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论文

第1篇：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评述近十年

[摘要]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近十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论》与《矛盾论》、社会矛盾思想、群众史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等问题上。未来，在如何进一步阐释好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返本”以“开新”、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近年来，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论题的研究表现出向纵深发展和横向开拓的态势。本文拟对近十年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一整体上的回顾，进而对深化新时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作进一步展望。

一、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热点和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极大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库。

在重要时间节点，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会有力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比如，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除了每年的年会之外，还联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等单位主办全国“毛泽东论坛”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联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形成了“三论坛一年会”的格局。每年的论坛和年会不论从主题还是从参会人员范围来看，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既积极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对社会思潮和理论动态进行前瞻性思考和引导，论题包括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研究等。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等一些研究机构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70年、新时代视野中的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治理、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展开深入研究，成为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

毛泽东研究相关资料和专著的出版，推动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首先是与毛泽东研究密切相关的经典文献和基础史料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展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如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至6卷、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再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的《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其次是大量的研究性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出版，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毛泽东人生之旅的哲学诠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毛泽东研究报告·2018》(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仅以超星等数据库的搜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就达200余部，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多样。除了专著以外，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十分丰富。如以“毛泽东”为主题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搜索结果就有近7万条，而以“毛泽东哲学”等为主题词，相关研究成果林林总总也有1千余篇。虽然相对而言数量不多，但论文所探讨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和层次。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和内容的解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和范围涉及到了经济、文化、法律、历史、军事、党建、教育、生态、日常谈话等诸多方面。

二、关于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丰富喜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践论》与《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群众史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上。下面就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学术富矿”之一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宝库之一，无疑是与其独特的价值魅力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魅力既源于其本身的丰富内涵，关涉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又与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独特时代背景、主观因素等息息相关。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不同方面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种是从整体梳理上来把握。有学者在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状况时指出，在分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时，学术界普遍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又看到了毛泽东等对中国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在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历程时，尽管具体划分不一，但大都注意到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代表性论著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一种是从不同的视野出发来审视。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有机整体论眼光、实践生成论眼光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理论视野。从这种世界历史视野出发，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实践视野来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论是从蕴育到萌芽，还是从形成到成熟和不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而不断走向深入的，是在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的解决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等一系列丰富命题。[3]

还有一种是通过具体文本或观点的挖掘来进行解读。有学者通过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勾勒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自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初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起，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沿着这一条思想路线的主线不断深化的;到了延安时期，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全党上下真正解决了树立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走向成熟。[1]还有学者通过毛泽东青年学生时代所接受、主张并实践的“自我实现论”来审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认为“自我实现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一方面是充分发掘和实现自己精神能力的一切潜在可能性，主张立大志，“高尚其理想”，另一方面是强健筋骨，发达身体，充分肯定了信念、情感等因素的道德价值。这两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2]

(二)关于“两论”的研究

对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本及其价值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两论”是不能不写的。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照抄照搬前人经验，必须探索独特的革命道路与革命方式，而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又接连导致了实践中的挫折，这些情况亟待被反思。另一方面，付出无数鲜血与牺牲才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也迫切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升华，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3]

对于“两论”的核心思想，有学者指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4]

近年来，关于“两论”的文本及价值问题，涌现出一些混淆视听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有学者从版本考订和理论分析两个层面，对“两论”的发表时间、修改和出版过程、与同时代相关哲学文本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从文本和理论层面全面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强调对于“两论”文本和思想的研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视野来认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认识由此而产生的“两论”。[5]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第二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新时代视野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两论”的版本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经典，用好、用活这两部经典，对于克服当代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洋教条主义”，对于增强“四个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习惯于将“两论”作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而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视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的具体展开，其中贯穿着毛泽东对政治、军事、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哲学思考。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尝试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多维度的解读。近十年，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其中实践哲学的维度就是探讨比较热烈而集中的一种。有学者指出，绝不能囿于“两论”的范围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表现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特殊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并形成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这一角度更能切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更能阐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及其当代意义。[1]毛泽东实践哲学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而且是在这两种哲学相契合的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实践哲学”的超越与升华。[2]

(三)关于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的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界对毛泽东关于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以及矛盾思维等方面。

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三是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4]就社会基本矛盾来看，有学者认为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发展生产力;三是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规律——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5]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有学者分析了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郑重提出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7]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对新中国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具体来说，这一“民主的方法”包含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二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解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三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8]还有学者从总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典范“枫桥经验”出发，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关键在于抓基层、抓基础，要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9]

有学者认为，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其有着五个方面的规定：主要矛盾居于各种矛盾的突出和主导位置、只有一种矛盾处在主要的地位上、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处在复杂多变之中、找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主要矛盾的尖锐化是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动力。“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应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条正确途径，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

(四)关于群众史观的研究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以群众路线为中心对毛泽东的群众史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大体而言，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

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的根基和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在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观点，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工作上要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既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推动力量，同时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2]有学者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宗旨为民，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二是取信于民，即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心系于民，即树立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群众观点;四是问政于民，即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五是造福于民，即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民造福。[3]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下了思想基础。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构建起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学基础：始终坚持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的利益;真心实意地信仰人民，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也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所追求的政治是一种亲民政治，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必定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5]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导向，也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典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

