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发电作用分析论文

头顶“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两大绿色环保光环的垃圾发电，如今却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其背后的利益纠葛、政治诉求已如乱麻一般交织，成为环保领域不可承受之痛。开启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产业“原罪”，根源何在？从去年下半年起，位于天津蓟县别山镇的绿色动力，日处理量700吨的BOT项目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垃圾发电作用分析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垃圾发电作用分析论文 篇1：

垃圾发电企业加强经营预算管理的思考

摘要：经营预算管理是企业实现战略发展的重要抓手，垃圾发电企业需要加强经营预算管理，进一步发挥好预算对经营管理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发展战略落地。垃圾发电企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的环卫部门，生产经营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处置、防止二次污染，作为保本微利的民生行业，通过加强预算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本文从垃圾发电行业现状、经营预算管理的特点出发，分析我国垃圾发电企业的经营预算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垃圾发电;经营预算;战略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环保排放标准逐步提高，人工成本上升，而垃圾处理费下降趋势明显，新项目要实行通过竞争配置确定上网电价，企业经营压力倍增。垃圾发电企业通过加强经营预算管理，发挥预算对经营管理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应对当前的压力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垃圾发电企业经营预算管理概述

(一)经营预算的特点

经营预算基于企业发展战略提出下一年经营目标，整合业务和财务信息，通过具体的预算项目合理调配资源，确保生产经营围绕预算目标开展工作，进而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效应，确保完成预算目标。经营预算主要包括生产计划、生产成本预算、材料采购预算、人工成本预算、管理费用预算等。

(二)经营预算影响因素

垃圾发电企业主要的任务是确保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有效的无害化焚烧处置，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蒸汽进行发电。垃圾发电企业的生产计划是经营预算的核心，主要有垃圾进厂量、运行小时、发电量、厂用电率、上网电量、检修计划、吨耗控制等;垃圾发电企业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城市环卫部门提供，垃圾产生量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及结构、城镇化水平、垃圾分类、垃圾有效收集率等方面的影响;发电量、厂用电率和吨耗主要受垃圾质量、设备工艺、运行时间、生产管理能力、设备自动化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材料采购预算主要受生产计划、吨耗水平、供货周期及最低供货量等方面影响;人工成本主要受设备自动化程度、岗位设置、生产管理能力、当地社平工资等方面的

影响。

(三)经营预算的重要性

经营预算要求全员参与，通过优化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内部人才、提高员工工作能力、锻炼一支执行力强的员工队伍，有利于识别重要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有利于强化成本控制、提高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企业对市场的敏感度水平。

二、垃圾发电企业经营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管理理念不到位

垃圾发电企业在经营预算方面普遍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认为预算实际上是财务部门的工作，参考上一年的数据，适当调整下编制出来就算完成工作。垃圾发电企业一般在当年10月启动下一年预算编制工作，成立预算委员会和预算小组，召开预算会议，规定动作走完后最终任务落实到财务部门。生产部门、采购部门、检修部门等认为今年尚未结束，下一年工作没法准确预测，普遍存在简单整理下应付了事的工作心态，把当年的数据简单修改一下，交给财务部门就算完成了预算工作。财务部门在各部门上报的数据基础上，结合财务分析和上级集团下达的经营任务指标进行修改，最后形成预算送审稿报公司预算委员会审议。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在主观认识上没有意识到预算对经营管理的指导和约束功能，更没有意识到预算对确保企业发展战略落地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对下一年的经营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研判。

(二)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

垃圾发电企业的预算管理制度普遍存在分散在各个具体财务管理制度中，缺乏独立完整、操作性强、适合企业实际的预算管理制度，制度对实际工作指导性不强，实际执行中存在“束之高阁”现象。

(三)预算编制方法单一

垃圾发电企业编制预算时，普遍采用增量预算方法，在当年数据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数据来源基本上是财务部门统计的基础数据，预算编制方法没有考虑到行业的特点针对不同的预算项目采取不同的预算编制方法。

(四)预算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

垃圾发电企业的ERP系统、OA办公系统、生产运行MIS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预算数据信息分散在各个系统中，未能有效融合在一起，各个系统之间基础数据相互独立，数据维度、数据标签、数据项目等不统一，造成相互间数据无法按统一标准转换。缺乏专业的预算管理系统，预算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

(五)预算执行不到位和监督评价机制不健全

垃圾发电企业预算编制时“重形式轻内容”，执行时得不到有效重視，执行监督部门为财务部门，计划审批、采购询比价审批财务部门一般不参与，待合同审批时如财务部门发现存在超预算的情况也无法改变事项的推进，只能通过事后调整预算项目满足预算控制的要求，无法在事前和事中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预算执行没有与绩效考核进行有效的挂钩，预算执行评价没有与中层干部评优晋级挂钩，普遍缺乏预算执行管理的动力。

(六)专业人才严重匮乏

垃圾发电企业的人员构成以生产技术和运行人员为主，内部管理上偏重生产技术、检修维护、日常运行等方面，对预算管理不够重视导致专业预算人才严重匮乏。预算管理完成依赖于财务人员，由于现有的财务人员工作繁忙且对生产运行缺乏全面深度的了解，导致预算管理工作在及时性和有效监督方面落实不到位。随着垃圾发电企业预算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预算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三、垃圾发电企业加强经营预算管理的建议

(一)转换预算管理理念

预算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垃圾发电企业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经营预算管理工作，要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专门的预算管理培训，向全员宣贯预算管理重要性的理念，重点宣贯预算对提升管理水平、确保经营效益、促进战略落地、提升员工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健全预算管理制度

