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究竟是什么

第1篇：爱究竟是什么

宪法究竟是什么

摘 要：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法律体系的组成和协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概念的探讨一直在延续，始终没有一个形成各方可以接受的观点。本文立足于揭示现有宪法概念存在的历史局限和地域界限，旨在尝试提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宪法概念。

关键词：近代宪法;宪法价值;现代宪法

作者简介：黄银龙(1975-)，男，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四级律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重新研究宪法概念的意义

(一)宪法概念的重新厘定，旨在确定宪法的研究范围，建立起科学的宪法理论体系。作为一项法律体系中的部分法，宪法应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正确的宪法概念确定，有助于我们有效认识宪法需要研究的对象。

(二)宪法概念的重新确定，有助于我们揭示宪法的本质。宪法作为一部门法，其真实的本质显然不是只有一般意义上“法”的意义。一个宪法概念的揭示，其最终的目的必须要有助于我们对宪法本质的认识。

(三)宪法概念的重新认定，有助于我们建立起科学的宪法分类体系。现有宪法概念宥于近代宪法观念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宪法现象和现代意义的宪法发展无法关照，其显然犯了历史局限性的错误，不利于宪法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

二、宪法概念的历史梳理

(一)古代意义的宪法——对古代有无宪法的回应

古希腊著名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各国宪法》中最早使用宪法一词，并在汇集158个城邦国家法律的基础之上，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分成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权限的法律。此时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

汉语世界里的“宪法”一词的出现要比希腊和罗马早得多。汉语“宪法”二字有两种意思要加以注意：一是古汉语中的语义;二是现代汉语的表达。关于汉语中的“宪”字，以下的话经常为中国宪法教科书所引用：“率作兴事，慎乃宪”(《尚书·益稷》);“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尚书·胤征》);“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等等。

从以上中外古代宪法的资料记载来看，抛开近代宪法的价值不论，我们看出古代是存在宪法的。王人博教授认为，“把中国古典的‘宪法’解释为一种王权体制下的制度，或是特指君王的典章或法律是没有大错的。”由此，我们回答了古代是有宪法的，从而也解决了现有的经典宪法定义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问题。

(二)近代意义的宪法——对中国宪法概念发展与国外宪法概念的比较

按照学术的通说，近代意义的宪法发轫于英国，其标志性事件是1689年发生的光荣革命，确立了《权利法案》，在宪法意义上规范和限制了王权，重新调整贵族与英王之间的权力。由此，我们认为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后，随着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深入开展，宪法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开始确立，在法国以《人权宣言》而宣告天赋人权;在美国1789年《权利法案》宣告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和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宪法的价值评判标准，建立起以宪法的价值要求来评判一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宪法。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如上分析的“宪法”一词在中国古己有之，但含义一般为法律。作为与近代西方流行的宪法意义相同的则是在1908年9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才成为我国官方的正式用语。学术界，对中国宪法史的研究，通常界定为近代开始。应该说，从开始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宪法没有自己的特色，其定义基本上移植了西方宪法概念，主要强调的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论述的调控国家制度、政府机构及人民权利等内涵。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宪法的概念有了较大发展，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摘录几位学者传统意义上有关宪法概念的观点进行探讨。吴家麟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魏定仁认为：“宪法是法的组成部分，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各学者对宪法概念作出的定义，笔者基本上将其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宪法具有根本法的性质;第二，宪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第三，宪法的工具性色彩浓厚;第四，宪法的调整内容主要是规定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

从传统意义上对宪法概念特征的概括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其极具中国特色的。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统帅其他部门法的功能，也是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特征;其次，宪法的阶级性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曾经长期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所改变;再次，统治者把宪法看成是统治人民的工具，从而导致了宪法的工具性色彩极其浓厚;最后，从宪法调整的内容上看，作出了对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也说明了我国宪法追求国家本位主义的指导思想。

西方学者对宪法概念作出的定义。在西方不同的宪法概念的内涵中，为较多西方宪法定义者所认同的成分是宪法对国家政体的规定。此外，还有较多概念在强调宪法规定国家政体(国家机构及其权力运行)的同时，还强调宪法对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如S·E·芬纳认为：“宪法就是在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之间分配职能、权利和义务，规定政府同群众关系的法典。”英国学者戴雪在他的《英宪精义》中说：“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根本规则与法律。”另外，在“规定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这一内涵成分中，许多西方学者尤其强调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功能，并把宪法看成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的产物。

(三)现代意义的宪法——中国宪法学界的新探索

关于近代意义宪法的起始点，学界有比较明确的定论，那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西方宪法概念至今未有大的变化，而中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概念的重新认识则是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解放思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依法治国等社会背景下，学者才开始对宪法概念的进一步探索，所以在此必须明确的本文指的现代宪法是特指改革开放后，中国宪法概念的变迁史，我们仅就中国宪法概念的探索作出梳理。尹德龙教授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行使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胡弘弘教授认为，“宪法是确立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根本法。”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

从诸多学者对宪法概念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宪法概念原有的阶级性、工具性已经荡然无存，根本属性的提法依然可见，但在调整内容的限制下，根本性有了更高的价值内涵。笔者认为，在宪法学界，学者已经逐渐从以研究阶级关系为重点转向研究国家的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及其分配为重点，涉及到宪法所调整的主要对象及实质性内容，触及到了宪法的本质，从而使宪法学长期为阶级斗争服务转移到为民主法制建设上来。

三、宪法概念的重构

针对众多突破传统宪法概念提出的新宪法概念，笔者进行简要的分析，确立3项基本标准，第一，新宪法概念需突破历史的局限性，要以唯物历史观来对宪法概念作出正确的定义，这一标准要求我们在宪法概念中不应掺有价值因素;第二，新宪法概念需要突破地域局限性，要以全面的全球化视角来对宪法概念进行考量。第三，宪法这个概念要突破规范国家权力这个框，而回归到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本质。

多位学者将宪法概念确定为根本法的性质，这在中国的语境下自然是行得通，可是我们将此概念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那么此概念会将一批外国宪法，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英国宪法被排除在其所谓的“宪法”之外。笔者认为只有刘茂林教授对宪法概念的定义抓住了宪法的本质，克服了原有对宪法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和地域狭隘性，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共同体规则并建立宪法秩序的高度来界定宪法，其对宪法概念进行的高度抽象概括回答了不同历史类型、不同国别的宪法所共同包含的最基本内容或所要解决的最根本性问题。

虽然众多学者对宪法概念的定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并且许多概念定义也十分新颖，但是宪法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有学者认为“什么是宪法”这个命题也许永远是没有答案，还有的学者认为自己根本回答不出“宪法是什么”这个命题，只能从宪法的目的来进行梳理，宪法的目的包括适当地限制公共权力，以及切实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体现上述价值目标的文本，不管它叫什么，叫不叫宪法，我们都可称之为宪法。

