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众传媒对文学批评空间的影响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迎合大众口味的大众文学逐渐取代了以往高雅的严肃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著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瞭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体位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純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会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发展构成瓦解，但它们之间也有更为良性和建设性的融合。就目前而言，经济的持续发展或许会开创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互动的双赢局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基础，媒体在拥有强大的资本后，就会去寻求精神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利用文学批评的文化象征资本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文化品位的提升又会增强大众传媒的话语影响力和媒介公信力等。
编校：郑艳
作者：郭运恒 田冬锦
摘要：伴随着儿童文学在文学中地位的提升，儿童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关注，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如今在高销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其受传媒的影响有多大?传媒是否已经掩盖了儿童文学作品真正的内涵?儿童文学市场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以杨红樱、曹文轩、郭敬明、安妮宝贝四位作家为研究对象，将大众传媒下儿童文学作品品质与营销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市场的发展现状，并发现高销量儿童文学作品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对进一步规范儿童文学作品提出可行性建议，从而为构建纯洁和谐的儿童文学作品起推进作用。
关键词：大众传媒儿童文学传播
中学校园，书店，刚刚到货的《最小说》被迅速抢购一空。安妮宝贝淡淡忧伤的文字，不知令多少女生泪眼朦胧。大量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如同雨后春笋，一夜间横空出世，广大的读者群、作家们的忠实粉丝更令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销售异常火爆：2008年，《小时代》 三天创下2008年全国第一销量，几乎毫无悬念，郭敬明的《小时代1.0折纸时代》一上市就成了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榜首;2011年8月，安妮宝贝时隔五年推出新作《春宴》，首印120万册;从2004年开始，杨红樱的作品一直是国内少儿图书的销量冠军，而在此之前，这个位置被J·K·罗琳等国外作家所占据。2000年至今，杨红樱的作品在中国内地累计销售近4000万册，创造了中国童书史上的销售奇迹;2009年，曹文轩的《草房子》突破百次印刷……有人说，这些现象足以证明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一部作品得以畅销，恐怕不仅仅是文学纯文本的魅力所致，作家的个人人气、大规模的宣传和炒作同样不容小觑。以郭敬明的《小时代》为例，这本书模仿CD、DVD推出了限量版，书籍附上了特别绘制的海报，在封底印刻上编码，以期在阅读功能之外增加收藏价值。据书店的导购员说，《小时代》的限量版和平装版放在一起销售，定价相同，所有人都会选择限量版。有人买书要挑个心仪的号码，还有人要买连号的书。两个版本同样售价29.8元，限量不加价。一般情况下，限量版的销售量是普通版的3、4倍。有业内人士认为，《小时代》发行限量版只是营销手段，两种版本一起卖，既契合购者的比较心理，诱导买书，又大小通吃;而当前图书市场，10万册已是大销量，一本书出版99999本，还叫限量版吗?虽然安妮宝贝号称中国“小资女”们最钟爱的女作家之一，但出版方似乎也为销量“担忧”，《春宴》随书赠送广播剧、电脑主题桌面等，“刺激”销量，资料片甚至颇有新意地公开声明放弃版权，任何个人与单位均可免费发布、传播、分享。
由此可以看出，儿童文学作品的繁兴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文学逐渐被商业化。如果我们听任商业操纵儿童文学，那么读者、作家将受到重大创伤。首先，某些作家的创作内容一味迎合小读者的需要，失落，伤感成为作品的主色调，暴力，血腥的描写也屡见不鲜，这些对心智并不完全成熟的中小学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到导向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在其心中留下印象并有可能成其日后模仿的样板，这对于青少年身心的影响可谓恶劣。其次，出版商出于经济目的对于作家施加压力，要求短时间高数量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导致文学作品的大量泛滥，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作家沦为金钱的奴隶，创作才能被极大程度地损害，难以展示自己的创作个性，长此以往，难免被时代淘汰。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儿童文学作品被大力炒作，过分包装，一系列的促销策略更是让读者颇为动心，在选择阅读作品时眼花缭乱，盲目从众。
那么，在当今娱乐至上，人心浮躁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我们应当如何保卫儿童文学这片天空的纯净晴朗呢?答案显而易见，只有通过出版商、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努力，儿童文学才能取得良性持续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作为作家，尤其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应随波逐流，为短暂的经济利益蒙蔽双眼，一味疯狂创作而不顾作品质量。曹文轩的《草房子》或许可以给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以启示。作为一部长篇畅销书，能够在短短十二年间一版再版，且发行量逐年攀升，所依赖的绝不仅仅是精美的商业包装，作品中描写的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才是打动读者、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
其次，作为出版商，盈利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选择出版物的时候应该客观选择有利于大众的文学作品，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下选择文学素养较高的作品进行出版，而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因为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塑造培养的时期，作为合格的出版商，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担当起这份培养祖国未来栋梁的责任，给孩子们的心灵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最后，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受众，更应该具有明辨好坏、真伪的能力，鉴于青少年人生阅历浅，知识素养较低，有时无法为自己选择正确的读物，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课外读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一线教育工作者，他们更为了解学生的身心情况，所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抽出时间为学生选择一些优秀的阅读作品;作家们在写作之余，走进学校，和学生们互动，指导学生进行阅读的方法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应当加以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困境与出路》.赵坤.《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04期
[2]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与未来.中国文学—文史哲—CNKI学术论坛
[3]《中国读书报》.《草房子》突破百次印刷出版的启示
作者：闫晓庆 于雅楠
由于大众传媒在传播方式上迥异于传统传播，受此影响的儿童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其行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作为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主导性的影响。大众传媒在改写国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在大众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一部分，其创作和出版折射出了大众传媒传播方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由于大众传媒在传播方式上迥异于传统传播，受此影响的儿童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其行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大众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依凭个人对社会、生活和儿童心理的把握进行创作，儿童文学出版主要借助儿童文学作家在读者口耳相传中建立起来的口碑或者有潜力的作者的自投稿发现和选择作者，并依照作者的创作能力和条件安排出版工作。前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挖掘现实生活、深入儿童心理、打动读者心灵方面都不乏能够传世的经典作品。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由于大众传媒建立起了权威性的影响力，其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竞相仿效甚至超越的对象。在我国，很长时间里，图书是一种小众产品，甚至是精英消费的产品，然而，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图书，特别是儿童文学图书也逐渐大众传媒化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大众传媒时代里逐渐集体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因而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这种情况，借用美国学者布鲁姆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影响的焦虑”。
从传播方式上来说，大众传媒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大众传媒通过知名度高的信源所发出的信息来影响舆论并进而影响他们的选择行为。越是知名度高的信源，如影视明星、专家学者等公众人物，他们发出的信息就越容易受到受众的关注，其中传达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越容易受到大众的模仿。所以，在各种大众传媒上，关于影视明星的报道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普通大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情况很难受到媒体的深入关注。当代儿童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传媒的这些影响，如着力将其主人公打造得具有娱乐特质和明星特质。比如，近年来各大少儿社竞相出版青春文学作品。而这些几乎以流水线速度制造出来的青春文学图书，其主人公的塑造上(如人物的性格、穿着等)或多或少都模仿港台地区和日韩影视明星的言行举止。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这种强调作品内容关注度的做法对于扩大作品影响力、提高作者创作积极性和出版企业盈利水平都大有裨益，但是有不少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借鉴大众传播传播方式长处的同时，却忽视了同步保持作品艺术方面的高水准，即忽视对生活材料的提炼和精神意蕴的开掘，由此带来负面影响是，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明显降低。
