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论文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已经成为当前科技领域的热点，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暴露出的各种风险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AI换脸技术已经引起了争议。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规范，需要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论文 篇1：

数字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研究

摘要：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兴产业发展，比如数字影视媒体行业。网络世界本身是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它的主体客体认定在实践生活中也是很难判定的，它的兴起，也引发者侵权的问题。本文就数字影视作品的特征、发展情况以及数字影视作品保护的特殊性做了说明，并结合案例，分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之间的异同，针对现在日益昌盛的网络媒体，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措施。

关键词：数字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信息网络平台

一、数字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基础

(一)数字影视作品的概念及特征

现有的影视作品是数字影视作品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基础。从某种层面上讲，数字影视作品是通过数字格式保存，通过有线或无线的网络进行传播的影像制品。

数字影视作品的特点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传播效率高于传统的VCD、DVD的表达形式，得益于数字信号的高速传播效率。第二，因为影视作品数字化，想要对已成制片的载体进行剪辑、调整都是十分便捷、简易的。其次，它的使用传播都时刻与计算机编码的存储程序相关联。

(二)数字影视作品的产生及发展

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影视作品可以在互联网世界中高效传播和便捷接收。如今，传统的影院观看电影、旧式碟片为主的传统影视制片载体正在迅速的被数据格式化的存储便捷、方便传播的数字影视作品所替代。由于其本身的便捷性、即时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三)数字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特殊性

1.主体。影视作品的数字化和网络传播的属性使其法律关系的主体与传统方式的影视作品有所不同。数字影视作品的主体比传统影视作品的主体复杂。它的法律保护主体更加的宽泛。义务主体包括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以及网络用户，比传统的社会公众增加了网络属性以及中间服务提供者。

2.客体。由于数字影视作品本身特有的数字化属性，所以网络传播权保护的客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体，而是无形的、数字格式化的影视作品。

3.权利义务内容。数字影视作品的权利人有权将自己的作品的网络传播权利赋予网络媒体商，而获得网络传播权的媒体商也有权对该数字化影视作品保有独占的网络传播权，若其权利受到侵权，有权进行申权。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辨析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概念。

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该条款表明，作品的权利人有将作品放至网络使公众接触到的权利，若他人在权利人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作品放至网络传播，则构成侵权。这里的有线无线是网络传播的形式区分，在计算机网络通信中，信号是以电磁波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电磁波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自由空间中通过无线的方式传播，即无线传输;一种是通过有限制的空间区域内传播，通过有线的方式传播，即有线传播。无线的传播方式主要有红外線、激光卫星等。

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广播权和网络传播权之间有很多交叉的地方。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作品的权利。但无论传播、转播的形式是有线还是无线，也无论传播的设备工具是扩音器还是声音符号等类似工具，其向公众传播、转播的作品均在著作权人的广播权的控制下，权利人都是具有广播权的。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异同。

根据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条款，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权利有很多相似之处，单从字面上看就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比如这两句对权利的定义来看，都出现了有线、无线字眼。对于网络传播权的定义，网络传播的方式条款中没有细述，它的着重点事使公众可以在自己的选定时间和地点获取该项权利。广播权的定义中也是出现了有线、无线的字眼，但是它的着重点是使公众接触到作品，方式包括不限于机械设备传播于公众。从字面上的解读对比就可以看出，广播权的范围是比网络传播权大的。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它们的边界不明晰，这两个权利虽然都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定义过，但是这两种权利的区别未在著作权法中阐述。根据前文对条款字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权利的着重点，广播权不限于其传播至公众的形式如何，网络广播也是广播权的一种方式，这就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更相似的地方。它们的媒介都是网络。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广播行业也出现了向网络传播形式靠拢的趋势，甚至可以供观众们点播回看电视节目，即网络电视。网络广播或者直播是固定时间播放，这是在预定时间内向公众开放。网络点播时，广播电台电视台向观众提供其在选定好的时间收看广播电视节目，不受这个节目原先电台电视台预定好的时间限制。这就明显的与信息网络传播有着类似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着重点是以在用户个人选定的时间权利者向其提供权利。而以网络直播形式等的网络广播，像传统广播一样，用户只能在线收听或收看到广播电台电视台预定节目表在这一时刻正在播出的节目，而无法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所以，这样的网络广播不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

三、数字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构成

(一)侵权行为方式

1.提供链接。网络链接是指从一个网页指向另一个目标的链接关系。这个目标可以是多种形式。当用户点击已链接的目标时，链接受众将显示在打开的浏览器上，并且根据目标的类型来打开或运行。这是一个链接，让我们连接到其他的网页或者是网站，这基本上就是网页的一个部分。每个页面最后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网站