作者：黄银龙

第2篇：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干扰视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愤,也引起人们思考。为什么一向标榜“真实客观”的西方新闻界和媒体,竟然如此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制造出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难道仅仅是其偶尔失误和不慎造成的吗?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这次歪曲失实报道中的种种手段来看,这绝不是偶尔失误和不慎。其实,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这次拙劣的表演,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新闻观支配的,这是西方新闻观虚伪性、欺骗性的一次大暴露,对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是极为深刻的反面教材,对那些崇拜西方新闻观,不加分析地相信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人是一个警醒。为此,有必要弄清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由此打破对西方新闻观的迷信,搞清为什么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绝不能盲从西方的新闻观。

一、新闻是什么,新闻的本质是什么

新闻是什么?在新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如,新闻是新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新闻是最近报道的事情;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认识新闻事物、现象,会对新闻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强调新闻是事情的报道,或者说是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真实性或者说客观性是新闻的一个本质属性。关于新闻的客观属性的认识,是人们从近代新闻发展中得出的一个普遍性结论。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尽管西方新闻媒体出现得要早些,但是,关于新闻的真实性的理论认识并不是西方新闻学的专利。遵守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工作的通则。但是,仅仅认识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够的,新闻产生于人们沟通和了解情况的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逐步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的宣传手段和舆论工具,这就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机构在新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价值立场,即反映一定政治集团的意志,维护某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长期以来,西方新闻学和舆论界不愿公开承认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用所谓“客观公正”标榜自己。这不过是为自己取得最大新闻效应和利益而进行的包装。

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的重要本质属性。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以各种形式代表或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新闻媒体自出现以来,从没有超出意识形态属性,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政党等总是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力量,通过或明或暗、直接间接的办法,影响、掌握、控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和评论,传播本阶级的、本集团的、本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力图使之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体既是政党和政府实现政治目的、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也是公民表达民意、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一条主要渠道。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们都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当今西方的主流媒体就是所谓“主流社会”的舆论工具。这个“主流社会”当然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而不可能是全体人民。

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不讲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不尊重新闻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但是,真实性或客观性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新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它的本质属性。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也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客观性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的全部,也不能反映西方媒体的根本立场

近些年来,有些人只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而不讲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一提起西方新闻,一讲到西方媒体,不少人就以为,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是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是作为一种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种权力”,用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新闻报道遵循的是客观性原则,是自由的;西方新闻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有些人虽然认识到西方新闻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服务,但却不承认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么看待西方新闻和西方新闻媒体,既不客观,也不正确。

1.西方媒体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西方新闻媒体的产生几乎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步,是催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新闻媒体要求所谓“新闻自由”,是资本主义早期作为对旧统治者的权力抗争,而不是针对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新闻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在现实社会中,它是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而从根本上说,它不会代表全体人民,更不会代表弱势群体,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新闻界)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西方执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加工”新闻,隐瞒、掩盖消息来控制舆论。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不就是由军方一手掌控的吗?

在美国,由于政党和媒体都有左、右两派,民主、共和两个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媒体看似相互监督,实则是为不同政党服务的工具,目的主要不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为政党轮替服务。其它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媒体,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的。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

2.西方新闻标榜“真实客观”,但这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西方新闻学中的客观报道理论标榜的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客观公正”地反映新闻事实。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无不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党派的烙印和影响。西方新闻一方面竭力否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和倾向性,标榜“中立”、“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在新闻实践中却尽量罗列一些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这种所谓“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在国际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新闻现象的核心是,批评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相异的国家、政党和政府时,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当今世界,由于国际新闻报道基本上为西方跨国通讯社所垄断,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新闻价值观来筛选的,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多是片面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有意歪曲和严重失实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在对我国3月14日拉萨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歪曲和失实。比如,一些西方媒体这样介绍西藏的历史背景:“西藏在1951年被中国正式吞并”或者“西藏在中国入侵前享有事实上的独立”。这些完全错误的“历史介绍”是对历史的蓄意编造,是对不了解西藏历史的西方普通读者的恶意误导。又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BBC等大量的报道来自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根本不是现场的采访。再如,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渲染所谓的“镇压”,甚至将拍摄于尼泊尔的图片硬安到中国头上。这种违背事实的恶意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造假报道,既暴露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也揭露了西方媒体一向标榜“客观报道”的虚伪本质。西方一些媒体这次的严重失实和歪曲报道,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他们使用双重标准的不满,“做人不能太CNN!”这句网上流行语,就很直观地表达了人们对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和对其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原则的嘲讽。

3.西方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虚伪性。“新闻自由”被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府大肆鼓吹。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了近代西方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西方“新闻自由”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美好和完善。西方新闻媒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竞争和垄断的加剧,这些私营企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报系和垄断财团手中,成了他们盈利的工具。例如,美国有100多个报业集团,其中最大的13家报业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大多数报纸。这些集团的后面是金融资本财团,它们的经济实力极为雄厚,拥有无可抗争的控制力,这些财团或直接收买、或控股参与,控制多家传播媒介机构集团,使它们成为为自己表达意见、赢得利润的最佳通道。在西方,垄断资本家由于拥有了新闻媒体,也就有了“新闻自由”,即打击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所不用其极。这充分说明它们的“新闻自由”是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民和国家进行诋毁、诬蔑的“自由”。他们从未用这样的手法对待过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种“自由”是非常不道德的,是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并不尊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任意裁剪事实、不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歪曲事实的自由。此外,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根本不是普遍的自由,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比如美国宪法就明文规定,在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必须绝对服从政府;日本政府没有管理新闻的机构,但在新闻自律机构内部却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西方对外总是宣称其“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超阶级的自由。但是,我们透过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就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在不损害其资本主义统治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歪曲事实、置生命和人权于不顾的新闻自由。比如,伊拉克战争前,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所谓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庇护基地组织,结果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伊拉克战争却使几十万伊拉克人民死于战火。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是多么的虚伪。

在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使新闻事业几乎被垄断财团所控制,各财团之间为了经济政治等利益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西方新闻媒体之间的相互争论、攻讦、揭短,甚至谩骂的现象就是西方权力斗争的反映。这种现象给人以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假象,西方称此为“新闻自由”,其实这正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治国在新闻上的反映。不过,西方新闻媒体内部无论斗争多么激烈,有一点是始终坚持的,就是不危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所有新闻媒体的立场是一致的。

4.所谓媒体是“第四种权力”,并不能掩盖西方新闻媒体为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服务的工具性本质。从西方新闻史来看,尽管在法律上规定报纸的独立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报纸并不是单纯传播和报道新闻的媒介,而是政党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特别是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各个政党为了夺取国家政权,纷纷通过拉拢、供养报纸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正如美国学者布莱耶所说:“报纸继续作为主要政党机关报,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刊登新闻,报纸反映并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恶斗。”在政党报纸的巅峰时期,每个政党几乎都豢养了大量的报纸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在政党的操纵下,报纸之间的争斗甚至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这充分体现了报纸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新闻宣传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新闻机构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是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表面上新闻媒体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第四种权力”,既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如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为政府和政党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的独立地位有名无实。比如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垄断经营愈演愈烈,时代华纳、迪士尼和新闻集团三大传媒巨头几乎分割了美国的绝大部分传媒机构。这些传媒巨头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上的支持,往往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很难保持完全的“独立”,是不会对政府提出严厉批评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新闻媒体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者根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只不过他们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否认新闻媒体的这种工具性,鼓吹其享有所谓不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第四种权力”地位。