还有学者对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的本质、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认为群众路线的本质是民生，党员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这是群众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的根本保证;群众路线的内在矛盾是“给”和“要”的矛盾，“给”就是党和政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就是为了满足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人民支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7]

(五)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学术界和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点之一。不少学者深入挖掘和阐述了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观点、哲学论著的当代意义。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指导全党克敌制胜与前进发展的珍宝，具有普遍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1]有学者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分析，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国民经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这三方面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延续和创新。[2]也有学者从分析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观点入手，认为这一观点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走向现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一观点及其思想内涵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3]

近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历史的幌子为掩护，歪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思潮在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领域尤为严重，一度甚嚣尘上，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开展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能够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所惯用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虚构史料等方法，指出这些历史观和方法是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等，不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今天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4]

引人注意的是，学术界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就“毛泽东哲学是否是‘斗争哲学’”展开过一场较为热烈的学术争鸣。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斗争哲学”是压迫者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5]1959年8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6]针对一些关于“斗争哲学”的片面错误认识，有学者指出，“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毛泽东在其论著中多次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从理论上来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同等重要。[7]坚持实事求是，就必然要求承认矛盾和斗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斗争哲学”的科学内涵，才能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进行伟大斗争，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

除了上述热点问题，学术界和理论界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观点。

三、深化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形成了丰硕成果，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把握，也有微观上的具体分析，既有系统性的梳理和联系实际的解读，也有批判性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考，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空间。

第一，要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阐释好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只有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焕发其勃勃生机，只有与现实联系起来，不断回应、阐发、反思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获得新的发展。

第二，要“返本”以“开新”，坚持立足毛泽东著作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我们要原原本本学习研读毛泽东哲学经典著作，从经典著作中体会“真意”，努力把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这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内在逻辑，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源与流、继往与开来、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

第三，要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研究与实践。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总体上已经产生了较为丰厚的成果，相较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既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又需要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在新时代的大众化的研究与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让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更进一步掌握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将产生更加强大的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作者：陈 龙田 甜 单位：

第2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中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摘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篇经典著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发展规律、战争性质等角度，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前途，论证了中国必胜的战争结果，并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持久战何以可能、内线和外线、反对主观性和发挥能动性、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进行决战和避免决战等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全面、发展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抗战，强调了坚持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批评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唯心论和机械论等错误观点。《论持久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

[关键词]毛泽东;《论持久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提出的新任务。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也就是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毛泽东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特别是实际运用后的深切体会而提出的，其中包括他在此前几个月所写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时4亿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人民共同关心的中国抗日战争问题，作了全面具体分析，并得出了正确结论。可以说，《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一篇经典性著作，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份具有代表性、标志性意义的经典文献。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论证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

(一)历史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

毛泽东在分析日本国情时指出，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也具有“帝国主义性”，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举行的“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将使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并最终将导致它自身的灭亡。战争将激起日本帝国主义面对“三个对立”：一是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二是“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三是“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另外，日本作为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能得到其他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还将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2]这里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性和其所发动的战争非正义性、退步性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内外矛盾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发动侵略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使之崩溃的分析，对日本国小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的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的分析等，都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经济决定政治等观点出发的，运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科学论证中国抗战必胜的战争结果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认为，当时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力量虽不如日本帝国主义强，但却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另外，同日本相比，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就使中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由于“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因而就有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又会带来“国际广大援助”，这种得道多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1]这里对中国进步因素也就是代表中国新生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出现并存在的分析，对中国战争进步性、正义性以及将迎来更大国际援助的分析，对中国国大利于支持长期战争的分析等，也同样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还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强调了抗日战争的“时代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他指出，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同20年前不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已经处于“退步时代”。而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还把中国抗日战争同中国近代以后历次失败了的解放运动相比，指出“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因而中国抗战不会像之前的解放运动那样以失败告终。[2]这就强调了社会发展中新因素和新生力量的重要作用，也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就使人类“充满了战争”，而当时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又使资本主义各国“走入新的战争”，很多民族都“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而且“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但同时，这场战争中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因而使得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等到人类“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再也不要战争了”。[3]也就是说，阶级出现后，为了争夺阶级利益，就会引发战争。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争夺利益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等到将来消灭了资本主义、消灭了阶级后，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就不会再有战争。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的性质。他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大类，凡是“进步的战争”都属于正义的，凡是“阻碍进步的战争”都属于非正义的。他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也是“进步的、求和平的”。共产党人不但追求中国“一国的和平”，而且追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不但追求“一时的和平”，而且追求未来“永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是为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4]这里，毛泽东不但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确立了区别二者的标准，即凡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凡阻碍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特别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求和平的，而且是求世界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的，是为争取永久和平的新中国与新世界的。这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作出了新的阐述、归纳、总结、发展，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

(三)深刻阐述关于人民战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研究战争的一个突出之点，也更是独特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应用于指导战争，较系统地提出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他把“动员全中国人民”看作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强调“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1]

