伊斯兰文化带有偏见，伊斯兰文化禁忌规定之多在各种宗教文化中也是不争的事实。融入“一带一路”企业能否适应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是能否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
（一）必须加强自身财务管理能力
财务管理活动能力主要包括营运能力、投资能力和筹资能力。商业银行加强自身营运才能为投资和筹资活动提供基础。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投资活动。做好投资方向、投资规模等活动对于商业银行参与“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筹资活动也应面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对于在国内，要积极进行吸收存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活动进行筹资。对于在国外，要积极面向国际市场进行筹资活动。特别是针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融资活动。实质上就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或地區与发达国家之间搭起一个桥梁，做到各个方面的互联互通。
（二）必须提高“一带一路”的战略意识并培养相关人才
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积极理性融入到“一带一路”之中去，团结协作，不搞恶性竞争。有条件的银行还应成立专门应对“一带一路”的专门管理机构。让真正懂管理会管理有战略意识的人员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主要实现本土化战略，多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做好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特别是当地银行业监管部门。随着在“一带一路”经营中的深入，人才成为商业银行在其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仅仅对人才进行理论教育，更要结合在“一带一路”中的实践来培养人才。让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能够面对复杂的营商环境下的专家型人才。
（三）积极应对所面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各种风险
第一，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人民风俗习惯，加强与所在国或地区的政治方面的沟通，防范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风险。第二，加强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能力，防范经济风险。第三，统筹行内财务、人员、物资等方面的配置，防范技术风险。
四、结语
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充分领会“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进行战略调整，大力发展跨境业务，在人员、产品、服务、风险把控、系统等财务管理方面做足准备已成为商业银行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当务之急。商业银行也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创新，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协调好中长期发展的目标。总之，“一带一路”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把握就是需要各家银行做好的功课。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商业银行必然能把握这一历史机遇，迎来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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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涛.“一带一路”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与挑战[EB/OL].中国贸易金融网，2015-12-23.
[3]王洪章.“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银行机遇[J].中国金融，2016（03）.
[4]高岩，王洪.从战略管理会计角度探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经济师，2016（12）.
（作者单位：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作者：程明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使得沿线城市互联互通，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体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合作浪潮的出现，有助于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上海以建设多元功能性全球网络连通的全球城市为目标取向，代表和体现国家战略，不仅在“一带一路”战略构造的网络中，且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节点作用。上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全球城市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中心枢纽城市。
关键词：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城市外交;节点作用
城市对外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金融、投资、环保等领域，包容万象，是一种多功能的、多领域的、多维度的外交。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方交往和民间外交中，城市对外交往的影响日益上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自从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3年多的谋划，目前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成为我国在新时期优化开放格局、提升开放层次和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方针。该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增进与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对我国城市和地方更充分地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促进人民友好、拓展发展空间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带来积极的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因此，中国城市开展外交合作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海基于自身独有的自然禀赋条件和发展潜力，在“一带一路”战略网络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节点作用，因此，上海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竞争与合作。本文提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工作重心应体现在：首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全球城市合作，包括提升海陆空联动能级、打造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堡垒等;其次，通过城市外交推动上海在全球城市合作中发挥作用，包括对内强化国家级新区间合作、对外着力打造全球金融治理中心和资本控制中心;最后，通过立体化推进全球城市合作来发挥作用，同时逐步把民间智库企业纳入国家总体外交。
一、城市外交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发展
一个值得关注的当代国际关系现象是，以城市和地方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开放，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行动者和竞争者。在发展经济合作中，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跨国协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应对城市治理难题，更成为各国城市的重要政策选择。城市经济力量的兴起以及全球城市群和全球城市网络的涌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城市和中心城市建设尤为重要。
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上，城市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横向上，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展现自己;在经济上，继续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成为市场资本等多元素组合;在文化上，更好地宣传中国软实力，为“一带一路”沿线地方政府和人民都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中国城市开展的对外交流合作实践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中的城市外交在全球范围中也并非新现象，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人民与人民的联系、企业之间的合作，很大程度都是通过城市间的交往来进行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与我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尤其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战略包括一个海上战略、一个陆地战略，涵盖了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多数国家和地区，覆盖了53个国家、94个城市，并在荷兰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闭环结构，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1]在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建设，构建沿线大通关合作机制。城市在国家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其主体意识的苏醒是一场看不见的真正的城市革命。我国当前的城市政治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不仅获得更加多的自主权，并且开始树立自身在多个治理层次中的主体地位，让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逐渐成为不同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使得沿线城市互联互通，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体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合作浪潮的进程中，有助于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實现优势互补。
