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精选8篇）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篇1

摘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总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涵，其次分述了依法冶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接着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最后总结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治 德治 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

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丰十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其原因包括：

第一，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的。

第二，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因为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它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更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因此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如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尊重个人权利、遵法守约、正当竞争等)，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从而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从而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同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第四，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巾，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主权利有安全的保护。

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德治和法治必须并用，但现实社会尚没有以道德手段为根本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道德建立在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共识的基础上，当人们缺乏共识时，道德的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习惯、传统和教育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以榜样垂范来感化人，借以对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其威摄力就远不如法治的威摄力。而且，道德与法律相比既缺乏明确性、统一性，又缺乏强制性。相反，法律的优点正在于其明确性、统一性和强制性，而且现实社会又具有法治实现其威慑力的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保护社会稳定必须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换言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证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

四、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国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

过立法，以奖励性的手段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法律给予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活动，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政府依法对这种活动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指导等。

第三，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督促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同时，党要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包括先进思想道德）前进方向的党，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道德楷模。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是我国重要的治国方略，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法治和德治的鲜活经验，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

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

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途径，是共产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为中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参考文献：

[1] 陶信平.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权威[J].《走向21世纪论丛》 2000.5.[2]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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蜺.正确认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J].人文杂志, 2002.1.[4] 严军兴.《依法行政必读》 中国党史出版社 2004年2月 [5] 刘兰英.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J].唐都学刊, 2002专集.[6] 陶信平.当代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M].陕师大出版社, 2001.9.注释：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2）罗国杰：《论“以德治国”》、《求是》杂志2001.15期，第46页。（3）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篇2

关键词：法律适域,法律局限性,德治的精神内涵,现实条件

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 会议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表明法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尽管我们选择了法治, 但法律不是万能的, 不同性质的法律应当有其独特的作用空间, 需要遵循适域的理念; 另一方面, 法律自身的局限性也需要以其他方式来加以弥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所以, 在法治不断推进过程中, 除了限止法定权力对市民生活领域的影响, 仍需注意用道德信仰来进入补充, 唯有不断通过这样“一让一进”的发展, 中国法治事业方可稳步前进, 才能构建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这里必须要作一个重要的说明,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概念绝不可混用, 法治、德治均是指宏观的社会治理方式; 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则是指在法治框架下法律与道德信仰的结合, 究其最后的归宿仍属法治。总言之, 作为一种治理思想来说, “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的深化形式, 其主旨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依法治国”这一重要国策的片面认识, 以及因为这样的片面认识而导致的淡化、甚或无视作为法治之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错误倾向。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 才会对“以德治国”的思想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把握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因此, 以德治国并非法治外的德治而是为了纠正过去只看重法律工具属性而忽略法律价值属性的错误认识, 是实现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法治任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可能性

( 一) 法律的适域问题

马克思关于法律调整对象有以下论述: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 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 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 除了我的行为以外, 我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 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 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 (2) 。所以就法律而言, 其调整方式仅限于对人的行为的调整, 我们无法仅依靠法律来完成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任务。

公法与私法是法学上最基本的分类方法之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按照法律调整对象的标准对此进行解释, 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 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 并为当时国家立法所采纳 (3) 。法律分类问题引出不同类别的法律应当有其特殊的作用空间, 同一问题在不同法律领域也会反映出不同的功能需求和价值目标。以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的性质区别为例, 公法性质的宪法规定财产权更多关注于权利主体的人格因素, 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进行不平等的差序保护, 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管理需求; 而私法性质的民法规定财产权则是在承认权利主体人格平等基础上, 关注权利客体物的归属和流转情况, 以实现普遍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 无论是从法律体制整体还是内部看, 都存在适域问题, 任何法律必须在其自我领域内发挥特定功能并实现特定目标, 超出领域法律本身就会失去正当性的基础。

( 二) 法律自身的局限性

法律是普遍性、确定性的行为规范。而普遍性和确定性使法律获得了效率、安全价值。法律不必因人因事适用, 司法过程因简单化而产生效率。法律预告了每一种行为的结果, 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使人们不必担心法律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取得任何价值都不能不付出代价 (4) 。法律的普遍性在实现效率价值时, 往往会牺牲个别正义, 将法律规则适用于个别情况导致非正义的情况; 而法律确定性在保证社会安全稳定同时, 又常常会忽略社会新发展新情况无法被灵活应用, 进而与社会现状发生脱节。

