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论文

[摘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双方贸易往来频繁，同时产生的争端也在持续增加，需要完善法律机制来推动市场贸易的稳步进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为双方贸易往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有效促进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论文 篇1：

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迈入了法制化轨道。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自由贸易区的“安全阀”，其构建对于加强商贸往来，促进经济合作、增强政治互信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实践中，该协定还面临着诸多不足。文章通过分析其在适用范围、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之对策。

[关键词]CAFTA;NAFTA;商贸争端;解决机制

欧洲著名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学家彼得斯曼曾说道：“一切文明社会有个共同特征，都需要有一套适用与解释规则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国际、国内法律制度的共同经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日益密切。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以下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系列协议的签订实施，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深入互信的快速发展时期。而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维护自贸区正常的经济秩序至关重要，是为经济合作保驾护航的有力法制保障。

一、《框架协议》的签订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形成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亦发展迅速。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时任总理朱镕基就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2001年在文莱举行的第5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未来10年内建立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广泛共识。2002年11月，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目标是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由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次实践，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区。《框架协议》的签订，是中国与东盟实现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其标志着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为保证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能进一步规范化与制度化，保护自贸区内正常的经济秩序，《框架协议》第11条就明确指出：“各缔约方应在本协议生效1年内，为实施本协议建立适当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机制。”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不同，中国-东盟自贸区由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经济组织所组成，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自贸区内成员各方的法律关系复杂。在这些成员国内进行商贸往来和投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市场不规范、政策多变、相关法律不健全等问题;而正是这些特殊性使得中国与东盟在面临商贸争端时，必须制定出各成员国都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针对这一突出问题，在《框架协议》的指导下，中国、东盟双方于2004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争端解决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形成。为各成员国之间的商贸争端提供了法律指引，对于维护成员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保障经济合作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争端解决协议》中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适用范围

关于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争端解决协议》第2条进行了明确规定。CAFTA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各缔约方就其在《框架协议》项下发生的争端，《框架协议》不仅包括附件及其内容，而且除非另有规定，还包括依据《框架协议》达成的所有法律文件，如《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争端协议》等等。但若是本协定项下或其他均是缔约方的条约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已经启动的，起诉方所选的争端解决场所应排除其他争端解决场所对争端的适用。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争端、管辖权争议、投资争议等，均适用《争端解决协议》。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具体途径

为了高效、及时地解决争端，《争端解决协议》规定了以下几种常见的争端解决方式：

一是磋商，根据《争端解决协议》第4条之规定：“如被诉方未能履行其在《框架协议》下的义务，导致起诉方在《框架协议》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丧失或减损，或者《框架协议》任何目标的实现正受到阻碍，那么起诉方可以向被诉方提出磋商请求”。任何磋商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应包括争议的措施以及指控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争端当事方应怀抱最大限度的诚意与努力，来尽力通过磋商这一程序达成双方满意之效果。为此目的，有关当事方应当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便对有关措施如何影响《框架协议》的执行进行全面审查。同时，对另一当事人在磋商中提交并指定为保密的信息进行保密。

二是调解与调停程序。与前述的磋商程序不同，该程序是由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争端解决协议》第5条中有明确规定。根据第5条：“争端方可随时同意调解或调停，此程序可随时开始、随时终止;如争端当事方同意，在仲裁庭解决争议的同时，只要争端方同意，此程序可在其认可的任何人士(或组织)主持下继续进行;同时，该程序启动过程中应尽到合理的保密义务，即所有关涉调解或调停的程序及其各当事方在这些程序中的立场，都应予以保密，且不得损害任何一方在采取进一步诉讼或其他程序的权利。”从上述制度设计中，不难发现，《争端解决协议》在设置调解或调停程序时给予了双方相当大的自主选择权，而这种灵活的选择权，也有利于争端的快速和平解决，符合中国东盟的实际情况。