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些人是“想求妥协的”，但“必不成功”，因为“广大人民必定不服”。[2]可见，毛泽东把广大人民的不妥协，看作是中国抗战必将长期坚持下去直到胜利的重要因素。他强调：“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所谓“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国力量，“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实在是头等重要”。[3]可见，毛泽东明确把发动人民群众支援反侵略战争，看作是对夺取抗战胜利“关系绝大”“头等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如此呢?毛泽东阐述说：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可以达到“三个造成”：一是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二是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三是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的鲜明体现和经典表述，也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的代表性语言，被后人广为引用。他接着继续指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抗战”，二要“坚持统一战线”，三要“坚持持久战”。这“三个坚持”，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因为必须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这样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也才能使全国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5]这表明，人民战争就是广泛发动人民，使亿万人民齐心一致的战争。

从军事技战术方面，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取胜，必须“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也就是要发动所有“反对敌人的老百姓”，把人民群众“一律武装起来”，对敌人“进行广泛的袭击”。在总结历史上党领导的战争时，他也强调，过去红军弱小而常打胜仗，主要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只有坚决并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才能在战争的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6]这也就是说，人民战争也是武装一切反对敌人的人民群众去抗击敌人的战争，是发动人民群众给战争以供应的战争，是使弱小之军能打胜仗的战争。

尤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特地设立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一节，专门阐述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中存在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日本帝国主义就因为“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才敢于实施侵略。一旦中国人民组织起来，那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将面对我国“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它就会“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一样，中国人民仅仅“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结果，“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7]在这里，毛泽东把人民看作是战争伟力的最深厚根源，极为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把人民战争比喻作烧死侵略者这匹野牛的“火阵”，同前面所说的“汪洋大海”一样，对人民战争作了形象化也是经典性的表述。为什么人民战争能够如此呢?因为人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和参加战争后，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兵源和财源问题都将能得以解决。更重要的是，人民充分参加到反侵略战争中后，将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人民将会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所以“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8]这就是动员人民加入战争为何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何能够依靠人民战争夺取抗战胜利的原因。

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系统性论述，也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个亮点、要点和创新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曾认为《论持久战》的最大成就，仅是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持久战理论固然重要，但关于持久战的理论，毛泽东并非在此篇文献中第一次提出，而是在此之前已有提及。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却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较系统提出的。同时，毛泽东也是在当时的中国唯一较系统提出此观点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战争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人民战争是弱者战胜强者的根本法宝，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弱小的被侵略者反抗并战胜强大的侵略者，都具有长远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以至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特之处、创新之点、精华所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重大发展、重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果、重要标志。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1]因此，他提出要反对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唯心论的对立面是唯物论，机械论的对立面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一)辩证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对立统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抗日战争为何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何属于中国时，列举的根据是“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2]。“互相反对”，体现出的正是相反相成、一分为二、矛盾的对立统一。这说明毛泽东分析中日国情特点的根据，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

什么是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特点呢?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归纳的说法，日本有“三强三弱”：“三强”是军力强、经济力强、政治组织力强;“三弱”是“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充足，国际形势对其不利。而中国则正好相反，有着“三弱三强”：“三弱”是军力弱、经济力弱、政治组织力弱，“三强”则是“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有大国这个条件”支持持久战，以及世界多数国家会“援助中国”。[3]在这里，中日双方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日本的强项，正是中国的弱项;日本的弱项，又都是中国的强项。可见，中日都既有各自的强项，也有各自的弱项。日本帝国主义虽强，但不是各方面都强，而是强中有弱;同样，中国虽弱，但也不是各方面都弱，而是弱中有强。这种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两点：一是中日“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二是“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他又强调，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的，也是贯彻于“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4]也就是说，这些战争的综合要素，会使战局逐渐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将由强逐渐变弱，直至最后失败;中国将由弱逐渐变强，直至最后胜利。这一过程不会是很快的、短暂的，而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变化、是转变，而不是机械地一成不变，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

(二)辩证分析持久战何以可能

在分析为什么是持久战时，毛泽东指出，敌方的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敌方的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反过来，我方的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我方的缺点也可“因我之努力而克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方的胜利和我方的失败都将是“一定程度的”。然而敌我双方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达到“全胜或全败”。在战争的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那么，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都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并“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1]这些分析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矛盾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转化，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其重要条件就是人的努力;矛盾转化到一定的时候，量变会产生质变，结果就会发生大的转变。具体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在战争之初日本帝国主义暂时强的因素大于弱的因素，中国暂时弱的因素大于强的因素。故日本帝国主义暂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取胜，但也不能全胜;中国暂时会一定程度落败，但也不会全败。只要中国坚持全民族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一定阶段，日强中弱的形势会反转为中强日弱，从而逐步达到中胜日败的结果。这种令人信服的、充满辩证思维的科学分析，无疑给了当时无数在战争中苦闷、悲观、失望的中国人以胜利的信心。

在论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时，毛泽东分析指出，在敌之战略进攻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方之劣势，从“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同时也有“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关于“向上的变化”，他列出了以下几点：一是“战争中的经验”，二是“军队的进步”，三是“政治的进步”，四是“人民的动员”，五是“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六是“游击战争的出现”，七是“国际援助的增长”。毛泽东指出，这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而“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2]这又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问题的典范。这里提出了向上和向下、新和旧、量和质这三组对立的概念，向上的东西、新的东西、质的东西，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向下的东西、旧的东西、量的东西，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略进攻的阶段，中国土地、人力、物力等的缩减，是量的缩减，是旧的东西的缩减，是向下的变化;而中国战争经验的增加、军队和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则是质的东西，是新生的因素，是向上的变化。因而中国能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就用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些领土等所谓战果，只是浮于表面的胜利，而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开展全面抗战以后各种新因素的增长，才是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才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最终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这无疑给当时国内外的人们如何正确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分析工具、新的观点和结论。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道人之所未道”，“见人之所未见”，不仅给时人提供了看待抗日战争的科学方法，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析和研究战争前途的经典性案例。