5.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一些媒体常常把奇异性和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媒体的市场属性很浓。西方新闻媒体是为私人资本家所有,实行的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垄断化的新闻体制,这使得西方新闻、言论丧失了公正、独立、客观的原则。在市场化、商业化、垄断化日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体为追求盈利,大量刊发黄色、庸俗、低级、暴力等内容,严重危害公共道德和社会风俗;绝大多数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滥用“新闻自由”,不能真正履行对公众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西方新闻体制造成的痼疾。在这种新闻体制下,西方媒体常常把冲突性、奇异性、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这在美国“黄色新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形成两种突出的倾向:一是渲染消极现象。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戏剧效果,往往把注意力放到暴力、色情、金钱、丑闻和怪异现象上,越是消极现象,就越是得到大肆渲染,于是,“报忧不报喜”成了正常现象,“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二是忽视深层问题。媒体一味追求眼前发生的昙花一现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无暇顾及社会深层存在的弊端和痼疾,只有等到这些弊端和痼疾经年形成爆炸性问题后才得到报道。这些倾向的出现是西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必然结果。

三、西方新闻观已对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长期左右我国新闻宣传的极“左”新闻理论和灌输模式被破除,一段时间里,新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尚未确立起来,致使我国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部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观涌入中国,在实践上给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所谓“客观公正”为新闻理念,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能正确地坚持和理解弘扬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媒体受西方所谓“客观公正”等新闻观的影响,对我国提倡的正面宣传不屑一顾,认为正面宣传是“奉命作文”,不是“真正的新闻报道”;有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从而弱化了媒体功能。实际上,正面报道一样要遵守新闻规律,一样需要激情和热情,一样需要深入和改进。但是,在一些人那里,由于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对待正面宣传上,总是简单应付,敷衍了事;在改进正面宣传上,不肯积极主动,下功夫不多,致使正面宣传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情况时常出现。

其二,媚俗、炒作、造假屡禁不止,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市报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国媒体逐渐进入市场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媒体把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奉若神明,在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大肆刊发媚俗报道,竞相“刨粪”,炒作所谓新闻热点,不少报纸成了低级庸俗趣味的传播场所。比如,去年从“杨丽娟事件”到“华南虎事件”,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制造的这一系列所谓热点,都难脱媚俗、炒作之嫌。一些媒体掉进了西方那种靠搞猎奇性、煽动性的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的泥沼中。此外,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现象屡禁不止,这从近年披露一些重大虚假新闻中可见一斑。从根本上说,媒体中的这些媚俗、炒作、造假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反映的也是新闻观问题。

其三,追求新闻娱乐化,迷失了应负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是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理念的驱动下传媒实务领域发生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将名人趣事、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报道的一个重点,强调故事性和事件的煽情效果,用戏剧或文学创作的手法描述新闻过程,片面追求报道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西方的这种新闻观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也出现了盲目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倾向。比如,去年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跟进报道的“钉子户”事件,就有“新闻娱乐化”的倾向。一些媒体在此事的报道中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使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

其四,一些媒体常刮“唱衰”之风。西方媒体一向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第四种权力”,为发挥其所谓“环境监控”与“社会预警”的功能,往往睁大眼睛搜寻阴暗面,把报道社会负面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西方新闻观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所谓“客观报道一切”旗号,极力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大肆刊发负面新闻,常刮“唱衰”之风,好像不能从大好形势中挑出毛病来,就是“失职”,没有负面效应就失去了其“公正性”。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奉行的一种所谓“媒体价值论”的核心。

以上这些错误的新闻观和消极现象的出现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必要,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非常重要。

四、尊重新闻规律,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在我国,新闻事业与我们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舆论对于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宣传中,媒体如果对新闻观把握不当,那么就无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树立科学的新闻观是关系到媒体能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

1.坚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首先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我国的新闻宣传曾受苏联那一套“左”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的影响比较大,一味地强调“灌输”,搞“假大空”宣传,甚至为狂热的浮夸风呐喊助威。“文革”中,媒体更是成了“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丧失了发扬真理主持正义的职业精神,改变了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性质。我们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吸取极“左”时期的教训,从思想上坚决抵制和破除过去那一套“左”的做法和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一味地跟在西方人后面跑,惟“洋教条”是从。我们承认西方是现代新闻的发源地,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经验,其中不少也反映了新闻的一般规律,如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等,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认真把握的。但是,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和做法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过去,我国的新闻界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西方的一些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对我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媒体人把西方的那一套当作“金科玉律”。但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按中国的国情来办,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又要正视不同国家中新闻的特性。因此,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坚决地破除一切“洋教条”,即在实践中不能按照西方的套路走,必须在我国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

2.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中国主体意识”。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我们在新闻宣传中不断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媒体要注意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即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否则就不能明辨是非。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观,即认为中国发展是不可思议和不合逻辑的。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奉行这样的逻辑:“自己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民族主义;自己的是哲学思想,别人的是意识形态”。对于这样的观点和逻辑,我们的媒体应予驳斥。与此同时,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还要求我们的媒体要不断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着其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大,形成了一种以强凌弱的“话语霸权”,肆意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动辄以所谓“人权”、“环保”为幌子,蛮横指责发展中国家这也违反“人权”,那也破坏“环保”,以达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媒体应有清醒的认识。

3.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政治家办报意识”。当前,我国一些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中政治意识不强。这主要表现在导向意识上还不够强,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把关不严;政治理论的素养不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不深;群众观点、实践观点还不够深入,普遍存在着肤浅、浮躁的现象;自觉遵守宣传纪律的态度还不够坚决,违规操作时有发生;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编辑、记者对自己要求不严,标准不高,在舆论监督方面,个别记者的发稿动机还不够纯正,甚至假公济私,以稿谋私,把个人的好恶、恩怨掺杂其中。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化坚持“政治家办报”意识。“政治家办报”,不是一句口号。它要求媒体人在工作中要讲政治,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备很强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明辨是非,把握全局。

4.尊重新闻规律,着眼于为改革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的“雷达”、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民主政治的“推进器”,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新闻媒体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增强。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比如,面对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对现代信息发达的法治社会中新闻传播规律还缺乏系统探究,新闻的采集报道方式创新不够,新闻媒体趋同现象依然存在,新闻的时效性不强,对受众阅读需求了解得不细,媒体受众定位模糊。又比如,一些人把“新闻自由”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看不到我国的“新闻自由”与西方新闻的根本差别,更看不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些地方,害怕媒体监督,对有些事件和问题,不及时地向媒体说明事实真相,而一味地采取“封锁”或“捂盖子”的简单做法,结果往往延误了时机,造成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情况,新闻宣传工作需要不断改进,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大局服务。我们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