事实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愿景与行动》并未囊括我国全部省市。从选取的42个城市看，城市对“一带一路”的响应随时间而变化，其中2015年3～4月響应程度很高;从城市响应的空间分布看，具有“高分散，小集中”特点;从城市级别看，直辖市对“一带一路”的响应最积极，而一般城市响应程度低。[2]因此，具体到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更要积极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高端定位，不能走低水平重复发展的旧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争取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建立务实有效、遵循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多种多样的跨区域通关模式，完善口岸通关机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区货物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3]
二、上海的定位与作用
全球化刺激了全球城市的发展，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以将其支撑起来的有力保障，让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脱颖而出，也是全球化赋予城市的进化使命。世界城市都是位于世界上曾经或者现在的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里，那么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长三角城市群体和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将推助对我国未来城市的规划与拓展。
作为迈向未来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本身的城市定位选择受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影响，体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通过打造工业基地、提供财税保障、输送技术人才等主要形式服务于国家发展大计，先后有力支持了全国工业化建设的大推进，策应了渐进改革开放的时序节奏及空间布局，为全国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上海城市定位演变和城市发展受到大“城市基因”及其演化的隐含影响，上海自身蕴含着外界无法根本改变的类似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顶级城市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条件和发展潜力。服务大国总体战略的使命和大城市的基因规律在同一历史过程中交互影响，共同作用，解释了全球化进程中上海城市呈现的发展有快有慢、先后担当改革后卫和开放先锋、城市功能不断调整而中心城市地位始终如一的独特历史特征。因此，上海的城市对外交往本来就具有渠道完整、功能齐备、领域宽广、成果丰硕、影响面宽、吸引力大等几个特点。例如，中美上海公报就诞生于上海，中美之间第一个指导性文件也诞生于上海。现在令我们深感自豪的多边组织，APEC、上海精神、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世博会等主场外交活动，已然成为上海城市外交中的亮点。[4]
到203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接近英美各自在1870年和1945年时的程度，因此给出一个直观的类比，那就是上海至少应该与彼时的伦敦和纽约的全球影响力类似。同时，上海要建成“世界最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才称得上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据联合国估测，我国的城市化率2050年将达到72.9%，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将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上海以建设多元功能性全球网络连通的全球城市为目标取向，代表和体现国家战略，不仅在“一带一路”战略构造的网络中，且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节点作用。现代国际大都市都是融于全球网络城市之中的，竞争与合作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上海在全球卓越城市建设中间，同样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在竞争与合作上的双重关系。因此，上海只有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才能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合作的驱动力，形成基于全球城市网络的辐射效应和影响力。
三、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
具体而言，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重心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全球城市合作。上海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枢纽城市，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创新中枢、经贸中枢、金融中枢、物流中枢和信息中枢。通过“一带一路”，上海一边连接亚太经济圈，一边连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在发展全球城市合作方面，上海必须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丰富，所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任务，上海市可以很好地推动全球城市合作。
一是提升海陆空联动能级，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升级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一带一路”起点可以有多个，在陆上能联接铁路，同时具有港口功能的城市都有能力作为起点。[5]上海凭借其优势，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对接长江经济带，“海陆空”并进，全面提升上海枢纽能级。重点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升级版建设，推进航运服务业转型升级，推进建设连接长三角主要沿海港区的高等级航道网络，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环境，为促进各类航运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联动完善提升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高速铁路路网体系和站场功能。“十三五”期间，上海要加快实施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强化航空航运对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地位的引领作用，强化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加快建设国际航空大都市。未来国际化大型枢纽机场及其周边区域，依靠通畅的全球航空网络与世界各国相连，汇聚各类优势资源和高端要素，将逐渐成为国家或城市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和融入全球网络体系的新节点，成为未来增强城市全球核心竞争力的首发地区。
二是打造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堡垒。扩大对外开放，重点拓展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积极开拓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印度洋沿岸地区新兴市场，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鼓励和组织企业参加相关国际性博览会、展会，深化贸易合作。[6]“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将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常态。同时，从服务国家战略出发，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必须要有中国的本土跨国企业密切跟进，加快“走出去”步伐，更好地承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溢出效应和成果。“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处于产业链相对高点的中国企业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上海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会推动跨国企业总部和国际性组织从“在上海为中国”加速向“在上海为全球”转变。依托自贸区试点聚焦构建接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应在为企业跨境资本流通提供便利，拓宽企业走出去融资渠道，加强并购融资工具创新，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做好支撑，着眼于政府、市场、创新、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元素的精心打造，共同探索未来的制度突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发展模式，吸引中国致力于布局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能源、制造等企业集聚，搭建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成长为世界企业的重要孵化、融资、交流、推广的平台，成为提高中国企业、中国品牌国际认知度和美誉度的战略桥头堡。同时，上海发挥人才、制度、管理优势，积极探索建立区域经贸协调工作机制。