从认识论出发, 我们可以寻找到法律局限性形成的根本性原因, 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同样又是不至上的, 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 是至上的和无限的; 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 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5) 。这就是说,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从人类历史整体来看是无限的, 但人类认识能力对人类历史中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又是有限的。法律是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 总是存在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 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制约。因此, 从这一点来说, 是人类关于特定社会阶段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最终导致了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 一方面法律需要遵循适域理念决定其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时不是万能的, 仅能在其特定领域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又决定其作为一种理想被追求时不是全面的, 难免需要在不同价值间进行取舍。而道德信仰恰可以弥补法律的缺陷, 无需以人的行为为限, 更不必担心因过于确定与发展中社会脱离的现象。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必然性

德治从字面很容易就会联想出道德之治的结论, 即用道德规范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触及到德治的精神内涵即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 甚至从现实的法治环境下来看是不适合的。唯有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才能使德治的精神因素更有力地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规范的层面。

( 一) 德治的精神内涵与法权观念的同一性

在西方, 自然法学派是法哲学的起源, 其思想渊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与西塞罗、斯多葛学派有密切联系 (6) 。而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过程与人类权利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然法学派的权利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1) 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法学的权利观是以正义为基础, 寻求外在于人的正当秩序; ( 2) 近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以自由为核心; ( 3) 现代自然法学的权利观以平等为内涵。其中近代以来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思想对当今的影响最大 (7) 。自然法学派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权观念与德治的精神内涵具有同一性, 并最终被看作是权利正当性的源泉。

( 二) 德治的精神内涵与至上良法的同一性

2014 年10 月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 为政以德、正己修身, 居安思危、改易更化, 等等, 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而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德治问题, 周公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所提出的“德”字是具有最高哲学本体意义的, 而不是指具体道德规范。周公的德治思想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方面的完美统一 (8) 。周公德治思想中的贤人之治观念把其归为人治的范畴更为贴切, 而其关于民本之治的思考却是在跨域巨大历史鸿沟后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不谋而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 “人在本质上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9) 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主体, 马克思同时认为共产主义是: 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个阶段历史来说必然的环节, 共产主义就是要回归人的本质, 使人可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本之治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核心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述引论, 笔者暂且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即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架起了法与德、权力与权利沟通的桥梁, 法治社会权利领域的扩展情况是评价好坏的最终标准, 而德治的精神内涵也正反映于此, 即尊重人、解放人。正因如此,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现实性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张文显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迈向权利的时代, 是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 是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 人民习惯用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法律, 来思考和解决社会中的问题 (10) 。在当代, 以人的权利为始点, 统一性地发展法制和建设道德并最终实现法治任务是切实可行的。

公权力领域的法治建设, 主要是加强法律对权力的约束, 用制度监督、规范、约束、制衡权力, 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建设廉洁政府, 以此来提高权力行使者的道德信仰和政府的公信力。而私权利领域的法治建设, 则是将政府职能由指令型向服务型过渡, 不断彰显和张扬社会主体的权利, 需要特别关注法律对私权利主体的道德性评价和引导。在此仅以较有代表性的公司登记制度改革为例, 2014 年3 月1日起新的《公司法》已经施行, 这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 放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 满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放松对市场主体准入的管制, 降低准入门槛。与此同时, 2014 年2 月7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需要推进配套的监管制度改革, 其中一项最关键的措施是要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 这项措施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通过将社会主体的道德信用因素引入法律制度对社会主体进行道德性评价和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而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 重要领域的法律体制改革也便呼之欲出, 将以德治国纳入依法治国进程中有助于去除法律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协助法律体制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并最终顺利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

四、结语

法律的适域问题和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反映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可能性; 德治精神内涵和法治价值追求在尊重人、解放人问题上的同一性则体现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必然性; 重要领域法律体制改革的需求更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提供了现实性基础。如果说依法治国是从社会主体行为出发并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体意识的和谐, 那么以德治国则是从社会主体意识出发并最终完成社会主体行为的一致。道德信仰已然成为我国完成法治建设任务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

注释

11康健.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J].理论前沿, 2001 (24)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21.

33 陈汉译.学说汇纂[A].沈宗灵.比较法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18.

44 徐国栋.法律局限性的处理模式分析[J].中国法学, 1991 (3) .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 3:126.

66[法]菲利普, 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M].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2-104.