2.提供平台服务。平台服务是指网站或者应用软件将各类影片作品上传至网站或app，可以提供给用户在选定时间、地点观看影片。在观看或者下载影片的用户基于个人合理使用而免责的情况下，是否构成侵权?个人认为应该是构成的。即使一般网络用户可以以个人学习、使用而免责，但免责是以侵权行为既已存在为基础的，否则就无需争议责任是否应该免除的问题了。

(二)侵权的主观方面

学界对于过错的判断存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在于是否具有合理性，出发点是从是否合理开始的，但是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低，所以实践中多采用客观标准。若行为人实施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则该行为违反法定义务无疑，完全能够认定其存在主观过错;而实施其他侵害权利人权益的行为则要综合分析，例如从行为的营利性、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利弊等多方面分析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注意义务等。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若依据用户的操作指令检索到网址中待浏览信息且另页显示，就技术中立原则来说，单纯提供链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没有义务主动审查被链接作品来源是否涉及侵权。但如果权利人能夠举证证明设链服务提供者已知所链接作品侵权，则设链服务商就可能因为构成直接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三)侵权的损害事实。

侵权的损害事实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说，它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不利于对方的概念，这种不利益涵盖了财产和非财产两方面，这是基于损害赔偿意义之上来讨论。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把损害解释为“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时所生之不利益”，简单来说损害发生之后所受的相比损害之前的不利益，即为损害之所在。以上便是传统民法对损害的解释，传统民法始终奉行“无损害无救济”，那么这一原则是否能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时同样适用?它与一般的将有形物作为客体的财产权不同，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下的数字音乐作品拥有易复制性、无形性的特征。因此，把某些将要发生而没有发生的状态归为损害事实，从而将损害扼杀在实际损害发生之以前，对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意义重大。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措施

(一)立法保护

网络影视作品提供平台的出现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问题错综复杂，严重阻碍了网络影视产业的正常发展。因此，各种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措施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中未提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认责任承担，这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建议在相关法律中设置专门的条款，以将相关侵权信息的运营管理商作为连带侵权责任主体，通过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建立严谨的追责体系等方式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问题。

(二)介入政府监管

不管何种形式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是通过相关网络平台这个途径。因此，网络平台作为相关信息内容的发布的中介平台，汇集着众多信息，网络平台运营商是具有对这些内容进行管理的义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政府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保证网络平台履行版权保护义务，比如，在网络平台实现实名认证，但考虑到个人隐私问题，实名认证的信息只有平台运营商可以看到。对涉嫌侵权内容的提供者提出一些平台管理处罚措施，对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删除，并告知涉及侵权内容的提供者，降低其网络平台信用，对于行为恶劣的可以通知相关政府部门，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殷玉环：“网络音乐电台的音乐传播特征分析”，《音乐传播》，2013 年第 4 期。

[2]郑韶羽：“浅谈深度链接的侵权行为”，《青年与社会》，2013 年第 10 期。

[3]祝欣：“中国数字音乐版权利益管理机制探讨”，《中国出版》，2009 年第 4 期。

[4]曲三强：现代知识产权法概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5.08

[5]姚欢庆：民法概论 第3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3.06

[6]张玉敏;马海生知识产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5.08

[7]曾培芳;王鸿 知识产权概论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2010.07

[8]著作权法实用问答：孙国瑞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2003.04

[9]信息时代的新闻写作：余习惠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3.01

[10]杨小兰：《网络著作权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版。

[11]张玉荣、张蕾：《科技法学》，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2]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京0491民初19863号

[13]陈明涛：《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

[14]苏志甫：《从著作权法适用的角度谈对网络实时转播行为的规制》，知识产权，2016年

[15]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

[16]刘燕：“网络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思考——从 MP3 现象谈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06 期，第 39 页。

[17]陈明涛：《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

作者简介：

顾嘉莉(1996—)，女，汉族，江苏省张家港人，法律硕士，单位：南京市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作者：顾嘉莉

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论文 篇2：

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问题与应对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已经成为当前科技领域的热点，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暴露出的各种风险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AI换脸技术已经引起了争议。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规范，需要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AI换脸;风险;治理

0 引言

人工智能相关话题近年逐渐成为热点。2018年，人工智能成为国民热词。在百度发布的2019年科技领域的十大热词中，AI即人工智能占据榜首，成为网友最关注的热词，此外，AI寻人也位列前十[1]。这反映出人工智能不仅是科技领域的一个热点，其相关的应用也深入日常生活。