例如，隧道股份上海城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城建国际)就是一家以海外工程建设、设计和管理、投资、建筑设备销售为一体的国际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隧道股份城建国际先后在新加坡、印度进行多个地铁和地下空间建设。隧道股份城建国际在海外市场发展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安全”作为打入新加坡市场的切入点;作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排头兵，该企业对下属海外业务的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紧抓时下“一带一路”发展带来的新契机，将公司所有海外项目总承包业务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前置至新加坡，成立区域管理中心;同时，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很注重探索和实施属地化的人力资源战略，外方因此对于企业经营状况和运营方式的评价也是正面的，这就为我国进一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开展积极的对外交往提供了新的实践范例。
其次，上海可以通过城市外交推动上海在全球城市合作中发挥作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民间外交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宽广的活动舞台。因此，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推动上海全球城市合作作為民间外交工作的一个切入点和着眼点，通过增强上海城市的软实力和影响力来推动上海在全球城市合作中发挥重大作用。
对内，发挥带动作用，强化国家级新区间合作。借鉴西咸新区发展经验，强化国家级新区之间合作，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桥梁。西咸新区与广州南沙新区携手合作，商洽依托中俄丝绸之路，按照“一园三地”的模式建设国际创新合作科技园区。强化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两地龙头企业及行业商(协)会作用，加强两地干部队伍交流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更好地发挥国家级新区辐射带动作用，共同推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目前西咸新区与广州南沙新区已就共建产业合作基地、联合招商机制、共建创新型孵化器、共同加强对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研究等达成一致。此外，西咸新区还在中俄丝路创新园基础上，商洽与韩国等国家的“一园多地”合作，搭建跨国园区共建和产业孵化新途径。[7]上海浦东新区也可效仿此模式，与其他國家级新区进行强强联手，搭建合作桥梁。
对外，着力打造全球金融治理中心和资本控制中心。“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拉开大幕，预示着中国将深度介入并争取全球治理制度性权力。自贸区试验以及金砖银行落户上海，表明上海正成为中国开展全球治理的重要基地。因此，上海应牢牢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充分依托金砖银行、自贸区溢出带动作用和先行先试优势，以吸引开发性多边金融机构集聚作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切入点，吸引金砖国家、亚太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国际性投融资机构等全球性治理机构入驻，率先建设升级成为国际金融治理中心和全球资本控制中心，推动实现从“金融交易”、“金融管理”向“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依托多边开发性金融上升到新的高度，推动以我国为中心和上海为基地的亚洲互联互通网络建设，通过金融治理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发挥标杆作用。
最后，上海可以在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立体化推进全球城市合作来发挥作用。同时，应该逐步把民间智库企业纳入国家总体外交，进行战略谋划，对民间组织活动进行协调管理。既要有双边交往，还要有多边活动，通过民间外交来体现上海的特色，推动上海在全球城市合作中作出重大贡献。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先行，要着力提升上海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一带一路”上有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文明形态、文化风格多样，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上海要发挥全球城市文化发展的功能。未来，全球城市将是全球的文化中心。一方面把好的文明价值内化進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把中国品牌提升到全球文化层面，应当成为上海的重要使命。自从开埠以来，上海的文化身份就成为一种异质文化交织之下的复合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上海可充分把握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历史性机遇，着力打造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节点、城市文明发展潮流的引导者以及新的全球文化艺术教育之都，提升上海城市的魅力和软实力，发挥“海纳百川”包容优势，吸纳“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人才、企业汇聚上海。
说明：本文系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气候变化谈判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409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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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炜
作者：于宏源
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新观念
中国古代，自汉唐盛世以来，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总书记在去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战略决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有媒体评论到，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就洲际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提出具体构想”。
如今的中国，面临巨大的外交形式的转变，在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欧盟的巨大经济压迫下，中国，要寻找一条不一样的经济外交之路。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书记把战略指向瞄准曾经给我国以及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的“丝绸之路”，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外贸经济的排头兵主要是是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自“一带一路”的思想提出，那么新时期下，全面开放的先锋就直指中西南部省份，扩大开放的合作对象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打破现有外交格局，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得到更多对于“一带一路”的了解，使“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早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对世界经济贸易往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加强我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又称为欧洲复兴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欧洲国家战后重建，面临资金和物质短缺，而美国则处于国内产能过剩的阶段，也急需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消化产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计划”由此启动。该计划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最终实现了欧洲和美国经济的双赢，欧洲经济很快恢复至战前的水平，美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繁荣。中国在此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从时机上看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的困局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过剩阴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产能过剩的矛盾将更加难以化解。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从曾经的引进资本大国，正在逐步转化为资本输出大国，预计在2015年中国就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也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的对外开放角色。“一带一路”，也就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推进，可以同时兼顾中国的资本输出需求和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我认为，总书记“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了新的历史机遇。不但解决了我国国内产能过剩拖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我国在新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下，对于实现资本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转变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对于我国未来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走向主导国家有十分大的帮助，这对我国未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希望“一带一路”这个伟大的战略政策能给我国产生巨大的利好变化，开启继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国家新变革!