这次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大搞歪曲和失实报道,这进一步促使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揭露西方媒体的违反职业道德的所作所为,看清其意识形态属性。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新闻报道是靠严格的主题设计和对不同主题设计的不同报道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如美国媒体在制造“中国威胁论”时,主要把中国发生的新闻事件按照一定的主题来分类处理的,即对中国当前的事物做出了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谋求亚洲地区的“霸权”、对美实施贸易战、践踏人权、迫害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话题的设计。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方大多国家对中国的报道都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这些主题不仅具有引导性,而且多是规范性的,即报道中国时的叙述语气、风格、角度、背景和评论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记者依据这些规范来报道,编辑也以此为准则来编发稿件。根据这些主题设计而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国际形象,是被严重歪曲和“妖魔化”的,误导世界公共舆论,损害了中国在西方各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如何将一个和平、开放、发展和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接近中国,这是在进行国内时事对外报道时需要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扭转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妖魔化”主题的设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设计出自己的话题,并引导国际媒体围绕我们所设计的话题对我国进行公正的报道,树立起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此,要把握宗旨、服务大局,进一步搞好中国的对外政策报道,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加强对重大事件和活动的报道上,确定思路、明确导向,根据受众情况确定选题,针对国际舆论动态确定报道内容,策划好相应的配合性报道;为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主动权,时事报道需要根据国际时事动态,主动策划一些报道内容。要善于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要选择好对外报道的角度,做好报道事件、人物的背景交待,力争让外国人客观地说中国事;要努力增强报道实效,利用各种媒体的整体优势,拓展报道渠道,丰富报道内容。加强和改进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培养一批既具有中国主体意识,又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很敏觉,在全球传播环境中举措有方。

作者：文　锋

第3篇：ＣＫＯ究竟是什么

随着世界六大关键科 学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微电子、电脑、电信、人造材料、机器人、生物科技)，以往人类制胜与致富的关键——地理的征服，已由智慧的征服所取代。科技的巨大发展，加速了企业全球化，因为企业要想获得最大利润，就必须找到成本最低的地方来制造，到获利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全球化可以提高利润，企业必须这么做，自己不做，别人会做;自己不全球化，就会被全球化的公司淘汰出局。全球化是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衍生出来的;它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说，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财富争夺战时，CEO 是“总司令”，CKO(首席知识官)就是“参谋长”!

最热门的管理话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交通、通讯科技突飞猛进，奠定了全球化的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普及率达到85%，扫除了经济全球化的障碍;配合信息科技一日千里，信息、资金、人员、物资可于弹指间流向全球各地，供应链管理学说由理论变为现实，加速和深化了各国能源、工种、资本的流动，令全球化成为顺之则昌的世界潮流。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革命正在同步展开：第一，知识经济逐步取代工业经济;第二，全球经济逐步取代国家经济，如果拿沃尔玛的收入和世界170多个国家相比它可排名第八，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是世界经济排位倒数后110个国家财富的总和，富可敌国;第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面对这三大革命，只有积极投身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才能排众而出。

多年来北部非洲的伊斯兰教国家一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东亚等国家的发展。即使是身处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若未能顺应全球化过程，提升竞争力，也饱受着远在万里之外的工人的竞争。

反观那些勇敢奔向全球化的国家却脱颖而出。中国，就是一个勇敢的国家!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实施全球化战略，快速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连年高速稳定增长，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均价(PPP)计算，中国已超越日本，跃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

迈入以知识为竞争基础的时代，知识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今, “知识管理”是继“企业再造”之后，最热门的管理话题。

CKO的出现

CKO最早出现在管理顾问公司、财务顾问公司等专业机构，这些公司没有厂房、机械设备等庞大的有形资产，他们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更精确地说，是储存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所以他们最早意识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不仅在公司内部进行知识管理，更需要协助客户推动知识管理。目前世界前100强的顾问公司中100%都设立了CKO。

知识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企业—微软公司和工业时代的代表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正可说明以无形资产(知识)为基础的公司和以有形资产为基础的公司之间的对比。微软公司的市值是通用汽车的十倍，平均每一名员工创造的销售额是通用汽车的两倍以上，获利率更是通用汽车的十余倍。

当知识在企业资源中扮演的角色逐渐加重时，一些有远见的首席执行官(CEO)就开始思考应如何有效发展企业的知识资产。由于知识在企业中散布于每一个成员身上以及单位部门之中，组织中并没有一个功能部门足以承担知识取得、流通、整合、发展、创新的任务，甚至组织中也无人清楚到底有多少知识存量，以及何谓未来知识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因此这些有远见的企业执行官就认为有必要指派一位资深的高层主管来研究、规划、推动有关发展知识资产的工作，并委以CKO这样的职称。

CFO将被CKO取代

未来的企业都是全球企业，由此我建议企业，在CEO之外，再设立一个新职位：CKO将会成为未来企业中仅次于CEO的重要职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如何建立成功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就是要有人负责掌握科技的变动，从而掌握获得知识的管道。微软是最好的例子。它依靠掌握获得知识的管道，包括个人电脑作业系统和浏览器软体等，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尔·盖茨如今扮演的角色就是微软的CKO。他把CEO的工作交给了鲍尔默，自己转任所谓的“首席软件构架师”，对软件业来说其实就是CKO。他的任务是要确保微软继续掌握技术的管道，为微软找出整合各种新软件并成为下一波产业标准的方法。

目前，CFO是现代企业中仅次于CEO的重要人物，在市场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CEO并不知道如何运用手上掌握的资金，但如果选对一个CFO，便可以帮助企业灵活的运用资金并且创造最大效益，但时至今日，这样的财务运作已经成为企业的家常便饭! 取而代之的是，如何使知识变成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预言， CKO将取代CFO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19世纪衡量一个企业的实力在于工厂的劳动力规模，20世纪衡量的方式转变为能源与设备的使用量，21世纪企业竞争的基准转变为知识的产出量。而未来企业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将是产品内的知识含量，届时知识就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知识管理也将跃升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而CKO恐怕也会接近于今日CEO的地位。

合格的CKO应具备哪些特质?

在目前少数已经拥有CKO头衔的公司中，CKO的主要工作内容基本上可代表现阶段企业在知识管理工作的内涵，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点：(1) 拟定企业技术战略;(2) 明确企业专利战略;(3) 主导企业技术水平;(4) 指挥知识和创新枢纽。

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2002年全球够资格的世界级CKO只有25个，现在大概已经增加到200个，增加的速度很快。很独特的是，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因为CKO所需要的特质有很多是女性特质，例如必须能够倾听员工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真正使用公司知识的基层员工。还要倾听那些建构知识资料库的人，了解他们愿不愿意提供知识，是否面临什么问题，包括技术上、沟通上的问题。CKO必须塑造环境，这些都是非常“人性化”的，牵涉人的部分，女性特质很有帮助。CKO的兴趣必须很广博，他不能只关心资讯技术，他必须对人也很有兴趣，他会去创造一些东西，并推动很多活动，让别人在这些活动中创造成功。

我常想，要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可能需要真正从事过资讯部门的工作的人，或有些企业里专门负责智慧财产的人，再加上管理、领导经验，这样综合起来，既有技术面，又有领导面，大概就比较接近了。