毛泽东充满预见性地指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将逐渐上升”，同时“日本则逐渐下降”，到一定时候，“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他还强调：“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3]这里，毛泽东不但指出双方力量对比将如何变化，而且指出了促成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事物都是变化的，变化是有条件的。

(三)辩证分析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敌占区的大和小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分析“内线和外线”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机械地看，中国军民的抗战是单纯的“内线作战”。但辩证地看，则中国居敌正面的军队“在内线”，敌后的“游击队在外线”。还有，敌后各游击区和根据地与日军作战，其本区是“以自己为内线”，而同时以“其他各区为外线”。这些内线和外线，都对日军形成“夹攻”。[1]

在分析“有后方和无后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就全国来说，正面抗敌的军队有国家这个“总后方”，而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则“脱离总后方”。敌后游击队虽然脱离了国家的“总后方”，但又自创了游击根据地这样“小规模的后方”。[2]因而，中国的抗战，既有有总后方的抗战，又有无总后方的抗战。

在分析“包围和反包围”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从整个战争来看，在敌人处在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条件下，敌方对我方形成包围，我方在“敌之战略包围中”。但在战役或战斗中，我又可把分路之敌“放在我之包围中”，对部分之敌形成反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下围棋的“吃子”。这是其一。再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来看，每一个根据地看似都是“孤立的”，处于敌之几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把它们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也就是说，孤立地看，某一个敌后根据地是处于日军的几面包围中，但全面地看，各个敌后根据地、各个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的军队，又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下围棋的“做眼”。这是其二。同时，除了以上两方面中国的国内情况外，毛泽东又指出，还有世界上的包围和反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阵线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中国则以和平阵线“反包围德、日、意”。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世界上联合纳粹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来包围中国，中国也可以联合苏联、法国、捷克以及整个世界上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各个国家，共同对德、日、意法西斯形成反“天罗地网”。[3]这是其三。这样的辩证分析让人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从这些分析看，中国不是有许多有利条件吗?何用过分悲观呢?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看，形势和结论就完全不一样。

在分析敌占区“大”还是“小”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从日军所占领和将会占领的各个省来说，它占了中国内地的“大半”;但是如果加上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日占地区仍只占整个中国的“小半”。特别是除东北等地外，在日军所占各省中，它真正占领的只是“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而农村、山区、贫困地区等大部分地区，仍在中国人手中。[4]因此，日军表面上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全面辩证地看，它占领的只是中国小部分地区。

(四)辩证分析反对主观性和发挥能动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战争中的能动性时，毛泽东一方面“反对主观地看问题”，因为人的思想如“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则“是空想，是假道理”，另一方面则又强调在战争中要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他强调：“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等，“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5]也就是说，不根据客观实际看问题，是主观性，是错误的，要反对;而根据客观事实去想去做，则是能动性，是正确的，要提倡和发扬。这也是活生生的辩证法，是反对主观性与发挥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正确看待反对主观性与发挥能动性这对关系的辩证法。

具体到战争当中，毛泽东指出，战争胜负固然决定于各方面条件，但客观条件本身没有分胜负，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在讲发挥能

包围。毛泽东把这形容为“如来佛的手掌”和动性时，他强调，战争指导者“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去期求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去“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虽然战争指挥者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但他们却可在此舞台上“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战的指导者“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提倡他们“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1]就是说，在抗日战争中，我方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乱撞乱碰，又应该立足客观条件充分发挥能动性，把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这就是重视客观条件的唯物论，是不唯客观条件而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发挥能动性的辩证法。可见，毛泽东既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的唯心论，又反对唯客观条件而忽视人的能动性的机械论，这一科学分析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范例。

(五)辩证分析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毛泽东又辩证地论述了“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一对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他指出，“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间接地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那就导致“自己将被消灭”。他还指出，“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这对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两种不同的战争目的，对进攻与防御这两种相反的战争手段，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作出了经典性的阐述。毛泽东强调，在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又对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这对矛盾，运用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分清了主与次、第一与第二。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与保存自己，“是相反相成的”，“部分的暂时的牺牲”即“不保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2]这又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把勇敢牺牲与保存自己这一相反的矛盾方面，统一了起来。

在这些辩证阐述的基础上，毛泽东要求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要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这样就可以把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3]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与质变的原理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应用。同时，依据参战各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成为指导战争的普遍法则，使唯物辩证法成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六)辩证论述进行决战和避免决战、英勇战斗与放弃土地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论述抗日战争决战问题时，毛泽东把决战分为三类：一是“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这种决战“应坚决地进行”;二是“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这种决战“应避免”;三是“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种决战“应根本避免”。[4]也就是说，对我有利的决战要进行，对我不利的决战要避免，尤其是对我不利的战略决战要根本避免。这就是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谈要否决战，更是辩证地而非机械地谈要否决战，以及哪些决战应进行、哪些决战在何时应避免和根本避免。毛泽东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大国，在战略防御阶段“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实际上就辨明了退却和前进的辩证法、暂时放弃土地和将来收复土地的辩证法。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退就要退，以退为进，暂时的退是为了将来的进;该放弃土地时就要放弃土地，以土地来换取时间、换我抗日力量的保存，而不要为了争一时之地而损失主力。抗日力量保存下来后，未来可慢慢地把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复;如果抗日力量受到过度消耗，眼前保住的土地，未来也还会失去。