77 何志鹏.权利基本理论:反思与构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6, 7.

88 郭成龙, 蒋旭杲.“德治”本意之探源—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5, 34 (3) .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33.

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篇3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共同点

（一）法治和德治同属上层建筑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物质基础是共同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是一致的

依法治国就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培养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从而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综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共同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使命，就决定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德治的基本要求，德治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而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治的许多规范与德治的规范要求是相同的，如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遵纪守法、保守国家机密等要求，不仅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而且也是道德规范的内容。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一）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

德治是通过道德规范治理国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而社会主义法治是在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产生的。

（二）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

德治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没有严格的界线，道德规范的要求也往往是概括、笼统和比较抽象的，大多是不成文的，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并通过这些信念、习惯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一种自我的心理约束机制，抑制各种不道德行为的产生。而法治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来约束公民，法人的行为，明确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规范通常表现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法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

（三）二者实现的方式不同

德治的实现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公民的思想觉悟、良好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依靠非强制力的手段去实现。即“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而法治的实现，虽然也有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维护和遵守，但最主要的是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国家强制力，通过对违法者予以应有的法律制裁来保证法治的实现。

（四）二者包含的内容不同

以德治国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大于以法治国的内容。德治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含盖了公民一切社会生活、社会活动。既包括了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范围，也包括了法律规范所调整不到的范围。德治对社会和公民提出的要求，要比法治的要求高的多、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德治对于法治的作用

一是道德对制定法律的作用。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对人们和社会的要求，道德的内容和要求对于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二是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作用。德治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公民进行德治教育，提高公民的自觉遵纪守法意识。三是法律是通过国家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制定和实施的，通过对这些人员进行德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可以促进公正执法水平。四是以德治国对依法治国的不足部分可以起到弥补作用。由于以德治国的外延大于以法治国，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法律暂时未能涉足的部分，道德可以弥补，并可以促其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二）法治对德治的作用

一是通过法治的形式，对德治的基本要求，重要原则予以确认，使一些道德的内容，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二是法治是进行德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如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公开宣判案件等措施，惩罚犯罪，教育人民。

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的强国保障。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人类发展史上，治国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有两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十年文革严重破坏和践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使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十分严重。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发生裂变，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方向。目前贪污腐败成风等严重社会问题不能不说与一些人的“缺德”有密切关系，更有许多人感叹“世风日下”。

以德治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篇4

以德治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辨证统一,本文就以德治国这一科学论断和重要的治国方略谈点粗浅的认识.

作 者：刘胜康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贵州,贵阳,550025刊 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分类号：A8关键词：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 小康社会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篇5

论文

论文题目：如何让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姓名：房文杰

专业：公共管理

层次：高起专

批次：132

学号：w***8

摘要

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律 道德 关系

目录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第1页

1.1法治的内涵.............................................第1页

1.2德治的内涵.............................................第2页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第2页

2.1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2页 2.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第3页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第4页

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第4页

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第5页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第6页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内在需要......................................第7页 参考文献......................................................第7页

理解法治和德治的深刻内涵，是全面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基础。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1.1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 经济 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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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 历史 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 总结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2.1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而目，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礼会公序良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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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这些法律规范自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

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2.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2.2.1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

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所以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2.2.2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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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而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所以，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同样，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所以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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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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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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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人民日报》

2、郑治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

3、罗国杰 《论“以德治国”》、《求是》杂志 2001.15期，第46页

4、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二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

论以德治国的逻辑起点 篇6

论以德治国的逻辑起点

古今中外政治家、思想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与作用,并因此提出德治思想.我党总结历史兴亡规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原则,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论述了以人民为本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起点的观点.

作 者：赵金宝 ZHAO Jin-bao  作者单位：江苏省丝绸学院 刊 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年，卷(期)：2002 13(2) 分类号：B82 关键词：以德治国   以民为本   出发点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源头 篇7

关键词：德治,法治,历史渊源

一、德治的概念

“德治”通常来说是由儒家倡导的一种社会规范,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治国理念,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强调“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42的儒家德治思想,主张用道德去教育感化人, 并十分注重对民众心理上的改造,引导人民别善恶、知耻辱,去除邪恶之心,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求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德治”的内涵,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要求统治集团,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以身作则,注重自身的修养,勤于理政。主张“贤人治国”的政治模式,即所谓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28;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提倡实行德政, “为政以德”[3]37德主刑辅。