CKO的工作核心

企业所需的知识性质和CKO的工作核心内容有很大关系。有些企业的知识主要存在于人的身上，那么CKO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员工学习。在这种隐性知识比较重要的企业里，学习就是他们取得新知识的方式，组织学习变得很重要，CKO像是“学习长(Chief Learning Officer)”。但若是显性知识比较重要的企业，CKO的工作中，资讯科技的成分就会比较大，因为资讯科技对管理显性知识的帮助很大。

知识、想法、创意在全球传播速度之快，是一、二十年前人们完全无法想像的，企业要应付这样快速变动环境，所需要的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学习能力，企业必须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

作者：丁海森

第4篇：爱究竟是什么

——读《少有人走的路》后感

11级生科5班 黄仕琪

度数范围：第二部分《爱》

正文：

由于各方面的要求，我要写一篇读后感，而且由于各种原因，读物仅限于《少有人走的路》中的第二部分——爱。开始我对此不以为然，后来我发现这真的是本心理学的著作，幸好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认识它，让我明白什么是爱，以后我还想把另外的三部分读完。 好了，废话少说，下面切入正题。

派克给出的爱的定义是：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的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一开始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在我看来，爱是一种感觉，一种依赖，好来我意识到我错了。

这样的事或许我们大部分人见过。因感情失意而极度沮丧的人，他们无法忍受孤独，甚至产生轻生之念，或以自杀相威胁。他们痛苦地说：“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没有了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活着还有什么乐趣?我是多么爱他(她)啊!”看到这里，我相信这个人一定很爱她的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大概爱得深入骨髓了。可是派克却说这不是爱，仅仅是种过分的依赖。确切地说，那是寄生心理，没有别人就无法生存，意味着她是个寄生者，而对方是寄主，这样的关系和感情没有自由的成分，他们是因为需要而不是爱才结合在一起。真正的爱是自由的选择。真正相爱的人，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起，充其量只是选择在一起生活罢了。没有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就认为人生不够完整，以致无法正常生活，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依赖性”。爱，不是依赖!

一个整日酗酒，不管妻儿的人，可能眼含热泪对酒吧侍者倾诉：“我爱我的家人。”对子女置之不理的人，也能以最具爱心的父母自居。这样的事令人费解。派克分析：这种把“爱”挂在口头上，或只在脑海里去想象真正的爱，并以此作为爱的证据，这些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而通过行动去爱却相当困难。真正的爱，其价值在于始终如一的行动，这远远大于转瞬即逝的感觉或者精神贯注。爱，出自自我意愿，只能靠实际行动来证明。爱是行动，不是空想。爱，不是感觉!

现在看来以前我对爱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以前我觉得爱并不是很重要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过是个传说，我还嘲笑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傻，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比爱更重要了，生活不能没有爱。爱，不仅仅是爱情，也包括亲情、友情等等。“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的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地理解这句话，但我无法用更切却的语言去形容“爱”，要准确而通俗地定义爱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爱，不是依赖，不是感觉。

2012年3月26日

第5篇：科学究竟是什么

关于证伪主义

科学是什么?艾伦·查尔默斯说科学的目的是改善人在地球上的命运，他认为达到这个目的是靠通过有组织的观察来收集事实并从中推导出理论。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一个历史的叙述和说明。

现代科学哲学的争论，是以演绎和归纳法作为两大支柱而并行的，而它们，却都不可避免的具有自身的不科学性，就像所有的理论到了最后都会自己束缚自己从而走入虚无一样。那科学在自己的理论基础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自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包括演绎法对于观察的过分强调，没有任何推理和证明，结论自然就可以出来。就像我们每个人用眼睛看得到的，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但是相比之下，归纳法要做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归纳法的学者总是在做着大量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并且在这样的观察中抽象出一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将那个普遍的规律总结出来，再大量的运用到更多的事实中间去。但是归纳法的缺陷在于它同样不能证明这个规律的绝对性。就好像我们知道十只羊是白色的，一百只羊是白色的，但是我们若说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那当出现一头黑色的羊，归纳法的论据就被推翻了。所以说，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有着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这两种方法虽然作为科学哲学的基础而存在，但是其局限却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波普尔理论很简洁，就是科学家在进行大胆猜想的同时，还要亲自去做很多的实验和假设，将自己的论据反驳，直到自己的猜想在无情的反驳之中也站的住脚，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科学家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说“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的证伪的过程。

笔者认为，可以说大部分的科学，都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不断有新的理论出现，不断去证明前一个理论的不科学性。科学永远都没有绝对的正确，也就是说，按照归纳法的原则，只要存在一点点的例外，那科学就有自己的可证伪性。当托勒密提出地心说的时候，那是一个震动世界的创举，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世界，那样的理论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当日心说提出来的时候，地心说就只是一个伪科学。也就是说，哥白尼用自己所认为的科学推翻了托勒密建构的科学体系，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地心说的错误。但是，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可以想象，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若以地球为中心，太阳就是绕着地球运动的。而当太阳成为中心，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了。但是以整个银河系为中心的话，运动的参照物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可以被证明为伪科学的科学。在中国，庄子也是一个相对论者，并且这样的相对论是不以任何介质为参照物的。在庄子那里，我们会陷入完全的相对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以人为主体，梦见蝴蝶入梦，则是蝶为客我为主，以蝶为主体，则我为客而擅入蝶梦。是耶?非耶?没有人能清楚。有人觉得这就是纯粹的钻空子，但是至今没有人能够证明这种问题存在的不合理性，那就说明，现在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为之孜孜不倦。

科学是向前发展的，是不断的辞旧迎新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就是不断推翻不断打破的过程，所谓不破不立，只有将这些曾经被奉为真理的东西打破了，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科学体系。但是往往新思想来得太迟，而具有新思想的人来得太早了，所以哥白尼死了。证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推断的过程，有了新的经验和理论，然后再去推理曾经的科学结论，显然已经不适用了，这就是证伪的过程。证伪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在于教会我们去怀疑。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科学，所以只要去怀疑，并且有合理的怀疑的理由，都有可能能够证明之前的科学是伪科学。证伪大概就是能够提出许多“可错性”、“或然性”，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想象空间，给人们更多的视觉效果。

而且，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就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断龙石。能付诸实践并且不断被证明的大多是科学，而无法被证明，却总是被当做真理崇拜的，就带有宗教色彩。科学认为自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为了获得真理，科学必须怀疑自己，

向自己挑战;宗教则坚信真理在握，不证自明，大可不必怀疑。

无论怎样，我们的研究也都是一种被证伪的过程，只有不断的提出不断的被证伪，我们才有可能离真理越来越近。而这样的过程是需要无数人的创新和怀疑的。所以对于波普尔，我们既要相信，同时又要怀疑，在这两种激流的夹持下找到自己真正的哲学立足点。

第6篇：教育究竟是什么意思

按说，教育没有那么复杂。人之初，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3.5亿年前，泥盆纪海洋强者如林，弱肉强食，某一只盾皮鱼某一天做了一个天大的冒险：把卵生变为胎生!就此一刻，命运突变，盾皮鱼分娩出强壮后代，彻底超拔出鱼吃鱼的残酷现实，挺起了进化的脊梁，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祖先。在随后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中，依然没有学校，也没有教育，人类智力还是获得了高质量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主宰。后来我们之所以有了学校和教育，应该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期获得更高质量的提升，以确保我们拥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否则我们还算人吗?