第二，大众传媒致力于营造现场性和互动性，强调调动受众的情绪以提高其对传播内容的关注度。在这种传播模式的主导下，其传播内容和传播风格相较于传统媒体来说具有了更多的亲民性，受众面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我国的大众传媒整体上正在转向企业形态或是处于事业单位的企业管理模式之下，其逐利冲动极为强烈，因此大众传媒机构往往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面、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其迎合受众的意愿也日趋强烈，所以往往不免会出现不顾道德底线一味迎合受众的倾向和做法。大众传媒这种传播方式的成功，也使包括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在内的文化产品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影响。体现在创作上，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注重创作动感极强的故事，如有的整篇作品基本由儿童的玩笑逗乐的情节和动作组成，比如包括目前最当红的杨红樱和伍美珍等人的校园小说在内的许多校园小说，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通过这种表达手段的设计，儿童文学图书的现场感增强了，相应地对读者的影响力也增强了。但是，由于作者力图通过可图像化的文字来唤起读者对作品主人公动作和表情的认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地忽视了对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和不同情境下微妙心理的区别，所以作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格调不高、内容肤浅等弱点，读者阅读时可能会很开心，但看后即忘，没有再次甚至多次阅读的愿望。
第三，大众传媒要想使受众接受其传播的内容并采取行动，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断重复某一特定的信息。以增强其对受众的刺激。通过重复，使受众形成固定的认知结构，最后不由自主地采取行动。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无一例外都带有功利性的目的，不断重复为的就是实现这种功力性的目的。大众传媒的这种传播方式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者为了使其作品最大程度地被读者认知，扩大知名度，最常用的的做法就是不断向读者传达其作品主人公的信息，比如创作以同一个人物形象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作品中的几乎所有事件都围绕同一个人物进行。出版社更是有意无意推动作者按照这种快餐模式进行创作，以求在最短时间里创作出尽可能多的作品。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重复却是对作品生命力的最大伤害，其结果不仅将影响作品的生存周期，也将断送作者的创作前途。同理，出版社在这方面推波助澜，也只能取得短期利益，致力于推动重复性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其结果就是迫使出版社不断制造新的概念，从而无力合理整合儿童文学图书产品体系，儿童文学出版事业难以获得长远发展。
大众传媒时代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显然不可能离开大众传媒而独善其身，这一点人们可能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样需要达成共识的是，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儿童文学对大众传媒长处的借鉴，一定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大众传媒传播什么，如何传播，其传播内容都是现实的材料，都面相大众进行，其需要达到的也是现实的目的;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其传播的内容、传播手段乃至要达到的目的都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儿童文学主要是靠想象力创作的，其内容是想象出来的，其传播方式要有想象力，而其目的是要在未来某个时间里将儿童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因此，笔者认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要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首先，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上，要坚持手段和目的分离的原则。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大众传媒只是使优秀的作品走近优秀的读者的一种手段。借助大众传媒，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更好的被读者认知，出版社可以更迅速地挖掘到更多更优秀的作者，但儿童文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将儿童世界和生活的深层意蕴展现给读者，让其认识生活中的美，强化对生活的热爱，而应当避免成为大众传媒的附庸。
其次，儿童文学要处理好精英和大众、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关系。这需要对大众传媒成熟传播方式的合理借鉴。当代儿童生活在大众传媒影响之下，文学作品要表现这种现实，如果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一味沉浸在一己趣味和想象之中，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其作品显然不可能对读者有足够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儿童文学图书应该吸取大众传媒重视现场和现实的做法，注重贴近生活。
再次，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要坚持创新。大众传媒为了最有效地影响受众，极力重复少数几种报道模式来影响受众。而儿童文学作品则要表现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只有立足于创新，儿童文学图书才会有不同于大众传媒产品的特点，也才能有自己的读者，从而获得生命力。
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面临很多诱惑，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种状况之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在大众传媒的强势影响之下，只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可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蓝海”。
作者：何军民
【中文摘要】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形势下,它已经广泛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其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的观念,继而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维护一系列大众所需的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对政府决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决策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每一项政府政策的出台,必定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假若人们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考虑,政府决策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所以提供一个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平台成为必需。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传播者,一方面把政府的决策传达给民众,增加民众对我国政府决策的了解,让民众积极的参与政治,并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加以监督;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为民众提供一个利益表达的平台,把民众的利益需求传给政府决策者,保证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传媒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研究课题,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运用了系统分析法、社会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大众传媒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并提出了四项让大众传媒与我国政府决策良性互动的建议。
【英文摘要】The mass media a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it has been widely worked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fe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situation, its influence is growing stronger day by day. Especial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mass media as aspecial of environment, providing a impotent of the public value,and maintain a series of social interests, and then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s policy.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 of interests been influented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so the People will be intereted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if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the people not be considered,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will lose their support.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On the one hand,the mass media as a disseminator of information can take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the people,increased public support for our government policy, Let people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and supervise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On the other hand, the mass media provide a public platform for people,and take the public demand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 policy’s democratization and scientific.The impact of mass media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topic. Lots of paper are consulted and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such
as system analysis approach, social inquiry methods and so on,are applied.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nd four proposals that make the interaction ofmass media and ou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re proposed. 【关键词】大众传媒 政府决策 媒介寻租
【英文关键词】mass media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media rent-seeking 【目录】大众传媒对我国政府决策的影响3-47-1178-999-10Abstract
4目录5-7
摘要
第一章 绪论1.1.1 课题的来源1.1 课题来源和意义7-81.1.2 课题的意义7-81.2.1 国内研究情况8-91.3 研究思路和方法9-1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 国外研究情况1.3.1 研究思路