二、“德治”的历史源头

追寻“德治”的历史源头,要从夏、商二代开始。钱穆在其著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过: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要探究德治的源头必须从它的源头说起,即从夏商论起。

1.夏、商的“代天行罚”、“君权神授”。夏、商时期,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把原始宗教迷信改造成为“代天行罚”、“君权神授”,为其剥削统治提供理论合法性。

夏朝统治者利用神权来进行刑罚,《尚书·甘誓》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5]210即有扈氏上不敬天,下不敬官长,上天要剿绝他的性命,我夏启遵循上天的旨意,你们(指即将征讨有扈氏的士兵)若公正地完成使命,就在祖庙前对其进行赏赐,若不认真执行命令,就在社坛里把他杀死。“代天行罚”已经成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

商灭夏之后,随着奴隶制社会不断发展,“君权神授”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商王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代天行罚”,《诗经·商颂·长发》中记载:“帝立子生商。”[4]1108即商是上帝的子孙,其生来就有代表上天进行统治的权利,所以其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尚书·盘庚》中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5]237即如果谁要是不服从统治,我会将其攻灭,并使其断绝子孙。商朝统治者以上帝之子自居,对于不服从统治的人,他将代替上天对其实施刑罚。

从上文可以看出,夏、商的统治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以神权思想作为其统治基础,不注重对于人事的关注;二是迷信暴力,不讲德政,只进行刑杀。

2.周的“德治”。日行月移,王朝更替。相比强调严刑酷法的夏、 商,周代在制度建设方面独具优长。周的统治者,充分吸收了夏、 商二代衰亡的经验教训,在文德建设上有特殊的成就,孔子对周朝文德赞赏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103

周灭商后,周公仍然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其统治,如《尚书·大诰》 提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5]348但商朝的灭亡已经使天命论出现了破绽,周公在君权神授的前提下,提出了“德治”。如:《尚书· 召诰》中提到“: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5]396周朝把 “敬德”作为统治者进行统治不可忽视的部分。同时提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9]334也就是说,天命是存在的,但上天又是公正无私的,有德的人上天帮助,无德之人将会失去天命。德治成为周朝基本治国方略。具体来说,周的“德治”由两部分组成。

(1)“明德慎刑”。“明德慎刑”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明德,即提倡实施德政,同时更注重慎刑,即慎用刑罚。

1明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修德、勤政。周公是灭商的主要功臣之一,他借鉴并吸取了纣王灭国的经验教训,极力告诫周朝统治者要勤于政事,不可骄奢淫逸荒废政务,以免重蹈商朝覆辙。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曾提到“君子所其无逸”[5]433,即君王在位不可贪恋安逸,要勤于政务。第二,任用贤臣。周公告诫周朝统治者要任用贤良之人,作为可靠的臣子,帮其理政治国。而周公本人“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1]1518的事迹,一直被传为佳话。第三,恤民、爱民。统治者要体恤民众,不要过度压榨民众,自己戒骄戒奢,关心民众疾苦,使鳏寡孤独都能有所依靠,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要对民众宽容,只要对待民众宽容,民众都会过来依附你。

2慎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断案慎重。即断案时必须慎重,要”刑当其罪”,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第二,区分故意与过失,一贯与偶然。《尚书·康诰》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5]363这就是在提倡对于故意和一贯作案的人,罪虽小,也要重判。而对于过失和偶然,罪虽大,也可酌情轻判。第三,刑罚与教化相结合。即对待罪犯,不能单纯使用刑罚,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感化教育。《尚书· 多方》曰:“罔不明德慎刑,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 开释无辜,亦克用劝。”[5]463推崇德政,慎用刑罚,惩罚有罪,释放无辜,都要劝其为善。从而从根本上使其改过从善。第四,周王对于狱讼事宜,不便横加干涉。《尚书·立政》中载:“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5]474通过引文可知,最高统治者文王,在政治生活中,并不总是包揽一切,其中狱讼之事,文王并不干涉,而是交由牧夫来全权处理。