结合垃圾发电行业的特点，优化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模式的预算报表体系，通过报表体系落实战略管理要求，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预算管理是一把手工程，在制度中明确预算管理委员会由一把手出任主任，分管领导出任副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出任委员;各部门指定一名兼职预算员负责预算编制、执行监控，兼职预算员发放相应的岗位津贴，工作完成情况作为绩效考核加分项。

(三)重视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是预算管理的基础，预算项目是预算编制的关键，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预算管理方法，垃圾发电企业经营预算的起点是垃圾入厂量和吨垃圾发电量，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垃圾处理费和上网电费。

1.垃圾入厂量

垃圾发电企业跟政府签订特许权经营协议或者垃圾供应协议，协议中垃圾处理费价格是确定的，同时对垃圾发电企业服务的区域也有明确的规定，区域内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及结构、生活及消费结构、垃圾有效收集率、季节变化影响等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这就决定了垃圾日产量和垃圾热值的相对稳定，垃圾发电企业的日处理能力在项目设计阶段已经决定了满负荷最高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垃圾日产量呈现逐年小幅度上升的趋势，对于垃圾入厂量的预算，结合当年的垃圾入厂量日均值进行合理确定，如日均值已超满负荷处理能力，为了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适宜将垃圾进厂量控制在满负荷处理能力120%范围内，满负荷处理能力按入炉量计算，入炉垃圾统计时需要减去入厂垃圾含有的渗沥液。如日均值低于满负荷处理能力，则需要协调环卫部门提高垃圾有效收集率，逐步提高入场量，预算时按当年进厂量适当上浮确定下一年垃圾入厂量。

2.发电量

垃圾发电企业发电量跟垃圾热值、设备工艺、生产运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吨垃圾发电量天花板效应比较明显，当接近行业平均值时提升难度较大。预算按当年的吨垃圾发电量结合设备运行小时数、检修计划等合理确定;吨垃圾发电量在区域内行业平均值之下时适当上浮，引导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垃圾吨收入;在区域内行业平均值之上时继续保持领先，按当年数值确定下一年预算。

3.运行小时

垃圾发电企业应结合设备投产时间、设备可使用年限、设备检修计划、垃圾质量、垃圾供应稳定性等方面合理确定，尤其要重点考虑北方城市冬季政策性环保减排要求对生产负荷和运行小时的影响。行业平均值为年运行8000小时左右，预算值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引导企业加强生产管理，不断提高设备稳定运行小时数。

4.厂用电率

垃圾发电企业自有设备使用自发电，厂用电率跟设备能耗、生产运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厂用电率跟吨垃圾发电量一样，天花板效应比较明显。预算按当年的实际水平结合设备改造计划合理确定下一年预算控制标准，最高限不超过行业平均值，引导企业加强设备检修维护和节能降耗改造，确保厂用电率低于行业平均值。

5.炉渣产量

炉渣生产跟垃圾入炉量和生产运行水平息息相关，炉渣预算按当年的吨垃圾产渣率和下一年的垃圾入炉量确定，适当降低产渣率，引导企业加强运行管理，提高垃圾热值转换率，进而提高发电量。

6.生产耗材

垃圾发电烟气净化使用的尿素、活性炭、消石灰等环保耗材，烟气净化产生飞灰，发电耗用的工业用水，与垃圾入炉量呈正相关关系，适宜采用弹性预算方法，按照不高于当年吨耗平均值的原则确定下一年吨耗控制标准，同时需要重点考虑北方城市冬季政策性环保减排要求对环保耗材用量的影响。

7.渗沥液处理

垃圾发电企业的渗沥液处理量跟垃圾入厂量呈正相关关系，适宜采用弹性预算方法，按照不高于当年吨垃圾产量和吨渗沥液处理费标准确定下一年预算值，同时需要考虑季节变化和垃圾分类对渗沥液产生量的影响，提前制定夏季高峰期应急预案，确保渗沥液得到有效处置。

8.安环费用及管理费用

垃圾发电企业安全环保投入和日常管理费用适宜采用零基预算方法，结合下一年工作计划确定具体项目和费用标准。

9.检修技改成本

垃圾发电企业每年应根据设备使用年限和行业检修规范编制检修计划和技改方案，结合垃圾供应的季节变化，检修技改时间应在春季和秋季。根据当年的检修技改项目支出和下一年检技改修计划，确定检修技改预算，预算应按锅炉、电气、汽机、公共设备等分专业详细列明具体金额预算，适宜采用零基预算方法。

10.材料采购预算

根据生产计划和生产耗材用量标准编制材料采购预算，结合供货响应周期、库存使用时间、材料价格走势等合理确定采购批次，引导采购部门降低供货成本。

11.人工成本

垃圾发电企业岗位设置应结合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和全能值班员培养要求合理确定，适当压缩行政部门岗位编制和中层以上管理干部人数，部分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可以采取外包的方式。结合社平工资增长水平，在确保人工成本合理增长的基础上有效提高员工个人收入水平，发挥好引导作用，适宜采用弹性预算方法。

12.经营预算汇总及审核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由财务部门对各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结合当年的平均价格形成下一年的公司经营预算初稿，由公司主管经营的领导组织预算会审，重点关注不合理增长、不正常降低、收入成本不匹配等情形，进一步优化调整后形成预算报审稿，上报公司预算管理委员会审议，根据审议情况进行最终修订后形成终稿，下发各部门严格执行。