但正如贝克和吉登斯所说，技术和风险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是人类无法逃逸的，承受人类自身活动所制造的各种“风险”是当代人类的宿命[2]。这反映了当前社会中的一些风险其实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比如AI换脸技术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在使用中却存在一些问题，而该技术带来的问题也是人工智能发展会带来的问题。对AI换脸技术带来的风险问题进行防范，有利于解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多问题。

1 我国人工智能的现状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世界。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的通知[3]。《规划》对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三步走的大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18年，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外十余家机构编写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该报告反映了《规划》的实施情况，同时揭示了未来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趋势。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要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九届四中全会也两度提到人工智能。在十四五规划中，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一系列的规划，深刻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地位。但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展示的：现代化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风险正逐渐由自然风险转为人造风险，制度失范致使人类无节制地利用技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可能危及人类文明的技术风险，加剧了人类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现实危机[4]。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比如AI换脸技术。

2 AI换脸技术的现状与问题

AI换脸技术是人工智能部分功能的深层应用，此技术最开始与电影制作有关。好莱坞在制作一些特效电影的时候，就使用过类似的技术，如CGI技术。在拍摄电影《速度与激情7》时，因为主演沃克突然逝世，电影制作方不得不运用CGI技术加替身演员的方式制作沃克剩余部分的戏。但是，这项技术比较花费成本和精力。

2017年12月，国外一个名为Deepfakes的用户发布了通过机器学习更换视频人脸的AI算法，后来这个算法被称为Deepfakes。不过彼时该技术要求比较高，需要进行代码编译。几个月后，随着Deepfakes技术的简版AI换脸工具FakeApp的出现，普通用户也能够顺利操作。由此，AI换脸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神奇女侠》《哈利·波特》《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女主们以及斯嘉丽·约翰逊等不少明星都被人使用AI换脸技术恶搞过。扎克伯格也曾受到AI换脸的影响，2019年一段关于他的伪造视频以负面论调讨论Facebook的影响力。实际上，这段视频是一家以色列科技公司基于2017年扎克伯格的采访视频，采用AI换脸技术制作而成的。2019年5月，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被AI换脸假造了一条视频，在这段视频里，佩洛西说起话来像是喝醉了酒[5]。

除了在国外产生了不良影響，AI换脸技术在国内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在国内，一款名叫“ZAO”的软件利用AI换脸技术，使该技术进入大众视野。该软件仅需一张照片就可以替换各种视频作品中的人物，使用户成为视频作品中的主角。这款软件最引人争议的是用户协议中的部分内容，如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在您上传及/或发布用户内容以前，您同意或者确保实际权利人同意授予ZAO及其关联公司以及ZAO用户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可以对用户内容进行全部或部分的修改与编辑……以及对修改前后的用户内容进行信息网络传播以及《著作权法》规定的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全部著作财产权利及邻接权利”。这些规定使该APP能过度攫取用户数据，并在无形之中将用户的肖像直接转让给他人，让其他人随意使用。协议第七条第七款规定，“若您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等合法权利……ZAO可以诉诸行政执法机构或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若因您违反本协议或ZAO平台的其他规则导致任何第三方损害的，您应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ZAO及其关联公司遭受损失的，您也应当一并赔偿”。这一条款使APP公司能转嫁责任，法律责任几乎都由用户承担。

使用AI换脸技术带来的各种风险问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各种争议，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2.1 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使用AI换脸技术，将一些名人放进视频，甚至色情电影中，这种做法侵犯了当事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严重时可能涉及侮辱罪。如电视剧《都挺好》播出后，网友利用AI换脸技术将剧中人物苏大强换成演员吴某某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使部分网友对苏大强的扮演者进行了大肆侮辱和谩骂，这对演员本人名誉造成了损害[6]。这种“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侮辱罪。此外，将演员的脸换到色情电影中进行传播，当达到一定传播次数后可能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2.2 有损信息真实性的问题

AI换脸技术的使用，使视频也逐渐变得不真实起来。网络时代，本来就有大量虚假信息，视频相对于各种虚假的言论和图片更加可靠。但是这种技术的出现，使原本可靠的信息也逐渐不可靠，有时需要靠视频来锁定真相，但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核实视频是否是伪造的。这些情况都有损信息的真实性。

2.3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2017年，信息安全标委会公布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份规范确定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比如脸等属于个人敏感信息。AI换脸技术收集的人脸肖像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当这种信息被企业所掌控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风险问题，个人信息的滥用就是其中之一。如一些公司可以想办法使这些个人信息成为企业的私有财产，而企业得到这些信息后，可能会出现个人信息被买卖或者用于互联网企业共享的情况，但这往往并非用户自愿。在收集了个人信息之后，还可能存在受到黑客攻击或数据库出现故障等各种情况导致信息泄露，一旦信息泄露后果就很严重。如2019年深圳一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司就被曝出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其中包含超过256万人的个人信息，相关记录大约有668万条，据称该公司的有关数据从2018年7月起就可以被任何人随意访问[7]。