三是仲裁程序，在CAFTA争端解决法律机制中，仲裁属于规定得最为详细、最为核心的程序，亦是本文在问题部分要主要分析的程序。《争端解决协议》从第6条至第13条，以及附录《仲裁规则与程序》对仲裁程序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首先是仲裁庭的设立：在收到进行磋商的请求之日起60日内，或在紧急情况下收到请求之日起20日内，未能通过磋商解决争端，起诉方可书面通知被起诉方请求设立仲裁庭。其次是仲裁庭人员的组成：仲裁庭一般由3名仲裁员组成，其中1名为仲裁庭主席。被指定作为仲裁庭成员或主席的人选，应在商贸争端的解决方面具有专门知识或经验，并且独立、客观、公正。CAFFA在协定中详细规定仲裁庭的工作程序。最后是仲裁决定的执行：执行是争议得到最终解决的保障。《争端解决协议》第12条中明确规定了被诉方有执行仲裁庭裁决的义务。被诉方应当在双方一致商定的合理期限内执行仲裁裁决。

三、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特点

如上所述，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争端放在框架协议下解决，是对其落实所提供的有力保障。通过《争端解决协议》之制度设计，能以法律机制来切实维护和保障自贸区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有利于合作各方商贸争端的及时、有效解决，保障自贸区内经济合作的有序开展。

其二，《争端解决协议》既借鉴了WTO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FA)等国际通行原则，又充分考虑到东盟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基石。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商贸合作的稳定和发展，开展互利共赢的往来机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

毋庸置疑，《争端解决协议》作为规范中国与东盟双方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处理有关贸易争端的法律文件，在促进双方商贸发展，增强政治互信，实现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在适用主体范围、仲裁程序构建及法律适用上仍存在不足，而这成为制约商贸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一)适用主体范围仍规定过窄

目前《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适用主体(当事方)仅为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亦是只有政府才能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提起争议。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参照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私人、企业与政府间因贸易和投资所产生的纠纷，不能直接起诉;以及NAFTA中规定：如果缔约国不能协商解决争议，只能由缔约国来申请召开自由贸易委员会会议，而不能是一国国民。而这里最大的考虑在于：如果允许私人作为起诉方，一些商贸中的不恰当诉讼可能会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而引发政治问题以及舆论压力，不利于国际影响。但是在当今中国-东盟的商贸往来中，私人企业却是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区域组织的政治影响和国家利益，但个体寻求救济的权利却是应当予以充分尊重与保障的。

(二)仲裁这一争端解决途径之不足

诚如上文所述，仲裁作为CAF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程序，其机制的有效设计与构建，对于促进争端的快速解决，提升CAFTA各成员国对仲裁的公信力与满意率都是极其重要的。但目前的仲裁程序设计，在以下三个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1.仲裁庭组成存在结构性缺陷

《争端解决协议》规定，仲裁庭成员或者主席应是在法律、国际贸易和《框架协议》下具有专门知识或经验的专家，且选任是客观、公正。此外，仲裁庭的主席不为任何争端方的国民，或为其所雇佣。在有关回避的规定中，仅对主席做此要求，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仲裁作为CAFTA中最为常用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保证其公平公正、对仲裁员的回避亦应做出严格的规定。与此同时，除回避规定过于宽泛外，在仲裁员的选任上，《争端解决协议》第7条第2、3款规定：“争端双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为仲裁庭各指定一名仲裁员，仲裁庭主席由双方共同协商指定。如在规定期限内双方未能对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则应请求WTO总干事或国际法院院长来指定。”这一规定亦存在问题：一方面，CAFFA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设立一个公众的专家名册，这就使仲裁员的选任会有很大的任意性，裁决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容易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在争端双方未能达到一致时，请求WTO总干事或国际法院院长来指定主席的规定，容易出现因主席无法指定而最终影响到仲裁庭的成立与裁决的效率。

2.仲裁庭表决机制不通畅

根据《争端解决协议》第8条第5款之规定，仲裁庭如果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则实行多数决原则，这也是国际仲裁的通行做法。但在《争端解决协议》中设计了第三方制度，因此，如果在某一商贸争端中出现三个以上当事方，而仲裁员又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无法取得一致时，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无法作出裁决，或产生裁决不能的困境。

3.仲裁的执行力不足

顶层设计再完美，如果得不到落实与执行，最后只不过是成为美丽的空中楼阁。执行就好比是法律的牙齿，能让裁决得到有力遵守。虽然《争端解决协定》对执行程序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但还是存在不足。如在CAFTA中，没有设计对执行进行跟进的制度，各成员国在执行裁决时全凭诚实自愿，缺少监督和压力。在现有制度设计下，能促使败诉方自觉执行裁决的唯一动力就是启动报复惩罚机制的威胁，但是，采用报复惩罚机制是与CAFFA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取向是向违背的，其只是对胜诉方最后的补偿办法。

