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 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 [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07(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 [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 [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基本信息 个人成就
主要成就：《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个人概况
本名：汪曾祺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江苏省高邮市出生时间：1920年3月5日去世时间：1997年5月16日 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等 其他信息
职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目录
1人物生平 2历史评价 3亲属成员 4主要作品 5文学特点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汪曾祺 汪曾祺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汪曾祺 汪曾祺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汪曾祺 汪曾祺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汪曾祺 汪曾祺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汪曾祺 汪曾祺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1]
历史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汪曾祺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3](中国作家网评)
亲属成员
祖父 汪嘉勋 字铭甫，曾中过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折叠编辑本段文学特点
折叠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小说中，作者所抒之“情”便成为小说的内在“线索”。叙事之中有抒情，用抒情的笔调来叙事是他一贯的追求。通读汪曾祺的小说，便会发现作者的抒情是借助了多种手法来实现的，正是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小说独具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抒情特征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以短篇见长，文体上同时兼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小说淡化故事情节，常运用散文、随笔的笔调，向读者述说优美动人的故事。因此，抒情成为他的小说的一大鲜明特征，他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称自己“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他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①
汪曾祺生活在一个极富艺术气息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到慈爱的祖父和多才多艺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他无形中养成一种“名士气”。他从小便有了一颗善于发现美、领悟美的敏感心灵，使得他对生活更多的怀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境遇颇为不顺，但他用“随遇而安”来解释自己能够支撑过来的原因，并且还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②
这种生活经历以及因此而养成的人生态度，使他在创作时自然而然的运用了抒情的笔调去发现生活的美，诗意的人生。他要让他的小说“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③从这种创作态度出发，作者或抒发对自然、人性的赞美之情，或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但他总是在“情”与“景”与“境”的融合中去抒情，使感情显得含蓄而温婉。
针对汪曾祺在小说中散发出的这些抒情色彩，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归纳和论述其小说创作中的抒情特征：
一、“童年视角”下的情感注入
“文章淡淡忆儿时”，汪曾祺文学的创作大部分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他甚至说“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④从这种创作观出发，他的小说常常采用了“童年视角”的叙事立场，使文章蕴含的感情显得含蓄而凝练，隽永而意味深长。
所谓“童年视角”就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借助于儿童眼光，用儿童独特和好奇的感受去表现我们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保证作品既不失客观真实色调，又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面貌” 。⑤
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受戒》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里，作者的叙事采用了童年视角，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也都表现出了天真、纯洁的儿童眼光。
《受戒》中，作者是以小明子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角
度完成对全篇的结构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是以小明子的角度来叙事的。作者通过他描写了在去“菩提庵”的路上所看到的景象，与小英子的初次相遇的情形以及菩提庵中的和尚们的世俗生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又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将善因寺的里里外外和明子受戒的过程展现出来的。在小明子和小英子的眼中，菩提庵不过是一个童年游玩的好去处，那里面没有禁忌，没有约束，人性在此间得到了自由伸展。正是因为汪曾祺运用了童年视角，他才能将一个人生之梦写得如此温暖纯净，如此让人心醉。
当然，汪曾祺并不是一味地专注于桃花源般的诗意描写，同样是采用童年视角的小说，《黄油烙饼》和《虐猫》就比《受戒》和《大淖记事》多了一份沉重感，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文革”题材的《虐猫》中，作者将当时的社会大事件只作为背景，以童年视角讲述了几个儿童童年时期的荒唐闹剧。小说篇幅很短，主要是描写他们怎样“虐猫”，只在开头和结尾加入了李小斌爸爸的遭遇和结局。猫之于这几个儿童犹如李小斌父亲之于那个疯狂的社会。汪曾祺以童年视角来审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他把那个特殊时代的场景嵌入到孩子的眼睛中，以孩子天真的眼光和幼稚的心理与那个特定年代历史场景之间形成巨大落差。这类小说因为童年视角的采用，作品题材即使压抑，仍能让人感觉出行文的轻松随
意，但掩卷之后，我们不禁体会到作者难言的悲痛和控诉。
总之，汪曾祺通过“回忆”，以一位过来人的角度把现实生活通过儿童简单、朴素、纯真的心灵加以反映，使小说似乎只是将事物表面的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读者通过阅读，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发掘这种隐藏在表面现象中的真实，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能更真切地体会事情的本质，作者所寄予的感情也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激荡着汹涌的暗潮。