第二章 大众1.3.2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10-11传媒的含义、种类、功能及其现状11-1511121213-1515-192.2 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11-132.2.2 引导舆论122.2.4 提供娱乐12-1
32.1 大众传媒的种类2.2.1 传播信息
2.2.3 教育大众2.3 大众传媒的现状第三章 政府决策的含义、特征及其现状3.1 政府决策的含义1
53.2 政府决策的特征
15-163.2.1 政府决策的权威性15-16
3.2.3 决策方式的民主性16
3.3 我国政府决策的现状
3.2.2 决策内
3.2.4 决容的公共性16策方式的科学性1616-191718-1919-213.3.1 决策信息不完整173.3.3 程序不规范17-18
3.3.2 制度不完善3.3.4 权责不明确第四章 大众传媒与政府决策的辩证关系4.1 政府决策背景下的大众传媒19-20
4.2 大众传媒时代的政府决策20-21策21-3121-26
第五章 大众传媒与我国政府决5.1 大众传媒对我国政府决策的积极影响5.1.1 大众传媒在突发事件上为政府机构决策提供了
5.1.2 大众传媒形成的公共舆论使政府的决5.1.3 大众传媒监督政府决策过程,帮助政
5.2 大众传媒在对政府提供决策中5.2.1 增强社会沟通器的功能,防止过大量素材21-23策更加民主23-25府维护社会的稳定25-26仍然有很大空间26-31度市场化27-2929-
315.2.2 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应到位第六章 我国政府决策如何充分反映大众传媒和适应民
6.1 大众传媒要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众需求31-3931-3331-326.1.1 建立、健全大众传媒的危机预警机制6.1.2 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32-33
6.2 政府应主动与大众传媒合作,向大众传媒提供足够的信息33-356.2.1 政府及时公开突发性事件的各种信息,建立信息
6.2.2 我国政府可以主动与媒体合作公开制度34
34-35法规35-3836-3737-3839-406.3 建立健全有关新闻出版和政府决策等方面的法律
6.3.1 要加快关于大众传媒行业的立法建设6.3.2 法律能保障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6.4 发挥好各方面的监督功能38-39参考文献40-41
致谢41-42
结语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42
大众传媒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当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类型和全球化进程对大众传媒业的制约和推动，愈益受到人们的广泛而深切的关注。
首先，大众传媒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传统上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狭义上，大众传媒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种传媒(今天应包括互联网)，这些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有被称为新闻传媒。
一、大众传媒与政治
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监视环境。大众传媒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的各种事件的讯息。比如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消息。保障了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促进了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不仅如此，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报道使政治行为公开化，透明化，有利于建设政治文明。
每年两会期间王小丫主持的《小丫跑两会》从农村税费改革，到社保体系建设，从解决看病贵、上学难到改善生态环境，从保护农民工权益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城市空巢老人，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代表委员们一份份提案议案，党和政府的一份份利国、利民政策的出台。以大众传媒的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大众传媒反映真实情况的新闻信息如战事失利、领导人的劣迹等消息，以及敌对方的宣传，一旦得到传播的机会，就会影响统治者的威信，甚至危及他们的统治。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转型
协调社会是一种组合功能，即大众传媒通过对新闻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对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适应当前的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 就我们国家而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成就的背后也出现了，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腐败、以及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为了建立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和公民社会，大众传媒必须协调社会，对这些问题加以解释或提出对策，成为社会守望者和社会雷达。
三 大众传媒与全球化
传媒全球化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随着全球性电视广播网、电话电信网、尤其是作为信息时代标志的国际互联网等三大全球性网络的初步建成和迅速普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了，“地球村”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以互联网科技作为媒介载体的，使得世界不同群体之间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并实现信息实时共享，相互交流。而且还使人们获得了信息选择权，使人们的言论自由得以实现，还使公民有了更广泛更便捷的参与权。
然而在文化全球化中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和主要受益者的地位。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让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九成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这种现状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霸权主义，对人类民主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三、大众传媒与经济发展
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产品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所以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可以作为经济实体出现，而其所提供的信息对社会经济也有着巨大的作用。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能反映大众传媒对经济的作用的指标是与传媒业休戚与共的广告业的成长。在国家大力促销下，品类不断升级，市场由此进入新的品牌期。一个品牌的影响力有多个因素，而公众的知名度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不管一个企业多好，如果在今天的市场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不被人所知道，其他的都谈不上。因此很多企业为了提升社会影响力不断在大众传媒上投放广告，实现长远发展。在2010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2011年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会上，黄金资源广告招标总额达126.687亿元，创17年新高，比去年的招标总额109亿元增加了17.0225亿元，增长15.52% 。
四、大众传媒与文化传承
大众传媒把文化传递给后代，并继续教育离开学校的成年人，是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例如，由中国国家汉办每年举办的“大学生汉语桥”比赛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不仅让我们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风情民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来此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的眼睛了解到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了解到世界。也有助于选手们借助丰富的电视表现手段，以快乐学汉语的形式，充分挖掘个人潜力，成为汉语能人。
大众传媒不仅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在此过程还形成了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同化大众传播成功的转移了公众的群体意识，化解了之前一直纠缠的政治情绪。突显了人的生命、尊严、精神的关注，肯定了作为精神个体的价值。而且大众文化抹去了文化特权，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发展。可以说大众文化的传播在丰富人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功不可没。
然而大众传媒呈现的大众文化也存在一些弊端。人们抱怨报纸上信息太少，有限的版面上的新闻也是“炒作”，多家报纸经常出现内容的同质化。广播电视的娱乐性、广告性、和商务性节目占据了许多时间段，很多节目趋向媚俗。
大众传媒最终要成为公共时事论坛的角色，帮助公众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协调公众意成为国家和社会导航。
大众传媒对音乐传播的影响 1) 宋正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大众传媒对音乐传播的影响，总结音乐艺术传播的特性，
中国社会音乐商品化应遵循的原则及推动音乐事业发展的途径，研究如何正
确处理音乐与商品这两种特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音乐商品在体现音乐
艺术价值的同时，还应注重音乐商品的文化内涵，依循商品化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音乐艺术传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宋正，郑州大学音乐系副教授，郑州450000新闻界ISSN1007-2438 2011年第2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 不仅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加 快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传媒 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传播逐步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音乐作为人类的 一种特殊精神财富，也随之被不 断地物质化和价值化，进而作为 一种特殊的商品模式进入市场。 中国现阶段的音乐商品化传播发 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现代传媒对音乐传播影响的 形式
传媒技术的发展使音乐传播 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调查显示， 约45%的受访者选择上网欣赏音 乐。大量的音乐通过影视、网络 等形式传播。
传媒的商业运作使音乐传播 具有盈利目的。商品是用来交换 的劳动产品。音乐商品则是将音 乐这种抽象的精神产品通过进行 社会传播加以物化，使之具有交 换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过音乐 与音乐载体的融合，使之成为参 与市场交换的劳动产品。
物质、商品的形式包括大众传媒音乐商品和实物化音乐商品 两大类。
1.大众传媒音乐商品
(1)广告音乐：在现代化传播 媒体条件下的广告音乐，是一种 高投入、高效益的音乐商品。广 告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经济越 发达，广告越兴旺。在企业宣传 中，一部制作精良的广告宣传片 是全方位演绎产品与企业形象的 最佳方式之一。企业广告宣传片 除了需要优质的画面、恰当的解 说外，其音乐也是至关重要的。 广告音乐分为广告背景音乐与音 乐式广告两种，它们在音乐风格 上又有通俗型、古典型和结合型 等三种类型。通俗型如《一起走 过》(唱吧，新加坡2002 主题歌)、 《交换温柔》(香港地铁广告歌)、 《渴望无限》(可口可乐广告)、盛 夏的果实(喜之郎果冻广告歌)等 等，均以流行音乐烘托广告主题， 以达到吸引市场客户群体的目 标。