——写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之前
朱毛斋
随着3月31日申请期限临近，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了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确认函。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表示同意加入亚投行，这是以中国两会为节点 “一带一路”的最新进展。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在3月26～29日举行。而媒体透出，在此前后，一份“一带一路”规划有可能很快公布，总计几百重大项目的清单有可能亮相，包括铁路、公路、能源、信息、产业园区等。3月27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到博鳌，就“一带一路”和香港机遇发表演讲。今年的博鳌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将成为重点话题。作为中国第二步现代化阶段的经济外交战略，“一带一路”信息在早春时节如此密集绽开，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以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同时做好和平与发展作为两条主线。” 这是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强调的声音。“‘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这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福建泉州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高峰论坛的呼应。上周二，敏锐的深圳商报发表评论员江风扬的独家评论：《亚洲国家更需要“一带一路”》。
有位专家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3月23～24日，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第五届中国学论坛。两年前的一个观察焦点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完成第一步现代化，进入第二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面对发展中的内外部问题，历史上确实也从没有哪个大国走过的路是和平崛起，中国怎么办?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是什么?如今， “一带一路”从提出到亚投行被付诸实施，“一带一路”已然成为新时期，最耀眼的中国外交发展战略的一个神来之笔。
发展与新常态期
对称的外交战略
诞生于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非一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给出的信息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一带一路”绝非一家独奏曲，而是各方参与的交响乐，“一带一路”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合作共赢。
在记者会上，作为官方的代表外交部长王毅告诉中外记者，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方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中国的方案，它并不是排他的，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建议，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原则，凡是有意愿参与这一合作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都可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进来。
为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主动换挡、布局有质量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转型急需要外部的资源，也需要外部的市场，因此需要非常有效的、与经济发展战略对称的外交战略。
韩方明认为，“一带一路”将构建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决策，它至少在新时期外交上，可以发挥政策统筹落实的重点作用。‘一带一路’的执行主体，涉及国内外的政府、各部门、地方、企业和人员，我国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落实等方面，均需更合理完善的统筹，协调内外两个大局，成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抓手。”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3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名家午餐会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主席龙永图表示，从中国加入WTO到“一带一路”思想的提出，到今天“一带一路”思想的启动，中国从一个不断接纳世界、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国家，变成一个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国家，一个从资本到产能到人才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的国家。从入世到“一带一路”思想的践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前发言人、CCG顾问吴建民提出，“一带一路”涉及44亿人口，65个国家，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的战略性倡议，实现一带一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联合世界三大中心，即动荡、冲突的中东、北非，国际金融危机中心欧洲，经济增长中心东亚，“一带一路”政策可以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与“马歇尔计划”
没有可比性
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之后，“一带一路”就被西方媒体和一些经济学家比喻为1947年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此说的还是外长王毅。
资料显示，“马歇尔计划”因由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首先提出而成名，其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在1948年4月至1951年底执行期间，美国为战后的西欧国家，提供了包括金融、食品、技术、设备、原材料等多种形式、合计13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既消化了自身的过剩产能，开拓了新的巨大市场，还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这对帮助西欧国家迅速重建，并恢复经济、刺激出口、确立美元的全球性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陈新光教授认为，有人将“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不仅有违客观实际，也将危害该战略的实施及其效果，必须加以区别。
陈新光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本质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实施的背景和对象国不同。二是参与方的角色和地位不同。三是最终目的不同。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不仅具有经济目的，更具有政治目的。某种意义上，“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工具，实施有明确的抗衡对象和盟友选择性。它在名义上是帮助欧洲重建经济，但其战略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要将西欧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体系，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正如马歇尔所说，该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投资对象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比马歇尔计划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更多，范围更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开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欢迎任何国家加入，包括与中国有岛屿争端的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的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友谊的见证，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在于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继承当年丝绸之路的美好愿景，加速与各国经贸往来，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遵循国际通行合作模式
营造合作环境
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前6天，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发言时说，面对世界环境，中国亟须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
作为活跃在外交舞台的外交家，周文重的观点发人深思。他说，在政治安全领域，目前正在欧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一些争端，本质上都涉及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在经济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复杂波动、石油价格持续下挫等重大变化，本质上都涉及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结构性重组，并由此牵动全球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本流动结构发生变化。当前，美国等各大国纷纷加大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和投入。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重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提出和确立新规则、新模式、新秩序，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
推行“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两大全球性机遇：一是以结构调整为推动力的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机遇。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的双重挑战，因此把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联结点，放在增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近年来纷纷推出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规划。这为我国与沿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平台。二是以解决FTA(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为推动力的自贸区整合机遇。目前，全球各类区域性FTA已达583个，但真正开始实施的只有277个，不足一半。企业实际利用FTA的比率普遍不高。提高FTA的利用率和整合碎片化的FTA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迫切愿望。这种需求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整合沿路沿线现存的各种FTA，将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出发，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规则和体制。