可以说，汪曾祺作品中寄予的感情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风俗画描写”中的情感表达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情、景是合而为一的，写景既是写人，写人也是抒情。当他擎着《受戒》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一方面是小说中那种久违的“别一种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的那种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不禁让人们惊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可以说，汪曾祺在创作中常常是把感情的抒发融入到对故乡风俗画的展示，对故乡自然景色的描写中的。汪曾祺从小就喜欢东走西看，放学回家一路上的景象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他爱看风俗画、喜欢读讲风俗的书，还爱读竹枝词，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并说“小说里有些风俗画的成分，“是很自然的”。
⑥
可以说，作者对故乡苏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是烂熟于心的，当重返文坛后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涌入笔底时，他不经意间就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融进了故事、人物，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于是，对于风俗的描写与展示就成了作者抒情的另一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淖记事》，小说开篇以地名入手，先写“淖”字的由来，接着叙说其周边人事，有对“鸡鸭炕房”、浆坊的描写，有对锡匠们的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对轮船公司东头那群挑夫的生活尤其是婚俗，作者更是不惜笔墨：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作者在此以这种风俗的展示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文中，他还写到正因为这种风俗，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他又跟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我们不妨再看他的另一篇小说《薛大娘》，作品描写了
一位以给青年男女拉关系为“副业”的薛大娘，她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并且把自己也“介绍了出去”。她的行为让人瞠目结舌，但她仍旧毫不在乎。文章结尾，作者加了一段议论性的结尾：“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由此，再联系《大淖记事》中的风俗，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人性健康的向往、对合乎自然的感情的讴歌!
汪曾祺正是通过这种“直奔故乡”的手法，将他对人物的感情、生活的感悟放在了“故乡”这一大背景下来展开，通过对故乡的自然景色、乡风民俗的展示，表达对人情人事的追忆与怀念，抒发对故乡的挚爱与眷恋。
三、情感“和谐”的美学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但是他所抒发的这种情感是含蓄而隽永的，是“节制”的，这与他的“和谐”的审美理想是分不开的。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人际关系的和谐、风土民情的和谐、生活状态的和谐。在作者眼里，“和谐”是一种审美观，一种文化观，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心境，一种在对世事体认基础上形成的生活心态。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作者的感情在抒发之前往往经过了净化。
作品中无论题材是“悲剧性”的还是充满“欢乐”因子
的，汪曾祺处理得当，“悲”“喜”交织，“苦”“乐”交融，在含蓄而节制的叙述中显露出作者的爱憎。他笔下的人物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于是，民间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了趣味，俨然成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小说《受戒》，是反映旧社会的，但相比于其他诸如“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描写旧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汪曾祺则认为“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快乐的”。他自己说《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⑦它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
在一些即使是过于悲伤、阴暗的作品中，他也会用他特有的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自有一番坐观云起的达观。例如在《故里三陈陈泥鳅》里，他主要讲的是陈泥鳅的扶危济困和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情谊，而将小人物生活的艰难隐藏于这种感情之下，通过阅读，读者更多的感受到的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间的温暖。
在《岁寒三友》中，作者更是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描写到了极致。朋友之间的和衷共济才是作者要表现的主题。“那浓厚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足以使冷中生暖，暗中闪光，平中出奇，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愿望”。⑧
“可能源于对小说风土人情的关注与热爱，力图审美而
不是审丑，成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主要观察点。„„他总是在极力回避，即使对丑恶的鞭挞也不是尖利的，明确的，而带着浓厚的‘温柔敦厚’气息，很好的继承了沈从文行文含蓄冲淡的风格。”⑩
总之，受到“和谐”的创作观的影响，汪曾祺在小说中的抒情是含蓄的、冲和而平淡的。
四、结语
汪曾祺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爱人”思想，表现了其重人情、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的朴素的人道主义。他以一颗仁爱之心来体察这个世界，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小人物的欢乐与苦痛，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渗入了他自己真真切切的人生感悟与情感，使文章融情于景、于境，使得抒情别具风格，这或许也正是他的小说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③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40;240. ②汪曾祺.随遇而安[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55. 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国风文存总序(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4. ⑤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3.
⑥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04. ⑦汪曾祺.关于《受戒》[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01. ⑧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161. 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8.