(三)商贸争端解决常设机构之缺失

根据《争端解决协议》，CAFTA没有设立常设争端解决机构，这也是目前其在争端解决中的又一不足之处。CAFTA中规定，当争端起诉方要求被诉方设立仲裁庭时，由争端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问题解决后，此仲裁庭自行解散。虽然对其成立时间及运作在《争端解决协议》中有严格限制，但实践中由于缺乏一个常设机构对仲裁庭的工作以裁决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且《争端解决协议》中也没有规定未遵守该时间限制的后果，故很容易造成争端解决的拖延，不利于争端的解决。事实证明，如果商贸争端解决机制中缺乏常设解决机构是一个缺陷，它将使争端解决处于混乱的局面。

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争端解决法律机制完善之思考

诚如上所述，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安全阀”，在促进和保障中国-东盟商贸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运行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上述问题。从完善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出发，借鉴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经验，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拓宽其适用范围

正如在问题阶段分析所指，目前争端解决机制没有将私人主体纳入，不利于对私人主体利益的保护。在中国东盟争端实践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产品贸易，而农产品贸易关涉的更多的是私人业主;与此同时，随着CAVFA的不断成熟发展，自贸区内的投资活动也日渐增多，而投资利益的相关主体亦是私人和企业。因此，考虑到给予私人主体更为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商贸解决机制中，应拓宽其适用范围，将私人主体纳入到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范围。

(二)完善仲裁裁决机制

1.设立专家名册

《争端解决协定》第7条规定“仲裁庭的主席不应该是任何争端一方的国民，也不应常住于争端国中或在争端国中从业”。对于其他仲裁员却并无限制。而在NAFFA的介绍中，其每一类争端都有启用专家程序，其对专家的任用资格、选拔程序，工作要求都有着十分详尽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参考NAFTA及WTO中，设立专家名册的做法，在争端解决机构中建立一份统一的专家名册，由每个国家来推荐其合格的专家入册。同时，如NAFTA的规定，参与的专家必须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属于各个行业中的精英，涵盖各专业领域，但是其不得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的利益，要保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以独立身份入册。只有如此，当争端发生时，各方可从这份专家名册中挑选三名具有与所涉争端有关领域背景的专家(且不得属于各争端方国籍或经常居住地)，以此提高仲裁的效率，保证其客观性与公正性。

2.完善仲裁的表决机制

对仲裁庭的表决方式，依《争端解决协议》，当仲裁庭达不成一致意见时，采取多数决，但因为存在“第三方”机制，容易出现久裁不决的现象。所以笔者建议：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应依仲裁庭主席的意见作出裁决较妥，这也是国际上仲裁庭通行的方式。这样做就避免了裁决最终无法做出，影响争端解决效率局面的产生。

3.建立跟随执行监督机制

对于CAFTA中存在执行无力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借鉴WTO中运行较好的“跟随执行监督机制”，在C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予以确认。可以规定，对于裁决的执行，在确定合理期限之后起6个月内，将执行列入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议程之中，每次召开会议时，执行方都应主动提交自己的执行进展书面报告。而有关这项进展有监督和督促，可以交由争端常设机构来负责。因此，通过建立“跟随执行监督机制”，可以动态掌握败诉方的执行情况，将其列入争端解决常设机构的监督之下，让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也会对败诉方形成外在压力，使其更加主动地完成裁决的执行。

(三)设立争端解决常设机构

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需要一个常设机构来保持其有效运转。在目前的CAFTA商贸争端解决机制中，仅成立了一个负责联络争端方的机关，并没有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设立一个专门的争端常设机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借鉴NAFTA设立自由贸易委员会的经验，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和秘书处，以保证及时、有效、公平地解决争端。正如前所说建立“跟随执行监督机制”，其常设机构的职能应包括对整个争端解决的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同时，负责对CAFTA协议进行阐释和解答。根据2009年签订的《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我们也可以看出，设立常设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既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也有利于争端机制本身的构建和完善。