(四)大力推进预算管理的信息化工作

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选择适合垃圾发电企业的专业预算管理系统软件，将预算、财务核算、资金支付、合同管理、生产运行MIS系统、OA办公系统等有机融合在一起，将数据挖掘、多维度分析、輔助预测等信息技术应用到预算目标、预算编制、预算控制、预算分析、预算预警等整个预算管理全过程中，提高预算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水平。

(五)重视预算执行管理

强化预算的刚性管理，在执行过程中不能轻易修改预算，当预算执行出现偏差时，应及时调配资源进行纠正，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弥补。当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预算编制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时，应及时对预算进行调整。预算外项目必须进行事前申请，报预算管理委员审批。垃圾发电企业垃圾进厂量受季节变化影响较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要结合上一度季度实际情况对年度预算进行滚动调整，进而优化生产经营计划，发挥好预算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预算执行管理由财务部门牵头、各部门配合，严格按预算项目执行。月度生产计划、采购计划、检修技改计划等涉及预算执行的事项，事前审批时必须会签财务部门，将原来的事后监督改为事前监督，及时发挥预算执行的预警作用。

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分析制度，按月召开预算执行分析会议，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查找“预算偏差”的形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建议，实时监控预算执行，确保预算目标的完成。

(六)完善预算评价机制

执行监督和评价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预算目标实现的重要管理方法，将月度和年度预算执行评价结果与各部门绩效挂钩、与相关岗位人员的晋升和绩效考核挂钩，重点考核预算执行偏差较大，为了完成预算虚构支出等情况，树立人人重视预算、人人围绕预算开展工作的机制。

(七)优化人才结构

人才队伍是垃圾发电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水平的有效抓手，应从人才结构出发，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解决预算管理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注重培养综合型人才，逐步优化为既有垃圾发电行业经验，又有预算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知识体系的综合型人才结构。

四、结束语

垃圾发电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影响财政趋于紧张，垃圾费结算和国补结算进度缓慢，在目前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及时转变预算管理理念，贯彻全员参与预算思想，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确保盈利能力得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小薇.关于发电企业预算管理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20 (13)：9-10.

[2]欧文辉.关于垃圾焚烧发电企业预算管理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7 (32)：61+63.

[3]劉阳.国有发电企业预算管理的应用浅析[J].纳税，2020 (12)：140-141.

[4]杨闲桃.谈垃圾焚烧发电企业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大众投资指南，2019 (17)：89+91.

[5]柴金莲.预算管理在发电企业的运用[J].财会学习，2020 (11)：114-115.

[6]黄宇.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强化预算管理的有效措施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 (13)：122+127.

作者：祁永富

垃圾发电作用分析论文 篇2：

垃圾发电：“原罪”调查

头顶“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两大绿色环保光环的垃圾发电，如今却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其背后的利益纠葛、政治诉求已如乱麻一般交织，成为环保领域不可承受之痛。开启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产业“原罪”，根源何在?

从去年下半年起，位于天津蓟县别山镇的绿色动力，日处理量700吨的BOT项目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该事件的起因源于垃圾发电厂在运营百日后，焚烧厂附近的别山镇居民不约而同的出现不良反应。当地居民纷纷将矛头对准垃圾焚烧厂排放的大量二恶英，由之引起公众与政府间持续数十天的抗争，甚至对簿公堂。

事实上，蓟县绿色动力垃圾发电项目只是近些年，各大垃圾发电厂备受争议的缩影之一。

争议从未远离过这个闭塞的产业，它一面是生活垃圾处理权宜之计，一面又屡次因环保问题引发的邻避效应被推向风口浪尖。

从深圳第一座日处理2000吨的垃圾发电厂算起，国内垃圾发电产业已然走过近30个年头，伴随着保有量大跃进式的发展，由之引发的社会、环保问题正逐渐发酵，甚至上升为恶性群体事件，也有些规划项目因此搁浅数年之久。

环保纠纷只是垃圾发电全行业困局的冰山一角。在国内，垃圾发电产业仍然处于计划管理到市场化竞争的过渡阶段。随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大、补贴杠杆失灵，垃圾发电产业正在经历半计划半市场经济带来的阵痛。埋藏的隐忧让垃圾发电从业者风声鹤唳，为求得生存空间又不得不如飞蛾扑火般跑马圈地，形成特有的产业现象。

持续不断的公众环保纠纷、企业跑马圈地带来的产业阴暗面、盈利能力的罗生门……这些都让垃圾发电产业陷入巨大的负面舆论压力之下。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产业“原罪”，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垃圾发电是面对城市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的权宜之计，这背后蕴藏着数以万亿计的产业价值。而其带动的巨大产业利益和公众博弈，也是当下舆论众矢之的的核心。我们希望能从国内垃圾发电产业演变及各方利益纠葛中，梳理出垃圾发电问题背后的真实图谱，对比“十一五”最初构想，观察如今的垃圾发电产业需要怎样的改变。

万亿投资的落空

小武基位于北京东南郊工业园区，这里是北京环卫集团的垃圾分类站，也是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教育基地。按照规划，在这片总投资1.7亿人民币的土地上，从垃圾转运站回收的有机塑料被回收资源化利用，其余有机物被用于鲁家山、门头沟等垃圾焚烧发电厂。

但即使这样的生活垃圾管理教育基地，其垃圾分类也难说天衣无缝。甚至在2014年有周边居民爆料，多数垃圾夜间被焚烧。

有环保从业者认为，机械分选几乎难以满足焚烧厂“无害化”的要求，国内垃圾发电原料基本还停留在初级的人工分选阶段，投入巨大。

为了降低分选成本，不少垃圾发电厂将塑料袋等有毒有机物直接予以焚烧。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二恶英的严重超标。7月7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公布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全国已运行的231座垃圾焚烧厂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不足总数的 40%，多数焚烧厂飞灰、二噁英严重超标。