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这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然后，他继续用辩证的观点总结说：“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1]这又一次把战争中的道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提炼出哲学原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观点。

此外，毛泽东还辩证分析了防御与进攻、持久与速决的关系，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灵活性与计划性的关系，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关系，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等，作出了充满辩证智慧又令人折服的论述。

从上面几个方面看，毛泽东不愧为辩证法大师。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抗日战争中我方与敌方的国情特点、强弱形势及其变化，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很多新鲜的、前人所未见、常人所不及的高明见解，使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丰富了起来。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关于中国抗战的辩证法，是关于中国抗战的谋略全书，是指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宝典，是生动的战争教材。从《论持久战》看，毛泽东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单纯的军事家，而是具有哲学头脑和哲人智慧的军事家。他不是机械的军事家，不是只会讲军事条令、军事规程的军事家，而是睿智的军事家，是擅于用辩证观点、发展观点、变化观点看待军事中的各种问题，灵活制定战略、战役和战斗方针的军事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使得《论持久战》放射着耀眼的哲学光芒。这种哲学光芒绝不亚于其军事光芒。因此，《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军事名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它在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地位，应该不亚于《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论”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抗战

在《论持久战》的一开始，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是错误的，但“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因而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2]他没有完全责怪人们的认识水平低，而认为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还不充分，事情的面貌还没有完全摆在人们面前，因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全面或不正确。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即有了客观的事实，才有了人们的认识;有了客观事实的充分发展，才有了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更充分认识。

毛泽东又指出，坚持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赖于许多的因素，包括“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3]。可见，毛泽东看问题是多么的全面!他从5个方面列举了抗日战争得以坚持的因素，而且每个方面又列举了两个以上的方面。这5个方面，不但包括了中国和日本，而且包括了国际上其他国家和人民。在列举的日本的因素中，又包括了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军在华的反战士兵。这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观、整体观，是用马克思主义全面观、整体观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典范。

毛泽东接着批评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指出持这些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4]他批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非科学性，实际上就是在提倡用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而非片面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非科学的方法去看问题。而客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要义，正是人们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只有用这种正确的方法观察问题，人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批评了认识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观点，批评唯心论者和机械论者“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他进而指出：“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1]此外，毛泽东在批评“唯武器论”时，也批评这一观点“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2]。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时指出：“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3]他两次强调要依据全部而非部分的敌我因素而作结论，体现的还是全面的方法论。

提倡客观地看问题，就要反对主观地看问题，即坚持客观性，反对主观性。他强调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4]可以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是注意客观而反对主观、坚持全面而反对片面，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人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中国问题树立了典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不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中国抗战的态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毛泽东的许多分析和结论，被事实证明了是科学的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的许多预见，当时曾受到质疑，甚至被认为不过是宣传，但后来却逐渐地被实践一一证明是科学的预言、英明的预见。笔者曾从《论持久战》一文中梳理出毛泽东当时作出的20多个准确的、后被抗战事实证明了的预见。比如众所周知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包含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等。这使得《论持久战》又放射着真理的光芒，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它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而是正确的指导实践、预见未来的行动指南;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战意义。也正因如此，《论持久战》当时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所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它来指导抗战，而且国民党的一些军队也对它加以学习应用，甚至战争对手日本也把它译成日文进行研究。即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学习它、研究它、应用它。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广泛影响和不朽力量。

总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发展性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得出了许多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后来又逐一被战争实践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在国内外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论持久战》不但是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前夕所作的一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的成功的尝试，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经典文献。

作者：杨冬权 单位：

第3篇：毛泽东经典作品阅读推广：价值，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连续多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的落实，最终要体现于个人的阅读质量。读什么、怎么读，这是提高阅读质量的关键。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主体，应该根据发展定位、读者群体和资源特色聚焦“读什么、为何读、怎么读”来做好阅读推广工作。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纪念性专业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以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为阅读推广的主要内容、以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为阅读推广的主要方法，积极探索阅读推广新路径，启动了“读毛主席的书与学毛主席读书”阅读推广项目，这对于促进全民阅读，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的时代价值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还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向全党推荐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特别就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过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对党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总结。这种工作方法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今仍在发生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其光辉灿烂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不朽著作，这些著作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做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时代价值所在。