六、结语综上所述，CAVFA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对协调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解决贸易冲突、维护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良性运转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为自贸区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制保障。

[注释]

①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②参见梁丹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初探——以世界贸易组织法为起点》，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2期。

③参见：《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11条。

④参见：《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2条(第1—8款);http：//www.rosin-china.com/Specials/China-ASEANFree%20Trade%20Area/content/ZHENGCEHEXIEDING/121332.htm 2013年7月28日最后访问。

⑤参见《争端解决协议》第4条“磋商”。

⑥参见《争端解决协议》第5条“调解或调停”。

⑦参见《争端解决协议》第9条“仲裁庭程序”。

⑧关于第三方制度，详见《争端解决协议》第10条规定：任何对仲裁庭审议的争端有实质利益并且已将其利益书面通知争端当事方和其它缔约方的缔约方，应享有向仲裁庭提交书面陈述的机会。这些书面陈述也应提交争端各当事方，并应反映在仲裁庭报告中。

⑨参见《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第22条第1款之规定：鉴于常设机构尚未建立，由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支持与协助的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应监督、指导、协调并审议本协议的实施。所以可以看出设立常设的机构是必然的。

[作者简介]曹平，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研究员、法学博士，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副会长，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尹少成，广西民大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曹平　尹少成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论文 篇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摘 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双方贸易往来频繁，同时产生的争端也在持续增加，需要完善法律机制来推动市场贸易的稳步进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为双方贸易往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有效促进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仲裁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所明确的最重要、最正式的争端解决方式，将在解决贸易争端中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争端;争端解决机制;仲裁

一、引言

中国与东盟于2004年11月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以下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以解决自贸区框架内发生的经贸争端，协议共包含18个条款和1个附件。仲裁是其中确立的最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协议的签署使《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可以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使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更加制度化、系统化。中国与签订协议的东盟国家在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或者食品贸易等众多领域所产生的争端，都可以通过援引其中的条文得到更好地解决，由此可见协议所涵盖的问题领域之广泛，包含条文之全面。仲裁机制为双方经贸往来稳定化、制度化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彰显了区域法律一体化的实践成果。但是仲裁机制在实际运用上远低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尽管协议中的条文对于仲裁等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较为详尽，但由于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使得仲裁等多种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在实际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经贸纠纷频繁发生，通常为了解决争端，争端各方主要是采取协商、调解或第三方介入斡旋的方式，并不倾向使用协议中所明确的提请仲裁或司法诉讼等争端解决方式。据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已设立商事仲裁机构255家，受理案件数量较多，仲裁机制使用比较普及。但是东盟国家的仲裁机构设立的情况普遍糟糕，缅甸目前还没有设立仲裁机构[1]。仲裁机构设立不足，当事人不愿诉诸法律程序，导致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机制存在的问题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为行文方便，以下皆使用英文简称)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缺陷及适用竞合问题。CAFTA争端解决机制具有一种排他性的管辖问题，同时还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行文方便，以下皆使用英文简称)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适用存在着竞合现象。根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当争端发生的时候，当事方有权通过协商来决定使用CAFTA或其他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旦做出选择，将排除使用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即管辖的排他性。此外，中国与签订协议的东盟国家都属于WTO成员方，相互之间若发生经贸纠纷，不仅可以根据CAFTA争端解决机制提请仲裁解决争端，还可以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这里的机制适用问题上存在着竞合现象，当经贸纠纷发生时，在解决争端程序的第一步就会产生选择性难题，不仅会影响仲裁效率，有时更会引发不合理、不公正的仲裁裁决。例如，当两个国家发生了包括食品贸易在内的经贸纠纷，在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阶段双方协商未果，未能达成统一意见时，若争端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先行通过申诉程序选择了其中一种机制来解决争端，根据排他性管辖原则，另一争端方将失去选择权利，被动地接受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基于此种选择而进行仲裁将会从源头起失去仲裁机制应有的公正，最终的裁决可能会对首先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一方更加有利。