此外，人脸作为生物识别信息，很多时候是个人资产密码。但是AI换脸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对刷脸生物技术带来挑战，从而给刷脸支付带来一定的风险。

2.4 其他各种风险

AI换脸技术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AI换脸可以伪造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的视频，进而散播一些对国家和社会不利的言论，从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和政治的不稳。

在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驱动下，包括AI换脸技术在内的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技术的提升会带来风险的聚集，导致各种事故频发。贝克认为风险的创造伴随着人类现代生活的创造。现代生活不断扩张，风险也会不断显现出来，现代工业和技术的蓬勃发展，构成了复杂的城市空间和社会系统，一旦技术风险引发事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8]。这就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做好预防措施，以防造成严重后果。

3 优化建议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巨大，国家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要求，市场中有很多科技公司在不断研发人工智能技术，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以及人工智能风险的承担者，因此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涉及社会中的每个人。为了减少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风险，需要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从多元主体入手，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管。

3.1 政府层面

政府需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要做好监管工作。政府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一旦有越界的行为需要及时制止。政府要配合做好引导立法的工作，同时政府自身也需要设立有效的行政法规，明确人工智能技术不能突破的底线、禁区，建立人工智能技术的准入制度。

3.2 市场层面

对于正在研发和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需要提升公司整体素养，对用户的信息进行严格保护。研发人工智能技术不能违反伦理法律，要牢记人工智能是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益处的，而不仅是追求利益的。同时，在行业内部要构建业内的监管规则，让行业内部能有效进行监管。对已出现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如AI换脸，公司需要进行自我反思与检讨，同时要找到相应的对策，如开发破解AI换脸的技术。此外，要在行业内形成一股“科技向善”的风气，技术无好坏，应引导向善，用技术为人类带来福祉，只有在此基础上，AI融入企业、生活，才能带来可期的未来[9]。

3.3 社会层面

人工智能的部分技术会在社会中应用，这就要求社会中的个人在使用相关技术时保持谨慎。在使用前要考虑这些技术有没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会不会产生各种道德法律问题。同时，对于技术供应商在用户协议中的一些条款要倍加留意，当发现使用某些AI技术会带来风险时，一定要及时反馈给监管部门，同监管部门构筑起一道完整的监督防线。

此外，媒体组织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有能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行监督。媒体要守住行业底线，如实反馈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风险问题，对于已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发布消息告知公众。同时，媒体也需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既要让公众认识到人工智能发展对社会的益处，不让公众过分恐惧人工智能，也要让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分乐观，明确科技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

4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它是把双刃剑，其背后潜藏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继AI换脸之后，据报道，有些企业已研发出拟真度相当高的AI变声应用，并利用AI变声应用，成功诈骗了数万欧元。此外还有人开发了类似Deepfakes的技术叫Deepnude，这项技术可以自动将上传图片中的人的衣服除去，使其全裸出镜，该作者以此营利。虽然这项技术很快就因违反了GitHub平台的规定而被下令封禁，但这也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多的。因此，要预防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问题，需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引导和规制，同时还要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对风险预防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优化，这样才能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问题。

参考文献：

[1] 2019年终大盘点：十大科技热词发布，AI占据榜首[EB/OL].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66516471_305564，2020-01-13.

[2] 肖瑛.從“理性vs非(反)理性”到“反思vs自反”社会理论中现代性诊断范式的流变[J].社会，2005(02)：1-24.

[3]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EB/OL].政府信息公开专栏，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17-07-08.

[4] 郑容坤.人工智能风险的意蕴生成与治理路径[J].党政研究，2020(02)：108-118.

[5] 木尔.扎克伯格惨遭AI“换脸”视频恶搞发言人：不会删除[EB/OL].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19-06-12/doc-ihvhiqay5160929.shtml，2019-06-12.

[6] 袁佳音.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1)：60-64.

[7] 人脸识别公司深网视界被指数据泄露，含256万人的个人信息[EB/OL].环球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541790459846029&wfr=spider&for=pc，2019-02-15.

[8] 滕五晓.新时代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机遇、挑战与创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5)：36-43.

[9] 李映.人工智能，用向善科技引领变革[J].软件和集成电路，2020(01)：16-17.