这背后是国家近十年来巨大资金投入的严重浪费。

早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以及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建设国债，随后5年间，这笔长期建设国债规模逐渐达到2200亿。据公开资料显示，这笔国债撬动了3.2万亿的投资规模，很大一部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其中包含体量庞大的垃圾处理设施、分选、焚烧设备。

另一方面，垃圾发电项目能够享受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提供的巨额贷款。譬如，以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济南、江阴二期及镇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亚行给光大提供的A类贷款超过1亿美元。

巨额补贴带来了全国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大幅增加。根据《住建部城市统计年鉴》：“十一五”期间，垃圾处理，焚烧占比仅仅15%。“十二五”期间，这一数值跃升至40%。“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厂可能超过300座。

但除了带来垃圾焚烧发电厂保有量的巨幅增加外，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并未没有因为数万亿的投资，而带来设想中的各种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巨额的投资仅仅倒逼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增长，而相应的回收利用率却不断下跌，与当初循环经济的目标渐行渐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市容环境处处长杨宏毅认为，从2000年原建设部选取8个试点城市开始，到2014年住建部等5部委选取26个城市和区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可以说，环卫部门一直在寻求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路径。2014年清运量1.79亿吨，但来自生活源的废品回收量仅6000万吨，占比仅仅25%左右。但事实上，这一比重原本应达到50%。

磐石能源研究所副主任毛达博士告诉《能源》记者：“中国垃圾组份中有近60%的厨余垃圾。厨余垃圾本身热值不高，且含有60%的水分，这导致焚烧困难.只要把厨余垃圾分类做好，可以降低2/3的处理成本。这些成本完全可转化成环保和经济效益。”

现实却更为复杂，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告诉《能源》记者：“国内的垃圾源头分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处理工序分为收集、转运、分类、处理处置四个阶段，在转运环节对可再生利用部分破坏巨大。单就转运环节而言，该过程造成了80%可利用资源的破坏，如果在收集环节不做好分类，再先进的分类技术也无能为力。”

从环卫部门本身来看，推进源头分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自然大学陈立雯曾经针对国贸三期某酒店的调研显示：“环卫集团每天上午回收的垃圾的大多数是热值最低或者难以焚烧的部分，因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凌晨会被人运走，此外，大宗商品的降价，使原本可回收资源失去了吸引力，大约200万人将离开废品回收岗位。”

但经过多方采访，一个观点渐渐被统一——多年源头分类的政策导向催生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已然根深蒂固。“这是一个可怕的利益链条，源头分类将大量挤占垃圾发电原料。这必将威胁垃圾发电企业的生存。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其产业链条相捆绑的地方政府税收、利益输送也将有所影响。尤其是一些二线、三线城市。你多分类一吨，我就少烧一吨，少获得一吨补贴。这导致中央倡导源头分类的精神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相互僵持，人为为垃圾源头分类设置了一道障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摇晃的权力杠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在2016年两会期间递交的提案中指出，垃圾焚烧成为当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但焚烧容易产生二次污染，特别是产生的剧毒物质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目前在技术上，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等污染物的排放完全可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也有了新标准，但是，不少垃圾焚烧厂并未执行，新标准形同虚设。

这背后是激烈的思路博弈和看不见的利益纠葛。十余年围绕垃圾发电行业的一系列争论，使垃圾发电形成了利益集团“挺烧”、社会公众“反烧”的长期博弈。而主管部门中，也分为“源头分类”和“末端治理”两种思路。特别是在一个针对垃圾发电的项目论证会上，往往出现几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激烈的碰撞，成为独特的产业特色。

遗憾的是，据业内人士披露：“一个项目论证会中，邀请的专家都是指定的，一些‘反烧’的专家我们不会再邀请。”在政府企业利益绑定之下，末端治理思路的强势可见一斑，致使多方博弈之下，现行政策远未实现循环经济的初衷，相反在末端治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目前，国内垃圾发电的主管部门主要有两部门主管：住建部城建司、环保部环评司。前者负责垃圾发电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技术攻关，后者负责环评的审批、运营中的监管，一般来说，两部委会同时派遣专家进行论证。

从欧美与日本的经验来看，固废处理处置的主管部门均为环保部门，只有中国是两大部委共同管理。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两部委共同管理会加剧部委职权重叠，另一方面，形成住建部建厂、环保部挨棒子的尴尬局面。

在“十一五”规划制定时期，住建部作为垃圾发电规划部门，垃圾发电被纳入《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规划将“生活垃圾”归属于“生物质”能源。尽管当时计划的装机容量只规定在50万千瓦，但垃圾发电却在“十一五”时期得以享受可再生能源补贴。

从此，垃圾发电走上了大跃进时代，不少焚烧厂潜藏的环保问题开始逐步显露，社会舆论给环保部造成了一定舆论压力。2014年，环保部曾尝试源头分类工作，启动了对《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更新工作，这是自2001年首次来对于沿用了十余年的垃圾发电厂排放标准实施修订，也是相关部委首次对垃圾原料在控制指标、监控要求等领域进行了细化。然而，有接近环保部门的消息人士称：“新的标准中，污泥、煤矸石成为可以掺烧的原料，这项变动至今仍然引发学界的争执，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污泥掺烧是一种标准的倒退。