1.1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是弘扬斗争精神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2]毛泽东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书写了中国人民反压迫、求解放和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争历史，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经典战斗檄文，通过这些文章系统地剖析了国内外形势，使人们全面清醒地认识了中美关系，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斗志。当前，国际社会虽总体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中美双边关系虽然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共同利益也在扩大，但仍在经贸问题和当前防疫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存在分歧。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与革命战争年代的问题虽然都是时代的难题，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不尽相同，但一些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基本思想是相通的。比如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破解主要矛盾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突破口。学习毛泽东经典著作，必须深入到著作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领会经典著作中解决历史问题的政治智慧，从中获得启发，汲取智慧和力量，并以之关照当今社会在外交、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1.2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是坚定文化自信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这里所指的信心，既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强大国防和综合实力上的信心，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信心。毛泽东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公认的诗词大家。他的诗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自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革命文化，体现中国气派的一个典型代表。比如，《沁园春·雪》就是毛泽东诗词中的辉煌篇章之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上半阕盛赞江山多娇的基础上，作者在下半阕思接千载、浮想联翩，自然引出了对古今英雄人物的评论，表达了创造历史新篇章的信心和决心，抒发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豪情。其实，诗词之外，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有许多坚定文化自信的表达，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比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在当年确实起到了涵养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不愧是经典中的经典，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研读毛泽东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更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广泛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是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部重要的党史文献。这三部文献，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都是党史学习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资料。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毛泽东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为今天学习研究党史指引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编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本身就是党史、军史中的精彩篇章，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4]。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该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其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个里程碑。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在毛泽东著作中均有所体现和总结。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原原本本学好毛泽东著作，并且结合党史、国史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就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能更好地学懂弄通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

有一首歌《读毛主席的书》曾风行一时，被许多人传唱。这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著作曾广受欢迎，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推广工作也取得过成功。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制约了其推广效果。

2.1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的人本关怀不足

毛泽东经典著作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后，仍被人奉为经典，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创作这些著作的时候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回答了当时的时代之问。另一方面，还因为他的这些著作里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是坚持，而且还有重大创新，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有时代特点，又具有永恒特征[5]。因此，要读懂弄通毛泽东经典著作不仅需要熟悉党史和近现代史，还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与当前流行的“娱乐化阅读”“碎片化阅读”所要求的阅读习惯和能力是完全不同的。现今社会，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业环境的影响，很多人并未受过良好的阅读训练，也缺乏必要的哲学思维和素养，加上社会层面的全民阅读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导致了人们不会主动选择理论性较强的著作进行品读，特别是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更是少之又少。如今，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没有考虑到大众的阅读能力，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强理论性，只是冷冰冰地将毛泽东经典著作作为一项活动进行推进，丧失了对广大读者最基本的人本关怀，忽略了读者的接受程度和主观能动性，最终导致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推广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淹没了其本应发挥的价值。

2.2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的主体合作力度不足

对于阅读推广活动来说，推广的成效要想达到预期，必须靠多方面的推广主体来支撑，针对性较强的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工作更是如此。现今，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明显不足，已经成为影响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阅读推广主体是指具备主动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组织参与或策划实施阅读推广活动的承担者。按照我国阅读推广活动中出现的主要力量(主体)来划分，主要有政府、图书馆、社会组织和读者等四种类型[6]。不同主体在阅读推广中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不同，随着阅读推广活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主体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等特点。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阅读推广联盟，丰富了毛泽东经典著作推广的主体，但是联盟之间存在着黏性不高、沟通不畅、合作不多等问题，大大影响了毛泽东经典阅读的推广效果。在协同合作方面，尽管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但在实践中深层次的合作推广还是很少，特别是在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方面更是如此。由于这是一个较为专业的领域，需要各方人才通力合作，各阅读推广主体在毛泽东经典著作推广方面的合作本来就不多，因而更加缺乏合作联动的实践基础。

2.3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的资源不足

毛泽东一生虽然成果甚多，但目前国内外全面收集、存储毛泽东著作及其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很少。从已知的相关数据库来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建有庞大的相关数据库，涉及面广，但不对外开放。还有一些与毛泽东相关的数据库也很有特色，但内容单一，文献总量不大，只能反映毛泽东著作及其研究成果的某个特定部分。另外，国内一些商业性数据库建设有较丰富的毛泽东研究方面的数字化资源，如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读秀、万方资源等。但这些数据库偏重于毛泽东研究方面的论文，缺乏毛泽东著作的原始文献资源，缺乏推广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线上活动。图书馆界专门开展毛泽东著作阅读推广活动的不多，但是会在一些高校图书馆的红色经典阅读活动中涉及毛泽东的著作。推广内容也主要以毛泽东诗词为主，一些理论性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基本没有涉及。同时，阅读推广人也大都以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对毛泽东著作较为感兴趣的学生为主，缺乏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经典著作进行深入浅出的导读，有注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

3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的主要对策

怎样做好阅读推广?我们不妨回看历史，在阅读推广方面，毛泽东是大家，而且很成功。他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可以说都是很成功的阅读推广案例。他在草拟的文化书社缘起中提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7]281文化书社向读者提了两个建议：一是介绍推广新书报之责;二是组织读书会，大家做共同研究[7]284。在书社经营方面，毛泽东善于巧借政府官员、社会名流的影响力来加强宣传推广的效果。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文化书社起到了组织广大读者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作用。这些思想和做法对今天的阅读推广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是一项“难事”，毕竟这些经典著作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时代问题与当今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如果要进一步达到常学常新、真学真用的境界，那就更难了。因此，研究探索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对策，是新时代的一个大课题。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依托独特的地缘优势，结合馆内丰富的毛泽东经典著作资源，以韶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主要阵地，探索出多条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对策。