“一带一路”涉及沿线多国，要想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可与配合，就要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还认为，整个对接的过程，需要把握的原则是“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受益”。这是国际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当然也应该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只有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才能实现对接式、捆绑式发展。——显然，多利益相关实质是个好外交战略的纽带。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亦强调，“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意愿，战略实施要考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霍建国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单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需要沿线各国的参与和合作才能真正落实，但“一带一路”各国资源禀赋、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差异较大，甚至宗教文化也不尽相同，中国在推动建设进程时，需要对沿线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避免出台由中国单方面主导的政策措施。
霍建国同时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是实行“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及外交战略，要充分考虑到因此可能带来的地缘政经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亚欧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合作会加强;另一方面，与大国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中亚各国多数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投资及能源供应地，是俄罗斯长期的“后院”。虽然中国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但也难免不产生中国与美欧抗衡的嫌疑。因此，要本着“多做少说”，避免与美欧等国发生争夺中亚市场的直接对抗，关键要通过务实合作，使得沿线参与各国受益，并激发其主动参与的热情。要充分估计可能的反作用力，避免问题出现时措手不及。
有效防风险
是一个考量重点
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几乎都共同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亦须防范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风险以及投资和经营风险。
周文重认为，“一带一路”面临两大战略风险：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高度重视。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今年美联储将开始逐步退出量宽，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则在扩大量宽。这将加剧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不定。此外，全球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远高于全球GDP增速。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须对合作对象逐一具体分析，防范汇率波动和债务风险冲击大局。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蛮多的。比如投资环境、政策变化的风险、企业管理经营方面的风险。一个企业的力量不够，那就要抱团，整个产业链可以过去，一个企业做一类产品。整个产业链条移过去的话，对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包括公共性的风险就会降低得多了。不光是‘一带一路’，到其他地方去投资也是一样的。”
国务院参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在多个高风险地带深入推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会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除了外部风险，还有我国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到比较恶劣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同时，中国企业还要面对着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建议将保险作为制度性安排，纳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之中。他认为，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应进一步支持保险业尤其是大型保险金融集团走出去，支持中资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展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范围和形式，提升保险资金配置效率。吴焰还建议鼓励银保联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无缝连接”的保险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以围棋的特征总结称，“中国的理想战略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通过每一颗棋子部署获取相对利益，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分出胜负。
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体现在如今的中国外交上。如果说2014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还是通过举办“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等活动将友邻联系起来，2015年则有了更广阔的愿景，即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罕见高调地推出它的新外交重点――“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于经贸与发展，但其策略的多方位外交考量，以及对于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大陆主流媒体直译的英文“One Belt， One Road”，外界还没全然明白，为什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英文不是“Route”(指海上道路)，而是“Road”(指陆上道路)。但这并不能阻挡世界对它的兴趣。对不断向外释放能量的中国来说，落子争边、筹谋布局、如何迂回又如何积累，一切都还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周边国家各有考量
截至2015年4月2日，外界瞩目的“一带一路”融资平台――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吸引到52个国家，已通过多边审核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也超过30个。
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末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称，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出积极态度”。“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不到两年，中国官方很快就发布了相关文件。本届博鳌论坛结束时，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并被一些大陆学者称作“确定第三次改革开放大战略”。
而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国家的不断扩充，外界对中国的这盘棋局关注更甚，俄罗斯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性大国的态度也引发讨论。
“俄罗斯仍然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积极努力抱有警惕，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俄罗斯不得不顺应这股势头。此外，亚投行是一个全球性平台，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也不得不参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新如此解释。尽管比外界期待的时间略显推迟，但在3月28日，俄罗斯还是提交了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申请。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尽管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也在其国内掀起讨论，但官方仍未表态。据一位长期处理美国事务的中国外交官透露，美国和日本此前都曾提出过各自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但面对中国版的“一带一路”，由于目的尚不清晰，他们更大程度上持怀疑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3月30日引述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的话说，日本最迟或在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但据《凤凰周刊》记者核实，日本驻华使馆称此乃英国媒体的误报，木寺大使并没有这样的表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3月31日对外表示“没必要急着加入”，认为在组织运营及融资审查体制等方面仍存有疑虑。他还称，“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
不过，美国一名前官员在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美国将被迫软化立场，可能选择申请观察员地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3月31日也改变了先前对中国领导创建的亚投行的反对立场，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欢迎”这个银行的建立。
在中国高调向外推出“一带一路”时，多数英文报道会加上“战略”一词。“‘一带一路’或会被看作是一项战略，以规避中国在周边地缘不利因素上的任何围堵或遏制。它在陆地和海上路线的组成，通过中亚地区，很好地连接了中国与中东、非洲、欧洲，也连接了东南亚和南亚的海滨国家。它以多元化的路径分化了风险，从而降低了中国的脆弱性。”菲律宾中国研究协会研究员路斯科?皮托(Lucio Blanco Pitlo III)在《外交官》网站上如此撰文。
但不论是地缘政治角度的分析，还是拿其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抑或与原有的“中国威胁论”论调相叠加，这些态度使得中国官方在高调助推“一带一路”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包括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在内的一些军方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指出，“我们要谨慎地提‘战略’这个词，不然别的国家不好接受。”中国外交部的多位官员在诸多场合也频频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地缘战略的工具，不针对任何国家”。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与参与，扩大其朋友圈，并共同演奏“交响乐”。但“一带一路”究竟从哪里开始，又将延伸至何处?在如此宏大的蓝图与愿景面前，雄心勃勃的中国也在试图寻找一个突破口。
“中巴经济走廊”或拔头筹?