(2)“礼治”。周公制礼,他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方法。礼源于祭祀,后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周公的礼治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广泛。《礼记·曲礼上》 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辨争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6]8这表明周礼在政治、军事、司法、行政、道德教化、丧葬嫁娶、宗教祭祀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规范的作用,且周礼中许多规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如若侵犯,将会有相应的刑罚进行惩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周礼是周朝进行德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周朝礼治的内容主要在于“亲亲”与“尊尊”。“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亲亲” 是对每个家庭内部的一种规范,父子和谐、兄弟和睦,整个家庭很和谐,犯上作乱之事,便大大减少。”“尊尊”指小宗要忠于大宗,下级贵族忠于上级贵族,奴隶平民忠于奴隶主贵族。每个阶层,每个人,都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整个国家就不会爆发大的动乱。同时“亲亲”、“尊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约束,违反“亲亲”、“尊尊”要求的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所谓 “不孝不友……文王作罚,刑兹无赦”[5]367。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小家到大家,由下级到上级的德治体系。而且这种德治体系不仅在周朝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是他们的统治基础。

周朝的“德治”思想,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以德治国”的先河,后期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极力推崇,并对其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历朝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基本思想,而周公因此也被称为“先儒”。由此可知,周公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以德治国”的源头。这对于当代国家治理,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三、周公“德治”思想对当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借鉴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0]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使道德成为法治文化的上位支撑。道德滋养法律,首先是道德思想对于上位法律文化的内化影响,即法治的本土化。具体到中国来说,每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体。虽然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人身上依然随处可见。要想在中国实现法治化,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必须内化到法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贤人治国,对于我们来说封建社会的一个贤君就是一个好国家,周公是人治,我们不提倡,但他们对于执政者德行的要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加强我国执政队伍的道德建设,在公务员录用环节中,要提高对他们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同时对于现任公务员要时刻加强他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高尚的道德素养将会在他们的执法过程中得到体现,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执法的顺利进行,而且会给普通民众形成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2.用法治维护道德底线,使法律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法律跟道德都是对社会进行调控的手段。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今中国道德滑坡现象十分严重,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所谓“刑乱国用重典”[7]2742。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立法环节,对于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在我国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中, 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安定环境。同时在执法环节,加大惩治不道德行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很多道德谴责的行为也是法律规范的行为,比如说刑法中的虐待罪,这不仅是对周礼中“亲亲”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刑法的触犯。对于这种行为,执法部门应该加大惩罚力度。这样不仅提高了国家的公信力,也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周公时期德治和法治融为一体,德、刑交融。现阶段我国注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一种对中国人民族性的尊重。我相信只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一定能够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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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篇8

【关键词】儒家“德治”思想；以德治国；道德建设；差异

儒家“德治”思想与“以德治国”的本质区别

1.“德”的内容不同

从五千年文明历程来看，“德主刑辅”、“为政以德”这两个治国政策一直都是封建君主用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主张。这两种思想起源很早，在远古时代的诸多书籍的记载中就发现“德”这一词。追溯到春秋时许多大家学者不断地对自己的思维主张进行大范围的宣传，致使德治思想在这一时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里就包括，儒家的传统德治思想，为之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了前提依据。儒家德治思想的“德”由来已久，它包含着为政以德、以德治吏、以德养民、以德教民等内容。

儒家所推崇的“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主张。“官员不修养品德，则无法尊敬德行无法保护百姓，政权就无法稳固。”[1] （P28）对君主除了提出为政以德的要求之外，还要求其实行以德治吏，对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标准。臣子乃是连接君王、黎民百姓之间的纽带。君王自身具备贤能并能够是国家治理好，他还必须需要有一批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仁德官吏加以辅佐，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君王的治国方略公正的执行下去。因此，必须以德治吏。“另外以德治吏还要用道德来管理人才，以德养廉。封建君主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制定出一整套严格的封建礼仪规范，其核心思想是‘忠君‘事亲，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2] （P61）孟子认为为政清廉就是“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3] （P103）儒家这种思想是其德治思想的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对现如今，我国的清正廉洁建设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以德养民是君主主张以德为政的最终目标的根本体现。仁政的最终目标是强国强民，安邦定国。而在实践中，则是先礼后利，也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才能考虑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样一来，黎民百姓才会支持这样的君王。统治阶级应该怀有爱护百姓的慈心，在国际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要顺从百姓的心意，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巩固。民众应该有自己固定的产业，以此才会让百姓心里踏实，生活富足。荀子说过，使用严苛的刑罚指挥让民众感到畏惧，达到不犯法的目的，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这样的事情发生；而用道德来进行感化民众，则会使他们认识到违反法律而产生的羞耻感，进而从源头上，使他们遵纪守法。以及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能力。这明确指出‘德与‘刑相比，更具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而‘刑只在逼不得已时才会动用，这样才能够使社会大众心悦诚服。