古典型，如别克、帕萨特汽车 的广告，常伴以古典主义风格的 音乐，将“古典”与杰出、卓越等内 涵挂钩，体现产品的优越。还有 一些广告，前后两段采用风格迥 异的音乐来衬托其广告主题—— 如前半段是风格严谨的古典主义 音乐，而后半段则配以风格截然 不同的欢快流畅的流行音乐。 (2)影视音乐：从1896 年电影 诞生一直到今天影视业发展的空 前繁荣，音乐一直跟随着影视的 发展而前进。即使在1896-1927 年这33 年的默片时代，音乐一直 为电影“保驾护航”。当年卢氏兄 弟在英国放映第一场电影时，就 请钢琴师现场伴奏流行音乐。电 视诞生后，音乐更是不离其左 右。可以说，影视的历史就是影 视音乐的历史，影视的发展始终 是与音乐相伴的。 许多影视音乐至今为人们所 传唱，如《泰坦尼克》中的主题曲 《我心依旧》、《宝莲灯》的主题曲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人鬼情 未了》的主题曲等。音乐家谭盾 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音乐， 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又获得 2002 年的格莱美奖。音乐除在推 动影视情节、烘托影视气氛之外， 也为影视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和效益。加之影视原声出版物的 大量发行，令影视音乐不再仅依 附于影视作品存在，而成为了社 会音乐商品化的一种形式。
(3)数字音乐：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处在远距离的人与人的交 流、互动成为可能，也为数字音乐 的大规模创作与流通提供了技术 与条件。MP3 音乐、RM音乐，手 机音乐等数字音乐形式成为音乐 发展的最前沿。它们的出现，加 快了社会音乐商品化的进程。在 这个多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时 代，数字音乐的出现是必然的，其 商品化也必然成为其本质特征。 2.实物化音乐商品 实物化音乐商品主要是伴随 着唱片工业的发展，以及与之紧 密结合的商业包装而产生的。音 乐的“再现”——唱片工业的发 展，意味着音乐的机器复制时代 的来临。从19 世纪后半叶起，西 方科学家开始紧锣密鼓地研究声 音的记录技术。音乐的“再现”工 业，首先带起的是留声机与录音 材料的出现;继法国的爱尔兰籍 物理学家斯科特发明“声波振记 器”、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研制成功 “留声机”之后，1888 年德国籍的 美国电信工程师贝林纳(E。 Berliner)发明了初期的盘形唱机 及唱片，并以圆盘式录音法代替 爱迪生的圆筒式录音法，还将声 纹刻制成了母盘硬模。这些发明 使得音乐录音与其商品化成为可
能，商业录音也开始成为音乐世界开展及维持艺术生命延续的一 种保证。
从卡罗所的歌剧录音、易沙 意的小提琴录音，直到1913 年柏 林爱乐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录制 成功，商业唱片使聆听行为发生 了本质性的改变。音乐的演绎可 借由唱片录音的形式，一再地重 现，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其另一层 次的价值，而唱片商品的销售也 使唱片制造商介入到音乐创作、 演奏者和听众之间成为必然。 音乐创作者、演奏者向唱片 制造商出卖音乐商品，唱片制造 商对录制的母版加工制作，使这 些音乐商品复制成数以万计的单 张唱片投放市场出售，唱片商从 中赢得高额利润，音乐创作、演奏 者获得相应的报酬。另外，在 “售”与“购”之间还产生了如演出 公司和经纪人等新的社会分工。 目前许多表演者与唱片公司、演
出公司签约，合约一般要求表演者在一定时间内不得从事公司之 外的演出、录音活动，一切演出活 动皆由公司安排。表演者以自己 可以接受的价格达成协议。“签 约”的实质是，他们的音乐表演以 商品形式被买走，又以对公众的 唱、奏等表演服务行为被公司以 商品的形式出售给听众。 可以说，实物化音乐商品的 发展，除了极大的推动了音乐的 商品化，催生出新的社会分工与 社会服务形式，进而还推进了音 乐商品化的另一种形式——音乐 的文化、娱乐服务活动形式的极 大发展。
二、大众传媒对音乐传播的负面 影响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 其两面性。音乐商品化的出现虽 然有其必然性，且带来了一定的 效益，但作为一种具有商业属性 的精神产品，在市场交换过程中， 如单一地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 起来，实现经济上的结合，就会产 生负面影响。 1.形式与内容的本末倒置： 如今的音乐，从创作到表演 都要经过重重“关卡”的运作，经 过不断的筛选、经过精美的包装
才呈现在公众的眼前。“包装”是近些年来在流行歌坛被经常使用 的一个名词，不可否认，在现代商 品营销学中，商品在进入市场前 的广告宣传从产品的包装设计等 都是举足轻重的。但这种对于音 乐创作的“包装”在形式上美则美 矣，却忽视了其内涵——音乐本 身所要传达的精神与实质。甚至 有些唱片公司与各类经纪人，为 了达到高收益的目的，不惜以牺 牲社会公共道德为代价。经他们 制作出的一些偶像，对于受众，尤 其是人生观与世界观尚不明确的 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一些青少 年在追求时尚的同时，也在五花 八门的声色中迷失了自我。 2.知识产权的滥用与盗用： 在唱片业方面，一些不法商 人为了谋取高额回报，不惜生产 大量盗版产品，极大程度的扰乱 了市场。近年来，虽然知识产权 保护的呼声不断高涨，越来越多
的原创音乐被应用到电视广告等许多方面，滥用甚至盗用他人音 乐为电视、广告配乐的现象正日 渐减少，但媒体中相关的报道也 还时有出现。 3.出现金钱至上的倾向 商品化从另一个角度讲，也 是一种“物化”，这种“物化”指人 们的劳动成果只是被当成商品来 看待，只用金钱衡量。这时，可能 不仅仅是劳动产品的物化，作为 劳动者也被物化了。在这种情况 下，艺术表演者看不到自己的价 值，看不出真正美好的是自己，他 们看到的只是金钱，即使他们仍 在唱着、奏着动听的歌曲。自我 定位日渐模糊，只剩下日复一日 的例行公事，只剩下猥琐的‘计算 理性’、‘计较理性’。”在社会音乐 商品化的某些角落里，当音乐变 成只是商品，而非共鸣时，大家关 心的焦点常常只是“量”的多少， 而非“质”的好坏。 4.忽视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创作行为是一种人类特有的 高级精神活动。创作者在创作时 的狂喜，表演时自我与世界与人 群的互动，都是一种至高的精神 享受。但如果一切创作行为都与 商品挂钩，艺术的生产不再只是
精神活动，而成为物质的体现，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失去其应有 的光彩。
三、大众传媒对音乐传播的积极 影响
音乐商品化是社会发展到— 定阶段的产物，对社会精神文明 与物质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 促进作用。
1.推进艺术创作的发展 在影视音乐的创作方面，早 在20 世纪30 年代，一些包括苏联 的普罗科夫耶夫、肖斯塔科维奇， 法国的达利乌斯。米约、美国的 科普兰、伯恩斯坦，中国的聂耳、 冼星海等在内的著名音乐家就开 始为电影进行音乐创作，他们的 创作，不但丰富了其自身的艺术 创作，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更丰富 的内涵，为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精 神财富，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影 响、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风靡世界
的音乐剧的(紧转第85 页)(紧接第79 页)创作与运做模式更 是对音乐创作的极大推进。在媒 体不断发展的今天，音乐商品化 对艺术创作的推进作用将会表现 的更加充分。
2.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任何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 离不开人的精神与物质需要。音 乐的商品化来源与人自身的需 要，而这种需要又要求有不断更 新的技术加以支持。尤其是音乐 稍纵即逝的抽象性特点，如何记 录声音，一时成为科学家技术发 明着眼的热点。从早期的留声 机、胶木唱片、钢丝录音机到今天 的Hi-Fi 音响;从早期的如何记录 音响到今天的如何听得更好，音 乐的商品化一方面为技术的提高 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动力，一方 面也满足了人们不断提高的精神 与物质需求。 3.催生新的社会分工 新的产业必然要求有新的技 术与服务与之相对应。如唱片工 业带动相关工业产业的发展，需 要一大批相关技术人员从事生 产;唱片的销售，又使唱片制造 商、发行商、制作人介入到音乐商 品化中;从音乐作品酝酿阶段的 创作经纪到音乐作品成型后的演 唱演奏经纪再到音乐作品展现阶 段的乐团经纪、剧场经纪„„音 乐的商品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 大的空间与可能。
4.促进社会商品化发展，创造 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在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音 乐商品存在着巨大的供求市场， 这个市场一方面为社会提供巨大 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为有音 乐才能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 会。因此，音乐的商品化在这个 视角下，为社会音乐发展所带来 的影响是正面的、有利的。
四、结论
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音乐商品化的发展道路 还很漫长，因此，树立正确的市场 观是避免种种负面影响的关键。 我们既不能因其带来的价值与公 益而忽视其被“异化”的种种不良 表现;也不能因其负面作用而因 噎废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音 乐商品有着不同于一般物质商品 的特殊性。音乐商品运载的是音 乐艺术，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 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以其鲜明生 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并作用于社会 生活。因此音乐商品既体现一般 商品的特点又具有意识形态的特 性。中国社会的音乐商品化应遵 循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推动音乐 事业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音乐 商品这两种特性之间的关系，在 体现音乐艺术价值的同时，注重 音乐商品价值。音乐传播最终追 寻的不应当只是瞬间的商业利 益，而更应该是文化的积淀与渐 进。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 [2]张晶.传媒艺术的审美属 性.现代传播,2009(1)__
——以习近平主席访英为例
在现在这个由信息连接而趋于整体的时代,大众传媒借助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社会 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已从单纯地向大众传递、发布信息、普及政策的阶段过渡到参与并影响各国政策的制定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的阶段。大众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影响国家形象;
二、影响对外政策;
三、影响外资引进;
四、影响对外贸易。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发挥五大主要的功能：
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二、是作为知识精英对外交政策进行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的"麦克风";
三、是作为不同群体之间就外交政策进行辩论的"竞技场";
四、是成为对决策群体施加压力,以缩短决策反应时间的"加速器";
五、是为普通民众提供能够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尽管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仍然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以充分影响大众的认知,并引导公众舆论，这也预示着我国的大众传媒还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于国际关系具有双重性，若正面实施，对于国家形象、外交政策、外资引进、对外贸易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便起到消极的作用。因此，传媒推动国家妥善处理分歧，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为解决国际冲突提供有力的舆论环境。早些年，中国对外的传媒力度不大，使中国处在一个不利的舆论环境中，使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不甚了解，甚至是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之中，这是不可取的。对于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的全程报道，很好的显示了中国力量，并且在以上四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月19日至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英方高规格接待。在英期间，习主席及夫人彭丽媛言行极受关注，西方各界和主流媒体对此次访问评价颇高，认为访问成果丰硕，既开启了中英关系的新篇章，又体现了中国大国风范，是众望所归。