作者简介：唐圣倬(1994—)，男，重庆合川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公共管理、风险治理。

作者：唐圣倬

个人隐私信息网络传播论文 篇3：

区块链技术对数字作品权利穷竭原则的应用研究

摘 要：版权穷竭原则在网络环境中的适用面临着对发行行为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界限认定、流通过程中存在新增复制件的困境和难题。究其本质，数字作品线上交易就是采用网络传输技术、伴随着所有权移转的买卖行为且该交易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交易流通，应纳入发行行为范畴。流通过程中，复制件增加的难题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加以限制，运用其具备的加密算法、智能合约等核心技术防止转让人保留原件或将其发送给多个受让人，从而保证数字作品复制件的“人为稀缺性”。不置可否，数字作品转售过程中的复制行为难以避免，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必要的复制权应与发行权一并穷竭。综上，在此条件下权利穷竭原则应当被延伸至数字网络环境，以实现利益平衡。

关键词：权利穷竭原则;区块链技术;数字作品

本文索引：赵舒婷.<变量 2>[J].中国商论，2022(06)：-128.

1 问题的提出

传统版权法上的权利穷竭原则在英美法系又称为“首次销售原则(the first sale doctrine)”，指权利人发行权的一次用尽，即当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经著作权人同意进入市场后，著作权人便不能控制该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再次流通[1]。权利穷竭原则适用于传统版权领域并无太大分歧，但是数字作品转售的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国外法院对版权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态度早已显现分歧，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对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问题。例如，在代代读公司诉阿帕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和北大出版社诉超星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处理并不统一。

本文从数字作品发行行为界定切入，探讨权利穷竭原则在网络领域的适用困境与解决方案。只要是以所有权转让方式提供数字作品供公众下载的行为，都落入发行权调整的范围。科学技术的演变和进步意味着权利穷竭原则适用缺陷并非不可弥补，通过区块链系统制造复制件的“人为稀缺性”，可使权利穷竭原则适用延伸至数字网络环境，进一步完善数字时代的版权平衡机制。

2 数字作品版权穷竭原则的适用

2.1 网络提供数字作品中“买卖”与“服务”的区分

《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2001/29/EC)细则第29条明确指出，权利穷竭原则不适用于“服务和网络服务(services and on-line services)”。一些国内学者将网络数字传输行为一概定性为网络服务，并将此细则作为欧盟立法实务对网络领域的穷竭原则持坚决否定态度的佐证，本文以为，该理解误读了细则的逻辑重点。2001/29/EC指令第29条的“services and on-line services”更精确的意思表达应为权利穷竭原则不适用于“服务特别是网络上进行的服务”。换言之，权利穷竭原则只是不适用于服务领域，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服务。显然，网络传输活动不能一概定性为服务，必须根据网络传输数字作品的具体行为区分“服务”和“买卖”。 实际上，网络数据传输可细分为多种情况：如“作品上载”;“下载”和“浏览”;“点对点”数据传输等。数字作品线上交易采取的数据传输技术多为“交互式下载”或“点对点”数据传输。

发行权的核心特征是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发行过程中发生“所有权转让”。换言之，只要是以转移所有权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就应当认定为发行行为[2]。本文可以这样描述数字作品线上交易流程：一方面，用户在数字作品出版商网站上下载欲购买的数字作品。另一方面，用户与著作权人签订一个数字作品使用许可协议，用户缴费后即可永久使用该数字作品。

有学者将数字作品的出售看作一种权利的许可而非所有权的转让，甚至一些数字交易平台直接写明平台提供数字作品的行为为许可行为而非销售，此种观点误解了权利人或平台经营者使用的“授权”二字。传统概念下的授权系权利人授予被授权人对著作内容的利用权，授权范围由双方协商决定，而在提供数字作品中的“授权”系允许使用人下载该数字作品，但权利人之授权范围仅限于使用人为自己利用数字作品而实施的复制行为[3]。因此，两种“授权”所获得的权限范围并不相同，提供数字作品的性质更类似于传统作品的交易模式，差别仅在著作内容是否附着于载体之上。此外，在整个法律交易行为中，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在數字作品交易过程中，当购买者成功支付费用并下载数字作品后，其所获得的不仅是对复制件的临时使用，还是可以无期限地自主享受该作品内容。数字发行和传统意义上的发行除在载体的有形或无形外，其实并无太大差别。数字作品的无形性，使得它并不可能像传统作品那样发生有形载体的转移，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从原先的储存设备复制到另一设备上，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因网络传输技术产生的必要的复制件的交付即代表所有权的转让。