2.仲裁庭成员回避制度不完善。仲裁的核心要素是公平客观，但《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条文上对仲裁庭成员回避制度规定的还不够完善，只是要求仲裁庭主席必须严格遵循回避制度，不能具有任一争端方国家的国籍，不能在争端方国家中有长期居住权，不得被争端一方国家所雇佣或在其国家工作，对于其他的仲裁员却无此类似的规定。普通仲裁员缺乏相应的回避制度，在仲裁的过程中普通仲裁员或出现“徇私”现象。所以，当仲裁员具有任一争端方国家的国籍，或在该国家长期居住、工作，通过仲裁作出的裁决就会受到质疑，继而影响整个仲裁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

3.仲裁裁决的程序存在缺陷。《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八条第五款对仲裁裁决作出了规定：仲裁庭应基于一致作出裁决;若是仲裁庭意见不能完全统一，作出裁决就需要根据多数意见。其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在仲裁程序的实际运用当中，也许会有仲裁庭意见不能统一或不能产生大多数意见从而使得裁决无法作出的情况出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第七条对组成仲裁庭成员的数量作了规定。标准程序下，仲裁庭應由三名成员组成，但条文允许有例外发生。因此，如果发生争端的当事方之间有特殊的规定，仲裁庭成员的人数也可以超过三人，出现成员数量为偶数的情况，此种情况下，仲裁庭或难以产生多数意见，裁决将无法作出。通常情况下，需要使用仲裁程序来解决的争端都是一些复杂、疑难的争端，当事方难以通过其他非仲裁手段将其解决。越是复杂的争端，仲裁的过程中越难形成一致或多数意见，每一个仲裁员在仲裁的过程中都会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难以统一。因此，当仲裁过程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或形成多数意见时，可以参考国际仲裁实践中的成熟经验，根据仲裁主席的意见作出仲裁裁决。

根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仲裁的裁决具有终局性，即“一裁终局”。对于裁决为“一裁终局”的这一规定，有些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理由如下：仲裁庭是临时组成，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主观倾向性导致裁决结果不公正。因此建议对仲裁裁决进行复核，对申请复核程序的当事方给出的理由、原因进行审理检查以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

4.仲裁裁决的执行及监督存在弊端。《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对裁决的执行以及监督方式做出了相应的规定。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裁决的执行力度不如WTO争端解决机制那样大，应该参考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熟经验，实时监督裁决的执行情况。然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常设机构，由谁来行使监督权?《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规定由原仲裁庭对仲裁裁决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并不合理，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着众多不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因为CAFTA并没有建立正式的机构组织来调解争端，仲裁庭是由争端方各自指定的仲裁员临时组成。如果按照《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与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裁决的执行发生的争议需要原仲裁庭在30天或60天内对其争议作出决定或者提出意见。这在仲裁程序的实际运用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仲裁庭成员由争端各方来指定，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几个国家，在裁决作出后，原仲裁庭就会解散，在短时间内难以将原仲裁庭重新组成，更何况在限定期限内对情况复杂的裁决争议作出正确的决定。纵观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很难找出像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这样的规定，由作出仲裁裁决的原仲裁庭来监督裁决的执行[3]。另外，仲裁裁决执行的手段缺乏强制性、有效性。尽管原仲裁庭对裁决的执行可以行使监督权，但却没有条文规定原仲裁庭可以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来保证仲裁裁决的执行，原仲裁庭只能提交报告，记录裁决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如果败诉方坚持拒不执行裁决，仲裁庭也无能为力，因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争议，问题得不到实际的解决。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机制的完善

1.明确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标准。针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使用上的竞合问题。笔者认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针对CAFTA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在解决地区经贸纠纷上更加“接地气”，与该地区的市场情况契合度更高。因此，即使其机制还不够成熟，也应该在争端发生时鼓励、提倡率先适用CAFTA的机制，将机制真正运用到实际中并不断完善，有助于更好保护CAFTA的市场稳定。在法律条文的内容中加入强制性条款，明确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标准以及适用条件，改变实际解决争端过程中适用标准模糊的问题。

2.优化仲裁庭设立机制。鉴于在仲裁庭设立过程中，仲裁员可能出现的“徇私”现象或其他影响仲裁程序公正的情况，《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对于仲裁庭设立的规定，在中国与东盟没有成立正式的争端解决组织机构的情况下，由争端当事方各自选任一名仲裁庭成员的规定比较合理。这个安排可以节省仲裁庭的组成时间，提高仲裁程序的操作效率，但是应该对普通仲裁员的身份也加以规制，实行回避制度，即普通的仲裁员也不可以具有争端当事一方国家的国籍，不得具有其中任一国家的长期居住权，或者受雇于当事方国家，在当事方国家有从业行为。实行仲裁员回避制度，对普通仲裁员和仲裁庭主席的身份同时加以限制，有助于提高仲裁结果的公正性，进而完善整个仲裁机制。

