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是近代西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境界和高度。然而, 笔者认为, 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人, 改变人的思想和行动, 使之与真理保持一致, 使之行为合乎理性。那么, 什么样的行为是合乎理性?又合乎道德的呢?什么是道德上好的?什么又是道德上坏的?这都离不开我们的理性分析与道德判断。在“Nicagoma’s Ethics”中, 西方伦理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对其进行推测分析。他从改变人的品质的伦理德性入手, 以实现人的至善幸福为目的, 奠定了伦理思考的真谛, 使人的行为与真理或思辨原理保持一致。重温这些首要的伦理思想, 展开伦理思考, 对于分析手机成瘾的道德主体对象具有重大意义。
手机已经完全成为现代人离不开的设备。手机的普遍使用,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手机成瘾。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 截至2013年9月底, 中国共有12.6亿部手机用户, 被称为“手机用户大国”, 其中20多岁用户的比率最高。自2014年以来, 使用手机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在线使用计算机的人数。[2]随着手机成瘾的主体对象群体的增加, 手机成瘾问题在国内也成为了热门话题。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 对手机成瘾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反思。其中对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多, 主要集中在人口因素和心理因素上。而对于手机成瘾的道德主体对象进行伦理学分析的研究则较少。为了弥补这一遗憾, 本文将重温《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伦理思想, 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 分析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内在特质, 以加深我们对于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道德思考, 进而做出理性的道德判断。
在人们看来, 自制是好的, 是值得称赞的。相反, 不能自制则是坏的, 是可以进行谴责的。因此, 能克制自我使用手机的人是自制的人, 是值得称赞的。而过度滥用手机、对手机产生慢性或周期性着迷状态又试图抽离出来的人, 则是不能自制的人。对于这种不能自制的人, 当代人给予了他们一个标签, 即手机成瘾者。手机成瘾者对待手机无法自制, 而不能自制的人是坏的, 因而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是可以被谴责的。为什么我们会对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产生这样的一种共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知:
首先, 我们将能够克制自身的欲望使用手机的人我们称之为自制的人。自制的人是能够遵守自身经过推理而得出结论的人。比如, 面对手机成瘾者熬夜玩手机这一现象, 自制者会经过一系列的推理:是不是一定要在睡前玩手机?没有必要。睡前玩手机给我带来什么益处?除了满足心理需求之外貌似并无益处。那么, 睡前玩手机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可能导致精神亢奋, 失去睡意, 进而熬夜, 影响作息, 打乱正常的生理调节规律。最后, 自制者得出结论:睡前玩手机对我而言百害而少利, 我应该放弃睡前玩手机这一行为。而手机成瘾者之所以不能自制, 与自制者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推理的全过程, 在于他们对待经过推理得出的既定结论的态度。面对“我们不应该睡前玩手机”这一经过理性思考后得出的既定结论, 与自制者选择接纳它的态度相反, 手机成瘾者选择放弃、违背它。
其次, 无论是面对手机得以自制的人还是诸如手机成瘾者这类无法自制的人, 他们都能达成一个共识, 即他们都明白熬夜玩手机是不健康的, 对滥用手机的欲望是恶的。但是, 得以自制的人之所以被人们所赞许, 则在于他们能够基于理性的情感与恶的欲望相抗争, 并基于理性的选择不去追随它。而手机成瘾者总是出于感情而做他道德认知中认为是恶的事情, 屈服于恶的欲望。因此, 对于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 我们经常怀着批判的态度。
以上, 大家对于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两点认知趋于一致。然而, 面对这一特殊群体, 富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是否意味着缺乏知识?二是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是否等同于放纵者?笔者将对这两个问题继续探讨。
在笔者看来,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同样拥有知识。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就知识而言, 目前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在柏拉图看来, 一条说法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即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 正确的, 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而在佛陀 (Buddha) 那样的思想家和埃克哈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那样的哲人看来, “知”的过程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图像的描绘是不真实的, 或者说我们脑海中所认为的是“真的”和“当然的”东西与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而下一步的知识就是要纠正我们脑海中关于这个世界图像的虚假的描绘。因此, “知”意味着由表及里地去找出事物的根本原因, 探寻事物背后的运行机理, 最后达到“识”的目的。由此, 我们所说的“拥有知识”大多还只是停留于接近真理的信息输入大脑或接近真理的信息在大脑中生成的认知层面, 是说获取可供使用的知识和把这些知识据为己有, 还未涉及到知识在实践层面的运用。因此, 我们不能凭借知识运用所做出的选择行为去倒推一个人是否拥有知识。手机成瘾者即使做出了滥用手机的行为, 我们也无法依此判断他们没有知识。