因此，数字作品线上交易实质上就是采用网络传输技术、伴随着所有权转移的买卖行为。

2.2 “发行”应包括“无形载体”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以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进入市场交易流通为逻辑前提。问题是，通过信息网络进行数字作品交易是否可以视为将作品投入市场交易流通呢?理论上，已经进入市场交易流通的作品应当至少有一个原件或复制件脱离著作权人内部运作领域而向公众提供。著作权人在网站提供下载数字作品超链接的行为可视为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提供其作品的复制件，数字作品交易很明显满足了发行权对“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要求。存在争议的是，发行行为所要求的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是否以作品存在“有形载体”为前提。《世界知识产权版权组织条约》(以下简称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下简称WPPT)分别在第6条和第2条(e)款的议定声明中特别指出，“作品原件”或“复制品”为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因此，在传统意义下发行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仅指固定的有形物品。多数中外学者以此为由对其持肯定态度。

数字作品线上交易以数据流通为手段，在流转中不存在“有形载体”，如果通过文义解释将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原件和复制件”理解为固定在“物质载体”上的“有形件”，那么数字作品线上交易就不满足发行行为的前提条件。但是，本文认为认定线上交易数字作品是否投入市场交易流通，不应以存在“有形载体”为前提。首先，以数字发行或实体发行方式将作品投入市场交易流通所形成的结果并无不同。虽说与传统作品(例如书籍、CD)交易相比，用户在数字作品线上交易模式下，通过网络傳输在自己的计算机存储设备中制造了所购作品的复制件，但从经济效果视角出发，无论数字作品是由著作权人自己固定在有形载体后转让给用户还是用户直接通过网络自己制作出作品复制件，在法律上都没有必要勉强区分。事实上，只要用户在作品发行后能够得到一个固定作品的可能，那么事先在载体上固定数字作品数据的要求对作品发行来说就不是必要的。其次，我国将实体发行和数字发行的分开调整已造成两者的冲突。传统出版商和数字发行平台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各发行机构间矛盾和纷争增多，不仅降低了发行效率，还阻碍了发行行业的整体发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应当把数字发行和实体发行两者合二为一，统一由发行权调整，促进实体发行机构和网络发行平台合作，减少矛盾纠纷。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将发行权定义为“以出售或者赠予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发行方式是否包括数字发行，也为其后续适用留有空间。

因此，本文认为数字作品线上交易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交易流通，即构成发行。

2.3 权利穷竭原则适用的困境：难以规避的“复制”

数字作品在转售过程中发生复制是众多学者反对在数字网络环境适用权利穷竭原则的另一原因。版权法中的权利穷竭原则指发行权的一次用尽，复制权并不会因作品的首次销售而穷竭。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转售与传统作品转售存有较大差异。在数字作品网络交易中，出卖人上传数字作品至服务器的过程即一个作品复制的过程，已上传的作品并非储存设备中仍留有的原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是数字作品在传输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复制件，出卖人每一次的转售行为都会导致新复制件的增加。由此可见，数字作品销售确实对版权人的复制权造成了侵害。

在ReDigi案中，美国联邦巡回第二上诉法院指出，复制指在另一个新的载体上重复再现作品，至于产生新的复制物的同时，原来的副本是否删除，作品的数量是否增加，与是否构成复制行为无关。因此，法院认定即使该二手交易平台在转售后直接删除卖家计算机中的数字音乐作品，也仍然侵犯了版权人之复制权。本文认为美国法院对“复制”的解释过于严格。对比线下转售作品的过程，转售方私自进行复制并保留复制件的行为也不会作为是否适用权利穷竭原则的考虑因素。即使消费者从事了该行为，但只要仅在私下场合使用复制件并不进行公开传播，也能享受合理使用豁免[4]。在数字环境下，虽说网络的快速传播会给权利人造成更大的损害，但若著作权人可以通过技术措施控制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数量，确保数字交易中多余的复制件得以彻底删除，那么出卖人的个别复制行为就不会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因此，权利穷竭原则仍应适用于数字网络环境。

3 数字技术构建数字作品权利穷竭原则：从“转发并删除”到区块链技术

3.1 基于“转发并删除”技术的数字作品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判断

若能确保数字作品交易中不产生额外复制件，则权利穷竭原则扩张适用至数字领域就可确保数字作品拥有者与版权人之间权利平衡。从经济学视角来说，传统作品复制件是具有“稀缺性(scarcity)”的资产，不能被两人以上同时消费。传统作品复制件的交易只能在一个地点和一次发生，因此不存在多次交付问题。相较之下，数字产品作为“非竞争性(non-rival)”却可以因存在多个无损复制件而同时被多人消费。数字作品交易仅涉及数据的网络传输，不涉及作品复制件的实体交付。因此，当卖家把数字作品出售给买家，买家会通过数字传输在其电脑上生成作品复制件，而权利人很难确保卖家将其原拥有的作品复制件删除。为了确保原复制件被删除以适用权利穷竭原则，需要可信的第三方技术措施。