CAFTA争端解决机制规定，假如已经选定的仲裁庭主席发生了特殊状况，不能履行主席的职责，此时需请求WTO或国际法院来委任新的仲裁庭主席。从仲裁程序的执行上考虑，由WTO指定仲裁主席可以節省时间，提高效率，但这也体现出CAFTA在解决争端的机制设计上对WTO过度依赖，而且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了WTO或者国际法院的相关官员有权力来指定仲裁主席。因此，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这一规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不能独立应对仲裁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与特殊情况也反映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成熟性。应优化CAFTA争端解决机制关于特殊情况的应急措施，摆脱对于WTO的依赖。例如，发生特殊情况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由各方派出代表组成临时会议，以投票的方式解决。在指定仲裁主席的同时也可以指定候补主席，若仲裁主席不能履行职责义务，则由候补主席接替其职位组成仲裁庭。

3.完善仲裁裁决的程序。应该以“通过仲裁程序从而有效解决贸易争端”这一本质价值取向来决定是否设立仲裁上诉程序和裁决复核程序。传统观念中，仲裁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效率高、成本低，所以人们觉得仲裁程序应该追求最大的效率，规定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仲裁的实际运用中，“一裁终局”的确是最具效率、成本最低的方式，但不代表它就是最科学、最公正的方式。仲裁是最正式的、最有力度的争端解决方式，是在各争端当事方无法通过磋商、调解或第三方斡旋等其他手段来解决争端的情况下才使用的。通常情况下各争端当事方提请仲裁来解决的都是关系到自身核心利益的争端。争端各方追求的是公平、正义的裁决进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便捷。因此“一裁终局”并不完全适合CAFTA争端解决机制。如果有当事方对裁决表示不满，应当允许其提出复核申请或上诉。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协议之内并没有组建正规的办事机构，也没有设立专门解决争端的组织机构，因此并没有哪个具体的机构有权力去复核裁决或者审理上诉请求。为了更好地执行、监管仲裁程序，CAFTA应该建立相应的常设机构。

4.保障仲裁裁决的执行及监督。由于CAFTA争端解决机制规定，对于仲裁裁决执行情况由作出仲裁的原仲裁庭进行监督，其规定在实际运用中很难操作。核心问题还是在于CAFTA没有建立正规常设的组织机构来调解争端。由正式的组织机构代替原仲裁庭履行对仲裁裁决的监督责任，既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裁决执行过程的公正。因为CAFTA目前还没有建立常设的组织机构来调解争端，又不能授权对败诉方实施中止减让。因此，CAFTA可以参考WTO争端解决机制或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强制败诉方执行仲裁裁决的经验，尝试修改规定，若败诉方拒不执行仲裁裁决或仲裁庭建议，给予胜诉方对败诉方限制其利益的权利，从而保证仲裁裁决可以得到有效地实际执行。

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与包括东盟十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高级别、全方位的贸易往来显得十分重要。贸易争端与繁荣的市场贸易相伴而生，以仲裁为代表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处理纠纷的最主要的方式，需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加以完善。目前CAFTA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还不够成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CAFTA目前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常设争端解决机构。没有常设机构，从仲裁庭的组成到仲裁裁决的执行、复核、监督都会出现效率低下、裁决不公、执行不严、监督乏力等问题，直接影响仲裁机制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东盟许多国家仲裁意识淡薄，对仲裁知之甚少，不愿通过仲裁等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使得仲裁机制的使用率很低。仲裁机制在许多地区空有条文，没有实践。建立正式机构，完善仲裁机制，加强民众法治观念是促进CAFTA经贸合作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周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仲裁解决机制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5，(8)：36-39.

[2]韦苏倢.中国与东盟绿色食品贸易问题研究[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11)：77-78.