对于用行为去评判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没有知识的这一种观点, 笔者做出了回应。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是拥有知识的。从前文可知, 面对手机, 无论是自制者还是不能自制者, 他们都能做出理性的推理并得出一致的结论, 都能揪出欲望背后所蕴含的过度的需求。只不过, 面对手机得以自制者拥有知识并且能够运用知识。相反,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拥有知识但是却没有运用知识。后者做出了滥用手机的不正当的行为又可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这类人有知识但是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 从而做出了滥用手机的不正当的行为;二是这类人有知识也意识到了这种知识, 但依旧做出了滥用手机的不正当行为。较之于前者的不自觉, 后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知识, 对于滥用手机背后所蕴藏的不合理的过度需求有所觉醒, 更富有理性思考的力量。只不过, 这种理性思考的力量在欲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我们也认为这种知识是脆弱的。
我们之所以称手机成瘾的人为不能自制者是因为手机成瘾者过度追求手机中的快乐, 屈服于欲望, 违背了理性知识告诉我们的选择, 与理智相背而行。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在认知层面是能获得理性知识所告知的最优选择的, 即“你不应该滥用手机”“你不应该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使用上”“你不应该在不正确的时间里使用手机”等等。只不过他们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违背了理性知识所告诉我们的应当作出的选择罢了。虽然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与放纵者都与快乐相关。但是, 他们却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与快乐相关。
相对于不能自制者, 放纵者已经放弃对自我行动的自觉调节和控制的意志特征。对于放纵者而言, 人的内在无限性的欲望河需要的满足已经被内化为一种合乎理性、合乎道德的驱动行为的选择理由。沉迷于手机的放纵者已经将无限追求网络世界中的快乐合理化为一种基于“忠诚内心”原则的道德选择。因此, 相较于不能节制者在沉迷于手机违背理性知识时所产生的“后悔”与“懊恼”, 放纵者更显得“理所应当”与“理直气壮”。毕竟, 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放纵者是出于选择, 不能自制者则不是。”基于道德行为出于选择与否的差异, 笔者认为,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区别于放纵者。
另外, 笔者已经在上文提过,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与放纵者都与快乐相关。但是, 两者在手机中试图寻求快乐的最终道德情感体验指向上却大不相同。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与放纵者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快乐就是生活的目的, 心灵的宁静与愉快才是真正的幸福。但是, 在获得快乐的最好的手段上,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与放纵者所把握的尺度不同。在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道德认知里, 节制与修养依旧是获得快乐的最好的手段。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在沉迷于手机的当下所产生的愉悦感是违背了自制这一道德原则的结果。因此, 这一愉悦感失去了内在的德性作用, 也就构不成道德伦理生活中所追求的快乐, 自然也就无法获得隐藏于至高形态的德性作用中的幸福了。因此,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在短暂地抽离出手机网络世界时往往会感到“懊恼”与“后悔”, 感到不快乐。对于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来说, 他们认可节制的道德原则, 承认玩手机时所产生的失去了德性作用的愉悦感是一种虚假的快乐, 最终的道德情感体验指向不快乐。诚然, 手机成瘾的放纵者也追求快乐和幸福。但是, 在构成快乐的德性因素中, 手机成瘾的放纵者视“个人无限性需求、欲望的满足”为最大的德性。因此, 在手机成瘾的放纵者看来, 为了获得自我对手机网络的无限的需求与欲望的满足, 沉迷于手机网络世界中所产生的愉悦感就是具备最大德性作用的快乐。并且, 此时所产生的这种快乐与幸福同一。因此, 在手机成瘾的放纵者所建构的道德体系中, 沉迷手机所带来的最终的道德体验指向快乐。基于最终道德情感体验指向的差异, 笔者认为,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区别于放纵者。
摘要：《尼各马可伦理学》以思辨的理性精神, 从改变人的品质的伦理德性入手, 以实现人的至善幸福为目的, 奠定了伦理思考的真谛, 使人的行为与真理或思辨原理保持一致。本文重温这些首要的伦理思想, 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 指出我们之所以对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持批判态度的共识性的理由, 进一步分析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这一道德主体的内在特质, 即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是拥有知识的;基于“道德行为出于选择与否的差异”及“最终道德情感体验指向的差异”, 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区别于放纵者。对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道德主体分析, 加深我们对于手机成瘾的不能自制者的伦理思考, 进而做出理性的道德判断。
关键词：自制,不能自制,手机成瘾,道德主体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134.
[2] 郭成.心理学经典理论应用书系健康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6-1:121.
[3]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著, 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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