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维持在3%以上, 尤其2011年7月CPI达到6.5%的36个月新高。进入2012年, CPI虽然有所回落, 但仍然维持在4%以上。这些数据说明, 我国的通货膨胀处于高位运行。尴尬的是, 宏观调控往往一紧缩资金就紧张, 最严重的是导致小企业生存困难, 就业问题凸显, 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 消费更加不足, 投资与消费更加失衡;而宏观调控一宽松则经济就过热, 投资增长过快, 通货膨胀又再次发生和攀高。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形成恶性循环和两难境地。因此, 中国通货膨胀的特殊发生机理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治理, 才能使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及其特点, 与其发展模式有着特别密切的深层次关系。
由于投资结构和时效的性质, 或者当期投资需求大于供给, 或者不能形成有效供给, 或者形成有效供给滞后, 使投资投放的货币不能被形成的供给结清, 导致通货膨胀。
“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年均增长11.2%、20.2%、25.5%, 显现逐步加速状态。长期以来, 在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 国民收入的使用越来越偏重于积累和投资, 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 货币主要流入建设领域, 投资往往增长过快和过热。从而形成投资过热引致的物价上涨。
中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平衡, 特别是出口压低和进口拉升国际市场价格, 形成国内出口推动和进口输入的通货膨胀。
“九五”、“十五”时期, 出口分别年均增长11%和25%, 2008年年底以来, 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出口负增长18%, 2010年恢复性增长到2008年的出口规模, 即使这样, “十一五”期间, 出口年均增长率仍然为11%。特别是, 2011年, 出口增长速度恢复到24%。出口强劲, 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内供给增加或者相应的进口与之平衡, 生产出口品形成的货币购买力, 与出口形成的国内供给缺口, 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当中国到国际市场进行采购, 购买的需求量较大, 比如铁矿、石油、农产品等, 拉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 给国内形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居民和企业手中握有升值的人民币, 而国家用出口换来的贬值的美元外汇去购买美元标价的物品, 这样在过去居民和企业手中的人民币表示的购买力与用美元进口后的货物之间, 形成了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差额, 从而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重大工业、大企业发展, 轻服务业和小企业生存, 而小生产式的农业, 是极容易形成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剧烈交替波动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从发展方式来看:首先, 各地大工业、大资本、大企业拉动经济增长, 已成为主要战略。大工业、大资本和大企业, 在其大干快上和大规模投资时期, 往往需要更多的信贷, 形成更多的流动性, 如果超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时, 就会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价格的上涨。其次, 由于服务业对增加GDP不迅速和不显著, 特别是对财政贡献不大, 往往被轻视。而服务业长期发展不足, 提供的服务业供给不足, 不能有足够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吸收和平衡一部分大工业、大资本和大企业投资形成的购买力。再次, 现在的注册登记、监管审批、税费、融资等体制, 是鼓励和保护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 小企业在这些方面受到歧视, 创业、投资和经营都非常艰难, 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 轻工业生产品供给不足。最后, 家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 对市场形成蛛网式反应, 价格剧烈波动。
经济发展中的垄断体制, 在中国已经成为推高物价水平的很重要的常态性机制。
一是国有垄断工商企业推高价格水平。如石油企业、电信企业等垄断企业利用的是政府提供的廉价资源, 象征性地交点矿产和空间资源税, 交很少的利润, 而向消费者提供的是越来越昂贵的产品和服务。
二是国有金融垄断方式也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垄断, 从储户手中以较低的利息水平获得资金, 再以较高的利差利息投放给国有企业, 而存贷利差形成的巨额利润, 在金融体系中分配, 高工资水平形成对市场的购买力冲击。
三是政府土地出让、经营性交通收费等行政和特许垄断, 不断推高地价房价和运输价格水平。实行土地计划行政性分配, 政府一家行政性出让土地, 通过招拍挂, 多家竞争, 价高者得, 价低时流拍不卖, 七十年租金一次收来,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成为强劲推动地价、进而推动房价越来越高的内在机制。
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低于3%的重要原因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 本文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 当通货膨胀发生时, 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 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 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 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 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 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 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 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痛苦指数 (Misery Index) 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 (Arthur Okun) 发表, 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 (Philips Curve) 的描述, 正常经济变动时, 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 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地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 若两个比率都上升, 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 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 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 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 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 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 通货膨胀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 尤其从百姓的角度, 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 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 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 来保障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结合当下我国情况, 该如何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 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1.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 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 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 发展创新产业, 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 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2. 在民众对近年来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 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 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 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 可以很好地安抚民心, 稳定通胀预期。同时, 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CPI增长率不超过3%, 维持温和通货膨胀, 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
摘要：当前中国通货膨胀处于高位运行, 高通胀对我国民生的影响非常大。本文对产生高通胀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 进而从民生的角度谈通货膨胀的危害, 最后结合我国当前形势, 分析并尝试提出两种可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
关键词：高通胀,民生,成因,影响
[1]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时势解码》.经济观察报, 2010.3.29
[2] 文章中数据来源:Wind资讯.http://www.wind.com.cn
[3] 朝洛蒙.中共阿拉善盟党校《.分析物价上涨与民生》.前沿, 2008.12
[4] MBA智库百科.词条“痛苦指数”.网址:http://wiki.mbalib.com/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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