英国教育，被公认是最好的教育，它的宗旨，无非如赫伯特•斯宾塞说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他说的是对的。要知道，社会进步、科技发达、文明程度一步步提高，这并不是我们人为建造的方式，而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有机产物。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受到新环境的生存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增长智慧和能力。由于新环境的生存挑战完全不可预测，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完全不可预测，不可僵化不可束缚，而应该成为最能够激发人智力的一种训练。如果不顾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一味执行因循守旧的教育，死板繁琐的教育，束缚压抑的教育，那就是反人性。是倒退，是戕害，是自欺欺人，是自掘坟墓。

本来，我们的初衷是那么良好。我们33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教育开始的。我们恢复高考，恢复文化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春天。

我们的教育，勇敢地从苏联模式转向美国模式，正是想通过最先进的教育，充分释放和开发我们的智力、能力和创造性。我们雄心勃勃：希望中华民族能够真正矗立世界之林：希望我们能够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由大胆创新而获得丰衣足食国富民强的美好生活。可是一不小心，教育却被弄坏了。我们被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弄得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现在的教育之坏，已经不用举例举证说明，这是人人亲为家家亲历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地被教育奴役着，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看着我们的孩子被毁坏。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说是一个相亲节目，在我看来，它更是一个教育节目。我们可以十分直观地看到我们的孩子们被毁坏到什么程度。节目开播至今，无论男生女生，无论就业在读，无论毕业于普通大本或是硕士博士，抑或竟是门萨俱乐部会员，其中除了少数孩子比较正常，大多数孩子头脑糊涂，思维混乱，说话不着四六，举止不知轻重，偏颇造次，自大狂妄，问东答西，唐突他人，常识缺乏，逻辑断裂，介绍自己全然一副传销口吻和广告语气，唯一熟练的是送礼，酷似商业活动中的送赠品。

很容易比较：节目中那些外国孩子，从韩、泰到法、美，尽管他(她)们连汉语都还说不流利，但个个有理有节，神态自然。他们知道自己是干吗来了。他们不搞花哨的送赠品活动。他们的表现不会偏离主题，就是中国民歌唱的那样：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地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其中还有咱们港台华人，也都挺靠谱的。急坏了忙坏了的是主持人孟非、黄菡和乐嘉。他们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启发着、引导着、修正着、纠正着那些不靠谱的孩子们。这哥仨受到喜爱，不凭英俊年少，不凭搞笑搞怪，就凭他们自己是一个人。是人模人样，是心智健全，是在人生的坎坷、历练与摔打中，出落成了正常人。唯一这个节目看得后背心发冷的是，当你意识到这些不靠谱的孩子，就是咱们国家和民族的传人与栋梁呢!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谈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她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我们愤怒，但是不得不承认，她的确点中了我们教育的要害。我们的教育正在乐此不疲地消灭着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提问能力;消灭着想象力和创造性;甚至消灭着孩子的童趣与顽皮。我们从小到大好辛苦：先被学校灌输课本知识，后被社会灌输社会知识;先学习规则，再学习潜规则;等差不多明白了，已是生命尾声。正像俗话说的：有贼心的时候无贼胆，有贼胆的时候又无贼心，最后终于胆也有了心也有了，却发现贼没了。这是何等的悲哀?教育真没有那么复杂。把你有兴趣的事情尽着才能做好，把你喜爱的人儿尽着力气爱好，把你喜欢吃喝的东西尽着热情吃好，把你讨厌的人事尽着宽容躲好。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这应该就是教育的意思了。

第7篇：领导力究竟是什么

领导力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领导力就是领导能力。那么能力又是什么?众说不一。我们翻开《领导科学》一书，把领导的职能归结为决策、用人、政治思想工作。在现代管理中是否也能够转化使用?完全可以。

领导与管理只是叫法不同，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既然没有太大区别，为什么管理的职能中没有用人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科学没有管理的其他职能呢?原因很简单，西方管理学大致是在十

九、二十世纪产生的，在自由经济理论的支撑下，以如何生产更多产品为中心，因此管理的职能以对事为主，对人在企业中的作用研究较少。

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用人的技巧和规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汉高祖刘邦。相传高祖在总结其战胜项羽的原因时，他说论出谋划策我不如张良，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安邦治国我不如萧何，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杰，但我能够用他们才能够成功;而项羽虽有范曾，却不能为己所用，所以失败。 我国自古以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研究很多，古代有很多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程朱等，他们提出了很多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家庭管理及个人管理的思想，至今还对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值得领导者和管理者借鉴。 无论是用人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对人的管理。要管

理好人，先要管理好人心，要管理好人心，就要管理好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经过大脑的积淀后形成的一种习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经济犯罪的人很少?其原因是人们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用和意义，从而为领导者指明了奋斗方向。领导科学在这个职能的“思想”前面加了“政治”二字，指的什么?指的是领导者的思想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思想，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就不是正确的思想。领导者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把人民领导好。同样，企业要管理好人，也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实现目标，才能得到广大员工的支持。

综上所述，所谓领导力，是领导者在具备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能够正确决策、用人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如果领导者不具有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管理思想，如果领导者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形成很强领导力。

第8篇：教育技术学究竟是什么?

——解读加涅教育技术观引发的思考

宁波大学师范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本文对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及其内在结构进行了梳理和探析，并结合作者自己的理解予以阐释，对教育技术学究竟是什么以及学科发展趋势、专业人才培养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期望能够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罗伯特·加涅(RobertM.Gagne);教育技术;教学设计

引言

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进程中，诸多学者不断尝试着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不仅仅反映在学科领域研究范畴的不断变迁，也反映在学科名称及其定义的不断变更上，先后多次较具影响的学科定义(1963年、1970年、1972年、1977年、1994年、2004年)是最鲜明的体现。每一次的定义都力图客观地刻画伴随着时代发展新技术、新观念的不断涌现而变迁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本质，从而明确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范畴、理论基础以及学科的知识来源和构成等，正是这一系列理论研究促进着学科不断走向成熟，但从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本学科领域尚未达到成熟学科的水平，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学的认识依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本文不去作具体学科定义的分析和探讨，而是希望通过解读加涅教育技术观，以此获得启示、引发思考，从而加深我们对教育技术学是什么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的理解。

罗伯特·加涅(RobeaM.Gagn6，1916—2002)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后半生主要研究精力集中在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教学设计乃至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构建之中，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公认的国际著名学者。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涅开始关注并进入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以其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学习条件理论为基石，审视着年轻的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对该学科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见解，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技术观。

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

加涅(1968)撰写了他第一篇以教育技术为标题的文章《作为技巧、方法、手段的教育技术》。在这篇文章中，加涅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定义，即，教育技术学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教育系统化设计与实施的技术知识的总体。(The phrase “educational technology”„„namely, a body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bout the systematic design and conduct of education based upon scientific research.)(Gagne，1974)。这个定义的描述表达了加涅对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基本主张，教育的系统化设计与实施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范畴，而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所应用的技术构成了该领域的主要内容。同时，技术的有效性靠科学研究作保证。这里加涅对技术的理解主要是指技巧、方法、过程、手段等。