去年9月南亚访问中，习近平没有去成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但随着巴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其关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据了解，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联合曾在2014年组成调研组，并专程赴新疆调研。2015年2月，“‘一带一路’开局，‘中巴经济走廊’有望拔头筹”的消息不胫而走;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明确强调中方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意愿。
此后不久，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出现在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出席了卡拉奇-海德拉巴(M-9)公路奠基仪式，这一项目也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基斯坦北部，连接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北部唯一的路路交通―喀喇昆仑公路也已完工。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介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除上述项目外，外界一直热议的瓜达尔港也基本建成，并于4月开始运营;加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和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也进入工期。
尽管早在2007年，外界就一直对中巴另一个重大项目――中巴铁路(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及南部瓜达尔港)议论纷纷。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关于该铁路进入建设论证阶段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但据《凤凰周刊》记者多方打听，该铁路项目尚无开工动向。
不过，与中巴铁路路线一致、深埋地下的能源管道，悄然进入建设阶段。由于瓜达尔港毗邻阿拉伯海，又与中东地区隔海相望，一旦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建成，从伊朗运到中国的能源便可以免去绕道马六甲海峡的远途，直接通过管道抵达中国新疆。巴基斯坦《亚洲速递》杂志首席评论员翰札?阿米尔(Hamza Ameer)向《凤凰周刊》表示，巴基斯坦非常渴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其计划与发展部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曾称“这条经济走廊不是博弈游戏，而是命运的交换”。
但也有人持谨慎态度。“从政治角度看，‘中巴经济走廊’被赋予很高期待，但短期之内很难靠此推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完成产业链对接。”一位长期旅居巴基斯坦的华侨表示。由于工作原因，这位华侨时常途经喀喇昆仑公路，“这条中巴唯一的陆路通道长年有运输车辆往来，但大多数物资都是从中国运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穿越中亚，改变合作模式
与巴基斯坦一样，邻邦那几个油气充沛的斯坦国也同样积极。继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2014年亚信峰会之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到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积极响应。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称，该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段桥头堡”。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国民总值是其他中亚四国总和的两倍之多，也是中国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是中国西出的主要陆路通道，由此可到达里海、高加索和欧亚地区。
早在2012年，中哈就有发展交通运输的愿望。据上海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介绍，纳扎尔巴耶夫曾提出哈萨克斯坦版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其目标是利用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优势，把哈萨克斯坦建成类似新加坡那样的国际枢纽港。根据这一战略，哈萨克斯坦计划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港口和相关服务设施建设。“没有哈萨克斯坦的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堵塞;没有来自中国的货物，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也将失去存在价值。”
据悉，“西欧-中国西部”交通走廊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路段已完成1728公里的公路改造工作，其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路段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开通。
此外，2015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也同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据一位不具名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透露，此前中吉乌铁路的难点不在于融资，而是吉尔吉斯斯坦一直不同意与乌兹别克斯坦通铁路，此后经过多方调解和谈判，最终获其同意。
赵华胜提醒称，“中国输出廉价消费品、中亚国家输入能源矿产资源这样的传统模式，虽有互补之效，但在中亚国家看来，其实质还是将它们作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从根本上说并不利于对象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他建议，“在新的契机下，中国可改变原有的合作模式，通过助推其经济现代化这项符合其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内容，促使这些国家真正接受(‘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应奉行“一国一策”
若想深入中亚，中国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还是俄罗斯。“无论是欧洲、美国、中国，哪一种外部势力对中亚国家的动作，俄罗斯都很警惕。”据李新介绍，2013年12月之前，俄罗斯对中国的计划还竭力反对，其主要疑虑在于，一方面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过俄罗斯，一旦中国与中亚的道路联通土耳其到欧洲，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必然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其也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会冲击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回应了习近平的邀请，对中国的倡议表示欢迎，建议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但俄罗斯内部的上述顾虑仍然没有消除。”李新说，为进一步消除俄罗斯的顾虑和戒心，4月初，中国官方再次强调扎实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铺设一条贯通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合作新通道，搭建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相比中亚地区，尽管欧洲大陆多为平原或低矮丘陵，联通路路交通并不困难，但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国际政治等复杂因素，此前中国与欧洲联通的第一亚洲大陆桥和第二亚欧大陆桥并没有实现往来频繁。但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因为贸易而更加紧密。
据欧盟官方网站数据，20年前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几乎为零，但如今中国与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合作体，双方在2013年货物贸易额达到了4281亿欧元，服务业达490亿欧元。“中国一直视欧盟为非常重要的全球力量。10年前乃至今天，中国仍然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化的一部分，甚至有能力和美国叫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表示，“但在中国研究大国外交的今天，仍然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而事实上，欧洲国家或欧盟各国的状况迥异，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上，应该奉行‘一国一策’的方法。”
“至于中国的陆路运输和贸易是否要穿越中亚与欧洲相连，还是取决于经济利益。中欧的铁路可以联通，但是中国要通过它运什么?成本有多高?运这么长时间是否核算?这才是关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研究员菲力普?科尔(Phillippe Le Corre)称。在他看来，相比遥远的欧洲，“一带一路”与亚洲的联系更加紧密。
利用海上丝路分散南海争端
中国距离海上交通的繁盛时期，已历经沧海桑田400年。鉴于近代中国海洋外交的历史较为欠缺，相比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图景更为初始化。
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对“一路”的重点方向划定为两条：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由此可见，南海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海上窗口。