实际上，在认识到传统司法救济路径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大规模网络版权侵权现象，版权人已经转向通过技术措施的私人秩序对抗侵权问题。数字权利管理系统(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是现行网络中对数字作品版权进行保护的主要手段，该系统旨在通过技术措施对数字信息进行保护，确保数字版权不被侵犯，保证数字内容的合法传播和使用。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来看，数字出版商主要通过“转发并删除(Forward-and-delete)”技术解决数字作品转售中复制件数量增加的问题。“转发并删除”技术系一项管理数字作品的接入技术，该作品的合法购买者在转发网络作品时自动删除原有作品的复制件，作品数量与受众人数实质性等同，与转让有形载体作品(除存储介质不同外)未有显著区别[5]。虽然购买者获得的复制件和存储在出卖人电子设备中的复制件并非同一文件，但是从结果来看，“转发并删除”技术实质上保证了数字作品复制件在市场流通中的唯一性，这和销售传统物质载体作品并无不同。“转发并删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一些学者否定将版权权利穷竭原则适用于数字网络环境的顾虑，为进一步加强二手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遗憾的是，DRM技术在安全性上并非十分可靠。一方面，该技术措施极易被破解。DRM中的各类信息大多可以由中心系统的管理人员直接录入，并转化为数字内容进行操作和保存，这种中心化的管理方法很容易遭到黑客的集中攻击而失去作用[6]。另一方面，DRM技术存在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DRM系统通过信息安全技术对数字作品加以保护。在该系统下，用户需要购买相应的数字产品许可证书来获取访问权限，然而当用户在购买数字产品许可证时，通常需要提供个人信息，也使得用户的个人隐私面临威胁，对用户利益造成侵害。目前，“转发并删除”技术难以为数字作品权利穷竭的适用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3.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作品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判断

3.2.1 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作品版权保护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在我国引起了多个行业的广泛关注。该技术最初被应用于金融服务，现已延伸到供应链管理、文化娱乐、智能制造、社会公益多个行业。目前，区块链技术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但究其本质，是由一系列聚集时间戳(Timestamp)、SHA256算法、Merkle树的数据区块按照时间顺序连接而成的具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难以篡改性等基本特征的分布式記录数据库。

区块链技术对数字作品的保护具有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公开透明性的特点。第一，区块链中数据的生成或更改需要经过所有其他节点的核对，只有通过50%以上的节点认证之后，数据才会被添加或变更[7]，使篡改和复制区块链内的数据在成本和实践上都难以实现。第二，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依赖于其中的“时间戳”技术。“时间戳”指区块链平台根据被录入的数据所生成的唯一的、不可修改的、可验证的字符串，该字符串通过哈希算法生成相应的散列值，每个区块按照时间顺序相互连接，后一区块中包含着前一区块的散列值。第三，公开透明性。因分布式网络中所有的交易记录和数据信息均予以公开， 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结构， 所以数据的透明度和审查的便利性极具凸显[8]。

除此之外，区块链技术可有效改善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数据采信率极低的现状。区块链技术通过“司法联盟链”的构建，一方面因其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等特性，在电子数据的产生、收集、保送和传送的过程中，通过各个节点对链上整个数据记录共同维护，不仅降低了数据灭失的风险，还可以排除收集人员主观因素篡改数据的可能性[9]，将有力提高电子数据的证明力。另一方面，区块链具备的时间戳技术为证明过程免去了公证环节，可以降低电子数据的技术鉴定成本。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第11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区块链等固证存证手段进行了法律确认。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了利用区块链技术保护网络版权的实例。

因此，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数字版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3.2.2 利用区块链技术有效控制多重复制

若区块链技术能进一步确保数字作品交易中的稀缺性，解决数字作品复制件所有权证明问题，则可有力证明数字领域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