[3]宋锡祥，吴鹏.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完善[J].时代法学，2006，(5)：91-98.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魏伯楠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论文 篇3：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建立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合作有效运行的保证。如何构建泛珠三角区域的争端解决机制，使之有效地解决泛珠三角区域的经贸争议，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泛珠三角;争端解决机制;CEPA

[作者简介]陈妙英，广西财经学院法律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3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两大潮流。中国也在积极融入这股潮流之中。2003年6月，中央政府和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这是中国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始。2003年10月，《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已经签订。2004年6月，内地9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然而，该协议没有完善和有效地争端解决机制。

泛珠三角由利益不同的行政区划和不同的单独关税区所组成，涉及三个法域，即内地法域、香港法域和澳门法域。11个成员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如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如何解决内地不同行政区划之间以及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争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对与泛珠三角有密切关联并可供借鉴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设想。

一、可供借鉴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的比较

(一)国际/区域经济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区域经济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基本上可分为司法性、政治性和准司法性(二者兼容性)三种模式(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只能是大致上的定性)。司法性争端解决模式是指：由一个独立于争端各方的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依照事先制定的程序规则通过诉讼、仲裁等程序作出裁断以解决争端的模式。所以，司法性争端解决模式的前提是事先制定或指定程序规则并存在独立的裁断机构。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这样的制度设计即所谓争端解决的法律机制。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以欧盟为代表。欧盟的争端解决机构主要是欧洲法院。欧洲法院“兼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法院和国内法意义上的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的性质”。欧洲法院的特点是其具有较大的权威，高度的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严格维护经济组织的法制，促进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缺点是可能出现一些学者批评的所谓“法院造法”现象，侵蚀国家的经济主权。政治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指传统的以国家的外交调解、斡旋等方式解决经济组织内的争端，该机制没有专门的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和固定的程序，强调争端的解决而不是现有规则的遵循。政治性的争端解决方式有其优缺点。优点主要是办法灵活、简便又可彼此保存面子，不伤和气，缺点主要是当争端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时可能会久拖不决，涣散经济组织的纪律和基础，并可能给霸权和强权提供可乘之机。现行大多数经济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融合了司法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仲裁为核心的准司法模式。这种机制大多要求在出现争端时先由双方进行磋商，当磋商未果时便由一固定的机构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则进行裁决，即有学者谓之“用外交手段与司法手段两条腿走路”。“外交手段与司法手段既是相互补充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但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两者的切合点。

由上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当今国际/区域经济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各有其特点，很难简单断定哪种机制更具优越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可以窥知当今国际/区域经济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潮流。虽然欧洲法院模式的普适性值得研究，但该司法机制以其高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无疑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政治性的争端解决机制自然仍有其存在价值，但都在进行不同内容的改革，注意吸收加强司法性的优点。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照搬某种模式，但是可以看出来，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独立化、权威化是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二)CEPA争端解决的政治性模式

CEPA中并没有如WTO那样设立争端解决的完整的制度，既没有规定争端解决的程序规则，也没有设立负有争端解决的司法或准司法职能的常设或临时机构，而只是规定成立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由其扮演协商解决争端的“政治角色”。事实上，无论香港CEPA还是澳门CEPA均规定了双边协商一致解决争端的制度，按照CEPA的争端解决的模式，双方如在CEPA的解释或执行中发生争端，应当在联合指导委员会的体制内通过双边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机制，故可称其为双边协商机制。在国际法理论上和国际关系实践中，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的协商机制都是完全依赖各方能否通过谈判达到求同存异，最终形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因而被视为争端解决的政治性模式，与司法性争端解决模式大相径庭。

内地与香港、澳门保持经贸往来，争端不可避免，而传统的友好协商不是灵丹妙药，CEPA文本中规定协商是解决内部成员争端的唯一方法。从长远看，没有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使CEPA文本约束力降低，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三)内地与港澳原有的司法协助模式

内地与港澳原有的争端解决，除了通过当地救济各自适用诉讼或仲裁外，就是靠两地的司法协助。司法协助是一个国家或法域的法院或其他机构给另一个国家或法域的法院或诉讼当事人提供帮助的行为。在中国，不同国家之间的协助称为“国际司法协助”，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协助称为“区际司法协助”，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司法协助属于区际司法协助。以香港为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对两地的司法协助作了原则性安排;1999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就内地法院与香港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作出了规定;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關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应当看到，两个《安排》是在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经过两年多的协商而制定的，这是目前内地与香港进行司法协助的最佳途径。