然而，这个窗口却一直被喧嚣的领土争端所包围。“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分散外界对中国南海领土争端的注意力，通过寻求和开拓友好合作，努力扭转这些领土争端给中国造成的被动局面。”一位不具名的大陆外交人士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为此，在向邻邦推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时，中国官方的态度显得格外友好：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介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新点之一是强调对接，“对接不是你接受我的规划，也不是我接受你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和合作点，进而制定共同规划”。
相比在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和“忍让”，在印度洋上，中国的态度则显得积极而强劲。去年9月习近平访问之后，斯里兰卡这个过去只出现在旅游手册或电影情节中的陌生岛国，频繁进入中国公众视野。3月初，“斯里兰卡叫停中国项目”一事后，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意义更加被凸显。
同时，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中，印度洋上最为重要的国家――印度不仅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是重要伙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也不可或缺。面对中国近两年来在印度洋周边的活跃表现，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迟迟不予表态。
“尽管印度的大部分邻国如今都热切地加入‘丝绸之路’的乐队，但是印度始终选择置身其外，它正试图拖延建设中国所提议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此外，它也在默默关注中国与缅甸和孟加拉建立走廊的计划。”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协会和政策研究中心的瑞加?莫汗(C. Raja Mohan)在《印度快报》上撰文称。印度驻华大使康特此前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由于尚不清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具体为何，印度方面并不好做出回应。
对中国来说，是否将印度纳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将其放在什么位置，目前尚不可知。在坊间各种版本的路线图中，有的将途经港口划在印度，有的则划在孟加拉。“在我看来，将港口划在印度的可能性很低，而在孟加拉已经有中国公司正在承建港口。”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解释说，目前印度国内海上战略派和地缘政治派都反对中国进入印度洋，他们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会威胁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印度北面与中国有喜马拉雅山相隔，如果南部港口或城市在出现中国的力量，会形成对印度的包围。
此外他也提醒，斯里兰卡风波是中国在南亚的一个教训，除了要深思熟虑经济收益外，还要考量究竟这些印度“腹地”的国家，能多大程度值得中国依靠或实现中国想要实现的利益。
对于中国官方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八千多字的文件仍需要进一步解读，其触角远远不止上述范畴。从对外区域来看，西南方向的中东地区、北部非洲，东南方向的东南亚，北部方向的俄罗斯、蒙古，都在这一大愿景范围之内，辐射地带之广，触角之深远非目前能说清楚。据前述社科院学者透露，目前中国对外决策的一个典型的矛盾为：智库研究人员不能充分了解决策层到底需要什么;而外交部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又发现智库的国别研究不够细化深入，无法对政策提供充分的制定依据。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涵盖了对外投资、地域联通、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等多层面的考量，怎样布局和发展才能更加符合中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变得难上加难。因而，对其详细方案的摸索研究自然需要时间，也需要外界的体谅和支持。
参与“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的多位研究学者均向《凤凰周刊》指出，除了需要详细研究国别状况为对外投资做专业性的风险评估外，还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贸易的关系。“路修好了，贸易怎么做起来，这是另一个重要课题。”
“对‘一带一路’范围内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需要放在30年甚至50年之后去看待。按照目前的研究，2050年世界经济的排名可能是中国、印度和美国。那么，中国是否要帮助未来的竞争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呢?”林民旺说。
中国现在处于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的境地;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并且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当今世界也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虽缓慢复苏，但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战略则顺应而生。 2013年9月和10月，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道路。总书记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再次创新，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然后，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最后，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东部省份可以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各国期待高，自己准备少投入多效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欠发达，人文环境复杂，宗教、民族矛盾多，国家之间边界争端、水资源争端短期内难以解决等。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我们面临的困难不在国内，在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认同和政府的支持。要想长久的把困难解决好，必须本着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是保障，要协调;道路联通是条件，要满足;贸易畅通是目标，要互利;货币流通是途径，要跟进;民心相通是关键，要先行。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 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历史1305 孔丽芳 041305013
一、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OBAOR;或One Belt One Road,简称OBOR;或 Belt And Road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中国背景
1.、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
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
3、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启动意义
1、“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
2、 “一带一路”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3、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
4、“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迎来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5、“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6、“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丝路新图
1、北线A: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既有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二、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我国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立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需要，围绕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人才为本等关键环节，以及先进制造、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提出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增效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政策举措，力争到2025年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这场变革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基础上，同时叠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突破而引发的新一轮变革，将给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带来深刻影响。
这一变革，恰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制造强国形成历史性交汇，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极大的机遇。
到201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20%，与美国相当，但却大而不强。主要制约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受制于人;产品质量问题突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2025年前，大力支持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与船舶、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必争产业优先发展;选择与国际先进水平已较为接近的航天装备、通信网络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进行重点突破。