谈《受戒》——宛如邻家一曲歌
关键词：感情基调 语言风格 人物性格 情感挖掘 美的对比表现 内容提要：《受戒》是汪曾祺先生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清新淡雅自然朴素的语言风格为人称道。他曾说：“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是他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本文试图通过对《受戒》这一小说的品读，体会人物形象，赏析他的语言和感情基调，略谈文中涉及到的民俗和情感的表现。
还得第一次看《受戒》，在初中一个假日的下午，有着懒懒散散让人晕眩的阳光。空气里弥漫着百无聊赖的味道，我在书柜里翻找，翻开一本《现当代名家作品选》，顺势就趴在床上看了起来。在那个静谧的水城，少女隔水抛过的莲蓬在日光里放肆的明亮。在明海与英子荸荠田的嬉戏里，我忘记了窗外闷热的天，聒噪的蝉。只记得一只水鸟扑鲁扑鲁地飞过，翅膀扇动着湿的，带着淡淡腥味的芦苇风。一阵一阵芦苇风荡漾过来，往脑子里灌注着清新的氧气。
语言风格。
《受戒》——一幅清新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明丽而生动，角落里带着点点墨渍，却给画面添了几分耐人寻味的真实感。平平静静的写意，骨子里却又带着看似绵薄的力量。合上画卷，最后在心里回荡着的是恬恬淡淡的荸荠的清甜。正如作者所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正是这样一部诠释着独特美感的作品。情节多以对话形式进行，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小说将复杂的语言通过人物的对话表达出来，简练而生动。语言平实，不加矫饰。长短句错落有致，通俗而有趣。
感情基调。
汪曾祺的小说，读来有一种沈从文的味道，他笔下的庵赵庄就像《边城》里的凤凰，是一座被水浸润包孕着的小城。作者始终是用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调来书写。老实说，有些小说读起来是很吃力的，它在发现丑陋抨击社会现实的同时，一点一点地刺杀了读者审美的愉悦。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黒孩的遭遇给人一种施虐与受虐的痛楚，而红高粱里的活剥人皮，则让人从骨子里感到战栗。虽然悲剧艺术历来被称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正剧，但是这样的作品读完是不轻松的，它让人在受到故事的震动之后，最后留下满腔的震撼和悲悯，仿佛咀嚼着陈年的老茶，苦味涩味充斥着口腔的每一个细胞。然而，《受戒》正是这沉重逼仄中的一种点缀，一缕钻入鼻息的爽风。。
对美的表现。
美与俗的对比。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这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一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而汪先生笔锋一转说道：“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将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化为正常的逻辑，平平淡淡地渲染开——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了。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这几句话的自然流露，将出“婊子”，出“和尚”这些原本会让人尴尬的字眼，与“箍桶的”“弹棉花”“画匠”这些普通的民间艺术相提并论，混淆了他们的界限。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丽。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是一味的摆出高姿态去批判，而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对他们有所讽刺，而更深刻的是从这些风俗里提炼出人性的美好。
对情感的挖掘。
初恋是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感，汪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明海和英子正给人这样一种青涩的美好。关于初恋，有许多让人记忆深刻的东西，正如前段时间风靡的《初恋这件小事》，亲手种的白玫瑰，咬了一口的苹果，贴满照片的日记本，构成了初恋的框架，让人过目难忘良多感触。而《受戒》中，这种朦胧情感的表述淡到了极致。小到仅仅是一个动作：“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小到仅仅是一句话。当明子的打场号子响彻谷场时，“小英子非常骄傲地说：‘一十三省数第一!’”。小到仅仅是一串小小的脚印。英子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这种痒痒的感觉搞乱了小和尚的心，透过小和尚也给我们一阵悸动。
这一部闲适清雅的作品，这些语言和情感，艺术表现都实现了互相的渗透。最后，小和尚还是烧了戒疤。在受戒之后，英子大胆的说出要给明海当老婆，明海害羞地默许。回到庵赵庄，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明海和英子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片水乡，船桨拨动水花哗啦哗啦的乐音里，有两个少年，活在他们的自己的朦胧世界里，却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
就像是邻家小儿女嬉戏哼唱的一曲婉歌，《受戒》没有华丽的伴奏，没有高超的演绎，就像拨浪鼓中声的梦呓，温温软软，荡进了心底最柔软的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