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也被英国首相卡梅伦称为中英关系发展的‚黄金年‛。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问,是时隔十年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 官方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十分重视,将共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访问日期临近,相信双方主管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对话中就访问的有关议题、细节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3年和2014年,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成功互访。应英国女王邀请,今年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开展国事访问,崔洪建表示,这意味着两国对目前双边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并希望继续推动。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英的合作也体现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如果中英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在安理会内部或其他国际平台上实现共识就会相对容易。‛崔洪建说。
‚英方致力于同中方发展21世纪全球伙伴关系。‛1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哈蒙德特别提到英中两国在伊朗核问题、抗击埃博拉等国际事务中的合作。13日对话结束后会见记者时,哈蒙德表示,希望双方共同促进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
对于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拓展第三方市场产能合作等,英方予以积极回应。今年3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促进英中两国发展,也可以带动我们邻国的发展。‛哈蒙德说,相信双方在访问中将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具体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哈蒙德还表示,英中正讨论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产能合作,并制定一些机制。例如在能源领域,英中可以携手在非洲开展投资,既能促进非洲发展,也能为两国带来商业利益,实现共赢。
打造中英关系新定位、制订两国关系新蓝图、开辟务实合作新前景、树立国际合作新典范,是中方对习近平主席即将开展的访英行程的期待。‚我们期待以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为契机,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哈蒙德说。
近年来,中英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势头良好。中英贸易增速上升,已经超过中欧贸易增速。2014年,中英货物贸易突破800亿美元,增幅达15.3%,英国超过荷兰成为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对此,崔洪建表示,中英两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英国在服务业、金融、贸易等方面有较强优势,而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期的中国,正需要这些领域的发展,因此中英合作潜力巨大。
此外,作为一个以自由贸易为传统的国家,英国灵活、务实的态度,相对较少的外资准入门槛,为中国资本、货物的进入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目前,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盟内第一大投资目的国。
除了经贸,两国的人文交流也日趋紧密。中国在英留学人员超过13万人,占中国到欧盟国家留学人员的一半。双方正在举办中英历史上首个‚文化交流年‛,两个古老文明古国的人民,共享彼此文学艺术的精华,交流互鉴。
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更应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访英就有助于坚定不移地发展中英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关系，进一步提高两国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既让两国人民更多地享受到合作共赢带来的红利，也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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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引 子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
从社会学角度，角色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体现。农民这个庞大群体激烈的阶层分化，正证明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忽略的对象。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不仅仅因为其人数的大量减少，还在于他们无论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还是经济收入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以我们此次在乐园村入户访问的800多名村民为例，在家务农的劳动者都有以下特点：
从年龄上看，务农人员中，46岁以上的人数占其留守总人数的51.71%，超过一半的比例;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含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务农人员占其总人数的79.92%;从经济收入来看，乐园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人均耕地0.381亩，近63%的水田由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按一家5口人一年种双季来算，一亩产700斤稻谷，每斤0.7元，扣除税费60元/人，农药等农支费200元/亩,一年收入才504.9元。但现实，农村农民这一“躬耕土地”的角色内涵早已开始有了较大的迁移，主体角色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使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村中成为弱势群体。而相比在家留守务农人员来说，乐园村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打工者的出现及其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军，这一阶层形成了农村向城市的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于乡村社会，打破城乡之间阻隔的方式是流动。作为文化信息高地的都市，未必能了解农村，固守于自己的
“山峰”文化而沾沾自喜。而农民工进城，却打破了这种阻隔。当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土地，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时，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思想观念。因为这种流动，使农业和非农业产生了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乡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交锋。随着务工人员辛勤的劳动不断付出，随着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逐渐明显，城市市民和媒介也逐渐接纳了他们，“农民工”一词，不再带有刻意鄙薄的意味。务工人员也开始融进城市，闲暇之余，他们会和城市人一样，买份报纸来看，媒介上报道的各种新闻，也成为他们工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穿着打扮渐渐变得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城市化的衣着消除了以往另类的眼光。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是在遗忘与妥协，与乡村久违，与都市合作。随着腰包日渐圆鼓，他们对于媒介也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与城市，也不完全同与农村的需求。与务农人员相比，他们具备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年龄低的特征。以乐园村为例，初中以上(含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总数的69.33%;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达到87.75%,与在家务农的留守人员的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年龄低于45岁的人员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1.21%。 我们知道，在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中，文化程度、年龄、经济收入、职业等因素无不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决定受众接触某种媒介或传播的某种内容，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需要;二是受众自身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因为这些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选择态度。而外出务工人员“两高一低”的特点，表明他们具备了与在家务农人员不同的条
件。因此，他们必将产生与农村劳动者不同的接触媒介的行为。换言之，农村受众群早已经开始了分化。 2.受众群阶层的分化
在湖南我们共调查148户人家，我所在小组共调查50户人家，在与被访者的接触中，我们分别采访了利用假期回家正外出的打工者，赋闲在家曾外出的打工者，及在家从未外出的打工人员对媒体的接触程度及对传播效果的态度，预设了类似的问题，总结出如下特点： A. 媒体的接触率的不同。
现如今，电视已经深入了农村家庭，成为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之一。电视已跃居为第一媒介，占用了最多的闲暇时间。据2003年8月对常宁市洋泉镇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有86.6%的被访者的家中拥有电视，远远高于其它媒介的拥有量。然而农村受众的角色却呈现出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收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渐渐习惯了城市的作息节奏，有定时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因此其收看电视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另外，融入同时也意味着生活观念的趋同，看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所传播的内容成为与人交往时的谈资，一旦与其远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失去这个圈子即在心理上又造成弱势的垄沟。而相对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受到经济及收视条件的影响，加之农村有着明显忙闲两季的差异，获取功利性信息的需求不急切。采访中一老农表示：他很喜欢收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但很少收看，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完回到家新闻已经结束，种种客观原因阻碍了务农人员的收视频率。