主要内容
“中国制造2025”是升级版的中国制造，体现为四大转变、一条主线和八大对策。 四大转变
一是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二是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
三是由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 四是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一条主线
以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 八项战略对策
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提升产品设计能力;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制造基础;提升产品质量;推行绿色制造;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5主要方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也是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根本路径。
发展10大领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3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会议强调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10大领域。会议还决定，推出中国制造重点领域升级方向绿皮书目录指引，动态调整、滚动推进。
对此，多数业内人士表示，提出10大重点发展领域，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具体的实施路线图。
三、互联网+
“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互联网+”是对创新2.0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高度概括。在2012年11月14日的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先生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应该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目前的产品和服务，在与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这样一种化学公式。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找到若干这样的想法。而怎么找到你所在行业的“互联网+”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5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李克强总理所提的“互联网+”与较早相关互联网企业讨论聚焦的“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基础上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伴随知识社会的来临，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网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了，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趋势 个人电脑互联网、无线互联网，物联网等，都是互联网在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一种提法，这也是我们谈论未来变化的一个基础。未来“连接一切”时代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当然“互联网+”不仅仅是连接一切的网络或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各个传统行业。除了无所不在的网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形成和推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无所不在的创新(创新民主化)，催生了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正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的互动和演进共同作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并给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无限的机遇。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概念是以信息经济为主流经济模式，体现了知识社会创新2.0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重塑。可以说，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是信息经济发展的起步，依托信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知识社会创新2.0模式是创新驱动的最佳选择。 “互联网+”不仅意味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演进的新形态、也意味着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逐步形成演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机遇，推动开放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互联网+”的未来将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未来人工智能的演进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光电的方向。这是我们看到的机器软硬件与互联网服务的的结合会出现智能的机器人。一个是生物技术(Biotech)方向。未来人类有可能是这两个方向的结合。
“一带一路”
---- 中国梦
班级：岩土1401 姓名：赵家兴
学号：20141061007
中国人的中国梦-----“一带一路”
现在被全世界都知晓的“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我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才知道，真是尴尬、汗颜。不过，听了老师的课，瞬间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实际上确实很厉害。因为，这“一带一路”如果实现，中国就能够将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好几个层次，能够不惧怕任何国家，作为长期受到美国针对的我国，是很值得期待的。
那么，先说说什么是一带一路，要不然哪天有爱看新闻的老爷爷老奶奶问你，你都不知道。上过学的都知道，古时候，有一条经济之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非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据我所知，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和建立以我国为中心的经济圈，从而结束来自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扼制。
其中有：短期内产能外输，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为GDP增长寻找新的发动机。关于这一点，不再鏖述，很多人有所了解，也不难理解，国内的钢铁，造船，机械，房地产，机械制造等绝大部分基础制造业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过剩的原因：一是国家为了不让房地产泡沫无限扩大并落得最终破裂的风险，已经逐步抛弃房地产这个曾经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二是国内制造业相对低端，能打进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产业和品牌还不多，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又大都非常落后没有消化能力。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产能外输，第三世界国家是首选，然后对症下药的提升他们的消化能力，就要帮助中亚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就需要投资，这是一个设想中的良性循环。
帮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上一题提到过如果要拉动中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内需，就需要对他们先进行投资，那么怎么投资呢?你们向我们的银行贷款，用我们贷款给你们的钱发展，再用这个钱购买我们的设备，购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这又是一个设想中的很好的良性循环，这样就实现了人民币的部分国际化功能。
更深层次，是为长远的发展，提高我国的高端制造业水准和创造高端制造业的市场，再配合金融，形成金融，科技，制造 至少这三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解决美国对我们的威胁，还要通过自己的战略，进行“反包围”，让美国陷入下风。可见，习大大提出的这个战略政策多么牛了。简直了
因为之前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通过网络搜索了一些资料，看完以后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由崛起的大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角，产能合作为主要方式，是一种经济外交手段。该战略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参与建设，同时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配合，时间上可能需要30年、甚至100年时间来推动。
衷心的祝愿一带一路早日完成，让我们国家变得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之梦。恢复古时我国的地位，让其他国家为首是瞻。尤其是美国那个心机婊。
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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