我们如果把加涅的这个定义和美国AECTl963年的定义作比较——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它的实际目的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种传播方法和媒体„„(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齐，1999)——不难发现’63定义的研究重心在媒体的设计与使用上，而加涅则认为教育的系统化设汁与实施则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在此，他对教育技术学领域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工作，促使教育的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归人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

1974年，加涅撰文《教育技术与学习过程》，再一次阐发了他对教育技术学的看法，“教育技术学对于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教学技术委员会1970年提交的以‘为了改善或促进学习(To Improve Learning)为标题的报告中，包含了两层含义。我赞同第二层含义„„”。教学技术委员会’70定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教学技术”„„是一种根据特定目标来设计、实施与评价整个学与教的过程的系统方法。它以对人的学习和传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更有效的教学目的。(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齐，1999)因为这层含义与加涅1968年的定义描述很相近，同时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又很吻合。从这个角度看，加涅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为教育技术学所应用，这无疑丰富了当时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在这篇文章中，加涅进一步阐发了媒体技术如何组织到外部教学事件中去，以便支持学习的内部过程(Gagne，1974)，表明加涅开始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研究教育技术的相关问题。

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技术学界正值认知心理学的热潮时期，基于1982年美国权威刊物《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就学习心理学的发展、教学设计的含义以及计算机技术对于教学设计与开发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对加涅进行了专访。访谈中加涅认为，学习心理学正在经历着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转变的过程，认知主义将占主流地位。但加涅也强调，应融合行为主义合理的成分用于教学的设计，即精心计划和设计外部教学事件，以便支持学习者的内部学习过程。对于在教学中如何应用计算机技术，加涅提出了三种方式：基于环境刺激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 with simulation)、练习(drill and practice)和辅导教师(tutor)，并认为可以将这些形式整合到中小学的课程中去。在最后就发展趋势进行的总结和展望中，加涅认为当前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学习理论(1earningtheory)、关于学习的研究(research on learning)以及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正是这些综合的研究将带来新的技术工具、新的学习观念以及实施教学的新方法(Gagn6，1982)。这次访谈为80年代的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加涅对学习理论的“折衷”看法，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依然是大有启发。1987年，加涅汇集了一大批美国当代教育技术学专家的思想，主编出版了《教育技术学基础》一书。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加涅教育技术观的形成。他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基石，希望通过专家们对他们各自所熟悉领域的描述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对教育技术学领域作一全景式的扫描，从而构建起以研究“有效学习条件(as studies of the 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learning)”为核心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

对于教育技术学是什么的问题，加涅首先从界定技术的概念出发，引出了教育技术学的定义。他认为，技术是由科学研究导出的系统化知识，那么教育技术学就是以研究“有效学习条件”为核心，由源于科学研究的技巧和方法等组成的系统化知识。其中一些条件是学习者本身应具有的能力和素质，包括视听能力、演讲和文字理解能力等;另一些条件是借助媒体创设的学习条件„„(Gagne，1987)加涅对教育技术学定义进行描述之后，进一步提出了构成该学科领域的主要知识来源，这些来源本身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硬件系统技术本身的研究与开发

硬件技术的更新与发展，如电视、计算机、卫星等，为设计与传输教学拓宽了途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灵活多变的传递信息的方式。这些可以用于教学的硬件系统技术本身拥有如何设计和制作它们自己的技术和系统化知识，但这不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一。当人们将这些技术创造性用于改善学与教过程的时候，这部分系统化知识才成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内容。比如教育电视教材的编辑与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设计与开发等。

2.心理科学研究的学习理论

心理科学中关于人类学习的研究成果，包括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心理学研究的学习理论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人们应用这些成果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时，这些技巧、过程和方法就成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比如，教学设计研究领域的形成。

3.计算机科学研究

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人工智能，其中有关人的认知和问题求解等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了基础知识。当人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模拟人的学习过程，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学习策略等的时候，这部分系统化知识就构成了教育技术学又一研究内容。比如，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起。

4.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研究中，特别是视听传播的研究是教育技术学最早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其目的在于有效地使用每一种传播方法和媒体，开发学习者的学习潜能。这些技巧、过程和方法等便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比如，微观教学情境的设计(页面布局、屏幕设计、图形和视觉设计等)。

从以上四个研究领域来看，其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每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可能完全不同。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学术界至今对教育技术学看法不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领域的研究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使这些专业人士成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呢?加涅(1987)认为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信念，“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和传输(„„who share a belief that technology can b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instruction)”，这一思想体现在把对设备技术新发展前景的认识与对学习过程的认识结合起来的这种态度上。按照这种观点，教育技术学应努力探索研究与证实优化人类学习者学习的那些传播特性，以及发现如何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和利用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来最佳地设计和实施这些特性。(Gagn6，1987)加涅在历经近20多年的探索，到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技术观——教育技术学是以研究“有效学习条件”为核心，以改善教学的设计和传输，促进人类学习有效发生为目的，以关于教育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基于科学研究的技术知识为构成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传播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操作强化理论、联想主义、认知主义等)、硬件技术研究、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构成了该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

探析加涅教育技术观

我们如果用结构图的方式探析加涅的教育技术观(见图)，或许能更加清晰地看出它的内在结构，并揭示它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的价值所在。首先，加涅赞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宗旨是“为了改善或促进学习”，那么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呢?在他看来，通过研究“有效学习条件”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教学设计理论)以及长期的实践就是以此为“核心”的。同时他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技术方法、过程与手段，只要是对设备技术新发展的前景与对学习过程的认识结合起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从而促进人的学习，都需要通过创设有效学习条件，因为它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中介”。因此，加涅提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核心是“有效学习条件”。那么这个研究领域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是哪些呢?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之中的技术创新与应用，体现在对媒体技术新发展的不断追踪与对学习过程的不断深化、理解结合起来的认识之中。而这些系统化知识从哪里来?从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应用中来，包括硬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心理科学关于学习理论的研究、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关于模拟人的学习过程等研究、传播学特别是视听传播的研究等。这些学科自身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而这些领域的致力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的研究则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同时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会激发与促进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因此图中箭头双向，表示相互促进发展。而如何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统整为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他们交流、协作和合作研究的平台，则依靠这些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所持有的共同信念——“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和传输”，从而达到改善或促进人类学习的目的。而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需要在系统观的指导下，运用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等知识，因此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系统科学自然成了教育技术学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其中系统科学主要发挥着方法论的作用。

我们从加涅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想为这个年轻的学科领域找到一个理论的“内核”，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教育技术学以加涅提出的研究“有效学习条件”为核心进行理论的构建，那就意味着该学科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理论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加涅的教育技术观只是作为了该学科领域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重要参考方案。正如RitaC，Richey在’94定义的回顾中谈到：“教学技术的一个最综合的、面向系统的定义是由罗伯特·加涅给出的。„„尽管这个定义集中关注了专家所研究的问题，但如果从现在建构主义学家对学习环境的描述来看，它似乎是有限的。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为学习建立的条件中包括建立学习环境，那么加涅的定义仍然是一个包容性大而又精确的陈述。”(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齐，1999)