“两部委是平级单位，在实行垂直监管前，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基本呈脱节的状况，地方环保局服从地方政府利益，环评、环境监管在焚烧厂领域长期失灵。”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诸多政策难以落实的根本，是国内垃圾发电产业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阶段，利益与政府绑定的结果。只要规划一座厂，都是许多的隐性收益。由于各大部委之下均有数量众多的营利机构，譬如环保部旗下众多的环评机构(环评中介已完成脱钩)，住建部旗下有众多规划院。谁能主导垃圾发电的管辖权，谁将主导一个千亿规模的市场。因此，根本还需政策制定者与从业者利益脱钩，否则再多的政策都是在强化“末端治理”，很难达到源头分类的目的。

产业危机前夜

作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产业，政府意志成为了产业调控的杠杆。对于垃圾发电来说，被纳入“可再生能源”，享受相应补贴，成为了推动整个产业的动力。

国内垃圾发电厂盈利模式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只要能保障1000吨/天的日处理量，靠发电上网就可实现盈亏平衡。而地方补贴依照“垃圾处理成本”的原则由地方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决定，这成为决定盈利的关键因素。剩下的效益，包含2%财政贴息、增值税即征即退、以及亚行的资金等。

失调发展从2006年初露端倪。毛达告诉《能源》记者：“2006年前后，当时由于《可再生能源法》对发电企业采取按量补贴的措施，由之催生了一批违建项目，一些企业选择掺烧煤炭，最严重的甚至煤炭掺烧70%多。”于是，《可再生能源法》于2012年再次被修订，2006年及以后获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且发电消耗热量中常规能源不超过20%。

“到了2012年，政府的调控手段彻底失效，原本能够通过掺烧煤炭的发电厂由于原料不足，难以为继，走向内地的企业难以盈利，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上市公司，或者有意IPO，不少上市公司开始跑马圈地。从2012年开始，新增垃圾发电厂几乎每年以20%的增速在增长，甚至一个5万人的小县城都要建厂。”一位垃圾发电企业从业者告诉记者。

到了2014年，有项目还能拿到70元的垃圾处理费，2015年就的成20多元了。游戏规则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本的政府行政审批，变成企业中标后，再通过邻避效应倒逼地方政府政府涨价。从而使得垃圾处理补贴从“事前价格机制”又退化为“事后定价机制”，事实上失去了其作为投资决策价格信号的作用。

那么真正的合理运行究竟需要多少补贴?现实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宋国君在其课题《城市生活垃圾社会成本分析》中描述，由于邻避效应因居民健康隐患而起，所以并不能简单的以排放标准为基准测算一个垃圾焚烧厂的经济效益。参照美国算法(计量反应关系)，以1000吨/日的垃圾焚烧厂为标杆，将二噁英健康风险降至百万分之一，每吨垃圾的补贴应当为700元。在日本，垃圾焚烧发电完全是政府行为，大多建于居民区，政府每吨补贴在3500日元上下。即使如此，日本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居民血液中二恶英含量依然是全球平均值的十倍。但目前国内享受补贴水平最高的上海环境集团补贴不足300元/吨。

更让垃圾发电者无所适从的是市场环境的变化，根据《点绿科技》的一份调查显示：2015年，地方财政收入压力较往年仍在增加。环保企业应收账款已达351亿，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13%，相当于部分收入仅是纸上富贵，真正贡献业绩的收入较为有限。由于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的应收账款很可能因最终不能够全部收回而成为坏账，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财务隐患。

几年前堪称印钞机的垃圾发电厂如今已成少数项目的绝唱，而整个产业现状犹如悬在上市公司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为上市公司创造了响亮的财务报表，然而一旦停止跑马圈地，这把剑就会落下。曾有一名业内人士悲观的预计，“垃圾焚烧厂会在2018年左右饱和，产业的危机会在2018年左右爆发。”

“企业能不知道嘛，分析这些上市公司的财报可发现。垃圾发电企业龙头光大集团，其2012年财报中还有单个垃圾发电的营收状况，但到了2013年以后，该部分就成为了整体板块盈利。”一位不愿具名的产业研究者表示。也有不少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点”。桑德提出的“互联网+环卫”本质还是希望在源头分类上形成破局，但大多数企业在寻找到新的增长极之前，跑马圈地依然是他们无奈而现实的选择，形成一个死循环。

中央导向之变?

早在3年前，锦江集团副总经理任光惠曾表示，旗下山东菏泽锦江垃圾电厂，由于政府许诺垃圾燃焚的补贴迟迟不能到位(每燃烧1吨垃圾，索取10元补助)，导致电厂其临时亏损。

数十年的补贴，一方面造成了产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财政负担。据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可再生能源补贴欠账补贴已近300亿元，这还不包含地方政府拖欠的垃圾处理补贴。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直属部门从2015年开始频频发声，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数十年的末端治理思路，伴随着直属部门的频频发声，管理思路变革已迫在眉睫。

2015年9月10日，分析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境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国发中心)等机构，颁布《环境保护与绿色城镇化》等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垃圾分类面临的难题是邻避效应的根本。这份报告同时阐述了“十三五，以再生利用为前提的方案。”据相关人士分析，国发中心选择在十二五末期发文，主要是从中央导向，为了即将发布的两网融合进行铺垫，也是呼应刚刚颁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该规划中明确提出，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

到了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出台的“《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要求，到2020 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度体系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尽管这次政策带来的乐观的情绪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本身是个强制分类制度，但指导思想偏偏写个‘鼓励为主、强制为辅。’”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但由于政策本身由央财经领导工作小组(以下简称中财办)主导，这被认为是中央再一次垃圾管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分类管理思路上的转变，也是对末端治理思路的弱化。