“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方略，是坚持‘官德和‘民德并举的德治思想。”[4] （P29）从“官德”角度来说，其实这是对所有党群干部的要求，使他们要以自身为榜样，用道德来棍法自己的行为举止，用道德来处理国家的政务。“主要应从五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一是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一切都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甘做人民的公仆；二是要把是否做到‘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作为检验自己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始终践履和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是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清政廉洁，勤政为民，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关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四是要求領导干部讲理想、讲奉献、讲团结、讲大局、拒腐防变；五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科学理论、先进的教育思想，陶冶情操，用真诚的品质去感染人，以实际行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楷模。”[4] （P29）

由此可知，我们要同时抓好“民德”、“官德”的建设，并且贯彻执行“公德”、“私德”建设，推动“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2.“德治”的内涵不同

儒家的“德治”思想要求以仁爱、德政、教化感化百姓。孔子认为，君主的品行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百姓也会服从，反之，君王品行不端，即使发号施令，也不会有人去遵从。实际上孔子的德治思想要求的是，而是要求“以德化民”，用道德来感化民众。因此，孔子最先要求掌权者和君子先提高自己得的素养，然后再对老百姓实行仁爱。孔子还认为，官员的德行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他们拥有高尚的品德，就能很容易的感化百姓们，这样一来，百姓支持你的工作，社会就会更加稳定，国家才能更加繁荣昌盛。屈原在《离骚》中述说自己的“美政”理想时写道：那些上古的君王治理国家都是最先考虑百姓的疾苦，所以那些有名气且高尚品德的贤人志士都愿意追谁他。这也算是德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德治”我们知道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那么又如何理解这里的“治”呢？它其至少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指管理， 《论语·宪问》讲，卫灵公做错了很多事，国家却没有灭亡。因为国家有仲叔圉负责外交关系，联络大家。这是用“治”的管理义。二是指惩处。《史记·李斯列传》讲：“赵高治斯，榜掠千余。”这里有涉及到治的惩罚。以德治国，也就是统治阶级或者最高决策者用道德来领导国家、管理社会，这里必定要包含严惩。道德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思想品质，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工具、设施，屈于政治上层建筑。”[5] （P16）两者都是由经济基础规定，并为其所用。通过合理运用道德的力量，抓住民众的内心想法，以此来治国。

3.与“法治”的关系不同

孟子认真研讨过孔子的儒学思想，将其德治进一步发展成了自己的仁政主张。但是孟子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他之后，荀子又提出更加具体的“治人与治法的关系”的思想：“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6] （P118）进一步强调“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也。”[6] （P118）主张“有君子，则法虽省而足以遍，”[6] （P118）“无君子，则法虽具……而足以亡。”[6] （P118）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后世的儒门众学者们沿袭着孔子、孟子、荀子的思维脉络，继续对其进行更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南宋胡宏指出，人民心中有强烈的道德感，但如没有法律的制约则仍旧没有用，国家依旧会走向灭亡。这段话可以总结为其一在治国的过程之中相关联，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其二法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德治的顺利运行。其三使德治成为治国主体，将法治作为辅助力量。法律体制用来束缚自身，而德治则用用来教化人心。

就“以德治国”中的“德”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是法律上所缺少的；因此，德与法虽然执行各自不同的规范命令，但是两者的控制区域有相互重合的地方。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决定了他们的内在结构存在差异性，并随着他们功能的变化而转变，而且这种内在结构的转变不能影响社会安定秩序、社会正常运行。

“因而，法治与德治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7] （P4）“法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7] （P4）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差异协同的，德治与法治必须同时进行，在抓好教育与管理的同时，加强法制法规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精神境界，进而有效的预防和降低触犯法律现象的发生。以德治国就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以德治国创造条件，两者必须互补互进。

我们对比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伦理倾向，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法律和道德对有助于帮助约束民众的行为举止。同时也应该在社会大环境下努力为稳定社会秩序、保卫祖国和人民做贡献，从每一件小事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遵纪守法，配合完善现代化法制法规，已建立一个健康文明理想社会。法治与德治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双文明的发展。因此，两者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同样提高公民素质同样要同时培养他的法治素质和德治素质，只有如此才能造就积极向上、嫉恶如仇、奋勇向前的和谐环境，增强民众的集体修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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