对于电子媒介外出务工者与务农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在印刷媒介的接触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在采访中乐园村在家务农人员定时购买或订阅报纸、书刊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人是因为其家庭经济比较优越，订阅的《老年报》也是其儿子孝敬老人的一种表示。并非自觉主动去接触此类媒体。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成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相对固定的消费群。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文化水平方面的因素，阅读与理解文字媒体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水平越高，对文字的接纳越容易。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化精神用品是以一定物质付出为代价。与廉价的电视消费相对应，另一些有偿的选择是否物有所值?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职业定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外界信息与其生存条件的好坏关系不是太大，因此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娱乐性不强的报纸，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关注政策方针，就业动向，订购报纸是他们争取更好工作与生存条件的要件之一。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城乡受众的处境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农村，它很少被使用：在城市，它却是仅次于电视、广播、报纸的第四大信息传播渠道。可是在入户访问中，不论是在家务农的人员，还是外出打工的人员，甚至是已外出打工近10多年的“老江湖”对网络的知识都并不了解。一些老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电脑，经济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农村居民不可能大范围的购买电脑，对于处在并不富裕的门槛的乐园村民来说这并不奇怪。但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接受到一定新思想及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打工人员在观念上尚未清楚地认识到电脑的用途。他
们大都把电脑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所谓的网吧也就是游戏厅、聊天室。在采访中，一个月收入已达
3、4千的农民工表示有钱也不会买电脑，“那东西只是用来消遣一下”。事实上，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可以获取信息。相对于农村受众，城市受众他们更注重信息的时效性，讲求质量的同时，把快、准、到位作为评价的标准。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主选择信息，这是突破传统媒体霸权文化现实中相对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则表示出比较淡的意识，对于他们，知道、了解新闻已经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自豪的情绪，传统媒体完全能满足对新事物的需求，也就不会对信息的质量和报道方式做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B、节目内容的选择的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务工人员对媒体新闻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内、国际新闻，内容涉及多方面，对于枯燥的经济类新闻也有所关注。而务农人员多喜欢看国内、本地的新闻，内容除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报道，多集中于一些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多是“里巷之事”，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琐闻”。笔者认为，传统农民囿于土地耕作，目光较多局限于自己休养生息的有限区域，局限于对家长里短的关注也即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而市场经济把跨出一方狭土的井底之蛙融入到了更为广泛的鲜活市场来。开阔的视野，竞争的意识是他们正在集结的资本。一位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制鞋厂小老板在谈到他的鞋已销到东南亚一带时，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经常收看财经类新闻，不知道他究竟从中获益多，?但一脸的欣慰分明流露了自信的神情。
对于农村受众来说，娱乐节目更是影响了其观念的变更。面对娱乐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所获得的感受也常常比城市受众多。在采访中，关于“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受众回答最多的则是电视剧。面对一部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农村受众不仅获得了娱乐感，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现代化的世界。这种反映在在家的务农人员身上更为明显，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收视最大的热情在于满足自我，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通过剧中人物的人生追求来实现自我，比如“灰姑娘的故事”，通过机遇改变生活等。两者出现的选择往往会相同，但目的可能会有所差异。对于城市受众，因为长期生活在其间，尽管也很喜欢此类节目，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小于农村受众。相对于讲究时效性的新闻来说，此类信息谈论过后很容易遗忘。而娱乐节目虽未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最新信息，但由于常常讲述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当代人的某种人生态度。人物的服饰、谈吐、生活方式都包含着新的观念，反映都市文化的精髓，对人的观念、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偏低，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渠道单一。因此，他们对此类节目的兴趣相对会更浓些。 C、反馈意识的不同
媒介参与度是衡量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重要指标。虽然在采访中外出务工人员表示没有过多的对媒体提供的参与性较强的项目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刊登广告，给媒体提意见，电视直销”的反应都不太积极，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但其中“利用手机进行有奖竞猜”有人提到。这至少可以说明，变了身份的农村人与纯粹的务农人员相比，显示
了更多的主动意识。在接触大众媒介时，他们已开始不满足做被动的受众，而是有意识地拉进自己和媒介的距离，不管是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起码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是有一定反馈意识的受众。 3.“文化反哺”现象的思考
当乡村文化渐行渐弱，当大众文化在农村渐行渐强后，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教授对“文化反哺”做出定义：“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这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所必须面对的改变，年轻的一代往往胜过年长一代，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人具备施教的能力。
近十年来，年轻人成了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年轻人成了家庭对外交流的主角，成为购买家电、使用家电的传教者。其一，在家务农的多为老人，其文化程度大大低于青年人，面对新事物，尤其面对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够接受的事物时，缺少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主动将裁决的地位让给青年人。其二，大批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者和一些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与学习中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这些人员在定期返乡时，必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并以此冲击乡村文化。而由于城市文化代表了相对富裕阶层的文化，随即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便当仁不让的成为施教者。
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速度最快、兴趣最高、主动性最强的是青年人。大众媒介的种种内容，都会促
进大众文化的流行。农村青年人在迅速地接受这种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身体力行。从音乐到舞蹈，从服饰到语言，从爱好到行为，无不镌刻着大众媒介的烙印。农村家长由最初的看不惯不允许到勉强同意到习惯到欣赏的过程中，农村青年人的反哺现象始终贯穿期间。从这个意义上，大众媒介成为这一现象的催化剂，并使这种“反哺”的理由更为有说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反哺现象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文化传承性的间歇式中断，逐步失去权威性，并逐渐慢慢被新文化的替代、覆盖的过程。这种文化缺位使本已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在有合理的理由与充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折服又不甘心地褪色隐去。这毕竟是五千年文化与20年新文化的较量，而这种较量输得不太有尊严，却又惶惶地无可奈何。
二. 大众传媒——农村的都市文化霸权的制造者
农民在大众媒介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受传的地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媒体上无法得到充分反映，他们只能接受由“文化高地”流下的文化信息，还依旧陶醉在这一温柔陷阱里。久而久之在农民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累积性的压力，使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倾向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来自都市的大众文化，而认为自身所属的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弱势、落后的文化。大众文化抢占了传统文化，仅剩的那些文化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媒体对于倡导什么，不倡导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面对这一现实，被动的农村受众大多选择沉默的隐忍，在文化霸权的今天这种选择多多少少有些苍凉的悲情主义色彩。崇尚个性的时代，现实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脾气和那点秉性，如
同80年代迷茫一代的垮掉宣言“你——别无选择”。 1.文化霸权的表现
很多时候，媒介组织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受众营造一种有别于客观环境的“虚拟环境”。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所能感知与亲身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对于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因此，当代人特别是农村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往往表现出不自觉的软弱无力。他们脱离不开大众传播，而对其大多数内容往往缺乏一种批判与审视的态度，而更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媒体霸权的意志轻而易举地慢慢腐蚀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国的大众，已从混沌的“大众”转化为“分众”的概念。媒介有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受众群，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媒介在受众定位上倾向于寻找有一定社会地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近几年来，我们周围所谓“精英文化”的“白领杂志”盛行，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由于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文化的群体其经济实力与购买力普遍较强，成为众多商业企业追逐的目标，以这群认为核心的读者群的媒体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商业广告。看看周围琳琅满目的电视、报刊、杂志充溢的都是精英文化所营造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定价昂贵，使得普通城市消费者购买时也需三思而后行，更不用说中国社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又根据工薪阶层的购买观念，贴近大众，服务生活，一些服务性的导报应运而生。但是，翻看林林总总的导报价格是降下了，已达到一般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可接受的心理价位。然而，在目标受众的寻求与划分上，媒介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