ReDigi案中，被告声称其数字音乐作品二手交易平台采用技术手段确保用户在上传文件后会自动删除留存的复制件，但数字作品转售之前还可能在其他设备上制作复制件，因此MP3文件仍可被无限复制。传统DRM技术不能确保数字作品市场流通中复制件的唯一性和竞争性，而区块链技术通过更为安全的方式，保证作品的多余复制件不进入数字市场交易流通。数字作品交易面临的多重复制问题与区块链加密货币面临的“双花(double spending)”问题十分类似。以比特币系统为例，大量技术手段均围绕解决双重支付问题设计。做到复制件数量控制的重要方法，就是使数字作品复制件特定化[10]。原始数据或交易记录通常并不直接保存在区块链系统中，而是转化为哈希函数值，即将原始数据编码为具有特定长度的字符串后记入区块链，不同长度的输入值会产生显著不同的输出值[11]。每个复制件上都带有唯一的区块链标签，使得数字作品复制件被置于一个“人造稀缺”的环境之下。因此，区块链技术中具备的密码术和分布式系统的结合，可以“确保所有权的转移”和“确信没有其他人可以访问或使用所发送的信息”，以防止转让人保留作品复制件或将其发送给多个受让人，减轻了权利人对“转发并删除”技术可能不会100%有效或可能被“黑客入侵”的担忧。

令人遗憾的是，区块链技术并不能主动删除数字作品复制件，但这一弊端可运用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技术弥补。智能合约技术也是区块链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具体来说，智能合约基于版权交易规则，由权利人单方面制定或与合约参与方进行协商，确定标准合约文本并将文本程序化，经验证后获得标准合约代码，再通过外部事件触发合约的自动生成与执行，从而改变区块链网络中数字对象的状态和数值[12]。在“转发并删除”技术的基础上，运用智能合约将版权交易条件设定在只有在复制件删除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数字作品的二次销售，以保证卖家彻底删除复制件。同时，基于唯一区块链标签和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性的技术特点，进一步保障区块链交易系统中不会存有两个相同的复制件。在实践中，已存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作品转售中的实例，例如Editions At Play电子书平台，直接印证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转售过程中的可能性。

当然，区块链技术不是魔法，并没有创建一个允许买家不经复制即将作品数字复制件从卖家端瞬间转移过来的数字传送装置。复制是不可以避免的，如果在数字作品二手交易中，买家鉴于转售不享有对数字作品的复制权，那么即使原作品复制件瞬时在卖家计算机中删除，仍发生侵权行为，即使承认网络软件交易中的发行权穷竭，软件作为商品的自由流通能力仍无法被保障，有用的知识商品在信息社会无法持续流动。由此可见，单独应用发行权穷竭原则并不能保护数字作品的流通能力，如此结果与权利穷竭原则的初衷相违背。因此，为了保障数字作品在新型交易模式下的流通能力，在其转售中必要的复制权应与发行权一并穷竭。当然，此种特殊情况下，穷竭效果的扩张不应影响一般权利穷竭理论，因为这种穷竭效果的扩张必须应用在如以保护商品自由流通能力亟需这样严格的前提条件下。

4 结语

权利穷竭原则背后蕴藏的是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作品自由流通之间的冲突。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衡量，当通过运用技术措施足以控制复制件的交易流通数量时，版权权利穷竭原则应当适用于数字网络环境中，以促进数字作品二手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相较传统的“转发并删除”技术，区块链技术可有效控制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数量，以保持该作品复制件的唯一性和竞争性。区块链技术为版权穷竭原则的扩张适用带来新的契机，并使之成为可能。虽说区块链技术没有完美地为数字权利穷竭原则创造一个解决方案，但就当前社会背景和技术发展的环境下，通过运用该技术使得权利穷竭原则发挥真正的作用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区块链技术也给出了数字媒体二级市场努力的方向。历史上，正是这样的技术改变，导致版权法本身的改变。

參考文献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29.

何炼红，邓欣欣.数字作品转售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兼论数字发行权有限用尽原则的确立[J].法商研究，2014(5)：23.

王怡苹.无载体提供著作内容模式与权利耗尽原则[J].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2016(101)：284-285.

初萌.论发行权用尽原则在网络领域的适用[J].私法，2019， 32(2)：246.

Brian Mencher. Digital transmiss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first sale doctrine has gone before[J].10 UCLA Entertainment. L. Rev. 2002： 47-48 .

陈子豪，李强，甘俊，等.VC Chain：联盟式音视频版权区块链系统[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9(11) ：1940.

徐明星，田颖，李霁月.图说区块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7-28.

赵丰，周围.基于区块链技术保护数字版权问题探析[J].科技与法律，2017(1)： 60-61.

石冠彬，陈全真.论区块链存证电子数据的优势及司法审查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67-73.

郭雅菲.基于区块链的数字作品发行权用尽研究[A].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市法学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市法学会：上海市法学会，2020 (5) ：82.

袁勇，王飞跃.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J].自动化学报，2016，42(4)： 485.

贺海武，延安， 陈泽华.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与应用综述[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8，55(11)： 2454-2455.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the Exhaustion Doctrine in Digital Works

School of Law，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ZHAO Shuting

作者：赵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