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近十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论》与《矛盾论》、社会矛盾思想、群众史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等问题上。未来，在如何进一步阐释好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返本”以“开新”、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近年来，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论题的研究表现出向纵深发展和横向开拓的态势。本文拟对近十年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一整体上的回顾，进而对深化新时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作进一步展望。

一、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热点和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极大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库。

在重要时间节点，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会有力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比如，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除了每年的年会之外，还联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单位主办全国“毛泽东论坛”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联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形成了“三论坛一年会”的格局。每年的论坛和年会不论从主题还是从参会人员范围来看，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既积极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对社会思潮和理论动态进行前瞻性思考和引导，论题包括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研究等。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等一些研究机构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70年、新时代视野中的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治理、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展开深入研究，成为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

毛泽东研究相关资料和专著的出版，推动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首先是与毛泽东研究密切相关的经典文献和基础史料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展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如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至6卷、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再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的《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其次是大量的研究性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毛泽东人生之旅的哲学诠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毛泽东研究报告·2018》(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仅以超星等数据库的搜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就达200余部，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多样。除了专著以外，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十分丰富。如以“毛泽东”为主题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搜索结果就有近7万条，而以“毛泽东哲学”等为主题词，相关研究成果林林总总也有1千余篇。虽然相对而言数量不多，但论文所探讨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和层次。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和内容的解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和范围涉及到了经济、文化、法律、历史、军事、党建、教育、生态、日常谈话等诸多方面。

二、关于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丰富喜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论》与《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群众史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上。下面就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学术富矿”之一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宝库之一，无疑是与其独特的价值魅力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魅力既源于其本身的丰富内涵，关涉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又与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独特时代背景、主观因素等息息相关。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不同方面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种是从整体梳理上来把握。有学者在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状况时指出，在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时，学术界普遍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又看到了毛泽东等对中国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在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历程时，尽管具体划分不一，但大都注意到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代表性论著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一种是从不同的视野出发来审视。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有机整体论眼光、实践生成论眼光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理论视野。从这种世界历史视野出发，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实践视野来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论是从蕴育到萌芽，还是从形成到成熟和不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而不断走向深入的，是在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的解决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等一系列丰富命题。[3]还有一种是通过具体文本或观点的挖掘来进行解读。有学者通过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勾勒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自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初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起，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沿着这一条思想路线的主线不断深化的;到了延安时期，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全党上下真正解决了树立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走向成熟。[1]还有学者通过毛泽东青年学生时代所接受、主张并实践的“自我实现论”来审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认为“自我实现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一方面是充分发掘和实现自己精神能力的一切潜在可能性，主张立大志，“高尚其理想”，另一方面是强健筋骨，发达身体，充分肯定了信念、情感等因素的道德价值。这两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2]

(二)关于“两论”的研究

对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本及其价值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两论”是不能不写的。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照抄照搬前人经验，必须探索独特的革命道路与革命方式，而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又接连导致了实践中的挫折，这些情况亟待被反思。另一方面，付出无数鲜血与牺牲才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也迫切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升华，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3]对于“两论”的核心思想，有学者指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4]

近年来，关于“两论”的文本及价值问题，涌现出一些混淆视听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有学者从版本考订和理论分析两个层面，对“两论”的发表时间、修改和出版过程、与同时代相关哲学文本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从文本和理论层面全面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强调对于“两论”文本和思想的研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视野来认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认识由此而产生的“两论”。[5]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第二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新时代视野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两论”的版本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经典，用好、用活这两部经典，对于克服当代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洋教条主义”，对于增强“四个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习惯于将“两论”作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而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视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的具体展开，其中贯穿着毛泽东对政治、军事、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哲学思考。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尝试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多维度的解读。近十年，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其中实践哲学的维度就是探讨比较热烈而集中的一种。有学者指出，绝不能囿于“两论”的范围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表现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特殊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并形成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这一角度更能切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更能阐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及其当代意义。[1]毛泽东实践哲学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而且是在这两种哲学相契合的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实践哲学”的超越与升华。[2]

(三)关于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的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界对毛泽东关于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以及矛盾思维等方面。

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三是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4]就社会基本矛盾来看，有学者认为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发展生产力;三是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规律——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5]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有学者分析了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郑重提出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7]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对新中国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具体来说，这一“民主的方法”包含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二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解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三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8]还有学者从总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典范“枫桥经验”出发，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关键在于抓基层、抓基础，要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9]

有学者认为，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其有着五个方面的规定：主要矛盾居于各种矛盾的突出和主导位置、只有一种矛盾处在主要的地位上、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处在复杂多变之中、找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主要矛盾的尖锐化是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动力。“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应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条正确途径，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

(四)关于群众史观的研究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以群众路线为中心对毛泽东的群众史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大体而言，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

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的根基和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在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观点，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工作上要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既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推动力量，同时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2]有学者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宗旨为民，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二是取信于民，即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心系于民，即树立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群众观点;四是问政于民，即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五是造福于民，即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民造福。[3]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下了思想基础。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构建起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学基础：始终坚持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的利益;真心实意地信仰人民，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也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所追求的政治是一种亲民政治，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必定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5]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导向，也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典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

还有学者对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的本质、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认为群众路线的本质是民生，党员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这是群众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的根本保证;群众路线的内在矛盾是“给”和“要”的矛盾，“给”就是党和政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就是为了满足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人民支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7]

(五)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学术界和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点之一。不少学者深入挖掘和阐述了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观点、哲学论著的当代意义。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指导全党克敌制胜与前进发展的珍宝，具有普遍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1]有学者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分析，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国民经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这三方面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延续和创新。[2]也有学者从分析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观点入手，认为这一观点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走向现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一观点及其思想内涵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3]

近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历史的幌子为掩护，歪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思潮在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领域尤为严重，一度甚嚣尘上，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开展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能够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所惯用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虚构史料等方法，指出这些历史观和方法是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等，不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今天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4]引人注意的是，学术界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就“毛泽东哲学是否是‘斗争哲学’”展开过一场较为热烈的学术争鸣。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斗争哲学”是压迫者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5]1959年8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6]针对一些关于“斗争哲学”的片面错误认识，有学者指出，“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毛泽东在其论著中多次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从理论上来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同等重要。[7]坚持实事求是，就必然要求承认矛盾和斗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斗争哲学”的科学内涵，才能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进行伟大斗争，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

除了上述热点问题，学术界和理论界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观点。

三、深化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形成了丰硕成果，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把握，也有微观上的具体分析，既有系统性的梳理和联系实际的解读，也有批判性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考，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空间。

第一，要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阐释好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只有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焕发其勃勃生机，只有与现实联系起来，不断回应、阐发、反思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获得新的发展。

第二，要“返本”以“开新”，坚持立足毛泽东著作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我们要原原本本学习研读毛泽东哲学经典著作，从经典著作中体会“真意”，努力把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这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内在逻辑，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源与流、继往与开来、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

第三，要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研究与实践。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总体上已经产生了较为丰厚的成果，相较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既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又需要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在新时代的大众化的研究与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让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更进一步掌握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将产生更加强大的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