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回顾全国的农村目标受众，基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上，农民减负、农产品价格、农民进城打工、撤乡建镇、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及报道的忽视。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接受、关注、讨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崇尚都市文化的大众传媒多半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话题。除了农民减负这项议程屡有出现外，其它的却多“大音希声”后闲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些被认为是引领中国正义的栏目、报刊，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在打鱼撒网后也是力不从心。由于大众媒介的较少关注而重视程度较低。由此可见，农村的受众“议程”是由大众传媒代为设置的，而非农民自行设置。 2.文化霸权的影响
由于受众对大众传播的权威性缺乏批判，加之农民对于都市文化的心理弱势，使得承载于大众媒介之上的大众文化在农村的文化价值普遍保持一种认同与跟进的态度。然而，这种城乡文化的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距离造成在文化上的“逆差”，使得农村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范围的信息，还不得不去面对、处理这些外来的信息。都市文化在流入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精华，也带来了糟粕。不仅冲击了相对落后的乡村文化，也是一些优秀的文化受到打击，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的境地。新闻报道、电视剧、电影中前卫、大胆的行为成为他们之间默认的潜规则。这种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使得这些原本纯净的农民不知所从，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文化得到的约束力的丧失，
尽管受到批评与质疑，尽管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谴责，非法同居，离婚率上升，在我们的入户访问中也有涉及。
从现阶段来看，农村社会暂时还无法改变处于文化霸权下的“低地”的状态，而农村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是如何在吸收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延续性，而不至于走向没落与衰亡。
3.霸权文化隐忍下的“抗争”
强势的大众传媒代表的大众文化向相对弱势的乡土文化流动已是一个大趋势，但这种向乡村的流动却不是绝对的、毫不费力的，而是在不断冲突、不断适应、不断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农村对都市文化的接收情况看，我们可以把流入的文化分为：其一定生活层面的文化，如服饰、娱乐、生活方式：另一种可看作是社会观念层面的文化。对于前者，农村受众所普遍采取的态度与行为是欣赏、羡慕进而模仿、学习，而较少批判与审视。比如在乡村许多年轻人身上都具有区别于年长者特有的符号，离子烫的发式，吊带衫的衣着，与潮流一致的流行歌曲。而对于后者，受众的态度则不像对待流行文化那样宽容。“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威胁时，他们普遍采取戒备状态，在经过观察、分析后，发现这种文化对原有价值体系不构成根本威胁时，并发现它是种更为优秀、更为高级的文化时，则会渐渐接受。”而在农村，受众对于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多采取不接受或有选择的改造接受。 这里指出的不接受不是指对这种文化形态完全的拒绝。可能受经济、能力方面的制约，在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如果一旦条件成熟后，他们仍
乐于实践。譬如说，上面提到对精英文化的仿效，他们仍抱着看看而已的心态，现实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往的价值生活。在对自我条件的评估后有一个自我的平衡，但从农民工大举进城这一浪潮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也说明了向精英文化的渴求迈出了第一步吗? 在入户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个体间的联系相对于城市更为紧密，没有围墙的村落，切肤相息的环境，可以掌控的生活方式，这种个体的群体感会更强。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人际传播的传播效果要强于大众传播效果，因此相对与大众传播可能带来的压力，群体的压力可能会更为直接。媒介资源的相对匮乏、人际相对良好的固定可信赖的交往圈子，成为对不确定信息最好的评估途径，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的人，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精英文化”的无奈中，往往而会寻找相似背景中的“精英人物”。这一点在农村社会更为明显，但由于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群体性“空巢”，在某一特定城市或特定区域已出现了一个数量规模相对大而固定的群落，这种有规模的迁移，同时把农村已根深蒂固所培养的传播途径又迁移至城市的群落中延续，此时“精英人物”在城市的这个群落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也是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城市人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决定，只有在较单一的某一领域中会出现有领导性的人物给出意见，而这种领导人物可能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农村则不同，这种精英人物并不完全取决于此，相对更为复杂，其年龄、家庭沿袭地位、教育、人品都是形成领导者的条件，成为可信赖的对象的因素。一旦他们自己的
决策结果与周围的人或是所谓“精英人物”不一致时，他们会主动修正自己观点，向群体意志靠拢，不至于产生被思想孤立的不合群看法。而正是由于农村所产生的“精英人物”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其个人魅力具有一定的号召性和权威性，但就其思想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与其它人员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这些领导人物，为了保证自己的意见高出其它个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倾向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更多采纳大众传媒众的主流观点。这似乎又落入到笔者上文提到被文化霸权所控制的怪圈中。
在湖南最多的视觉宣传是位于家家户户大堂中央被高高悬贴的毛主席像，处于大众传媒地围裹和压力下，传统文化萎缩殆尽的现实里，在越来越看不懂的媒介为他们营造的氛围里，也许，只有深深地怀念毛主席。“毛主席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不只一户人家重复这样的话。也许，只有毛主席的光辉会能驱除那些阴暗和寒冷，还有那最多的不确定，不能掌握。这究竟是文化的复古?还是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壮的影像，图文的纪录带来憧憬的同时却无情牺牲了精髓中的灵动，应和着没有火药味的霸道，留给悲情村庄人们的却是“甜美”的陶醉，带着笑的嘴角边涌动着的是无病的呻吟，缚茧过后早已伤痕累累。“人是悬在有他自己所编织网中的动物”，有些宿命，有些苍茫，对于这座悲壮化的悲情村庄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大众媒介的自省与回归
大众媒介在农村宣传中，长期扮演或长期处于缺位的角色。农民受众长期处于知情权享有不充分的局面。殊不知，8亿农民足可以影响国家决
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民主机制。知情全市公民实现其民主权利的基础，享有同等的知情权，本就是应有的国民待遇。 人微也是人，言轻也要言。
1.降低有线电视的收费 增加宣传手段
据我们在乐园村的了解，乐园村每年有线电视的收费为120/年，如果不安装有线电视，村民家中只能收看湖南卫视和湖南经济这两个频道。但是每年120元的收费对于背负黄土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开支。由于在家大多为年老及年幼的村民，是最不能生产价值的生产者，所以这笔开支更为其生活雪上加霜。中青年的人员外出打工，他们对家中的娱乐消遣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并不太在意，使之往往成为忽视的对象。而在家的人员又顾及节省的原则，宁可舍弃本已不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试想，一个连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传播机构都不能收得到人，只能接受到地方信息的受众如何面对瞬息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何与外界沟通?更不用说把自己的需求反馈给媒体。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我安慰，把苦楚付之于仅有的几句埋怨之后也就一笑而过。交谈中，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是对自己某种权利的剥夺。
以乐园村为例，村委会订阅了《人民日报》、《科技报》等为数不多的报刊，且这些报刊都放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名义上村民可随时翻阅，但由于村民把村委会都作为解决纠纷的场所，一般轻易不愿进出来往，这一现象使原本就闭塞的乡村，其信息传播渠道一定程度又被堵塞了。针对以上两点，笔者有些建议：1)在调定有线电视收费的价格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要求，根据地方的不同经济水平，制定不同的收
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2)各地广电相关部门也应时常关心农民的业余生活。定期文化宣传下乡，文娱演出下乡，送电影下乡，把中央或地方的相关政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融进普通农民的生活。3)举办读书读报巡回展，选择适合于农民生活或农业耕作的相对浅显易懂的书，以图文并貌的方式介绍给农民朋友，弥补现今农村较单一的电视传播渠道，提高获取可用信息的传播效果。4)对于一些有条件的村镇，可以由地方政府、村委会补贴或自筹资金的方式成立以村为单位的图书室、活动室，让村民可自由借阅图书，养成村民阅读的习惯。此类图书室也可与村办小学合办，这样可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在书报的构成上，可适当减少党政的一些机关报，这些信息在一般电视上都会有介绍，且篇幅较长、内容相对枯燥。除了国家大事外，受众在选择时会偏向于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如税费、农产品价格、政务公开等，面对可自主选择阅读信息的报纸，受众可忽略不感兴趣的信息，这样只会造成可利用信息的相对重复阅读，造成不必要的厌倦感，并不适合一般农民的阅读口味。选择些大众化、通俗的读本，如《现代家庭》、《读者》、《大众卫生》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真正把实惠和温暖让位于民。
2.调整节目设置 增设农民频道
上文以从多方面论证了农民的角色分化已相当显着。尽管从户籍上看，许多离土不离乡甚至离土又离乡的非农业劳动者仍被我们称为农民，但他们内部已经表现出了很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向大众媒介警示，重视农村中各类受众的差别和变化，在不能简单地视农村受众为一个无差异
的群体。如果仍以传统的观念对待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将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
我们看到，农村中现在正在涌现一批高文化、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面对印刷媒介，相对固定及对受众有一定要求的媒介，能否把过于集中的关注匀一些给农村这片极具潜力又未曾大规模开垦的市场?对于喧嚣的白热化城市竞争，这恐怕就是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吧。 对于报纸和电视相对具优势的定位，以往广播对于农村受众多是一些法制、政策的宣传，对于打工群体也多是些援助、倾听的节目，在几年前又兴办了情感咨询等人性化的栏目，但始终把他们处于被说服、传授、同情的角色中，这些节目农民朋友在新奇一阵后也并不领情。面向农村受众，广播要扬长避短，发挥其服务性强的特点，多开办一些服务功能较强的节目是广播节目亟待突破的关键。比如对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常识、小窍门等等。