“事实上，中央精神落实仍然需要时间，毕竟已经多年形成的体系，并不容易打破”。相关人士表示。

新的希望被寄托在刚刚提出的“两网融合”上，即“再生资源回收与互联网的融合”。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与住建部城市建设司成为“两网融合”的主要推进部门。也就是说，在垃圾发电规划部门仍然是住建部，环境监管部门仍然是环保部。但商务部的突然切入，是不同思路的管理部门之间的首次合作，本身微妙的部委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起来。

有业内人士认为：“垃圾发电焚烧环节相对垄断，但源头分类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商务部主导根本还是希望通过市场导向。调整延续近30年半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但这必将稀释十余年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与形成惯性的管理思路，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市场经济VS制度缺失

如今，源头分类已成当业界的普遍呼声。然而，规划、财政甚至监管部门已经把“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定价方式变成了宏观调控手段，需要哪个产业发展，就不惜以万亿补贴推动，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阻碍了垃圾发电市场化产业相对扭曲。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座垃圾厂背后，有诸多看不见的隐形补贴。目前，显性补贴包含电价、垃圾处理费，隐形补贴包含土地免税、对海外设备进口享受的税费减免、发改委专项资金以及亚行的贷款，事实上，无论是光伏、风电还是电动汽车，补贴本身是一种行政手段，也是计划经济的特定产物，阻碍市场经济的掣肘。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着行政手段向市场手段转向的过程。不久前，2014年，德国修改了《可再生能源法》，取消了本国生物质的建设补贴。中国国内也频繁出现在不久之后取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消息。任何一个产业，不仅仅是垃圾发电、包括其它可再生能源也是要走向市场化运作。这才是良性、健康的产业环境。”

但在市场化运作之前，我们不可否认当下法律制度的缺失成为源头分类的掣肘。作为环境监管的主导部门，环保部华北督察中心曾经撰文称：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特别是造成较大社会、环境影响的的危险废物监测的规定，当下仍然十分初级。其一，按照《固废法》规定，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通过“三同时”验收。然而，在项目事前、事中监管中，均没有明确提出将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作为一个排放源开展环境监测的要求。其二，对于固体废物管理规范化的判断，主要是信息统计、贮存、申报、运输等是否达到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要求，基本上靠主观判断，发挥自由裁量，监测指标所占比重很少，缺少类似于水、气、声排放标准的客观评价依据。其三，固体废物并非达标排放管理，而是以风险管控为主，对于现场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容易出现法律的严肃性与实际监管的粗放性不相吻合的情况。

目前，环保部门对垃圾发电的监管，主要以环境影响评价来体现。“但环评是个事前预测的机制，它适合比较稳定的污染排放源，对于垃圾发电厂，不妨试点排污许可证取代环评。因为排污许可证能根据不同工况，实时反映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宋国君表示。

毛达认为：“推行源头分类，仍然需要法律强制推动，很多国家都实行、不分类不收、不分类承担法律的做法，所谓的‘强制分类’应该体现到这方面。”

备受期待的两网融合尚处于概念阶段，如何将两网融合落地，关键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捋顺当前的产业，改革的关键改变就是要在可竞争的固废资源化利用和可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引入竞争，在自然垄断的焚烧与发电上网环节加强政府监管，构建“市场化源头分类、末端处理行政化”的行业结构，这不仅是大部分国家的做法，也是体制改革时所设定的目标。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处长李嘉健提建议：“在收集环节。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时要考虑到回收的便利，尽量避免进入垃圾清运体系，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在运转和分拣环节。探索利用废旧商品回收车，实现可回收物的收集。在处理环节。将废旧商品分拣中心和加工处理基地与垃圾末端处理设施联合建设，提高资源回收率。”

在源头分类完全实行市场化之前，以补贴撬动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促进途径。譬如广东省在试点对于造成污染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取消其享受的补贴政策，并将垃圾焚烧补贴逐步转向垃圾分类补贴。台北设立了分类回收基金鼓励源头分类。

总体而言，业界普遍认为垃圾发电市场体制经过10多年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实际上，把成本控制到最优状态，实现利益最大化是任何一个从业者都追求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离不开政策的推动和环境监管，如何打破现有体制实行市场化的源头分类无疑将是实现循环经济重点所在。

作者：闫笑炜

垃圾发电作用分析论文 篇3：

垃圾发电:今天大跃进,后天大灾难?

资本狂欢的盛宴对垃圾发电的痴迷,丝毫不亚于人类当年对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赞美。在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给民众带来的可能是无穷的健康隐患,留给政府的可能是无休止的公共安全困境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巨大的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爆炸中心高达1亿华氏的温度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烧成翠绿般的玻璃。面对人类的技术伟业,“原子弹之父”、具有诗人气质的奥本海默,刹那间涌上心头的却是一句印度古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与原子弹瞬间巨大裂爆震撼不同的是,如今我们可能面临着生活垃圾焚烧这种新的死神,一种寂静无声、温水煮蛙式的死神。

大步跃进

2009年,国内爆发多起反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群体性事件,江苏吴江、广东番禺两地因为民众的强烈反对,已经建成和拟建的垃圾发电厂被迫下马和缓建,垃圾危机从此逐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生活垃圾是资源化处理,还是一烧了之,专家学者的争论空前激烈,社会舆论也两极分化,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媒体力挺焚烧,而大众媒体则强烈批评垃圾焚烧制造新的灾难。