加涅教育技术观引发的思考

关于教育技术学发展趋势的探讨

通过对加涅教育技术观的解读，我们预测该学科的研究领域目前依然成增长趋势。具体表现在，当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密切关联，并把对技术的新发展与对学习过程的认识结合起来研究时，这部分工作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教育技术学的领域之中。随着他们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可能发觉自己与教育技术学研究者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在此会找到一个可以交流、协作和合作研究的平台——技术可以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从而促进或改善人的学习。这样，他们所在的学科就可能成为教育技术学新的理论基础之一，所研究的内容可能成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这一点，我们也可从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获得证实。该学科发端于20世纪初美国教育领域内兴起的视觉教学运动，其形成与发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视听教学运动的发展，二是个别化教学的发展，三是教学系统方法的发展。三者逐渐融为一体，即现代教育技术。(张祖忻，1990)这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起始研究阶段，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同一项事业，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他们发觉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只是研究的角度各有侧重，所采用的技术方法不同而已。这个相通之处就是加涅所说的，虽然这些人兴趣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拥有一个信念：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和传输。(Gagn6，1987)正是这个信念将他们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互为渗透，逐渐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学科领域。由此看来，教育技术学是一个建立在多学科领域基础之上，由这些领域的致力于将技术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的研究者，在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系统化知识所形成的学科领域。它将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会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同时也可能为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

关于教育技术学的人才培养

教育技术学既然是这样形成的一个新兴的、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的学科领域，那么我们如何培养本领域的专业人才，以便更好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成为我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着对学科理论框架和专业体系建设的努力探索，力图提出符合信息时代要求、适应学科发展的专业培养目标，并构建能体现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相统一的新课程体系。(徐福荫，2003)他们的研究为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深化发展与人才培养做了极其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无力构建学科的课程体系，但希望能够为它提供一点建设性的意见。作者认为，本科生的培养应面向“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层面上来。这里的技术不单指硬件设备的应用，还包括由各种理论基础创新出来的技巧、过程、方法、手段等。具体地讲，首先应该让进入该学科领域的学习者较为深刻地理解教育技术学是怎样形成的一个学科领域，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一个共同的信念——“技术是可以用来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输，从而促进人的学习”，并牢牢抓住教育技术学中两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即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对人学习过程的认识。这个有意义的预期目标的确立对于激发学习者的动机是重要的。其次，可以开设教育技术学发展史等课程，如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中国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发展史以及该学科在中国和美国发展的异同等，重在揭示学科发展的成因与价值所在。如果没有这个阶段的学习，或学习者没有建立起这个“信念”，后续的课程很容易使他们陷入“不知所措”的状态。因为面对众多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看不到所学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而造成对原本有意义的学科领域产生低落的情绪。因此这个阶段的学习是重要的。有了这个信念，就可以更好地学习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以及在教育中如何实现技术应用的一些课程。如在理论基础方面可开设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系统科学、传播学、信息技术等课程;技术方面可开设教育电视教材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设计与制作、教学系统设计与开发、教学网站设计与制作、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等课程。总之，几个理论基础形成的系统化知识都可以成为此部分的教学内容，并且随着这些系统化知识的更新可以有所增减。当然，如果以整合理论基础与技术应用的方式推进教学，再结合教学实践，那么本专业的学习效果将会更佳。

本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可逐步面向“在技术用于改善教学的设计与传播过程中，实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学科发展奉献系统化的知识，并不断深化和拓展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个阶段的学习者有了本科阶段的基础，应该对该学科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可以考虑按教育技术学几个理论基础(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系统科学、传播学、信息技术等)，分专业方向逐渐向纵深培养。学习者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全面了解，有了对某一理论基础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更好地在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实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从而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第9篇：我们入党究竟是为了什么？

眼下，大学生入党已形成了一股热潮，是不是所有人的入党动机都是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把入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为此我登录一些学校的BBS上看了一些同学发的一些关入党动机的贴子。有的人说，入党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有的人说，我也很茫然;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信仰;还有的说，是为了做个好人，多给同胞做点实事;也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功利!

我想，每个人的入党动机都不尽相同，在这里我想谈谈我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入党的想法，也许不是特别纯正，但却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首先，我把入党作为实现自己理想追求的途径。我们这一代青年曾被喻为迷失的一代。在浮躁的物质世界里，我们怀念五四时期前辈们的轰轰烈烈为理想而奋斗的执着和无悔，但我们自身却很难做到，因为大多数人的理想已迷失在繁乱浮躁的物质世界里，我们追求自我个性的发展，却看不到发展的终极在哪里。我想只有在思想上找到前进的指引，树立远大的理想才能激励自我不断的付诸努力而去实现它。这样的人生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生。说实话小时候的我对党并不十分了解，我的父母都是从十几岁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他用近四十年的奋斗历程为我诠释了一个党员的真正含义，从他身上我理解的党员就是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言苦，正义善良铁面无私、廉政自律危难时刻总是冲在前的人。在一系列战争题材的电影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通过这些影视作品我对共产党员的理解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勇于牺牲生命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党员的理解也从形象思维层面有了质的提升，我知道党员的内涵是丰富的，这个神圣而光荣的字眼是由一代又一代心中有理想，思想有支撑的人集体书写而成的。

在递交入党申请书时我入党的机动是想通过自己的积极性和先进性来证明自己能力，有部分因为优秀而入党的虚荣心在里面。通过党校的学习，我系统地了解了党的历史、性质、奋斗目标、建党宗旨、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等基本知识。我知道我这样的动机虽然单纯但是不纯正的，入党的确是个人追求进步的途径，但是这种进步不应该是为了面子和狭隘的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个人能在历史进程中正确发挥作用，从而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只有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要求入党，才是唯一正确的入党动机。因此，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觉得自己原先是被感动地入党，而现在是真心实意的要求入党。我把入党动机定位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应该成为我不变的追求。

另外，我也觉得入党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今天有6400多万人的庞大队伍，它是一个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有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有非凡战斗力的坚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国民经济二十多年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正是这些来自实际的体验，使我们对党的信赖和归属有了理性认识的根基。不容隐讳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挫折，曾经使我们这代青年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生过怀疑，对党的信任度有些下降。然而，90年代以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频生、经济滞缓的国际环境中，一枝独秀，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增长。在“风景这边独好”的现实中，我们日益看清了共产党的能力，对党的向往和信任度随之上升。纵观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对他们所做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钦佩;现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三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振奋。这样的党，我们当然向往加入。

同时，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面临全球性错综复杂的环境时，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环顾我国，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能够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驾驭全局从容应对国际国内各种突发事件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有志气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入党，是历史给予我们崇高而沉重的使命，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推动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必须要靠我们这一代人。所以选择共产主义信仰，追求加入共产党，也是青年追求全面发展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执着于共产主义的追求，从而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以上就是我的入党动机。端正入党动机，不是入党前一时的问题，而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党校的入党积极分子，一定要纯化自己的入党动机，时常问问自己，到底是了为什么而入党。我想只有端正了入党动机，才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对能使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