但是原有的司法协助安排的适用范围还是有限的，由于法制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内地与香港在承认和执行其他法域的判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两地并没有针对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协助

进行安排。目前，内地法院的判决和香港法院的判决要在香港和内地得到相互的承认和执行还有很大的困难。

(四)国内司法机制模式

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是确保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有效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必备条件。但由于我国境内现行的法院司法管辖区与政府管辖区合二为一，且司法辖区往往隶属于行政辖区，所以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往往难免出现严重的司法地方保护现象。有人因此而恶意挑选法院，逃避债务，令本应解决的经济纠纷无法解决，损害合法投资者的利益，更阻碍两地经济关系的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院同等的保护，而不受地域、身份的限制。有人主张彻底打破现行的司法辖区和行政辖区重叠的体制，全面地重新配置司法机关与司法辖区。应该说，这种方案较为彻底，但由于与现实相脱节，可行性不大，难以推行。也有学者主张借鉴联邦制国家如美国的做法建立双层司法组织体系，在维持现有法院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另行按照经济区的发展要求设置大区法院。对于不服大区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可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判决，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有效合作和一体化的顺利发展。

然而，同其他多法域的国家相比，中国没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机关来协调和解决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法律冲突。香港和澳门都设立了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其司法权是独立的。由于我国港澳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从而无法采用统一司法权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因此，上述学者提出的建立双层司法组织体系，当事人不服大区法院判决的，可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構想在现阶段是不可行的。

二、构建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设想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

同其他区域经济组织不同，泛珠三角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以开展经济贸易为目的的区域合作，在成员间进行贸易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遇到地区利益冲突、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立法、执法、司法不协调等问题;此外，成员间的经济依赖性较高，经贸活动频繁，必需一个有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能够提供有效救济的争端解决机制。笔者不主张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发生争端直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也不主张通过政治性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而认为应该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规定主要以法律方式来解决各地经贸争端。

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效率、权威性和拘束力等方面比不上欧盟模式，但在目前是最易为各方所接受的一种有效的模式。在借鉴这种准司法模式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泛珠三角区域的争端解决程序可包括协商、仲裁、执行三个阶段。

1.协商。就《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端，任何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即可启动协商程序。

2.仲裁。如果双方在30天内没有达成一致，应一方的请求可成立专家仲裁小组，仲裁员由法律或贸易方面的专家组成。仲裁小组成立后应在60天内向各方提交初步报告，各方可对初步报告提出意见。仲裁小组应在作出初步报告后的一定时间内作出最终裁决。仲裁的法律依据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附属文件。

3.执行。仲裁裁决对双方不具有强制拘束效力，但双方应当依据仲裁裁决，在一定期限内就仲裁裁决的执行达成一致意见。否则，造成损害的一方应当提供补偿，或受损害的一方可停止履行相应的义务。

借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的通常做法，泛珠三角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由独立第三方仲裁作为首要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和程序;第二，为了保证争端及时、有效得到解决，应该对争端解决程序规定具体的期限;第三，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构，负责争端的最终解决;第四，这种区域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安排尽量与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相衔接。

(二)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机制

在目前没有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司法协助不失为一个解决地区间争端的有效方式。随着内地与港澳民商事交往的迅速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司法协助机制。三地法院的民商事判决若不能协调一致，将极大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中国目前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订立了司法协助协定，就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的民商事判决作出规定，因此内地与港澳对两地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协助作出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由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和香港、澳门政府达成《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由内地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公布，香港、澳门立法会据之制定法律予以实行，同时一并规定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程序和条件。这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需要，也是我国区际司法协助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为保证各种安排在出台后能够有效地得到执行，建立跨法域的司法协调机构或司法协调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当不同法域的法院由于对安排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时，可通过这一司法协调机构或司法协调机制得到解决。内地与港、澳之问的此种机构可由两地或三地的资深法官组成，或在两地(或三地)的最高审判机关之间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从而真正保证泛珠三角区域的判决能够顺畅地被承认与执行。

[责任编辑：荷 叶]

作者：陈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