激烈的争议一度使垃圾焚烧陷入舆论的漩涡,也使得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几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2010年初,《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在网上开始现身,细心浏览就会发现,其中列入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竟然达到41个,项目遍布国内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河北省拟建4座;天津市、福建省各拟建3座;重庆市、江西省、湖北省、广西自治区、四川省各拟建2座;山西省、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海南省、陕西省各拟建1座;而广东省居首,计划建设14座。事实上,41座垃圾电站的数字很快将被刷新,单是武汉市今后两年内将新增5座焚烧垃圾发电厂。据最新的统计,国内已经在立项的垃圾焚烧厂总数超过了400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2010年初,中国固废网推出了《20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行业投资分析报告》,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总量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3%上升到10%～20%,垃圾发电产业的年投资额将高达800亿元。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根据环保投资比例法测算,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环保投资预期达到3.1万亿元,有关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投资规模将达到8000亿元,发展空间巨大。在国内、国际经济总体走向尚存二次探底的风险面前,国内垃圾处理前景简直令人垂涎三尺。

2009年4月24日,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聂永丰在深圳举办的“第三次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施专题研讨会”上称,在2008年～2015年,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时期。有评论称,对于起步晚但已实现迅猛发展的中国垃圾焚烧行业而言,黄金时期跳跃的曙光将更加坚定行业人士为垃圾焚烧行业奋斗的信念。短短一年的时间,国内垃圾发电势头之迅猛,恐怕是聂教授当初也始料未及的!

速度之猛甚至还比不上规模之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张垃圾焚烧要弃小上大,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淘汰了2002版标准中的每天150吨以下规模的垃圾焚烧厂,同时新增加了全厂总焚烧能力每天在2000吨及以上的特大类垃圾焚烧厂。这样,我国垃圾焚烧厂历史性的三级跳终于实现:1985年,深圳市建成第一座每天处理300吨生活垃圾焚烧厂,2002年7月1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千吨级上海浦东生活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行,2010年3月13日,国内第一座超大规模的焚烧厂——济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在济阳县孙耿镇高家村正式开工,建成后,总处理规模为日处理垃圾2000 吨,年处理66.67万吨。无论是建厂数量还是单厂日处理量,国内垃圾焚烧新的大跃进似乎已经势不可挡。

酸雨凶猛

“股神”巴菲特近期对我国垃圾处理产业格外青睐,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垃圾焚烧发电的大跃进。在证券市场,华光股份、合加资源、城投控股和天津泰达等垃圾发电企业的股票备受追捧。在赢利预期高涨的同时,人们对于垃圾发电产生的长期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大气、水、土壤、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危害,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已经被忽略不计。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1月7日9时30分左右,李坑生活垃圾发电厂一号锅炉冷壁管由于受到腐蚀发生爆炸,大量高温蒸汽突然外泄至相邻三四十米的二号锅炉,致使正在进行维修的5名工人被严重烫伤,2人全身烧伤面积达43%至70%,属于重度烧伤。此次安全事故显然没有被更多地追究,一个全国环保示范工程的安全事故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但若细究,难免疑窦丛生,60～89毫米不等规格的锅炉水冷壁管道被腐蚀以致爆裂,是什么腐蚀性这么强烈?而且该厂已经多次出现锅炉水冷壁管道被腐蚀以致爆裂的情况。

实际上,我国自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建设部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2),已经明确将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氢、一氧化碳等5种酸性气体列入要求实施环境保护的烟气污染物,规定烟气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2002年1月1日实施,对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小时均值提出规定,要求酸性污染物烟气排放提出小时均值限制,二氧化硫是260mg/m3、氮氧化物400 mg/m3。

具有强烈酸化腐蚀作用的酸性气体远不只影响锅炉水冷壁管道,对于大气也同样如此,只是垃圾焚烧酸性气体对于酸雨的贡献,似乎还远未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对此的警惕性也远远不够。垃圾焚烧过程中掺煤和有机物焚烧源源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酸性物质,会加剧大气的酸化程度。目前,62.3%的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达不到保护居民和生态环境不受危害的基本要求,我国目前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0的酸雨地区已达全国面积的40%左右。

酸雨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灾难性的环境挑战。广东省发布的2008年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广东酸雨频率上升,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9市属酸雨重灾区,最严重的广州佛山十雨八“酸”。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对酸化的贡献是综合处理的4倍、简单填埋的6倍、卫生填埋的10倍。建设部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省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厂16座,排全国第一。在《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中,广东省计划今年新开工建设14座垃圾焚烧厂,同样位居全国第一。在国际上,酸雨已经被冠以“空中死神”、“空中恶魔”、“空中杀手”等令人诅咒的名字。广东省酸雨如此严峻,居然还大规模地上马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只能使广东省已经严重恶化的环境危机雪上加霜。

飞灰剧毒

2009年,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危害已广为人知,但熟知垃圾焚烧的业内人士透露,垃圾焚烧最危险的可能还不是二恶英,而是飞灰中的重金属及其化合物,从低沸点的汞、铅、镉到其他高沸点的重金属,无不具有强烈的潜在毒性。汞,具有低熔点39℃、沸点356.58℃的特殊物理化学性质,在垃圾焚烧的过程中,90%以上将随烟气排放到周边的大气中。

我国首座千吨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上海浦东生活垃圾焚烧厂自2001年试运营、2002年7月1日正式运行,两年后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其周边的水、土、植物、农作物和动物取样分析,结果显示汞含量普遍增高。周边环境的土壤背景值偏高,平均为12519纳克/克,运行一年后和2年后的平均值分别为每克13919纳克/克和13717纳克/克,同一水平处而下风口空气中汞浓度显著高于其他风向处,初步证实了垃圾中的汞通过焚烧烟气的排放,和向四周大气中扩散的事实。取样大豆和小青菜,2003年汞的浓度分别是2002年的213倍和217倍。调查结论是“有必要继续跟踪研究,建立数据档案,以便为垃圾焚烧技术评价和污染控制提供依据”。