3.1以“陈列展览”形式，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普及读

陈列展览式阅读推广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活动，是艺术性、思想性、真实性的统一体。在图书馆界利用陈列展览来进行阅读推广并不多见，就算有也多是以临时展览为主。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用这种方式开展阅读推广，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地域特点而做出的选择。韶山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胜地，每年参观的游客达1000多万。这部分游客读者大部分是不重复的，这与一般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本地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陈列展览的主体内容基本不变，但是每天进馆的游客读者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相同的内容而失去兴趣。这是用陈列展览来做好普及推广毛泽东经典著作和读书方法的基础。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每年入馆的游客读者约40万人次，游客来馆参观的时间一般在1—2小时。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向游客普及推广毛泽东著作和读书方法，最好的模式是“陈列展览+讲解”。用这种方式来推广毛泽东经典著作，要善于利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专家来深入挖掘毛泽东著作背后的故事和毛泽东的读书方法，通过讲解巧妙融入陈列展览的内容中。在讲解过程中，讲解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毛体书法体验环节，让游客通过毛体书法机手抄毛泽东著作，作品可上传网络也可打印，这样有助于提升阅读推广的效果。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充分利用馆藏丰富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及其他珍贵藏品，主办了《馆藏毛泽东著作珍品展》《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两个基本陈列展览。《馆藏毛泽东著作珍品展》以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基本要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展示毛泽东经典著作，主要有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批注、书信和诗词等。通过向社会各界推介、展示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情况，宣传蕴含于著作中的革命传统和红色文化，进一步发挥好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等文化教育功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陈列展览主要以图片、影视、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出，带领读者走进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了解毛泽东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让人们学习毛泽东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学以致用、不断创新的求知与进取精神。展览已接待读者300多万人次，广大读者、游客给予了高度评价。

3.2以体验式教学活动模式，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重点读

党员和学生团体读者是有组织有目的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图书馆针对这些团体读者一般采取“一团体一方案”体验式教学活动模式。重视“无字之书”对毛泽东著作阅读理解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韶山丰富的红色资源，做好体验式阅读推广工作。

201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韶山调研时明确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把革命传统资源作为开展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8]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建立了“毛泽东研读过的书”“毛泽东写的书”“研究毛泽东的书”三大藏书体系，收藏图书资料18万余册(份)。韶山还完整地保存着大量不可移动的文物、旧址、场馆。这里有全国唯一系统展示毛泽东生平事迹、思想和人格风范的纪念性专题博物馆;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启蒙私塾旧址南岸、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旧址毛氏宗祠、毛鉴公祠、毛震公祠、有毛泽东1959年回乡调研住过的故园一号楼、1966年7月居住过的滴水洞;有缅怀毛泽东、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毛泽东广场等。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既有“有字之书”也有“无字之书”。把毛泽东著作及其蕴含的思想融入一个个文物旧址场馆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一场场精彩的讲座中，探索出了一系列既有思想深度，又能为广大党员、学生所喜闻乐见的体验式教学活动。如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题创作的音乐史诗舞台剧，《七律到韶山》手稿背后的故事，《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跟毛泽东学读书》的专题党课，都广受好评。每一种活动形式都以“立足韶山，围绕毛泽东”为根本，同时结合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把“读毛泽东的书与学毛泽东读书”融入全过程。

3.3构建数字网络阅读平台，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广泛读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为促进网络时代全民阅读，图书馆要结合新媒体传播，创新线上活动方式，打造一体化、多渠道毛泽东著作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第一，打造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数字资源平台。“数字资源平台”从阅读推广的角度来说，要着力做好三件事：一是建设好资源丰富有特色的毛泽东数字资源库。毛泽东部分著作存世极少，十分珍贵，出于文献保护考虑，它们被重点保护起来，普通读者很难见到，这样非常不利于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数字资源平台建成开放后，几乎人人都能通过网络以文字、音频、视频和3D文献等模式阅读毛泽东经典著作。二是不断完善平台的智慧服务功能。平台可以根据读者的浏览阅读习惯、时间和内容等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方式优选适合资源推荐给网络读者。三是做好平台宣传推广活动。借助“智慧韶山”建设成果，主动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每年可为近1000万人提供获得阅读毛泽东著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并将毛泽东著作及其研究成果带到全国各地，影响其身边的人。

第二，利用微信服务平台，做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阅读推广。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现设置有“服务大厅”“互动服务”“缅怀伟人”三个栏目。可以实现书目检索、图书预约与续借、书目在馆和借出状态实时查询等功能。定期推送最新资讯、活动通告、优质资源、毛泽东著作珍贵版本介绍、毛泽东相关精品文章等，通过文字、图片、影音视频等多种方式呈现给读者;定期举办经典阅读签到打卡、答题通关等有奖线上活动，增强读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提升读者阅读经典的兴趣。