据了解，现在中央电视台有专门为农民朋友设置的栏目如《金土地》、《致富经》等，但在湖南农村受众对其极为冷淡，不知道的情况大有人在。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节目的内容，不外乎对成功者养殖或种植成功事例的报道，对农村新貌的宣传，对政策、法规的再宣传。更何况在乐园村148户被访人家中有138户人家有外出打工的人员，占总比例的93.24%。农耕人口的外流，真正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数骤降，收视群体也就随之下降了。而对于在家务农的受众，这些节目都注重对样板经验的报道，而对种植中或养殖中面临的问题，做什么好、怎么做、产品市场在哪、市场行情如何、所需的相关科技辅导怎么样、国家的相关法规
又是如何规定和保护的，没有一个系统的一条龙报道。忽视连续、追踪的系列报道，没有像对待像突发新闻的热情与敏感度，节目一直处于疲态，也就难怪观众不喜欢了。
在央视这一中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现有包括军事、西部、少儿等各类为不同受种群服务的频道。而唯独缺少了为8亿这一最大农民受众群所设立的农民频道。是否能够考虑为农民受众设立一个从多角度关注日益需求多样化的，但现仍旧处于“饥渴”状态下的农村市场受众的需求?培养一个日益成熟、民主、法律意识日益完善的新的中国受众群。 3.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平等
尽管现在互联网在农村并不普及，但网络走入农民的生活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显得不太现实。但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第四大媒体，网络媒介的交互式作用，提供、回收、反馈信息的能力比传统媒体胜出很多。而这种畅通的“高速公路”也是电视等媒介应当借鉴的。笔者认为，利用网络，现阶段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享受互联网上——话语的平等权。这对一个人，特别对一个弱势群体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身份并不重要，无论权贵与卑微，都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即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平等，虚拟的平等也是一种平等，这是在话语权上的平等。对相对弱势文化的扶持，对相对弱势群体的支撑，这是媒介和普通人在社会属性的一种自省与回归。农民朋友可以在论坛上发贴子，城市人也可以发贴子，在那里没有身份、职业的界限。其实更直白地说，现阶段其受众群还是城市人。但是这个渠道无疑是为城市与农村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特别是架起了青年人之间的
桥梁。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陌生而又未曾企及地方的关注，对国泰民生的关注，对整个中国的关注，把它称为修炼也不为过。使浮躁凌厉之气减少，在实际生活待人中更加宽容，多以宽容的心面对一切事物，平等意识变成自觉而自发的思想。对境遇甚忧的人，学会理解;对权贵，亦以平常心视之。学者平视，不俯视也不仰视。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踏实的成长。从“孙志刚案”，到“宝马体彩案”，这是对普通农民工，普通农民基本权力的捍卫与保护，这种声音倾尽肺腑之情，竭尽了舆论之能，肩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顽强于无畏，让人震撼于深水之下岩浆急剧翻滚和愤怒咆哮的力量，更让人看到了媒介应有的力量，正在的成长。经历了这一巨大变革的新受众必将对媒介有着新的接触态度与评价，必将会对媒介产生新的需求，必将会给媒介带来新的生长点。 结 语
对于相对落后于都市的农村来说，这种展示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空间、别样的一种理念，因此它又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乡村文化相比之下也已泛晕黄昏，但请不要忘记，黄昏后的夕阳却是最为灿烂，最为挥之不去的印记。
我们不可否认，大众媒介进入农村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革新。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撤乡建镇是调整城乡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而与此相对应的，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大众文化的一定程度的“侵蚀”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媒介众多的
今天，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特别是对于为此付出过代价的农村受众，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考虑他们的实际利益，充分解释信息，给予应有的知情权来得比什幺都重要。村庄其实不是悲情的，是赋予的过程显得稍许悲壮，任何的变革都需要最后的悲壮，也许悲壮才会牢记。望着即将空巢的村庄，“仓惶而逃”的过客，没有精神依托的悲情生态，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这是我所希望的理想化的大众媒介。 参考书目：
1、《在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陈龙著，学林出版社
2、《大众传媒与农村》，方小红著，中华书局
3、《穷人与富人》，李银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现实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现如今，大众传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它一点点的对我们的生活状态进行侵蚀和吞并，又因为传媒本身所具有的对观众猎奇和揭秘等心理上的略微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知其不宜反而近而近之，当然，受众的程度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媒介也之所以存在着，它对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也是无可争议的。
大家都了解，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经济在政治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充实着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要享受生活而从不是仅仅想要生存，所以金钱的诱惑越来越成为我们多数人的不二追求，当然还有其他生活的享受，但那当然也就只有少数人去做了。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电视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到游戏娱乐时代及观众，只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便风靡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它是我们很畏惧的一件事，当然电视也略微的逐渐取代了别的传播介质，因着它的及时性、全面性、迅速性和对于人们的方便性等从而在媒体介质中独领风骚，人们可以边吃着，边喝着，边打扫卫生等就可以轻松的浏览这一切作为信息植入我们的大脑之中，所以更多的人在其中享受这一种足不出户的快乐，从而有更多的人晋级成为“土豆沙发”或“电视人”等等，媒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在利益的趋势下迅速的失去了传统的电视媒介本该有的一些东西，我不敢断言现在我们所看到电视节目均是背后无比强大的利益在掌权，但现在的电视节目大多给我们之中的参与者是巨额的奖励，他们以此为诱饵，在进行着他们的节目。从语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性格，从电视节目看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不仅如此，电视节目还可以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导向，引导受众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节目首先是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在其范围内可以产生传播功效。娱乐节目作为一种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和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不可否认也扮演着传播思想，推销观点的角色。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也习惯了用媒介传播的“信息”作为判断标准去认识我们客观的生活环境。因此，电视节目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背后作引导，不明白它要传播的核心是什么，最终会“告知”给人们一些错误的认识，传播一种不正确的思想，从而带来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不利于整个社会健康、良性地发展。在娱乐节目中，娱乐是应该的，搞笑也是可以的。但有些娱乐节目不止是搞笑和娱乐了，而完全是在游戏人的情感。它希望你笑，胜过无数。这样的无聊文化导致的娱乐元素在当今的社会表现得很明显。所以，我想说在一个不正确的思想背景下作一些被娱乐化的电视节目，而它们只是想要取悦于观众来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从而在获得更多的利益的话，这样的恶性循环，虽然两方都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但要是一方只要收视率，只要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一方只是面对电视屏幕笑的话，那么我们真要想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了?
对于传媒的真正价值，我只能略说一二，所以在此借用喻国明老师《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中的话来阐述我想说的观点，“传媒在市场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地凝聚起目标受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其所凝聚的那群具有某种社会行动能力的目标受众了解社会、判断社会乃至作出决策、付诸实践的信息来源和资讯解析的“支点”。更通俗地说，传媒作为一项产业的市场价值在于， 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喻老师说的略微专业不过当我们结合现当代的经济基础和传媒介质的取向，以及观众受众的程度来看的吧，也就理解点了。我们要明白传媒的核心价值，寻找人们关注的凝聚点和电视节目的取向，从而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人们对传媒的一个新的认识，而不仅仅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真正融合的东西是不会永远不会分离的，但我们也要懂得怎样在其中取舍，就像电视节目一样，什么东西可以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下运用而生的被取代掉，那些东西是无论外界是怎样个状态，只需要吸收点新的血液，它还是应该保持原有的核心价值。这个很重要。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正走向粗鄙化，即粗糙、粗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的电视节目真的是不伦不类，缺少文化气息。”所以我想我们该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或想点什么了，这样的风气已经形成，在这里我不想说这是什么经济或者利益趋势着它的，因为它们本身也是让我们幸福的东西，我们或许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我们可以改变它，我想说三点，第一：必须全新提高受众者的综合素养，因为再好再烂的传播媒介没有了观众，它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从受众开始。第二：必须全新的去认识和理解传播介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取缔我们需要的新鲜血液要让它像我们的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也只有更好的去认知和理解它，我们才可以知道它是什么，那么之后的就不难了。第三 ：必须要有一个崭新的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和新型的团队为底蕴为支撑，不然就无法将传播媒介推向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竟而前行缓慢。
10级 编导一班
吴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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