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认为,焚烧飞灰是一种同时具有重金属高浸出毒性和二恶英类物质高毒性当量的双重危险废物,而且富集了焚烧过程中92%的二恶英排放量。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我国2008年74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5.16万吨,年处理量1570万吨,按焚烧一吨垃圾产生5%飞灰的比例计算,2008年飞灰的产生量应为78.5万吨。令人极为不安的是,本应严格按照危险废弃物处理的焚烧飞灰,却因《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的修改走了样。新修订的标准允许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条件之一是“二恶英含量低于3微克等效毒性量/千克”。

这里存在着两个巨大的隐患。其一,到目前为止,二恶英并不能做到实时在线检测,只能进行实验室检测。飞灰必须随时处理,如何保证实验室检测完后再处理飞灰,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做不到的,而且国内的二恶英每年才检测一次,那这条规定几乎就是虚设的。其二,焚烧飞灰严格固化成本高昂,每吨最高的约1500元,企业为了赢利,不会花这么高的成本处理飞灰,同时,这些企业并未得到有效监管。规定“虚设”,监管“空白”,剩下的只是填埋场飞灰日积月累的高毒性物质浸出进入土壤、水,生态大堤被悄无声息地吞噬。

即使满足现有的排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依然存在巨大的健康隐患。按照现有国家烟尘限制80mg/m3的标准,上海江桥焚烧厂每年排放的烟尘达到28032吨(40万m3/h×80mg/m3×24h×365天),这对焚烧厂周围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威胁巨大。由于我国现有的垃圾焚烧标准并没有控制可吸入颗粒物PM10、PM2.5(粒径10微米、2.5微米),实际上垃圾焚烧带来的威胁可能更大,原因是PM2.5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后难以再呼出,超细颗粒沉积在肺部深处甚至进入血液循环,其所携带的污染物直接威胁人体。

夹击北京

客观地讲,北京市早年对于垃圾焚烧一直比较谨慎,相对于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北京市的垃圾焚烧厂建设既少且慢,但是,面临所有垃圾填埋场三四年内即将全部封场的困境,北京市开始转向垃圾焚烧。

北京市有关部门从2009年开始全面部署垃圾焚烧厂的建设。2009年3月8日,北京市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在北京交通台《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中表示:“我们相信大家最终会在焚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我们不能最终把自己憋死,垃圾处理不了,那时候受害的就是全社会了。”2009年3月9日,北京市市政管委会副主任陈玲也对媒体表示,北京市新建垃圾处理设施不会污染环境,“垃圾焚烧发电已成为发达国家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途径,垃圾焚烧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对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尤为重要。”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崇文区环卫服务中心三队队长关阔山建议,北京市应建立地方性法规,实现垃圾处理由填埋向焚烧转变。

2009年4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调整处理结构,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2015年比例为4∶3∶3。2012年前,北京市将建设阿苏卫焚烧厂、京南垃圾焚烧厂、董村垃圾焚烧厂3个垃圾焚烧处理项目;2015年前,将再建设六里屯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南宫焚烧厂等,梁家务焚烧厂也将择机建成。2015年前将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处理总能力可达到每天8200吨。

但是,大幅度提高垃圾焚烧并未获得民众的认可,而且民众最不放心的就是政府主管部门“请市民放心,建垃圾处理设施不会污染环境”的说辞。2009年7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市政管委会在海淀枫涟山庄举行对话活动,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辩论使对话会数次中断。2009年9月4日,上百名阿苏卫居民在北京农展馆前打着横幅,强烈抗议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抗议活动致使当天2010年北京市环境卫生博览会的开幕式推迟了半小时。

民意和政府的决定相左乃至激烈碰撞在夹击北京的垃圾处理方向。北京市计划在2015年前建设9座垃圾焚烧厂,正好将北京中心地带合围在中间,全部建成后每天焚烧8200吨原生混合垃圾,对北京生态环境的夹击将是无情的。北京市环保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政协委员汤大友在人民网论坛上希望北京谨慎对待垃圾焚烧,主张大环境消纳战略:“北京准备建几个大的焚烧填埋场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北京62%是山区,在西北上风上水方向,是北京总体发展规划的生态发展涵养带,本身不允许有污染的东西存在。东南平原占38%,整个城区占了几千平方公里,平原已经没地方填埋垃圾。如果焚烧,北京的气候也有问题,早晨起来一般刮二三级西北风,下午、晚上刮东南风,又刮回来了。”

如果将目光投向石家庄,一定会感到其力垃圾焚烧厂对北京的夹击。拟建的石家庄其力垃圾焚烧发电厂和附属的垃圾填埋场距南水北调工程明渠段直线只有不到500米,原玉村垃圾填埋场已经对周围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力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必然会对北京以及石家庄的水源地等敏感保护目标造成极大的影响。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研究表明,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对周边农田土壤中二恶英浓度的影响随距离增加呈现下降趋势,1.5公里以外影响甚微。南水北调工程明渠段正好处于烟气排放污染物高浓度区域内,水源敏感项目不受污染是不可能的。

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物,特别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汞等重金属的威胁是潜在的、长期的,有的随大气循环还会产生全球性污染,这没有区界、没有省界、没有国界。

国内资本狂欢的盛宴对垃圾发电的痴迷,丝毫不亚于人类当年对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赞美,在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给民众带来的可能是无穷的健康隐患,留给政府的可能是无休止的公共安全困境。

(《中国报道》2010年第5期)

作者：关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