3.4打造“红色经典·悦读”品牌，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示范读

开展多级联动的“红色经典·悦读”活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利用朗读亭扫码诵读毛泽东经典著作。朗读亭录入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著作及节选，并持续更新，提供了朗读、跟读、唱读多种模式，增强了朗读的趣味性。作者可以通过网络分享诵读作品，这个功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同时，毛泽东韶山图书馆还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举行“毛泽东著作导读”“毛泽东诗词大会”“毛泽东与国学”等讲座，打造以毛泽东经典著作为主要内容的“红色经典·悦读”系列大讲堂。另外，不定期组织文化志愿服务进军营、学校、社区和村组活动。通过赠送书刊、讲述故事、诗词朗读、经典著作导读与诵读等形式，在润物无声中培养读者阅读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兴趣。

举办有特色的世界读书日活动。每年会围绕“读红色经典，与时代同行”的主题开展系列活动。面对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效控制了疫情，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2020年世界读书日活动就围绕“传承红色基因，致敬中国力量”这一主题，用最自然的声音讲述抗疫英雄群体的感人故事，用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对疫区人民的关切，用最激昂的诗句发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最强音。这次活动吸引了1000多人次参加，收到了600多篇参赛作品，很多参赛作品都引用了毛泽东经典著作内容。在颁奖仪式上，全体人员齐诵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将活动推向了高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通过特定的读者活动，激发人们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3.5以学术研究方式，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深入读

阅读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经典著作，若不做深入、细致、理性的思考研究，就会难以知其然，更难知其所以然。面向研究读者，不仅要做好原始文献查阅等参考咨询服务，更要做好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的服务。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研究读者的科研成果，为深入阅读毛泽东著作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编辑对毛泽东著作进行阅读研究的工具书。许多读者，特别是研究型读者，在问卷调查和读者留言中均希望有馆藏书目类工具书。这样就能为读者深入研读提供便利。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依托馆藏资源先后出版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书目提要》(毛泽东生平卷和思想卷)《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精品图录》等书籍。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书目提要》(毛泽东生平卷)收录书目内容涵盖毛泽东的传记、生平事迹、回忆录、年谱、年表、纪念文集、人物研究、肖像、照片、画传、像章、纪念地、故居、遗物等。全书共收条目993条(其中包括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书目提要》(毛泽东思想卷)是《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书目提要》(毛泽东生平卷)的姊妹篇。全书共收录有关研究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图书条目1542条(其中包括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两本书分别是融学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毛泽东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的工具书，让读者了解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书目的同时，更加方便依据自身需求来检索、学习和研究。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馆藏精品图录》是精选部分馆藏珍品编著而成，全书分为“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编的书”“毛泽东读过的书”“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毛泽东著作伪装本”“文献资料”六个部分，以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对每本书的作者、出版时间、出版社、页数、内容等进行了介绍，有利于读者检索并了解1949年前毛泽东著作版本。

1960年毛泽东主持审定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发行的单行本以及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中的篇目与最早公开发表的初版本进行校勘，通过史料梳理明晰版本演变历程，探究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这对深入研读、理解毛泽东经典著作有重要作用。

第三，主办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为推进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推动和深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贯通的研究，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联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从2019年起每年在韶山召开“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共收录论著962篇。这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众多论著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已经出版的内容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发掘其思想，而且未出版发行的论著也需要给予关注。毛泽东研究的论坛和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但从毛泽东著作及版本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说“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是全国唯一的实践案例。目前，已举办了两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每次会议都有100多位专家学者以文赴会。这既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路径，也是借助权威专家学者的影响力来做好毛泽东著作阅读推广的有益探索，对推进毛泽东经典著作深入阅读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对推进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有重要意义。作为图书馆来说，要做好这一课题，一定要把握自身优势，充分利用馆藏特色资源，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根据读者群体的不同需求，因“人”而异，采用不同的阅读推广策略和方法。另外，由于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特殊性，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需要此领域研究专家及教育机构、党史研究机构、图书馆等共同参与。每一个阅读推广人应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会毛泽东经典著作蕴含的时代价值，对于毛泽东思想要“真学”“真信”“真传”，做到职业与信仰相统一，推动毛泽东经典著作阅读推广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1)：550.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1)：210.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2)：35—36.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6(1)：16.

5.李捷.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意义与方法[J].毛泽东研究，2020(1)：55.

6.黄冬霞，白君礼.我国阅读推广主体关系分析[J].图书馆，2016(10)：26.

7.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1)：281.

8.徐京跃，鞠鹏.习近平到韶山[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3-24.

ZhuChunfei

(ShaoshanMaoZedongLibrary)

〔Abstract〕Todoagoodjobofreadingpromotion,alibraryshouldplanagoodreadingpromotionplanaccordingtoitsreaders’groupsandresourcecharacteristics,focusingon“whattoread,whytoreadandhowtoread”.RelyingontheuniqueandrichcollectionresourcesandtheShaoshanpatriotismeducationbase,ShaoshanMaoZedongLibrarycombinedthemulti-agentimplementationofthe“displayandexhibition”“experientialteachingmodel”“digitalreadingplatform”“redclassicsreading”“academicresearchmodel”andotherdifferentreadingpromotioncountermeasures,suchas“notonlygivehumanfish,butalsoteachthemfishing”.ItcarriedoutbeneficialpracticeandexplorationinthepromotionofMaoZedong’sclassics.

〔Keywords〕MaoZedong’sclassicsReadingpromotionShaoshanMaoZedongLibrary

作者：朱春飞 单位：韶山毛泽东图书馆